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三年（1877年2月13日─1878年2月1日）澳門各行公推鏡湖醫院12位：王海清（雲卿）、宋勳（卓卿）、潘以恩（禮臣）、黃濟華（巨川）、蔡應饒（甫田）、關兆祥（玉波）、李謙裕（子翹）、黎丕典（錫余）、張樹南、張昭源、陳弼臣、麥學謙。[1] [1]《鏡湖醫院征信錄》上，第12頁。

道光八年（1828年2月15日─1829年2月3日）澳督若瑟·邊度稱：澳門的葡萄牙人家庭主要是找中醫看病，中醫是澳門最好的醫療。同時偶爾有葡萄牙和外國醫生，他們是到那混世界的，想迅速致富，或者是逃犯，澳門的政治地位使它成為一個避風港。

民國二十二年 (1933年1月1日-1933年12月31日) 1月13日，鏡湖醫院舉行創辦60周年紀念大會，澳督美蘭德，水陸軍長、輔政司麥加冷 (Dr. João Pereira de Magalhães)，華務局長施多尼 (António Maria da Silva)，衛生局長葛施打 (Pedro Joaquim Peregrino da Costa)，香港東華醫院主席陳廉伯、總理夏從周，鏡湖醫院首總理范潔朋，值理容炳文、戴顯榮、黃豫樵，華人代表李際唐、盧軒頌，紳商崔諾枝、謝再生、周介眉、馮央等數百位社會名流親臨大會。

民國二十三年 (1934年1月1日-1934年12月31日)6月9日，面對兒童死亡率增長，澳門政府採取有力措施，總督美蘭德批准衛生司在聖珊澤宮建立兒童醫院托兒所和制乳場。但兒童醫院直到1936年才開始運作，“因資金缺乏”，又於同年3月l5日關閉。

民國十七年(1928年1月1日─1928年12月31日)11月3日，仁慈堂舉辦商業展覽會，以籌措款項，借充善舉，如醫院對於貧民贈醫施藥等。此次展覽會觀眾甚多，但效果不佳。

光緒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7月6日，舵尾島白沙欄麻風病人數為40名單身和7名已婚男人（無妻相隨）。女性麻風病人18人並已確認染病，2名已婚但未與丈夫同居，11名單身，5名寡婦，其中4名初來時已喪偶，身邊帶著2名幼女。7月28日，澳督札諭嚴禁各項華船裝載麻風病人到澳，不准登岸。如查有載來，須令將該麻風病人留在船上載回原處。[1]同日，還對白沙欄收容所接收麻風病人做出規定，並確定了在街上相遇時的措施。決定用於男性病人的收容所要和女性住所完全隔離。[2] [1]《澳門政府憲報》1882年8月5日第31號。 [2]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26頁。

光緒四年（1878年2月2日─1879年1月21日）5月9日，澳門政府將麻風病人遷移到舵尾島白沙欄海灣的麻風院，共有62名麻風病人，包括46名男性、14名女性和2名兒童。在由駐氹仔和路環部隊負責的小橫琴村只有1名患麻風病的富裕華人，住在山索（Seong-Só）。程佐衡於1887年完成的《勘地十說》稱：“（舵尾山）白沙環（欄），蓋即男人病麻風者所居。前十餘年，葡人見麻風人，恐其傳染，皆送至此，按期給食。後於光緒十年（1884）移女麻風於小九澳（路環）”[1] [1]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10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幕客程佐衡著》，第342頁。

光緒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澳門中學教師高斯華（José Gomes da Silva）完成了《澳門衛生報告》，該報告非常詳細地報導了當時澳門的衛生情況，特別是對沙崗和新橋區的衛生情況進行了深入的報導。該報告首次附錄了澳門植物的目錄，並收集了300多種植物標本。在當年的霍亂爆發時，他毫無種族歧視和科學家的傲慢，邀請了一位本地郎中來幫助他一同抵禦霍亂，而且，這位郎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當時，正值“印度（Índia）”號輪船駛抵澳門，船上有霍亂患者，這位醫生隨即下令在二龍喉、劏狗環、東望洋炮台及青洲錨地設立隔離棚，隔離霍亂患者，避免此疫在澳蔓延。他還在其供職的學校內成立了一小型自然歷史博物館，展出礦石和動物標本，並搜集當地植物製作標本。這些標本現存於科英布拉大學植物學院。

民國十八年(1929年1月1日—1929年12月31日)12月，下旬，澳門政府在大襟島(路環)上興建的新麻風病院房舍五座建成，並移患者百餘人入此新院，由教會之鍾力醫生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