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6月25日，英国商船到达澳门附近的麦子山（Monte de Trigo，今珠海市斗门区三灶一带），当时澳门的情况十分微妙，尽管英国同葡印总督缔结条约中允许英国商船来澳门，但澳门议事会考虑到本地商人的利益，因为当时澳门的繁荣全赖于葡萄牙船队的往来贸易，因此澳门议事会坚决反对英商进入澳门参加对华贸易。故议事会采取种种方法拖延时间，阻止英国商船进入内港。英国商船只得移泊氹仔（Taipa）。7月5日，澳门总督邀请若翰•威德尔上校及随行英国商人进入澳门。7月15日，若翰•威德尔不顾澳门葡人的阻挠，率领商船离开澳门，直奔广州，在珠江口勘查广州河口水道，并找到了虎门入口，还调查了珠江口明军防御力量。但是广州官方声明：英商不得在澳门贸易。22日，英国商船返回伶仃洋。29日，若翰•威德尔再次率领船队向广州进发。8月6日抵达珠江口，当时广东官员要求等待上级批复，但是若翰•威德尔没有等待中方批复就率领船队驶进内河，向广州挺进。8月6日，澳门选出四位助理与议事会解决如何对付澳门海岸出现的4艘英国船的问题。8月12日，中英展开炮战。仅仅半个小时，虎门炮台陷落。英军登陆占领炮台，缴获44门小炮以及2艘平底船、1只渔船。8月15日，若翰•威德尔派鲁宾逊、拿塔尼耳•蒙特尼2人与通事番禺人李叶荣（Pablo Noretti）一起去广州谈判通商。到达广州后，受到广东总兵陈谦的热情接待，“红夷到日，即入总府。见万众喧嚣，即发回哨船”。[10]8月21日，通事李叶荣带来海道副使郑觐光和广东总兵陈谦的一封信，称：广东给英国人在国内买卖任何商品的自由，并指定三处为英船的停泊所，还指定由李叶荣为经纪人，派两三个人到广州准备购办货物，并请求英国人将明方的炮和船放还。若翰•威德尔认为这样比较满意，立即将炮及帆船放还。8月24日，李叶荣返回广州，由首商拿塔尼耳•蒙特尼和约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鲁宾逊3人陪同前往。他们携带西班牙银元22000八单位雷阿尔（Reais-de-oito）及两小箱日本银，其中10000送给官员们，其他用作投资。到广州后，购买白糖1150担，糖米50担，米85担，酒100坛，并住在华商揭邦俊家。后在琶洲处被明方捕盗船抓获。[11]8月30日，若翰•威德尔命令船只前移两里，到达大虎岛。[12]9月6日，若翰•威德尔接到澳门总督与议事会的书面抗议，要求英方退出中国海域。若翰•威德尔却依仗李叶荣背后的关系表示反对。[13]当时，两广总督张镜心督促广东总兵陈谦出师浪白，9月10日，副总兵黎延庆等率葡萄牙人支援的3艘火器船对英船进行攻击，“打死夷人数名”。[14]26日，若翰•威德尔将船队退回伶仃岛。27日，船行至距离澳门4里格远的地方。然后，船队委员会向澳门葡萄牙人投递了抗议书，阐述了对在果阿和澳门遭到冷遇而不满的理由，指责澳门葡人向中国纵火船提供军需和装备，对扣押英人一事他们要负责。澳门葡人拒绝承认。[15]同时，张镜心又实行“檄道厅亲至澳门宣示汉法，以法绳澳，以澳驱红，节节相促，受我戎索”的方策。[16]10月初，广东市舶司会同香山县差官及驻澳提调、备倭诸官下澳，传唤议事会理事官、通事、揽头到议事会宣谕，要求澳门议事会理事官戎猫州弗黎厨（Francisco de Araújo de Barros）[17]、揽头吕沈西及通事刘德来广州调停处理英商之事。[18]10月16日，几名澳门葡人前往广州调停中英关系。18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当时会议试图迫使英商达成以下协议：即刻退出广州，永不再来；对中方给予此次在此经商的特权，应先付给酬金28000雷阿尔。但是，英国商人表示反对。[19]在葡人的调停下，广东方面将英商及其款项、货物全部发还，并完成了他们的贸易。直到11月22日，中英双方签订贸易协定：“允许（英商）自由经商，扩大贸易，长久居住，但英方每年应缴付（中国）皇帝2万两白银及4门大铁炮和50支毛瑟枪。”11月26日，英商离开广州，回到碇泊澳门的船队上。[20]Monte de Trigo，一般人译为横琴岛，似不妥。Monte de Trigo，意为“麦子山”。葡语及英语文献中均有出现。英语仅见于《芒迪游记》，作Monton de Trigo。Montón为西班牙语，意即“堆”。西班牙语也有Monte，且与葡语同意。显然，芒迪将Monte误作Montón。有人称芒迪懂葡语与西语，不知所据。仅此一例可知其西语水准实很低劣。否则不会将Monte与Montón混淆。葡语中，有图示[图载“A Portugues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in Santa Barbara Portuguese Studies（Journal of the Center of Portugueses 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994, VolumeI, p. 241, 但失考]。据图，Monte de Trigo为今三灶岛，但航海资料的文字涉及则是指三灶东侧一小岛。“沿着高澜山航行，可见一圆岛，然后在它的尽处又可见一更长、形成圆湾的大岛。再前面是4个小岛，共中之一便是称为Monte deTrigo的又圆又高的岛屿。（Ms. Cadaval 972, f. 95v°）”这一“又圆又高的岛屿”之汉名暂缺。无论准确度还是可信度，航海资料均高于图籍。前者成于明末，后者乃清初一示意性图示，不很准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8—19页。博克塞：《300年前的澳门》，第51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l卷，第19页；刘鉴唐、张力主编：《中英关系系年要录13世纪—1760》第l卷，第116—117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20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44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20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称：“本月初三（8月22日）日，夷船扬帆直入铳台，兵放铳堵御，自辰至末，夷船不敢径入，泊回原处，打坏小料船一只。”中英双方记录差异甚大。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1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称“李叶荣带夷目二人进省”，又称“带同夷目二名，夷仔一名”，又称“旧澳夷通事李叶荣往谕，随夷目二名进省投见”，又称“红夷头目三名雇船一只”，又称“其前后羁留夷人五名内，查三名的系头目，一名噧呾缠，一名毛直缠，一名嘛道呧。其夷奴二名，则无名可查”。噧呾缠，应即为蒙特尼（Mountney），而嘛道呧应为蒙特尼之弟约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如此，毛直缠则应为鲁宾逊的译名。可知，他们三人应是分两次进入广州的。[10]张镜心：《云隐堂文录》卷3《参镇压庇奸之罪疏》。[11]《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2]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13]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1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5]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l卷，第24页。[16]张镜心：《云隐堂文录》卷1《报镇将驱逐红夷疏》。[17]此处理事官葡文名字据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107. 而来，但与“戎猫州弗黎厨”音不合。[18]《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9]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6页。[20]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6页。

正德十五年(1520年1月20日─1521年2月6日)7月，费尔南•安德拉德返回葡国，受到国王接见。国王多次向他们询问中国的情况，而费尔南•安德拉德的回答对葡王1520年的“印度敕令”产生影响，葡王决定对往返中国的航行实行国王垄断，并将往返船队保持的季节性接触变为建立持久的关系，使葡国与东方的贸易成为日常的生意。为了使“印度敕令”产生实效，必须保证三个目标：将马六甲置于葡萄牙统治之下，加强其作为东南亚香料和药品贸易重要中心的作用；在苏门答腊北部建立一个葡萄牙军事势力范围，并在该地区主要的胡椒港口帕塞姆(Pacem)兴建一座炮台和商站；在中国南方沿海建立商站和炮台。奥利维拉：《葡中接触五百年》第3章，第29—30页。

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本年，广东按察司副使兼巡视海道汪鋐因指挥东涌战役，对葡萄牙人之蜈蚣船及佛郎机铳颇有认识，称：“其船用夹板长十长，阔三长，两旁架橹四十余支，周围置铳三十四管。船底尖，两面平，不畏风浪，人立之处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撑架，橹多人众。虽无风可以疾走。各铳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蜈蚣船。其铳管用铜铸造，大者一千余斤，中者五百余斤，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铳一管，用提铳四把，大小量铳管，以铁为之。铳弹内用铁，外用铅，大者八斤。其火药制法与中国异。其铳一举放远，可去百余丈，木石犯之皆碎。”是葡人用的一种战船，自明嘉靖四年(1525年)开始仿制使用。李昭祥：《龙江船厂志》卷1《训典志》引汪鋐奏章为“置铳三、四管”。黄训：《名臣经济录》卷43《兵部职方》下；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9《佛郎机》。关于蜈蚣船，可参阅普塔克(Roderich Ptak)：《蜈蚣船与葡萄牙人》，载《文化杂志》第49期，2003年。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2月10日─1549年1月28日)7月15日，有葡萄牙船队大船8艘、哨船11艘进攻福宁州七都沙头澳。登陆士兵多为黑奴，各持铅子铳、铁标、弓弩乱发。清湾巡检司官兵抵敌不过，葡兵劫掠沿岸居民20余家，又乘船往崳山抛泊。 朱纨：《甓余杂集》卷3《亟处失事官员以安地方事》。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1月31日─1605年2月17日）6月27日，荷兰船队在韦麻郎司令的指挥下从大泥（Patane）启航。7月25日航至广东附近之澳门，因警惕澳门葡人袭击，遂漂泊于附近海岸。他们要求到广州互市，由于葡萄牙人对广东的影响，要求被拒绝。28日，海上飓风骤起，更无法在澳门靠岸，遂改变航向向东。于8月7日抵达澎湖，并派华人李锦返漳州，要求通商。福建当局得知韦麻郎占领澎湖后，遂让李锦返回，告知荷兰人撤出澎湖。开始荷兰人抗命不从，福建巡抚徐学聚下令总兵施德政与浯屿把总沈有容驱逐荷兰人。最后，在明廷的压力下，韦麻郎不得已于12月15日率船队撤离澎湖。韦麻郎：《航海日记》，转自廖汉臣：《韦麻郎入据澎湖考》，载《文献专刊》创刊号。

隆庆三年(1569年1月17日─1570年2月4日)本年，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曼努埃尔•特拉华索(Manuel Turvassos) 担任澳门地方兵头。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209页。

天启二年（1622年2月10日─1623年1月30日）10月26日，澳门致菲利浦三世信称，当时圣保禄学院有100多名修士及神父。并称，日本每年从马六甲海关获得1000克鲁扎多，用于设立一个学院，日本学院可在对日贸易船队中贩运50担生丝。中国教区则可从马六甲海关临时支取2000克鲁扎多，而在他们航行所贩卖的货物出售后归还。还称，日本和中国教区在澳门有300两白银的屋铺收入，这两个教会共有8000两白银作为资本，投资于对日贸易。里斯本海外历史档案馆，澳门，第1函盒，1622年10月26日致菲利浦三世信函。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2月19日─1614年2月8日）本年，葡印总督又派出三艘大帆船在中国海面参加海上护航，其中一艘在上川附近遇台风沉没，200多名船员丧生，其中有60余名葡萄牙人，另有80余人侥幸未死，在澳门与舰队重新会合。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