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四年（1631年2月1日─1632年2月19日）葡商安東尼奧•洛博（António Lopo）獲得國王的准許進行澳門與望加錫、索洛及帝汶之間的貿易航行。但澳門居民認為安東尼奧•洛博獨自經營這一貿易有損他們的利益，故所有的澳門人都自由地前往這一地區航行，並不向國王納稅，使得安東尼奧•洛博所獲的國王特許權從未得以實行。萊薩：《澳門人口：一個混合社會的起源和發展》，載《文化雜誌》第20期，1994年。

嘉靖十二年(1533年1月25日─1534年1月13日)本年，馬六甲要塞司令保祿•伽瑪(Paulo da Gama)長期與鄰國交戰後，派特使曼努埃爾•郭丁紐(Manuel Godinho)分別與彭亨、北大年締結和約，並對他們說：葡萄牙人再度去中國做生意，並在閩浙沿海發現了50個好過廣州的港口。從這一年開始，葡萄牙商人又開始頻繁往來於中國沿海，一位佚名葡萄牙船長來到廣東舊港碼頭東涌並在此交了關稅，接著，準備給向廣東收稅官員送一隻紅寶石戒指，價值40克魯紮多，還有其他一些首飾，官員不但不收，還下令要懲處他。且言：中國正直官員是不收受賄賂的，尤其不收外國人的賄賂。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 História De descobrimento e da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Vol. VIII, CHLXVI.Raffaella D'Intino, Informações das cousas da China, p. 60.

天啟二年（1622年2月10日─1623年1月30日）11月1日，耶穌會駐澳門司庫維埃拉卸任，由陸若漢出任教區駐澳門司庫，至1623年12月。高瀬泓一郎：《キリシタン時代対外関係の研究》，第387頁。

天啟二年（1622年2月10日─1623年1月30日）10月26日，澳門致菲利浦三世信稱，當時聖保祿學院有100多名修士及神父。並稱，日本每年從馬六甲海關獲得1000克魯紮多，用於設立一個學院，日本學院可在對日貿易船隊中販運50擔生絲。中國教區則可從馬六甲海關臨時支取2000克魯紮多，而在他們航行所販賣的貨物出售後歸還。還稱，日本和中國教區在澳門有300兩白銀的屋鋪收入，這兩個教會共有8000兩白銀作為資本，投資於對日貿易。里斯本海外歷史檔案館，澳門，第1函盒，1622年10月26日致菲利浦三世信函。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1月29日─1616年2月16日）2月21日，菲利浦三世致信葡印總督，囑咐澳門葡人興建城牆和炮台時不要招致華人發怒。Documentos Rernetidos da India ou Livros das Monções, Vol.1, p.149.

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5月，又一批葡萄牙船來到東涌港。這批葡船為中國式帆船，一共5艘，一艘屬於暹羅國王，一艘屬於北大年國王，其他分別屬於彿蘭西斯科•羅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歐維士(Jorge Álvares)及努諾•曼努埃爾(Nuno Manuel)。因船上的貨物尚未脫手，故希望進入廣州貿易。當時廣州大使已得到葡使在京受到世宗冷遇及要驅逐他們回國的消息，故以假口信哄騙葡商們上岸，並帶至南頭，然後抓捕。因為是分開來的，今天一艘，明天一艘，最後無一倖免。在南頭，廣東官府將船長、水手長、領航員及商人斬首，船上貨物大部份以海盜贓物充公，還有一部份則被布政使和按察使汪鋐及南頭備倭等官員瓜分。5艘船則分別分給了占城人、馬來人和暹羅人。巴爾托羅梅烏•蘇亞雷斯(Bartoloméu Soares)、 洛博•哥依斯(Lopo de Góis)及梅爾古良(Mergulhão)神父等20餘人被斬首，其中還有幾位暹羅人，其罪名就是夾帶葡人來華，另外被俘的葡人則被投進廣州的監獄。為了防止布政使及按察使汪鋐等官員侵吞葡人財物的消息外泄，他們下令不得放走一個葡萄牙人，並決定殺人滅口，杜絕後患。梅爾古良神父應是迄今文獻所載明代第一個進入中國的天主教神職人員。卡爾沃：《廣州葡囚信》，第84—85、10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