光緒四年（1878年2月2日─1879年1月21日）5月9日，澳門政府將麻風病人遷移到舵尾島白沙欄海灣的麻風院，共有62名麻風病人，包括46名男性、14名女性和2名兒童。在由駐氹仔和路環部隊負責的小橫琴村只有1名患麻風病的富裕華人，住在山索（Seong-Só）。程佐衡於1887年完成的《勘地十說》稱：“（舵尾山）白沙環（欄），蓋即男人病麻風者所居。前十餘年，葡人見麻風人，恐其傳染，皆送至此，按期給食。後於光緒十年（1884）移女麻風於小九澳（路環）”[1] [1]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10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幕客程佐衡著》，第342頁。

宣統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12月20日，澳門署督據澳門公會會議，批准將《莫非亞及鴉片製造藥料出入口生意章程》（共46款）施行。其中規定欲在澳發賣者須領牌，每年應繳牌費銀25元。另入口時，莫非亞（為嗎啡之葡語譯音）每兩納規銀6元，鴉片煙製造藥料每兩納規銀3元。只准合格有憑之醫生、藥師及華人醫院，可以賣莫非亞及鴉片煙製造之藥料，以為醫治病症之用。

民國二十五年 (1936年1月1日-1936年12月31日)3月15日，聖珊澤兒童醫院關閉。病人轉入仁伯爵醫院的“白朗嘉莊” (Vila Branca)病房。

光緒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7月6日，舵尾島白沙欄麻風病人數為40名單身和7名已婚男人（無妻相隨）。女性麻風病人18人並已確認染病，2名已婚但未與丈夫同居，11名單身，5名寡婦，其中4名初來時已喪偶，身邊帶著2名幼女。7月28日，澳督札諭嚴禁各項華船裝載麻風病人到澳，不准登岸。如查有載來，須令將該麻風病人留在船上載回原處。[1]同日，還對白沙欄收容所接收麻風病人做出規定，並確定了在街上相遇時的措施。決定用於男性病人的收容所要和女性住所完全隔離。[2] [1]《澳門政府憲報》1882年8月5日第31號。 [2]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26頁。

隆慶二年(1568年1月29日─1569年1月16日)本年，賈尼勞主教在澳門建立了兩所醫院及一所仁慈堂。一所醫院為麻瘋院，是專門為麻瘋病人所設，當時中國南方有很多麻瘋病人，希望通過這種途徑對麻瘋病患者的靈魂進行拯救。麻瘋病院最初是設在貧民醫院 的隔間內，後遷設於城外望德堂之旁，以為教堂之屬。賈尼勞以拉匝祿聖人為麻瘋病患者的主保，故名此堂為“聖拉匝祿堂(Igreja de Sāo Lázaro)”。因堂內收養麻瘋病人，故又稱為“發瘋寺”。《澳門記略》稱：“東南城外有發瘋寺，內居瘋蕃，外衛以兵，月有稟。” 另一所醫院為“貧民醫院(Hospital de Pobres)”。貧民醫院在大三巴炮台南麓，澳城外水坑尾一帶，隸屬於仁慈堂。貧民醫院，《澳門記略》稱“醫人廟”，“在澳城之東，醫者數人。凡夷人鰥寡煢獨，有疾不能自療者，許就廟醫，其費給自支糧廟。”仁慈堂，位於澳門議事會前地側，它以 “仁慈聖母”為主保，仿羅馬仁愛協會之制，專以補助貧苦無告者之生活用品為職責，對葡萄牙“富人和商客”亦有安全保障作用，賈尼勞將本地稅收的百分之五用作維持慈善會的經費。仁慈堂，《澳門記略》稱為“支糧廟”，在澳城南隅，“如內地育嬰堂制，門側穴轉斗懸鐸，置轉斗中，僧聞鐸聲至，收而育之”。澳門仁慈堂是一個慈善機構，同時亦是一個宗教機構。該堂樓下正廳曾設祭壇、聖像，擺設猶如小教堂。賈尼勞是創辦澳門慈善事業的第一人，亦是將西藥傳入中國的第一人。

民國二十三年 (1934年1月1日-1934年12月31日)6月9日，面對兒童死亡率增長，澳門政府採取有力措施，總督美蘭德批准衛生司在聖珊澤宮建立兒童醫院托兒所和制乳場。但兒童醫院直到1936年才開始運作，“因資金缺乏”，又於同年3月l5日關閉。

民國二十二年 (1933年1月1日-1933年12月31日) 1月13日，鏡湖醫院舉行創辦60周年紀念大會，澳督美蘭德，水陸軍長、輔政司麥加冷 (Dr. João Pereira de Magalhães)，華務局長施多尼 (António Maria da Silva)，衛生局長葛施打 (Pedro Joaquim Peregrino da Costa)，香港東華醫院主席陳廉伯、總理夏從周，鏡湖醫院首總理范潔朋，值理容炳文、戴顯榮、黃豫樵，華人代表李際唐、盧軒頌，紳商崔諾枝、謝再生、周介眉、馮央等數百位社會名流親臨大會。

民國十八年(1929年1月1日—1929年12月31日)12月，下旬，澳門政府在大襟島(路環)上興建的新麻風病院房舍五座建成，並移患者百餘人入此新院，由教會之鍾力醫生負責。

光緒三年（1877年2月13日─1878年2月1日）澳門各行公推鏡湖醫院12位：王海清（雲卿）、宋勳（卓卿）、潘以恩（禮臣）、黃濟華（巨川）、蔡應饒（甫田）、關兆祥（玉波）、李謙裕（子翹）、黎丕典（錫余）、張樹南、張昭源、陳弼臣、麥學謙。[1] [1]《鏡湖醫院征信錄》上，第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