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克庭，香山縣北嶺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北嶺村）人。澳門富商。 克庭在澳門經商，抗戰前在澳門開設“三和公司”，經營汽油、火水等，規模較大，擁有“俄國麵包公司”和“廬山影相館”，經營“花尾大渡”號客輪，往返澳門與三埠（開平）航線，在澳門工商界頗有聲望。他積極參加社會公益事業，樂善好施，擔任澳門同善堂董事，對家鄉辦校、興修水利等事業，建樹良多。[1] 1914年，克庭與郭杓、區利仁等澳門一批熱心英文教育的人士發起成立樹學會，成為澳門早期的民間團體。他們設法籌募經費，建立一所初具規模的英文學校，取名為澳門英文學校（簡稱M.E.C），郭杓擔任校長。按照香港學制，設置中一至中五各級，高年級完全用英文講課，學期結束時，參加香港大學堂的初級試和本級試，成為當時澳門研習英文最完備的學校。1921年增設漢文小學部，改稱澳門英文、漢文學校，校址遷往大廟頂街蔡家大屋。後因管理體制上的矛盾日益增大，英、漢文部分開辦學，英文部因“樹學會”的人散居香港而解散。[2] 抗戰時期，克庭激於愛國義憤，不顧澳門商務繁忙，接受家鄉民眾的要求，兼任北嶺鄉鄉長，親自帶領自衛隊抗擊日寇的侵略。 1939年，日寇在唐家登陸後數天，派出一股兵力從拱北東海邊（接連橋處）向拱北一帶登陸，克庭帶領鄉自衛隊在“墳頭拗”及“嶺仔”兩處阻擊，擊斃日軍一人，擊傷一人。而自衛隊員黎日蘇、徐孑盡壯烈犧牲。第二天，澳門報紙報導“北嶺鄉長蔡克庭，指揮自衛隊英勇抗日，阻擊日寇登陸，挫敗日軍銳氣”，大加讚揚。 日寇攻佔拱北後，北嶺鄉大多數鄉民都逃到澳門避難。克庭熱情接待全部鄉民，他將往返澳門與三埠間的“花尾大渡”號停航，泊在澳門筷子基處，安排好各個家庭住宿，單身漢安排在“三和公司”廠房居住。鄉民把“花尾大渡”號客輪稱為“難民船”。克庭自己出資及鄉府政的餘資資助，每月向鄉民發放糧食，並按月發給一些零用錢。經過約八個月，日寇才准許鄉民回鄉種地，鄉民逐漸回鄉。克庭此舉，北嶺鄉民感恩戴德，永記在心。[1] 1942年10月，經澳門政府批准立案，成立鏡湖醫院慈善會，每年一屆，這屆首席值理是德高望重的社會賢達劉敘堂。劉敘堂一心想推薦馬萬祺加入值理會，想請馬萬祺替代自己。但馬萬祺一再辭謝，劉敘堂改請克庭加入值理會。從此，克庭為鏡湖醫院發展盡心盡力，作出重要的貢獻。[3] 1945年，抗戰勝利後，克庭從澳門回到北嶺鄉，慶祝抗日勝利。他自己出資在北嶺鄉蔡氏大宗祠，宴請全村鄉親老少，盛況空前。 克庭為北嶺小學出錢出力，做了不少工作。在他帶動下，鄉民紛紛捐資，他邀請同鄉徐禮儒協助辦好北嶺小學，他自任校長。除聘請良師外，還增添設備、學生台凳等一大批。他一直以善長人翁聞名，鄉中喜慶事宜、公益事業，都與他商量，他無不熱心大力支持。[1] 後來，克庭重返澳門經商。他的第二子蔡昌鑾在重慶結識張大千，兩人成為至交好友。1949年春節過後，克庭邀請張大千從香港前來澳門遊玩。張大千偕四夫人徐雯波及家人到澳門做客，一家人住在澳門郵政總局後面大堂街18號的蔡家大屋（今永基大廈），一住就是三個半月。張大千結識澳門畫家黃蘊玉、容漱石、馬少如、招名山，攝影家盧勢東等文人。當時，張大千在蔡家辟有畫室，經常揮毫潑墨，他對澳門本地畫家十分熱情，不時請他們到蔡家大屋看他作畫，一起切磋畫藝，交流心得。[4] 在克庭的陪同下，張大千遍遊澳門名勝古跡，如大三巴牌坊、媽姐閣（媽閣廟）、觀音堂（普濟禪院）等。張大千住在蔡家，生活平靜，很有規律。他每天早晚兩次去西灣或松山散步；白天有時到盧家花園觀景。他在蔡家的大廳鋪了一張畫案，有空時就作書繪畫。一天，蔡家大小姐向張大千求畫。張大千看見大小姐年方二十，正值青春妙齡，長得亭亭玉立，楚楚動人，擬將畫畫在她身上。之後，蔡小姐做好白綢旗袍，趕緊拿給張大千，克庭興致勃勃地跟來觀賞。張大千將這件新白綢旗袍鋪在畫案上，上下度量了一番，即提起毛筆，在旗袍上面畫開了。不多一會，就畫好了。蔡小姐欣喜地從畫案上拿起自己的衣服，只見雪白的正面上畫上了一朵盛開的紅荷花，還有一兩個含苞欲放的花蕾。整個構圖顯露出荷花嬌艷，荷葉碧綠，十分雅致。蔡小姐將旗袍披在自己的身上，在衣上的紅花綠葉襯托下，顯得秀麗可人。克庭誇讚不已。時值初夏，第二天，蔡小姐就將這件荷花旗袍穿在身上，招搖過市，專門到幾家朋友處展示。克庭發現張大千喜歡動物，尤其愛猿。於是請朋友幫忙，出重金托人從泰國買回來兩隻長臂白猿，送給張大千。這兩隻白猿，臂長過膝，行動敏捷，脾氣溫馴，渾身的白毛非常漂亮。張大千時而在園內對猿寫生，時而逗猿嬉戲，引以為樂；還畫了多幅猿畫，送給克庭，他如獲至寶。[5] 克庭生育五子五女，皆有所成，四個兒子在外國成為博士、成為專家，一子在香港經營航務。女兒蔡美靈與香港“李錦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文達結婚，夫婦倆繼承先輩業績，關心桑梓建設事業，捐資創建珠海南水“李兆南紀念學校”。[1] 60年代，克庭在澳門去世。 現錄蔡克庭題寫的楹聯一首： 《澳門普濟禪院》[6] 智慧無窮，以所空空諸歷劫； 慈悲莫大，將已壽壽彼蒼生。 [1]溫鼎銘：《我所認識的蔡克庭先生》，載《珠海文史》（第9輯），珠海：珠海政協，1990，第101-103頁。 [2]《樹學會》，載“世界名人網＂，2012年5月1日，http://www.shijiemingren.com/doc-view-28114.html。 [3]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 [4]《張大千與澳門》，載“中國新聞網＂，2006年7月31日，http://www.chinanews.com/2001-03-20/26/79607.html [5]李永翹：《張大千：飛揚世界》，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第307-309頁。 [6]《港澳宗教場所聯》，載“佛緣資訊＂網，2011年6月21日，http://www.foyuan.net/article-141649-1.html。

曹善允，原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香港律師，社會政治家、活動家，紳商。曹有之子。 父親曹有是澳門富商，與澳葡政府和清廷關係密切。曹氏全家都是葡國國籍，1880年，曹有獲得葡皇欽賜維索薩莊園聖母無原罪勳章（Orden de la Concepción de Villaviciosa），成為首位被葡國冊封為騎士的華人；獲得清廷欽賜二品銜及賞戴花翎。 1896年，曹有逝世後，澳門生意由長子曹善業接手打理。曹善業與父親一樣，與澳葡政府和清廷關係不錯，官至四品，後因經營不善，官司不斷，大部分產業被政府沒收。曹家淡出澳門，後人陸續遷往香港發展。 1882年，善允被家人送往上海學習國學。1886年，得到父親好友兼同鄉香港殷富韋寶珊的贊助，他遊歷英國。同年秋，他考入英格蘭切爾滕納姆學院，修讀法律；1890年畢業後，最初在倫敦一所律師樓實習。1896年夏，他以優異成績，獲得英格蘭及威爾士最高法院認可，成為執業律師。1897年，他選擇返港發展，同年7月3日獲得香港最高法院認可為執業律師。他自己創辦“曹善允律師樓”，獨力經營律師業務，成為香港開埠早年少有的華人執業律師。1927年，他邀得任政府律師的英國律師學洵（P. M. Hodgson）加入，律師樓遂易名為“曹善允學洵律師樓”（Messrs. Ts’o & Hodgson），成為當時香港一所著名律師樓。同時，他創辦“曹存善堂”等商號，同時擔任香港華商總會（香港中華總商會前身）名譽值理。1912年，香港富商何啟爵士和區德銳意在九龍寨城對開的九龍灣，填海建造類似英式“花園城市”的高尚住宅區，兩人以自己的名字創立啟德營業有限公司，與何啟關係友好的善允應邀加入董事局。該公司董事局全由華人組成，其他董事包括周壽臣、周少岐和伍廷芳之子伍朝樞等紳商。 1910年，何啟的姐夫伍廷芳提出九龍填海造地建屋一事，但啟德公司成立後，填海計劃遭遇重重困難。何啟因投資不善陷入困局，需要善允和區德等人接濟。1912年起，除代何啟繳交辦公室租金外，善允義務出資為他僱請一名文員。1914年，何啟病逝後，善允和區德等各自出資750港元，辦理殮葬何啟事宜和接濟何家人。之後，善允繼續主持填海計劃，並成功爭取港府在1915年批准填海計劃，分三期的啟德填海計劃於1916年正式展開，啟德公司完成前兩期填海，但第三期填海卻無疾而終。 1929-1937年，善允擔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並擔任潔淨局議員、團防局紳、香港大學校董、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副主席和港府教育委員會委員等職。他成為香港大學、聖士提反書院、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金文泰中學和民生書院等學府的創辦人及籌款人之一，多次為聖保羅書院籌募經費。 1903年，善允出任雅麗氏紀念醫院財務董事，先後參與籌辦附設於雅麗氏紀念醫院的產科醫院和護士學校，並促成另一所產科醫院何妙齡醫院的創立。1922年，善允和雅麗氏紀念醫院的歐海倫醫生在西區創建贊育醫院，後來轉交政府管理，成為香港第一所公立產科醫院。因他在雅麗氏紀念醫院服務的成績，香港政府邀請他加入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為華人公共醫療服務的發展出謀獻策。[1][2] 1915年，港島西區爆發天花疫病。善允一力主張政府為該區華人接種牛痘，並親自到社區勸導市民種痘。數月之間，三十多萬華人接受注射，天花的疫情因而得到控制。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他設法維持社會秩序，獲得港府肯定，屢獲殊榮。[3] 善允積極參與香港公共事務，深知華人接受西式教育的重要性；認為出國留學，不但長途跋涉，學費高昂，容易與華人社會脫節，大力提倡在香港興辦西式教育。1901年，以何啟爵士和善允為首的八位華商，連署上書港督卜力爵士，倡建一所仿效英式公學的學校，專門招收華人子弟。建校事宜除得到港督支持外，更獲得由英國來港的聖公會班納牧師熱心協助。在善允等人呼籲下，香港華民共捐出60000港元，作為創校經費，最終促成聖士提反男校（今聖士提反書院）1903年在西營盤創校。聖士提反男校是當時全港唯一一所直接向英倫註冊的學校，不受香港教育司署管轄。1928年，港督金文泰爵士批准撥地在赤柱興建新校舍，善允作為校董兼創校人之一，同年4月27日獲邀在新校動土儀式上致辭。之後，善允和何啟進一步提出構思興辦一所兼收男女學童的小學暨幼稚園，獲得各界響應。1904年，該校草創於卑利士道，1905年遷到堅道，並交由聖公會營辦，1906年正名為聖士提反女校（今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後又開設中學部。1918年，堅道校舍受南澳大地震破壞，學校被迫暫遷往巴丙頓道，1922年遷往列堤頓道新校舍。1922年4月7日，列堤頓道新校舍主樓舉行奠基禮，適值訪港的皇儲威爾士太子愛德華主禮，並由善允和聖公會副主教班納致以謝辭。1926年，聖士提反女校成立校董會，善允當選為校董之一。 通過與好友何啟的關係，1914年善允被委任為聖保羅男校（今聖保羅書院）校董，同年校舍擴建，校方委任他為籌款委員會秘書。1918年，校方因增建宿舍而向各界募捐，善允第二度獲邀出任籌款委員會委員。1925年，善允和周壽臣、羅旭和、李右泉及馮平山等紳商倡建一所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西式中學，促成官立漢文學校於1926年成立。官立漢文學校是香港首間官立中文學校，1951年改名金文泰中學。1916年，善允在著手發展啟德濱時，有感於九龍城地區的居民缺乏接受西學的機會，積極籌款興學。1920年，啟德公司創辦人區德病逝後，留下遺囑饋贈10000港元，以支持善允在九龍辦學。不久，善允成功遊說太古洋行買辦莫幹生捐出10000港元，使他有足夠資金籌辦學校。在得到聖保羅男校校長史超域牧師協助下，1926年在啟德濱創校，初期租用伍朝樞的物業作為校址。為紀念區德（澤民）和莫幹生兩人對創校的貢獻，學校取名為民生書院；而善允被推舉終身出任校董會主席。1939年，民生書院復遷到九龍塘東寶庭道繼續辦學。[1][2]1920年，香港政府設立教育委員會，為教育發展提供政策諮詢。善允被委為成員，一直連任20年。1951年，他以83歲高齡出任香港大學終身校董。[4]1953年1月20日，善允在香港病逝，終年85歲。 曹善允的妻子陳桂卿於1947年12月11日，因熱心公益事業，獲港府委任為非官守太平紳士。 曹善允夫妻生育四子三女。兒子曹智安、曹峻安、曹克安、曹明安，女兒曹慧姬、曹麗姬、曹妙姬。 曹善允早年熱衷體操和體育運動，入讀切爾滕納姆書院時，代表校方參與足球比賽；晚年時，他熱愛麻將、讀書，尤其喜歡中國文學。曹善允及兒子曹峻安從1920-1939年、1939-1957年擔任後備警隊榮譽總監。曹善允是前皇家香港輔助警察隊總監曹乃麟的叔公。[1][2] [1]《曹善允》，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19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2]《曹善允》，載“讀秀＂網，2012年12月1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8812442&d=C638F4BD2AC447BC70F557EBBE5AA202。 [3]劉智鵬：《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3)》，載《am730》，2011年8月19日。 [4]劉智鵬：《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2)》，載《am730》，2011年8月19日。

陳鵬超，乳名立，字卓平，號遇宗，生於台山縣沖萋六村大乎里（今屬台山市斗山鎮）。澳門同盟分會組織者、民國政要、革命詩人、愛國實業家。[1][2] 父親在新加坡十字街經商，開設陳泗隆號雜貨店。鵬超八歲時，隨母赴新加坡，後隨叔叔回國讀書，先後在六村鱉峰書院、廣海書院、台城寧陽書院等接受趙宗壇、趙魯庵等13位塾師的指點。他學文習武，學業不斷長進，喜舞雙刀；又擅詩詞，有儒俠之風。受到趙魯庵維新思想的影響，他從小樹立獻身社會、愛國愛鄉之志向。1902年，赴河南省參加清政府補行的庚子辛丑恩正併科鄉試，高中第35名舉人。赴考前，鵬超在友人處看到了孫中山《上李鴻章書》一文，深為孫中山的革命精神和才氣學識所折服，產生追隨孫中山的想法。1907年2月，鵬超赴新加坡接管父兄留下的生意，在商務活動中與同盟會員多有接觸，思想上傾向於革命。次年，適值孫中山雲南河口起義失敗後來到新加坡，鵬超即請同盟會員盧禮明引見，並由盧禮明介紹，孫中山親自主盟，鵬超宣誓加入同盟會。 鵬超入會後，四處奔波為革命籌款，多次以陳泗隆號的名義把款匯回國內革命同志手上。不久，他將新加坡陳泗隆號與香港公慎隆號合股經營，自己完全擺脫商務，住在澳門荷蘭園，專心做革命工作。[2] 1910年，鵬超以副會長兼秘書的身份，協助林君復，代替謝英伯主持澳門同盟分會活動，並成立“濠鏡閱書報社”，作為同盟分會活動的公開場所，宣傳反清革命，發展會員，籌款支持革命。1911年2月，鵬超回台山進行革命活動被人告發，逃到香港後，他與李天德等人創辦《民生叢報》。他一邊任編輯，一邊為3月29日的廣州起義籌款；期間著有《組織澳門同盟分會》、《組織澳門閱報社》等重要詩作。[1] 廣州起義失敗後，鵬超回到澳門，與林君復、莫紀彭、何振等人幾經努力，策動前山清廷新軍起義。起義成功後，經過整編，鵬超任參謀，隨軍開進廣州。後來武昌起義成功，廣州光復，鵬超所在隊伍編成北伐軍參加北伐。他不贊成北伐，認為“民國既成四海一，正宜息馬事農街”，主張“欲復長江北，先安五嶺南”。當北伐軍開撥時，他留下來擔任省臨時議會議員和都督府樞密部參議。 1912年3月，鵬超被胡漢民委派為茂名縣知事兼會辦高州軍務。茂名是高州首縣，當時無人主持縣政，地方秩序非常混亂。鵬超到任後，召開縣議會，籌議地方上興革事宜；組織法庭，審理民間刑事訴訟案件；籌劃高州至水東的公路；禁煙禁賭；復設縣城及四鄉的警察，維護地方治安；多次帶兵督戰，剿匪鋤奸。從此，茂名匪患遂平。次年7月，鵬超辭去茂名知事一職，改任兩陽綏靖處督辦。當時，中國政壇風雲變幻莫測，袁世凱派兵南下，龍濟光在廣州大肆搜捕，通緝革命黨人。鵬超逃亡於港澳與新加坡之間，仍竭力為討袁驅龍籌款。1915年4月，在新加坡，經葉夏聲介紹，許崇智主盟，鵬超加入中華革命黨。 1917年起，鵬超在澳門設帳授徒；著有《濠鏡講學》等詩。他成為澳門文學史上一位極重要的革命詩人，其作品以宣楊革命精神為主題，風格以明快淺白見稱。[1] 1917年，孫中山南下護法期間，鵬超受孫中山派遣前往南洋與鄧澤如一起，經營軍事內圍公債，為革命籌餉，歷時一個月，得款三萬餘元。幾年逃亡生活中，鵬超耳聞目睹一些政客及軍閥中的黑暗，深感悲憤；他力勸孫中山調離陳炯明的意見不被接納，對革命前途產生疑慮。之後，鵬超立意從高層政治鬥爭的漩渦中退出，回到故鄉致力於地方治安和公益事業。 1918年春，鵬超受家鄉紳耆聯名之邀，回到六村組建團防公所，抗拒土匪。鵬超仿兵營制招募壯丁120人，編為六村團軍，自己擔任團務監督。他一方面向海外華僑募款，不斷更新六村團軍的武器裝備和通信設備；另一方面開辦軍官講習所，招募有文化的青年，仿照陸軍速成科的形式進行培訓，提高官兵的素質。1924年，他出任台山縣下三都籌防局局長，致力於發展地方武裝，維持地方治安秩序。1927年春，鵬超向六村自治會提出籌建太和醫院的倡議和計劃，得到贊同。他吸取籌建太和學校失敗的教訓，立即撰寫印發《創建六村太和醫院勸捐序》，在海內外華僑、僑眷中廣為宣傳，大造輿論；同時成立九人組成的籌備機構進行工作，他自任籌款專員，負責全面聯繫。他一邊為籌建醫院做準備，一邊到香港招股，創辦香港愛群人壽保險公司，為之後發展實業打下基礎。 1928年元旦，鵬超見籌款時機成熟，乘坐“昃臣總統號”輪船從香港出發，經吳淞口、神戶、橫濱，渡過太平洋，直抵美國金門，在美國和加拿大進行為期近一年的募捐活動。回港後，他又與陳孔森繼續在香港募捐，共得款19萬多元。回鄉後，成立太和醫院建築委員會，鵬超任會長。次年擇定院址，1931年3月動工，1932年年底揭幕開業。後來，他又發動族人繼續捐建了第二院和第三院，使太和醫院更為完善。太和醫院佔地7000多平方米，園林佈局，配套齊全，設備先進，頗具規模，成為台山縣南部地區的醫療中心。在農村建成如此規模的醫院，成為當時台山和六村族人的驕傲。 太和醫院建成後，鵬超又一鼓作氣，籌建香港愛群人壽保險公司總行大廈和廣州愛群大廈。愛群大廈樓高15層，壯觀雄偉，成為當時中國南方建築之冠。它的照片被許多廠家用作商標，之後幾十年，它一直作為廣州的標誌之一。 鵬超造福於民不遺餘力。日寇侵華戰爭，使其實業受到沉重打擊。1941年台山縣淪陷時，他已64歲，仍參加香港台山商會救濟委員會，為了救濟台山的災民，遠赴新加坡籌款。 鵬超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崇尚太史公的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之說。他認為自己建立了德功，唯欠立言一項，且年已花甲，須要抓緊遂此心願。於是，他回到鄉下，一連用了八個月時間，將以前自己寫的1000多首詩歌中，重新校刪審定，選出280首編成《愛竹齋詩鈔初編》，1938年5月自費出版。 鵬超的詩作多是對時局、人生的有感而發，詩風坦直、豪爽。他在事業受挫，家人受害，自己在逃避日寇時跌傷左足、留下殘疾等種種不幸境遇中，他不忘寫詩，用詩記下了自己的遭遇及所見所聞，抒發對時局和人生的感慨，緬懷往事，讚頌友情。他從這時期的作品中篩選出332首，編成《愛竹齋詩鈔續編》。友人稱讚他這時期的作品比以前又多了“沉鬱雄勁之氣。迥非雕琢藻飾，徒寄興於風雲月露者之所比。”1947年，他將自己撰寫的《行年紀要》、《愛竹齋詩鈔初編》、《愛竹齋詩鈔續編》、《愛竹齋文鈔》、《觀山紀要》等作品，彙集編成《愛竹齋全集》，次年交付香港東雅印務有限公司出版。1953年，鵬超在香港病逝，終年76歲。[1] 現錄陳鵬超的詩一首： 《澳居閒寫》[3][4] 國難依然鼎沸時，澳居何日賦歸辭。 社陵留蜀避安史，靖亂豈無郭子儀。 [1]陳日生：《陳卓平（1877-1953）》，載“江門市五邑圖書館＂網，2010年12月20日，http://wylib.jiangmen.gd.cn/jmhq/list.asp?id=173。 [2]鄭煒明：《16世紀末至1949年澳門的華文舊體文學概述（下）》，載《許昌師專學報（社科版）》，1998，第50-55頁。 [3]呂志鵬：《澳門中文新詩發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第45頁。 [4]廣東省文史研究館：《辛亥革命詩歌選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第206-207頁。

崔德勝，祖籍新會雙水（今屬江門市新會區雙水鎮）崔嘉亨村，生於澳門。崔世安之父。 [1][2] 父親崔殿明，又名崔六，是個磚瓦匠，被稱為“澳門建築大亨”；他雖出身貧寒，但做起生意來卻並不含糊，善於和各種人物打交道，尤其與當時澳葡政府保持良好的關係。作為主流之外的非葡裔居民，他卻能順利融進上流階層，建立崔家基業。[3] 崔德勝是崔家由崔嘉亨村遷到澳門的第四代，兄弟兩個，居長。弟弟崔德祺（1912-2007），不僅在澳門建築業享有盛譽，成為澳門政界重量級人物、大慈善家和社會活動家，又是書畫家，更是崔氏家族的中堅人物。 20世紀50年代，崔德勝涉足建築行業，以其沉穩作風，給人“低調內斂”的印象。 1983年，崔德勝病逝，終年72歲。[2] 崔德勝夫婦生育兩子：長子崔世昌生於1954年，美國夏威夷Chaainade大學工商管理學士、碩士，學成後回到澳門開辦崔世昌核數師樓（會計師事務所），擔任第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澳門立法會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澳門管理專業協會會長；2001年獲澳門政府授予專業功績勳章；歷任第一、二屆澳門市政議會議員，澳門政府諮詢會委員，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常務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澳門青年總商會創會會長、澳門民航學會會長等職；2001年，獲得澳門特區政府授予的專業功績勳章[4]；2006年6月任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是創建澳門科技大學的主要校董；2010年6月任五邑大學校董會常務理事；2010年至今，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5] 次子崔世安1957年1月生於澳門，取得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城市衛生管理系優等學士、美國奧克拉荷馬州大學公共衛生博士學位；1983年回到澳門創辦“崔氏X光醫學化驗室”；1992-1995年，擔任第五屆澳門立法會議員；1999年12月20日，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社會文化司司長；2009年5月，崔世安辭去社會文化司司長職務，參選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妻子霍慧芬是霍英東侄女。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三任行政長官選舉中，崔世安當選為澳門新一任特首候選人。297名來自社會各界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參加投票選舉。經過一個多小時投票和點票，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朱健宣佈，崔世安獲得282票，超過全體選委人數的半數當選。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出，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第三任行政長官的任期自2009年12月20日至2014年12月19日。[2] 雀仔園坊（葡萄牙語：Bairro Horta da Mitra）位於澳門半島中部、東望洋山南段以西，今水坑尾街、崗陵街與東望洋新街之間，是一個依著山坡而建的街區，最高與最低點的海拔高度相差15米。此坊開闢之前原是一個樹林，葡人打獵常捕獲雀鳥，故有“雀仔園”之稱。清同治年間，澳葡政府將崗林砍伐，並在原地規劃成方格狀街區、建立墟市，雀仔園坊自此設立，成為澳葡政府首個在澳開坊的專案。之後，澳葡當局在坊內撥地建造土地廟，每年土地神誕日，坊內都舉行賀誕活動。這個坊區被稱為“雀仔園”，但坊內並沒有任何街道是以“雀仔園”命名的。崔氏家族曾居住於此坊，崔世安在此出生。[6] 崔世安、崔世昌兄弟沒有忘記父親的諄諄教誨，成立崔德勝紀念基金會。2006年，新會區的慈善公益萬人行活動中，崔德勝紀念基金會捐贈100萬元。[7] 崔德勝紀念基金會等澳門多家機構慷慨贊助，澳門管理學院於2001年成功創立獎/助學金計劃；計劃自推出以來，共有360位成績優異的學生獲得獎學金。2011-2012學年獎學金獲17家機構贊助，有42位成績優異的學生獲得獎學金。[8] 2013年，四川雅安發生的大地震牽動著澳門民眾的心，澳門社會各界連日來積極捐款，通過各種方式援助地震災區，表達慰問，其中崔德勝紀念基金捐獻20萬。[9] [1]《崔德勝》，載“天下龍脈＂網，2010年11月7日，http://www.txlm999.com/seeinfo.asp?id=2259。 [2]《崔世安成長路：何厚鏵玩伴經濟多元化待解》，載《重慶晚報》，2009年7月27日。 [3]于曉莉、戴平、崔瑾月：《崔世安與澳門三大家族》，載《信仰》，2009，第56-57頁。 [4]《澳門三大家族之崔殿明：出身貧寒的建築大亨》，載“環球網＂，2010年6月21日，http://history.huanqiu.com/txt/2009-12/658223.html。 [5]《崔世昌先生專訪》，載“澳門科技大學＂網，2013年8月16日，http://www.must.edu.mo/alumni-tw/articles/2945-mr-smc-chui-sai-cheong-interview。 [6]《雀仔園坊》，載“百度百科＂網，2013年8月8日，http://baike.baidu.com/link?url=kE2xHGDMGjRaerqHM5a92S4RKyXBUayvoEyjk3XhE9E0swrpe2ppWp9v9ojJ1qyttBhAfFOw7I-wPq1e8HaHh_。 [7]《崔德勝紀念基金會》，載“天下龍脈＂網，2013年10月10日，http://www.txlm999.com/mannews.asp?newsid=7937。 [8]《澳門管理學院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年度獎學計劃得獎名單一覽表》，載“澳門管理學院＂網，2013年11月30日，http://www.mma.org.mo/html/mim/StudentCorner/scholarship.html。 [9]《澳門各界踴躍捐款援助四川雅安地震災區》，載“華夏經緯網＂，2013年8月11日，http://www.huaxia.com/xw/gaxw/2013/04/3302799.html。

鄭仲，又名鄭汝仲，字錕賢，號侶忠，生於香山縣南屏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一個農民家庭。[1]興中會會員、革命家。 南屏鄭氏祖先，最早由福建莆田遷來，北宋慶歷年間（11世紀40年代），入粵任惠州路判官，九世時遷居東莞，後復遷至香山三鄉，與鄭觀應為同一大族。14世後，鄭氏一部分族人陸續遷來南屏，之後建有紀念15世祖的雪山祠、紀念16世祖的居一祠。 鄭是鄭居一的長房子孫，鄭氏傳至第二十三世祖父鄭彥龐，娶妻楊氏，生育兩子，長子鄭汝儉，早夭。次子鄭汝仲。 鄭在少年時代，因家境貧困，遠渡重洋前往檀香山謀生。經過十多年辛勞，頗有積蓄，與孫眉在當地合辦一個畜牧場，規模甚大，有牛羊等畜類一萬餘頭，復兼營商業，收入不菲，在檀香山頗有名望。 1878年，孫中山隨母到檀香山孫眉處求學，結識了鄭。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團體——興中會，鄭和孫眉率先參加，成為最早的興中會員之一。有志之士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宣傳和籌款活動，鄭首當其衝。起初，孫中山在檀香山鼓吹革命時，孫眉反對，鄭極力勸說孫眉，並且在經濟上對孫中山盡力幫助。後來，孫中山幾次到檀香山進行宣傳籌款活動，都得到鄭和孫眉的大力支持。由於革命志趣相投，志同道合，鄭和孫眉、孫中山義結兄弟。鄭居長，大孫眉四歲，稱大哥；孫眉居次，孫中山居末。三人簽字的金蘭譜與鄭的興中會會員證及鄭捐助的現金收據等珍貴文物，鄭及其後人悉心保存，抗戰期間日寇侵佔南屏時，鄭的兒子恐日軍搜得而遭其害，將這些東西全部燒毀，十分可惜。 鄭對革命更為傾心。他將與孫眉合力經營牧場變賣，所獲之款交給孫中山支配使用。[2] 1895年，鄭回到澳門省親和完婚，及料理澳門物業。適逢廣州起義失敗逃到澳門的孫中山，鄭將孫中山藏到他的婢女順霞家中，位於石牆街路口的“翁均利”鋪號。 1905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希爐埠成立興中會分會，重振革命聲威。同年，孫中山和黃興等組織同盟會，希爐埠興中會改為同盟會，鄭隨即轉為同盟會員。 後來，鄭在檀香山其他物業日漸蕭條，加上年事已高，他與孫眉相約回國。孫眉初居澳門，後移居香港九龍。鄭回到南屏家中，他十分關心國事，主理鄉政，慷慨豪爽，排難解紛，頗得鄉人擁戴。他與孫中山家人聯繫十分密切，常往澳門探望孫眉、盧慕貞。鄭的長子結婚時，孫中山贈喜幛禮物祝賀。 1912年，孫中山視察前山，鄭發動南屏群眾前往歡迎。孫中山為勘探鐵礦事到南屏時，鄭作嚮導在將軍山探測礦務。 1922年1月18日，鄭在家鄉病逝，終年72歲。 南屏鄉親給鄭仲舉辦隆重的葬禮，全鄉出動，學校停課，鄉民師生都參加送葬，孫科也率人前來參加，挽聯掛滿一屋，極盡哀榮。 鄭仲生育一女四子。元配張氏是本村張庸建之女，只生一女，居長，嫁給本村張姓，不久身故。鄭在檀香山時，孫眉收養一個美國孩子為義子，孩子生於1888年。他見鄭仲無子，將義子轉送給鄭仲領養。鄭仲將義子帶回家鄉，取名鄭勝祥。鄭勝祥體魄魁梧，鄉人稱他為“番鬼仔”或“番鬼勝祥”。由於鄭勝祥自幼接觸革命前輩，耳聞目染，受到革命的熏陶，思想進步。當時孫中山在廣州組織中華民國政府，就任非常大總統，函邀鄭仲出任財務工作，他以年老多病，未能就任，就將義子交托給孫中山。後來，鄭勝祥進入黃埔軍校學習，並參加東征討伐陳炯明的惠州戰役。利用戰役結束後的短暫時間，鄭勝祥全副戎裝，返鄉探親，鄉人聽他講戰鬥的事蹟，令人十分敬佩。不久，鄭勝祥被派往新加坡工作，起初兩年寄回三封信，說因工作關係，暫無定址，請緩回信。之後，音信全無，不知所終。 1895年，鄭仲從檀香山回鄉時，因元配張氏無子，又娶澳門路環李氏為妾，先後生育三子： 鄭金柞，又名鄭炳芬，生於1898年，曾在菲律賓經商，後來去世。 鄭金禧，又名鄭炳芳，生於1907年，受父兄影響，鄭金禧早年參加革命，成為30年代老共產黨員。他參與組織抗日先鋒隊，推動南屏地下抗日鬥爭工作，參加家鄉解放工作，復任澳門海員工會子弟學校校長，退休後閒居香港和南屏老家。 鄭金照又名鄭炳華，生於1911年。鄭金照早年到港澳謀生，後考入粵漢鐵路局報訓班受訓，畢業後適逢抗日戰爭，投筆從戎，參加第四路軍交通兵團擔任報務通訊工作，後因病轉入韶關電報局任報務員，並在樂昌、平遠、廣州等電信局服務，建國後任教於廣東省郵電學校，退休後定居廣州。[2] 鄭炳芳之子鄭少仁說，祖父鄭仲從檀香山回到南屏後，與孫眉來往密切，逢年過節，經常走動，親如兄弟。鄭炳芳幼時體弱多病，患有哮喘病。孫眉聽說狗肉湯煮雞蛋可以治療。於是，經常帶著一籃子用狗肉湯煮好的雞蛋來看鄭炳芳。孫眉住在澳門，盧慕貞不時接濟鄭家，兩家感情非同一般。 鄭少仁聽說，伯父鄭炳芬多次隨鄭仲去澳門孫家探訪，孫中山當時示意送鄭炳芬到嶺南大學讀書，後因政局變動，孫中山過早離世，未能成行。雖然鄭仲、孫中山相繼離世，但鄭仲後代依然堅持革命，完成先輩未盡夙願。[3]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03-105頁。 [2]鄭炳芳、鄭照：《回憶先父、興中會員鄭仲》，載《珠海文史》（第8輯），珠海：珠海政協，1989，第53-58頁。 [3]《與孫中山義結金蘭，急公好義樂善好施　鄭仲：傾其所有支持革命》，載“珠海視窗生活網＂，2011年12月31日，http://www.zh3721.com/2011/0927/0756_121714.html。

盧榮傑，廣東新會（今屬江門市新會區）人，生於香港。澳門精武會副主席。 盧榮傑入讀聖士提反學校，後赴上海留學，權衡時局，決心棄學經商，就在上海經營出入口生意。1932年，盧榮傑被澳葡政府委任為西洋專賣局華經理，被鏡湖醫院聘為董事，澳門精武會公推為副主席。[1] 1933年，日本郵船公司聘盧榮傑為香港華經理。他的個人資產50萬美元。[2]盧榮傑熱心社會公益，1935年被選為東華三院總理、1936年被推為東華三院主席。[1]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4頁。 [2]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三十年代南洋華僑領袖調查報告書》（續），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1983，第12頁。

字學華，號鐵庵，廣東香山（今中山市）人。1891年9月6日生於夏威夷，其父楊著昆為夏威夷富商。1910年加入同盟會。先後入讀夏威夷大學及加州哈里大學機械專科。畢業後，為響應孫中山“航空救國”號召，再入讀紐約迦彌斯航空大學，精研飛機製造與駕駛技術，以優異成績獲萬國飛行會水陸飛行執照。1917年回國，在上海從事革命活動。為建立革命武裝，再次赴美與蔡司度、陳應權、高廷槐等華僑飛行家及工商業家，共同創辦圖強飛機有限公司，製造飛機，培訓飛行、航空工程技術人員。1917年組成飛機隊參加護法戰爭，被孫中山任命為飛機隊隊長。1919年，在福建漳州組建援閩粵軍飛機隊，任總指揮。1922年去美洲向華僑募捐，購買飛機12架（包括其父楊著昆捐獻的四架）經澳門運回國內。同年12月由孫中山以大元帥名義委任為航空局局長兼廣東飛機製造廠廠長。次年7月製成中國自行設計生產的以樂士文（宋慶齡英文名）命名的第一架軍用飛機。楊仙逸曾多次指揮和駕機參與平定軍閥叛亂。1923年9月20日前往博羅之梅湖檢查水雷改裝炸彈時，因意外爆炸而殉難，時年32歲。後被追贈為陸軍中將。楊夫人程度純於1925年在中山石岐創辦仙逸小學以為紀念，即今之仙逸中學前身。楊夫人曾長期在澳門居住，1973年去世。

廣東東莞人。早年曾到香港謀生。嗣回東莞創設陳泰記，生產炮竹、煙花。後又承繼葉蘭泉在九龍開設廣萬隆炮竹莊，遂壟斷香港的炮竹業，並將產品打進國外市場。1920年後又在澳門、佛山等地開設分廠。至抗日戰爭前，已執全國炮竹、煙花生產和出口之牛耳，被譽為“炮竹大王”。此外，還經營航運業。曾任香港東華三院社團總理、保良局紳董、樂善堂董事、澳門商會值理、東莞工商總會副主席等。1962年以和解結束與其孫子在澳門的十多年官司。1969年病逝於澳門。

字德彰，號壽屏。廣東香山（今中山）人。孫中山長兄。早年隨舅父赴檀香山謀生，初作農工，後從事畜牧、墾殖，復經商漸富，接孫中山到檀香山讀書。1894年加入興中會，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1907年移居香港九龍。1909年參與籌劃廣州新軍起義，復在九龍聯合會黨，從者日眾，被港府驅逐。1911年移居廣州灣（今湛江），任同盟會香港南方支部副支部長，組織民軍響應武昌起義，並收復雷州半島各地。辛亥革命後，曾反對袁世凱竊國。1910年移居澳門。1915年在澳門病逝。

又名鵬超。廣東新寧（今台山）人。早年赴新加坡經商。1908年加入同盟會。1910年與林君復組織同盟會澳門支部，任副會長兼秘書，並主辦澳門濠鏡閲書報社。1911年與李天德等在香港創辦《民生叢報》，並參加黃花崗之役籌款工作。武昌起義後，參與策動香山縣前山新軍起義和香山縣政府反正。廣東光復後，任省臨時參議會議員、都督府樞密部參謀。1912年任茂名縣（今高州）知縣。二次革命後，曾隨朱執信從事反袁討龍（濟光）活動，並在澳門教私塾六年。1918年任台山沙捐兼清佃局總辦、台山金屬團務總局局長等。1926年後，創辦香港愛群人壽保險公司、太和醫院、廣州愛群酒店等。抗日戰爭時期，寓居澳門、香港。1953年在香港病逝。著有《愛竹齋詩鈔》、《愛竹齋全集》等。

商人、業餘畫家。又譯作普斯帕。普氏家族世代在印度做官。業餘隨錢納利習畫，擅長水彩畫，模仿喬治‧錢納利的筆法幾乎達到了亂真的地步。曾到澳門和廣州經商，同時亦畫了不少風景畫。1838年在澳門畫的《聖玫瑰堂》水彩畫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同年創作的《澳門媽閣廟》頗有東方情趣。

字念慈，族名宗辰。廣東香山唐家村（今屬珠海）人。唐紹儀之子。上海復旦大學畢業後，留學美國習外交。1930年返國後供職外交部。1932年為外交部專員。旋回粵供職兩廣外交特派員公署。抗日戰爭時期任國民政府駐澳門專員。1947年任中國政府駐檀香山總領事。1949年後，在澳門經商。1979年在美國病逝。

慈善家。名禎祥，字文典。廣東新會人。早年在香港求學。18歲時輟學從商，先後在香港、澳門和越南等地經營米業，遂成巨富。商餘從事科學研究，曾研製出人造絲、人造棉、人造麻等一批人造纖維，以及風熱油、風寒油、霍亂散等藥品。曾多次捐資中國內地救災恤貧，在澳門出任同善堂值理，熱心社會公益事業，並在新會、江門、香港、澳門等地創辦多所小學。還在香港設道字總社，創造拼音“道字”，以改良文字，普及教育。1950年在香港病逝。著有《瑞祺學說》等。

字正馨，號息心老人、息心居士。廣東南海人。少時涉獵諸子百家、星象輿地諸書，曾執教於村塾。1859年赴安南（今越南）佐兄料理商務，經商致富。1872年回國。翌年，在南海西樵鄉簡村創辦繼昌隆機器繅絲廠。該廠採用自己設計的機器設備，僱用工人六七百人，出絲精美光潔，遠銷歐美，為中國第一家民族資本經營的機器繅絲廠。1881年該廠因同業競爭，被視為異端，南海知縣下令停產。遂將絲廠遷徙澳門，初名和昌，後改名復和隆，歷四年多時間。1885年復將絲廠遷回簡村，改名世昌綸，繼續經營。1903年在南海去世。著有《理氣溯源》、《蠶桑譜》、《周易理數會通》、《陳啟沅算學》等。

蔡克庭，香山縣北嶺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北嶺村）人。澳門富商。 克庭在澳門經商，抗戰前在澳門開設“三和公司”，經營汽油、火水等，規模較大，擁有“俄國麵包公司”和“廬山影相館”，經營“花尾大渡”號客輪，往返澳門與三埠（開平）航線，在澳門工商界頗有聲望。他積極參加社會公益事業，樂善好施，擔任澳門同善堂董事，對家鄉辦校、興修水利等事業，建樹良多。[1] 1914年，克庭與郭杓、區利仁等澳門一批熱心英文教育的人士發起成立樹學會，成為澳門早期的民間團體。他們設法籌募經費，建立一所初具規模的英文學校，取名為澳門英文學校（簡稱M.E.C），郭杓擔任校長。按照香港學制，設置中一至中五各級，高年級完全用英文講課，學期結束時，參加香港大學堂的初級試和本級試，成為當時澳門研習英文最完備的學校。1921年增設漢文小學部，改稱澳門英文、漢文學校，校址遷往大廟頂街蔡家大屋。後因管理體制上的矛盾日益增大，英、漢文部分開辦學，英文部因“樹學會”的人散居香港而解散。[2] 抗戰時期，克庭激於愛國義憤，不顧澳門商務繁忙，接受家鄉民眾的要求，兼任北嶺鄉鄉長，親自帶領自衛隊抗擊日寇的侵略。 1939年，日寇在唐家登陸後數天，派出一股兵力從拱北東海邊（接連橋處）向拱北一帶登陸，克庭帶領鄉自衛隊在“墳頭拗”及“嶺仔”兩處阻擊，擊斃日軍一人，擊傷一人。而自衛隊員黎日蘇、徐孑盡壯烈犧牲。第二天，澳門報紙報導“北嶺鄉長蔡克庭，指揮自衛隊英勇抗日，阻擊日寇登陸，挫敗日軍銳氣”，大加讚揚。 日寇攻佔拱北後，北嶺鄉大多數鄉民都逃到澳門避難。克庭熱情接待全部鄉民，他將往返澳門與三埠間的“花尾大渡”號停航，泊在澳門筷子基處，安排好各個家庭住宿，單身漢安排在“三和公司”廠房居住。鄉民把“花尾大渡”號客輪稱為“難民船”。克庭自己出資及鄉府政的餘資資助，每月向鄉民發放糧食，並按月發給一些零用錢。經過約八個月，日寇才准許鄉民回鄉種地，鄉民逐漸回鄉。克庭此舉，北嶺鄉民感恩戴德，永記在心。[1] 1942年10月，經澳門政府批准立案，成立鏡湖醫院慈善會，每年一屆，這屆首席值理是德高望重的社會賢達劉敘堂。劉敘堂一心想推薦馬萬祺加入值理會，想請馬萬祺替代自己。但馬萬祺一再辭謝，劉敘堂改請克庭加入值理會。從此，克庭為鏡湖醫院發展盡心盡力，作出重要的貢獻。[3] 1945年，抗戰勝利後，克庭從澳門回到北嶺鄉，慶祝抗日勝利。他自己出資在北嶺鄉蔡氏大宗祠，宴請全村鄉親老少，盛況空前。 克庭為北嶺小學出錢出力，做了不少工作。在他帶動下，鄉民紛紛捐資，他邀請同鄉徐禮儒協助辦好北嶺小學，他自任校長。除聘請良師外，還增添設備、學生台凳等一大批。他一直以善長人翁聞名，鄉中喜慶事宜、公益事業，都與他商量，他無不熱心大力支持。[1] 後來，克庭重返澳門經商。他的第二子蔡昌鑾在重慶結識張大千，兩人成為至交好友。1949年春節過後，克庭邀請張大千從香港前來澳門遊玩。張大千偕四夫人徐雯波及家人到澳門做客，一家人住在澳門郵政總局後面大堂街18號的蔡家大屋（今永基大廈），一住就是三個半月。張大千結識澳門畫家黃蘊玉、容漱石、馬少如、招名山，攝影家盧勢東等文人。當時，張大千在蔡家辟有畫室，經常揮毫潑墨，他對澳門本地畫家十分熱情，不時請他們到蔡家大屋看他作畫，一起切磋畫藝，交流心得。[4] 在克庭的陪同下，張大千遍遊澳門名勝古跡，如大三巴牌坊、媽姐閣（媽閣廟）、觀音堂（普濟禪院）等。張大千住在蔡家，生活平靜，很有規律。他每天早晚兩次去西灣或松山散步；白天有時到盧家花園觀景。他在蔡家的大廳鋪了一張畫案，有空時就作書繪畫。一天，蔡家大小姐向張大千求畫。張大千看見大小姐年方二十，正值青春妙齡，長得亭亭玉立，楚楚動人，擬將畫畫在她身上。之後，蔡小姐做好白綢旗袍，趕緊拿給張大千，克庭興致勃勃地跟來觀賞。張大千將這件新白綢旗袍鋪在畫案上，上下度量了一番，即提起毛筆，在旗袍上面畫開了。不多一會，就畫好了。蔡小姐欣喜地從畫案上拿起自己的衣服，只見雪白的正面上畫上了一朵盛開的紅荷花，還有一兩個含苞欲放的花蕾。整個構圖顯露出荷花嬌艷，荷葉碧綠，十分雅致。蔡小姐將旗袍披在自己的身上，在衣上的紅花綠葉襯托下，顯得秀麗可人。克庭誇讚不已。時值初夏，第二天，蔡小姐就將這件荷花旗袍穿在身上，招搖過市，專門到幾家朋友處展示。克庭發現張大千喜歡動物，尤其愛猿。於是請朋友幫忙，出重金托人從泰國買回來兩隻長臂白猿，送給張大千。這兩隻白猿，臂長過膝，行動敏捷，脾氣溫馴，渾身的白毛非常漂亮。張大千時而在園內對猿寫生，時而逗猿嬉戲，引以為樂；還畫了多幅猿畫，送給克庭，他如獲至寶。[5] 克庭生育五子五女，皆有所成，四個兒子在外國成為博士、成為專家，一子在香港經營航務。女兒蔡美靈與香港“李錦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文達結婚，夫婦倆繼承先輩業績，關心桑梓建設事業，捐資創建珠海南水“李兆南紀念學校”。[1] 60年代，克庭在澳門去世。 現錄蔡克庭題寫的楹聯一首： 《澳門普濟禪院》[6] 智慧無窮，以所空空諸歷劫； 慈悲莫大，將已壽壽彼蒼生。 [1]溫鼎銘：《我所認識的蔡克庭先生》，載《珠海文史》（第9輯），珠海：珠海政協，1990，第101-103頁。 [2]《樹學會》，載“世界名人網＂，2012年5月1日，http://www.shijiemingren.com/doc-view-28114.html。 [3]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 [4]《張大千與澳門》，載“中國新聞網＂，2006年7月31日，http://www.chinanews.com/2001-03-20/26/79607.html [5]李永翹：《張大千：飛揚世界》，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第307-309頁。 [6]《港澳宗教場所聯》，載“佛緣資訊＂網，2011年6月21日，http://www.foyuan.net/article-141649-1.html。

鍾子光，原籍廣東省潮州市[1]，遷居澳門。知名澳門富商。 1932年，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成立，1935年獲專營權，承辦人為羅保、鍾子光、何善衡、梁昌、何賢、何添等人，由鍾子光管理。後由羅保之子羅碧接手負責，1947年由何賢接管，1982年公司改組，何賢出任董事長。[2] 1943年，何鴻燊自己開辦個火水（煤油）公司，並與鍾子光及梁基浩等人合作，開火水提煉廠。由於經營有道，一年下來，賺了不少錢。當時澳門電燈公司所用燃油，八成由他們供應。[3] 1945年初，鏡湖醫院慈善會值理換屆改選，金融界鉅子、恆生銀號林炳炎出任主席，他上任後領導機構進行改革，把值理制改為董事制，選出一批為人正直、品質優良的值理繼續留任，何賢、鍾子光任副主席，柯麟當選為董事並被聘為院長。關於手術室問題向澳督提出交涉，終於獲得解決，先後發放黃仲敏、黃耀街、連忠介三位醫師外科執照。[4][5] 1947年，賀明高和鍾子光等人合作開辦一間煤油公司，當時，鍾子光服務於傅老榕公司。後來賀明高遭到澳門黑勢力的沉重打擊，煤油倉庫被手榴彈炸壞，受傷的黑道人物竟強行向賀明高索賠。[6]1948年開始，澳門政府將黃金進口生意批給一個由經濟局局長羅保、商人何賢、鍾子光等組成的恆昌公司經營，從外國（主要是英國和南非）進口黃金，這些貴金屬從國外用飛機運到香港，再用飛機轉運到澳門。當時飛航港澳航線的水陸兩用客機，在黃金運到香港時，負責轉運黃金到澳門的任務梁昌也在恆昌公司任職。[7] 1948年，澳門開始有了公共汽車服務，鍾林輝出資，慘澹經營三年後，由何賢、梁昌、羅保、鍾子光四人集資接辦，公司定名為澳門福利公共汽車公司，但仍虧損。1988年，該公司只有14條行車路線，車輛39輛。該公司進行改組，以新福利公共汽車公司取代舊公司。同年11月，澳葡政府與“新福利”和“澳門”兩家公共汽車公司重新簽訂合約，改善服務，解決市民乘車難的問題。[8] 香港銅鑼灣怡和街“美珍香”租用之地鋪，1951年，鍾子光與友人以36萬元購入，2012年10月，以3667元/平方英尺天價租出，保守估計地鋪市值達六億元，令持貨逾半個世紀的鍾子光家族身家暴漲，估計物業升值約達6000倍，造就一代鋪王傳奇。[9] [1]經濟導報社：《香港商業手冊》，濟南：經濟導報社，1960，第156頁。 [2]《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46頁。 [3]馬家斌等：《現代商界大角逐》，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1993，第19-20頁。 [4]鄧開頌：《粵澳關係史》，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1999，第494頁。 [5]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第139頁。 [6]鍾連城：《賭王》，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212頁。 [7]《細說澳門故事——澳門巨富梁昌致富之路（澳門舊話）》，載“文匯資訊＂網，2010年9月30日，http://info.wenweipo.com/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22930。 [8]湯開建：《今日澳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第170頁。 [9]《“美珍香＂鋪值六億暴漲六千倍　鍾子光家族持半世紀造就鋪王傳奇》，載《香港經濟日報》，2012年12月31日，http://www.hket.com/eti/article/6bdb5f43-5b0b-4c35-906d-a1fd2c34458e-145908。

吳梅一，香山三鄉（今屬中山市三鄉鎮）人。岐關公司創辦人之一。 1928年，鄭芷湘、鄭禮卿、黃昌恆及吳梅一發起成立岐關公司。岐關公司原名是岐關築路行車公司，後簡稱為岐關車路（岐關東路從石岐至拱北關閘）公司。除他們發起外，還有一百多人參加創辦，大多數是當時的軍政界及工商界人士，省級縣級都有。該公司總辦事處原設在石岐，澳門只稱作代辦處，因為它是在國內註冊的。 該公司的集資辦法有兩種，一是投資認股，每股毫銀伍元，另一種是築路收購土地作股，即公路經過的土地，以地價作股。因為當時土地按價太低，曾經有過抗拒收購的事故，但因該公司財雄勢大，抗拒是沒有作用的，結果還是不得不把股票收下。 解放初期，1950年人民政府認為岐關公司是官僚資本，實行接管，收歸國有，該公司絕大部分財產在澳門。最後通過該公司廣大職工把在澳門的全部財產接運過來。接管後該公司改為廣中公司，因當時公司逐步伸展到廣州，而在澳門仍然保留用岐關車路公司名稱。[1] [1]林子英：《岐關公司史略》，載《中山文史》（第14輯），中山：中山政協，1988，第133-134頁。

盧榮傑，廣東新會（今屬江門市新會區）人，生於香港。澳門精武會副主席。 盧榮傑入讀聖士提反學校，後赴上海留學，權衡時局，決心棄學經商，就在上海經營出入口生意。1932年，盧榮傑被澳葡政府委任為西洋專賣局華經理，被鏡湖醫院聘為董事，澳門精武會公推為副主席。[1] 1933年，日本郵船公司聘盧榮傑為香港華經理。他的個人資產50萬美元。[2]盧榮傑熱心社會公益，1935年被選為東華三院總理、1936年被推為東華三院主席。[1]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4頁。 [2]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三十年代南洋華僑領袖調查報告書》（續），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1983，第12頁。

民國九年(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盧廉若出任澳門中華總商會第八屆總理，黃豫樵為副理。其餘值理7人，為：林煥廷、李旭軒、梁裕簡、潘柏泉、潘德馨、鄭子堅、余惠民。

陳鵬超，乳名立，字卓平，號遇宗，生於台山縣沖萋六村大乎里（今屬台山市斗山鎮）。澳門同盟分會組織者、民國政要、革命詩人、愛國實業家。[1][2] 父親在新加坡十字街經商，開設陳泗隆號雜貨店。鵬超八歲時，隨母赴新加坡，後隨叔叔回國讀書，先後在六村鱉峰書院、廣海書院、台城寧陽書院等接受趙宗壇、趙魯庵等13位塾師的指點。他學文習武，學業不斷長進，喜舞雙刀；又擅詩詞，有儒俠之風。受到趙魯庵維新思想的影響，他從小樹立獻身社會、愛國愛鄉之志向。1902年，赴河南省參加清政府補行的庚子辛丑恩正併科鄉試，高中第35名舉人。赴考前，鵬超在友人處看到了孫中山《上李鴻章書》一文，深為孫中山的革命精神和才氣學識所折服，產生追隨孫中山的想法。1907年2月，鵬超赴新加坡接管父兄留下的生意，在商務活動中與同盟會員多有接觸，思想上傾向於革命。次年，適值孫中山雲南河口起義失敗後來到新加坡，鵬超即請同盟會員盧禮明引見，並由盧禮明介紹，孫中山親自主盟，鵬超宣誓加入同盟會。 鵬超入會後，四處奔波為革命籌款，多次以陳泗隆號的名義把款匯回國內革命同志手上。不久，他將新加坡陳泗隆號與香港公慎隆號合股經營，自己完全擺脫商務，住在澳門荷蘭園，專心做革命工作。[2] 1910年，鵬超以副會長兼秘書的身份，協助林君復，代替謝英伯主持澳門同盟分會活動，並成立“濠鏡閱書報社”，作為同盟分會活動的公開場所，宣傳反清革命，發展會員，籌款支持革命。1911年2月，鵬超回台山進行革命活動被人告發，逃到香港後，他與李天德等人創辦《民生叢報》。他一邊任編輯，一邊為3月29日的廣州起義籌款；期間著有《組織澳門同盟分會》、《組織澳門閱報社》等重要詩作。[1] 廣州起義失敗後，鵬超回到澳門，與林君復、莫紀彭、何振等人幾經努力，策動前山清廷新軍起義。起義成功後，經過整編，鵬超任參謀，隨軍開進廣州。後來武昌起義成功，廣州光復，鵬超所在隊伍編成北伐軍參加北伐。他不贊成北伐，認為“民國既成四海一，正宜息馬事農街”，主張“欲復長江北，先安五嶺南”。當北伐軍開撥時，他留下來擔任省臨時議會議員和都督府樞密部參議。 1912年3月，鵬超被胡漢民委派為茂名縣知事兼會辦高州軍務。茂名是高州首縣，當時無人主持縣政，地方秩序非常混亂。鵬超到任後，召開縣議會，籌議地方上興革事宜；組織法庭，審理民間刑事訴訟案件；籌劃高州至水東的公路；禁煙禁賭；復設縣城及四鄉的警察，維護地方治安；多次帶兵督戰，剿匪鋤奸。從此，茂名匪患遂平。次年7月，鵬超辭去茂名知事一職，改任兩陽綏靖處督辦。當時，中國政壇風雲變幻莫測，袁世凱派兵南下，龍濟光在廣州大肆搜捕，通緝革命黨人。鵬超逃亡於港澳與新加坡之間，仍竭力為討袁驅龍籌款。1915年4月，在新加坡，經葉夏聲介紹，許崇智主盟，鵬超加入中華革命黨。 1917年起，鵬超在澳門設帳授徒；著有《濠鏡講學》等詩。他成為澳門文學史上一位極重要的革命詩人，其作品以宣楊革命精神為主題，風格以明快淺白見稱。[1] 1917年，孫中山南下護法期間，鵬超受孫中山派遣前往南洋與鄧澤如一起，經營軍事內圍公債，為革命籌餉，歷時一個月，得款三萬餘元。幾年逃亡生活中，鵬超耳聞目睹一些政客及軍閥中的黑暗，深感悲憤；他力勸孫中山調離陳炯明的意見不被接納，對革命前途產生疑慮。之後，鵬超立意從高層政治鬥爭的漩渦中退出，回到故鄉致力於地方治安和公益事業。 1918年春，鵬超受家鄉紳耆聯名之邀，回到六村組建團防公所，抗拒土匪。鵬超仿兵營制招募壯丁120人，編為六村團軍，自己擔任團務監督。他一方面向海外華僑募款，不斷更新六村團軍的武器裝備和通信設備；另一方面開辦軍官講習所，招募有文化的青年，仿照陸軍速成科的形式進行培訓，提高官兵的素質。1924年，他出任台山縣下三都籌防局局長，致力於發展地方武裝，維持地方治安秩序。1927年春，鵬超向六村自治會提出籌建太和醫院的倡議和計劃，得到贊同。他吸取籌建太和學校失敗的教訓，立即撰寫印發《創建六村太和醫院勸捐序》，在海內外華僑、僑眷中廣為宣傳，大造輿論；同時成立九人組成的籌備機構進行工作，他自任籌款專員，負責全面聯繫。他一邊為籌建醫院做準備，一邊到香港招股，創辦香港愛群人壽保險公司，為之後發展實業打下基礎。 1928年元旦，鵬超見籌款時機成熟，乘坐“昃臣總統號”輪船從香港出發，經吳淞口、神戶、橫濱，渡過太平洋，直抵美國金門，在美國和加拿大進行為期近一年的募捐活動。回港後，他又與陳孔森繼續在香港募捐，共得款19萬多元。回鄉後，成立太和醫院建築委員會，鵬超任會長。次年擇定院址，1931年3月動工，1932年年底揭幕開業。後來，他又發動族人繼續捐建了第二院和第三院，使太和醫院更為完善。太和醫院佔地7000多平方米，園林佈局，配套齊全，設備先進，頗具規模，成為台山縣南部地區的醫療中心。在農村建成如此規模的醫院，成為當時台山和六村族人的驕傲。 太和醫院建成後，鵬超又一鼓作氣，籌建香港愛群人壽保險公司總行大廈和廣州愛群大廈。愛群大廈樓高15層，壯觀雄偉，成為當時中國南方建築之冠。它的照片被許多廠家用作商標，之後幾十年，它一直作為廣州的標誌之一。 鵬超造福於民不遺餘力。日寇侵華戰爭，使其實業受到沉重打擊。1941年台山縣淪陷時，他已64歲，仍參加香港台山商會救濟委員會，為了救濟台山的災民，遠赴新加坡籌款。 鵬超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崇尚太史公的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之說。他認為自己建立了德功，唯欠立言一項，且年已花甲，須要抓緊遂此心願。於是，他回到鄉下，一連用了八個月時間，將以前自己寫的1000多首詩歌中，重新校刪審定，選出280首編成《愛竹齋詩鈔初編》，1938年5月自費出版。 鵬超的詩作多是對時局、人生的有感而發，詩風坦直、豪爽。他在事業受挫，家人受害，自己在逃避日寇時跌傷左足、留下殘疾等種種不幸境遇中，他不忘寫詩，用詩記下了自己的遭遇及所見所聞，抒發對時局和人生的感慨，緬懷往事，讚頌友情。他從這時期的作品中篩選出332首，編成《愛竹齋詩鈔續編》。友人稱讚他這時期的作品比以前又多了“沉鬱雄勁之氣。迥非雕琢藻飾，徒寄興於風雲月露者之所比。”1947年，他將自己撰寫的《行年紀要》、《愛竹齋詩鈔初編》、《愛竹齋詩鈔續編》、《愛竹齋文鈔》、《觀山紀要》等作品，彙集編成《愛竹齋全集》，次年交付香港東雅印務有限公司出版。1953年，鵬超在香港病逝，終年76歲。[1] 現錄陳鵬超的詩一首： 《澳居閒寫》[3][4] 國難依然鼎沸時，澳居何日賦歸辭。 社陵留蜀避安史，靖亂豈無郭子儀。 [1]陳日生：《陳卓平（1877-1953）》，載“江門市五邑圖書館＂網，2010年12月20日，http://wylib.jiangmen.gd.cn/jmhq/list.asp?id=173。 [2]鄭煒明：《16世紀末至1949年澳門的華文舊體文學概述（下）》，載《許昌師專學報（社科版）》，1998，第50-55頁。 [3]呂志鵬：《澳門中文新詩發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第45頁。 [4]廣東省文史研究館：《辛亥革命詩歌選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第206-207頁。

民國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澳門各行公推鏡湖醫院總理12位：盧廉若、余惠民 (瑞泰南北行)、何寶嚴、吳星堂 (正和綢緞行)、周藻昌 (昌記銀業行)、黃尊廷 (遠來欄牲口行)、潘德馨 (永和隆藥行)、張子怡 (錦德盛米店)、黃焯垣 (協昌永義堂)、馬守衡 (廣源故衣行)、陳嶧伯 (雲來茶居行)、陳卓平 (永紹祥洋貨行)。

鄭仲，又名鄭汝仲，字錕賢，號侶忠，生於香山縣南屏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一個農民家庭。[1]興中會會員、革命家。 南屏鄭氏祖先，最早由福建莆田遷來，北宋慶歷年間（11世紀40年代），入粵任惠州路判官，九世時遷居東莞，後復遷至香山三鄉，與鄭觀應為同一大族。14世後，鄭氏一部分族人陸續遷來南屏，之後建有紀念15世祖的雪山祠、紀念16世祖的居一祠。 鄭是鄭居一的長房子孫，鄭氏傳至第二十三世祖父鄭彥龐，娶妻楊氏，生育兩子，長子鄭汝儉，早夭。次子鄭汝仲。 鄭在少年時代，因家境貧困，遠渡重洋前往檀香山謀生。經過十多年辛勞，頗有積蓄，與孫眉在當地合辦一個畜牧場，規模甚大，有牛羊等畜類一萬餘頭，復兼營商業，收入不菲，在檀香山頗有名望。 1878年，孫中山隨母到檀香山孫眉處求學，結識了鄭。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團體——興中會，鄭和孫眉率先參加，成為最早的興中會員之一。有志之士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宣傳和籌款活動，鄭首當其衝。起初，孫中山在檀香山鼓吹革命時，孫眉反對，鄭極力勸說孫眉，並且在經濟上對孫中山盡力幫助。後來，孫中山幾次到檀香山進行宣傳籌款活動，都得到鄭和孫眉的大力支持。由於革命志趣相投，志同道合，鄭和孫眉、孫中山義結兄弟。鄭居長，大孫眉四歲，稱大哥；孫眉居次，孫中山居末。三人簽字的金蘭譜與鄭的興中會會員證及鄭捐助的現金收據等珍貴文物，鄭及其後人悉心保存，抗戰期間日寇侵佔南屏時，鄭的兒子恐日軍搜得而遭其害，將這些東西全部燒毀，十分可惜。 鄭對革命更為傾心。他將與孫眉合力經營牧場變賣，所獲之款交給孫中山支配使用。[2] 1895年，鄭回到澳門省親和完婚，及料理澳門物業。適逢廣州起義失敗逃到澳門的孫中山，鄭將孫中山藏到他的婢女順霞家中，位於石牆街路口的“翁均利”鋪號。 1905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希爐埠成立興中會分會，重振革命聲威。同年，孫中山和黃興等組織同盟會，希爐埠興中會改為同盟會，鄭隨即轉為同盟會員。 後來，鄭在檀香山其他物業日漸蕭條，加上年事已高，他與孫眉相約回國。孫眉初居澳門，後移居香港九龍。鄭回到南屏家中，他十分關心國事，主理鄉政，慷慨豪爽，排難解紛，頗得鄉人擁戴。他與孫中山家人聯繫十分密切，常往澳門探望孫眉、盧慕貞。鄭的長子結婚時，孫中山贈喜幛禮物祝賀。 1912年，孫中山視察前山，鄭發動南屏群眾前往歡迎。孫中山為勘探鐵礦事到南屏時，鄭作嚮導在將軍山探測礦務。 1922年1月18日，鄭在家鄉病逝，終年72歲。 南屏鄉親給鄭仲舉辦隆重的葬禮，全鄉出動，學校停課，鄉民師生都參加送葬，孫科也率人前來參加，挽聯掛滿一屋，極盡哀榮。 鄭仲生育一女四子。元配張氏是本村張庸建之女，只生一女，居長，嫁給本村張姓，不久身故。鄭在檀香山時，孫眉收養一個美國孩子為義子，孩子生於1888年。他見鄭仲無子，將義子轉送給鄭仲領養。鄭仲將義子帶回家鄉，取名鄭勝祥。鄭勝祥體魄魁梧，鄉人稱他為“番鬼仔”或“番鬼勝祥”。由於鄭勝祥自幼接觸革命前輩，耳聞目染，受到革命的熏陶，思想進步。當時孫中山在廣州組織中華民國政府，就任非常大總統，函邀鄭仲出任財務工作，他以年老多病，未能就任，就將義子交托給孫中山。後來，鄭勝祥進入黃埔軍校學習，並參加東征討伐陳炯明的惠州戰役。利用戰役結束後的短暫時間，鄭勝祥全副戎裝，返鄉探親，鄉人聽他講戰鬥的事蹟，令人十分敬佩。不久，鄭勝祥被派往新加坡工作，起初兩年寄回三封信，說因工作關係，暫無定址，請緩回信。之後，音信全無，不知所終。 1895年，鄭仲從檀香山回鄉時，因元配張氏無子，又娶澳門路環李氏為妾，先後生育三子： 鄭金柞，又名鄭炳芬，生於1898年，曾在菲律賓經商，後來去世。 鄭金禧，又名鄭炳芳，生於1907年，受父兄影響，鄭金禧早年參加革命，成為30年代老共產黨員。他參與組織抗日先鋒隊，推動南屏地下抗日鬥爭工作，參加家鄉解放工作，復任澳門海員工會子弟學校校長，退休後閒居香港和南屏老家。 鄭金照又名鄭炳華，生於1911年。鄭金照早年到港澳謀生，後考入粵漢鐵路局報訓班受訓，畢業後適逢抗日戰爭，投筆從戎，參加第四路軍交通兵團擔任報務通訊工作，後因病轉入韶關電報局任報務員，並在樂昌、平遠、廣州等電信局服務，建國後任教於廣東省郵電學校，退休後定居廣州。[2] 鄭炳芳之子鄭少仁說，祖父鄭仲從檀香山回到南屏後，與孫眉來往密切，逢年過節，經常走動，親如兄弟。鄭炳芳幼時體弱多病，患有哮喘病。孫眉聽說狗肉湯煮雞蛋可以治療。於是，經常帶著一籃子用狗肉湯煮好的雞蛋來看鄭炳芳。孫眉住在澳門，盧慕貞不時接濟鄭家，兩家感情非同一般。 鄭少仁聽說，伯父鄭炳芬多次隨鄭仲去澳門孫家探訪，孫中山當時示意送鄭炳芬到嶺南大學讀書，後因政局變動，孫中山過早離世，未能成行。雖然鄭仲、孫中山相繼離世，但鄭仲後代依然堅持革命，完成先輩未盡夙願。[3]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03-105頁。 [2]鄭炳芳、鄭照：《回憶先父、興中會員鄭仲》，載《珠海文史》（第8輯），珠海：珠海政協，1989，第53-58頁。 [3]《與孫中山義結金蘭，急公好義樂善好施　鄭仲：傾其所有支持革命》，載“珠海視窗生活網＂，2011年12月31日，http://www.zh3721.com/2011/0927/0756_121714.html。

蔡保官，原名蔡全青，字爾善。澳門大鴉片商。[1] 蔡保官販賣鴉片發了財，捐官成為“州同知銜”（知府，從六品文官）。當時澳門華籍鴉片煙商，幾乎人人都捐官，既耀祖光宗，又能給做生意帶來便利。時人稱他蔡保官，成為澳葡“華籍仕紳”。[2] 清嘉慶二十二年二月初二（1817年3月19日），香山縣丞周飛鴻據澳門舉人趙允箐舉報，查處蔡保官租賃洋樓開設的鴉片煙館。[3] 嘉慶年間，張保仔做海匪紅旗幫首領時，與多位澳門鴉片煙商關係密切，參與大規模走私澳門鴉片活動。他與蔡保官的關係最好。後來，張保仔向兩廣總督百齡遞信表露想接受招安之意，此信由蔡保官轉遞給香山縣駐澳門佐堂縣丞。經蔡保官介紹，張保仔認識了澳門朋友、中醫周飛鴻。 嘉慶十五年（1810）四月二十日，張保仔率海匪17000多人、匪船200多艘、大炮1300多門、武器2700多件，在香山石岐向兩廣總督百齡正式投降。 清廷授予張保仔“福建水師千總”職銜，並允許他保留一支30艘帆船的船隊，同時賞賜他大筆銀兩，讓他為部下在陸上買地建房定居。隨即朝廷命令張保仔率水師到粵西沿海剿滅海盜，用的是“以海匪治海盜”的高招策略。投降招安過程中，張保仔對清廷供出澳門有一個“鴉片窩子”。 兩廣督撫立即在張保仔投降招安後的翌日，發出海捕文告（通緝令），捉拿“澳門華民”蔡保官和紀申官、王扁、朱梅官、紀開鳳、王棧官、王蓄官、吳黨官、鄭祥官、朱明官、陳二舍、陳子髦、陳煥官、陳欽官、王玷官、許寧官、盧裕官、許霞運、卓開官、徐秀官等20人，最後只抓獲朱梅官等12人治罪，其他人都逃脫了，其中包括蔡保官。據說張保仔在作供後，心有不安，派人及早通知蔡保官暫避風頭。 蔡保官在澳門開設的鴉片公司，原在大堂街三角亭味囒樓（現今聖約瑟教區中學對面），是一幢三層葡式洋樓，天台上有一個大涼亭，紅瓦亭頂，十分搶眼。 蔡保官經常邀請朋友在這涼亭下飲茶談事，眺望南灣海景。當時有一位叫劉志鵬的秀才在蔡保官處做師爺，他精通風水術數，曾勸蔡保官不可把鴉片公司設在如此顯眼招搖處，更指味囒樓頂的紅頂涼亭“受風招邪”，定會對宅主不利，不出三年，必有大禍臨到。 蔡保官不為所動。據說不到三年，他被官府通緝，生意大敗。[2]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42頁。 [2]金豐居士：《味囒樓紅瓦招搖受風招邪不利宅主》，載《新報》，2013年6月12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27932。 [3]黃巧波：《清末民初時期中山地區禁毒概況》，載《中山日報》，第4406期，第B1版，2007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