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2月15日─1848年2月4日）8月12日，澳門政府對番攤賭博收取稅項的最早記載，見於本日的《澳門政府憲報》，澳門公物會（Junta da Fazenda Pública de Macau）當年 1月至6月的上半年度收支明細表中，提及客棧和合法博戲（“Jogo Lícito”，應是指番攤）在一起的稅收，大約是銀60餘兩。數額微不足道，似乎表明這並非正式的賭館。這裡將客棧和所謂的合法博戲歸攏在一塊，可能是指在客棧中開設的賭場。這是在亞馬留政府開始向華人徵稅後的事，亦是澳門番攤實行正式專營承充以前的收益。雖不能確定開始收取的確切時間，但根據數額推測，很像澳門賭館每月給予粵東地方官憲的陋規。番攤，又稱錢戲、攤錢、攤鋪等等名目。番攤是晚清時期粵東地區賭館中最主要的一種賭博形式，故而一般賭館也被稱為番攤館，最早提到“番攤館”一詞在嘉慶十年（1805）。其博彩之法，據《清稗類鈔》載：“搖攤，以骰置器中搖之，蓋即唐時之意錢。以四數之，謂之攤錢，又曰攤蒲，亦可隨手取數十錢，納於器而數之。每四枚為盈數，統計餘零，或一或二或三或成數，分為四門，以壓得者為勝。”清張心泰《粵遊小志》亦載：“東省賭博最盛，賭具以錢，隨意抓置席間覆之，分麼二三四四門，令眾人出資猜之，注齊去覆，四錢一數，若筮等然，視其所餘，決中否，定輸贏。中者孤注償三倍，半佔者倍償，串角、大面各如數償之。”Boletim do Governo do Província de Macau, Timor e Solor,12 de Agosto de 1847. 《清仁宗嘉慶實錄》卷142，嘉慶十年四月壬戌：御史鄭士超奏，廣東省開設賭局名曰“番攤館”。徐珂：《清稗類鈔》第10冊，賭博類《搖攤》，第4895頁。張心泰：《粵遊小志》，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9帙。

光緒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3月3日，華人盧九、胡袞臣獲准承充氹仔番攤並鴉片煙生意，一年為期，自本年5月1日起計，只限在氹仔村而已，別村或別處，無論與氹仔或遠或近，俱不在內。規銀為8800大元，分每月上期交納七二兌。[1] [1]《澳門政府憲報》1882年4月15日第15號。

光緒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8月13日，1874年番攤專營權承充人不滿足於在陸上經營，故安排兩隻船開往氹仔海面賭博，直到深夜，但遭氹仔炮台軍事長官禁止。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01頁。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月24日─1850年2月11日）4月，番攤在澳門正式開始專營承餉。據《澳門政府憲報》記載：“番攤賭館的專營承充（Licencas para as Casas de Jogo）始於1849年4月，係澳督根據1846年2月16日的訓令批准設置。”這裡的訓令，就是前面提到的里斯本的指令，可以像荷蘭、英國人在東南亞的殖民地那樣實施專營承充制度。施白蒂稱：1849年，亞馬留總督第一次允許在澳門設立番攤賭博。開賭，成為保持澳門財政平衡的一種有效方式，英國人佔領香港引起經濟衰退後，博彩活動更成為一種交易，而且很是盛行。Receita do Anno Econórnico de 1887-1888. Boletim da Província de Macau e Timor, 21 de Março de 1888.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02頁。

光緒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8月5日，澳門公物會將澳門番攤承充生意出投，招人承充，以出價最高、合本公會憲意者，方准承充。須先交貯銀1萬元，方准出聲投價。《澳門政府憲報》1882年7月3日26號附報。

光緒三年（1877年2月13日─1878年2月1日）10月27日，澳門總督科雷亞．施利華稱：“在澳門可以自由進行幸運博彩活動，如番攤、摸彩和玩紙牌，並允許通過預先支付牌照費設立適當的場所。”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08頁。

民國八年(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3月19-22日，高可寧向澳門政府請求得到番攤特許經營權，為此依照合約規定，每兩周把收入分期交付給政府。

光緒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8月5日，澳門公物會將澳門番攤承充生意出投，招人承充，以出價最高、合本公會憲意者，方准承充。須先交貯銀1萬元，方准出聲投價。[1] [1]《澳門政府憲報》1882年7月3日26號附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