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1月23日─1556年2月10日)11月23日，努內斯•巴萊多神父發自亞馬港的信稱：此地[1]富甲天下，僅停泊在港口的一艘來自日本的大船就有30余萬公擔胡椒[2]和10萬兩白銀。這些貨物不到一月即賣空。原因是當時廣東政府已允許華人將貨物從廣州運來上川與葡人交易。又稱：彿蘭西斯科•沙勿略逝世後不久，將此地(廣州)開放給基督徒，以便葡萄牙人去那裡(澳門)及中國其他地方與他們交易。[3]按：這是首次巨額白銀輸入中國的記錄。全漢昇稱：中國銀礦蘊藏量少，且挖出來的礦砂，含銀成分不高。經過長期的開採，到明中葉以後，各地銀礦漸漸耗竭，每年產量有長期遞減的趨勢。明代對白銀的需求又特別增大，由於流通的鈔票發行太多，不斷貶值，故人們均以銀為流通貨幣，銀在中國求過於供。故葡人到日本貿易後主要將日本的白銀輸入中國。到與西班牙馬尼拉的貿易開通後，則主要是從美洲的秘魯和西班牙輸入白銀。[4]屈大均《廣東新語》稱：“閩、粵銀多從番船而來。番有呂宋者，在閩海南，產銀，其銀如中國行錢。西洋諸番銀多轉輸其中以通商。故閩、粵人多賈呂宋銀至廣州。攬頭就舶取之，分散於百工之肆，百工各為服食器物償其值。”[5]普塔克(Roderich Ptak)稱：很明顯，中國對白銀的需求量非常大，這種需求產生的動力足以維持幾個貿易網路的運轉。到16世紀末，整個絲綢與白銀的交換體系已覆蓋了從東北亞到馬來世界的幾十個港口，形成一種“動力平衡”，除了一些局部的轉移和變遷，中國的白銀需求形成的巨大市場體系足夠容納葡萄牙、福建人以及其他所有參與者。[6]

[1]據金國平：《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世紀)》中翻譯的《平托信札及其他文獻》的巴萊多神父的信，此處的“此地”應指上川，而據當時葡商駐泊的地點及做生意的港口，又應是指浪白澳。

[2]從早期中國與歐洲的記載可知，胡椒在中國需求量頗大。中國進口胡椒來源於東南亞不同地區，蘇門答臘是主要產地，島東岸的諸港口以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往來著稱。馬來半島的大泥、爪哇島的萬丹、加里曼丹島的班賈爾馬辛(Banjarmasin)等地都出產胡椒。這些港口在不同時期一度繁榮，吸引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商人前往採購胡椒及香料。在葡萄牙人剛剛從東南亞向中國航行的那段時間，他們很快發現了胡椒對廣東市場的重要意義，胡椒又成為他們在蘇門答臘與中國之間建立貿易聯繫的主要商品之一，葡人希望這類貿易帶來的高額利潤可以促進進一步的商業擴張。但是蘇門答臘島的巴賽(Pasa)地區與珠江口之間的貿易沒有維持多久，在巽他等胡椒口岸的葡萄牙人又必須面對日益強大的中國競爭者——福建人，福建商人逐漸掌握了從東南亞出產地到福建的胡椒生意，這也可能是葡萄牙人在東南亞地區航海貿易“停滯”的部分原因。然而，16世紀頭幾十年和澳門開埠後一段時間的記載表明，胡椒在中葡貿易中仍具有相當的地位。以上見普塔克(Roderich Ptak)：《明代澳門與東南亞的貿易》，載《澳門史新編》第2冊，第389—390頁。

[3]Rebecca Catz: coma colaboração de Francis M. Rogers, Cartas de Fernão Mendes Pinto e outros documentos, pp. 67—70.

[4]全漢昇：《明季中國與菲律賓間的貿易》，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卷，1968年。

[5]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5《貨語》。

[6]普塔克：《明代澳門與東南亞的貿易》，載《澳門史新編》第2冊，第3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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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9/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