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侶儉（1894-1960）漁農工商（商人、賭商）、社會（社會活動）、宗族（華人宗族） 畢侶儉，又名畢公萬、畢元勤，祖籍花縣（今屬廣州市花都區）獅嶺鎮紫石崗，生於廣州厚生里十八號。澳門富商。 侶儉在廣州度過少年時期，年青時在北京稅務學堂讀書。他是海員出身，弟弟畢勁持也是海員，兄弟倆少時在海上打拼，賺了不少錢；後來上岸從事貿易，涉足煙土買賣及賭業。後來，他前往香港經商，經營厘東酒店、銀都酒樓，業務不斷發展；後移居澳門，在港澳之間從事餐館和娛樂業。他在澳門經營利為旅酒店、域多利娛樂場等生意，在澳門商界嶄露頭角，成為澳門殷商名流。[1] 畢氏家族都是超級票友。侶儉與粵劇名伶任劍輝母親有同鄉之誼。侶儉從嘉道裡手中接過澳門賽狗會後，為了招徠賭客，請任劍輝登台。後建成澳門賽狗會萬家樂戲院，並且由任劍輝領銜，組成鏡花影女劇團。當時省港澳享負盛名的女伶有十多個，如文武生任劍輝、花旦鍾翠蟬等，這些人都是鏡花影女劇團成員，在萬家樂戲院登台。侶儉的太太莫瀚生是任劍輝的超級戲迷，任劍輝每到澳門演出，她場場必到。侶儉的弟弟畢勁持改行擔當粵劇丑生，藝名黃腫美。畢勁持又將堂弟畢焜生帶進梨園，取藝名白玉堂。白玉堂先後師從名小生靚全和白駒榮，19歲首任正印小生；之後在樂同春、新中華、永壽年等省港大班演出，成為粵劇一代名家。[2] 侶儉在澳門賽狗場上下了血本，可事與願違，虧損不少。1936年，他向澳門政府提出承包賭場的申請，1937年成為豪興的承包老闆之一。[3]但他接手後，經營狀況並沒好轉。這時，豪興忽然來了“神秘黨”，臉孔陌生，口音不詳，但下注狠辣，每次荷官揭盅，他們都是每買必贏。不到半個月，豪興被贏走一百多萬元，侶儉因此幾近破產。之前，他一次性繳納五成的租賃費，幾乎耗盡他的全部家財。[4] 抗戰時期，侶儉擔任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名譽顧問、澳門勸募分會主任，積極支持抗日救亡運動。澳門救濟分會組織勸捐隊向各界募捐時，大家踴躍購買，購公債183500元，其中侶儉個人購債五萬元。當時澳門人口不過12萬，商業不發達，這個成績非常難得。[5]1960年，侶儉在香港去世，終年66歲。 畢侶儉家學淵博，多個子女各有作為。女兒畢漪汶是澳門教育家，榮獲澳葡政府教育勞績勳章、澳門特區政府教育功績勳章。[6]妻子莫瀚生是澳門婦女慰勞會主席，率領澳門婦女參加各種抗日救亡活動。[7] [1]廣東省廣州市花都區：《花縣華僑志》，廣州：花都市地方志辦公室，1996，第300頁。 [2]王文全、梁威：《廣州文史資料》（第42輯‧粵劇春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第281頁。 [3]祝春亭：《澳門賭場風雲》，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8，第120-121頁。 [4]《第44節：合組財團傅高雙雄奪賭牌（3）》，載“騰訊網＂，2012年12月20日，http://book.qq.com/s/book/0/17/17207/44.shtml。 [5]鄧開頌等：《澳門歷史新說》，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第387頁。 [6]《畢校長回顧》，載“東南學校＂網，2012年12月10日，http://www.tongnam.edu.mo/system2/schoolphp?fid=2&tid=2。 [7]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

陳少偉，原名陳國棠，又名陳國燊，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生於香港。[1]澳門新聞知名人士。 少偉個性耿直，富正義感，樂於助人；愛好體育，成為體育圈的活躍分子。他少年時，入讀澳門聖約瑟修院，除學習中文外，修讀葡文課程，能說一口流利的葡語。之後，他在香港域多利戲院擔任總務和廣告部工作。 1932年，少偉在澳門創辦《朝陽日報》，自任社長，社址設在澳門營地大街104號。為了籌措資金，他忍痛將姨母遺下的房產變賣作為經費，維持報紙的運營。抗戰前，澳門人口不多，一般工商業不發達，《朝陽日報》廣告收入少，每月入不敷出，經營困難。後來，得到體育界好友資助資金，維持一個時期。之後，得到熱心報業的曾枝西女士的大力支持，使得報社以繼續運營。 1933年，陳天心創辦《大眾報》，為了節省開支和適應當時社會環境，少偉將《朝陽日報》與《大眾報》合作經營，資源分享，社址共用，成為姐妹報紙。抗戰爆發後，《朝陽日報》和《大眾報》並肩作戰，成為當時澳門民辦報紙中兩面愛國旗幟，為抗日救亡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 除經營《朝陽日報》外，少偉加入《大眾報》工作中，擔任編務和外事主任。他工作認真勤懇，熱心扶持後進，循循善誘，備受同行敬重。他廉潔正直，寧過清苦的生活，絕不做有損國家和民族之事。1942年，敵偽在澳門開辦的喉舌報《西南日報》，對少偉威迫利誘，但他一直堅守愛國立場，不為所動。抗戰期間，他奮起投身抗日救亡工作，與兩報同仁共同發起組織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全力支援組織回國服務團，獲得大家一致推舉他擔任主席。 少偉擔任主席四年多，為抗日救亡事業鞠躬盡瘁，不辭疲勞，廢寢忘餐，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同時，他非常重視新聞戰線上的宣傳任務，《大眾報》業務日益興旺，銷量大增，成為強有力的愛國宣傳陣地。他傾力投入澳門四界救災會各項活動，無暇兼顧《朝陽日報》事務，1939年《朝陽日報》停辦，全力發展《大眾報》。此舉有利於集中力量，加強抗日救國宣傳工作。1948年起由蔡凌霜接辦《大眾報》後，少偉仍繼續任職，兼管採訪部工作。 少偉一生致力於新聞事業近40年，在澳門新聞界享有較高的聲望。1971年1月，他患上不治之症，但他敬業樂業，繼續堅持新聞工作。4月才入院留醫，病榻上他仍不忘報社工作，後來病情惡化，極度痛楚，他從沒呻吟一聲，令人感動。5月25日，不幸病逝，終年62歲。 陳少偉葬禮在鏡湖殯儀館舉殯，逾千中西各界人士前來弔唁，為新聞界失去良才而哀悼。《大眾報》第二位社長蔡凌霜在報上寫了一篇情辭懇切感人的悼辭，讚揚他一生的功績。 陳少偉的妻子蔡維亞、女兒陳令儀，居住香港。[2]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0頁。 [2]陳大白：《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

陳淑英，女，原名陳妹，又名鄭妹，原籍新會外海（今屬江門市江海區外海鎮）[2]，生於澳門一個貧苦家庭。革命家。 兄弟姐妹五個，淑英居末。她兩歲時，母親去世，八歲時父親病逝。大姐八歲時被賣到香港。二姐十歲時被人拐走。二哥陳權在香港“亞洲皇后”號輪船當海員，另一個哥哥陳妃榆是香港某貨倉工人。[2]淑英與祖母相依為命。1924年，祖母去世，淑英赴香港投靠大姐，先在一個富有人家當婢女，後在一間製衣店當女工。 兩個哥哥早年參加革命鬥爭，加入中國共產黨。陳權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成為陳郁和鄧榮入黨的介紹人。在兄長的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影響下，淑英開始懂得革命道理，認識到窮人只有跟著共產黨革命，才能翻身解放。 1925年，省港大罷工爆發，陳權、陳郁、鄧榮受黨的指示回到廣州工作，淑英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與第一批工人回到廣州參加革命鬥爭。期間，她認識陳郁、鄧榮等同志，參加組織安排的青年訓練學習班，與羅大妹、鄧金娣、周秀珠等十多位同志光榮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學習結束後，她被分配到海員工會宣傳隊工作，負責在勞動童子團學校進行活動，與大家一起唱歌學文化。宣傳隊分成幾個小組，帶著資料高舉紅旗到街道、公園及公共場所宣傳革命形勢，宣傳罷工委員會的主張，揭發資本家、反動派對工人的迫害，喚起民眾的覺醒；爭取廣大群眾積極支持罷工工人的鬥爭，加入示威遊行的行列。星期天，淑英積極開展募捐活動，將紙花圖畫等物品進行義賣。她與羅大妹、鄧金娣、周秀珠等女士全心全意投身到革命事業，對罷工運動作出積極的貢獻，被海員工會稱為“四大天王”。 1926年5月，由於革命需要，黨組織安排淑英與另一位同志假扮夫妻，建立地下聯絡站，負責轉遞黨的文件。期間，她扮成家庭主婦，周旋於鄰居少奶、太太中間，參與打牌，以掩護自己的身份，保護黨的機關安全，確保任務順利完成。9月，由於形勢變化，為了安全起見，上級決定撤銷這個聯絡點，把淑英調回海員工會。後來，她與其他幾個同志協助織造工會培養一批青年骨幹，從事宣傳活動工作。 1927年，廣州反動當局發動“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到處殺害共產黨員、革命工人和革命婦女，封殺革命組織。省港罷工委員會被迫解散，海員工會被國民黨搞的“海員工作改組委員會”所破壞，廣州處於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淑英與羅大妹、鄧金娣、周秀珠等同志在海員工會的領導下，堅持地下鬥爭，秘密散發傳單，揭露國民黨右派的叛變。羅大妹、鄧金娣在執行任務時被敵人發現而被捕遇害。戰友的犧牲更激發淑英的鬥志，她不顧個人安危，堅決接過烈士未竟的事業，繼續鬥爭下去。她膽大心細，眼靈手快，密切注意各種情況，見機行事，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務。 同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爆發，淑英和海員工會的成員及工人赤衛隊一起參加起義的戰鬥。當天晚上，她與其他同志一聽到起義的信號，隨著工人赤衛隊攻打惠福西路警察分局，佔領維新路市警察局、財政廳等，解救監獄一千多位同志。 天亮後，淑英和鄧榮在惠福分局附近站崗，暗中監視敵人的動靜。他們機警敏捷，從過往行人中逮到兩個國民黨任軍事法官、殘殺革命同志的劊子手，並將他們押解到指揮部就地處決，為民除害。 起義第四天，淑英站崗放哨後回到鄧榮家。當晚在家裡不斷聽到馬路和門口打殺聲、槍炮聲徹夜不絕，敵人要進行反攻了。為保守黨的秘密，她與鄧榮連夜把收藏的文件燒掉，撬開石頭把蘇聯列寧船來華時送的徽章及海員工會會章埋好。佛曉時，槍聲和喊殺聲停了，馬路上躺滿了革命士兵、工人、婦女的屍體。起義失敗了。 之後，陳郁和鄧榮前往香港。淑英與組織失去聯繫，只好隱藏在鄧榮家裡住了一段時間才到香港。她與組織聯繫上後，很快投入革命工作，在廣發洋服店當交通員。為了便於工作，她經常扮成學生，完成通知開會或傳遞文件等任務。這時，鄧榮在俄國皇后船上找到工作。淑英與鄧榮在革命鬥爭中相識相愛，後結為夫妻。兩年後，鄧榮調到岸上負責團工作。 1930年5月，由於叛徒出賣，鄧榮在香港被捕入獄。40天後，港英當局把鄧榮他們驅逐出境。淑英跟隨鄧榮去上海，在船上鄧榮被同民黨特務跟蹤，船一到上海，鄧榮又被抓走了。淑英也被敵人跟蹤脫不了身，但為了尋找二哥陳權營救丈夫，她只好披頭散髮裝成瘋子找到二哥家，不幸二哥被敵人抓走了。她無法營救鄧榮，敵人對鄧榮威脅利誘卻一無所獲，不久把他解回廣州殺害。鄧榮犧牲時才22歲。同年11月，陳權在上海壯烈犧牲。 在丈夫鄧榮和二哥相繼犧牲後，淑英從上海返回香港。期間，國民黨特務企圖從她身上找尋在鄧榮那裡得不到的線索，先後寫過幾封假信，騙她去廣州，但她識破敵人的陰謀，始終沒有上當。 1931年，淑英與組織失去聯繫，生活沒有著落的情況下，回到家鄉。由於家鄉沒有親人，只好投靠中山五區界沖村舅舅。從此，她改名換姓，跟舅舅姓鄭，叫鄭妹，靠打柴度日，生活艱難。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淑英積極投身社會主義建設，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中，成為互助組合作社的帶頭人，1950-1977年，她連續多年被選為縣、省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先進模範代表。 1958年，淑英調到前山公社翠微敬老院擔任院長一職，她把敬老院當成自己的家，認真負責，勇挑重擔。當時院裡有50多位老人，每月鄉里撥給每人只有三元和口糧。淑英沒有工資收入，靠六元撫恤金和大隊配給的口糧生活。她沒向困難低頭，自己動手，開荒種菜，養豬養雞，想方設法讓老人吃飽吃好。遇到老人生病時，她總是無微不至地看護、照顧，端飯餵食，倒屎倒尿。就這樣，她一幹就是20年，直到1978年，她負責的老人先後去世為止。 1959年，淑英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 1979年，政協珠海市第一屆委員會成立，淑英連續擔任第一、二屆政協委員十年，她不顧年邁體弱，踴躍參加各種會議，積極參加市政建設大計的協商，經常用革命傳統教育青年下一代。請人代寫提案，為省、市政協、黨史部門提供文史資料數萬字。 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淑英安度晚年。 2000年，淑英在翠微病逝，享年91歲。[3] [1]珠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珠海市志》（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第1667頁。 [2]《陳權》，載“中國廣州網＂，2007年6月13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3]鄭靜等：《她為革命奉獻了一切——記參加廣州起義的陳淑英同志》，載《珠海婦女人物錄》，珠海：珠海政協，1990，第59-66頁。

卓犖，香山縣下柵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官塘村）人。攝影家、澳門攝影學會第一屆副會長、中國攝影家協會廣東分會理事。 卓犖早年在北京、湖南等地居住，解放前是國民政府官員。 抗戰期間，卓犖被委任為中山代縣長，開展抗日工作。中山淪陷後，他遷居澳門，繼續工作，搜集敵情。當時他住在新勝街，後為日寇所知，下令通緝。當時，卓犖預知消息，化裝連夜乘漁船逃往香港。[2] 抗戰勝利後，卓犖在香港經商，在半退休時期，經常往返港澳，居住澳門新勝街。[1]當時，卓犖愛上了攝影，因沖曬關係，在水坑尾一家“KK沖曬店”裡認識馮漢復和簡慶福先生，攝影興趣更濃。為了創作，卓犖走遍大江南北。後來，他和馮漢復創辦一家沙龍攝影院，生意不錯。 期間，一群愛好攝影朋友，準備組織攝影學會。卓犖知道後，大力支持，加入組織行列。1958年2月25日，澳門攝影學會成立，成為澳門有史以來第一個攝影學會，卓犖被選為第一屆副會長，後任會務顧問。澳門攝影學會是澳門一個最重要和最知名的攝影組織。 卓犖擔任中國攝影家協會廣東分會理事，不僅攝影技術精湛，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書法家。在沙龍攝影院期間，他與別人合作不愉快，後來退出。 之後，卓犖覺得無所事事，再與好友經營一家攝影院，即蘭心攝影院，地點設在平安戲院隔壁（即後來永大疋頭鋪位），當時人才濟濟，業務蒸蒸日上，盛極一時。 後來，蘭心攝影院不幸被一場大火全部燒毀。禍不單行，卓犖染上腳疾，屢醫無效，行動不便。但他意志極堅強，不為腳疾而氣餒。不久，他在白馬行醫院對面重操舊業，生意大不如前，終於結束攝影生意。 1989年5月8日，卓犖去世，終年84歲。 好友聽聞消息，非常惋惜。卓犖為人慷慨率直，博學多才，令人景仰。友人特向“攝影”版編輯提供卓犖生前的遺作，刊於報端，以志紀念。[2] 1978年9月，卓犖在石林亭石刻對聯一副，白底綠字，隸書：[1] 漫步曲橋尋畫稿； 閒憑奇石聽書聲。 橫額“石林”，卓犖撰，半坡書。 [1]鄧景濱、葉錦添：《澳門名勝楹聯輯注》，載“360doc個人圖書館＂網，2014年5月21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9731268_351566854.html。 [2]田伯：《卓犖先生生平簡略》，載《澳門日報》，1989年5月22日。

女。20世紀30年代初組織澳門婦女互助社，以全新織造廠工人為主體，開展婦女運動。1933-1964年期間，應陳天心之邀，投資《大眾報》，成為合股人，親自主理經理部工作。抗戰時參加四界救災會工作，獲選為理事，出錢出力，支持抗日救亡愛國運動。

新聞工作者。廣東台山人。父親是香港一名裁縫，家境並不寬裕。少年時就讀於香港華仁書院，未讀完中學，即考入華僑日報社為校對生。一年後，升為外勤記者，幾年後升為要聞主編。1937年奉社長岑維休之命到澳門創辦《華僑報》，出任社長。抗日戰爭期間，《華僑報》積極宣傳抗日，受到讀者好評，報紙發行量迅速增至一萬份，破澳門報業紀錄。1966年購入《華僑報》全部股份，獨自經營。1968年參與創辦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任理事長。今趙斑斕藝術館即為紀念他而設立。

字穎元，號熙堂。廣東恩平人。早年就讀於香港育才書院。1925年創辦《華僑日報》，任總經理。後在香港聯營《南中報》、《南強日報》任職；1937年11月在澳門聯營《華僑報》，在廣州聯營《大中報》、《大華晚報》，形成華南報業集團。歷任香港太平紳士、四邑工商總會理事長、香港保護兒童會會長、香港報業工會主席、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董等。曾獲英女王頒發的O.B.E.勳銜和C.B.E.勳銜。1985年12月在香港病逝。

古桂芬，原名古金漢，字漢松，號蒼雪，原籍香山縣神前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神前村），生於秘魯利馬京城一個華僑商人家庭。農學家。 父親古益壽自幼家貧，克勤克儉，從麵包鋪工人到店主、麵粉批發商，最後成為房地產富商，在利馬京城西北擁有大農莊，並在利馬市內擁有一條街。 桂芬五歲時，奉父命隨母親凌氏回國接受中華文化教育，在家鄉書塾接受啟蒙，後來全家遷往澳門定居；11歲時隨兄長古金旋、古金祥入讀澳門培基小學和陳子褒學校；高中時轉入廣州河南南武中學讀書，兩年完成高中課程，18歲時畢業。 桂芬讀書時，正值辛亥革命。他雖年幼，逐漸覺醒並投入到革命大潮中。他與同學馮秋雪、馮印雪串連培基小學同學成立非儒會，致力思想解放，從事實際救國活動。桂芬被會員推選為幹部，全校高小優秀同學一致參加。桂芬密切地聯繫幹部與會員，經常交流愛國思想，保持正義信念。 1911年廣州黃花崗革命起義失敗，但辛亥革命高潮即將來臨。桂芬和馮秋雪、趙連城等愛國學生毅然加入澳門中國同盟會組織，參與孫中山革命救國事業。 澳門中國同盟會組織由孫中山委派謝英伯領導，在澳門創辦公開的濠鏡閱讀書報社，傳播革命思想和掩護秘密的會員組織革命活動。桂芬加入時14歲，成為年紀最小的革命同志，被同盟會會員稱為“小朋友”。他參加革命後，敢於對組織負責，滿腔熱情投入革命事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南北各省紛紛響應，先後脫離滿清政府，宣佈獨立。澳門同盟會分批開赴香山前山、灣仔接管各級地方政權宣傳，需要孫中山所撰《革命方略》一書，作為接收工作指南。當時該書不能公開印刷，同盟會決定由組織內有文化少年會員突擊手抄。桂芬平日愛好吟詩填詞，練出一手流暢的書法，他接受任務後，只用三天時間，突擊完成《革命方略》手抄書兩本，同志們無不佩服他的效率和才能。 同盟會後改為國民黨，當時黨人爭權奪利，國民黨逐漸變成腐敗無能組織。桂芬和馮秋雪等創辦“雪堂詩社”，出版詩社月刊，抨擊黨人腐化墮落、貪污舞弊。他出版詩集，發揚正氣，以正人心。後來，桂芬追隨老同盟會員劉思復加入心社，揭露當時社會的虛偽道德與醜惡制度，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提倡無種界、無國界進入大同社會的空想社會主義。桂芬青年時期形成剛直的性格，一生善良正直，“出於污泥而不染”。 桂芬19歲時，考入嶺南大學，先在農科預科班就讀兩年，系統地學習數學、物理、化學、地理、生物各科和外語；1918年升入大學農科本科班攻讀農學各科；1922年大學畢業，取得農學士學位。同時，桂芬與同學楊桂瓊女士結婚。楊桂瓊父親楊德初與孫眉一起加入孫中山在檀香山組織的興中會，從事商業，積極支援孫中山革命。 在嶺南大學讀書期間，桂芬決心以農業科學作為服務祖國的終生職業。他既受父親早年經營秘魯農莊種植甘蔗的影響，又受家鄉農民生活困苦的影響，決心學好農業科學，改善農民生活。他接受當時中文總教習鍾榮光所說的中國人必須自辦農業大學的引導，學習西方農業科學，藉以改良中國落後的農業技術。桂芬特意著重鑽研熱帶經濟作物和農業化學、農產品加工等有關科目，自學成才，為日後更好服務祖國發展農業科學事業作出貢獻。 大學畢業後，桂芬前住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研究生院進修農業化學、農產品加工碩士學位課程。桂芬具有充實專業基礎，每年很快完成各科學業，可以空出較多時間在加州和檀島進行實習。 楊桂瓊家人是世居檀香山的華僑商人，在檀島交遊甚廣，島上華僑多經營甘蔗園，與夏威夷糖業公司都有業務來往。桂芬藉此機會，通過楊家友人介紹進入該公司實習，他很快掌握要領，駕輕就熟地工作，為公司解決生產上實際問題，不久被聘為技師。經夏威夷大學學位評審委員會考核後，發出證書給加州大學農業研究生院，桂芬取得學習碩士學位課程的機會，他考察各糖廠機械化生產和技管工作，大大充實他的糖業建設本領。 在加州農場實習，桂芬主要解決他對經濟作物果品生產與果品農產品加工的感性知識問題，長期勞碌奔波於國內外農場實習，養成艱苦奮鬥的高尚情操風格，表現出富有恆心和毅力。 1924年底，桂芬取得農科碩士學位後，回到父親遺下的秘魯莊園，與哥哥古金旋、古金祥共同經營農莊。 古氏農莊，內稱古益壽農莊，外稱發隆公司農場，位於秘魯利馬西北百家米省，擁有土地1500多畝。當時主要生產甘蔗、糧食、蔬果和六畜。桂芬與家人商量後，決定自己擔任農場主任，全面負責農場日常生產經營工作。他首先規劃農場的改建和擴建，組織工人與農機進場開墾荒地500畝，擴大果品種植、畜牧飼養和農產品加工用地。轉變原有單一甘蔗生產為多種經營，為開辦果園、牧場、農產品加工廠創造條件。 第二步工作是種植秘魯木瓜、石榴、番荔枝等傳統優良果品，引進檀島鳳梨、香蕉，加州桃李，巴西咖啡和可可，呂宋芒果，越南山竹、人蔘果及西班牙玫瑰茄等品種。 1925年5月，桂芬開始為鍾榮光前期考察秘魯做好準備，首先是會見秘魯華僑總會（秘魯通惠總局）領導，遞交嶺南大學致總局的公函。說明嶺南大學經孫中山大元帥府批准可在校內原農學系擴大建立農學院，故校方委託鍾榮光出國往南北美洲向華僑籌款興辦嶺南農業大學（後改為農學院），及順道考察美國與秘魯農業，望旅秘華僑社團給予協助。 旅秘華僑與華人一直熱心支持祖國教育事業和興辦實業，秘魯通惠總局出面與華僑各社團聯絡，為組織歡迎鍾榮光來秘魯籌劃款項與考察，專門成立辦事機構。桂芬以嶺南大學代表身份參加籌組辦事處和開展歡迎工作。鍾榮光監督赴美洲主持募捐，共籌得美金五萬餘元。 桂芬陪同鍾榮光考察利馬郊區農業，參觀在秘魯古印加帝國時遺下的傳統農業地帶和農田水利灌溉系統。鍾榮光在農莊住下，接受古家招待並在夜間興致勃勃地聽取桂芬詳細彙報農莊的經營管理。鍾榮光獨具慧眼，經考察秘魯農業和視察古氏農莊後，他斷言：秘魯農業條件與中國廣東自然條件類同。 他對桂芬說，既然在秘魯經營農業，目前正擴建農場，不妨將在中國所學的知識、在美國所學的知識和秘魯古印加的優良農業傳統三者結合起來，創辦農場。鍾榮光深入淺出提出運用三國不同的農科技術於中國農業技術建設的方法，使桂芬深受啟發。之後，桂芬滿懷信心地辦好古氏莊園，積累為祖國未來農業技術應用的經驗和智慧。 1922-1927年，經過桂芬三年改革擴建，發隆公司農場業務蒸蒸日上，經濟長足發展。 1927年底，鍾榮光辭去南京政府僑委工作職務，回到廣州重任嶺南大學校長。目的是辦好農學院及擴大校務，準備條件成熟時，把孫逸仙醫學院合併改為嶺南大學附屬孫逸仙醫學院。當時，鍾榮光考慮召回嶺南大學前農學系的畢業學生回校工作，因此經華人校董會研究，決定聘桂芬回校當農學院農學系講師。 1928年春，桂芬回國時，路經檀香山，上岸探望楊氏親人外，詳細考察夏威夷罐頭生產。同年4月，桂芬到香港後，轉澳門抵達廣州，下學期開始在嶺南大學工作，擔任農學院農藝系助教，兼任廣東省建設廳技正；1929年任嶺南大學附中農業高中部主任；1930年廣東省設立農業局，桂芬被聘為該局技正；1931年升任為嶺南大學農學院副院長兼嶺南大學農藝系主任、嶺南大學校部農場主任、中山縣會同嶺南實習農場主任及中山縣翠亨村省農林局孫中山紀念農業試驗場主任。[1] 為了報效鄉梓，桂芬在中山縣會同村（今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設立中山縣會同嶺南實習農場、中山縣翠亨村省農業局、孫中山紀念農業試驗場。現今珠海那洲農場就是當年桂芬的農業試驗場。會同和那洲農場到處瓜果繁茂，奇花異果，仍保留當年農業試驗場興盛時期的影子。[2] 1931年11月，廣東省農林局改組，嶺南大學校友馮銳擔任局長。 1932年，桂芬向原廣東省政府主席兼財政廳長林雲陔介紹說，該校教授馮銳對蔗糖業很有研究，大可重用。接著，馮銳向林雲陔提出一份發展廣東蔗糖業的意見書，意見書上認為廣東省的氣候、土壤非常適合於發展蔗糖事業，同時廣東的土蔗糖有良好的基礎，每年運銷華北各地的土糖數量很大，如改種高產的渣華（爪哇）蔗種，改用新式機器製糖，就會有很大的發展前途；而且投資少，利潤多，見效快。 林雲陔十分贊同，不久委任馮銳為廣東省農林局長，主辦其事。桂芬擔任該局技正兼農藝主任。在林雲陔和馮銳的努力下，只用兩年時間，全省建成了順德、番禺、東莞、惠陽、揭陽等榨量達1500噸以上的製糖廠七個，並附設有酒精廠。 當時太古洋行買辦、會同村人莫應溎看見了商機，引進國外一流的製糖機器。桂芬利用他們家族在秘魯的製糖產業優勢，把中美洲先進的製糖技術引進珠海。三人深謀遠略和天時地利的條件造就聲名大振的珠海製糖業，同時為民族資本的發展史留下光輝的一筆。[2] 1933年，桂芬提升為嶺南大學農藝系副教授，仍任農藝系主任；1934年任嶺南大學農學院代院長；1935年任嶺南大學農學院院長；1937年提升為農藝園藝學教授仍兼任農學院長、校農場主任；1938年以嶺南大學農學院任務繁重為由，申請辭去農林局副局長一職，經批准後，他專志農科教育事業，為國家培育農科人才。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後，嶺南大學遷往香港復課，桂芬三次往返香港與韶關，不辭勞苦地為內遷農學院回國開辦而奔波。遷校期間，1940年9月16日，桂芬因勞累過度在曲江病逝，年僅43歲。 古桂芬在曲江循道會河西醫院去世後，鍾榮光為紀念桂芬而題詞，公正評價其一生： 生為農學，死為農學；既忠於校，尤忠於國；效基督之犧牲，難苦仍樂；甫大一家當今大時代中，毋志此先知先覺。 古桂芬為祖國農業教育，為祖國農業生產建設，勞苦功高，言行堪為世範。教育部決定通令褒揚。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偕夫人吳菊芳女士親自到曲江循道會醫院向古桂芬遺體告別，褒揚他為祖國農科教育所作的貢獻。[1] [1]區達權：《古桂芬傳略》，載《珠海文史》（第15輯），珠海：珠海政協，2005，第164-170頁。 [2]《嶺南大學農學院首任院長古桂芬：投身革命農業報國》，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10月14日。

郭輝堂，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番禺區）人。澳門教育工作者、畫家。 郭輝堂是梁彥明弟子，在崇實學校、知行小學、陶英小學等校任教。[1] 1920年6月，澳門教育會成立。為救助望廈區漁民、蜆民及其他清貧居民子弟，蓮峰廟值理會得中華教育會負責人梁彥明協助，開辦“蓮峰男義校”於廟內，借用神廟設兩課室，由崇實學校教師郭輝堂主理。郭輝堂歷任澳門中華教育會候補評議員、理事。[1][2] 1929年5月，澳門國民黨支部舉辦“總理奉安悼念”活動，聯合澳中各界民眾，成立籌備委員會，選出梁彥明、馬普全、郭輝堂、尹子琴、何偉夫、區瑞墀、李恩榮、劉紫垣、林煥南、張來等為籌備委員，連日積極進行籌備工作，通函澳門商會轉知各商店下半旗志哀七天，6月1日，在鏡湖禮堂舉行悼念大會，萬人哀悼和緬懷孫中山。[3] 郭輝堂手書《澳門教育會史略》，未完稿。 1946年，郭輝堂和羅致知輯刊梁彥明的詩作及紀念文字，名為《梁彥明烈士紀念集》。[4] 知名書畫家何明利少時居住澳門，得到澳門名書家何榮祿先生教導書法，又從郭輝堂學習國畫。[5] [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三編‧教育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45-446頁。 [2]顧明遠：《中國教育大系：20世紀中國教育》（四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4041頁。 [3]《澳門向為孫中山革命基地》，載“華頁網＂，2009年12月1日，http://www.mpages.co.nz/wap.aspx?nid=10590&p=1&cp=7&cid=7&sp=35。 [4]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324頁。 [5]《何姓》，載《世界人物辭海》（網絡版第九版），2012年12月5日，http://www.worldpersondictionary.com/9/H/H7-5.htm。

陳鵬超，乳名立，字卓平，號遇宗，生於台山縣沖萋六村大乎里（今屬台山市斗山鎮）。澳門同盟分會組織者、民國政要、革命詩人、愛國實業家。[1][2] 父親在新加坡十字街經商，開設陳泗隆號雜貨店。鵬超八歲時，隨母赴新加坡，後隨叔叔回國讀書，先後在六村鱉峰書院、廣海書院、台城寧陽書院等接受趙宗壇、趙魯庵等13位塾師的指點。他學文習武，學業不斷長進，喜舞雙刀；又擅詩詞，有儒俠之風。受到趙魯庵維新思想的影響，他從小樹立獻身社會、愛國愛鄉之志向。1902年，赴河南省參加清政府補行的庚子辛丑恩正併科鄉試，高中第35名舉人。赴考前，鵬超在友人處看到了孫中山《上李鴻章書》一文，深為孫中山的革命精神和才氣學識所折服，產生追隨孫中山的想法。1907年2月，鵬超赴新加坡接管父兄留下的生意，在商務活動中與同盟會員多有接觸，思想上傾向於革命。次年，適值孫中山雲南河口起義失敗後來到新加坡，鵬超即請同盟會員盧禮明引見，並由盧禮明介紹，孫中山親自主盟，鵬超宣誓加入同盟會。 鵬超入會後，四處奔波為革命籌款，多次以陳泗隆號的名義把款匯回國內革命同志手上。不久，他將新加坡陳泗隆號與香港公慎隆號合股經營，自己完全擺脫商務，住在澳門荷蘭園，專心做革命工作。[2] 1910年，鵬超以副會長兼秘書的身份，協助林君復，代替謝英伯主持澳門同盟分會活動，並成立“濠鏡閱書報社”，作為同盟分會活動的公開場所，宣傳反清革命，發展會員，籌款支持革命。1911年2月，鵬超回台山進行革命活動被人告發，逃到香港後，他與李天德等人創辦《民生叢報》。他一邊任編輯，一邊為3月29日的廣州起義籌款；期間著有《組織澳門同盟分會》、《組織澳門閱報社》等重要詩作。[1] 廣州起義失敗後，鵬超回到澳門，與林君復、莫紀彭、何振等人幾經努力，策動前山清廷新軍起義。起義成功後，經過整編，鵬超任參謀，隨軍開進廣州。後來武昌起義成功，廣州光復，鵬超所在隊伍編成北伐軍參加北伐。他不贊成北伐，認為“民國既成四海一，正宜息馬事農街”，主張“欲復長江北，先安五嶺南”。當北伐軍開撥時，他留下來擔任省臨時議會議員和都督府樞密部參議。 1912年3月，鵬超被胡漢民委派為茂名縣知事兼會辦高州軍務。茂名是高州首縣，當時無人主持縣政，地方秩序非常混亂。鵬超到任後，召開縣議會，籌議地方上興革事宜；組織法庭，審理民間刑事訴訟案件；籌劃高州至水東的公路；禁煙禁賭；復設縣城及四鄉的警察，維護地方治安；多次帶兵督戰，剿匪鋤奸。從此，茂名匪患遂平。次年7月，鵬超辭去茂名知事一職，改任兩陽綏靖處督辦。當時，中國政壇風雲變幻莫測，袁世凱派兵南下，龍濟光在廣州大肆搜捕，通緝革命黨人。鵬超逃亡於港澳與新加坡之間，仍竭力為討袁驅龍籌款。1915年4月，在新加坡，經葉夏聲介紹，許崇智主盟，鵬超加入中華革命黨。 1917年起，鵬超在澳門設帳授徒；著有《濠鏡講學》等詩。他成為澳門文學史上一位極重要的革命詩人，其作品以宣楊革命精神為主題，風格以明快淺白見稱。[1] 1917年，孫中山南下護法期間，鵬超受孫中山派遣前往南洋與鄧澤如一起，經營軍事內圍公債，為革命籌餉，歷時一個月，得款三萬餘元。幾年逃亡生活中，鵬超耳聞目睹一些政客及軍閥中的黑暗，深感悲憤；他力勸孫中山調離陳炯明的意見不被接納，對革命前途產生疑慮。之後，鵬超立意從高層政治鬥爭的漩渦中退出，回到故鄉致力於地方治安和公益事業。 1918年春，鵬超受家鄉紳耆聯名之邀，回到六村組建團防公所，抗拒土匪。鵬超仿兵營制招募壯丁120人，編為六村團軍，自己擔任團務監督。他一方面向海外華僑募款，不斷更新六村團軍的武器裝備和通信設備；另一方面開辦軍官講習所，招募有文化的青年，仿照陸軍速成科的形式進行培訓，提高官兵的素質。1924年，他出任台山縣下三都籌防局局長，致力於發展地方武裝，維持地方治安秩序。1927年春，鵬超向六村自治會提出籌建太和醫院的倡議和計劃，得到贊同。他吸取籌建太和學校失敗的教訓，立即撰寫印發《創建六村太和醫院勸捐序》，在海內外華僑、僑眷中廣為宣傳，大造輿論；同時成立九人組成的籌備機構進行工作，他自任籌款專員，負責全面聯繫。他一邊為籌建醫院做準備，一邊到香港招股，創辦香港愛群人壽保險公司，為之後發展實業打下基礎。 1928年元旦，鵬超見籌款時機成熟，乘坐“昃臣總統號”輪船從香港出發，經吳淞口、神戶、橫濱，渡過太平洋，直抵美國金門，在美國和加拿大進行為期近一年的募捐活動。回港後，他又與陳孔森繼續在香港募捐，共得款19萬多元。回鄉後，成立太和醫院建築委員會，鵬超任會長。次年擇定院址，1931年3月動工，1932年年底揭幕開業。後來，他又發動族人繼續捐建了第二院和第三院，使太和醫院更為完善。太和醫院佔地7000多平方米，園林佈局，配套齊全，設備先進，頗具規模，成為台山縣南部地區的醫療中心。在農村建成如此規模的醫院，成為當時台山和六村族人的驕傲。 太和醫院建成後，鵬超又一鼓作氣，籌建香港愛群人壽保險公司總行大廈和廣州愛群大廈。愛群大廈樓高15層，壯觀雄偉，成為當時中國南方建築之冠。它的照片被許多廠家用作商標，之後幾十年，它一直作為廣州的標誌之一。 鵬超造福於民不遺餘力。日寇侵華戰爭，使其實業受到沉重打擊。1941年台山縣淪陷時，他已64歲，仍參加香港台山商會救濟委員會，為了救濟台山的災民，遠赴新加坡籌款。 鵬超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崇尚太史公的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之說。他認為自己建立了德功，唯欠立言一項，且年已花甲，須要抓緊遂此心願。於是，他回到鄉下，一連用了八個月時間，將以前自己寫的1000多首詩歌中，重新校刪審定，選出280首編成《愛竹齋詩鈔初編》，1938年5月自費出版。 鵬超的詩作多是對時局、人生的有感而發，詩風坦直、豪爽。他在事業受挫，家人受害，自己在逃避日寇時跌傷左足、留下殘疾等種種不幸境遇中，他不忘寫詩，用詩記下了自己的遭遇及所見所聞，抒發對時局和人生的感慨，緬懷往事，讚頌友情。他從這時期的作品中篩選出332首，編成《愛竹齋詩鈔續編》。友人稱讚他這時期的作品比以前又多了“沉鬱雄勁之氣。迥非雕琢藻飾，徒寄興於風雲月露者之所比。”1947年，他將自己撰寫的《行年紀要》、《愛竹齋詩鈔初編》、《愛竹齋詩鈔續編》、《愛竹齋文鈔》、《觀山紀要》等作品，彙集編成《愛竹齋全集》，次年交付香港東雅印務有限公司出版。1953年，鵬超在香港病逝，終年76歲。[1] 現錄陳鵬超的詩一首： 《澳居閒寫》[3][4] 國難依然鼎沸時，澳居何日賦歸辭。 社陵留蜀避安史，靖亂豈無郭子儀。 [1].陳日生：《陳卓平（1877-1953）》，載“江門市五邑圖書館＂網，2010年12月20日，http://wylib.jiangmen.gd.cn/jmhq/list.asp?id=173。 [2].鄭煒明：《16世紀末至1949年澳門的華文舊體文學概述（下）》，載《許昌師專學報（社科版）》，1998，第50-55頁。 [3].呂志鵬：《澳門中文新詩發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第45頁。 [4].廣東省文史研究館：《辛亥革命詩歌選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第206-207頁。

陳少偉，原名陳國棠，又名陳國燊，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生於香港。[1]澳門新聞知名人士。 少偉個性耿直，富正義感，樂於助人；愛好體育，成為體育圈的活躍分子。他少年時，入讀澳門聖約瑟修院，除學習中文外，修讀葡文課程，能說一口流利的葡語。之後，他在香港域多利戲院擔任總務和廣告部工作。 1932年，少偉在澳門創辦《朝陽日報》，自任社長，社址設在澳門營地大街104號。為了籌措資金，他忍痛將姨母遺下的房產變賣作為經費，維持報紙的運營。抗戰前，澳門人口不多，一般工商業不發達，《朝陽日報》廣告收入少，每月入不敷出，經營困難。後來，得到體育界好友資助資金，維持一個時期。之後，得到熱心報業的曾枝西女士的大力支持，使得報社以繼續運營。 1933年，陳天心創辦《大眾報》，為了節省開支和適應當時社會環境，少偉將《朝陽日報》與《大眾報》合作經營，資源分享，社址共用，成為姐妹報紙。抗戰爆發後，《朝陽日報》和《大眾報》並肩作戰，成為當時澳門民辦報紙中兩面愛國旗幟，為抗日救亡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 除經營《朝陽日報》外，少偉加入《大眾報》工作中，擔任編務和外事主任。他工作認真勤懇，熱心扶持後進，循循善誘，備受同行敬重。他廉潔正直，寧過清苦的生活，絕不做有損國家和民族之事。1942年，敵偽在澳門開辦的喉舌報《西南日報》，對少偉威迫利誘，但他一直堅守愛國立場，不為所動。抗戰期間，他奮起投身抗日救亡工作，與兩報同仁共同發起組織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全力支援組織回國服務團，獲得大家一致推舉他擔任主席。 少偉擔任主席四年多，為抗日救亡事業鞠躬盡瘁，不辭疲勞，廢寢忘餐，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同時，他非常重視新聞戰線上的宣傳任務，《大眾報》業務日益興旺，銷量大增，成為強有力的愛國宣傳陣地。他傾力投入澳門四界救災會各項活動，無暇兼顧《朝陽日報》事務，1939年《朝陽日報》停辦，全力發展《大眾報》。此舉有利於集中力量，加強抗日救國宣傳工作。1948年起由蔡凌霜接辦《大眾報》後，少偉仍繼續任職，兼管採訪部工作。 少偉一生致力於新聞事業近40年，在澳門新聞界享有較高的聲望。1971年1月，他患上不治之症，但他敬業樂業，繼續堅持新聞工作。4月才入院留醫，病榻上他仍不忘報社工作，後來病情惡化，極度痛楚，他從沒呻吟一聲，令人感動。5月25日，不幸病逝，終年62歲。 陳少偉葬禮在鏡湖殯儀館舉殯，逾千中西各界人士前來弔唁，為新聞界失去良才而哀悼。《大眾報》第二位社長蔡凌霜在報上寫了一篇情辭懇切感人的悼辭，讚揚他一生的功績。 陳少偉的妻子蔡維亞、女兒陳令儀，居住香港。[2]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0頁。 [2].陳大白：《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

楊少泉，字祖復，香山縣人，生於澳門。香港著名牙科醫生、“反對蓄婢會”創辦人之一。 楊少泉自小隨母遷居香港，入讀教會設立的中文書館，後學習英文。母親去世後，他不得不輟學。 楊少泉19歲時，跟從當時著名牙科醫生徐善亭學習，後北上入讀山海關鐵路學堂半年。不久，他返回香港，繼續師從徐善亭學習，得到真傳。 1906年，楊少泉28歲時，自己開設醫館，技術優良，享有聲譽。 1914年，楊少泉獲得香港政府註冊，成為牙科醫生；進入上海美國牙科學堂函授學習，取得畢業文憑，後來成為香港著名牙科醫生。 楊少泉對社會公益事業極為熱心。[1]1921年8月8日，他與黃茂林、麥梅生等26人在楊少泉牙醫館召開反對蓄婢籌備會議。黃茂林擔任主席，楊少泉擔任副主席，決定當天出席會議者為籌辦董事，推舉楊少泉等八人起草會章，決議該組織正式定為“反對蓄婢會”。 8月15日，反對蓄婢會召開第二次籌備會議，通過會章，並決定起草本會宣言書。《反對蓄婢會簡章》申明“本會以維持人道、廢除婢制、使婢主得覺悟、婢女得解放為宗旨。”會章規定，凡贊成本會宗旨者，無論中外男女，隸屬何教，寄居何地，由一名會員介紹，填寫入會志願書即為本會會員。 8月23日，反對蓄婢會在第六次籌備會議上通過《反對蓄婢會宣言書》。該宣言回顧香港婢女問題之由來，揭露蓄婢之流弊，闡述革除婢制的主要原因：一，因蓄婢有傷人道。二，敗壞道德、喪失品行。三，有傷風化，擾亂治安，大損國體。因此，蓄婢必須禁止，養婢惡習尤當革除。 《反對蓄婢會宣言書》指出，那些主張保留婢制者提出採取救濟的辦法完全是騙人的鬼話，而所謂採取防範虐婢的措施也是做不到的。根治的辦法有：一，設法鼓吹，大力宣傳，製造輿論，使社會各界明瞭蓄婢的危害性。二，要求政府立例註冊，取消契約，使婢女獲得人身自由。三，設立監護人，由政府委任加以監督。四，創辦教養院等公益場所，收留無依歸之婢女。 1921年8月至1922年3月，反對蓄婢會召開20多次籌備會議。期間，該會動員全體會員分赴各地各單位宣傳演說，徵集同志，發展會員，發動募捐，籌集活動經費等。1922年2月，整個籌備工作基本就緒，會員達1360多人。 正當香港人士宣傳禁婢之際，廣東南方政府國務會議和法律審查會也召開會議討論禁婢問題，通過禁婢決議案。1922年2月24日，大總統孫中山發佈嚴禁蓄婢令。這一禁令，對於香港反蓄婢運動是一個很大的支持和鼓舞。之後，內地各界和海外華僑紛紛起來反對蓄婢，有力地推動香港反蓄婢運動的開展。 3月26日，反對蓄婢會在香港青年會禮堂舉行，出席大會的會員、來賓有六百多人。大會以“務達革除蓄婢”為宗旨，通過會務報告，選舉領導機構，宣告反對蓄婢會正式成立。[2] 1921年10月，楊少泉等人得到英國希士勞活夫人的幫助，運動英國議院，迭加提議。[3] 港英當局內部有不同意見。香港總督司徒拔卻對禁婢運動表示不滿，主張維持婢制。在廣大民眾的壓力和在理藩院的督促下，1922年4月14日，香港華民政務司發表《禁婢示》，明令在香港境內不准蓄婢。 1922年底，香港政府定例局召開會議，討論取締蓄婢問題，制定《禁婢新例草案》。《禁婢新例草案》在報上發表後，在社會上引起不同反應。 1923年1月5日，香港華商總會召開一次特別大會，就《禁婢新例草案》研究對策，企圖保留婢制。1月10日下午，香港居民、工團、教會一千多人在東華醫院召開全港街坊大會，討論《禁婢新例草案》。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主席蘇兆徵出席大會，許多與會者都紛紛作了發言。會議推舉蘇兆徵為臨時主席。會議經過討論，一致贊成禁婢新例，反對蓄婢。 1月12日下午，反對蓄婢會在青年會召開一次會員大會。這次會議本著“革除惡俗，保障人權”的目的，一致通過贊成政府頒行禁婢新例。[4] 香港廣大民眾的強烈要求和社會各界的多方促成，1923年2月，香港定例局正式頒佈《禁婢新例》（亦稱《取締蓄婢新例》或《家庭女役則例》）。《禁婢新例》規定：從今以後，無論何人不得僱用婢女；無論何人，不得僱用女僕未滿十歲者；婢女不得由一主人轉賣給別主人；凡在港有婢女者，須按限定日期將婢女註冊。《禁婢新例》的公佈，是香港反對蓄婢運動的勝利。[2] 楊少泉倡辦《大光報》館，兼首任董事。另外，他擔任中華國內佈道會香港協進會會長、中華聖公會港粵教區常備委辦、香港基督教聯會副會長、香港海面傳道會會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副會長、中國海浴會會長、香港華人游泳會會長等職。[1] 1951年，楊少泉去世，終年73歲。 香港培靈會由楊少泉、卓恩高、張吉盛、凌鴻銘、馬耀東先生，李求思牧師等人發起，他們當年大多數是基督教聯會董事，只因改選關係，未能一貫繼續此項工作，事後通過成立委辦會，專門推動該項工作。楊少泉是得力弟兄之一，對培靈會信仰，非常關心。[2]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549頁。 [2]黃原素牧師：《培靈研經大會的起源》，載“港九培靈研經會＂網，2012年4月30日，http://www.hkbibleconference.org/hk/about-us/share-articles/259-share-articles-13.html。 [3]金應熙：《香港史話》，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第196-199頁。 [4]周秋光：《熊希齡集》（下冊），長沙：湖南出版社，1996，第2232頁。

徐悲鴻，生於江蘇宜興屺亭橋（今江蘇省宜興市屺亭橋鎮）。中國現代美術事業的奠基者、傑出畫家和美術教育家。[1] 祖父是鎮上裁縫，兼種田地。父親，字達章，是自學成才的畫家，除經營瓜田外，兼教私塾；善繪人物、走獸，兼長翎毛、花卉。悲鴻自幼隨父徐達章學習詩文書畫，臨摹吳友如的界畫人物等。[2]1912年，悲鴻在宜興女子初級師範等學校任圖畫教員；1916年進入上海復旦大學法文系學習，半工半讀，並自修素描。1917年，他留學日本學習美術；1919年，赴法國留學，考入巴黎國立美術學校學習油畫、素描，並遊歷西歐諸國，觀摩研究西方美術。 1924年，悲鴻在油畫上進入成熟境界，創作《自畫像》、《老人像》及素描人體等油畫。 1925年，除一系列人體習作外，他創作油畫《簫聲》、《蜜月》、《遠聞》、《悵望》、《撫貓人像》，尤以《簫聲》和《遠聞》最受讚揚，《悵望》被達仰摯友收購。同年，悲鴻見到巴黎一間畫店陳列達仰油畫《奧菲麗婭》，流連忘返，欲購無款。 適值新加坡華僑黃孟圭在巴黎倦遊思歸，見到悲鴻的困境，勸他前往新加坡賣畫。悲鴻接受建議，獨自前往新加坡。在新加坡，經黃孟圭介紹，悲鴻認識華僑鉅賈陳嘉庚，為他畫一幅油畫像，陳嘉庚以2500元現洋贈給悲鴻。悲鴻得此款即匯往巴黎，購下《奧菲麗婭》。他又為陳嘉庚畫《馬克思與托爾斯泰》一幅，贈其所辦的廈門大學。 逗留期間，悲鴻為華僑畫了些肖像，獲得鉅款，足以在巴黎生活幾年。同年秋，他想念祖國，從新加坡回到上海。遇到田漢，田漢為悲鴻舉行“消寒會”，將他介紹給在上海的郭沫若和其他文藝界進步人士。悲鴻為康有為、黃震之畫油畫肖像。1926年春，悲鴻返回巴黎。夏天，他前往比利時布魯塞爾，臨摹約爾丹的《豐盛》、普呂東的《正義與復仇女神追趕兇手》等。10月返法國，作油畫《睡》及中國畫、素描人體等。[2] 1927年，悲鴻回國，擔任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導師，並兼職於孔德學院，歷任上海南國藝術學院美術系主任、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1933年起，他先後在法國、比利時、意大利、英國、德國、蘇聯舉辦中國美術展覽和個人畫展。 抗日戰爭爆發後，悲鴻在香港、新加坡、印度舉辦義賣畫展，宣傳支援抗日。後來，重返中央大學藝術系任教。[1]創作油畫《青城山風景》、《讀》、《徐悲鴻夫人像》及國畫《鴝鵒》、《山鬼》、《孔子講學》、《梅花通景》、素描《畫家夫人》等作品。 1944年，悲鴻患上高血壓和慢性腎炎，住醫院近半年，創作銳減，僅作些國畫。1945年，他大病未癒，堅持任教於中大藝術系。年初，國民黨反動派鎮壓民主運動，文化界以郭沫若為首掀起爭取民主的簽名運動，呼籲取消特務組織，廢除國民黨一黨獨裁，成立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民主聯合政府。悲鴻在《文化界對時局進言》上簽名，受國民黨特務多次威脅，收到三封恐嚇信，都被他撕碎，堅持不撤銷自己的簽名。 1946年，抗戰勝利後，悲鴻應聘任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校長，團結一批有教學能力的教師，建立較為完整的教學體系，從事教學改革。赴北平途中，經上海時，他見到周恩來、郭沫若等同志，得到周恩來的勉勵。北平進步的美術工作者發起組織美術家協會，推選悲鴻為會長，期間，他創作國畫《奔馬》、《各得其所》、《鷹》等。 1947年10月15日，悲鴻舉行記者招待會，闡明教育與藝術的主張，當時著有《新國畫建立之步驟》、《當前中國之藝術問題》，批駁受國民黨控制的北平市美術協會對他的攻擊和誣衊。他們印發所謂“徐悲鴻摧殘國畫”的傳單，到處張貼。 悲鴻向各報記者發表書面談話，闡述自己的國畫主張，即“吸取古代藝術之精華，剔除其糟粕”，而“師法造化”是古代畫家的創造精神。國共談判破裂，國民黨組織“戰亂委員會”，企圖拉悲鴻參加，被他拒絕。他又拒絕國民黨委派他出國參加在印度舉行的“泛亞洲會議”作油畫《徐悲鴻夫人像》及一些國畫。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悲鴻拒乘國民黨飛機離北平去南京。12月7日，他與吳作人、李樺、艾中信、董希文、馮法祀等成立“一二‧七”藝術學會，準備迎接解放。他創作國畫《天馬行空》等，常有題款“山河百戰歸民主，剷除崎嶇大道平”、“百載沉屙終自起，首之瞻處即光明”等。 1949年4月，悲鴻出席在布拉格舉行的保衛世界和平大會。7月，他出席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當選為全國文聯常務委員，並被推選為全國政協代表和北京市人民政協委員；同月，當選為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主席。9月，他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2月，政務院任命為中央美術學院院長，並任中蘇友協理事；創作油畫《慰勞》及一些新國畫等。 1950年4月1日，悲鴻擔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9至10月，在全國戰鬥英雄、勞動模範代表大會上，他為英模代表作油畫、素描肖像多幅，構思創作《毛主席在人民中》；出席北京市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著有《剪紙藝術家陳志農先生》。 1951年，悲鴻抱病前往山東“整沭導沂”水利工程工地生活兩個月，創作多幅民工、勞模肖像；構思創作《魯迅與瞿秋白》。 7月，悲鴻患上腦溢血症，半身癱瘓。他仍創作國畫《奔馬》、《雄雞》及一些勞模肖像素描等；撰文《我對於敦煌藝術之看法》。 1952年，悲鴻臥病。秋後，逐步好轉，1953年初，病情好轉，扶病指導教學。這一年上半年，他畫了兩幅極有歷史意義的《奔馬》，一幅是獻給毛澤東主席的，題“百載沉屙終自起，首之瞻處即光明”，表達了他對共產黨的熱愛之情。另一幅《奔馬》題有“山河百戰歸民主，鏟盡崎嶇大道平”，這是畫家對新中國的正確理解，也是他畢生追求的理想。 9月23日，悲鴻出席第二次文代會，擔任執行主席。當晚，他腦溢血復發，26日晨逝世，年僅58歲。 9月28日，文代會為徐悲鴻舉行公祭，其遺體安葬於北京八寶山烈士公墓。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央美術學院於12月11日舉行徐悲鴻先生紀念會，12日舉辦“徐悲鴻遺作展覽會”。[2] 1915年，徐悲鴻在上海結識高劍父兄弟。他真正與澳門結緣，卻是因為與中華書局南中國業務負責人鄭子健、鄭子展交往的緣故。1938年，徐悲鴻應邀前往印度講學，同年秋到達澳門，目的是為了尋找清靜的地方作畫。另外，他將兩箱珍貴的書畫寄存在中華書局澳門支局。徐悲鴻在鄭氏兄弟在澳門沙嘉都喇賈罷麗街37號房子中住了一個多月，此宅院設有畫室供徐悲鴻使用。徐悲鴻在一張《無題》的畫馬立軸上題下長跋，敘述居住期間生活趣事。他給鄭氏的子侄鄭國璋繪速寫，僅以毛筆聊聊數筆，勾勒了出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姑娘。 徐悲鴻在澳門期間，創作了不少繪畫作品，與高劍父相聚，在高劍父下塌的普濟禪院，今日仍藏有徐悲鴻的水墨畫《灕江春水》。[1] 2000年6月16日下午，“徐悲鴻藝術回顧展”在澳門旅遊活動中心開幕。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澳門特區社會文化司司長崔世安等出席了開幕式。 北京徐悲鴻紀念館和澳門特區文化局聯合主辦這個展覽，展出徐悲鴻具有代表性的珍貴油畫、國畫、素描等畫作71幅，其中九幅為國家一級文物。這些創作於20世紀20至50年代的作品，與徐悲鴻生平圖片同時展出，對這位舉世聞名的中國繪畫大師藝術生涯的一次全面回顧。這次展覽持續至7月30日，展覽期間，並舉辦“徐悲鴻的藝術歷程及對中國畫壇的影響”專題講座。[3] [1]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11月18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2]戈巴：《徐悲鴻PK徐志摩》，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10，第8-17頁。 [3]《徐悲鴻藝術回顧展在澳門開幕》，載“人民網＂，2005年8月11日，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6/492/20000616/107165.html。

陳炳謙，香山縣下恭都黃茅斜村（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梅溪村）人，生於澳門。富商、慈善家。 炳謙早年隨兄長前往上海打拼，初做絲茶進出口貿易，後在祥茂洋行工作。該洋行經營“祥茂牌”肥皂而出名，被列入“五大洋商洋行”。 經過30多年奮鬥，炳謙成功躋身上海巨富行列，搬進華山路富人區。他是投資房地產最多、置產最廣的房地產大業主，成立申達經租處，經租包括大樓、公寓、倉庫等房屋845幢。 民國初年至20世紀30年代，炳謙擔任廣東旅滬兩大同鄉組織——廣肇公所董事以及粵僑商業聯合會會長，人稱“閘北士紳”，德高望重，名耀上海灘。 炳謙一生行義，結交很多朋友。他擁有中國、葡萄牙雙重國籍，一度遭到公開質疑。 1910年，中國北方災害不斷，來滬災民絡繹不絕。炳謙長期支持閘北和虹口的社會公益事業，設立收養災民的工藝所，開辦初小學，讓災民子女能夠讀書。他投資20萬元，支持閘北商辦水電專案。在反袁期間，他組織參與抵制擠兌銀行活動，維護當時金融穩定。 同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鼠疫襲擊虹口一帶，市民在惶恐中失去理智，與政府官員發生火拼，使得本來混亂的防疫工作陷入僵局。炳謙在中間調停時，率先提出一個大膽設想——馬上設立一家防疫醫院。與政府幾天交難，他得到主管部門“四天之內建立醫院”的回覆。短短幾天，南洋公司八萬兩，廣永盛號三萬兩，廣發源號二萬兩，陳輔臣1.5萬兩，陳炳謙1.5萬兩，先施公司一萬兩……炳謙讓奇跡發生了，各界商業富豪慷慨解囊，一個符合各項標準的防疫醫院（今為上海傳染病醫院）如期在四天內改建建成。 1919年2月，粵連年頻發水旱災害，災變迭至，出現米荒。此次米荒為數十年所未有現，饑民遍野，慘不忍睹。炳謙決定救災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思考一個萬全之策，大力支援家鄉人民，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炳謙想到年前成立的粵僑商業聯合會，這是他等廣幫商人在廣肇公所的基礎上發起成立的組織。廣肇公所是一個老牌的民間團體，徐潤在上海創業時成立。 1918年上半年，霍守華、馮少山等廣肇公所新派人物與一眾元老意見不合，廣肇公所陷入分裂狀態。炳謙作為廣肇公所董事，非常讚賞新派人物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但他並不希望廣肇公所從此分裂。社會動盪時期，廣幫商人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商業團體，來鞏固幾十年來在上海取得的成就。於是，粵僑商業聯合會這個純商業組織應運而生。成立當天，潮州會館、潮州糖雜貨聯合會、雜糧幫慎守堂、進出口幫裕安堂、糖雜貨幫廣安糖、綢布幫守經堂、皮木幫慎安堂、肇慶同鄉會、南海會館、順德會館、三水勇義堂、東莞保安會館等都來慶賀。廣肇公所新舊派人士送來了賀儀，並極力要求炳謙繼續擔任廣肇公所的核心董事。 炳謙說幹就幹，分別給廣肇公所舊派人士黃式如、馮少山、唐紹儀掛了一個電話。第二天，他們分頭行動起來。 1919年，南北軍閥爭個你死我活，各種政治勢力此起彼伏，外國瓜分中國，步步緊逼。在國將不國之際，由政府來組織救災絕對是行不通的。經過簡單討論，炳謙決定單幹，很快組織一個以上海為中心的民間平調網絡。 今次從蘇皖地區將大量的糧食運回廣東，並非易事。世界大戰剛結束，西洋各國因糧食短缺，搶米風潮不斷，各國買辦已把目光瞄向了長江沿線的產米區域。國內南北軍閥對峙，軍糧短缺，地方軍政府更不會輕易地將糧食這一戰略物資拱手讓人。當時《申報》報導，廣東政府曾向上海總商會發來200張免稅護照，希望江蘇政府能對平調米放行，並進行稅收優惠，但很快江蘇省政府以議會未通過為由，否決這一請求。平調之難，早在意料之中。 3月7日，炳謙在二百餘人參加的粵僑商業聯合會特別會上宣佈，首批超過二萬石（16000袋，每袋140斤）的平調米已採辦完成。他和黃式如通過個人關係辦來“米照”（當時糧食外運，需要辦“護照”），向輪船招商局租定的船隻已駛向蕪湖裝貨，第一批平調米，最快月中可運送到災區。 散會後，炳謙親自向由廣州南洋煙草公司簡照南兄弟、廣東滙豐銀行買辦陳廉伯等發起的糧食救濟委員會，發去一份電報。簡照南、陳廉伯接到電報後馬上會意，很快在當地報紙上，將蘇米即將抵粵的消息公諸於眾。雖然幾十萬饑民仍處於奄奄待斃的慘境，但平調米的消息，卻如一種神奇的力量，穩住了每天都在不斷瘋漲的米價。 首批米運抵廣州不久的一個晚上，粵僑商業聯合會在上海虯江路上海大戲院義演。炳謙率先上台，熱情洋溢地向三千多名鄉紳名流發表演說，稱首批平調米到達廣州後，廣州米價日跌，雖斗米千錢，諸位個個功德無量。演講剛結束，助手立刻走上前去跟他耳語了一番，他的臉立刻沉了下來，但為不掃諸位鄉紳的興致，他帶頭唱了一段粵曲。深夜12點，義演散場。炳謙回到家後難以入睡，助手帶來的消息就是最近一直困擾他的問題：除首批平調米成功運抵廣州外，之後陸續運出平調米，仍被海關扣押著。對此，炳謙其實早有防備。在租用船隻時，他所選船號不是輪船招商局，就是叫得起大名的洋行貨輪，或直接租用掛著洋人國旗的外國輪船。如此大規模往外運糧，不免引起各方的猜疑。尤其是北方軍閥，對廣東商幫支持孫中山革命軍政府，更是懷恨在心。掛著洋旗的商船，看來也走不通了。 宋子文、李宗仁、杜月笙、張謇、蘇葆笙……很快，炳謙想到這些響噹噹的人物，他們或許能幫上忙。不知是給面子這些大人物，還是給錢消災，抑或是北京、上海、廣東各地要求放行平調米的請願活動不斷爆發，給當局施加壓力，後來被阻的平調貨輪，都放行了。之後，每隔一周，廣州到達一船平調米，災情很快得到緩解。為保證平調米公平發放，廣東糧食救濟會派專員對平調米收磅入倉，並派專員收發，成立稽核部。之前成立各種平調公所，全歸糧食救濟會管理。當時，炳謙被選為救濟會名譽總理。他再一次發揮自己的正能量，建議糧食救濟會在每一處發放點，豎起捐款大戶的商號或會旗。一時間，社會好評如潮。那些鄉紳名流心裡舒坦，捐款時出手更大方了。 1919年4月，知名人士徐固卿聯合胡漢民、吳鐵城等發起善後協會，4月20日抵達上海，與滬上粵商翹楚進行商討。胡漢民將在粵地看到的情形悉數道來，辛亥革命以來，多個省軍隊集中在廣東，稅收繁重到了極點，使當地民窮財盡。社會治安更是混亂，盜賊勒索搶砸橫行，運輸不通、商販絕跡；政府官吏還魚肉百姓，許多大商巨賈投奔洋人旗下，或避難港澳等地，民不聊生。當時記者就此問題，請會長炳謙發表看法。炳謙說：以上痛苦比米荒更甚！並贊成善後協會擬定的包括禁賭、治河、裁兵等事宜。隨後，他又表示，即將到來的5月正是廣東青黃不接之時，平調大米將源源不斷運往廣州。 在炳謙等領導下，粵僑商業聯合會堅持不懈，堅持了數月，籌集資金上百萬元，共採辦36萬石蘇皖大米，分14批運抵廣州，最終成功幫助鄉親應對了這次百年不遇的米荒。歷史上民間團體為平災荒，組織多次糧食平調，但此次大規模平調，堪稱空前。 炳謙積極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粵僑商業聯合會認購南京國民政府發行的二五庫券達十萬元。 孫中山去世後，炳謙被推舉為赴粵參觀的首批代表，因事未能成行。 1938年7月，炳謙在澳門去世，終年78歲。 宋子文、吳鐵城、杜月笙、馮炳南等寓居澳門名人組成治喪委員會，宋子文題“典型猶在”，李宗仁題“潛德幽光”，杜月笙題“蓬島歸真”，這是對陳炳謙一生行善最好的注腳。[1]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何香凝以傷兵醫院名義，在報紙上刊登啟事，呼籲各界人士踴躍捐輸。陳炳謙向中國紅十字會捐助一萬銀元，並借一輛大汽車給紅十字會和粵商公立兩醫院，用來救護傷兵。[2] 陳炳謙娶有妻妾六個，生育子女多個。後來，其子女不斷為遺產之事發生糾紛。[3]陳炳謙兩個兒子在上海曾遭到綁架。[3][4] 現存陳炳謙之子長子陳木、次子陳勝的兩間大屋，都在珠海市梅溪村。[5] 1930年，陳炳謙豪宅在上海華山路與烏魯木齊中路交叉處（近華山路）一側，建造一幢保存較完整的中國傳統宮殿式住宅。無論在建築造型，還是色彩運用，其藝術處理水準達到日臻完善的程度。首先屋頂、牆身、台基三部分組合而成的建築形體構圖方式，使中國古建築造型達到了功能、結構、藝術的完美統一。這把具有中國古建築特色的“三段式”構圖的三個要素完全表現出來，屋頂採用重簷清代大式建築中的廡殿大屋頂，微微向上反曲的屋簷，屋頂轉角處的起翹，以及屋面舉折形成的柔美的屋頂曲線，展示出一種穩定、舒展、飄逸的形態。屋面鋪蓋綠色的琉璃瓦，顯得清麗而宏偉。 陳家人一直居住至上海解放前夕，後移居香港。新中國成立後，上海房管部門接管陳炳謙豪宅，現作上海華山醫院化驗樓使用。[6] 現錄陳炳謙賀潘飛聲（1858-1934）60歲壽誕的對聯一副：[7] 歲曆大撓一甲子； 詩同故里十先生。 [1].《陳炳謙與史上最大民間平調》，載“中山網＂，2012年3月15日，http://www.zsnews.cn/Culture/2010/09/12/1516356.shtml。 [2].陳麗鳳等：《上海抗日救亡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64-165頁。 [3].馬學強、張秀莉：《二十世紀前期買辦及其社會生活狀況研究》，載《社會科學》，2007年第12期。 [4].許維雍、黃漢民：《榮家企業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245頁。 [5].陳素璧：《閘北巨富梅溪義紳尋蹤珠海歷史名人陳炳謙》，載《珠海特區報》，2012年7月15日。 [6].《陳炳謙住宅華山醫院5號樓》，載“新浪地產網＂網，2009年12月28日，http://news.dichan.sina.com.cn/2009/06/16/26263.html。 [7].《潘飛聲》，載“搜搜百科＂網，2012年11月18日，http://baike.soso.com/h42639156.htm。

陳少偉，原名陳國棠，又名陳國燊，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生於香港。[1]澳門新聞知名人士。 少偉個性耿直，富正義感，樂於助人；愛好體育，成為體育圈的活躍分子。他少年時，入讀澳門聖約瑟修院，除學習中文外，修讀葡文課程，能說一口流利的葡語。之後，他在香港域多利戲院擔任總務和廣告部工作。 1932年，少偉在澳門創辦《朝陽日報》，自任社長，社址設在澳門營地大街104號。為了籌措資金，他忍痛將姨母遺下的房產變賣作為經費，維持報紙的運營。抗戰前，澳門人口不多，一般工商業不發達，《朝陽日報》廣告收入少，每月入不敷出，經營困難。後來，得到體育界好友資助資金，維持一個時期。之後，得到熱心報業的曾枝西女士的大力支持，使得報社以繼續運營。 1933年，陳天心創辦《大眾報》，為了節省開支和適應當時社會環境，少偉將《朝陽日報》與《大眾報》合作經營，資源分享，社址共用，成為姐妹報紙。抗戰爆發後，《朝陽日報》和《大眾報》並肩作戰，成為當時澳門民辦報紙中兩面愛國旗幟，為抗日救亡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 除經營《朝陽日報》外，少偉加入《大眾報》工作中，擔任編務和外事主任。他工作認真勤懇，熱心扶持後進，循循善誘，備受同行敬重。他廉潔正直，寧過清苦的生活，絕不做有損國家和民族之事。1942年，敵偽在澳門開辦的喉舌報《西南日報》，對少偉威迫利誘，但他一直堅守愛國立場，不為所動。抗戰期間，他奮起投身抗日救亡工作，與兩報同仁共同發起組織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全力支援組織回國服務團，獲得大家一致推舉他擔任主席。 少偉擔任主席四年多，為抗日救亡事業鞠躬盡瘁，不辭疲勞，廢寢忘餐，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同時，他非常重視新聞戰線上的宣傳任務，《大眾報》業務日益興旺，銷量大增，成為強有力的愛國宣傳陣地。他傾力投入澳門四界救災會各項活動，無暇兼顧《朝陽日報》事務，1939年《朝陽日報》停辦，全力發展《大眾報》。此舉有利於集中力量，加強抗日救國宣傳工作。1948年起由蔡凌霜接辦《大眾報》後，少偉仍繼續任職，兼管採訪部工作。 少偉一生致力於新聞事業近40年，在澳門新聞界享有較高的聲望。1971年1月，他患上不治之症，但他敬業樂業，繼續堅持新聞工作。4月才入院留醫，病榻上他仍不忘報社工作，後來病情惡化，極度痛楚，他從沒呻吟一聲，令人感動。5月25日，不幸病逝，終年62歲。 陳少偉葬禮在鏡湖殯儀館舉殯，逾千中西各界人士前來弔唁，為新聞界失去良才而哀悼。《大眾報》第二位社長蔡凌霜在報上寫了一篇情辭懇切感人的悼辭，讚揚他一生的功績。 陳少偉的妻子蔡維亞、女兒陳令儀，居住香港。[2]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0頁。 [2]陳大白：《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

女。20世紀30年代初組織澳門婦女互助社，以全新織造廠工人為主體，開展婦女運動。1933-1964年期間，應陳天心之邀，投資《大眾報》，成為合股人，親自主理經理部工作。抗戰時參加四界救災會工作，獲選為理事，出錢出力，支持抗日救亡愛國運動。

廣東珠海人。1962年來澳。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綜合社會科學文憑課程畢業，社會行政學文憑課程畢業，廣州暨南大學成人教育學院社會學大專89級畢業，社會學專業大學畢業。70年代初轉到澳門市政廳工作，80年代初當選澳門公務華員職工會主席。80年代初開始被選為澳門工會聯合總會理事及常務理事，1988年起連任歷屆工聯總會副理事長。曾任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澳門基本法協進會會員。1999年6月病逝。

廣東台山人，生於澳門，趙斑斕之子。曾任廣東省政協委員，第七、八屆全國人大代表，澳門政府諮詢委員會委員，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華僑報》社長，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理事長、監事長，澳門台山同鄉會會長，趙斑斕文化藝術館館長，澳門基本法協進會監事等職務。

畢侶儉（1894-1960）漁農工商（商人、賭商）、社會（社會活動）、宗族（華人宗族） 畢侶儉，又名畢公萬、畢元勤，祖籍花縣（今屬廣州市花都區）獅嶺鎮紫石崗，生於廣州厚生里十八號。澳門富商。 侶儉在廣州度過少年時期，年青時在北京稅務學堂讀書。他是海員出身，弟弟畢勁持也是海員，兄弟倆少時在海上打拼，賺了不少錢；後來上岸從事貿易，涉足煙土買賣及賭業。後來，他前往香港經商，經營厘東酒店、銀都酒樓，業務不斷發展；後移居澳門，在港澳之間從事餐館和娛樂業。他在澳門經營利為旅酒店、域多利娛樂場等生意，在澳門商界嶄露頭角，成為澳門殷商名流。[1] 畢氏家族都是超級票友。侶儉與粵劇名伶任劍輝母親有同鄉之誼。侶儉從嘉道裡手中接過澳門賽狗會後，為了招徠賭客，請任劍輝登台。後建成澳門賽狗會萬家樂戲院，並且由任劍輝領銜，組成鏡花影女劇團。當時省港澳享負盛名的女伶有十多個，如文武生任劍輝、花旦鍾翠蟬等，這些人都是鏡花影女劇團成員，在萬家樂戲院登台。侶儉的太太莫瀚生是任劍輝的超級戲迷，任劍輝每到澳門演出，她場場必到。侶儉的弟弟畢勁持改行擔當粵劇丑生，藝名黃腫美。畢勁持又將堂弟畢焜生帶進梨園，取藝名白玉堂。白玉堂先後師從名小生靚全和白駒榮，19歲首任正印小生；之後在樂同春、新中華、永壽年等省港大班演出，成為粵劇一代名家。[2] 侶儉在澳門賽狗場上下了血本，可事與願違，虧損不少。1936年，他向澳門政府提出承包賭場的申請，1937年成為豪興的承包老闆之一。[3]但他接手後，經營狀況並沒好轉。這時，豪興忽然來了“神秘黨”，臉孔陌生，口音不詳，但下注狠辣，每次荷官揭盅，他們都是每買必贏。不到半個月，豪興被贏走一百多萬元，侶儉因此幾近破產。之前，他一次性繳納五成的租賃費，幾乎耗盡他的全部家財。[4] 抗戰時期，侶儉擔任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名譽顧問、澳門勸募分會主任，積極支持抗日救亡運動。澳門救濟分會組織勸捐隊向各界募捐時，大家踴躍購買，購公債183500元，其中侶儉個人購債五萬元。當時澳門人口不過12萬，商業不發達，這個成績非常難得。[5]1960年，侶儉在香港去世，終年66歲。 畢侶儉家學淵博，多個子女各有作為。女兒畢漪汶是澳門教育家，榮獲澳葡政府教育勞績勳章、澳門特區政府教育功績勳章。[6]妻子莫瀚生是澳門婦女慰勞會主席，率領澳門婦女參加各種抗日救亡活動。[7] [1]廣東省廣州市花都區：《花縣華僑志》，廣州：花都市地方志辦公室，1996，第300頁。 [2]王文全、梁威：《廣州文史資料》（第42輯‧粵劇春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第281頁。 [3]祝春亭：《澳門賭場風雲》，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8，第120-121頁。 [4]《第44節：合組財團傅高雙雄奪賭牌（3）》，載“騰訊網＂，2012年12月20日，http://book.qq.com/s/book/0/17/17207/44.shtml。 [5]鄧開頌等：《澳門歷史新說》，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第387頁。 [6]《畢校長回顧》，載“東南學校＂網，2012年12月10日，http://www.tongnam.edu.mo/system2/schoolphp?fid=2&tid=2。 [7]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

王作芝，澳門工商業者、會寧同鄉會主席。 王作芝在澳門開辦炮竹廠。[1] 抗戰期間，除帶頭捐資捐物外，王作芝以會寧同鄉會主席身份，發動會寧籍的同胞參加會寧華僑回鄉服務團和捐資捐物。在他帶動下，澳門會寧籍同胞70%以上捐了錢物。從1937年8月至1940年，澳門同胞舉行百多次募捐活動。 孔令淦和王伯琰來到澳門找到歐新、王作芝商量。當時歐新在澳門岐關公司工作，發動在澳門的同鄉青年參加服務團和支援服務團。經過一段時間的宣傳發動，在香港澳門兩地黨組織的支持下，有十多人報名參加服務團，還捐集到一批衣物、藥品和活動費用。[2] [1]《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131-132頁。 [2]中共四會縣委黨史辦公室：《四會黨史資料選輯》，中共四會縣委黨史辦公室，1989，第15-16頁。

陳天心，又名陳亞基，澳門《大眾報》創辦人。 1933年7月15日，天心創辦澳門《大眾報》，並擔任首任社長，在新聞戰線上全力支持救亡活動；並擔任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出版股主任。《大眾報》是澳門現存中文日報中創刊歷史最長的一份報紙。1946年後停刊，1948年由蔡凌霜復刊。1982年該報曾設葡文版。現在每天出紙兩大張，外銷至珠海。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澳門報人與澳門同胞一起積極地投身抗日救亡工作，當時《朝陽日報》、《新聲報》、《大眾報》，成為澳門同胞抗日救亡運動的重要宣傳陣地。 30年代，天心和曾枝西女士合作創辦《大眾報》，時值中國內戰，當年澳門人口不足15萬，一般工商業落後，社會經濟蕭條，辦報不易。在這樣的環境中，天心毅然創辦《大眾報》。為了節省開支，他與陳少偉創辦的《朝陽日報》共用社址，設於營地大街104號，資源分享。 天心原任職於葡僑商人殷理基創辦在新馬路的殷理基洋行，他對辦報抱有雄心壯志，但財力薄弱，難展拳腳。在徵得曾枝西（其夫婿為全新織造廠廠長陳卓禧）參與投資，合作經營。曾枝西對新聞事業具有濃厚興趣，且經濟充裕，對擴展業務幫助很大，她親自主理報社經理部工作。開辦不久，經曾枝西之邀，陳少偉加入報社，擔任編輯兼外事工作，成為《大眾報》的一員主將。當年《朝陽日報》、《大眾報》兩報關係密切。1935-1937年，在兩報合作經營一段時期，開展社會服務，並成立一個“朝陽大眾服務社”，陳大白參與該項工作。這項服務在當年澳門是沒有先例，並非金錢上的資助，而是一項排難解紛的工作，為讀者和居民所提出的疑難之事盡量協助解決，本著“助人解困、盡力而為”的宗旨，先後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可觀的成績。服務社設有圖書部，曾枝西斥資捐出一大批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學科書籍，以供無力升學或有志讀書的貧困青年自修之用，社會人士對服務社都給予好評。1937年秋，兩報工作人員忙於救亡活動和宣傳等工作，無法抽調人手，服務社只得停辦。當時澳門社會環境惡劣，天心從不氣餒，悉心經營，想方設法推動業務，擴大廣告收入，終於闖開了局面，業務取得發展，銷路日漸增加。同時，著重增強各部門人手，充實各版版面。不久，曾奇玉、劉偉海先後加入採訪部，擴充本地新聞版，搞得十分出色。專欄作者羅夏亦應邀主理副刊版，內容知識趣味並重；青年骨幹譚福賢等多人加入服務，擔任營業和廣告等工作，使業務得到進一步發展。 1937年下半年至1941年，《大眾報》業務蒸蒸日上，進入一個興旺時期。“七七”事變爆發後，澳門立即沸騰起來，掀起如火如荼的抗日救國熱潮。由於國內戰火漸向南移，各地人士紛紛遷來澳門，人口大量增加，工商各業隨之興旺起來。期間，《朝陽日報》、《大眾報》報同人聯同發起組織抗日救國社團——澳門四界救災會，並全力投入救亡活動，成為抗日救國宣傳的尖兵，是澳門報業中史無前例的創舉。兩報在社會上享有頗高的聲譽，更為澳門愛國報業史增添燦爛奪目的光彩。省港著名報人紛紛來澳門，先後加入《大眾報》、《大眾晚報》工作，加上澳門多位資深作者和好手加盟，人才鼎盛，一時無兩。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前，國內著名報人陳霞子停辦《七十二行商報》來到澳門，加入《大眾報》主理副刊版，先後親自撰寫不少佳作，其中他所撰最有名的偵探小說《偵緝膽》和新派武打小說《芝加哥殺人王》等，刊出後膾炙人口，大受歡迎，成為最暢銷的讀物。陳霞子《大眾報》工作歷時四年。不久，香港有名報人梁寬、衛漢光等來到澳門加盟《大眾報》，梁寬任評述，衛漢光擔任編輯，業務更有發展。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前，局勢日益緊張，香港著名報人何文法、余寄萍等為避戰亂，先後來到澳門，應天心之邀，為《大眾報》效力，何文法撰寫專欄文字，余寄萍點評言情小說。當時《大眾報》的副刊版，風行一時。除增強採訪部、副刊版和時事評述外，從1938年起，天心著手擴充體育版，邀請體育界作者方肇麟（筆名“鐵面人”，後為《體育週報》負責人）主理，並擔任專欄評述。1941年由抵澳不久的香港體壇名將雷學欽接替工作，香港重光後，雷學欽才返港。1938年更邀得資深報人、書畫界人士黃蘊玉（偉俠）加入副版服務，撰寫小說和各類稿件，歷時七年，期間，資深報人何曼公為《大眾報》撰稿兩年多。 廣州淪陷後，來澳內地人士不斷增加，澳門市面日益興旺。為適應當時市場需要，1939年夏，天心出版《大眾晚報》，邀得香港有名報人柯武韶、梁寬、楊柳等助陣，負責編務和撰寫稿件，同時黃蘊玉主理娛樂性副刊。由於消息快捷，內容富趣味性，銷量激增。1942年初，澳門和週邊情勢惡劣，更因虧蝕關係，《大眾晚報》決定停刊。抗戰後期，1942年起，天心和曾枝西經營的《大眾報》進入最艱難時期，種種苦況和艱險接踵而至。為了堅守抗日救國的立場，在處理新聞和稿件時，他們絞盡腦汁，步步為營，稍不小心，就惹上麻煩。由於當年澳葡當局受到日方的壓力，執行嚴格的新聞事先檢查制度，造成澳門史無前例的新聞災難。當時，報社收入銳減，全體員工經歷苦難的歲月，既受持續糧荒之苦，夜晚工作更嘗透分區停電點蠟照明之艱辛，職工要減薪，家屬要捱稀粥或粟米飯，過著異常清苦的生活，但毫無怨言。白新聞紙空前昂貴，使經營百上加斤，雖敵偽組織利用免費供應紙張以達到其收買目的，但報社從未因此改變初衷，使用粗糙的玉扣紙印刷，堅持繼續出版。1942年敵偽開辦的喉舌報《西南日報》，除收買少數新聞界敗類作其工具外，先後向《大眾報》報社、報社負責人和主要編採人員打主意，各人立場堅定，不與敵偽同流合污，在救亡戰線上沒有一個人掉隊。 1946年，天心一家遷往廣州。1947年《大眾報》暫時停版。1948年初由蔡凌霜接辦。新中國成立後，天心投身於建設事業，先後從事文史、文字改革和教育等工作，表現積極，在報上發表不少文章。“文革”期間，天心被下放到農村去，受盡折磨，終因體弱多病，鬱鬱而終。 打倒“四人幫”後，陳天心獲得平反後，恢復了名譽。他從獻身報業到回國參加建設事業，歷時30多年，一生為新聞事業、祖國建設事業作出巨大的貢獻，功不可沒。[1] [1]陳大白：《天明齋文集》，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第21-50頁。

卓犖，香山縣下柵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官塘村）人。攝影家、澳門攝影學會第一屆副會長、中國攝影家協會廣東分會理事。 卓犖早年在北京、湖南等地居住，解放前是國民政府官員。 抗戰期間，卓犖被委任為中山代縣長，開展抗日工作。中山淪陷後，他遷居澳門，繼續工作，搜集敵情。當時他住在新勝街，後為日寇所知，下令通緝。當時，卓犖預知消息，化裝連夜乘漁船逃往香港。[2] 抗戰勝利後，卓犖在香港經商，在半退休時期，經常往返港澳，居住澳門新勝街。[1]當時，卓犖愛上了攝影，因沖曬關係，在水坑尾一家“KK沖曬店”裡認識馮漢復和簡慶福先生，攝影興趣更濃。為了創作，卓犖走遍大江南北。後來，他和馮漢復創辦一家沙龍攝影院，生意不錯。 期間，一群愛好攝影朋友，準備組織攝影學會。卓犖知道後，大力支持，加入組織行列。1958年2月25日，澳門攝影學會成立，成為澳門有史以來第一個攝影學會，卓犖被選為第一屆副會長，後任會務顧問。澳門攝影學會是澳門一個最重要和最知名的攝影組織。 卓犖擔任中國攝影家協會廣東分會理事，不僅攝影技術精湛，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書法家。在沙龍攝影院期間，他與別人合作不愉快，後來退出。 之後，卓犖覺得無所事事，再與好友經營一家攝影院，即蘭心攝影院，地點設在平安戲院隔壁（即後來永大疋頭鋪位），當時人才濟濟，業務蒸蒸日上，盛極一時。 後來，蘭心攝影院不幸被一場大火全部燒毀。禍不單行，卓犖染上腳疾，屢醫無效，行動不便。但他意志極堅強，不為腳疾而氣餒。不久，他在白馬行醫院對面重操舊業，生意大不如前，終於結束攝影生意。 1989年5月8日，卓犖去世，終年84歲。 好友聽聞消息，非常惋惜。卓犖為人慷慨率直，博學多才，令人景仰。友人特向“攝影”版編輯提供卓犖生前的遺作，刊於報端，以志紀念。[2] 1978年9月，卓犖在石林亭石刻對聯一副，白底綠字，隸書：[1] 漫步曲橋尋畫稿； 閒憑奇石聽書聲。 橫額“石林”，卓犖撰，半坡書。 [1]鄧景濱、葉錦添：《澳門名勝楹聯輯注》，載“360doc個人圖書館＂網，2014年5月21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9731268_351566854.html。 [2]田伯：《卓犖先生生平簡略》，載《澳門日報》，1989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