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七年（1827年1月27日─1828年2月14日）本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醫生郭雷樞（T.R.Colledge）在澳門開設眼科診所，免費為中國窮人醫治眼疾。診所在澳門租下了兩間小屋，能夠收治大約40名外地病人，門診病人數量不限。診所開設之初，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熱心於幫助他克服最初的困難，通過給第一名就診的中國人發獎金來設法說服中國人接受治療。後診所漸獲華人的認可，甚至吸引了中國富人的捐贈，得以維持下去。東印度公司對診所給予藥物的支持，與其簽訂了書面協定，同意接受申請，不限量供應藥品。東印度公司更對郭雷樞在華開辦診所活動大為讚賞，將其優秀表現幾次寫信報告董事會。該醫院開辦六年（1827—1832）來共接收病人4000余人，影響很大，甚至中國北方和東南亞的病人都被吸引到這個診所。1832年底診所因公司醫生亞歷山大·皮爾遜的離開所導致的公務增加而不得不關閉。在郭雷樞澳門眼科診所的影響下，1828年廣州的醫生設立了一個診所，專門為貧苦中國人提供藥品。

民國十七年(1928年1月1日─1928年12月31日)11月3日，仁慈堂舉辦商業展覽會，以籌措款項，借充善舉，如醫院對於貧民贈醫施藥等。此次展覽會觀眾甚多，但效果不佳。

光緒三年（1877年2月13日─1878年2月1日）澳門各行公推鏡湖醫院12位：王海清（雲卿）、宋勳（卓卿）、潘以恩（禮臣）、黃濟華（巨川）、蔡應饒（甫田）、關兆祥（玉波）、李謙裕（子翹）、黎丕典（錫余）、張樹南、張昭源、陳弼臣、麥學謙。[1] [1]《鏡湖醫院征信錄》上，第12頁。

宣統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12月20日，澳門署督據澳門公會會議，批准將《莫非亞及鴉片製造藥料出入口生意章程》（共46款）施行。其中規定欲在澳發賣者須領牌，每年應繳牌費銀25元。另入口時，莫非亞（為嗎啡之葡語譯音）每兩納規銀6元，鴉片煙製造藥料每兩納規銀3元。只准合格有憑之醫生、藥師及華人醫院，可以賣莫非亞及鴉片煙製造之藥料，以為醫治病症之用。

民國十八年(1929年1月1日—1929年12月31日)12月，下旬，澳門政府在大襟島(路環)上興建的新麻風病院房舍五座建成，並移患者百餘人入此新院，由教會之鍾力醫生負責。

民國二十三年 (1934年1月1日-1934年12月31日)6月9日，面對兒童死亡率增長，澳門政府採取有力措施，總督美蘭德批准衛生司在聖珊澤宮建立兒童醫院托兒所和制乳場。但兒童醫院直到1936年才開始運作，“因資金缺乏”，又於同年3月l5日關閉。

光緒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澳門中學教師高斯華（José Gomes da Silva）完成了《澳門衛生報告》，該報告非常詳細地報導了當時澳門的衛生情況，特別是對沙崗和新橋區的衛生情況進行了深入的報導。該報告首次附錄了澳門植物的目錄，並收集了300多種植物標本。在當年的霍亂爆發時，他毫無種族歧視和科學家的傲慢，邀請了一位本地郎中來幫助他一同抵禦霍亂，而且，這位郎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當時，正值“印度（Índia）”號輪船駛抵澳門，船上有霍亂患者，這位醫生隨即下令在二龍喉、劏狗環、東望洋炮台及青洲錨地設立隔離棚，隔離霍亂患者，避免此疫在澳蔓延。他還在其供職的學校內成立了一小型自然歷史博物館，展出礦石和動物標本，並搜集當地植物製作標本。這些標本現存於科英布拉大學植物學院。

道光八年（1828年2月15日─1829年2月3日）澳督若瑟·邊度稱：澳門的葡萄牙人家庭主要是找中醫看病，中醫是澳門最好的醫療。同時偶爾有葡萄牙和外國醫生，他們是到那混世界的，想迅速致富，或者是逃犯，澳門的政治地位使它成為一個避風港。

民國二十二年 (1933年1月1日-1933年12月31日) 1月13日，鏡湖醫院舉行創辦60周年紀念大會，澳督美蘭德，水陸軍長、輔政司麥加冷 (Dr. João Pereira de Magalhães)，華務局長施多尼 (António Maria da Silva)，衛生局長葛施打 (Pedro Joaquim Peregrino da Costa)，香港東華醫院主席陳廉伯、總理夏從周，鏡湖醫院首總理范潔朋，值理容炳文、戴顯榮、黃豫樵，華人代表李際唐、盧軒頌，紳商崔諾枝、謝再生、周介眉、馮央等數百位社會名流親臨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