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侶儉（1894-1960）漁農工商（商人、賭商）、社會（社會活動）、宗族（華人宗族） 畢侶儉，又名畢公萬、畢元勤，祖籍花縣（今屬廣州市花都區）獅嶺鎮紫石崗，生於廣州厚生里十八號。澳門富商。 侶儉在廣州度過少年時期，年青時在北京稅務學堂讀書。他是海員出身，弟弟畢勁持也是海員，兄弟倆少時在海上打拼，賺了不少錢；後來上岸從事貿易，涉足煙土買賣及賭業。後來，他前往香港經商，經營厘東酒店、銀都酒樓，業務不斷發展；後移居澳門，在港澳之間從事餐館和娛樂業。他在澳門經營利為旅酒店、域多利娛樂場等生意，在澳門商界嶄露頭角，成為澳門殷商名流。[1] 畢氏家族都是超級票友。侶儉與粵劇名伶任劍輝母親有同鄉之誼。侶儉從嘉道裡手中接過澳門賽狗會後，為了招徠賭客，請任劍輝登台。後建成澳門賽狗會萬家樂戲院，並且由任劍輝領銜，組成鏡花影女劇團。當時省港澳享負盛名的女伶有十多個，如文武生任劍輝、花旦鍾翠蟬等，這些人都是鏡花影女劇團成員，在萬家樂戲院登台。侶儉的太太莫瀚生是任劍輝的超級戲迷，任劍輝每到澳門演出，她場場必到。侶儉的弟弟畢勁持改行擔當粵劇丑生，藝名黃腫美。畢勁持又將堂弟畢焜生帶進梨園，取藝名白玉堂。白玉堂先後師從名小生靚全和白駒榮，19歲首任正印小生；之後在樂同春、新中華、永壽年等省港大班演出，成為粵劇一代名家。[2] 侶儉在澳門賽狗場上下了血本，可事與願違，虧損不少。1936年，他向澳門政府提出承包賭場的申請，1937年成為豪興的承包老闆之一。[3]但他接手後，經營狀況並沒好轉。這時，豪興忽然來了“神秘黨”，臉孔陌生，口音不詳，但下注狠辣，每次荷官揭盅，他們都是每買必贏。不到半個月，豪興被贏走一百多萬元，侶儉因此幾近破產。之前，他一次性繳納五成的租賃費，幾乎耗盡他的全部家財。[4] 抗戰時期，侶儉擔任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名譽顧問、澳門勸募分會主任，積極支持抗日救亡運動。澳門救濟分會組織勸捐隊向各界募捐時，大家踴躍購買，購公債183500元，其中侶儉個人購債五萬元。當時澳門人口不過12萬，商業不發達，這個成績非常難得。[5]1960年，侶儉在香港去世，終年66歲。 畢侶儉家學淵博，多個子女各有作為。女兒畢漪汶是澳門教育家，榮獲澳葡政府教育勞績勳章、澳門特區政府教育功績勳章。[6]妻子莫瀚生是澳門婦女慰勞會主席，率領澳門婦女參加各種抗日救亡活動。[7] [1]廣東省廣州市花都區：《花縣華僑志》，廣州：花都市地方志辦公室，1996，第300頁。 [2]王文全、梁威：《廣州文史資料》（第42輯‧粵劇春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第281頁。 [3]祝春亭：《澳門賭場風雲》，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8，第120-121頁。 [4]《第44節：合組財團傅高雙雄奪賭牌（3）》，載“騰訊網＂，2012年12月20日，http://book.qq.com/s/book/0/17/17207/44.shtml。 [5]鄧開頌等：《澳門歷史新說》，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第387頁。 [6]《畢校長回顧》，載“東南學校＂網，2012年12月10日，http://www.tongnam.edu.mo/system2/schoolphp?fid=2&tid=2。 [7]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

陳芳，字國芬，香山縣下恭都黃茅斜村（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僑領、糖業鉅子。 父親陳仁昌在澳門經商，家境頗富。母親曾氏。陳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參加科舉考試，成為秀才。陳14歲時，父親去世，家道逐漸中落，之後，陳隨伯父陳仁傑到澳門、香港學做生意。陳仁傑在香港經營中西土特產。1849年，陳仁傑準備運一船貨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陳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陳和堂兄協助伯父處理完這批貨物，伯父就回國。陳卻愛上了這塊土地，決定留在這裡大展拳腳。他勤奮努力，不久學會英語。他先在貝爾街開設一間店鋪，銷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貨物，小店鋪一開張，生意興隆。1851年，陳與同鄉程植合股開辦新店鋪“芳植記”，它坐落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業旺地。“芳植記”開張那天，轟動整個檀香山。鋪面採用中式風格，紅色大門前面兩根圓柱上掛著兩個大紅燈籠，兩扇門上貼著鮮艷的門神，貨物擺設沿襲著廣府人開架賣貨的習慣，貨架上擺滿了精絲、瓷器、茶葉和香料等各種各樣的中國貨，生意一開始就紅紅火火。 陳用7600美金買來一艘舊帆船，起了一個新名字“中國夾克號”。他有了“中國夾克號”，極大地降低營運成本，“芳植記”商品價格隨之降低。1855年，美國國慶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處飛舞著美國人慶祝的煙花，一把大火點燃了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業區店鋪，“芳植記”變成殘垣斷壁。許多不明身份的人闖進“芳植記”搶劫，警察懸賞200美金緝拿打劫者，沒有下文。何魁趁機捲走“芳植記”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蹤了。火災後第三天，陳讓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瓊‧布斯的酒吧，重新掛起“芳植記”的招牌，將倉庫裡的貨物全部搬出，擺滿所有貨架，儼然火災根本沒有發生。這一招，穩定了所有債權人的心。陳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銀行找朋友克拉克貸款，登上“中國夾克號”，直奔香港採購。依靠捕鯨船長們仗義相助，“芳植記”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約四點，陳推著一輛手推車，車裡裝滿了金燦燦的金銀幣，上面甚麼遮蔽物都沒有，大搖大擺地走上街頭，把鋪子裡收入的金銀幣送到銀行裡。陳富有的名聲，一時間傳遍夏威夷每一個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陳以1368美金拍下羅奈爾得遺孀那棟精緻小巧的珊瑚石別墅，“芳植記”搬到珊瑚石別墅經營。陳在大島繼續從事土地投機生意，他把朱麗亞那個牧場周邊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後，他到裘蒂博士家裡鄭重向朱麗亞求婚。裘蒂博士雖對華人懷有歧見，但不敢當面拒絕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麗亞，請陳先建造一棟夏威夷最豪華的別墅。1856年，陳在檀香山市富人區努亞大街買下一塊地，請人設計圖紙，大興土木幹起來。他一直尋求機會醞釀成立一個華人社團，檀香山華人對陳的提議都表示贊成，華商們決定搞一場以華人名義舉辦的慶賀舞會，大家踴躍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華商會正式在檀香山註冊成立。 5月23日，陳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國籍。5月28日，陳和朱麗亞‧克納‧弗爾威斯爾小姐結婚，史密斯牧師擔任證婚人，婚禮在努亞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裡舉行，婚禮一切從簡。1857年8月1日，朱麗亞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請遺產繼承。七天後新任大法官麥克比因作出最後裁決，裁定朱麗亞獲得父親三分之一的遺產，現金3881美金；獲得母親三分之一的遺產，是大島希洛鎮海邊的一個牧場。這個牧場正是陳所購土地包圍的那個牧場，這些土地聯結為一塊完整約5000英畝的地塊。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華人獨立經營的機器榨糖工廠“國芬製糖”正式開張。“國芬製糖”的工人工資比當時白人製糖廠高出30%。陳和劉禾林本來在夏威夷華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優厚。“國芬製糖”很快就招夠工人和技師，熱火朝天地幹起來。“國芬製糖”成為陳在夏威夷經商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標誌著陳成功地邁進他夢寐以求的製糖業，開創事業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帶著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個小夥子特別醒目，第一個叫程利，是程植的一個堂侄；第二個叫盧嶽，是香山縣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個親戚；第三個是王貴，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鄉。都在老家做過乾貨鋪。陳與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讓盧嶽留在“芳植記”給程植當幫手，王貴被安排到“國芬製糖”。1864年，美國南北內戰促使夏威夷蔗糖業騰飛。三年來，夏威夷年食糖產量飛速上漲了16倍，並徹底改變了夏威夷的商業結構，甘蔗園經濟成為支柱的產業。陳進入製糖業掙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產，而是通過壟斷運輸實現的。三年壟斷運輸，為他積累38萬美金的巨大財富，把事業推向另一個高峰。 陳決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島經營甘蔗園事業。達莫專程從三藩市來到檀香山，想與陳一起投資甘蔗園。陳和達莫在檀香山市註冊合股的通用商業公司，兩個好朋友各佔一半股份，陳出地，達莫出資金，準備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達莫從德國訂製的榨糖機從三藩市運回來，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機在大島希洛鎮新甘蔗園調試完畢，讓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園主們羨慕不已。除這套五萬美金榨糖機外，達莫又拿出十萬美金，一共15萬美金成為他在通用商業公司的股本。陳把自己大島上的土地劃出約3000英畝，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資，剩餘3000英畝土地暫作牧場，作為新甘蔗園的預留土地。陳將自己這個甘蔗園命名為“皮皮艾克”，以單個甘蔗園面積來說，皮皮艾克農場位列夏威夷農場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陳回到檀香山一個月後，在以華商為主體的夏威夷手工業者行會的會議上，陳當眾宣讀一份由全體華商簽名的“告夏威夷公民書”。這是夏威夷歷史上華商第一次有組織地集體告白，它向全體夏威夷人提出華人對勞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議，反映這個正在崛起群體的潛在力量，這是華人力量在政壇上的第一次鄭重發聲。這份告白書旨在通過改變勞工制度，取消對華人的政策歧視。同年底，陳以26萬美金，拍下卡伯瓦農場。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亞報》以“糖王加冕”作為顯著標題，詳細介紹卡伯瓦農場拍賣的過程。從這一天起，陳的“糖王”稱號在夏威夷被叫了起來。 1870年度，夏威夷總商會出版商業年鑒，評比出夏威夷實力最強的八大企業，“芳植記”和通用商業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閎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後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陳帶著長子陳龍提前幾天到達三藩市，入住“皇宮大飯店”。容閎在“皇宮大飯店”第一次見到了陳。 陳比容閎大三歲，兩人初次見面，但經唐氏兄弟介紹，互相早有耳聞，相談甚歡。陳放心把陳龍交待給容閎，自己回到檀香山。陳龍連考四門功課，成績優異，順利考入耶魯大學。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鐵工廠發生工人罷工，給複雜的政局增加不少紛擾。為了防止此類事情發生，巴特親自主導，要求農業協會以團體會員的身份，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以加強夏威夷總商會的行業領導和協調能力。夏威夷總商會涵蓋夏威夷九大類行業商會，同時吸收華商會和智利商會參加，一個覆蓋面廣的商業組織，卻受到夏威夷最有實力的商人組織農業協會的抵制。但這次，農協不能不給內閣面子。大衛斯沒有辦法，點頭允諾農協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並答應推舉一人出馬競選本屆總商會會長職務。農業協會七人委員會選舉出來的推薦人竟然是陳。1873-1878年，陳擔任五年的夏威夷總商會會長，圓滿地協調各種經濟糾紛，起草制定大量的行業規則，贏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認同。 1874年8月，陳帶著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負責籌款。展望美夏貿易互惠協定實施在即，王國的財政收入屆時會有大幅增長，但眼下政府大舉建設，急需大量資金支持。陳到達三藩市，達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來與陳秘密洽談。這批富豪開礦發了大財，四處投資。陳三藩市一行，共籌得400萬美金的鉅款，圓滿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陳回到檀香山後，著手幫助準備卡拉卡瓦國王年底的訪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國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熱烈的歡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庫伊農場準備出售。卡波庫伊農場有超過4700英畝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數得上的大農場。卡拉卡瓦這次要把它當作第一筆酬勞，來還陳在兩次大選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沒想到，被陳謝絕了。陳不願意這樣操作，一方面這種私下交易會對國王的聲望有損，另一方面也損他糖王的聲譽。之後，陳從香港調集大筆資金，為保險起見，再度與達莫兩人聯手，準備參加卡波庫伊農場的競拍。陳與達莫以46萬美金鉅款，拿下了卡波庫伊農場，使他的蔗糖事業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陳接到三藩市華埠中華會館的信函，要他務必於7月25日前到達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國駐華公使的陪同下，陳蘭彬一行抵達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華會館組織的盛大歡迎儀式。在陳的力陳下，陳蘭彬答應在檀香山設立一個領事館，條件是他必須出任領事一職。 1877-1878年，中國北方發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災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災民多達兩億，死亡人數高達1300萬。陳認捐了5000美金，折合約7000兩白銀。根據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賑荒歉”、“其捐銀子千兩以上者，請旨賜建‘樂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縣恭常都黃茅斜村陳家大院裡矗立起一座“樂善好施”牌坊，這座由陳灼父（陳芳二兄陳國禎的長子）委請當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為花崗岩建造。可惜，這座牌坊在“文革”期間毀於紅衛兵之手。 1879年是陳來到夏威夷第30個年頭，成為夏威夷響噹噹的“糖王”。拋開“芳植記”不計，僅三個農場每年給他帶來收益高達30萬美金，在他名下的這三個農場資產超過260萬美金。 6月21日，時值王國樞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額，樞密院共45名委員，其中上院15名委員為國王任命，卡拉卡瓦當政時期，只有貴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職務，同時也是國王用來晉升貴族的特權。陳以其顯赫的社會影響、不容爭辯的商業地位和無可挑剔的品行，贏得樞密院現任委員的一致認可。樞密院通過後，國王卡拉卡瓦當天簽署命令，正式任命陳為樞密院委員，從此，陳成為夏威夷貴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對陳的任命下來了。陳蘭彬把畢業後留在駐美公使館協助他工作的陳龍找來，指示陳龍把這個任命通知夏威夷駐美公使艾倫。同年耶誕節，老農協會員們為了慶祝陳榮膺貴族稱號，在市政廳舉辦盛大的慶祝舞會，夏威夷名流爭相參加。接著樞密院舉辦的慶祝舞會，國王卡拉卡瓦到會致辭，對陳的貢獻表示嘉獎。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國三角黃龍旗在陳的努亞別墅升起，這棟別墅被他用作夏威夷華人商會的辦公地址。儀式結束後，三藩市領事館派來的特使朱國君，在陳的陪同下，到王宮裡覲見卡拉卡瓦。陳出任首屆商董，中國駐夏威夷商務代辦處開始正式工作，聘用一個翻譯和一個秘書，經費由陳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在華商會的基礎上籌建華人聯合會。第二項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華人權利的問題。3月17日，陳蘭彬親自簽署任命陳為夏威夷首任領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車送到三藩市領事館陳樹唐處。陳樹唐趕快先寫信給陳，要他好好準備一下，並說大家隨後乘船趕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龍旗再度升起在努亞別墅，陳身穿滿清官服，仰望著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陳出人意料地辭去清廷駐夏威夷領事一職。程利接任領事一職，駐節華盛頓的新任中國公使鄭藻如批准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陳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庫儀農場的股份轉賣了出去，這一舉動震驚夏威夷商界。他把價值106萬美金的股份出售給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這筆交易中，只有70萬美金用現金支付，其餘36萬美金置換了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合股的一個農場。這個農場位於考愛島，歸於“朝蘭利服記”名下，程利和盧嶽將分期償還這筆錢給陳。陳用70萬美元現金用來購買香港道格拉斯火輪公司的控股權。這次投資戰略調整，一方面為了繼續減少白人和美國政府對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陳有意加大對香港投資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發了大水，百姓流離失所。陳遠在檀香山，聽到消息之後，捐贈3000兩白銀寄回國內，給朝廷賑災。這一次捐助報送朝廷後，光緒皇帝賜贈石牌坊一座，以示褒獎。1886年底，在黃茅斜村陳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樂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陳龍搭船從大島趕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發作，猝死於船上。 消息傳來，陳徹底被擊垮了。他萬念俱灰，下定決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農場的一半股份，以90萬美金的價格賣給達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後由朱麗亞承擔全部的商業風險。達莫派人來管理卡伯瓦農場，陳心裡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萬美金留給朱麗亞和孩子們；剩餘的40萬美金轉到了香港，陳先後投入東亞銀行的資本300萬美金。 陳回家鄉後，他又買了30多畝良田，加上原來的義田，共有60多畝，建立社學，好讓村裡貧困的孩子們能夠讀書。陳買回來兩部柴油發電機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戰前夕。他從澳門買回來水管，從村邊鳳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裡，過濾成自來水後讓村子裡的鄉親飲用；整治村容，修築道路，在村子裡挖了兩口大池塘，種植椰子和檳榔樹，給村子修築炮樓等。同時，他捐銀給地方政府。這年，陳以長孫陳永安的名義為陳龍請賜建“急公好義”牌坊，位於兩座“樂善好施”牌坊的旁邊。 陳投資擴大義學，創辦女子學校，開創香山縣的先河。1891年發生水災，沖毀了香山縣十幾個村莊。他拿出7000兩白銀捐給香山縣衙用於賑災；接著捐獻4000兩白銀，用於修築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為香山縣境內最早的公路。這一系列善舉，被香山縣衙呈報兩廣總督衙門，總督衙門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陳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陳家大宅建設完成主體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風格一體的建築；2006年被評定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今成為國內外遊客赴珠海旅遊的首選景點。[2] 1906年9月25日，陳在家鄉去世，終年81歲。葬於梅溪。[3] 陳芳娶有兩位妻子，生育子女18個。他與元配妻子李杏兩子：長子陳龍（1852-1889）、三子陳賡儒（1863-1918）。他與第二任妻子朱麗亞‧費耶韋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兒長女愛米蘭（生於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於1861年）、四女茱麗葉、五女瑪莉亞、六女伊莉莎白（生於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愛麗絲、九女海倫、十二女梅拉茵等；兒子：次子陳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於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於1875年，出生個一個月夭折；五子阿爾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後，藉著傑克‧倫敦的小說《陳阿芳》，陳芳成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檳王朝的風雲激蕩和一代糖王的傳奇經歷，連他後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國人的好奇，從1964年起，在美國百老匯上演的歌舞劇《12個女兒》，講述陳家的故事，這個歌舞劇連續上演30年，歷久不衰。1976年，美國建國200周年之際，評選了200位影響美國歷史的外籍人士，陳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陳芳回到家鄉定居後，來到澳門經營生意，以其傳奇的經歷和雄厚的財力引起澳門華夷各界廣泛關注。[3]據說，1891年夏，陳芳來到興記酒店住宿，當時酒店洋經理見他是華人予拒絕。陳芳一怒之下，要求買下酒店，當時適逢酒店準備放盤，開價三萬英鎊，且限三天交款。兩天後，陳芳從大西洋銀行開出一張三萬英鎊的本票將興記酒店買下，並將興記酒店改名為“澳門酒店”。此舉轟動了澳門，當時被港、澳、滬多家報紙報導。 1902年5月，“澳門酒店”以二萬澳門元的價格出讓給法莫爾（W. Farmer）先生。[5] 光緒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歡迎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陳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於曹善業、柯六、林含蓮、王棣等知名華商。可見，陳芳在當時澳門的影響之大。 除投資火輪業、酒店業外，陳芳對廣東政府及華人事務亦頗為關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經澳中紳商捐資修建，以便往來，香山人陳芳首捐洋銀兩千枚。近已竣工，計用料費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費用，陳芳捐款過半。 光緒二十一年（1895）初，廣東政府“籌借民款，藉助軍餉”，“其澳門一埠，則有富商報捐候選道，香山人陳芳報捐候選知府”。[6] 陳芳在澳門開辦牛奶公司，引進荷蘭牛，開創澳門養殖荷蘭牛的先河，生產加工牛奶供應澳門市場外，他每天派人運送牛奶回家鄉，供鄉親飲用。[7] 次子陳席儒專門從香港給父親買了輛雙排座的“奧茲莫比爾”牌汽車，這輛汽車為黑色木製車身和車輪，車輪外包著橡膠輪胎，車燈是煤油燈，喇叭需要用手使勁捏。陳席儒買這輛汽車是當時最昂貴的汽車，價格是6700美金。這輛汽車是澳門歷史上第一輛汽車。[1] [1]劉雲德、徐煒：《陳芳傳記》，載“珠海梅溪牌坊＂網，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頁。 [3]《珠海歷史名人——陳芳》，載“珠海政協＂網，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紳：《陳芳傳奇一個華商家族的百年神話》，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頁。 [5]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頁。 [6]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9-180頁。 [7]李蒲彌：《回歸後的澳門發展與粵澳關係研究》，香港：香港漢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頁。

曹有（[1830]-1896）漁農工商（晚清澳門華商、中國官員、工業）、社會（慈善公益）、宗族（華人宗族） 曹有，字應賢，號謂泉、益昌，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人。澳門富商。曹雨亭弟弟。 曹氏先祖移居澳門，曹氏家族在澳門繁衍生息，發家致富。 1882年4月，曹有在白馬行街創立繅絲廠，成為晚清時期澳門最早的工業投資者之一。[1] 1870年，曹有與沈旺、王祿、德豐等人出資籌建鏡湖醫院，香山縣政府和澳葡當局都表示支持。1871年向澳葡政府公物會辦理登記立契手續，同年10月28日澳葡公物會發佈公告，批准在三巴門外沙崗山邊興建醫院。 曹有與兄長曹雨亭創辦曹存善堂、曹連益堂等商號，擁有大量物業和房地產。[2] 1880年4月，曹有購買水車一架贈送給澳葡政府。澳葡政府認為曹有“乃屬出於情願，亦並無私益，越有功勞，是以本澳官樂為收領”，並對曹有“鄭重表揚，實堪嘉尚”。同年6月17日，葡萄牙王室特賞給曹有御賜聖母金星，他成為當時首位獲此殊榮的晚清澳門華商。[1]同年，他獲得清政府欽賜二品頂戴花翎，並獲賜牌坊“樂善好施”一座，以示旌獎。[3] 1892年秋，孫中山畢業後，得到曹有的長子曹善業，何穗田、陳賡虞等港澳知名人士資助，來到澳門鏡湖醫院擔任首席義務西醫，創辦西醫西藥。孫中山擬在澳門實施“藥局贈藥”，向鏡湖醫院借款1440兩開辦藥局，此舉得到醫院董事們的大力支持。 曹有作為鏡湖醫院的早期倡辦者，最具資歷，以他為首簽名作為孫中山借款的見證人之一，借出相當於鏡湖醫院半年經費的銀兩給孫中山。對於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宣傳，曹善業盡力相助[4]，與澳門知名人士盧九、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何穗田等聯名，1893年9月26日、10月7日在《鏡海叢報》和葡文週報《澳門回聲》刊登“春滿鏡湖”告白，介紹孫中山在澳門的地點、時間、業務範圍及高明的醫術，表彰孫中山的崇高醫德。 曹有生育十多個子女：其中包括曹善業、曹善芳、曹善瓊、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榮、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曹善謙（子揮）等。[1]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3-174頁。 [2]《曹氏家族資助孫中山澳門開辦西醫》，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9月21日。 [3]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9》（奏議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頁。 [4]《晚清澳門儒商曹有等創辦鏡湖醫院借大量銀款給孫中山辦藥局“贈藥”》，載《羊城晚報》，2011年9月19日。

陳康大，又名陳龍，生於香山斗門南山（今屬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南山村）。 康大18歲時，隨父兄經澳門，飄洋過海到美國加里福尼亞謀生，起初，他白天在胞兄開設的米店做搬運工，晚上到華人區教堂學習英文，學得一口流利的英語。這對他日後與洋人打交道和事業發展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 兩年後，康大在加州薩克拉門地區，按照四六分成，租種2000英畝土地種植蘆筍（龍鬚菜），每年僱用華人農工五千餘人。[1] 1906年，康大轉到桑尤幹墾區在北加州三角洲中南部斯托克頓附近，以每年7000元租金租下1125英畝土地，種植馬鈴薯和穀物。他與許多華人佃農一樣，同時租種幾家地主的土地，但他經營規模很大。20世紀30至40年代，他在三角洲租種土地，幾乎構成一個農業帝國。20多年來，康大一直是薩克拉門—桑‧尤幹三角洲中心最大經營者。1913年，他在俄勒岡科雷默斯瀑布附近買下2000英畝土地，僱人種植優質馬鈴薯。30年代，除供應加州市場外，康大的馬鈴薯銷售到美國其他地方，因此，康大被稱為“薯仔大王”。 康大出身於中國南方農村，放過牛，念過私塾，但他並不擅長耕種技術，而他善於經營管理。他每年僱用五六百名農業工人，既有華人，又有墨西哥人，擁有70匹馬和兩艘駁船用作運輸。他自己乘船或乘馬車經常來往於各片土地之間，進行籌畫和監督耕種。 康大生育五子：陳榮、陳華、陳富、陳貴、陳壽。他們說，父親的成功，主要在於他擅長與地主、債主們談判；懂得找多少工人進行耕種、收割；懂得如何運送工人、安排他們的工作和食宿及把握市場行情，以最好的價格將馬鈴薯等農產品銷售出去，所以，經營狀況特別好，每年從農業上獲取十多萬美元的利潤。 除在三角洲經營馬鈴薯種植業外，康大把業務擴展到其他領域中去。1884-1900年，他在阿拉斯加包裝協會的大馬哈魚罐頭廠當“包工頭”，後在薩克拉門加利福尼亞州首府開設一家星記公司；在三藩市開設一家出口公司和一家“上海大公司”的包裝公司。當時，他在中國最大商業機構之一的上海永安公司購買不少股票。1919年，陳氏家族成員成立一個“美國華人農場總公司”，資本達到100萬美元。 康大羈旅異邦，心懷桑梓。辛亥革命前夕，在同盟會會員、旅美同鄉陳耀恆的影響下，他積極回應孫中山在美國向華僑發出的“踴躍捐資，以助成革命大業”號召，捐款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並經陳耀恆引薦結識孫中山，他們多次在三藩市陳典敬（珠海斗門華僑）開設的“五湖藥店”見面，親自聆聽孫中山宣傳革命反清的道理。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不少旅美華僑失業，生活無著。康大樂意安排他們在自己的企業工作，薪酬特別優厚。20世紀20年代，家鄉盜賊蜂起，雞犬不寧。康大聞訊，慨然捐款資助南山鄉建造一座防禦性的碉樓“鎮南樓”，捐款購置槍械，增強家鄉的聯防力量，一直到抗戰時期，鄉親們仍使用“康大公的槍”。1938年，南山鄉一群進步青年為了抗日戰爭的需要，興辦活然小學（後更名前鋒小學），當時在澳門定居的康大慷慨出資贊助。 康大憑著智慧和毅力，在美國環境中艱苦創業成長起來的華僑企業家和資本家。雖為巨富，但他從不炫耀，生活儉樸，樂善好施，常常接濟有困難的鄉親。一輛小汽車成為他唯一的“奢侈品”。他不惜把財富用於擴大再生產和公益事業。 康大是第一個擁有福特牌履帶拖拉機的華人。1933年，他結束在美國半個多世紀的創業生涯，回國安度晚年。[1][2]20世紀20年代，他在澳門荷蘭園一帶買房定居，經商貿易。[3] 1939年，康大在澳門逝世，終年75歲。 其長子陳榮在三藩市經營公司。次子陳華管理星記領地。三子陳富以管拜倫領地。四子陳貴負責俄勒岡的土地，後加入商船隊，再後開餐館。五子陳壽是一個菊花種植者。[4] 1989年，孫子陳國男等捐獻鉅款給家鄉興建一座新學校，鄉親父老將學校命名為“南山康大學校”，以作紀念。之後，陳國男每年捐贈500美元給學校用於獎學獎教，深受鄉親和師生的讚揚。 一個世紀以來，康大子孫昌盛，人才輩出，現今定居在美國的有三四百人。他們當中有“菊花大王”、“玫瑰大王”、醫學教授、牙科醫師、工程師、律師、廚師、神學士等。每年7月的第二個星期天，聚居在加州陳氏族人舉行一次陳氏家族野餐會，陳康大的孫輩輪流主持，與會者二百多人，熱鬧非凡。 陳康大的事業取得巨大的成功，後人將他的名字和事蹟載入加州的史冊。著名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麥禮謙將他的事蹟收錄在《美國華僑簡史》一書。[1][2] 2001年7月，陳氏家族一行19人，在陳國男的帶領下回家鄉尋根訪祖。陳國男生於澳門，並在澳門讀書，12歲時隨家人移民美國加州。大學畢業後專攻玫瑰花的改良栽培，有“加州玫瑰花王”的美譽；擁有聖荷西最大的花卉種植園，是聖荷西所屬的聖地克拉拉郡農場局主席和第一位華城市規劃委員。聖荷西是世界著名的矽谷，當年華人在政界幾乎沒有代表。作為灣區菊花會創始人之一，農學專家陳國男帶動和扶助了一批亞裔人士參政，為爭取亞裔權益積極奔走，並推動灣區華裔青年參與公眾事務，參與創建為亞裔移民提供各種服務的社區機構亞美社區協進會。[5] 2007年7月4日，陳國男遺孀率領陳氏家族一行16人，在珠海市、區、鎮僑務部門領導的陪同下，回到斗門區乾務鎮南山村尋根訪祖，參觀南山康大學校及祖屋，並探望親人，增強與家鄉聯繫。陳國男夫人表示，他們在美非常想念家鄉。今次回鄉，發現珠海發生很大變化，感到很高興。南山康大學校2003年併入五山中心小學，該校佔在面積十萬平方米，政府投資3500萬，是一所設備、功能齊全的省一級學校。原南山康大學校現成為五山中心幼稚園。陳夫人表示，康大學校雖不存在了，但陳氏家族對家鄉教育事業的關心和支持會持續下去，今後每年他們將從美國的陳國男基金會中拿出部分資金，説明家鄉的貧困學生。[6] 2009年3月，美國第十大城市、灣區聖荷西舉行揭牌儀式，“陳國男郵政大樓”在眾人歡呼聲中正式更名。陳國男的親屬及加州灣區地方官員、各界人士、華人代表等出席揭牌儀式。[5] [1]《陳康大》，載“珠海檔案資訊網＂，2012年12月18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區達權：《美國“薯仔大王”陳康大》，載《珠海特區報》，2008年7月16日。 [3]羅祖寧：《鄉情，為四化建設添磚加瓦》，載“珠海市地情網＂，2010年11月28日，http://www.gd-info.gov.cn/shtml/zh/zszh/2009/09/04/11613.shtml。 [4]《乾務歷史人物》，載“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網，2011年6月21日，http://qianwu.zhnews.net/2010/1022/190.html。 [5]《以斗門華僑命名美國陳國男郵政大樓聖荷西揭牌》，載“廣東僑網＂，2010年5月30日，http://www.gdoverseaschn.com.cn/qw2index/2006dfqw/2006dfqwzh/200903170006.htm。 [6]《美國著名僑領陳康大後裔返珠海尋根》，載“廣東僑網＂，2008年12月10日，http://gocn.southcn.com/qw2index/2006xgzl/2006xgbd/200707060011.htm。

陳六，英文名Chen-Hang，又名陳行、陳恆、陳亞六、陳亞祿、陳瑞生，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晚清澳門著名鴉片商人。 1869年，何老桂（桂）、亞彭以年繳3000元，競得澳門闈姓的經營權，為期三年。1872年6月25日，澳門公物會經過一番爭搶後，終與Chen-Hang（陳行）訂立新的闈姓承充合同。每年繳納承充規銀17033元，從1872年9月27日起計，三年共繳銀51000元。擔保人為Bernardino de Senna Fernandeso。這期闈姓由陳六出頭承充，合夥人有Fong-pan、Ho-cuai（何桂）等人。 陳六率先在澳門經營闈姓生意，澳葡政府對他大加讚許，並予以獎賞。 1881年6月2日，大西洋君主賞給陳六御賜耶穌降生寶星（Cavalleiros da ordem military de Nosso Senhor）。 1882年後，陳六從事賭博轉營鴉片煙生意。同年4月，他與何老桂合作，承充澳門鴉片煙專賣生意，並因澳門公物會查禁私煙不力，上控澳門公物會。 1885年12月，陳六在澳門河邊街第廿一號屋去世。 陳六生育陳厚年、陳亞華（厚華）等兒子。後來，承充鴉片生意的專營權由次子陳厚華、侄子陳厚賢、陳厚能等繼承經營。 陳氏兄弟接手鴉片生意後，大展拳腳，陳氏家族全力發展鴉片生意，其承充合同從1885年12月至1888年4月30日止。 1888年5月1日至1893年9月10日，陳厚華、陳厚賢、陳厚能兄弟以每年上繳8000元，承充氹仔、過路灣（今路環）煮鴉片煙及賣鴉片煙膏生意。 1893年9月1日至1903年8月31日，陳厚賢、陳厚能、李鳳池、施鵲臣、陳治光，以每年上繳130000元，經營澳門、氹仔、過路灣（今路環）煮賣鴉片煙膏及載鴉片煙膏出口入口生意，為期十年。 1882-1903年，陳六及其家族經營澳門鴉片生意長達30餘年。陳六不僅是賭商，而且是晚清時期澳門最大的鴉片商。 陳亞華於1894年去世。[1]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6-177頁。

崔諾枝，廣東省南海縣（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澳門大慈善家和政界領袖、同善堂主席。崔樂其之父。諾枝小時學習中文六年，進入澳門三巴仔聖若瑟書院學習葡文，不久輟學。跟從父親學習洋服、木匠等手工業；後受僱於巴士度律師事務所。他15歲時，在葡國船艦工作，六年後擔任澳督府庶務員，前往里斯本任職五年。他回到澳門後，升任澳督府庶務處長。[1]1923年，諾枝等發起組織“華童教育會”，發動熱心教友捐獻，在望德堂區興建校舍，開辦“公教學校”，同年在澳葡政府註冊立案，並取得教授葡文津貼。[2]諾枝任職30年，1925年獲准退休，每月領取退休金。歷任同善堂值理、副主席、主席，中華總商會值理、副會長、會長及鏡湖醫院慈善會值理。現今，在澳門慈善機構同善堂內，放置著諾枝的銅像，以表達對他的敬意。[1]澳門同善堂成立於1892年秋，倡建者共408人，皆為熱心公益的社會賢達﹑港澳海外紳商和華僑。成立初期的堂址位於議事亭前地12號，與孫中山的“孫醫館”毗連。20多年後，因政府徵址興建郵政局而被拆去，遂在現址爐石塘重建堂址，1924年落成沿用至今。[3]諾枝富甲一方。20世紀30年代，他發起籌款資援抗日活動。1938年廣州淪陷和1941年日寇侵佔香港後，受難同胞紛紛來到澳門避難。1942-1944年，澳門處於最艱難時期，數以萬計的難民聚集在澳門，人口從抗戰初的十多萬人增到三四十萬。日寇不時對澳門實行經濟封鎖，斷絕糧食供應。當時民不聊生，哀鴻遍野，甚至發生人吃人的慘事。澳門慈善機構同善堂積極開展施粥濟貧活動，每日施粥一千多份，最高紀錄達16000多份，不少人因此保全了性命。[1]諾枝時任同善堂總理，不顧自己70多歲高齡，親自為難民施粥。抗戰後期，同善堂每日施粥兩次。另外，諾枝派發衣服、棉被，為難民禦寒。同時，同善堂聘請醫生，早晚開診，施藥贈醫。[4]諾枝熱心公益，經常發動社會人士捐資公益事業，自己帶頭捐款，獲得澳門政府頒授勳章。1945年，諾枝在澳門病逝，終年83歲。[5]長女崔瑞深積極投入愛國救亡的浪潮，擔任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宣傳部的勸銷股主任。[6]女婿（最小女兒崔瑞愛丈夫）許聲泉投入抗日戰鬥中。許聲泉曾服役國民政府裝甲部隊，參加抗日戰爭，戰後在韶關和澳門海關工作兩年；1948年生育一子許仕仁，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7]兒子崔樂其是澳門知名實業家、慈善家，誠興銀行創辦人，澳門立法會第二、三屆官委議員，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同善堂值理會副主席，澳門基本法協運會副監事長；澳門法國文化協會理事，廣東省第七屆政協委員，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市務委員等職；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銀蓮花勳章、獲授葡萄牙殷皇子軍官勳章及功績紳士勳章、英勇勳章、文化功績勳章及慈善功績章。[8]現存崔諾枝大屋在澳門瘋堂斜巷7號，1918年興建，後來成為公教學校校址，目前大屋成為大瘋堂藝舍的展覽場地，是整個望德堂文化創意產業區的一部分。[9][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93頁。[2]顧明遠：《中國教育大系：20世紀中國教育》（四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4041頁。[3]虞山：《救急扶貧雙甲子》，載《澳門雜誌》，2013年10月1日，http://www.macauzine.net/?action-viewnews-itemid-458。[4]《崔諾枝：贈醫施食》，載“中國社會工作協會＂網，2008年5月22日，http://www.cncasw.org/gypt/gyxm/gycsj/xd/200710/t20071023_2042.htm。[5]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第177頁。[6]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7]林鋒：《澳門四界救災會抗日救亡片段》，載《紅廣角》，1999年第6期，第6-7頁。[8]《香港最新政務司長（接替曾蔭權）背景》，載“深圳搜孤焦點＂網，2010年10月1日，http://sz.focus.cn/msgview/1787/30754058.htm。[9]《崔諾枝大屋》，載“澳門街道網＂，2013年10月6日，http://macaostreets.iacm.gov.mo/c/route/detail.aspx?gid=4&id=0ac2a544-9188-4625-b0e6-402080367488。

富商、慈善家。又名傅德蔭，原名德用，字廣源，號偉生，廣東南海西樵碧雲村人。幼時家境貧寒，19歲到香港謀生，當雜工及輪船機械學徒，後在廣西從事貿易。1935年，與霍芝庭在廣州設立裕興公司，並在深圳開設又生公司，經營賭業。由於交通方便，賭客大量湧入深圳，澳門、廣州等地賭場漸趨冷落。1937年，國民政府取締深圳賭場，他與高可寧投得澳門賭場經營權，在中央酒店創辦泰興總公司，經營澳門賭業20餘年，成為港澳叱吒一時的大富豪。長期在港澳兩地經商，在香港創設德記船務貿易有限公司、廣興置業有限公司、大華置地有限公司、大華影業有限公司，業務範圍涉及娛樂、船務、建築、地產、影業、貿易等，聯號分佈港澳兩地。積極贊助社會慈善事業，抗戰時期，廣州、香港先後淪陷，大批難民湧入澳門，他慷慨解囊，救濟貧困，頗獲良譽。曾任澳門中華總商會、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及同善堂名譽顧問。戰後父子先後被匪徒綁架，贖金甚巨，轟動港澳。1960年11月在香港病逝。

巨商、慈善家。盧九長子，名鴻翔，號廉若。生於廣東新會鄉間。17歲補新會縣弟子員，在鄉中創組義學，倡辦普仁堂，後遷居澳門，繼承父業。也承投澳門山票、舖票，經營煙賭，且是南洋煙草公司大股東，寶亨銀行兩大老闆之一。清末，盧廉若與同人籌資，創辦澳門孔教學校，招納貧苦少年入學。1913年澳門商會成立後，被選為主席，1913、1919、1921及1923年被推舉出任澳門鏡湖醫院總理。盧廉若支持孫中山革命，曾於1912、1913年二次接待孫中山訪澳，下榻盧園春草堂。盧廉若一生獲清廷誥授資政大夫、花翎一品頂戴、浙江補用通稟貢生，1913年獲葡國三等嘉章，1925年4月13日獲葡國政府基督一等勳章。1927年病逝於澳門。

企業家、社會活動家、慈善家。廣東番禺人。少時讀過私塾，13歲即出外做工，15歲在順德陳村一間店舖當掌櫃，後到廣州發展，與何善衡、馬子登等相好組成“匯隆銀號”，出任經理。抗日戰爭廣州淪陷期間，避難到香港經商，1941年香港淪陷，轉到澳門經商，並投入金融界，任大豐銀號經理。40年代後期，大豐銀號擴展業務，創辦了包括銀行、餐廳、戲院、巴士和的士、自來水等公司，其事業突飛猛進，成為澳門工商鉅子。在澳門，舉凡愛國活動、社會福利、文教體育、慈善事業，他均出錢出力，經常出面調解社會糾紛。他對故鄉建設極為熱心，40年代後期擴建岳溪學校，50年代建造澄溪醫院，援建番禺縣造船廠，60年代捐贈汽車、拖拉機、機船等物品，1979年捐建番禺賓館。1981年捐資修蓮花塔，建縣人民醫院碧秋大樓、縣婦幼保健院，後又與霍英東等捐資修建大石大橋與著名的洛溪大橋。曾任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中華全國工商聯常委、中國國際信托投資有限公司董事、暨南大學校董會副董事長；又任澳門大豐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主席、澳門東亞大學校董會主席、澳門立法會副主席。1983年12月6日病逝，澳門各界人士及祖籍番禺人士分別進行隆重悼念。

企業家、慈善家。原名啟東，字曉生，英文名Robert。原籍廣東新安（今寶安），生於香港。畢業於香港中央書院。曾留校充助教。1881年起任英商怡和洋行華人副經理、經理、買辦等職。告退後自營商業，歷任香港上海匯豐銀行、香港電車公司、香港電燈公司、香港置地公司、廣州火險公司、香港大酒店等董事局主席、董事、總經理等。兼任香港東華醫院主席、太平紳士、保良局紳士等。1912年曾任中國出席華盛頓會議代表團顧問。曾獲英王封KT爵士勳銜及KBE爵士勳銜。1941年香港淪陷前逃離香港，前來澳門避難，入住於1918年已在澳門購置的崗頂何東別墅（1958年改為何東圖書館），直至1946年元旦，才往香港，繼續經商。1952年獲授葡國勳章。1956年4月在香港逝世。生前捐出澳門的房產給澳門政府，現設為何東中葡小學、何東中葡幼稚園、何東圖書館等作為紀念。

商人。廣東南海人。早年助父經商，1910年為岑春煊所設新軍籌集軍需品，後又承攬陳炯明陸軍軍需品的供應，成為暴發戶。1915年起，在廣州開辦煙賭業，1920年陳炯明任廣東省省長兼粵軍總司令時禁止煙賭，遂逃至香港，入葡萄牙籍。1925年後，先後在宋子文、陳濟棠支持下，大辦煙賭業，以所得利潤開辦企業。1936年因參與陳濟棠、李宗仁等人倒蔣（介石）活動，避居香港。1938年在澳門經營木柴生意，並投資興建國際酒店。1939年秋在香港病卒。

廣東新會人。兒童時代在澳門度過，入讀陳子褒開辦的灌根學堂。隨在澳門合法專營鴉片烟的父親利希慎居澳多年，1915年在澳觀賞飛行表演，所寫觀後感刊於《灌根學報》，成為青年飛行家譚德根澳門首次飛行表演的歷史佐證。其後隨父往香港，就讀於香港皇仁書院。1927年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工程系，獲碩士學位。留英期間，曾任中國留英學生總會會長。1928年回香港後，歷任中國工程師學會香港分會副會長、香港工務局註冊則師。後任廣州市政府秘書、自來水管理委員會委員、城市設計委員會委員等。香港淪陷後遷居重慶。抗戰勝利後，歷任香港糧食統制處處長，市政局、立法局、行政局議員，南華體育會會長，反貪污委員會主席，香港業主聯合主席，紳士法官，税務上訴委員，華人廟宇委員，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香港代表等。是香港利希慎興業有限公司、維達航空公司、利國酒家等公司董事長，東亞銀行、美都酒店有限公司董事。1949年獲O.B.E.勳銜。1963年獲C.B.E.勳銜。1983年在香港病逝。

巨商、慈善家。原名盧華紹，字焯之，因在兄弟中排第九，故稱盧九。廣東新會人，出身貧寒，後到廣州等地經營錢莊，煙、賭起家，且在澳門承投得賭權，並經營鴉片，兩項在當年均為合法事業，遂成巨富，成為清光緒年間澳門賭王。著名的“官紳俱樂部”──澳門宜安公司，即為盧九所設。熱心慈善公益事業，對澳門鏡湖醫院、同善堂以及內地嚴重災害給予大量捐獻。1890年、1894年兩次獲授葡萄牙國王勳章，成為名噪一時的濠鏡紳士。澳門有一條盧九街即為紀念他。

字韶選、少泉，號霞公。廣東南海人。1893年（清光緒十九年）中舉人。1895年赴京會試，參加“公車上書”。1904年舉進士，入翰林，點庶吉士。回穗助兩廣總督岑春煊辦學務，功授編修。後官至江蘇候補道。嗣返粵，充當廣州清鄉總辦。1911年協助潘達微收殮廣州黃花崗起義七十二烈士遺骸。武昌起義後，力勸李准反正，參與促成廣東和平光復。辛亥革命後，在港經商，代理英美煙草公司買辦。1930年辭職返穗定居，後在穗郊羅崗洞創辦江蘭齋農場和蜂場。1938年廣州淪陷後攜眷居港，拒絕擔任日偽廣東省維持會長，常來往港澳間。現存於澳門龍記酒家的書法橫幅，為江氏的存世佳品。著有《蘭齋詩詞存》。

曹有（[1830]-1896）漁農工商（晚清澳門華商、中國官員、工業）、社會（慈善公益）、宗族（華人宗族） 曹有，字應賢，號謂泉、益昌，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人。澳門富商。曹雨亭弟弟。 曹氏先祖移居澳門，曹氏家族在澳門繁衍生息，發家致富。 1882年4月，曹有在白馬行街創立繅絲廠，成為晚清時期澳門最早的工業投資者之一。[1] 1870年，曹有與沈旺、王祿、德豐等人出資籌建鏡湖醫院，香山縣政府和澳葡當局都表示支持。1871年向澳葡政府公物會辦理登記立契手續，同年10月28日澳葡公物會發佈公告，批准在三巴門外沙崗山邊興建醫院。 曹有與兄長曹雨亭創辦曹存善堂、曹連益堂等商號，擁有大量物業和房地產。[2] 1880年4月，曹有購買水車一架贈送給澳葡政府。澳葡政府認為曹有“乃屬出於情願，亦並無私益，越有功勞，是以本澳官樂為收領”，並對曹有“鄭重表揚，實堪嘉尚”。同年6月17日，葡萄牙王室特賞給曹有御賜聖母金星，他成為當時首位獲此殊榮的晚清澳門華商。[1]同年，他獲得清政府欽賜二品頂戴花翎，並獲賜牌坊“樂善好施”一座，以示旌獎。[3] 1892年秋，孫中山畢業後，得到曹有的長子曹善業，何穗田、陳賡虞等港澳知名人士資助，來到澳門鏡湖醫院擔任首席義務西醫，創辦西醫西藥。孫中山擬在澳門實施“藥局贈藥”，向鏡湖醫院借款1440兩開辦藥局，此舉得到醫院董事們的大力支持。 曹有作為鏡湖醫院的早期倡辦者，最具資歷，以他為首簽名作為孫中山借款的見證人之一，借出相當於鏡湖醫院半年經費的銀兩給孫中山。對於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宣傳，曹善業盡力相助[4]，與澳門知名人士盧九、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何穗田等聯名，1893年9月26日、10月7日在《鏡海叢報》和葡文週報《澳門回聲》刊登“春滿鏡湖”告白，介紹孫中山在澳門的地點、時間、業務範圍及高明的醫術，表彰孫中山的崇高醫德。 曹有生育十多個子女：其中包括曹善業、曹善芳、曹善瓊、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榮、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曹善謙（子揮）等。[1]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3-174頁。 [2]《曹氏家族資助孫中山澳門開辦西醫》，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9月21日。 [3]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9》（奏議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頁。 [4]《晚清澳門儒商曹有等創辦鏡湖醫院借大量銀款給孫中山辦藥局“贈藥”》，載《羊城晚報》，2011年9月19日。

畢侶儉（1894-1960）漁農工商（商人、賭商）、社會（社會活動）、宗族（華人宗族） 畢侶儉，又名畢公萬、畢元勤，祖籍花縣（今屬廣州市花都區）獅嶺鎮紫石崗，生於廣州厚生里十八號。澳門富商。 侶儉在廣州度過少年時期，年青時在北京稅務學堂讀書。他是海員出身，弟弟畢勁持也是海員，兄弟倆少時在海上打拼，賺了不少錢；後來上岸從事貿易，涉足煙土買賣及賭業。後來，他前往香港經商，經營厘東酒店、銀都酒樓，業務不斷發展；後移居澳門，在港澳之間從事餐館和娛樂業。他在澳門經營利為旅酒店、域多利娛樂場等生意，在澳門商界嶄露頭角，成為澳門殷商名流。[1] 畢氏家族都是超級票友。侶儉與粵劇名伶任劍輝母親有同鄉之誼。侶儉從嘉道裡手中接過澳門賽狗會後，為了招徠賭客，請任劍輝登台。後建成澳門賽狗會萬家樂戲院，並且由任劍輝領銜，組成鏡花影女劇團。當時省港澳享負盛名的女伶有十多個，如文武生任劍輝、花旦鍾翠蟬等，這些人都是鏡花影女劇團成員，在萬家樂戲院登台。侶儉的太太莫瀚生是任劍輝的超級戲迷，任劍輝每到澳門演出，她場場必到。侶儉的弟弟畢勁持改行擔當粵劇丑生，藝名黃腫美。畢勁持又將堂弟畢焜生帶進梨園，取藝名白玉堂。白玉堂先後師從名小生靚全和白駒榮，19歲首任正印小生；之後在樂同春、新中華、永壽年等省港大班演出，成為粵劇一代名家。[2] 侶儉在澳門賽狗場上下了血本，可事與願違，虧損不少。1936年，他向澳門政府提出承包賭場的申請，1937年成為豪興的承包老闆之一。[3]但他接手後，經營狀況並沒好轉。這時，豪興忽然來了“神秘黨”，臉孔陌生，口音不詳，但下注狠辣，每次荷官揭盅，他們都是每買必贏。不到半個月，豪興被贏走一百多萬元，侶儉因此幾近破產。之前，他一次性繳納五成的租賃費，幾乎耗盡他的全部家財。[4] 抗戰時期，侶儉擔任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名譽顧問、澳門勸募分會主任，積極支持抗日救亡運動。澳門救濟分會組織勸捐隊向各界募捐時，大家踴躍購買，購公債183500元，其中侶儉個人購債五萬元。當時澳門人口不過12萬，商業不發達，這個成績非常難得。[5]1960年，侶儉在香港去世，終年66歲。 畢侶儉家學淵博，多個子女各有作為。女兒畢漪汶是澳門教育家，榮獲澳葡政府教育勞績勳章、澳門特區政府教育功績勳章。[6]妻子莫瀚生是澳門婦女慰勞會主席，率領澳門婦女參加各種抗日救亡活動。[7] [1]廣東省廣州市花都區：《花縣華僑志》，廣州：花都市地方志辦公室，1996，第300頁。 [2]王文全、梁威：《廣州文史資料》（第42輯‧粵劇春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第281頁。 [3]祝春亭：《澳門賭場風雲》，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8，第120-121頁。 [4]《第44節：合組財團傅高雙雄奪賭牌（3）》，載“騰訊網＂，2012年12月20日，http://book.qq.com/s/book/0/17/17207/44.shtml。 [5]鄧開頌等：《澳門歷史新說》，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第387頁。 [6]《畢校長回顧》，載“東南學校＂網，2012年12月10日，http://www.tongnam.edu.mo/system2/schoolphp?fid=2&tid=2。 [7]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

巨商、慈善家。盧九長子，名鴻翔，號廉若。生於廣東新會鄉間。17歲補新會縣弟子員，在鄉中創組義學，倡辦普仁堂，後遷居澳門，繼承父業。也承投澳門山票、舖票，經營煙賭，且是南洋煙草公司大股東，寶亨銀行兩大老闆之一。清末，盧廉若與同人籌資，創辦澳門孔教學校，招納貧苦少年入學。1913年澳門商會成立後，被選為主席，1913、1919、1921及1923年被推舉出任澳門鏡湖醫院總理。盧廉若支持孫中山革命，曾於1912、1913年二次接待孫中山訪澳，下榻盧園春草堂。盧廉若一生獲清廷誥授資政大夫、花翎一品頂戴、浙江補用通稟貢生，1913年獲葡國三等嘉章，1925年4月13日獲葡國政府基督一等勳章。1927年病逝於澳門。

崔諾枝，廣東省南海縣（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澳門大慈善家和政界領袖、同善堂主席。崔樂其之父。諾枝小時學習中文六年，進入澳門三巴仔聖若瑟書院學習葡文，不久輟學。跟從父親學習洋服、木匠等手工業；後受僱於巴士度律師事務所。他15歲時，在葡國船艦工作，六年後擔任澳督府庶務員，前往里斯本任職五年。他回到澳門後，升任澳督府庶務處長。[1]1923年，諾枝等發起組織“華童教育會”，發動熱心教友捐獻，在望德堂區興建校舍，開辦“公教學校”，同年在澳葡政府註冊立案，並取得教授葡文津貼。[2]諾枝任職30年，1925年獲准退休，每月領取退休金。歷任同善堂值理、副主席、主席，中華總商會值理、副會長、會長及鏡湖醫院慈善會值理。現今，在澳門慈善機構同善堂內，放置著諾枝的銅像，以表達對他的敬意。[1]澳門同善堂成立於1892年秋，倡建者共408人，皆為熱心公益的社會賢達﹑港澳海外紳商和華僑。成立初期的堂址位於議事亭前地12號，與孫中山的“孫醫館”毗連。20多年後，因政府徵址興建郵政局而被拆去，遂在現址爐石塘重建堂址，1924年落成沿用至今。[3]諾枝富甲一方。20世紀30年代，他發起籌款資援抗日活動。1938年廣州淪陷和1941年日寇侵佔香港後，受難同胞紛紛來到澳門避難。1942-1944年，澳門處於最艱難時期，數以萬計的難民聚集在澳門，人口從抗戰初的十多萬人增到三四十萬。日寇不時對澳門實行經濟封鎖，斷絕糧食供應。當時民不聊生，哀鴻遍野，甚至發生人吃人的慘事。澳門慈善機構同善堂積極開展施粥濟貧活動，每日施粥一千多份，最高紀錄達16000多份，不少人因此保全了性命。[1]諾枝時任同善堂總理，不顧自己70多歲高齡，親自為難民施粥。抗戰後期，同善堂每日施粥兩次。另外，諾枝派發衣服、棉被，為難民禦寒。同時，同善堂聘請醫生，早晚開診，施藥贈醫。[4]諾枝熱心公益，經常發動社會人士捐資公益事業，自己帶頭捐款，獲得澳門政府頒授勳章。1945年，諾枝在澳門病逝，終年83歲。[5]長女崔瑞深積極投入愛國救亡的浪潮，擔任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宣傳部的勸銷股主任。[6]女婿（最小女兒崔瑞愛丈夫）許聲泉投入抗日戰鬥中。許聲泉曾服役國民政府裝甲部隊，參加抗日戰爭，戰後在韶關和澳門海關工作兩年；1948年生育一子許仕仁，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7]兒子崔樂其是澳門知名實業家、慈善家，誠興銀行創辦人，澳門立法會第二、三屆官委議員，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同善堂值理會副主席，澳門基本法協運會副監事長；澳門法國文化協會理事，廣東省第七屆政協委員，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市務委員等職；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銀蓮花勳章、獲授葡萄牙殷皇子軍官勳章及功績紳士勳章、英勇勳章、文化功績勳章及慈善功績章。[8]現存崔諾枝大屋在澳門瘋堂斜巷7號，1918年興建，後來成為公教學校校址，目前大屋成為大瘋堂藝舍的展覽場地，是整個望德堂文化創意產業區的一部分。[9][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93頁。[2]顧明遠：《中國教育大系：20世紀中國教育》（四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4041頁。[3]虞山：《救急扶貧雙甲子》，載《澳門雜誌》，2013年10月1日，http://www.macauzine.net/?action-viewnews-itemid-458。[4]《崔諾枝：贈醫施食》，載“中國社會工作協會＂網，2008年5月22日，http://www.cncasw.org/gypt/gyxm/gycsj/xd/200710/t20071023_2042.htm。[5]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第177頁。[6]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7]林鋒：《澳門四界救災會抗日救亡片段》，載《紅廣角》，1999年第6期，第6-7頁。[8]《香港最新政務司長（接替曾蔭權）背景》，載“深圳搜孤焦點＂網，2010年10月1日，http://sz.focus.cn/msgview/1787/30754058.htm。[9]《崔諾枝大屋》，載“澳門街道網＂，2013年10月6日，http://macaostreets.iacm.gov.mo/c/route/detail.aspx?gid=4&id=0ac2a544-9188-4625-b0e6-402080367488。

朱梅官，原名朱作寧，字雪溪，西名Choo Mie-Kwa，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澳門早期著名華商。 清乾隆年間，朱梅官來到澳門開店經營絲茶貿易，逐漸致富，由監生捐官為納州同職銜，時人稱為“朱梅官”。 朱梅官在澳門開辦商行，同時經營銀號，成為澳門當時著名的華商之一。他與澳葡判事官眉額帶嚦關係密切。眉額帶嚦是當時澳門的重要葡商，擔任澳葡判事官一職16年，與英國的大鴉片商比爾勾結，大規模地經營鴉片貿易。 在巨額利益的驅使下，朱梅官成為清嘉慶年間澳門主要的華人鴉片商。[1] 朱梅官等六人用布匹、茶葉兌換葡萄牙人安多利的胡椒、海參，除貨抵外，安多利還應找回梅官番銀3480元。安多利擬於1814年9月底回國，所乘之船停泊於香山縣外海。朱梅官等人趕至逼索欠銀。適逢有葡萄牙船駛到，安多利當向船長借銀。該船長回答無銀，僅有鴉片。結果，朱梅官等應允收下鴉片120筒（每筒約二斤七兩）。因鴉片是禁品，朱梅官等擔心不得上岸，碰巧有小舟經過，乘機把鴉片轉賣給一夥不相識的人，得銀3840元。 海盜張保仔被清廷招安，他深悉鴉片貿易實情。在緝獲若干鴉片走私船後，通過審訊，他獲悉澳門有個鴉片窩子。福建方面就把情報移送廣東當局。1815年春，兩廣總督據此查拿涉案的澳門居民紀申官、王侖官、朱梅官等20人。 香山縣官員乘機敲詐，透出口風：若交八萬銀元即可放人。勒索金額太大，鴉片商拒絕。於是，朱梅官等六人依法被解送到廣州。在一番行刑逼供後，他們被迫供認販賣鴉片的事實。[2] 朱梅官獲罪充軍後，致函眉額帶嚦借錢，照例贖罪。 朱梅官等人後被革去職銜，在犯事地方各枷號一個月後，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賣鴉片銀兩被充公。朱梅官一案，成為清政府禁煙政策變化的一個契機。 澳門華商走私鴉片，無不與澳葡有關，清政府對澳葡採取了較為嚴厲的管制措施。之後到澳門貨船，均須逐船查驗，如一船帶有鴉片，即將此一船貨物全行駁回，不准貿易。若多船皆帶有鴉片，也必將各船貨物全行駁回，都不准貿易，立即逐回本國。[1] 現今，澳門新馬路爐石塘街口，1918年開闢新馬路之前，有一條小巷弄名曰“賦梅里”，就是朱梅官大宅所在。因他極愛梅花，在家中花園植梅百株，為當時澳門華商津津樂道。朱梅官犯事被抄家後，香山縣丞將他的大宅拍賣所得款項入庫。“賦梅里”不復有梅花，但巷里名稱仍存留至今。[3]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2006，第43-44頁。 [2]雪珥：《腐爛的帝國》，載“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網，2012年8月11日，http://zgrmdx.dooland.com/wap/article.php?id=176747&verify=&m=。 [3]金豐居士：《盧氏娛園慘遭商家摧殘》，載《新報》，2012年8月1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64897&scid=21。

王作芝，澳門工商業者、會寧同鄉會主席。 王作芝在澳門開辦炮竹廠。[1] 抗戰期間，除帶頭捐資捐物外，王作芝以會寧同鄉會主席身份，發動會寧籍的同胞參加會寧華僑回鄉服務團和捐資捐物。在他帶動下，澳門會寧籍同胞70%以上捐了錢物。從1937年8月至1940年，澳門同胞舉行百多次募捐活動。 孔令淦和王伯琰來到澳門找到歐新、王作芝商量。當時歐新在澳門岐關公司工作，發動在澳門的同鄉青年參加服務團和支援服務團。經過一段時間的宣傳發動，在香港澳門兩地黨組織的支持下，有十多人報名參加服務團，還捐集到一批衣物、藥品和活動費用。[2] [1]《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131-132頁。 [2]中共四會縣委黨史辦公室：《四會黨史資料選輯》，中共四會縣委黨史辦公室，1989，第15-16頁。

陳聲始，澳門全新織造廠東主。 抗戰期間，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歷次籌募活動中，不但得到當時澳門商會（中華總商會前身）、婦女慰勞會、中華教育會等各大社團支援，而且得到工商界著名人士及社會名流積極贊助，商會主席徐偉卿，“華人代表”梁後源，殷商高可寧、崔諾枝、畢侶儉、李際唐等，國民黨澳門支部負責人、教育會會長、崇實中學校長梁彥明，著名廠商、全新織造廠東主陳聲始、楊惠馨夫婦，殷商徐偉卿夫人張瑞英，畢侶儉夫人莫翰聲（婦女慰勞會主席），岐關公司總經理鄭芷湘，愛國商人畢漪迢等都是熱心支持者。[1] 澳門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第三隊領隊楊惠馨女士，除擔任工作外，她用大洋五元受旗一面，出錢出力。另外，全新織造廠受旗一面，給西紙15元。 陳聲始的六個兒子各受旗一枝共西紙六元，愛國熱誠，令人振奮。又有右文書局報效布旗，全新織造廠報效製工。統計三天所得，達1600餘元，積極為抗日救國活動貢獻力量。[2] 陳聲始、楊惠馨夫婦不但自己熱心捐輸救國，而且教育子女把新年“利是”全數捐獻出來，給抗日團體購買藥品等。[3] 30年代初，陳聲始的家人曾枝西（陳卓禧夫人）組織具有相當規模的澳門婦女互助社，以全新織造廠工人為主體，開展婦女運動。1933-1964年，應陳天心之邀，曾枝西投資《大眾報》，成為合股人，親自主理經理部工作；抗戰時參加澳門四界救災會工作，獲選為理事，出錢出力，支持抗日救亡愛國運動。[4] 2011年，陳聲始家人捐獻澳門幣100000元給澳門同善堂。[5] [1]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第18-19頁。 [2]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第128頁。 [3]《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131頁。 [4]《曾枝西》，載“互動百科＂網，2012年8月27日，http://www.hudong.com/wiki/曾枝西。 [5]《捐款善長芳名（2011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載“澳門同善堂＂網，2012年8月30日，http://www.tst.org.mo/news-donors-16.html。

陳卓禧，又名陳焯熹，原籍番禺縣（今屬廣州市番禺區）鍾村。港澳實業家。陳紹文四子。 1920年，澳門全新織造廠創建，廠址在沙崗渡船街。前身是澳門仁安泰染布房，該染布房由廣東番禺鍾村陳占威、陳占安兄弟開設。早在清末年間，陳氏兄弟在番禺沙灣利用人家染坊的廢水上街代人染舊衣物而發家，後在番禺市橋開設同安染布店；1910年又在澳門開辦仁安泰染布房，經營曬染大成藍土布及薯茛布等業務。後來，陳占安之子陳慕周、陳覺民、陳紹文三人經營，由長子陳慕周主理。後來，陳紹文四子陳卓禧到新加坡南洋一帶考察，發現海外華僑流行穿針織汗衫產品，認為經營針織業大有前途。[1] 1929年[2]，在仁安泰染布房的基礎上，陳卓禧創辦澳門全新織造廠，並擔任廠長，出產半胸、文化、背心等汗衫品種。當時針織業正在中國興起，針織內衣柔軟、涼爽、吸汗，穿著舒適，頗受歡迎，非常暢銷。 後來省港澳三地的全新織造廠都採用英國進口高級紗支棉生產中、高檔的汗衫產品，廣銷省、港、澳、加（新加坡）等地。隨著業務不斷發展，名牌產品相繼出現，當時有100支線紗的“303”牌，84支至90支線紗的“宮燈”和“555”牌，80支單竹紗的“505”牌，尤其是“555”牌產品，行銷海外，享有盛名。之後，創製80支的“孖七”牌，以紀念“蘆溝橋事變”。陳卓禧並從香港總廠捐獻十字救護車一部，支援祖國抗戰。 當年一般工人月薪僅15元，但一件“555”的線衫要十元，穿得起的非富則貴。全新織造廠全盛時期，全港設有300多個代理商，幾乎每間大型百貨公司及洋服店都有出售，每日銷售量超過100打，除在九龍塘尾道獨佔一排唐樓“上廠下鋪”外，在澳門、廣州及新加坡都設有門巿，盛極一時。 為了獲取產品銷往英屬地免稅的特惠，1925年在香港塘尾道開設全新分廠。因經營業務需要，總廠改設在香港。1931年，由總廠陳仲紀等人在廣州龍津路開設經銷分行辦事處，1932年籌辦廣州全新織造廠，由陳伯朋負責管理。解放前盈虧統由香港總廠結算。廣州解放後，由總廠劃出港幣192500元，作為廣州全新織造廠獨立經營的資金，1951年9月開始獨立建帳，獨立經營。[2] 50年代，十七八歲的吳志明加入香港全新織造廠做“行街後生”。70年代末，陳氏家族要求他接手經營，為保持傳統品牌，自信可以創一番成績，吳志明答允，並進行大事改革，主力發展出口業務，加上當時歐美的“功夫熱”，生意漸有起色。 陳卓禧的妻子曾枝西是澳門婦女運動領袖，社會活動家；積極參與和贊助開辦澳門《大眾報》、《朝陽日報》，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組織成立“澳門民主婦聯籌備委員會”；積極開辦“婦女免費識字班”，為澳門同胞愛國運動作出貢獻。[3] [1]梁秀、梁愛瓊：《廣州全新針織廠的社會主義改造》，載《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廣東卷‧廣州分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第666-679頁。 [2]張慧怡：《港產老牌線衫掙扎求存》，載《東方日報》，2012年1月6日，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00511/00176_050.html。 [3]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第536頁。

民國十年(1921年1月1日─1921年12月31日)6月15日，清末著名維新派人物鄭觀應在上海提籃橋招商局公學宿舍病逝。1923年遷葬香山之前山。鄭觀應，本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晚號羅浮待鶴山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月十七日生於廣東香山縣雍陌墟。鄭觀應自幼經常出入澳門，既接觸到了現代西方文明，也認識到澳門諸多的社會問題，最終在19世紀60年代開始撰寫、70年代結集出版的宣傳維新思想的名著《救時揭要》中，即有《澳門豬仔論》、《澳門窩匪論》、《續澳門豬仔論》、《求救豬仔論》、《論禁止販人為奴》等揭露澳門積弊的篇章。鄭觀應中年起在澳門居家置業。光緒十一年(1885)因賠保楊桂軒虧欠太古洋行鉅款而被拘禁於香港，後回到澳門，直至 1892年冬赴上海重入招商局，在澳門共度過8年的隱居生涯，並於1894年完成了成熟而完整的維新思想體系的皇皇巨著《盛世危言》。其時正值甲午戰爭爆發、維新變法運動興起之際，此書甫發行，即得到強烈反響，並刊印20多種版本，可說是中國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種，對後世也具有深遠的影響。鄭觀應由此也被譽為“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是揭開民主與科學序幕的啟蒙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