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2月10日─1549年1月28日)7月15日，有葡萄牙船隊大船8艘、哨船11艘進攻福寧州七都沙頭澳。登陸士兵多為黑奴，各持鉛子銃、鐵標、弓弩亂髮。清灣巡檢司官兵抵敵不過，葡兵劫掠沿岸居民20餘家，又乘船往崳山拋泊。 朱紈：《甓餘雜集》卷3《亟處失事官員以安地方事》。

正德十五年(1520年1月20日─1521年2月6日)7月，費爾南•安德拉德返回葡國，受到國王接見。國王多次向他們詢問中國的情況，而費爾南•安德拉德的回答對葡王1520年的“印度敕令”產生影響，葡王決定對往返中國的航行實行國王壟斷，並將往返船隊保持的季節性接觸變為建立持久的關係，使葡國與東方的貿易成為日常的生意。為了使“印度敕令”產生實效，必須保證三個目標：將馬六甲置於葡萄牙統治之下，加強其作為東南亞香料和藥品貿易重要中心的作用；在蘇門答臘北部建立一個葡萄牙軍事勢力範圍，並在該地區主要的胡椒港口帕塞姆(Pacem)興建一座炮台和商站；在中國南方沿海建立商站和炮台。奧利維拉：《葡中接觸五百年》第3章，第29—30頁。

崇禎四年（1631年2月1日─1632年2月19日）4月6日。調京葡兵在南昌停止前進後，陸若漢帶領少數幾名葡人繼續北上，於是日進京，並向崇禎帝進獻了帶來的“西洋盔甲刀銃”。時，孫元化已任登菜巡撫，並在登州練兵，徐光啟遂派陸若漢與公沙•的西勞帶領來京的葡萄牙銃師赴登州幫助孫元化造炮練兵。《崇禎長編》卷44，崇禎四年三月己卯，王重民輯：《徐光啟集》卷6《欽奉明旨敷陳愚見疏》，第313頁。

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2月19日─1614年2月8日）本年，葡印總督又派出三艘大帆船在中國海面參加海上護航，其中一艘在上川附近遇颱風沉沒，200多名船員喪生，其中有60餘名葡萄牙人，另有80餘人僥倖未死，在澳門與艦隊重新會合。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53頁。

崇禎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6月25日，英國商船到達澳門附近的麥子山（Monte de Trigo，今珠海市斗門區三灶一帶），當時澳門的情況十分微妙，儘管英國同葡印總督締結條約中允許英國商船來澳門，但澳門議事會考慮到本地商人的利益，因為當時澳門的繁榮全賴於葡萄牙船隊的往來貿易，因此澳門議事會堅決反對英商進入澳門參加對華貿易。故議事會採取種種方法拖延時間，阻止英國商船進入內港。英國商船只得移泊氹仔（Taipa）。7月5日，澳門總督邀請若翰•威德爾上校及隨行英國商人進入澳門。7月15日，若翰•威德爾不顧澳門葡人的阻撓，率領商船離開澳門，直奔廣州，在珠江口勘查廣州河口水道，並找到了虎門入口，還調查了珠江口明軍防禦力量。但是廣州官方聲明：英商不得在澳門貿易。22日，英國商船返回伶仃洋。29日，若翰•威德爾再次率領船隊向廣州進發。8月6日抵達珠江口，當時廣東官員要求等待上級批復，但是若翰•威德爾沒有等待中方批復就率領船隊駛進內河，向廣州挺進。8月6日，澳門選出四位助理與議事會解決如何對付澳門海岸出現的4艘英國船的問題。8月12日，中英展開炮戰。僅僅半個小時，虎門炮台陷落。英軍登陸佔領炮台，繳獲44門小炮以及2艘平底船、1只漁船。8月15日，若翰•威德爾派魯賓遜、拿塔尼耳•蒙特尼2人與通事番禺人李葉榮（Pablo Noretti）一起去廣州談判通商。到達廣州後，受到廣東總兵陳謙的熱情接待，“紅夷到日，即入總府。見萬眾喧囂，即發回哨船”。[10]8月21日，通事李葉榮帶來海道副使鄭覲光和廣東總兵陳謙的一封信，稱：廣東給英國人在國內買賣任何商品的自由，並指定三處為英船的停泊所，還指定由李葉榮為經紀人，派兩三個人到廣州準備購辦貨物，並請求英國人將明方的炮和船放還。若翰•威德爾認為這樣比較滿意，立即將炮及帆船放還。8月24日，李葉榮返回廣州，由首商拿塔尼耳•蒙特尼和約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魯賓遜3人陪同前往。他們攜帶西班牙銀元22000八單位雷阿爾（Reais-de-oito）及兩小箱日本銀，其中10000送給官員們，其他用作投資。到廣州後，購買白糖1150擔，糖米50擔，米85擔，酒100壇，並住在華商揭邦俊家。後在琶洲處被明方捕盜船抓獲。[11]8月30日，若翰•威德爾命令船隻前移兩里，到達大虎島。[12]9月6日，若翰•威德爾接到澳門總督與議事會的書面抗議，要求英方退出中國海域。若翰•威德爾卻依仗李葉榮背後的關係表示反對。[13]當時，兩廣總督張鏡心督促廣東總兵陳謙出師浪白，9月10日，副總兵黎延慶等率葡萄牙人支援的3艘火器船對英船進行攻擊，“打死夷人數名”。[14]26日，若翰•威德爾將船隊退回伶仃島。27日，船行至距離澳門4里格遠的地方。然後，船隊委員會向澳門葡萄牙人投遞了抗議書，闡述了對在果阿和澳門遭到冷遇而不滿的理由，指責澳門葡人向中國縱火船提供軍需和裝備，對扣押英人一事他們要負責。澳門葡人拒絕承認。[15]同時，張鏡心又實行“檄道廳親至澳門宣示漢法，以法繩澳，以澳驅紅，節節相促，受我戎索”的方策。[16]10月初，廣東市舶司會同香山縣差官及駐澳提調、備倭諸官下澳，傳喚議事會理事官、通事、攬頭到議事會宣諭，要求澳門議事會理事官戎貓州弗黎廚（Francisco de Araújo de Barros）[17]、攬頭呂沈西及通事劉德來廣州調停處理英商之事。[18]10月16日，幾名澳門葡人前往廣州調停中英關係。18日，召開了一次會議。當時會議試圖迫使英商達成以下協議：即刻退出廣州，永不再來；對中方給予此次在此經商的特權，應先付給酬金28000雷阿爾。但是，英國商人表示反對。[19]在葡人的調停下，廣東方面將英商及其款項、貨物全部發還，並完成了他們的貿易。直到11月22日，中英雙方簽訂貿易協定：“允許（英商）自由經商，擴大貿易，長久居住，但英方每年應繳付（中國）皇帝2萬兩白銀及4門大鐵炮和50支毛瑟槍。”11月26日，英商離開廣州，回到碇泊澳門的船隊上。[20]Monte de Trigo，一般人譯為橫琴島，似不妥。Monte de Trigo，意為“麥子山”。葡語及英語文獻中均有出現。英語僅見於《芒迪遊記》，作Monton de Trigo。Montón為西班牙語，意即“堆”。西班牙語也有Monte，且與葡語同意。顯然，芒迪將Monte誤作Montón。有人稱芒迪懂葡語與西語，不知所據。僅此一例可知其西語水準實很低劣。否則不會將Monte與Montón混淆。葡語中，有圖示[圖載“A Portugues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in Santa Barbara Portuguese Studies（Journal of the Center of Portugueses 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994, VolumeI, p. 241, 但失考]。據圖，Monte de Trigo為今三灶島，但航海資料的文字涉及則是指三灶東側一小島。“沿著高瀾山航行，可見一圓島，然後在它的盡處又可見一更長、形成圓灣的大島。再前面是4個小島，共中之一便是稱為Monte deTrigo的又圓又高的島嶼。（Ms. Cadaval 972, f. 95v°）”這一“又圓又高的島嶼”之漢名暫缺。無論準確度還是可信度，航海資料均高於圖籍。前者成於明末，後者乃清初一示意性圖示，不很準確。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8—19頁。博克塞：《300年前的澳門》，第51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l卷，第19頁；劉鑒唐、張力主編：《中英關係系年要錄13世紀—1760》第l卷，第116—117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20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44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20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稱：“本月初三（8月22日）日，夷船揚帆直入銃台，兵放銃堵禦，自辰至末，夷船不敢徑入，泊回原處，打壞小料船一隻。”中英雙方記錄差異甚大。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1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稱“李葉榮帶夷目二人進省”，又稱“帶同夷目二名，夷仔一名”，又稱“舊澳夷通事李葉榮往諭，隨夷目二名進省投見”，又稱“紅夷頭目三名雇船一隻”，又稱“其前後羈留夷人五名內，查三名的系頭目，一名噧呾纏，一名毛直纏，一名嘛道呧。其夷奴二名，則無名可查”。噧呾纏，應即為蒙特尼（Mountney），而嘛道呧應為蒙特尼之弟約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如此，毛直纏則應為魯賓遜的譯名。可知，他們三人應是分兩次進入廣州的。[10]張鏡心：《雲隱堂文錄》卷3《參鎮壓庇奸之罪疏》。[11]《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2]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13]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14]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5]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l卷，第24頁。[16]張鏡心：《雲隱堂文錄》卷1《報鎮將驅逐紅夷疏》。[17]此處理事官葡文名字據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107. 而來，但與“戎貓州弗黎廚”音不合。[18]《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9]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6頁。[20]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6頁。

正德十二年(1517年1月22日─1518年2月9日)9月底，費爾南•安德拉德船隊抵達廣州城下，葡人船隊在桅杆上升旗，然後船上又鳴放禮炮三響，向對方致敬。當時在廣州城的大員僅布政使吳廷舉。郭棐稱：“佛郎機大舶突入廣州澳口，銃聲如雷，以進貢請封為名，右布政使兼副使吳廷舉聽之。”吳氏指責葡方三件事違規：第一，無廣州大吏的批准擅入；第二，鳴炮；第三，懸旗或豎長矛。費爾南•安德拉德進行了多次道歉，不久，雙方消除誤解。兩廣總督陳金、三堂總鎮太監寧誠，總兵武定侯郭勳先後回到廣州，並在官衙中聽取葡人代理商的匯報。聽完匯報後，陳金命令葡人使臣“去光孝寺習禮三日”，方肯接見。10月底，在炮聲和號聲中，托梅•皮雷斯和隨行7人著節日盛裝登上廣州石碼頭。然後將使團及隨行人員安排在十八甫蜆子步的懷遠驛下榻，等候北京傳旨接見。費爾南•安德拉德將大使送到驛館後，他也獲得廣東官方給他的一間房屋，方便其出售貨物。他和他的代理商、書記員及其他幾位葡商均上岸經營貿易，而且以最優惠的價格進行。不久，其貨物全部賣完。郭棐：《(萬曆)廣東通志》卷69《外志》3《番夷》。《若昂•德，巴羅斯亞洲史——旬年史之三》第2篇第8章，第138頁。陳金，湖廣應城人。兩次擔任兩廣總督。第一次出任兩廣總督在正德元年十二月，第二次是在正德十年“以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再至廣東出任兩廣總督(《明武宗實錄》卷20，正德元年十二月戊申，黃佐：《(嘉靖)廣東通志》卷10《職官表》下)。又《明武宗實錄》卷152，正德十二年八月戊辰及卷155，正德十二年十一月丁亥記載，郭勳和陳金在廣東會見葡萄牙使團後不久就離開廣東。光孝寺，在廣州舊城西北，廣州著名佛教古刹，三國時即建為寺，明憲宗時正式定名光孝寺。黃佛頤：《廣州城坊志》卷4，第194—200頁。顧應祥：《靜虛齋惜陰錄》卷12《雜論》3稱：“第一日始跪左腿，第二日跪右腿，三日才磕頭，始引見。總督衙門吩咐：《大明會典》原不載此國，令在驛中安歇，待奏准才可起送。”顧應祥是第一次進入廣州的葡萄牙使團的見證人，其記錄當可信，但他稱葡使團人員“皆以白布纏頭，如回回打扮”，確實費解。(胡宗憲：《籌海圖編》卷13《兵器•佛朗機圖說》，四庫全書本《籌海圖編》題為胡宗憲撰，有誤。《籌海圖編》作者原為鄭若曾，天啟年間，胡宗憲之孫胡燈等重校該書時，將“昆山鄭若曾輯”改為“胡宗憲輯議”，並作了某些必要的剜補改動。後人即沿用胡宗憲之名。)我們認為很可能是因為葡使團中有通事5人及許多僕役，這些通事和僕役可能是馬來人，故作“回回打扮”。明政府既將葡人使臣視為“回回”，為什麼又要安排在佛教寺廟習禮？殊不可解。高德勝：《歐洲第一個赴華使節》，第138頁。戴璟《廣東通志初稿》卷28《驛傳》稱：懷遠驛，原額館夫8名，事為安養夷人而設，近年番船俱無進貢，亦無番夷在驛安養。前項館夫，欲行裁革，誠恐後有番船到事□□，缺人供應，□存舊額。黃佛頤《廣州城坊志》卷5第308—309頁：十八甫蜆子步在廣州舊城西關，甫即鋪。懷遠驛即在蜆子步。洪武三年於浙江、福建、廣東三市舶可設驛館，廣東名懷遠驛。永樂四年，置懷遠驛於廣州城蜆子步，建屋一百二十間以居蕃人。《若昂•德•巴羅斯亞洲史——旬年史之三》第2篇第8章，第140—141頁。

嘉靖四年(1525年1月23日─1526年2月10日)2──3月，福建、浙江兩市舶司裁撤後，吏部考功郎中鄭曉就此事上奏稱：“當罷者市舶內臣，非市舶也。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故祖訓雖絕日本，而市舶司不廢，蓋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征商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權在上也。”對兩市舶司之裁撤表示反對。塗山：《新刻明政統宗》卷22，嘉靖四年二月。

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5月，又一批葡萄牙船來到東涌港。這批葡船為中國式帆船，一共5艘，一艘屬於暹羅國王，一艘屬於北大年國王，其他分別屬於彿蘭西斯科•羅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歐維士(Jorge Álvares)及努諾•曼努埃爾(Nuno Manuel)。因船上的貨物尚未脫手，故希望進入廣州貿易。當時廣州大使已得到葡使在京受到世宗冷遇及要驅逐他們回國的消息，故以假口信哄騙葡商們上岸，並帶至南頭，然後抓捕。因為是分開來的，今天一艘，明天一艘，最後無一倖免。在南頭，廣東官府將船長、水手長、領航員及商人斬首，船上貨物大部份以海盜贓物充公，還有一部份則被布政使和按察使汪鋐及南頭備倭等官員瓜分。5艘船則分別分給了占城人、馬來人和暹羅人。巴爾托羅梅烏•蘇亞雷斯(Bartoloméu Soares)、 洛博•哥依斯(Lopo de Góis)及梅爾古良(Mergulhão)神父等20餘人被斬首，其中還有幾位暹羅人，其罪名就是夾帶葡人來華，另外被俘的葡人則被投進廣州的監獄。為了防止布政使及按察使汪鋐等官員侵吞葡人財物的消息外泄，他們下令不得放走一個葡萄牙人，並決定殺人滅口，杜絕後患。梅爾古良神父應是迄今文獻所載明代第一個進入中國的天主教神職人員。卡爾沃：《廣州葡囚信》，第84—85、10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