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二年（1622年2月10日─1623年1月30日）10月26日，澳門致菲利浦三世信稱，當時聖保祿學院有100多名修士及神父。並稱，日本每年從馬六甲海關獲得1000克魯紮多，用於設立一個學院，日本學院可在對日貿易船隊中販運50擔生絲。中國教區則可從馬六甲海關臨時支取2000克魯紮多，而在他們航行所販賣的貨物出售後歸還。還稱，日本和中國教區在澳門有300兩白銀的屋鋪收入，這兩個教會共有8000兩白銀作為資本，投資於對日貿易。里斯本海外歷史檔案館，澳門，第1函盒，1622年10月26日致菲利浦三世信函。

崇禎二年（1629年1月24日─1630年2月11日）嘉思欄炮台（Forte de S. Francisco）建成竣工。嘉思欄炮台又名聖方濟各炮台，因為炮台附近即為方濟各修院的舊院址。1622年時，這里曾架一尊炮，後弗蘭西斯科•馬士加路也將這里擴建成一炮台。該炮台呈橢圓形、裝有6門金屬火炮。炮台下面還裝有一火炮發射台，那里有1門發射35英鎊鐵彈的鐵炮。故《澳門記略》稱，嘉思欄炮台置炮7門。這座炮台是防禦海上進攻的前線，其大炮射程可達氹仔雞頸山，覆蓋兩岸間的全部空間。由於其圍牆沿山勢修建，炮台形狀不規則，東西兩邊各有一座炮塔，圍牆內還有指揮官和士兵住房，1座彈藥庫和1座教堂。科斯塔：《澳門建築史》，載《文化雜誌》第35期，1998年；博卡羅：《要塞圖冊》，載《16和17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里的中國景觀》，第220頁；Jorge Graça, The Fortifications of Macau, pp. 63—66;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

崇禎六年（1633年2月8日─1634年1月28日）3月，中國及日本巡航首領菲利浦•羅博（D. Felipe Lobo）率船前往中國貿易，來澳門一路順暢，在本月回程經新加坡海峽時遭荷蘭船隻襲擊，其中4艘船為避免被俘而自焚沉海，所喪失的黃金和銅價值超過50萬銀色勒芬。菲利浦•羅博僥倖逃生。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 p. 107.

崇禎四年（1631年2月1日─1632年2月19日）4月6日。調京葡兵在南昌停止前進後，陸若漢帶領少數幾名葡人繼續北上，於是日進京，並向崇禎帝進獻了帶來的“西洋盔甲刀銃”。時，孫元化已任登菜巡撫，並在登州練兵，徐光啟遂派陸若漢與公沙•的西勞帶領來京的葡萄牙銃師赴登州幫助孫元化造炮練兵。《崇禎長編》卷44，崇禎四年三月己卯，王重民輯：《徐光啟集》卷6《欽奉明旨敷陳愚見疏》，第313頁。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2月10日─1549年1月28日)7月15日，有葡萄牙船隊大船8艘、哨船11艘進攻福寧州七都沙頭澳。登陸士兵多為黑奴，各持鉛子銃、鐵標、弓弩亂髮。清灣巡檢司官兵抵敵不過，葡兵劫掠沿岸居民20餘家，又乘船往崳山拋泊。 朱紈：《甓餘雜集》卷3《亟處失事官員以安地方事》。

嘉靖四年(1525年1月23日─1526年2月10日)2──3月，福建、浙江兩市舶司裁撤後，吏部考功郎中鄭曉就此事上奏稱：“當罷者市舶內臣，非市舶也。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故祖訓雖絕日本，而市舶司不廢，蓋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征商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權在上也。”對兩市舶司之裁撤表示反對。塗山：《新刻明政統宗》卷22，嘉靖四年二月。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1月31日─1605年2月17日）6月27日，荷蘭船隊在韋麻郎司令的指揮下從大泥（Patane）啟航。7月25日航至廣東附近之澳門，因警惕澳門葡人襲擊，遂漂泊於附近海岸。他們要求到廣州互市，由於葡萄牙人對廣東的影響，要求被拒絕。28日，海上颶風驟起，更無法在澳門靠岸，遂改變航向向東。於8月7日抵達澎湖，並派華人李錦返漳州，要求通商。福建當局得知韋麻郎佔領澎湖後，遂讓李錦返回，告知荷蘭人撤出澎湖。開始荷蘭人抗命不從，福建巡撫徐學聚下令總兵施德政與浯嶼把總沈有容驅逐荷蘭人。最後，在明廷的壓力下，韋麻郎不得已於12月15日率船隊撤離澎湖。韋麻郎：《航海日記》，轉自廖漢臣：《韋麻郎入據澎湖考》，載《文獻專刊》創刊號。

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2月19日─1614年2月8日）本年，葡印總督又派出三艘大帆船在中國海面參加海上護航，其中一艘在上川附近遇颱風沉沒，200多名船員喪生，其中有60餘名葡萄牙人，另有80餘人僥倖未死，在澳門與艦隊重新會合。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53頁。

隆慶三年(1569年1月17日─1570年2月4日)本年，中國及日本巡航首領曼努埃爾•特拉華索(Manuel Turvassos) 擔任澳門地方兵頭。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2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