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克庭，香山县北岭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北岭村）人。澳门富商。 克庭在澳门经商，抗战前在澳门开设“三和公司”，经营汽油、火水等，规模较大，拥有“俄国面包公司”和“庐山影相馆”，经营“花尾大渡”号客轮，往返澳门与三埠（开平）航线，在澳门工商界颇有声望。他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乐善好施，担任澳门同善堂董事，对家乡办校、兴修水利等事业，建树良多。[1] 1914年，克庭与郭杓、区利仁等澳门一批热心英文教育的人士发起成立树学会，成为澳门早期的民间团体。他们设法筹募经费，建立一所初具规模的英文学校，取名为澳门英文学校（简称M.E.C），郭杓担任校长。按照香港学制，设置中一至中五各级，高年级完全用英文讲课，学期结束时，参加香港大学堂的初级试和本级试，成为当时澳门研习英文最完备的学校。1921年增设汉文小学部，改称澳门英文、汉文学校，校址迁往大庙顶街蔡家大屋。后因管理体制上的矛盾日益增大，英、汉文部分开办学，英文部因“树学会”的人散居香港而解散。[2] 抗战时期，克庭激于爱国义愤，不顾澳门商务繁忙，接受家乡民众的要求，兼任北岭乡乡长，亲自带领自卫队抗击日寇的侵略。 1939年，日寇在唐家登陆后数天，派出一股兵力从拱北东海边（接连桥处）向拱北一带登陆，克庭带领乡自卫队在“坟头拗”及“岭仔”两处阻击，击毙日军一人，击伤一人。而自卫队员黎日苏、徐孑尽壮烈牺牲。第二天，澳门报纸报导“北岭乡长蔡克庭，指挥自卫队英勇抗日，阻击日寇登陆，挫败日军锐气”，大加赞扬。 日寇攻占拱北后，北岭乡大多数乡民都逃到澳门避难。克庭热情接待全部乡民，他将往返澳门与三埠间的“花尾大渡”号停航，泊在澳门筷子基处，安排好各个家庭住宿，单身汉安排在“三和公司”厂房居住。乡民把“花尾大渡”号客轮称为“难民船”。克庭自己出资及乡府政的余资资助，每月向乡民发放粮食，并按月发给一些零用钱。经过约八个月，日寇才准许乡民回乡种地，乡民逐渐回乡。克庭此举，北岭乡民感恩戴德，永记在心。[1] 1942年10月，经澳门政府批准立案，成立镜湖医院慈善会，每年一届，这届首席值理是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刘叙堂。刘叙堂一心想推荐马万祺加入值理会，想请马万祺替代自己。但马万祺一再辞谢，刘叙堂改请克庭加入值理会。从此，克庭为镜湖医院发展尽心尽力，作出重要的贡献。[3]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克庭从澳门回到北岭乡，庆祝抗日胜利。他自己出资在北岭乡蔡氏大宗祠，宴请全村乡亲老少，盛况空前。 克庭为北岭小学出钱出力，做了不少工作。在他带动下，乡民纷纷捐资，他邀请同乡徐礼儒协助办好北岭小学，他自任校长。除聘请良师外，还增添设备、学生台凳等一大批。他一直以善长人翁闻名，乡中喜庆事宜、公益事业，都与他商量，他无不热心大力支持。[1] 后来，克庭重返澳门经商。他的第二子蔡昌銮在重庆结识张大千，两人成为至交好友。1949年春节过后，克庭邀请张大千从香港前来澳门游玩。张大千偕四夫人徐雯波及家人到澳门做客，一家人住在澳门邮政总局后面大堂街18号的蔡家大屋（今永基大厦），一住就是三个半月。张大千结识澳门画家黄蕴玉、容漱石、马少如、招名山，摄影家卢势东等文人。当时，张大千在蔡家辟有画室，经常挥毫泼墨，他对澳门本地画家十分热情，不时请他们到蔡家大屋看他作画，一起切磋画艺，交流心得。[4] 在克庭的陪同下，张大千遍游澳门名胜古迹，如大三巴牌坊、妈姐阁（妈阁庙）、观音堂（普济禅院）等。张大千住在蔡家，生活平静，很有规律。他每天早晚两次去西湾或松山散步；白天有时到卢家花园观景。他在蔡家的大厅铺了一张画案，有空时就作书绘画。一天，蔡家大小姐向张大千求画。张大千看见大小姐年方二十，正值青春妙龄，长得亭亭玉立，楚楚动人，拟将画画在她身上。之后，蔡小姐做好白绸旗袍，赶紧拿给张大千，克庭兴致勃勃地跟来观赏。张大千将这件新白绸旗袍铺在画案上，上下度量了一番，即提起毛笔，在旗袍上面画开了。不多一会，就画好了。蔡小姐欣喜地从画案上拿起自己的衣服，只见雪白的正面上画上了一朵盛开的红荷花，还有一两个含苞欲放的花蕾。整个构图显露出荷花娇艳，荷叶碧绿，十分雅致。蔡小姐将旗袍披在自己的身上，在衣上的红花绿叶衬托下，显得秀丽可人。克庭夸赞不已。时值初夏，第二天，蔡小姐就将这件荷花旗袍穿在身上，招摇过市，专门到几家朋友处展示。克庭发现张大千喜欢动物，尤其爱猿。于是请朋友帮忙，出重金托人从泰国买回来两只长臂白猿，送给张大千。这两只白猿，臂长过膝，行动敏捷，脾气温驯，浑身的白毛非常漂亮。张大千时而在园内对猿写生，时而逗猿嬉戏，引以为乐；还画了多幅猿画，送给克庭，他如获至宝。[5] 克庭生育五子五女，皆有所成，四个儿子在外国成为博士、成为专家，一子在香港经营航务。女儿蔡美灵与香港“李锦记”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文达结婚，夫妇俩继承先辈业绩，关心桑梓建设事业，捐资创建珠海南水“李兆南纪念学校”。[1] 60年代，克庭在澳门去世。 现录蔡克庭题写的楹联一首： 《澳门普济禅院》[6] 智慧无穷，以所空空诸历劫； 慈悲莫大，将已寿寿彼苍生。 [1]温鼎铭：《我所认识的蔡克庭先生》，载《珠海文史》（第9辑），珠海：珠海政协，1990，第101-103页。 [2]《树学会》，载“世界名人网＂，2012年5月1日，http://www.shijiemingren.com/doc-view-28114.html。 [3]谢常青：《马万祺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 [4]《张大千与澳门》，载“中国新闻网＂，2006年7月31日，http://www.chinanews.com/2001-03-20/26/79607.html [5]李永翘：《张大千：飞扬世界》，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第307-309页。 [6]《港澳宗教场所联》，载“佛缘资讯＂网，2011年6月21日，http://www.foyuan.net/article-141649-1.html。

毕侣俭（1894-1960）渔农工商（商人、赌商）、社会（社会活动）、宗族（华人宗族） 毕侣俭，又名毕公万、毕元勤，祖籍花县（今属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紫石岗，生于广州厚生里十八号。澳门富商。 侣俭在广州度过少年时期，年青时在北京税务学堂读书。他是海员出身，弟弟毕劲持也是海员，兄弟俩少时在海上打拼，赚了不少钱；后来上岸从事贸易，涉足烟土买卖及赌业。后来，他前往香港经商，经营厘东酒店、银都酒楼，业务不断发展；后移居澳门，在港澳之间从事餐馆和娱乐业。他在澳门经营利为旅酒店、域多利娱乐场等生意，在澳门商界崭露头角，成为澳门殷商名流。[1] 毕氏家族都是超级票友。侣俭与粤剧名伶任剑辉母亲有同乡之谊。侣俭从嘉道里手中接过澳门赛狗会后，为了招徕赌客，请任剑辉登台。后建成澳门赛狗会万家乐戏院，并且由任剑辉领衔，组成镜花影女剧团。当时省港澳享负盛名的女伶有十多个，如文武生任剑辉、花旦钟翠蝉等，这些人都是镜花影女剧团成员，在万家乐戏院登台。侣俭的太太莫瀚生是任剑辉的超级戏迷，任剑辉每到澳门演出，她场场必到。侣俭的弟弟毕劲持改行担当粤剧丑生，艺名黄肿美。毕劲持又将堂弟毕焜生带进梨园，取艺名白玉堂。白玉堂先后师从名小生靓全和白驹荣，19岁首任正印小生；之后在乐同春、新中华、永寿年等省港大班演出，成为粤剧一代名家。[2] 侣俭在澳门赛狗场上下了血本，可事与愿违，亏损不少。1936年，他向澳门政府提出承包赌场的申请，1937年成为豪兴的承包老板之一。[3]但他接手后，经营状况并没好转。这时，豪兴忽然来了“神秘党”，脸孔陌生，口音不详，但下注狠辣，每次荷官揭盅，他们都是每买必赢。不到半个月，豪兴被赢走一百多万元，侣俭因此几近破产。之前，他一次性缴纳五成的租赁费，几乎耗尽他的全部家财。[4] 抗战时期，侣俭担任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名誉顾问、澳门劝募分会主任，积极支持抗日救亡运动。澳门救济分会组织劝捐队向各界募捐时，大家踊跃购买，购公债183500元，其中侣俭个人购债五万元。当时澳门人口不过12万，商业不发达，这个成绩非常难得。[5]1960年，侣俭在香港去世，终年66岁。 毕侣俭家学渊博，多个子女各有作为。女儿毕漪汶是澳门教育家，荣获澳葡政府教育劳绩勋章、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功绩勋章。[6]妻子莫瀚生是澳门妇女慰劳会主席，率领澳门妇女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7] [1]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县华侨志》，广州：花都市地方志办公室，1996，第300页。 [2]王文全、梁威：《广州文史资料》（第42辑‧粤剧春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第281页。 [3]祝春亭：《澳门赌场风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8，第120-121页。 [4]《第44节：合组财团傅高双雄夺赌牌（3）》，载“腾讯网＂，2012年12月20日，http://book.qq.com/s/book/0/17/17207/44.shtml。 [5]邓开颂等：《澳门历史新说》，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第387页。 [6]《毕校长回顾》，载“东南学校＂网，2012年12月10日，http://www.tongnam.edu.mo/system2/schoolphp?fid=2&tid=2。 [7]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陈芳，字国芬，香山县下恭都黄茅斜村（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侨领、糖业钜子。 父亲陈仁昌在澳门经商，家境颇富。母亲曾氏。陈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秀才。陈14岁时，父亲去世，家道逐渐中落，之后，陈随伯父陈仁杰到澳门、香港学做生意。陈仁杰在香港经营中西土特产。1849年，陈仁杰准备运一船货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陈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陈和堂兄协助伯父处理完这批货物，伯父就回国。陈却爱上了这块土地，决定留在这里大展拳脚。他勤奋努力，不久学会英语。他先在贝尔街开设一间店铺，销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货物，小店铺一开张，生意兴隆。1851年，陈与同乡程植合股开办新店铺“芳植记”，它坐落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业旺地。“芳植记”开张那天，轰动整个檀香山。铺面采用中式风格，红色大门前面两根圆柱上挂著两个大红灯笼，两扇门上贴著鲜艳的门神，货物摆设沿袭著广府人开架卖货的习惯，货架上摆满了精丝、瓷器、茶叶和香料等各种各样的中国货，生意一开始就红红火火。 陈用7600美金买来一艘旧帆船，起了一个新名字“中国夹克号”。他有了“中国夹克号”，极大地降低营运成本，“芳植记”商品价格随之降低。1855年，美国国庆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处飞舞著美国人庆祝的烟花，一把大火点燃了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业区店铺，“芳植记”变成残垣断壁。许多不明身份的人闯进“芳植记”抢劫，警察悬赏200美金缉拿打劫者，没有下文。何魁趁机卷走“芳植记”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踪了。火灾后第三天，陈让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琼‧布斯的酒吧，重新挂起“芳植记”的招牌，将仓库里的货物全部搬出，摆满所有货架，俨然火灾根本没有发生。这一招，稳定了所有债权人的心。陈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银行找朋友克拉克贷款，登上“中国夹克号”，直奔香港采购。依靠捕鲸船长们仗义相助，“芳植记”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约四点，陈推著一辆手推车，车里装满了金灿灿的金银币，上面甚么遮蔽物都没有，大摇大摆地走上街头，把铺子里收入的金银币送到银行里。陈富有的名声，一时间传遍夏威夷每一个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陈以1368美金拍下罗奈尔得遗孀那栋精致小巧的珊瑚石别墅，“芳植记”搬到珊瑚石别墅经营。陈在大岛继续从事土地投机生意，他把朱丽亚那个牧场周边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后，他到裘蒂博士家里郑重向朱丽亚求婚。裘蒂博士虽对华人怀有歧见，但不敢当面拒绝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丽亚，请陈先建造一栋夏威夷最豪华的别墅。1856年，陈在檀香山市富人区努亚大街买下一块地，请人设计图纸，大兴土木干起来。他一直寻求机会酝酿成立一个华人社团，檀香山华人对陈的提议都表示赞成，华商们决定搞一场以华人名义举办的庆贺舞会，大家踊跃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华商会正式在檀香山注册成立。 5月23日，陈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国籍。5月28日，陈和朱丽亚‧克纳‧弗尔威斯尔小姐结婚，史密斯牧师担任证婚人，婚礼在努亚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里举行，婚礼一切从简。1857年8月1日，朱丽亚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请遗产继承。七天后新任大法官麦克比因作出最后裁决，裁定朱丽亚获得父亲三分之一的遗产，现金3881美金；获得母亲三分之一的遗产，是大岛希洛镇海边的一个牧场。这个牧场正是陈所购土地包围的那个牧场，这些土地联结为一块完整约5000英亩的地块。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华人独立经营的机器榨糖工厂“国芬制糖”正式开张。“国芬制糖”的工人工资比当时白人制糖厂高出30%。陈和刘禾林本来在夏威夷华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优厚。“国芬制糖”很快就招够工人和技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国芬制糖”成为陈在夏威夷经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著陈成功地迈进他梦寐以求的制糖业，开创事业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带着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个小伙子特别醒目，第一个叫程利，是程植的一个堂侄；第二个叫卢岳，是香山县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个亲戚；第三个是王贵，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乡。都在老家做过干货铺。陈与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让卢岳留在“芳植记”给程植当帮手，王贵被安排到“国芬制糖”。1864年，美国南北内战促使夏威夷蔗糖业腾飞。三年来，夏威夷年食糖产量飞速上涨了16倍，并彻底改变了夏威夷的商业结构，甘蔗园经济成为支柱的产业。陈进入制糖业挣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产，而是通过垄断运输实现的。三年垄断运输，为他积累38万美金的巨大财富，把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 陈决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岛经营甘蔗园事业。达莫专程从三藩市来到檀香山，想与陈一起投资甘蔗园。陈和达莫在檀香山市注册合股的通用商业公司，两个好朋友各占一半股份，陈出地，达莫出资金，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达莫从德国订制的榨糖机从三藩市运回来，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机在大岛希洛镇新甘蔗园调试完毕，让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园主们羨慕不已。除这套五万美金榨糖机外，达莫又拿出十万美金，一共15万美金成为他在通用商业公司的股本。陈把自己大岛上的土地划出约3000英亩，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资，剩余3000英亩土地暂作牧场，作为新甘蔗园的预留土地。陈将自己这个甘蔗园命名为“皮皮艾克”，以单个甘蔗园面积来说，皮皮艾克农场位列夏威夷农场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陈回到檀香山一个月后，在以华商为主体的夏威夷手工业者行会的会议上，陈当众宣读一份由全体华商签名的“告夏威夷公民书”。这是夏威夷历史上华商第一次有组织地集体告白，它向全体夏威夷人提出华人对劳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议，反映这个正在崛起群体的潜在力量，这是华人力量在政坛上的第一次郑重发声。这份告白书旨在通过改变劳工制度，取消对华人的政策歧视。同年底，陈以26万美金，拍下卡伯瓦农场。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亚报》以“糖王加冕”作为显著标题，详细介绍卡伯瓦农场拍卖的过程。从这一天起，陈的“糖王”称号在夏威夷被叫了起来。 1870年度，夏威夷总商会出版商业年鉴，评比出夏威夷实力最强的八大企业，“芳植记”和通用商业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闳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后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陈带着长子陈龙提前几天到达三藩市，入住“皇宫大饭店”。容闳在“皇宫大饭店”第一次见到了陈。 陈比容闳大三岁，两人初次见面，但经唐氏兄弟介绍，互相早有耳闻，相谈甚欢。陈放心把陈龙交待给容闳，自己回到檀香山。陈龙连考四门功课，成绩优异，顺利考入耶鲁大学。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铁工厂发生工人罢工，给复杂的政局增加不少纷扰。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巴特亲自主导，要求农业协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夏威夷总商会，以加强夏威夷总商会的行业领导和协调能力。夏威夷总商会涵盖夏威夷九大类行业商会，同时吸收华商会和智利商会参加，一个覆盖面广的商业组织，却受到夏威夷最有实力的商人组织农业协会的抵制。但这次，农协不能不给内阁面子。大卫斯没有办法，点头允诺农协加入夏威夷总商会，并答应推举一人出马竞选本届总商会会长职务。农业协会七人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推荐人竟然是陈。1873-1878年，陈担任五年的夏威夷总商会会长，圆满地协调各种经济纠纷，起草制定大量的行业规则，赢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认同。 1874年8月，陈带着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负责筹款。展望美夏贸易互惠协定实施在即，王国的财政收入届时会有大幅增长，但眼下政府大举建设，急需大量资金支持。陈到达三藩市，达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来与陈秘密洽谈。这批富豪开矿发了大财，四处投资。陈三藩市一行，共筹得400万美金的钜款，圆满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陈回到檀香山后，着手帮助准备卡拉卡瓦国王年底的访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国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热烈的欢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库伊农场准备出售。卡波库伊农场有超过4700英亩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数得上的大农场。卡拉卡瓦这次要把它当作第一笔酬劳，来还陈在两次大选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没想到，被陈谢绝了。陈不愿意这样操作，一方面这种私下交易会对国王的声望有损，另一方面也损他糖王的声誉。之后，陈从香港调集大笔资金，为保险起见，再度与达莫两人联手，准备参加卡波库伊农场的竞拍。陈与达莫以46万美金钜款，拿下了卡波库伊农场，使他的蔗糖事业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陈接到三藩市华埠中华会馆的信函，要他务必于7月25日前到达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国驻华公使的陪同下，陈兰彬一行抵达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华会馆组织的盛大欢迎仪式。在陈的力陈下，陈兰彬答应在檀香山设立一个领事馆，条件是他必须出任领事一职。 1877-1878年，中国北方发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灾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灾民多达两亿，死亡人数高达1300万。陈认捐了5000美金，折合约7000两白银。根据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赈荒歉”、“其捐银子千两以上者，请旨赐建‘乐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县恭常都黄茅斜村陈家大院里矗立起一座“乐善好施”牌坊，这座由陈灼父（陈芳二兄陈国祯的长子）委请当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为花岗岩建造。可惜，这座牌坊在“文革”期间毁于红卫兵之手。 1879年是陈来到夏威夷第30个年头，成为夏威夷响当当的“糖王”。抛开“芳植记”不计，仅三个农场每年给他带来收益高达30万美金，在他名下的这三个农场资产超过260万美金。 6月21日，时值王国枢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额，枢密院共45名委员，其中上院15名委员为国王任命，卡拉卡瓦当政时期，只有贵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职务，同时也是国王用来晋升贵族的特权。陈以其显赫的社会影响、不容争辩的商业地位和无可挑剔的品行，赢得枢密院现任委员的一致认可。枢密院通过后，国王卡拉卡瓦当天签署命令，正式任命陈为枢密院委员，从此，陈成为夏威夷贵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对陈的任命下来了。陈兰彬把毕业后留在驻美公使馆协助他工作的陈龙找来，指示陈龙把这个任命通知夏威夷驻美公使艾伦。同年耶诞节，老农协会员们为了庆祝陈荣膺贵族称号，在市政厅举办盛大的庆祝舞会，夏威夷名流争相参加。接着枢密院举办的庆祝舞会，国王卡拉卡瓦到会致辞，对陈的贡献表示嘉奖。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国三角黄龙旗在陈的努亚别墅升起，这栋别墅被他用作夏威夷华人商会的办公地址。仪式结束后，三藩市领事馆派来的特使朱国君，在陈的陪同下，到王宫里觐见卡拉卡瓦。陈出任首届商董，中国驻夏威夷商务代办处开始正式工作，聘用一个翻译和一个秘书，经费由陈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华商会的基础上筹建华人联合会。第二项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华人权利的问题。3月17日，陈兰彬亲自签署任命陈为夏威夷首任领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车送到三藩市领事馆陈树唐处。陈树唐赶快先写信给陈，要他好好准备一下，并说大家随后乘船赶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龙旗再度升起在努亚别墅，陈身穿满清官服，仰望着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陈出人意料地辞去清廷驻夏威夷领事一职。程利接任领事一职，驻节华盛顿的新任中国公使郑藻如批准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陈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库仪农场的股份转卖了出去，这一举动震惊夏威夷商界。他把价值106万美金的股份出售给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这笔交易中，只有70万美金用现金支付，其余36万美金置换了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合股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位于考爱岛，归于“朝兰利服记”名下，程利和卢岳将分期偿还这笔钱给陈。陈用70万美元现金用来购买香港道格拉斯火轮公司的控股权。这次投资战略调整，一方面为了继续减少白人和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陈有意加大对香港投资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发了大水，百姓流离失所。陈远在檀香山，听到消息之后，捐赠3000两白银寄回国内，给朝廷赈灾。这一次捐助报送朝廷后，光绪皇帝赐赠石牌坊一座，以示褒奖。1886年底，在黄茅斜村陈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乐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陈龙搭船从大岛赶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发作，猝死于船上。 消息传来，陈彻底被击垮了。他万念俱灰，下定决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农场的一半股份，以9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达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后由朱丽亚承担全部的商业风险。达莫派人来管理卡伯瓦农场，陈心里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万美金留给朱丽亚和孩子们；剩余的40万美金转到了香港，陈先后投入东亚银行的资本300万美金。 陈回家乡后，他又买了30多亩良田，加上原来的义田，共有60多亩，建立社学，好让村里贫困的孩子们能够读书。陈买回来两部柴油发电机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战前夕。他从澳门买回来水管，从村边凤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里，过滤成自来水后让村子里的乡亲饮用；整治村容，修筑道路，在村子里挖了两口大池塘，种植椰子和槟榔树，给村子修筑炮楼等。同时，他捐银给地方政府。这年，陈以长孙陈永安的名义为陈龙请赐建“急公好义”牌坊，位于两座“乐善好施”牌坊的旁边。 陈投资扩大义学，创办女子学校，开创香山县的先河。1891年发生水灾，冲毁了香山县十几个村庄。他拿出7000两白银捐给香山县衙用于赈灾；接着捐献4000两白银，用于修筑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为香山县境内最早的公路。这一系列善举，被香山县衙呈报两广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陈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陈家大宅建设完成主体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风格一体的建筑；2006年被评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今成为国内外游客赴珠海旅游的首选景点。[2] 1906年9月25日，陈在家乡去世，终年81岁。葬于梅溪。[3] 陈芳娶有两位妻子，生育子女18个。他与元配妻子李杏两子：长子陈龙（1852-1889）、三子陈赓儒（1863-1918）。他与第二任妻子朱丽亚‧费耶韦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儿长女爱米兰（生于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于1861年）、四女茱丽叶、五女玛莉亚、六女伊莉莎白（生于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爱丽丝、九女海伦、十二女梅拉茵等；儿子：次子陈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于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于1875年，出生个一个月夭折；五子阿尔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后，藉著杰克‧伦敦的小说《陈阿芳》，陈芳成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槟王朝的风云激荡和一代糖王的传奇经历，连他后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从1964年起，在美国百老汇上演的歌舞剧《12个女儿》，讲述陈家的故事，这个歌舞剧连续上演30年，历久不衰。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评选了200位影响美国历史的外籍人士，陈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陈芳回到家乡定居后，来到澳门经营生意，以其传奇的经历和雄厚的财力引起澳门华夷各界广泛关注。[3]据说，1891年夏，陈芳来到兴记酒店住宿，当时酒店洋经理见他是华人予拒绝。陈芳一怒之下，要求买下酒店，当时适逢酒店准备放盘，开价三万英镑，且限三天交款。两天后，陈芳从大西洋银行开出一张三万英镑的本票将兴记酒店买下，并将兴记酒店改名为“澳门酒店”。此举轰动了澳门，当时被港、澳、沪多家报纸报导。 1902年5月，“澳门酒店”以二万澳门元的价格出让给法莫尔（W. Farmer）先生。[5] 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欢迎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陈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于曹善业、柯六、林含莲、王棣等知名华商。可见，陈芳在当时澳门的影响之大。 除投资火轮业、酒店业外，陈芳对广东政府及华人事务亦颇为关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经澳中绅商捐资修建，以便往来，香山人陈芳首捐洋银两千枚。近已竣工，计用料费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费用，陈芳捐款过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广东政府“筹借民款，借助军饷”，“其澳门一埠，则有富商报捐候选道，香山人陈芳报捐候选知府”。[6] 陈芳在澳门开办牛奶公司，引进荷兰牛，开创澳门养殖荷兰牛的先河，生产加工牛奶供应澳门市场外，他每天派人运送牛奶回家乡，供乡亲饮用。[7] 次子陈席儒专门从香港给父亲买了辆双排座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这辆汽车为黑色木制车身和车轮，车轮外包著橡胶轮胎，车灯是煤油灯，喇叭需要用手使劲捏。陈席儒买这辆汽车是当时最昂贵的汽车，价格是6700美金。这辆汽车是澳门历史上第一辆汽车。[1] [1]刘云德、徐炜：《陈芳传记》，载“珠海梅溪牌坊＂网，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页。 [3]《珠海历史名人——陈芳》，载“珠海政协＂网，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绅：《陈芳传奇一个华商家族的百年神话》，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页。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页。 [6]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9-180页。 [7]李蒲弥：《回归后的澳门发展与粤澳关系研究》，香港：香港汉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页。

曹思晃，祖籍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生于澳门。著名宗教人士。澳门立法局议员曹善荣第四子、曹有之孙。 思晃先在澳门政府公学学习葡文，1910年进入香港圣保罗书院读书。1913年受洗于圣保罗堂；1919年在广州协和神科大学毕业，同年，在伦敦会督被册为会吏。 1922年，思晃被封为牧师，1923年担任澳洲华人教会主任牧师。[1] 1909年，林护、黄茂林、李维桢三位华人及史超域牧师等商议组织堂会，并在香港中环兴建一座礼拜堂。经过两年努力，新堂落成。1928年1月，思晃牧师被聘为主任，并宣布圣公会圣保罗堂为一牧区直辖会督。 1928年，思晃与何玉瑛（1898-？）女士结婚。何玉瑛是香港女子基督教会负责人。从这年起，思晃一直主持该堂教务14年，扩展圣堂，发展教友。 1930年，教友人数大增，何玉瑛倡议筹款50000元扩充圣堂及建筑牧师住宅。1934年得到何会督的帮助，港府再给地2300尺，扩展顺利，圣堂加长40尺，并加建阁楼及牧师住宅。 1940年，思晃前往云南讲学半年。 1941年12月8日，日寇袭港，12月25日香港沦陷。圣堂变为宪兵讲习所，圣堂改在伍廷芳堂聚集，思晃被迫迁居。他被列入宪兵部黑名单，不得不离港赴桂林避难。 1945年8月，抗战胜利。10月10日，召开和平感恩大会，思晃和何会督等陆续归来，恢复办理堂务，各项事务渐复常态。 1958年，教区议会通过选举牧区议员新例，思晃召开教友大会，宣布明年施政纲要。这年起圣公会圣保罗堂增设主日早堂祟拜。[2] 1960年5月，思晃退休，由彭牧师接替管理堂务。 思晃历任国联会香港分会董事、反对蓄婢会值理、圣保罗男、女校董事等职，他热心宣道，翻译见长。世界著名演讲家艾迪博士、龚士德博来港布道，他担任翻译，成为香港著名宗教人士。[1]香港前葵芳廉租屋第三座的圣公会思晃学校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思晃夫妇生育儿子曹安邦、曹安民。 曹安邦（Paul On-pong Tso）生于1929年，美国华人生物物理化学家。1949年获广州岭南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51年获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理科硕士学位；1955年获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历任加州理工学院助教（1952-1955）、生物化学教研室研究员（1955-1961）、高级研究员（1961-1962）；巴尔的摩霍普金斯大学放射系生物物理化学副教授（1962-1967）、教授（1967-1973）、生物物理教研室主任兼教授（1973-1980）、环境卫生学系环境卫生生物学教授（1980年后）。美国生物物理学会、美国生物化学学会、美国微生物学会、美国细胞生物学会、美国癌研究协会等学术团体会员，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85年应邀访华，进行学术交流；主要著作有《核酸化学的基本原理》二卷（1974年）《哺乳动物遗传器的分子生物学》二卷（1977年）等。妻子黄凤坤。[3] 曹安民（Mark O. M. Tso）是美国Johns Hopkins（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眼科及病理学科著名眼科教授。鉴于他对中国眼科学发展作出突出的贡献，经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教授签署，报北京大学校长签署，经国家教育部部长签署，作为2009年中国政府友谊奖候选外国专家，上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专家局，经友谊奖评审委员会评审，国务院批准，决定授予曹安民教授2009年度“友谊奖”。 曹安民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名誉教授、北京大学眼科中心主任、香港眼科医师学院顾问，前任院长、亚太眼科学会委员，名誉信托人、世界眼科学院第十一讲座教授，世界眼科理事会副主席。 1961-1967年，曹安民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医院任外科实习医师和眼科住院医师。完成眼科住院医师培训后，1969年进入美国军队总医院病理学院任眼科医师和病理研究员，完成两年病理学专科培训后兼任美国佐治亚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眼科学临床助理教授，研究副教授。1976-1994年，任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芝加哥分校医学院Lions眼科研究院眼科学教授，Ceorgiana Theobald眼科病理室主任，伊利诺州立大学眼耳医院视网膜黄斑病科主任，伊利诺Lions眼库主任。1994-1999年，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系讲座教授、主任、香港大学眼科名誉临床教授、香港眼科学院院长及奠基人。 曹安民从海外筹募赞助基金，2001年建造起一座15000平方米北京大学眼科中心大楼，北京大学眼科中心于2001年10月开幕，为病人服务，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聘任曹安民教授为北京大学眼科中心主任。他领导的北京大学眼科中心成为国内重点的眼科中心之一。 曹安民担任国际眼科理事会副主席期间，经他长期多方面不懈的努力，使中华眼科学会2002年加入国际眼科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Ophthalmology），成为理事会正式成员。 1992年始，曹安民以中美眼科学会的名义出资为中华眼科学会设立金苹果奖和金钥匙奖，每年表彰中国眼科专家在中国眼科学教育及眼科临床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2005年始为中国引进国际眼科医师资格考试，使中国眼科医师与国际先进水准接轨，该考试每年由卫生部国家考试中心举行；他在海外筹措无偿捐赠基金创建中国“防盲治盲扶贫光明工程”，在河南开封、山东临沂启动“防盲治盲光明工程”，为农村贫困农民眼病患者服务。 2007年，经曹安民推荐，国际眼科学会出资赞助在亚洲建立北京大学Eli Lilly糖尿病眼病中心，作为发展中国家开展糖尿病眼病防盲治盲工作的样板。[4]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507页。 [2]《我们的历史》，载“圣公会圣保罗堂＂网，2012年11月11日，http://dhk.hkskh.org/stpaul/aboutus.aspx?id=43。 [3]《曹安邦》，载“中华侨乡网＂，2011年10月18日，http://www.chnqxw.com/2011/0510/2960.html。 [4]《曹安民》，载“互动百科＂网，2012年12月18日，http://www.baike.com/wiki/%E6%9B%B9%E5%AE%89%E6%B0%91。

曹善业，字子基，原籍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生于澳门。曹有长子。1[与“曹有＂条重复者建议删除]892年秋，孙中山毕业后，得到曹善业、何穗田及港绅陈赓虞资助来到澳门，在镜湖医院担任首席义务西医，创办西医西药。孙中山拟在澳门实施“药局赠药”，向镜湖医院借款1440两开办药局，此举得到医院董事们的积极支持。曹有作为镜湖医院早期倡办者，最具资历，以他为首签名作为孙中山借款的担保人之一，借出相当于镜湖医院半年经费的银两给孙中山。[1] 对于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宣传，曹善业尽力相助。[1]他和卢九、陈席儒、吴节薇、宋子衡、何廷光（又名何连旺，字穗田）等澳门知名人士联名，在1893年9月26日和10月7日在《镜海丛报》和葡文周报《澳门回声》刊登“春满镜湖”告白，介绍孙中山在澳门的地点、时间、业务范围及高明的医术，表彰他的崇高医德。[2] 1896年，父亲逝世后，曹善业接管家业。1890年1月，他将父亲创办的缫丝厂改造为织造匹绸厂。同时，他与何连旺、宋子衡、卢九、陈恒等创办其祥丝厂，1898年3月，其祥丝厂关闭。曹善业以时宝堂司理人的身份，出价3010元买下其祥丝厂的铺底、上盖、机器、家俬等。 曹善业在经商之余，热衷于政治和社会活动，1891年任澳葡政府迎接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董事；1894年任公钞局替理；1895-1896年任公钞局书吏；1902年任业钞公会正会员；1894年、1896-1898年任理商局局员等职。 曹善业秉承其父之风，对澳葡政府多有贡献，得到澳葡政府的嘉许。 曹善业拥有众多的物业：水坑尾街两间、白马行街两间、天神巷两间、大炮台街两间、高尾街一间、十八间（街名）两间、草堆街四间、炉石塘两间、赵家巷一间、桔仔街两间、连兴街一间、兴隆街一间、连胜街四间、柚果里一间、由义巷34间、下环街六间、黑侄巷三间等。1908年2月，曹善业因欠银一案，上述物业被按察司按时价估银43150元。 后来文史学者发现，当时曹善业名下的物业有两处与孙中山有密切关系，“草堆街80号”是孙中山当年在澳门创办的“中西药局”的旧址，另外一处“由义巷”被确认为当时兴中会澳门的通信联络点。 1905年，曹善业被推举为镜湖小学校长，该校是晚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华人学校。[3] 1908年3月23日，因居住澳门业主曹善根、曹善麟（两人均为曹善业弟弟），控告曹善业欠银，将他名下物业于是日估价出投招买，包括水坑尾街、白马行街、大炮台街、草堆街、天神巷、由义巷等物业80余处，总共约值银50200元。[4] 1924年，曹善业去世，年仅59岁。 曹善业的弟弟曹善允是香港律师、社会活动家；是香港大学、圣士提反书院、圣士提反女子中学、金文泰中学和民生书院等学府的创校人及筹款人之一，多次为圣保罗书院筹募经费；参与创办雅丽氏纪念产科医院、何妙龄医院、1922年与欧海伦医生合作创办赞育医院；1915-1916年，曹善允在在华人社区推动种痘运动。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他设法维持社会秩序，获得港府肯定，屡获殊荣；他又发起组织创办民生书院，被推举终身出任校董会主席；创办“曹存善堂”等商号，同时担任香港华商总会（香港中华总商会前身）名誉值理。[5] 2[有关内容与“曹善谦＂条重复，建议删除]008年初，在珠海凤凰山公路隧道附近，发现了曹子基（善业）夫妇墓。曹子基墓碑身写着“皇清诰授资政大夫显考讳善业号子基曹公府君之墓”。资政大夫为清代文官正二品官衔。在墓葬遗址发现一块“圣旨”碑，属于曹子基夫妇墓的“奉天诰命”碑，碑额为“圣旨”二字。 2011年6月27日上午，曹善业第十五子曹思泉（军）四个儿女一行，专程从广州回到珠海市博物馆，对珠海文保工作者对其先辈曹子基夫妇墓的发现和抢救性保存，表示衷心感谢。[6] 曹思泉于2013年1月3日逝世，终年96岁。[7]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3-174页。 [2]《曹氏家族资助孙中山澳门开办西医》，载《珠海特区报》，2011年9月21日。 [3]《澳门曹家》，载“族谱录纪念网＂，2013年6月1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30088。 [4]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53页。 [5]《曹善允》，载“维基百科＂网，2013年6月1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6]《祖籍珠海的澳门商人，曾资助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曹子基后人珠海寻根》，载“珠海视窗＂网，2011年10月16日，http://info.zhuhai.gd.cn/News/20110629/634449361873687664_1.aspx。 [7]《厚德传世》，载“族谱录纪念网＂，2011年12月3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69141。

曹善允，原籍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生于澳门。香港律师，社会政治家、活动家，绅商。曹有之子。 父亲曹有是澳门富商，与澳葡政府和清廷关系密切。曹氏全家都是葡国国籍，1880年，曹有获得葡皇钦赐维索萨庄园圣母无原罪勋章（Orden de la Concepción de Villaviciosa），成为首位被葡国册封为骑士的华人；获得清廷钦赐二品衔及赏戴花翎。 1896年，曹有逝世后，澳门生意由长子曹善业接手打理。曹善业与父亲一样，与澳葡政府和清廷关系不错，官至四品，后因经营不善，官司不断，大部分产业被政府没收。曹家淡出澳门，后人陆续迁往香港发展。 1882年，善允被家人送往上海学习国学。1886年，得到父亲好友兼同乡香港殷富韦宝珊的赞助，他游历英国。同年秋，他考入英格兰切尔滕纳姆学院，修读法律；1890年毕业后，最初在伦敦一所律师楼实习。1896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获得英格兰及威尔士最高法院认可，成为执业律师。1897年，他选择返港发展，同年7月3日获得香港最高法院认可为执业律师。他自己创办“曹善允律师楼”，独力经营律师业务，成为香港开埠早年少有的华人执业律师。1927年，他邀得任政府律师的英国律师学洵（P. M. Hodgson）加入，律师楼遂易名为“曹善允学洵律师楼”（Messrs. Ts’o & Hodgson），成为当时香港一所著名律师楼。同时，他创办“曹存善堂”等商号，同时担任香港华商总会（香港中华总商会前身）名誉值理。1912年，香港富商何启爵士和区德锐意在九龙寨城对开的九龙湾，填海建造类似英式“花园城市”的高尚住宅区，两人以自己的名字创立启德营业有限公司，与何启关系友好的善允应邀加入董事局。该公司董事局全由华人组成，其他董事包括周寿臣、周少岐和伍廷芳之子伍朝枢等绅商。 1910年，何启的姐夫伍廷芳提出九龙填海造地建屋一事，但启德公司成立后，填海计划遭遇重重困难。何启因投资不善陷入困局，需要善允和区德等人接济。1912年起，除代何启缴交办公室租金外，善允义务出资为他雇请一名文员。1914年，何启病逝后，善允和区德等各自出资750港元，办理殓葬何启事宜和接济何家人。之后，善允继续主持填海计划，并成功争取港府在1915年批准填海计划，分三期的启德填海计划于1916年正式展开，启德公司完成前两期填海，但第三期填海却无疾而终。 1929-1937年，善允担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并担任洁净局议员、团防局绅、香港大学校董、华人公立医局委员会副主席和港府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他成为香港大学、圣士提反书院、圣士提反女子中学、金文泰中学和民生书院等学府的创办人及筹款人之一，多次为圣保罗书院筹募经费。 1903年，善允出任雅丽氏纪念医院财务董事，先后参与筹办附设于雅丽氏纪念医院的产科医院和护士学校，并促成另一所产科医院何妙龄医院的创立。1922年，善允和雅丽氏纪念医院的欧海伦医生在西区创建赞育医院，后来转交政府管理，成为香港第一所公立产科医院。因他在雅丽氏纪念医院服务的成绩，香港政府邀请他加入华人公立医局委员会，为华人公共医疗服务的发展出谋献策。[1][2] 1915年，港岛西区爆发天花疫病。善允一力主张政府为该区华人接种牛痘，并亲自到社区劝导市民种痘。数月之间，三十多万华人接受注射，天花的疫情因而得到控制。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他设法维持社会秩序，获得港府肯定，屡获殊荣。[3] 善允积极参与香港公共事务，深知华人接受西式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出国留学，不但长途跋涉，学费高昂，容易与华人社会脱节，大力提倡在香港兴办西式教育。1901年，以何启爵士和善允为首的八位华商，连署上书港督卜力爵士，倡建一所仿效英式公学的学校，专门招收华人子弟。建校事宜除得到港督支持外，更获得由英国来港的圣公会班纳牧师热心协助。在善允等人呼吁下，香港华民共捐出60000港元，作为创校经费，最终促成圣士提反男校（今圣士提反书院）1903年在西营盘创校。圣士提反男校是当时全港唯一一所直接向英伦注册的学校，不受香港教育司署管辖。1928年，港督金文泰爵士批准拨地在赤柱兴建新校舍，善允作为校董兼创校人之一，同年4月27日获邀在新校动土仪式上致辞。之后，善允和何启进一步提出构思兴办一所兼收男女学童的小学暨幼稚园，获得各界响应。1904年，该校草创于卑利士道，1905年迁到坚道，并交由圣公会营办，1906年正名为圣士提反女校（今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后又开设中学部。1918年，坚道校舍受南澳大地震破坏，学校被迫暂迁往巴丙顿道，1922年迁往列堤顿道新校舍。1922年4月7日，列堤顿道新校舍主楼举行奠基礼，适值访港的皇储威尔士太子爱德华主礼，并由善允和圣公会副主教班纳致以谢辞。1926年，圣士提反女校成立校董会，善允当选为校董之一。 通过与好友何启的关系，1914年善允被委任为圣保罗男校（今圣保罗书院）校董，同年校舍扩建，校方委任他为筹款委员会秘书。1918年，校方因增建宿舍而向各界募捐，善允第二度获邀出任筹款委员会委员。1925年，善允和周寿臣、罗旭和、李右泉及冯平山等绅商倡建一所以中文为教学语言的西式中学，促成官立汉文学校于1926年成立。官立汉文学校是香港首间官立中文学校，1951年改名金文泰中学。1916年，善允在着手发展启德滨时，有感于九龙城地区的居民缺乏接受西学的机会，积极筹款兴学。1920年，启德公司创办人区德病逝后，留下遗嘱馈赠10000港元，以支持善允在九龙办学。不久，善允成功游说太古洋行买办莫干生捐出10000港元，使他有足够资金筹办学校。在得到圣保罗男校校长史超域牧师协助下，1926年在启德滨创校，初期租用伍朝枢的物业作为校址。为纪念区德（泽民）和莫干生两人对创校的贡献，学校取名为民生书院；而善允被推举终身出任校董会主席。1939年，民生书院复迁到九龙塘东宝庭道继续办学。[1][2]1920年，香港政府设立教育委员会，为教育发展提供政策咨询。善允被委为成员，一直连任20年。1951年，他以83岁高龄出任香港大学终身校董。[4]1953年1月20日，善允在香港病逝，终年85岁。 曹善允的妻子陈桂卿于1947年12月11日，因热心公益事业，获港府委任为非官守太平绅士。 曹善允夫妻生育四子三女。儿子曹智安、曹峻安、曹克安、曹明安，女儿曹慧姬、曹丽姬、曹妙姬。 曹善允早年热衷体操和体育运动，入读切尔滕纳姆书院时，代表校方参与足球比赛；晚年时，他热爱麻将、读书，尤其喜欢中国文学。曹善允及儿子曹峻安从1920-1939年、1939-1957年担任后备警队荣誉总监。曹善允是前皇家香港辅助警察队总监曹乃麟的叔公。[1][2] [1]《曹善允》，载“维基百科＂网，2012年12月19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2]《曹善允》，载“读秀＂网，2012年12月1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8812442&d=C638F4BD2AC447BC70F557EBBE5AA202。 [3]刘智鹏：《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3)》，载《am730》，2011年8月19日。 [4]刘智鹏：《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2)》，载《am730》，2011年8月19日。

曹有（[1830]-1896）渔农工商（晚清澳门华商、中国官员、工业）、社会（慈善公益）、宗族（华人宗族） 曹有，字应贤，号谓泉、益昌，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人。澳门富商。曹雨亭弟弟。 曹氏先祖移居澳门，曹氏家族在澳门繁衍生息，发家致富。 1882年4月，曹有在白马行街创立缫丝厂，成为晚清时期澳门最早的工业投资者之一。[1] 1870年，曹有与沈旺、王禄、德丰等人出资筹建镜湖医院，香山县政府和澳葡当局都表示支持。1871年向澳葡政府公物会办理登记立契手续，同年10月28日澳葡公物会发布公告，批准在三巴门外沙岗山边兴建医院。 曹有与兄长曹雨亭创办曹存善堂、曹连益堂等商号，拥有大量物业和房地产。[2] 1880年4月，曹有购买水车一架赠送给澳葡政府。澳葡政府认为曹有“乃属出于情愿，亦并无私益，越有功劳，是以本澳官乐为收领”，并对曹有“郑重表扬，实堪嘉尚”。同年6月17日，葡萄牙王室特赏给曹有御赐圣母金星，他成为当时首位获此殊荣的晚清澳门华商。[1]同年，他获得清政府钦赐二品顶戴花翎，并获赐牌坊“乐善好施”一座，以示旌奖。[3] 1892年秋，孙中山毕业后，得到曹有的长子曹善业，何穗田、陈赓虞等港澳知名人士资助，来到澳门镜湖医院担任首席义务西医，创办西医西药。孙中山拟在澳门实施“药局赠药”，向镜湖医院借款1440两开办药局，此举得到医院董事们的大力支持。 曹有作为镜湖医院的早期倡办者，最具资历，以他为首签名作为孙中山借款的见证人之一，借出相当于镜湖医院半年经费的银两给孙中山。对于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宣传，曹善业尽力相助[4]，与澳门知名人士卢九、陈席儒、吴节薇、宋子衡、何穗田等联名，1893年9月26日、10月7日在《镜海丛报》和葡文周报《澳门回声》刊登“春满镜湖”告白，介绍孙中山在澳门的地点、时间、业务范围及高明的医术，表彰孙中山的崇高医德。 曹有生育十多个子女：其中包括曹善业、曹善芳、曹善琼、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荣、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曹善谦（子挥）等。[1]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3-174页。 [2]《曹氏家族资助孙中山澳门开办西医》，载《珠海特区报》，2011年9月21日。 [3]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9》（奏议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页。 [4]《晚清澳门儒商曹有等创办镜湖医院借大量银款给孙中山办药局“赠药”》，载《羊城晚报》，2011年9月19日。

陈权，又名陈沦，原籍新会外海（今属江门市江海区外海镇），生于澳门。著名工运领袖、烈士。陈淑英二兄。 兄弟姐妹五个，陈排行第二。一家人靠祖父在澳门经营一间小店铺维持生活。他少年时，祖父不幸去世，家道从此破落。不久，母亲患病早逝。父亲体弱多病，被迫将长女卖给香港一户人家；二女又被人拐走。生活的重担落在陈一人身上，他带着弟弟陈九榆帮人打短工，在街边卖云吞，却难使一家五口得到温饱。年迈的祖母被迫求乞度日，艰难的生活环境，使陈快速成熟起来，对这个吃人的剥削社会无比憎恨。 1915年，年仅13岁的陈带着弟弟到香港谋生，先在海员俱乐部半工半读，之后到“亚洲皇后”号轮船上当海员，陈九榆在九龙太古货仓当搬运工人。不久，祖母、父亲相继去世，幼妹陈淑英也来到香港当车衣女工，陈兄妹三个相依为命。后来，在陈的影响下，陈九榆和陈淑英都参加革命。 在“亚洲皇后”船上，陈结识了比他大一岁的陈郁，并成为好友。当时海员受尽压迫和剥削，怀着强烈的反抗意识。孙中山为革命而奔走于海内外，常与香港海员接触，大力鼓励海员们团结起来，为获得应有的权益而斗争。陈炳生、苏兆征、林伟民等人于1913年在海员中成立“联义社”，为孙中山筹措经费、运送军械和掩护革命党人。陈参加联义社，并很快成为“亚洲皇后”号轮船联义社分部的负责人。为了团结教育海员，解决大家的福利问题，他和陈郁在船上成立剧社“工余乐社”。有一次，孙中山与宋庆龄乘坐“亚洲皇后”轮从香港到檀香山。陈特地邀请孙中山夫妇观看“工余乐社”社员演出的戏剧节目，孙中山看后赞不绝口，叫宋庆龄即席题写了“声闻湖海，谊重乡邦”八个大字，赠送给他们留念。陈等接过这珍贵的墨宝，十分兴奋。 1921年3月，林伟民、苏兆征等先进分子建立中国海员第一个工会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陈成为该会的骨干之一，在船上建立海员工会的支部。1922年1月，海员工会为提高工人的工资，改善劳动待遇，发动香港海员大罢工。陈带领全船工友积极参加罢工。经过这次斗争，陈更加认识到工人团结斗争的巨大作用，他经常接近林伟民、苏兆征等人，热心地为工会工作。林伟民、苏兆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常对陈等工会干部进行教育，使他对党的认识不断提高。1925年5月31日，英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杀害示威游行的工人，制造“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广州后，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发动省港大罢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带头回应。根据苏兆征的指示，陈在码头向海员们宣传罢工的目的和意义，将船票分发给他们，送他们回广州参加罢工。随后，陈带着弟弟陈九榆、妹妹陈淑英回到广州。他来到越秀南路惠州会馆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报到。苏兆征指示他带人持广东革命政府的告示去封闭烟馆、赌馆，将其改为罢工工人宿舍和饭堂。在罢工爆发后，中共广东区委十分重视在海员中吸收党员。1925年6-7月，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他和梁祖谊介绍陈郁入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成立党支部，张瑞成担任支部书记，陈和梁祖谊、陈春林、何来、方才、戴卓民等20多人为主要成员，在香港海员中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陈成为省港罢工委员会的中共党团成员。 1925年7月，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共党团负责人邓中夏、苏兆征等接受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提议，建立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罢工的最高议事机构。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是一个充分体现工人阶级民主权利的机构，可以讨论决定重大决策问题，选举和罢免罢工委员会职员，制订罢工中的一切规例和法则，在罢工斗争中具有至高无尚的权力。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选举了80名海员，组成海员代表团出席罢工代表大会，代表团团长就是陈。陈十分感谢工人群众对自己的信任，他决心全力反映海员们的意愿和要求，争取罢工的胜利。每次开会前，邓中夏都要召集陈、彭松福、罗珠等十多名党团员在文明路区党委二楼开会，商量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应提出甚么议程和方案，听取省港委员会党团对议案的指示。会后，陈等人就与各工会的代表交换意见，将党的主张巧妙地在各代表团中散布，以保证在代表大会上能通过中共党组织提出的意见。陈领导的海员代表团人数众多，意见统一，在代表大会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陈具有丰富的阅历，能耐心地向众人说明道理，使大家都心悦诚服拥护他。陈铁面无私，敢作敢为，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英勇斗争精神。1925年8月10日，工贼梁子光在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上诬蔑苏兆征贪污受贿，并要殴打罢工委员会顾问黄平。陈挺身而出，冲上前去制止梁子光行凶，迫使梁子光等退出会场。8月13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扣押梁子光。陈自告奋勇，亲自带领十多名工人到东亚酒店捉拿梁子光，押回东园关押。1926年初，省港罢工委员会会审处主任谭华泽徇私舞弊，包庇走私犯。陈知道后，检举了谭华泽的劣行，提议当场审讯他。接着，陈又带人将谭华泽押到代表大会，当众出示罪证，谭华泽不得不低头认罪。 1926年3月31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举行第一百次会议，陈总结代表大会的工作成果。他指出“各代表知道这次反帝国主义不是三两日便可成功的，一定要很长期的奋斗。在此长期奋斗中，内部一定要很团结，很严密，才可以致胜。”当时，工人们称陈、何耀全、彭松福、罗珠、黄钊等五人出席罢工代表大会的党员为“五虎将”。 在省港大罢工中，中共广东区委成功地进行广州、香港的工会组织统一运动，加强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为后来的革命斗争打下了雄厚的基础。陈在这场斗争中作出了较大的贡献。l925年7月下旬，邓中夏两次召集苏兆征、李森、何耀全、林昌炽、陈等人在区党委开会，认为在香港除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等属大产业工会外，其他大多数工会都是行会和同乡会，不符合国际职工工会的组织原则。香港不少工会被黑社会人物或品行不端的人把持，组织散漫，行动不统一，严重影响省港罢工斗争的深入开展。因此，邓中夏、李森等提出培养工运骨干，教育、争取广大工人群众，先按产业建立现代工会，然后再成立香港统一的工会组织。同年冬，海员党支部决定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为核心，策动香港运输业工会的大联合。11月初的一天，他们组织在广州的海员在越秀山海员路举行游行活动，参加人数达七八千人，并邀请香港各工会的负责人出席。苏兆征、陈、戴卓民先后站在海员亭上发表演讲，号召香港运输行业的工人发扬1922年海员大罢工的光荣传统，立即联合起来，在统一的工会领导下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在反帝斗争中起先锋作用。工人们听后纷纷鼓掌表示赞成。1926年1月3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广州太平戏院召开全体同人大会，讨论改组问题，陈、何来、唐汉、张瑞成相继发言，说明改组海员工会组织的重要性。大会选出苏兆征、陈等一百名代表参加即将举行的全国海员代表大会，1月5日，全国海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在文明路广东大学举行，到会代表和来宾一千多人，陈担任大会的宣布员（执行主席）。1月7日中午，全国海员代表大会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礼堂举行第一次会议，陈又被推选为临时主席。1月9日，大会决定成立全国海员总工会，选举苏兆征、谭华泽、陈等15人为执行委员。1月16日，全国海员总工会在陈的主持下召开第一次执委会议，公推苏兆征担任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担任组织部主任兼调查部主任，并和何来等一起负责广州分会工作。全国海员总工会成立，促进全国海员的团结，对其他行业的工会影响甚大。在党培养下，陈从一个普通的海员成长为全国海员的领袖之一。同年1月15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海员俱乐部召集香港汽车、邮差、内河、集贤、帆船等工会代表开会，陈担任会议主席。大家一致赞成组织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3月1日晚，陈参加运输业工会的筹备会议，并负责起草工会的组织章程。3月19日，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在省教育会礼堂举行成立典礼。3月26日，陈在香港运输工会代表大会上提出组织章程草案，征求大家的意见。经代表们讨论后加以修改，得到大会的一致通过，4月10日，香港金属业总工会宣布成立。这时，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庆祝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认为统一香港工会组织已成熟，决定以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香港金属业总工会为两大支柱，带动各行各业工会，成立香港总工会。4月4日晚，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在惠州会馆主持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冯敬、陈、黄金源等24人被推选为香港总工会筹委会委员。陈负责筹委会秘书处工作。4月9日，筹委会在东园训育亭开会，陈担任宣布员。4月15日，香港总工会在欢东路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举行成立大会，陈是大会主持人之一。次日，他被选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4月23日，香港各工会代表经过八小时的投票选举，选出冯敬、陈等21人为香港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4月25日，香港总工会代表大会闭幕，陈在会上作了大会经过的报告。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陈作为海员代表参加大会。之后，陈作为香港总工会的负责人之一，活跃在省港工运战线上。1926年5月26日，香港总工会召开常务会议，负责组织部工作的陈作了情况汇报。6月27日，香港总工会召开第九次常务会议，陈作了组织发展的报告。7月13日，海员劳动童子团成立，陈代表全国海员总工会为成立典礼揭幕。7月19日，香港总工会召开第十二次常务会议，陈总结组织部的工作。同年冬，他与一个海员的女儿谢有容结婚。 1926年10月，省港大罢工结束，陈参加处理罢工工人的善后工作。11月初，他到香港交涉海员的复工问题。1927年初，受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委派，陈前往比利时参加世界反帝国主义及殖民地侵略大会。同年5月初，他回到香港，知道广州发生“四一五”政变，大批工友倒在敌人的屠刀下，感到无比悲愤。他在香港铜锣湾租了一所房子，领导省港海员与敌人斗争。他建立海员义勇团、罢工维持队等工人秘密团体。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同年8月11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成立南方局，陈被任命为南方局成员。9月下旬，他又赴汕头准备运送军械给南昌起义军。10月15日，他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并投入到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中去。12月初，大部分省委领导人回穗参加起义，陈留在香港工作。1928年初，陈被调到上海工作，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领导长江中下游的海员工人运动。他在上海四川路仁智里开设怡安俱乐部，作为联络站。1929年2月，敌人在愉安俱乐部逮捕陈等人。他在敌人审讯时编造一套假口供，说自己名叫陈沦，是一个海员，因到怡安俱乐部找人而被误捕。敌人摸不清陈的底细，判了他八年有期徒刑。在监狱中，他表现出无比坚定的革命意志。当妻子来探监时，他劝妻子不要伤心，将唯一的女儿抚养成人。他托妻子转告妹妹陈淑英，要她努力为党工作，随时准备流血牺牲。 1929年冬，陈患了重病，狱方不给治疗。同年11月1日，陈含恨病逝，年仅27岁。 陈权长期在广州从事工人运动，是省港闻名的工人领袖。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民政部追认陈权为革命烈士。[1] [1]《陈权》，载“中国广州网＂，2008年8月8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陈淑英，女，原名陈妹，又名郑妹，原籍新会外海（今属江门市江海区外海镇）[2]，生于澳门一个贫苦家庭。革命家。 兄弟姐妹五个，淑英居末。她两岁时，母亲去世，八岁时父亲病逝。大姐八岁时被卖到香港。二姐十岁时被人拐走。二哥陈权在香港“亚洲皇后”号轮船当海员，另一个哥哥陈妃榆是香港某货仓工人。[2]淑英与祖母相依为命。1924年，祖母去世，淑英赴香港投靠大姐，先在一个富有人家当婢女，后在一间制衣店当女工。 两个哥哥早年参加革命斗争，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权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成为陈郁和邓荣入党的介绍人。在兄长的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下，淑英开始懂得革命道理，认识到穷人只有跟着共产党革命，才能翻身解放。 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陈权、陈郁、邓荣受党的指示回到广州工作，淑英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第一批工人回到广州参加革命斗争。期间，她认识陈郁、邓荣等同志，参加组织安排的青年训练学习班，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十多位同志光荣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学习结束后，她被分配到海员工会宣传队工作，负责在劳动童子团学校进行活动，与大家一起唱歌学文化。宣传队分成几个小组，带着资料高举红旗到街道、公园及公共场所宣传革命形势，宣传罢工委员会的主张，揭发资本家、反动派对工人的迫害，唤起民众的觉醒；争取广大群众积极支持罢工工人的斗争，加入示威游行的行列。星期天，淑英积极开展募捐活动，将纸花图画等物品进行义卖。她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女士全心全意投身到革命事业，对罢工运动作出积极的贡献，被海员工会称为“四大天王”。 1926年5月，由于革命需要，党组织安排淑英与另一位同志假扮夫妻，建立地下联络站，负责转递党的文件。期间，她扮成家庭主妇，周旋于邻居少奶、太太中间，参与打牌，以掩护自己的身份，保护党的机关安全，确保任务顺利完成。9月，由于形势变化，为了安全起见，上级决定撤销这个联络点，把淑英调回海员工会。后来，她与其他几个同志协助织造工会培养一批青年骨干，从事宣传活动工作。 1927年，广州反动当局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到处杀害共产党员、革命工人和革命妇女，封杀革命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被迫解散，海员工会被国民党搞的“海员工作改组委员会”所破坏，广州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淑英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同志在海员工会的领导下，坚持地下斗争，秘密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叛变。罗大妹、邓金娣在执行任务时被敌人发现而被捕遇害。战友的牺牲更激发淑英的斗志，她不顾个人安危，坚决接过烈士未竟的事业，继续斗争下去。她胆大心细，眼灵手快，密切注意各种情况，见机行事，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 同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淑英和海员工会的成员及工人赤卫队一起参加起义的战斗。当天晚上，她与其他同志一听到起义的信号，随着工人赤卫队攻打惠福西路警察分局，占领维新路市警察局、财政厅等，解救监狱一千多位同志。 天亮后，淑英和邓荣在惠福分局附近站岗，暗中监视敌人的动静。他们机警敏捷，从过往行人中逮到两个国民党任军事法官、残杀革命同志的刽子手，并将他们押解到指挥部就地处决，为民除害。 起义第四天，淑英站岗放哨后回到邓荣家。当晚在家里不断听到马路和门口打杀声、枪炮声彻夜不绝，敌人要进行反攻了。为保守党的秘密，她与邓荣连夜把收藏的文件烧掉，撬开石头把苏联列宁船来华时送的徽章及海员工会会章埋好。佛晓时，枪声和喊杀声停了，马路上躺满了革命士兵、工人、妇女的尸体。起义失败了。 之后，陈郁和邓荣前往香港。淑英与组织失去联系，只好隐藏在邓荣家里住了一段时间才到香港。她与组织联系上后，很快投入革命工作，在广发洋服店当交通员。为了便于工作，她经常扮成学生，完成通知开会或传递文件等任务。这时，邓荣在俄国皇后船上找到工作。淑英与邓荣在革命斗争中相识相爱，后结为夫妻。两年后，邓荣调到岸上负责团工作。 1930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邓荣在香港被捕入狱。40天后，港英当局把邓荣他们驱逐出境。淑英跟随邓荣去上海，在船上邓荣被同民党特务跟踪，船一到上海，邓荣又被抓走了。淑英也被敌人跟踪脱不了身，但为了寻找二哥陈权营救丈夫，她只好披头散发装成疯子找到二哥家，不幸二哥被敌人抓走了。她无法营救邓荣，敌人对邓荣威胁利诱却一无所获，不久把他解回广州杀害。邓荣牺牲时才22岁。同年11月，陈权在上海壮烈牺牲。 在丈夫邓荣和二哥相继牺牲后，淑英从上海返回香港。期间，国民党特务企图从她身上找寻在邓荣那里得不到的线索，先后写过几封假信，骗她去广州，但她识破敌人的阴谋，始终没有上当。 1931年，淑英与组织失去联系，生活没有着落的情况下，回到家乡。由于家乡没有亲人，只好投靠中山五区界冲村舅舅。从此，她改名换姓，跟舅舅姓郑，叫郑妹，靠打柴度日，生活艰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淑英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成为互助组合作社的带头人，1950-1977年，她连续多年被选为县、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先进模范代表。 1958年，淑英调到前山公社翠微敬老院担任院长一职，她把敬老院当成自己的家，认真负责，勇挑重担。当时院里有50多位老人，每月乡里拨给每人只有三元和口粮。淑英没有工资收入，靠六元抚恤金和大队配给的口粮生活。她没向困难低头，自己动手，开荒种菜，养猪养鸡，想方设法让老人吃饱吃好。遇到老人生病时，她总是无微不至地看护、照顾，端饭喂食，倒屎倒尿。就这样，她一干就是20年，直到1978年，她负责的老人先后去世为止。 1959年，淑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9年，政协珠海市第一届委员会成立，淑英连续担任第一、二届政协委员十年，她不顾年迈体弱，踊跃参加各种会议，积极参加市政建设大计的协商，经常用革命传统教育青年下一代。请人代写提案，为省、市政协、党史部门提供文史资料数万字。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淑英安度晚年。 2000年，淑英在翠微病逝，享年91岁。[3] [1]珠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珠海市志》（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第1667页。 [2]《陈权》，载“中国广州网＂，2007年6月13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3]郑静等：《她为革命奉献了一切——记参加广州起义的陈淑英同志》，载《珠海妇女人物录》，珠海：珠海政协，1990，第59-66页。

崔德胜，祖籍新会双水（今属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崔嘉亨村，生于澳门。崔世安之父。 [1][2] 父亲崔殿明，又名崔六，是个砖瓦匠，被称为“澳门建筑大亨”；他虽出身贫寒，但做起生意来却并不含糊，善于和各种人物打交道，尤其与当时澳葡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作为主流之外的非葡裔居民，他却能顺利融进上流阶层，建立崔家基业。[3] 崔德胜是崔家由崔嘉亨村迁到澳门的第四代，兄弟两个，居长。弟弟崔德祺（1912-2007），不仅在澳门建筑业享有盛誉，成为澳门政界重量级人物、大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又是书画家，更是崔氏家族的中坚人物。 20世纪50年代，崔德胜涉足建筑行业，以其沉稳作风，给人“低调内敛”的印象。 1983年，崔德胜病逝，终年72岁。[2] 崔德胜夫妇生育两子：长子崔世昌生于1954年，美国夏威夷Chaainade大学工商管理学士、硕士，学成后回到澳门开办崔世昌核数师楼（会计师事务所），担任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立法会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澳门管理专业协会会长；2001年获澳门政府授予专业功绩勋章；历任第一、二届澳门市政议会议员，澳门政府咨询会委员，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常务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澳门青年总商会创会会长、澳门民航学会会长等职；2001年，获得澳门特区政府授予的专业功绩勋章[4]；2006年6月任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是创建澳门科技大学的主要校董；2010年6月任五邑大学校董会常务理事；2010年至今，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5] 次子崔世安1957年1月生于澳门，取得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城市卫生管理系优等学士、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大学公共卫生博士学位；1983年回到澳门创办“崔氏X光医学化验室”；1992-1995年，担任第五届澳门立法会议员；1999年12月20日，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社会文化司司长；2009年5月，崔世安辞去社会文化司司长职务，参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妻子霍慧芬是霍英东侄女。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三任行政长官选举中，崔世安当选为澳门新一任特首候选人。297名来自社会各界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参加投票选举。经过一个多小时投票和点票，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朱健宣布，崔世安获得282票，超过全体选委人数的半数当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选出，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第三任行政长官的任期自2009年12月20日至2014年12月19日。[2] 雀仔园坊（葡萄牙语：Bairro Horta da Mitra）位于澳门半岛中部、东望洋山南段以西，今水坑尾街、岗陵街与东望洋新街之间，是一个依著山坡而建的街区，最高与最低点的海拔高度相差15米。此坊开辟之前原是一个树林，葡人打猎常捕获雀鸟，故有“雀仔园”之称。清同治年间，澳葡政府将岗林砍伐，并在原地规划成方格状街区、建立墟市，雀仔园坊自此设立，成为澳葡政府首个在澳开坊的专案。之后，澳葡当局在坊内拨地建造土地庙，每年土地神诞日，坊内都举行贺诞活动。这个坊区被称为“雀仔园”，但坊内并没有任何街道是以“雀仔园”命名的。崔氏家族曾居住于此坊，崔世安在此出生。[6] 崔世安、崔世昌兄弟没有忘记父亲的谆谆教诲，成立崔德胜纪念基金会。2006年，新会区的慈善公益万人行活动中，崔德胜纪念基金会捐赠100万元。[7] 崔德胜纪念基金会等澳门多家机构慷慨赞助，澳门管理学院于2001年成功创立奖/助学金计划；计划自推出以来，共有360位成绩优异的学生获得奖学金。2011-2012学年奖学金获17家机构赞助，有42位成绩优异的学生获得奖学金。[8] 2013年，四川雅安发生的大地震牵动着澳门民众的心，澳门社会各界连日来积极捐款，通过各种方式援助地震灾区，表达慰问，其中崔德胜纪念基金捐献20万。[9] [1]《崔德胜》，载“天下龙脉＂网，2010年11月7日，http://www.txlm999.com/seeinfo.asp?id=2259。 [2]《崔世安成长路：何厚铧玩伴经济多元化待解》，载《重庆晚报》，2009年7月27日。 [3]于晓莉、戴平、崔瑾月：《崔世安与澳门三大家族》，载《信仰》，2009，第56-57页。 [4]《澳门三大家族之崔殿明：出身贫寒的建筑大亨》，载“环球网＂，2010年6月21日，http://history.huanqiu.com/txt/2009-12/658223.html。 [5]《崔世昌先生专访》，载“澳门科技大学＂网，2013年8月16日，http://www.must.edu.mo/alumni-tw/articles/2945-mr-smc-chui-sai-cheong-interview。 [6]《雀仔园坊》，载“百度百科＂网，2013年8月8日，http://baike.baidu.com/link?url=kE2xHGDMGjRaerqHM5a92S4RKyXBUayvoEyjk3XhE9E0swrpe2ppWp9v9ojJ1qyttBhAfFOw7I-wPq1e8HaHh_。 [7]《崔德胜纪念基金会》，载“天下龙脉＂网，2013年10月10日，http://www.txlm999.com/mannews.asp?newsid=7937。 [8]《澳门管理学院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年度奖学计划得奖名单一览表》，载“澳门管理学院＂网，2013年11月30日，http://www.mma.org.mo/html/mim/StudentCorner/scholarship.html。 [9]《澳门各界踊跃捐款援助四川雅安地震灾区》，载“华夏经纬网＂，2013年8月11日，http://www.huaxia.com/xw/gaxw/2013/04/3302799.html。

郑景康，字润鑫，香山县三乡雍陌乡（今属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人。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新闻摄影事业开创人之一。郑观应第四子。 1904年4月，郑观应任粤汉铁路广东购地局总办期间，喜得第四子景康。郑观应早年加入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之后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开办不少有利民族工商业的事务。从少年时代起，景康受到父亲进步思想和爱国言行的影响。郑观应主张儿子继续自己的夙愿，经商创业，这一点让景康难以接受。因他爱好绘画和摄影艺术，之后并选择摄影作为奋斗终身的革命武器，成为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和新闻摄影事业的开创人之一。 1920年，景康中学毕业后，父亲将他送入上海青年会商业专科学校读书。父亲去世后的次年（1923），景康离开上海青年会商业专科学校，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同时学习摄影，开始研习摄影艺术。 1929年夏，景康变卖父亲留下给他的一笔遗产，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开办一间“景康摄影室”，专门从事人像摄影。几年后，他在人像拍摄技巧和暗室技术方面，积累丰富的经验。1932年春，为更好地接近大自然，反映祖国的美丽山河，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他离开香港回到内地。从此，他的摄影创作从摄影室的人像摄影转入更广阔的领域，扩大到风光、花卉、戏剧和民俗等各种题材。之后四年，他先后游历广东、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摄大量表现祖国巍伟的河山、优美的古迹名胜、动人的民俗风光照片，还有一些以花卉和戏剧或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积累大批的素材。 在文艺界朋友和同行的热情鼓励下，1934年11月1日，“郑景康个人影展”在北平开幕。这次展出他历年来创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分为“风光”、“花卉”、“民俗”和“戏剧”四类，内容丰富多彩。原计划只从1-7日展出一周，但受到热烈欢迎和赞誉，临时延期再展七天。这次展出受到各界的好评，当时《北平晨报》刊文介绍，认为他是“名闻南国的大摄影家”、“郑君的作品，取柑立意与里房技术已登峰造极……为不可多得之作”。赞赏其中一些作品是“绝作”、“非凡品”、“叹为观止”等。 1935年春，在景康的发动下，北平18位摄影家举行作品联展，这次展出照片共238幅，而景康参展100多幅，期间，他的作品与“个展”时一样，获得很高的评价。《北平晨报》在报导“联展”过程中，提到“平津各大报大致对郑景康氏之作品最称满意”。当时，他已是名满南北有极高成就的摄影艺术家。在反映祖国现实生活的作品中，人们认识到，他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有着明显进步思想的人民艺术家，是一位具有民族正义感的知识份子。1934年12月18日，《北平晨报》发表的《在时代上的需要从学影谈到宣传》一文，很能代表这个时期他的思想情况。他说，外国人从照片上（大多是他们所拍的）看到的中国人，都是“缠足女人，留着豚毛辫子的懦弱书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满面生气毫无的劳动者，不文明的服装，无趣味的生活等”。因此，“我们应该负有竭力宣传中国美丽的使命，我们要把中国的名胜从美感的镜头上，骄傲地表现出来，我们要把中国历史上色泽犹新的建筑古迹、古物及富有东方美的风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扬出来，我们要把中国的诚朴可风的民俗，在欢悦中拍摄成相片，我们更要把中国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征派戏剧，民间的巧妙的手艺，留影在相片上，以散布到欧美人士的脑海中，纠正他们往日的错误印象”。这段文字，迸发著作者对祖国，对人民的满腔热情和艺术责任感，在今天，仍然可以成为绘画和摄影创作的方向。在30年代贫弱的中国，景康能有如此宏大的艺术抱负，难能可贵。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景康回到香港从事摄影工作，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决心“拍摄有关抗战的照片，为抗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1938年初，他离开香港，经广州来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期间，他担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摄影室主任，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一批揭露日寇侵华罪行的照片，其中的一些极其有力控诉侵略者造成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野蛮行径的历史见证，如1938年摄于花园口决堤后灾区的《纤夫》，1938年摄于日机轰炸后汉阳鹦鹉洲的《妈妈》等。 1940年12月的一天，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张颖、徐冰的帮助下，景康来到曾家岩“周公馆”，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聆听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勉励。之后，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关怀和帮助下，他秘密地离开重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始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使他在摄影艺术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景康受到党的关怀、重视和培养，从1941年1月至1945年11月，先后在八路军总政宣传部和联政宣传部任记者、摄影师，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克服摄影器材缺乏、条件艰苦等困难，积极开展工作，利用摄影手段“歌颂人民，揭露敌人”，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摄影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1942年5月，作为摄影工作者代表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景康聆听毛主席的讲话，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期间，他举办个人影展。当时总政宣传部长肖向荣为他题名《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安军民和文艺界欢迎。任弼时、贺龙是影展的第一批观众，毛泽东亲临观赏并称赞景康的摄影艺术。李富有看过后，亲自写信给景康，鼓励他要用摄影艺术更好地反映陕甘宁边区军民的建设和斗争生活。 景康在延安生活、战斗整整五年。从延安窑洞到宝塔山，从和平医院到民族学院，从边区参议会到军民大生产运动，都是他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这些作品极其真实地反映边区军民团结一致，生活、生产、战斗、学习的面貌，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其中，1944年为毛泽东拍摄的第一张标准像；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延安机场上，所拍题名《挥手之间》的照片，及他为周恩来、朱德、陈毅、叶剑英、林伯渠、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拍摄的大量历史照片，都成为党史的重要资料。他拍摄的《陕北与江南》、《南泥湾之秋》、《开荒》等作品，成为革命画卷中的重要片段。 1945年11月，景康跟随胡耀邦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画报社》、《山东画报社》、《东北画报社》从事摄影采访并担任摄影的领导和培训工作，培育大量新闻摄影骨干；拍摄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照片，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夺取胜利的历史面貌。 新中国成立后，景康先后担任新闻摄影局研究室主任，新华社特派记者、研究员，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创作辅导部主任等职，他积极从事新闻摄影、人像摄影和摄影理论研究工作。1957年2-3月，北京帅府园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为景康举办个人摄影展览，这是建国后中国举办的第一次个人影展，对推动中国摄影艺术创作起到积极的作用。1962年2-3月，景康和梁思成在北京民族举办“内蒙古纪游摄影展览”，展出两人的作品88幅，较好地反映内蒙古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面貌，展示内蒙古草原、牧场、蒙古包的风光，受到人们的赞赏。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景康就开展摄影工作提出三条建议，其中包括举办摄影训练班，培养摄影工作者。他为摄影培训班亲自编写教材，培训一批又一批新闻摄影战线上的干部，从天山脚下到东海之滨，从松辽平原到珠江两岸，都有他的学生。 景康把他多年创作方法经验概括为六个字，就是“看到，想到、拿到”。他的基本拍摄方法是“抓拍”。他认为，摄影是用照相机这种科学工具纪录和反映现实，能够满足人们“百闻不如一见”的愿望，令人“不容置疑”作用的艺术手段。所以“摄影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及其最可贵之处，就要面对现实，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违背了这一点，“就失去了摄影艺术本身独有的特性，灵魂和存在的必要”。他指出“拍摄照片应该从实际出发，既忠实于现实的本来面目，又注意发挥摄影的特性，不玩花样”。只有这样，摄影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感染力。并“充分发挥摄影艺术的战斗作用”。所以，他从不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去指挥和干预拍摄对象，而是深入现场，观察选择，抓住动态，使得作品生动自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毛主席在延安就称赞景康的摄影作品“能抓住动态”，如《红绸舞》等照片，充分表现这一特色。 50年来，景康的创作题材和体裁丰富多样，新闻事件的发生现场，各色人物的形象，祖国山川的瑰丽风光，五彩缤纷的舞台剧码，生意盎然的花朵，敌人的残暴罪行，战士的奋斗不息，都在他的镜头出色表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他为毛泽东主席拍摄的一幅像，至今一直悬挂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正中。人们普遍认为，景康的创作达到“气韵生动”、“形神兼备”、“既无牵强意，又无雕琢痕”的艺术境界。[1] 在“文革”中，景康受到严重迫害，瘫痪卧床数年，1978年8月23日病逝，终年74岁。郑景康着有《景康摄影集》、《摄影创作初步》、《摄影讲座》等书。[2] 2009年12月10日至2010年3月21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暨澳门回归10周年，“红色岁月——郑景康摄影展”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辖下的澳门博物馆开幕。郑景康的115幅于抗日战争时期至20世纪60年代为共和国留下的珍贵照片，他的26幅与澳门摄影工作者参加文化活动的照片，以及他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著作、影集和使用过的照相机一并展出，较全面地展示他的摄影技艺以及摄影理论造诣。展览同期举行专题讲座《共和国第一代摄影家——郑景康》。[3] [1]萧嘉：《我国著名摄影艺术家郑景康》，载《中山文史》（第14辑），中山：中山政协，1988，第147-153页。 [2]《郑景康》，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0年5月28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186。 [3]《澳门博物馆举办郑景康摄影展》，载“中国摄影家协会网＂，2010年5月28日，http://www.cpanet.cn/cms/html/zhongguosheyingbao/zixun/20091224/41451.html。

郑仲，又名郑汝仲，字锟贤，号侣忠，生于香山县南屏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一个农民家庭。[1]兴中会会员、革命家。 南屏郑氏祖先，最早由福建莆田迁来，北宋庆历年间（11世纪40年代），入粤任惠州路判官，九世时迁居东莞，后复迁至香山三乡，与郑观应为同一大族。14世后，郑氏一部分族人陆续迁来南屏，之后建有纪念15世祖的雪山祠、纪念16世祖的居一祠。 郑是郑居一的长房子孙，郑氏传至第二十三世祖父郑彦庞，娶妻杨氏，生育两子，长子郑汝俭，早夭。次子郑汝仲。 郑在少年时代，因家境贫困，远渡重洋前往檀香山谋生。经过十多年辛劳，颇有积蓄，与孙眉在当地合办一个畜牧场，规模甚大，有牛羊等畜类一万余头，复兼营商业，收入不菲，在檀香山颇有名望。 1878年，孙中山随母到檀香山孙眉处求学，结识了郑。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郑和孙眉率先参加，成为最早的兴中会员之一。有志之士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宣传和筹款活动，郑首当其冲。起初，孙中山在檀香山鼓吹革命时，孙眉反对，郑极力劝说孙眉，并且在经济上对孙中山尽力帮助。后来，孙中山几次到檀香山进行宣传筹款活动，都得到郑和孙眉的大力支持。由于革命志趣相投，志同道合，郑和孙眉、孙中山义结兄弟。郑居长，大孙眉四岁，称大哥；孙眉居次，孙中山居末。三人签字的金兰谱与郑的兴中会会员证及郑捐助的现金收据等珍贵文物，郑及其后人悉心保存，抗战期间日寇侵占南屏时，郑的儿子恐日军搜得而遭其害，将这些东西全部烧毁，十分可惜。 郑对革命更为倾心。他将与孙眉合力经营牧场变卖，所获之款交给孙中山支配使用。[2] 1895年，郑回到澳门省亲和完婚，及料理澳门物业。适逢广州起义失败逃到澳门的孙中山，郑将孙中山藏到他的婢女顺霞家中，位于石墙街路口的“翁均利”铺号。 1905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希炉埠成立兴中会分会，重振革命声威。同年，孙中山和黄兴等组织同盟会，希炉埠兴中会改为同盟会，郑随即转为同盟会员。 后来，郑在檀香山其他物业日渐萧条，加上年事已高，他与孙眉相约回国。孙眉初居澳门，后移居香港九龙。郑回到南屏家中，他十分关心国事，主理乡政，慷慨豪爽，排难解纷，颇得乡人拥戴。他与孙中山家人联系十分密切，常往澳门探望孙眉、卢慕贞。郑的长子结婚时，孙中山赠喜幛礼物祝贺。 1912年，孙中山视察前山，郑发动南屏群众前往欢迎。孙中山为勘探铁矿事到南屏时，郑作向导在将军山探测矿务。 1922年1月18日，郑在家乡病逝，终年72岁。 南屏乡亲给郑仲举办隆重的葬礼，全乡出动，学校停课，乡民师生都参加送葬，孙科也率人前来参加，挽联挂满一屋，极尽哀荣。 郑仲生育一女四子。元配张氏是本村张庸建之女，只生一女，居长，嫁给本村张姓，不久身故。郑在檀香山时，孙眉收养一个美国孩子为义子，孩子生于1888年。他见郑仲无子，将义子转送给郑仲领养。郑仲将义子带回家乡，取名郑胜祥。郑胜祥体魄魁梧，乡人称他为“番鬼仔”或“番鬼胜祥”。由于郑胜祥自幼接触革命前辈，耳闻目染，受到革命的熏陶，思想进步。当时孙中山在广州组织中华民国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函邀郑仲出任财务工作，他以年老多病，未能就任，就将义子交托给孙中山。后来，郑胜祥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并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惠州战役。利用战役结束后的短暂时间，郑胜祥全副戎装，返乡探亲，乡人听他讲战斗的事迹，令人十分敬佩。不久，郑胜祥被派往新加坡工作，起初两年寄回三封信，说因工作关系，暂无定址，请缓回信。之后，音信全无，不知所终。 1895年，郑仲从檀香山回乡时，因元配张氏无子，又娶澳门路环李氏为妾，先后生育三子： 郑金柞，又名郑炳芬，生于1898年，曾在菲律宾经商，后来去世。 郑金禧，又名郑炳芳，生于1907年，受父兄影响，郑金禧早年参加革命，成为30年代老共产党员。他参与组织抗日先锋队，推动南屏地下抗日斗争工作，参加家乡解放工作，复任澳门海员工会子弟学校校长，退休后闲居香港和南屏老家。 郑金照又名郑炳华，生于1911年。郑金照早年到港澳谋生，后考入粤汉铁路局报训班受训，毕业后适逢抗日战争，投笔从戎，参加第四路军交通兵团担任报务通讯工作，后因病转入韶关电报局任报务员，并在乐昌、平远、广州等电信局服务，建国后任教于广东省邮电学校，退休后定居广州。[2] 郑炳芳之子郑少仁说，祖父郑仲从檀香山回到南屏后，与孙眉来往密切，逢年过节，经常走动，亲如兄弟。郑炳芳幼时体弱多病，患有哮喘病。孙眉听说狗肉汤煮鸡蛋可以治疗。于是，经常带着一篮子用狗肉汤煮好的鸡蛋来看郑炳芳。孙眉住在澳门，卢慕贞不时接济郑家，两家感情非同一般。 郑少仁听说，伯父郑炳芬多次随郑仲去澳门孙家探访，孙中山当时示意送郑炳芬到岭南大学读书，后因政局变动，孙中山过早离世，未能成行。虽然郑仲、孙中山相继离世，但郑仲后代依然坚持革命，完成先辈未尽夙愿。[3]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03-105页。 [2]郑炳芳、郑照：《回忆先父、兴中会员郑仲》，载《珠海文史》（第8辑），珠海：珠海政协，1989，第53-58页。 [3]《与孙中山义结金兰，急公好义乐善好施　郑仲：倾其所有支持革命》，载“珠海视窗生活网＂，2011年12月31日，http://www.zh3721.com/2011/0927/0756_121714.html。

崔诺枝，广东省南海县（今属佛山市南海区）人。澳门大慈善家和政界领袖、同善堂主席。崔乐其之父。诺枝小时学习中文六年，进入澳门三巴仔圣若瑟书院学习葡文，不久辍学。跟从父亲学习洋服、木匠等手工业；后受雇于巴士度律师事务所。他15岁时，在葡国船舰工作，六年后担任澳督府庶务员，前往里斯本任职五年。他回到澳门后，升任澳督府庶务处长。[1]1923年，诺枝等发起组织“华童教育会”，发动热心教友捐献，在望德堂区兴建校舍，开办“公教学校”，同年在澳葡政府注册立案，并取得教授葡文津贴。[2]诺枝任职30年，1925年获准退休，每月领取退休金。历任同善堂值理、副主席、主席，中华总商会值理、副会长、会长及镜湖医院慈善会值理。现今，在澳门慈善机构同善堂内，放置著诺枝的铜像，以表达对他的敬意。[1]澳门同善堂成立于1892年秋，倡建者共408人，皆为热心公益的社会贤达﹑港澳海外绅商和华侨。成立初期的堂址位于议事亭前地12号，与孙中山的“孙医馆”毗连。20多年后，因政府征址兴建邮政局而被拆去，遂在现址炉石塘重建堂址，1924年落成沿用至今。[3]诺枝富甲一方。20世纪30年代，他发起筹款资援抗日活动。1938年广州沦陷和1941年日寇侵占香港后，受难同胞纷纷来到澳门避难。1942-1944年，澳门处于最艰难时期，数以万计的难民聚集在澳门，人口从抗战初的十多万人增到三四十万。日寇不时对澳门实行经济封锁，断绝粮食供应。当时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事。澳门慈善机构同善堂积极开展施粥济贫活动，每日施粥一千多份，最高纪录达16000多份，不少人因此保全了性命。[1]诺枝时任同善堂总理，不顾自己70多岁高龄，亲自为难民施粥。抗战后期，同善堂每日施粥两次。另外，诺枝派发衣服、棉被，为难民御寒。同时，同善堂聘请医生，早晚开诊，施药赠医。[4]诺枝热心公益，经常发动社会人士捐资公益事业，自己带头捐款，获得澳门政府颁授勋章。1945年，诺枝在澳门病逝，终年83岁。[5]长女崔瑞深积极投入爱国救亡的浪潮，担任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宣传部的劝销股主任。[6]女婿（最小女儿崔瑞爱丈夫）许声泉投入抗日战斗中。许声泉曾服役国民政府装甲部队，参加抗日战争，战后在韶关和澳门海关工作两年；1948年生育一子许仕仁，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7]儿子崔乐其是澳门知名实业家、慈善家，诚兴银行创办人，澳门立法会第二、三届官委议员，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同善堂值理会副主席，澳门基本法协运会副监事长；澳门法国文化协会理事，广东省第七届政协委员，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市务委员等职；获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银莲花勋章、获授葡萄牙殷皇子军官勋章及功绩绅士勋章、英勇勋章、文化功绩勋章及慈善功绩章。[8]现存崔诺枝大屋在澳门疯堂斜巷7号，1918年兴建，后来成为公教学校校址，目前大屋成为大疯堂艺舍的展览场地，是整个望德堂文化创意产业区的一部分。[9][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93页。[2]顾明远：《中国教育大系：20世纪中国教育》（四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4041页。[3]虞山：《救急扶贫双甲子》，载《澳门杂志》，2013年10月1日，http://www.macauzine.net/?action-viewnews-itemid-458。[4]《崔诺枝：赠医施食》，载“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网，2008年5月22日，http://www.cncasw.org/gypt/gyxm/gycsj/xd/200710/t20071023_2042.htm。[5]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第177页。[6]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7]林锋：《澳门四界救灾会抗日救亡片段》，载《红广角》，1999年第6期，第6-7页。[8]《香港最新政务司长（接替曾荫权）背景》，载“深圳搜孤焦点＂网，2010年10月1日，http://sz.focus.cn/msgview/1787/30754058.htm。[9]《崔诺枝大屋》，载“澳门街道网＂，2013年10月6日，http://macaostreets.iacm.gov.mo/c/route/detail.aspx?gid=4&id=0ac2a544-9188-4625-b0e6-402080367488。

字德彰，号寿屏。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孙中山长兄。早年随舅父赴檀香山谋生，初作农工，后从事畜牧、垦殖，复经商渐富，接孙中山到檀香山读书。1894年加入兴中会，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07年移居香港九龙。1909年参与筹划广州新军起义，复在九龙联合会党，从者日众，被港府驱逐。1911年移居广州湾（今湛江），任同盟会香港南方支部副支部长，组织民军响应武昌起义，并收复雷州半岛各地。辛亥革命后，曾反对袁世凯窃国。1910年移居澳门。1915年在澳门病逝。

巨商、慈善家。卢九长子，名鸿翔，号廉若。生于广东新会乡间。17岁补新会县弟子员，在乡中创组义学，倡办普仁堂，后迁居澳门，继承父业。也承投澳门山票、铺票，经营烟赌，且是南洋烟草公司大股东，宝亨银行两大老板之一。清末，卢廉若与同人筹资，创办澳门孔教学校，招纳贫苦少年入学。1913年澳门商会成立后，被选为主席，1913、1919、1921及1923年被推举出任澳门镜湖医院总理。卢廉若支持孙中山革命，曾于1912、1913年二次接待孙中山访澳，下榻卢园春草堂。卢廉若一生获清廷诰授资政大夫、花翎一品顶戴、浙江补用通禀贡生，1913年获葡国三等嘉章，1925年4月13日获葡国政府基督一等勋章。1927年病逝于澳门。

蔡克汉，香山县北岭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北岭村）人。香港南华体育会足球队前锋、澳门南华体育会创办人之一。蔡克庭弟弟。 兄长蔡克庭是澳门富商。蔡克汉是香港南华体育会球员，司职前锋。[1] 1925年8月1日，蔡克汉与兄长蔡克庭共同创办的澳门南华体育会，并在政府注册，会址是塔石街63号，开展足球及其他球类、游泳运动。南华体育会成为澳门最早的华人体育组织。[2] 1919年，第四届远东运动会在马尼拉召开，中国国足由刚升入香港甲组联赛的南华独立组队奔赴马尼拉应战，蔡克汉作为其中一员猛将前往。这届比赛日本未派队参加，仍由中菲两国对抗，比赛采用三战两胜制。中国队先后以二比〇、一比二、二比一，二胜一负的战绩，再度荣获冠军。这届中国足球选手全部选自香港。 中国足球代表队阵容为：队长：唐福祥 队员：梁玉堂、郭宝根、张荣汉、陈苏、刘庆祥、关健安、高锡威、蔡克汉、冯带、梁棣芳、黄柏松、欧杰生、田玉安。[2][3] [1]《国足百年》，载“虎扑足球论坛＂网，2013年8月26日，http://bbs.hupu.com/4822976-8.html。 [2]汤开建：《澳门近代体育的形成与发展》，载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主编：《澳门史新编》（第三册），2008，第946页。 [3]饶广平：《世界足球大全》，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第622页。

陈卓禧，又名陈焯熹，原籍番禺县（今属广州市番禺区）钟村。港澳实业家。陈绍文四子。 1920年，澳门全新织造厂创建，厂址在沙岗渡船街。前身是澳门仁安泰染布房，该染布房由广东番禺钟村陈占威、陈占安兄弟开设。早在清末年间，陈氏兄弟在番禺沙湾利用人家染坊的废水上街代人染旧衣物而发家，后在番禺市桥开设同安染布店；1910年又在澳门开办仁安泰染布房，经营晒染大成蓝土布及薯茛布等业务。后来，陈占安之子陈慕周、陈觉民、陈绍文三人经营，由长子陈慕周主理。后来，陈绍文四子陈卓禧到新加坡南洋一带考察，发现海外华侨流行穿针织汗衫产品，认为经营针织业大有前途。[1] 1929年[2]，在仁安泰染布房的基础上，陈卓禧创办澳门全新织造厂，并担任厂长，出产半胸、文化、背心等汗衫品种。当时针织业正在中国兴起，针织内衣柔软、凉爽、吸汗，穿着舒适，颇受欢迎，非常畅销。 后来省港澳三地的全新织造厂都采用英国进口高级纱支棉生产中、高档的汗衫产品，广销省、港、澳、加（新加坡）等地。随着业务不断发展，名牌产品相继出现，当时有100支线纱的“303”牌，84支至90支线纱的“宫灯”和“555”牌，80支单竹纱的“505”牌，尤其是“555”牌产品，行销海外，享有盛名。之后，创制80支的“孖七”牌，以纪念“芦沟桥事变”。陈卓禧并从香港总厂捐献十字救护车一部，支援祖国抗战。 当年一般工人月薪仅15元，但一件“555”的线衫要十元，穿得起的非富则贵。全新织造厂全盛时期，全港设有300多个代理商，几乎每间大型百货公司及洋服店都有出售，每日销售量超过100打，除在九龙塘尾道独占一排唐楼“上厂下铺”外，在澳门、广州及新加坡都设有门巿，盛极一时。 为了获取产品销往英属地免税的特惠，1925年在香港塘尾道开设全新分厂。因经营业务需要，总厂改设在香港。1931年，由总厂陈仲纪等人在广州龙津路开设经销分行办事处，1932年筹办广州全新织造厂，由陈伯朋负责管理。解放前盈亏统由香港总厂结算。广州解放后，由总厂划出港币192500元，作为广州全新织造厂独立经营的资金，1951年9月开始独立建帐，独立经营。[2] 50年代，十七八岁的吴志明加入香港全新织造厂做“行街后生”。70年代末，陈氏家族要求他接手经营，为保持传统品牌，自信可以创一番成绩，吴志明答允，并进行大事改革，主力发展出口业务，加上当时欧美的“功夫热”，生意渐有起色。 陈卓禧的妻子曾枝西是澳门妇女运动领袖，社会活动家；积极参与和赞助开办澳门《大众报》、《朝阳日报》，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组织成立“澳门民主妇联筹备委员会”；积极开办“妇女免费识字班”，为澳门同胞爱国运动作出贡献。[3] [1]梁秀、梁爱琼：《广州全新针织厂的社会主义改造》，载《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广东卷‧广州分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第666-679页。 [2]张慧怡：《港产老牌线衫挣扎求存》，载《东方日报》，2012年1月6日，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00511/00176_050.html。 [3]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第536页。

陈芳，字国芬，香山县下恭都黄茅斜村（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侨领、糖业钜子。 父亲陈仁昌在澳门经商，家境颇富。母亲曾氏。陈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秀才。陈14岁时，父亲去世，家道逐渐中落，之后，陈随伯父陈仁杰到澳门、香港学做生意。陈仁杰在香港经营中西土特产。1849年，陈仁杰准备运一船货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陈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陈和堂兄协助伯父处理完这批货物，伯父就回国。陈却爱上了这块土地，决定留在这里大展拳脚。他勤奋努力，不久学会英语。他先在贝尔街开设一间店铺，销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货物，小店铺一开张，生意兴隆。1851年，陈与同乡程植合股开办新店铺“芳植记”，它坐落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业旺地。“芳植记”开张那天，轰动整个檀香山。铺面采用中式风格，红色大门前面两根圆柱上挂著两个大红灯笼，两扇门上贴著鲜艳的门神，货物摆设沿袭著广府人开架卖货的习惯，货架上摆满了精丝、瓷器、茶叶和香料等各种各样的中国货，生意一开始就红红火火。 陈用7600美金买来一艘旧帆船，起了一个新名字“中国夹克号”。他有了“中国夹克号”，极大地降低营运成本，“芳植记”商品价格随之降低。1855年，美国国庆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处飞舞著美国人庆祝的烟花，一把大火点燃了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业区店铺，“芳植记”变成残垣断壁。许多不明身份的人闯进“芳植记”抢劫，警察悬赏200美金缉拿打劫者，没有下文。何魁趁机卷走“芳植记”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踪了。火灾后第三天，陈让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琼‧布斯的酒吧，重新挂起“芳植记”的招牌，将仓库里的货物全部搬出，摆满所有货架，俨然火灾根本没有发生。这一招，稳定了所有债权人的心。陈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银行找朋友克拉克贷款，登上“中国夹克号”，直奔香港采购。依靠捕鲸船长们仗义相助，“芳植记”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约四点，陈推著一辆手推车，车里装满了金灿灿的金银币，上面甚么遮蔽物都没有，大摇大摆地走上街头，把铺子里收入的金银币送到银行里。陈富有的名声，一时间传遍夏威夷每一个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陈以1368美金拍下罗奈尔得遗孀那栋精致小巧的珊瑚石别墅，“芳植记”搬到珊瑚石别墅经营。陈在大岛继续从事土地投机生意，他把朱丽亚那个牧场周边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后，他到裘蒂博士家里郑重向朱丽亚求婚。裘蒂博士虽对华人怀有歧见，但不敢当面拒绝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丽亚，请陈先建造一栋夏威夷最豪华的别墅。1856年，陈在檀香山市富人区努亚大街买下一块地，请人设计图纸，大兴土木干起来。他一直寻求机会酝酿成立一个华人社团，檀香山华人对陈的提议都表示赞成，华商们决定搞一场以华人名义举办的庆贺舞会，大家踊跃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华商会正式在檀香山注册成立。 5月23日，陈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国籍。5月28日，陈和朱丽亚‧克纳‧弗尔威斯尔小姐结婚，史密斯牧师担任证婚人，婚礼在努亚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里举行，婚礼一切从简。1857年8月1日，朱丽亚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请遗产继承。七天后新任大法官麦克比因作出最后裁决，裁定朱丽亚获得父亲三分之一的遗产，现金3881美金；获得母亲三分之一的遗产，是大岛希洛镇海边的一个牧场。这个牧场正是陈所购土地包围的那个牧场，这些土地联结为一块完整约5000英亩的地块。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华人独立经营的机器榨糖工厂“国芬制糖”正式开张。“国芬制糖”的工人工资比当时白人制糖厂高出30%。陈和刘禾林本来在夏威夷华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优厚。“国芬制糖”很快就招够工人和技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国芬制糖”成为陈在夏威夷经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著陈成功地迈进他梦寐以求的制糖业，开创事业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带着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个小伙子特别醒目，第一个叫程利，是程植的一个堂侄；第二个叫卢岳，是香山县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个亲戚；第三个是王贵，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乡。都在老家做过干货铺。陈与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让卢岳留在“芳植记”给程植当帮手，王贵被安排到“国芬制糖”。1864年，美国南北内战促使夏威夷蔗糖业腾飞。三年来，夏威夷年食糖产量飞速上涨了16倍，并彻底改变了夏威夷的商业结构，甘蔗园经济成为支柱的产业。陈进入制糖业挣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产，而是通过垄断运输实现的。三年垄断运输，为他积累38万美金的巨大财富，把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 陈决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岛经营甘蔗园事业。达莫专程从三藩市来到檀香山，想与陈一起投资甘蔗园。陈和达莫在檀香山市注册合股的通用商业公司，两个好朋友各占一半股份，陈出地，达莫出资金，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达莫从德国订制的榨糖机从三藩市运回来，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机在大岛希洛镇新甘蔗园调试完毕，让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园主们羨慕不已。除这套五万美金榨糖机外，达莫又拿出十万美金，一共15万美金成为他在通用商业公司的股本。陈把自己大岛上的土地划出约3000英亩，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资，剩余3000英亩土地暂作牧场，作为新甘蔗园的预留土地。陈将自己这个甘蔗园命名为“皮皮艾克”，以单个甘蔗园面积来说，皮皮艾克农场位列夏威夷农场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陈回到檀香山一个月后，在以华商为主体的夏威夷手工业者行会的会议上，陈当众宣读一份由全体华商签名的“告夏威夷公民书”。这是夏威夷历史上华商第一次有组织地集体告白，它向全体夏威夷人提出华人对劳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议，反映这个正在崛起群体的潜在力量，这是华人力量在政坛上的第一次郑重发声。这份告白书旨在通过改变劳工制度，取消对华人的政策歧视。同年底，陈以26万美金，拍下卡伯瓦农场。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亚报》以“糖王加冕”作为显著标题，详细介绍卡伯瓦农场拍卖的过程。从这一天起，陈的“糖王”称号在夏威夷被叫了起来。 1870年度，夏威夷总商会出版商业年鉴，评比出夏威夷实力最强的八大企业，“芳植记”和通用商业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闳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后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陈带着长子陈龙提前几天到达三藩市，入住“皇宫大饭店”。容闳在“皇宫大饭店”第一次见到了陈。 陈比容闳大三岁，两人初次见面，但经唐氏兄弟介绍，互相早有耳闻，相谈甚欢。陈放心把陈龙交待给容闳，自己回到檀香山。陈龙连考四门功课，成绩优异，顺利考入耶鲁大学。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铁工厂发生工人罢工，给复杂的政局增加不少纷扰。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巴特亲自主导，要求农业协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夏威夷总商会，以加强夏威夷总商会的行业领导和协调能力。夏威夷总商会涵盖夏威夷九大类行业商会，同时吸收华商会和智利商会参加，一个覆盖面广的商业组织，却受到夏威夷最有实力的商人组织农业协会的抵制。但这次，农协不能不给内阁面子。大卫斯没有办法，点头允诺农协加入夏威夷总商会，并答应推举一人出马竞选本届总商会会长职务。农业协会七人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推荐人竟然是陈。1873-1878年，陈担任五年的夏威夷总商会会长，圆满地协调各种经济纠纷，起草制定大量的行业规则，赢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认同。 1874年8月，陈带着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负责筹款。展望美夏贸易互惠协定实施在即，王国的财政收入届时会有大幅增长，但眼下政府大举建设，急需大量资金支持。陈到达三藩市，达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来与陈秘密洽谈。这批富豪开矿发了大财，四处投资。陈三藩市一行，共筹得400万美金的钜款，圆满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陈回到檀香山后，着手帮助准备卡拉卡瓦国王年底的访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国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热烈的欢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库伊农场准备出售。卡波库伊农场有超过4700英亩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数得上的大农场。卡拉卡瓦这次要把它当作第一笔酬劳，来还陈在两次大选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没想到，被陈谢绝了。陈不愿意这样操作，一方面这种私下交易会对国王的声望有损，另一方面也损他糖王的声誉。之后，陈从香港调集大笔资金，为保险起见，再度与达莫两人联手，准备参加卡波库伊农场的竞拍。陈与达莫以46万美金钜款，拿下了卡波库伊农场，使他的蔗糖事业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陈接到三藩市华埠中华会馆的信函，要他务必于7月25日前到达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国驻华公使的陪同下，陈兰彬一行抵达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华会馆组织的盛大欢迎仪式。在陈的力陈下，陈兰彬答应在檀香山设立一个领事馆，条件是他必须出任领事一职。 1877-1878年，中国北方发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灾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灾民多达两亿，死亡人数高达1300万。陈认捐了5000美金，折合约7000两白银。根据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赈荒歉”、“其捐银子千两以上者，请旨赐建‘乐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县恭常都黄茅斜村陈家大院里矗立起一座“乐善好施”牌坊，这座由陈灼父（陈芳二兄陈国祯的长子）委请当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为花岗岩建造。可惜，这座牌坊在“文革”期间毁于红卫兵之手。 1879年是陈来到夏威夷第30个年头，成为夏威夷响当当的“糖王”。抛开“芳植记”不计，仅三个农场每年给他带来收益高达30万美金，在他名下的这三个农场资产超过260万美金。 6月21日，时值王国枢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额，枢密院共45名委员，其中上院15名委员为国王任命，卡拉卡瓦当政时期，只有贵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职务，同时也是国王用来晋升贵族的特权。陈以其显赫的社会影响、不容争辩的商业地位和无可挑剔的品行，赢得枢密院现任委员的一致认可。枢密院通过后，国王卡拉卡瓦当天签署命令，正式任命陈为枢密院委员，从此，陈成为夏威夷贵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对陈的任命下来了。陈兰彬把毕业后留在驻美公使馆协助他工作的陈龙找来，指示陈龙把这个任命通知夏威夷驻美公使艾伦。同年耶诞节，老农协会员们为了庆祝陈荣膺贵族称号，在市政厅举办盛大的庆祝舞会，夏威夷名流争相参加。接着枢密院举办的庆祝舞会，国王卡拉卡瓦到会致辞，对陈的贡献表示嘉奖。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国三角黄龙旗在陈的努亚别墅升起，这栋别墅被他用作夏威夷华人商会的办公地址。仪式结束后，三藩市领事馆派来的特使朱国君，在陈的陪同下，到王宫里觐见卡拉卡瓦。陈出任首届商董，中国驻夏威夷商务代办处开始正式工作，聘用一个翻译和一个秘书，经费由陈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华商会的基础上筹建华人联合会。第二项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华人权利的问题。3月17日，陈兰彬亲自签署任命陈为夏威夷首任领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车送到三藩市领事馆陈树唐处。陈树唐赶快先写信给陈，要他好好准备一下，并说大家随后乘船赶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龙旗再度升起在努亚别墅，陈身穿满清官服，仰望着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陈出人意料地辞去清廷驻夏威夷领事一职。程利接任领事一职，驻节华盛顿的新任中国公使郑藻如批准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陈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库仪农场的股份转卖了出去，这一举动震惊夏威夷商界。他把价值106万美金的股份出售给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这笔交易中，只有70万美金用现金支付，其余36万美金置换了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合股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位于考爱岛，归于“朝兰利服记”名下，程利和卢岳将分期偿还这笔钱给陈。陈用70万美元现金用来购买香港道格拉斯火轮公司的控股权。这次投资战略调整，一方面为了继续减少白人和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陈有意加大对香港投资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发了大水，百姓流离失所。陈远在檀香山，听到消息之后，捐赠3000两白银寄回国内，给朝廷赈灾。这一次捐助报送朝廷后，光绪皇帝赐赠石牌坊一座，以示褒奖。1886年底，在黄茅斜村陈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乐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陈龙搭船从大岛赶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发作，猝死于船上。 消息传来，陈彻底被击垮了。他万念俱灰，下定决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农场的一半股份，以9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达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后由朱丽亚承担全部的商业风险。达莫派人来管理卡伯瓦农场，陈心里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万美金留给朱丽亚和孩子们；剩余的40万美金转到了香港，陈先后投入东亚银行的资本300万美金。 陈回家乡后，他又买了30多亩良田，加上原来的义田，共有60多亩，建立社学，好让村里贫困的孩子们能够读书。陈买回来两部柴油发电机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战前夕。他从澳门买回来水管，从村边凤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里，过滤成自来水后让村子里的乡亲饮用；整治村容，修筑道路，在村子里挖了两口大池塘，种植椰子和槟榔树，给村子修筑炮楼等。同时，他捐银给地方政府。这年，陈以长孙陈永安的名义为陈龙请赐建“急公好义”牌坊，位于两座“乐善好施”牌坊的旁边。 陈投资扩大义学，创办女子学校，开创香山县的先河。1891年发生水灾，冲毁了香山县十几个村庄。他拿出7000两白银捐给香山县衙用于赈灾；接着捐献4000两白银，用于修筑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为香山县境内最早的公路。这一系列善举，被香山县衙呈报两广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陈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陈家大宅建设完成主体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风格一体的建筑；2006年被评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今成为国内外游客赴珠海旅游的首选景点。[2] 1906年9月25日，陈在家乡去世，终年81岁。葬于梅溪。[3] 陈芳娶有两位妻子，生育子女18个。他与元配妻子李杏两子：长子陈龙（1852-1889）、三子陈赓儒（1863-1918）。他与第二任妻子朱丽亚‧费耶韦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儿长女爱米兰（生于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于1861年）、四女茱丽叶、五女玛莉亚、六女伊莉莎白（生于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爱丽丝、九女海伦、十二女梅拉茵等；儿子：次子陈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于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于1875年，出生个一个月夭折；五子阿尔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后，藉著杰克‧伦敦的小说《陈阿芳》，陈芳成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槟王朝的风云激荡和一代糖王的传奇经历，连他后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从1964年起，在美国百老汇上演的歌舞剧《12个女儿》，讲述陈家的故事，这个歌舞剧连续上演30年，历久不衰。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评选了200位影响美国历史的外籍人士，陈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陈芳回到家乡定居后，来到澳门经营生意，以其传奇的经历和雄厚的财力引起澳门华夷各界广泛关注。[3]据说，1891年夏，陈芳来到兴记酒店住宿，当时酒店洋经理见他是华人予拒绝。陈芳一怒之下，要求买下酒店，当时适逢酒店准备放盘，开价三万英镑，且限三天交款。两天后，陈芳从大西洋银行开出一张三万英镑的本票将兴记酒店买下，并将兴记酒店改名为“澳门酒店”。此举轰动了澳门，当时被港、澳、沪多家报纸报导。 1902年5月，“澳门酒店”以二万澳门元的价格出让给法莫尔（W. Farmer）先生。[5] 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欢迎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陈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于曹善业、柯六、林含莲、王棣等知名华商。可见，陈芳在当时澳门的影响之大。 除投资火轮业、酒店业外，陈芳对广东政府及华人事务亦颇为关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经澳中绅商捐资修建，以便往来，香山人陈芳首捐洋银两千枚。近已竣工，计用料费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费用，陈芳捐款过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广东政府“筹借民款，借助军饷”，“其澳门一埠，则有富商报捐候选道，香山人陈芳报捐候选知府”。[6] 陈芳在澳门开办牛奶公司，引进荷兰牛，开创澳门养殖荷兰牛的先河，生产加工牛奶供应澳门市场外，他每天派人运送牛奶回家乡，供乡亲饮用。[7] 次子陈席儒专门从香港给父亲买了辆双排座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这辆汽车为黑色木制车身和车轮，车轮外包著橡胶轮胎，车灯是煤油灯，喇叭需要用手使劲捏。陈席儒买这辆汽车是当时最昂贵的汽车，价格是6700美金。这辆汽车是澳门历史上第一辆汽车。[1] [1]刘云德、徐炜：《陈芳传记》，载“珠海梅溪牌坊＂网，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页。 [3]《珠海历史名人——陈芳》，载“珠海政协＂网，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绅：《陈芳传奇一个华商家族的百年神话》，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页。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页。 [6]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9-180页。 [7]李蒲弥：《回归后的澳门发展与粤澳关系研究》，香港：香港汉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页。

曹思泉（1917-2013）[1][2]宗族（华人宗族） 曹思泉，又名曹军，原籍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生于澳门。曹善业第十五子、曹有之孙。 1939年，曹思泉从澳门回广东参加抗战，后来加入共产党。几十年来，他几乎没有提及自己家族的情况。 曹思泉之女曹海燕回忆说，2011年母亲节，她带着快95岁的父亲外出吃饭。回家后，父亲显得特别高兴，很有兴致地对家人说，他的父亲叫“曹善业”。 曹海燕的儿子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用“曹善业”这个名字在电脑上进行搜索，结果意外发现就在几年前，珠海有一座古墓被发现，而古墓的主人就叫“曹善业”。 这个意外的发现，让曹思泉的子女和孙辈们激动不已。他们瞒着老人寻找了更多资料，并与珠海市博物馆馆长张建军取得联系，最终证实古墓主人“曹善业”就是曹思泉的亲生父亲。[1] 2011年6月27日上午，曹思泉的四个儿女一行，专程从广州来到珠海市博物馆，对珠海文保工作者对其先辈曹子基（善业）夫妇墓的发现和抢救性保存，表示衷心感谢。[3] 曹有后人被找到的消息，引起了澳门特区民政总署的关注。2011年9月17日下午，澳门特区民政总署文化康体部文化设施处技术员梁毅鹏和珠海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特意来到广州，拜访这位著名华商的后人，一同前来的还有澳门大学历史系的两名学生。他们在向广州曹氏家族成员了解更多资料的同时，也给曹思泉带来一份特殊的礼物：两张很可能是曹军老人的爷爷和奶奶的照片。梁毅鹏介绍说，这两张照片是澳门特区民政总署在曹家以前的住宅中发现的，“现在还无法确定他们究竟是曹军老人的爷爷、奶奶还是其他亲戚。” 曹思泉坐在轮椅上，捧起这两张泛黄的老照片仔细端详，连父亲的面孔都记不清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95岁大寿这天，意外看到很可能是自己祖父母的照片。作为回赠，老人将自己的一幅书法作品送给澳门民政总署，字画盒上写着“曹善业第十五子曹军九十五岁送”。梁毅鹏表示，他会将这份来自广州的珍贵礼物带回澳门，作为澳门民政总署获得的一份历史资料保存起来。[1] 2013年1月3日，曹思泉去世，终年96岁。葬于广州银河革命公墓。[2] [1]《95岁老人梅花村贺寿》，载《广州日报》，2011年9月18日。 [2]《厚德传世》，载“族谱录纪念网＂，2011年12月3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69141。 [3]《祖籍珠海的澳门商人，曾资助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曹子基后人珠海寻根》，载“珠海视窗＂网，2011年12月30日，http://info.zhuhai.gd.cn/News/20110629/634449361873687664_1.aspx。

蔡克庭，香山县北岭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北岭村）人。澳门富商。 克庭在澳门经商，抗战前在澳门开设“三和公司”，经营汽油、火水等，规模较大，拥有“俄国面包公司”和“庐山影相馆”，经营“花尾大渡”号客轮，往返澳门与三埠（开平）航线，在澳门工商界颇有声望。他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乐善好施，担任澳门同善堂董事，对家乡办校、兴修水利等事业，建树良多。[1] 1914年，克庭与郭杓、区利仁等澳门一批热心英文教育的人士发起成立树学会，成为澳门早期的民间团体。他们设法筹募经费，建立一所初具规模的英文学校，取名为澳门英文学校（简称M.E.C），郭杓担任校长。按照香港学制，设置中一至中五各级，高年级完全用英文讲课，学期结束时，参加香港大学堂的初级试和本级试，成为当时澳门研习英文最完备的学校。1921年增设汉文小学部，改称澳门英文、汉文学校，校址迁往大庙顶街蔡家大屋。后因管理体制上的矛盾日益增大，英、汉文部分开办学，英文部因“树学会”的人散居香港而解散。[2] 抗战时期，克庭激于爱国义愤，不顾澳门商务繁忙，接受家乡民众的要求，兼任北岭乡乡长，亲自带领自卫队抗击日寇的侵略。 1939年，日寇在唐家登陆后数天，派出一股兵力从拱北东海边（接连桥处）向拱北一带登陆，克庭带领乡自卫队在“坟头拗”及“岭仔”两处阻击，击毙日军一人，击伤一人。而自卫队员黎日苏、徐孑尽壮烈牺牲。第二天，澳门报纸报导“北岭乡长蔡克庭，指挥自卫队英勇抗日，阻击日寇登陆，挫败日军锐气”，大加赞扬。 日寇攻占拱北后，北岭乡大多数乡民都逃到澳门避难。克庭热情接待全部乡民，他将往返澳门与三埠间的“花尾大渡”号停航，泊在澳门筷子基处，安排好各个家庭住宿，单身汉安排在“三和公司”厂房居住。乡民把“花尾大渡”号客轮称为“难民船”。克庭自己出资及乡府政的余资资助，每月向乡民发放粮食，并按月发给一些零用钱。经过约八个月，日寇才准许乡民回乡种地，乡民逐渐回乡。克庭此举，北岭乡民感恩戴德，永记在心。[1] 1942年10月，经澳门政府批准立案，成立镜湖医院慈善会，每年一届，这届首席值理是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刘叙堂。刘叙堂一心想推荐马万祺加入值理会，想请马万祺替代自己。但马万祺一再辞谢，刘叙堂改请克庭加入值理会。从此，克庭为镜湖医院发展尽心尽力，作出重要的贡献。[3]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克庭从澳门回到北岭乡，庆祝抗日胜利。他自己出资在北岭乡蔡氏大宗祠，宴请全村乡亲老少，盛况空前。 克庭为北岭小学出钱出力，做了不少工作。在他带动下，乡民纷纷捐资，他邀请同乡徐礼儒协助办好北岭小学，他自任校长。除聘请良师外，还增添设备、学生台凳等一大批。他一直以善长人翁闻名，乡中喜庆事宜、公益事业，都与他商量，他无不热心大力支持。[1] 后来，克庭重返澳门经商。他的第二子蔡昌銮在重庆结识张大千，两人成为至交好友。1949年春节过后，克庭邀请张大千从香港前来澳门游玩。张大千偕四夫人徐雯波及家人到澳门做客，一家人住在澳门邮政总局后面大堂街18号的蔡家大屋（今永基大厦），一住就是三个半月。张大千结识澳门画家黄蕴玉、容漱石、马少如、招名山，摄影家卢势东等文人。当时，张大千在蔡家辟有画室，经常挥毫泼墨，他对澳门本地画家十分热情，不时请他们到蔡家大屋看他作画，一起切磋画艺，交流心得。[4] 在克庭的陪同下，张大千遍游澳门名胜古迹，如大三巴牌坊、妈姐阁（妈阁庙）、观音堂（普济禅院）等。张大千住在蔡家，生活平静，很有规律。他每天早晚两次去西湾或松山散步；白天有时到卢家花园观景。他在蔡家的大厅铺了一张画案，有空时就作书绘画。一天，蔡家大小姐向张大千求画。张大千看见大小姐年方二十，正值青春妙龄，长得亭亭玉立，楚楚动人，拟将画画在她身上。之后，蔡小姐做好白绸旗袍，赶紧拿给张大千，克庭兴致勃勃地跟来观赏。张大千将这件新白绸旗袍铺在画案上，上下度量了一番，即提起毛笔，在旗袍上面画开了。不多一会，就画好了。蔡小姐欣喜地从画案上拿起自己的衣服，只见雪白的正面上画上了一朵盛开的红荷花，还有一两个含苞欲放的花蕾。整个构图显露出荷花娇艳，荷叶碧绿，十分雅致。蔡小姐将旗袍披在自己的身上，在衣上的红花绿叶衬托下，显得秀丽可人。克庭夸赞不已。时值初夏，第二天，蔡小姐就将这件荷花旗袍穿在身上，招摇过市，专门到几家朋友处展示。克庭发现张大千喜欢动物，尤其爱猿。于是请朋友帮忙，出重金托人从泰国买回来两只长臂白猿，送给张大千。这两只白猿，臂长过膝，行动敏捷，脾气温驯，浑身的白毛非常漂亮。张大千时而在园内对猿写生，时而逗猿嬉戏，引以为乐；还画了多幅猿画，送给克庭，他如获至宝。[5] 克庭生育五子五女，皆有所成，四个儿子在外国成为博士、成为专家，一子在香港经营航务。女儿蔡美灵与香港“李锦记”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文达结婚，夫妇俩继承先辈业绩，关心桑梓建设事业，捐资创建珠海南水“李兆南纪念学校”。[1] 60年代，克庭在澳门去世。 现录蔡克庭题写的楹联一首： 《澳门普济禅院》[6] 智慧无穷，以所空空诸历劫； 慈悲莫大，将已寿寿彼苍生。 [1]温鼎铭：《我所认识的蔡克庭先生》，载《珠海文史》（第9辑），珠海：珠海政协，1990，第101-103页。 [2]《树学会》，载“世界名人网＂，2012年5月1日，http://www.shijiemingren.com/doc-view-28114.html。 [3]谢常青：《马万祺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 [4]《张大千与澳门》，载“中国新闻网＂，2006年7月31日，http://www.chinanews.com/2001-03-20/26/79607.html [5]李永翘：《张大千：飞扬世界》，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第307-309页。 [6]《港澳宗教场所联》，载“佛缘资讯＂网，2011年6月21日，http://www.foyuan.net/article-141649-1.html。

曹雨亭，字应逵，号雨亭，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人。澳门富商。曹有兄长。[1] 曹氏先祖移居澳门，曹氏家族逐渐在澳门繁衍，发家致富。 曹雨亭和弟弟曹有创办曹存善堂、曹连益堂等商号，拥有大量物业和房地产。[2] 1874年秋，澳门遭受飓风之灾，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在郑观应等带动下，澳门绅商纷纷助筹赈务，设立“澳门协赈公所”，专“有募收绅士，随时汇交起解”，救济内地受灾诸省。仅在“协助晋赈一案”内，由山西巡抚劄饬咨报的“办赈出力绅士”名单中，“澳门协赈公所”有何伯贤、冯颂清、陈兆祥、曹应逵、曹应贤（有）、沈荣煜（旺）、伍其政、龚廷章、王应昌等在列；尤其是澳门“存善堂”董事曹雨亭兄弟等，忧念“晋省久困灾饥”、“慨发宏愿，捐银万两”，善款之巨，为“连年各省筹赈输助”、“无论官捐民捐，均所未觏”。[1] 曹雨亭和周者宜创办广州润身社善堂。润身社善堂原来不是慈善机构，而是当时东关汛一些文人学士于1869年在大东门外线香街46号，组织两个吟诗论文的团体。清光绪年间，东关汛一带，时疫流行，贫苦百姓染上瘟疫，无钱医治，又复求救无门，死亡很多。润身社的同人目睹此惨像，殊觉不忍。 曹雨亭、周者宜两位澳门富商捐资购置广州荣华南46号的四便过大屋兴建堂址，开始办理慈善事业，并由各人自动捐款作为救济之用。由于措施得当，成绩卓著，影响大。瘟疫过去后，还有不少病患者上门请求医治。该社同人扩大组织，改为专营救济业务的善堂，推举何梦觉为董事长，聘请有名中医数人，打开大门，接受病员，赠医赠药，兼施衣施粥救济贫民。当时劳苦大众及一般人士对该善堂颇为称颂。该善堂并办有润身社小学，由何煜林任校长。润身社驻堂诊症的有梁佩赓、李汇川等医生，并特约会诊医生潘静江。 沦陷期间，全体董事星散。该善堂改由石室主教负责，取消中医中药，仅派出西医一名驻堂担任医务，其他业务已停办。小学停办了近十年，学校所有设备，损失殆尽。 抗战胜利后，润身社善堂无人负责，由李汇川、周达材、梁锡洪、卢幻海、黄顺之等临时维持，渐次恢复诊疗（李汇川任医生）、教学等业务。之后国民党政府社会局派丁鸿训为负责人到润身社主持，翌年改派麦思敬负责。解放后，润身社善社参加公益社团联合会。1955年迁至中山四路33号（惠爱堂对面）成为公益社团第五诊所，之后又迁河南同庆路，后又由广州市卫生局改为宝岗卫生院。[3] [1]汪叔子：《郑观应与穗澳社会经济合作》，载《澳门回归与穗澳合作前景》，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2]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3-174页。 [3]广州政协：《广州文史资料》（第22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第202-203页。

毕漪汶，女，原籍广州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生于香港。澳门教育家。[2]澳门富商毕侣俭与元配妻子所生的女儿。[3] 漪汶少年时代入读澳门粤华中学，高二后转读培正中学。受粤华中学廖奉基校长的影响，在进步同学介绍下，她参加“群学社读书会”，开始阅读苏联进步小说，对新思想有了初步的认识。她经历日寇侵华的磨难，与同学辗转回到内地求学，1949年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同年，她回到澳门，在朋友支持下，接办经济困难的东南学校。东南学校建于1949年，已有60多年历史，发展成为具备从幼稚园至高中完整规模的学校，学校发展每一步，都浸透了漪汶的心血。她竭尽心力为澳门培育良才，深得东南学校教师、家长、校友和学生的爱戴，凝聚成“爱国、爱澳、爱校、爱家”的东南学校精神。为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她在东南学校升起了五星红旗，东南学校成为澳门第一批升起五星红旗的教育机构。 1997年，漪汶成立“东南教育促进会”，注册为法人团体，她把用自己名义注册、有近五十年历史的东南学校所有财产交由该会管理。这一义举，获得澳门各界社会的赞扬和钦佩。 为了教育事业，漪汶鞠躬尽瘁，终生不嫁。她不仅对教育事业倾注毕生的心血和精力，而且对澳门整个教育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1949年开始，她参加澳门中华教育会工作，历任监事、理事长，2004年起担任副会长，为澳门教育事业立下汗马功劳，为澳门繁荣稳定作出杰出的贡献。1982-1994年，她担任中华教育会理事长。期间，她与全体同仁同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为教师争取提高其专业地位，为教师争取合理的待遇，为在职教师争取到专业文凭课程；改建教育会大楼，发展会员文体福利工作，关心老年教师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问题。 1988年9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漪汶担任委员，与其他委员一起承担制定颁布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历史使命。1993年1月起草委员会召开的第九次全体会议，正式通过澳门基本法（草案）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的设计方案。她成为澳门特区区旗设计意念最早的提起人之一。她参加澳门基本法协进会，在后过渡期积极进行宣传和推介基本法活动；历任广东省第六届、七届、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又任第二届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澳门语言状况关注委员会委员等职。 漪汶热心办学，关心社会，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尤其对澳门慈善事业及内地偏远贫困地区捐资助学。她担任澳门大专基金会会董兼监事长、澳门中华总商会教育顾问、澳门镜湖慈善会名誉董事、中山大学澳门校友会永远会长等职；[1]1988年荣获澳葡政府教育劳绩勋章；2003年荣获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功绩勋章。 2006年，漪汶去世，终年82岁。2007年4月24日，行政长官何厚铧出席毕漪汶铜像揭幕仪式。[4] [1]《毕校长回顾》，载“东南学校＂网，2012年2月10日，http://www.tongnam.edu.mo/system2/school.php?fid=2&tid=2。 [2]《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0-811页。 [3]郑振伟：《邝秉仁先生与澳门教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33页。 [4]《行政长官何厚铧出席毕漪汶铜像揭幕仪式》，载“澳门特别行政区新闻局＂网，2007年11月24日，http://www.gcs.gov.mo/showCNImage.php?DataUcn=6538&PageLang=C。

陈权，又名陈沦，原籍新会外海（今属江门市江海区外海镇），生于澳门。著名工运领袖、烈士。陈淑英二兄。 兄弟姐妹五个，陈排行第二。一家人靠祖父在澳门经营一间小店铺维持生活。他少年时，祖父不幸去世，家道从此破落。不久，母亲患病早逝。父亲体弱多病，被迫将长女卖给香港一户人家；二女又被人拐走。生活的重担落在陈一人身上，他带着弟弟陈九榆帮人打短工，在街边卖云吞，却难使一家五口得到温饱。年迈的祖母被迫求乞度日，艰难的生活环境，使陈快速成熟起来，对这个吃人的剥削社会无比憎恨。 1915年，年仅13岁的陈带着弟弟到香港谋生，先在海员俱乐部半工半读，之后到“亚洲皇后”号轮船上当海员，陈九榆在九龙太古货仓当搬运工人。不久，祖母、父亲相继去世，幼妹陈淑英也来到香港当车衣女工，陈兄妹三个相依为命。后来，在陈的影响下，陈九榆和陈淑英都参加革命。 在“亚洲皇后”船上，陈结识了比他大一岁的陈郁，并成为好友。当时海员受尽压迫和剥削，怀着强烈的反抗意识。孙中山为革命而奔走于海内外，常与香港海员接触，大力鼓励海员们团结起来，为获得应有的权益而斗争。陈炳生、苏兆征、林伟民等人于1913年在海员中成立“联义社”，为孙中山筹措经费、运送军械和掩护革命党人。陈参加联义社，并很快成为“亚洲皇后”号轮船联义社分部的负责人。为了团结教育海员，解决大家的福利问题，他和陈郁在船上成立剧社“工余乐社”。有一次，孙中山与宋庆龄乘坐“亚洲皇后”轮从香港到檀香山。陈特地邀请孙中山夫妇观看“工余乐社”社员演出的戏剧节目，孙中山看后赞不绝口，叫宋庆龄即席题写了“声闻湖海，谊重乡邦”八个大字，赠送给他们留念。陈等接过这珍贵的墨宝，十分兴奋。 1921年3月，林伟民、苏兆征等先进分子建立中国海员第一个工会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陈成为该会的骨干之一，在船上建立海员工会的支部。1922年1月，海员工会为提高工人的工资，改善劳动待遇，发动香港海员大罢工。陈带领全船工友积极参加罢工。经过这次斗争，陈更加认识到工人团结斗争的巨大作用，他经常接近林伟民、苏兆征等人，热心地为工会工作。林伟民、苏兆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常对陈等工会干部进行教育，使他对党的认识不断提高。1925年5月31日，英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杀害示威游行的工人，制造“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广州后，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发动省港大罢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带头回应。根据苏兆征的指示，陈在码头向海员们宣传罢工的目的和意义，将船票分发给他们，送他们回广州参加罢工。随后，陈带着弟弟陈九榆、妹妹陈淑英回到广州。他来到越秀南路惠州会馆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报到。苏兆征指示他带人持广东革命政府的告示去封闭烟馆、赌馆，将其改为罢工工人宿舍和饭堂。在罢工爆发后，中共广东区委十分重视在海员中吸收党员。1925年6-7月，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他和梁祖谊介绍陈郁入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成立党支部，张瑞成担任支部书记，陈和梁祖谊、陈春林、何来、方才、戴卓民等20多人为主要成员，在香港海员中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陈成为省港罢工委员会的中共党团成员。 1925年7月，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共党团负责人邓中夏、苏兆征等接受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提议，建立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罢工的最高议事机构。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是一个充分体现工人阶级民主权利的机构，可以讨论决定重大决策问题，选举和罢免罢工委员会职员，制订罢工中的一切规例和法则，在罢工斗争中具有至高无尚的权力。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选举了80名海员，组成海员代表团出席罢工代表大会，代表团团长就是陈。陈十分感谢工人群众对自己的信任，他决心全力反映海员们的意愿和要求，争取罢工的胜利。每次开会前，邓中夏都要召集陈、彭松福、罗珠等十多名党团员在文明路区党委二楼开会，商量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应提出甚么议程和方案，听取省港委员会党团对议案的指示。会后，陈等人就与各工会的代表交换意见，将党的主张巧妙地在各代表团中散布，以保证在代表大会上能通过中共党组织提出的意见。陈领导的海员代表团人数众多，意见统一，在代表大会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陈具有丰富的阅历，能耐心地向众人说明道理，使大家都心悦诚服拥护他。陈铁面无私，敢作敢为，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英勇斗争精神。1925年8月10日，工贼梁子光在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上诬蔑苏兆征贪污受贿，并要殴打罢工委员会顾问黄平。陈挺身而出，冲上前去制止梁子光行凶，迫使梁子光等退出会场。8月13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扣押梁子光。陈自告奋勇，亲自带领十多名工人到东亚酒店捉拿梁子光，押回东园关押。1926年初，省港罢工委员会会审处主任谭华泽徇私舞弊，包庇走私犯。陈知道后，检举了谭华泽的劣行，提议当场审讯他。接着，陈又带人将谭华泽押到代表大会，当众出示罪证，谭华泽不得不低头认罪。 1926年3月31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举行第一百次会议，陈总结代表大会的工作成果。他指出“各代表知道这次反帝国主义不是三两日便可成功的，一定要很长期的奋斗。在此长期奋斗中，内部一定要很团结，很严密，才可以致胜。”当时，工人们称陈、何耀全、彭松福、罗珠、黄钊等五人出席罢工代表大会的党员为“五虎将”。 在省港大罢工中，中共广东区委成功地进行广州、香港的工会组织统一运动，加强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为后来的革命斗争打下了雄厚的基础。陈在这场斗争中作出了较大的贡献。l925年7月下旬，邓中夏两次召集苏兆征、李森、何耀全、林昌炽、陈等人在区党委开会，认为在香港除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等属大产业工会外，其他大多数工会都是行会和同乡会，不符合国际职工工会的组织原则。香港不少工会被黑社会人物或品行不端的人把持，组织散漫，行动不统一，严重影响省港罢工斗争的深入开展。因此，邓中夏、李森等提出培养工运骨干，教育、争取广大工人群众，先按产业建立现代工会，然后再成立香港统一的工会组织。同年冬，海员党支部决定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为核心，策动香港运输业工会的大联合。11月初的一天，他们组织在广州的海员在越秀山海员路举行游行活动，参加人数达七八千人，并邀请香港各工会的负责人出席。苏兆征、陈、戴卓民先后站在海员亭上发表演讲，号召香港运输行业的工人发扬1922年海员大罢工的光荣传统，立即联合起来，在统一的工会领导下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在反帝斗争中起先锋作用。工人们听后纷纷鼓掌表示赞成。1926年1月3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广州太平戏院召开全体同人大会，讨论改组问题，陈、何来、唐汉、张瑞成相继发言，说明改组海员工会组织的重要性。大会选出苏兆征、陈等一百名代表参加即将举行的全国海员代表大会，1月5日，全国海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在文明路广东大学举行，到会代表和来宾一千多人，陈担任大会的宣布员（执行主席）。1月7日中午，全国海员代表大会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礼堂举行第一次会议，陈又被推选为临时主席。1月9日，大会决定成立全国海员总工会，选举苏兆征、谭华泽、陈等15人为执行委员。1月16日，全国海员总工会在陈的主持下召开第一次执委会议，公推苏兆征担任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担任组织部主任兼调查部主任，并和何来等一起负责广州分会工作。全国海员总工会成立，促进全国海员的团结，对其他行业的工会影响甚大。在党培养下，陈从一个普通的海员成长为全国海员的领袖之一。同年1月15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海员俱乐部召集香港汽车、邮差、内河、集贤、帆船等工会代表开会，陈担任会议主席。大家一致赞成组织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3月1日晚，陈参加运输业工会的筹备会议，并负责起草工会的组织章程。3月19日，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在省教育会礼堂举行成立典礼。3月26日，陈在香港运输工会代表大会上提出组织章程草案，征求大家的意见。经代表们讨论后加以修改，得到大会的一致通过，4月10日，香港金属业总工会宣布成立。这时，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庆祝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认为统一香港工会组织已成熟，决定以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香港金属业总工会为两大支柱，带动各行各业工会，成立香港总工会。4月4日晚，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在惠州会馆主持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冯敬、陈、黄金源等24人被推选为香港总工会筹委会委员。陈负责筹委会秘书处工作。4月9日，筹委会在东园训育亭开会，陈担任宣布员。4月15日，香港总工会在欢东路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举行成立大会，陈是大会主持人之一。次日，他被选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4月23日，香港各工会代表经过八小时的投票选举，选出冯敬、陈等21人为香港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4月25日，香港总工会代表大会闭幕，陈在会上作了大会经过的报告。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陈作为海员代表参加大会。之后，陈作为香港总工会的负责人之一，活跃在省港工运战线上。1926年5月26日，香港总工会召开常务会议，负责组织部工作的陈作了情况汇报。6月27日，香港总工会召开第九次常务会议，陈作了组织发展的报告。7月13日，海员劳动童子团成立，陈代表全国海员总工会为成立典礼揭幕。7月19日，香港总工会召开第十二次常务会议，陈总结组织部的工作。同年冬，他与一个海员的女儿谢有容结婚。 1926年10月，省港大罢工结束，陈参加处理罢工工人的善后工作。11月初，他到香港交涉海员的复工问题。1927年初，受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委派，陈前往比利时参加世界反帝国主义及殖民地侵略大会。同年5月初，他回到香港，知道广州发生“四一五”政变，大批工友倒在敌人的屠刀下，感到无比悲愤。他在香港铜锣湾租了一所房子，领导省港海员与敌人斗争。他建立海员义勇团、罢工维持队等工人秘密团体。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同年8月11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成立南方局，陈被任命为南方局成员。9月下旬，他又赴汕头准备运送军械给南昌起义军。10月15日，他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并投入到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中去。12月初，大部分省委领导人回穗参加起义，陈留在香港工作。1928年初，陈被调到上海工作，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领导长江中下游的海员工人运动。他在上海四川路仁智里开设怡安俱乐部，作为联络站。1929年2月，敌人在愉安俱乐部逮捕陈等人。他在敌人审讯时编造一套假口供，说自己名叫陈沦，是一个海员，因到怡安俱乐部找人而被误捕。敌人摸不清陈的底细，判了他八年有期徒刑。在监狱中，他表现出无比坚定的革命意志。当妻子来探监时，他劝妻子不要伤心，将唯一的女儿抚养成人。他托妻子转告妹妹陈淑英，要她努力为党工作，随时准备流血牺牲。 1929年冬，陈患了重病，狱方不给治疗。同年11月1日，陈含恨病逝，年仅27岁。 陈权长期在广州从事工人运动，是省港闻名的工人领袖。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民政部追认陈权为革命烈士。[1] [1]《陈权》，载“中国广州网＂，2008年8月8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陈晚霞，女，原籍香山县下恭都黄茅斜村（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生于澳门。陈永安之女、陈龙孙女、陈芳曾孙女。 父亲陈永安三岁时[3]，跟着爷爷陈芳在梅溪村长大，陈芳对这个长孙非常痛爱，爱护有加，经常给予教诲。后来，陈永安入读日本陆军学校，加入同盟会，担任岐关公路公司第一任董事长。 陈永安先后娶了四房太太，但只有晚霞这一根独苗，加上父亲过继给叔叔陈赓儒，太祖母李杏这一房人，这一代只有她一个了。 晚霞生于澳门医院，在澳门读小学，在广州读中学，在上海沪江大学读大学。小时候，家里人怕晚霞被宠坏，在读小学三年级时就把她送到学校寄宿。在上海读书时，晚霞认识了莫先生，1943年与莫先生结婚，1973年从香港到美国定居；夫妻生育两女一子。 多年来，晚霞一直是协助丈夫打理生意。莫先生于1984年逝世。 1985年，晚霞第一次回到梅溪村，之后几乎每年，她都要回乡一次。每次回来，她都拿着一束鲜花去陈家墓地，把鲜花轻轻放在墓地里，然后在墓地石凳上坐一坐。 岐关公路公司剪彩时，晚霞约十岁，穿一件花的天鹅绒衣服，站在父亲旁边，她身后站的是当时中国交通部官员，再后面站的是港督和澳督。剪彩结束时，她就先走了，走在港督和澳督的前面。父亲当时40多岁，瘦瘦的，模样很英俊。当时岐关公路是全国最好的一条公路，剪彩盛况空前。[1] 1993年，晚霞从美国带回陈芳木雕饰盒，捐赠给珠海市博物馆。该盒是陈芳担任清朝驻夏威夷第一任商董的遗物，花梨木质，长方体，有盖，长26.5厘米，宽11.5厘米，高8厘米，盒四边浮雕人物亭榭，盖面雕刻几株花卉。[4] 2000年9月，晚霞去世，终年83岁。 [1]武廷兰：《美丽的珠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52页。 [2]陈晚霞卒年资料由刘云德教授提供。 [3]刘云德、徐炜：《陈芳传记》，载“珠海梅溪牌坊＂网，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4]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珠海市文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