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第一位來華牧師，也是美國研究中國語言文學的第一人。1801年4月22日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12歲洗禮。1826年畢業於安姆赫特學校，隨後入安道華神學院就讀。1829年10月受美國公理會派遣赴中國。1830年3月22日抵達澳門，受到馬禮遜接待。由於裨治文專向中國人傳教，故先要學習華文，並得梁發協助其工作。1830年裨治文與馬禮遜、雅裨理等人發起組織廣州基督教徒聯會，主要宗旨是聯絡西國教徒；設立資料庫、圖書館；出版華文聖經教本。隨後參加益智會、馬禮遜教育協會、醫藥傳道會的工作。1832年創辦英文《中國叢報》（又譯《澳門月報》、《中國文庫》），先後在廣州、澳門出版。該報是鴉片戰爭前後外國人在華創立的重要刊物。初由馬禮遜倡議，美商奧利芬特負責在紐約進行印刷器機設備的籌募。裨治文辦報態認真、立論較持平，以大量文字記錄了鴉片戰爭前後重大事件及背景。1843年11月，任英商馬地臣創辦的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秘書。1839年2月在澳門創辦馬禮遜學堂，容閎曾在該學堂學習六年。同年6月15日應欽差大臣林則徐之邀，到虎門觀察銷煙。1843年出席香港傳教士商討重譯《聖經》會議。1844年2月，美國使團到達香港，裨治文充當顧盛的翻譯和秘書。1845年參加簽訂《中美望廈條約》。1853年任上海公理會牧師。1856年在上海外僑組成的學術團體一上海文理學會任會長。1857年促成皇家亞洲協會華北分會成立，被選為主席。1858年為簽訂《中美天津條約》而出謀策劃。他於1841年在澳門出版《廣東方言撮要》，此書有助歐美人士學習中國語文，更可從學習中認識中國文化。1861年11月12日在上海去世。

戴成功，女，原籍廣東省五華縣，生於香港。孫婉與戴恩賽之女、孫中山外孫女。 成功定居澳門，在澳門粵華中學完成小學、中學學業。1955年1月，父親戴恩賽病逝後，她與母親孫婉相依為命，照料母親生活，終身未嫁。[1] 1979年初夏，一直居住澳門的成功前往北京拜見外祖母宋慶齡時，得知自己同母異父的兄長王弘之在上海。之後，成功來到上海與王弘之相見。 成功回到澳門後，把自己在上海見到哥哥王弘之的消息告訴給母親孫婉，並拿出她與王弘之的合影。孫婉戴上老花鏡仔細看了看兒子說，分手時還是個小孩，如今已變成老頭子。 成功告訴母親，哥哥王弘之將於7月份來澳門時，孫婉屈指數了數，高興地對女兒說，馬上就要見到你哥哥了！ 當時孫婉興奮過度，血壓驟然上升，雖送醫院搶救，終因醫治無效，1979年6月3日與世長辭，留下了未能與兒子再見一面的遺憾。 噩耗傳到上海，王弘之痛不欲生。1988年，王弘之來到香港與1947年離滬赴台的姐姐王蕙第一次相見。1989年，王蕙回上海看望王弘之，邀請弟弟到台灣探親。1991年7月，王弘之生平第一次踏上祖國寶島台灣，再度與姐姐王蕙相會。更使王弘之高興的是，父親王伯秋照片等資料，在廣東中山翠亨村孫中山故居紀念館陳列室展出。 孫中山有四個外孫，都是孫婉所生。孫婉經歷兩次婚姻，共生育四個孩子。他們是長女孫王蕙、長孫子王弘之，次孫女成功和幼孫子戴永豐。廣州解放前夕，戴永豐沒有隨父母到澳門，留在廣州，進入嶺南大學攻讀畜牧，取得碩士學位，並留校從事畜牧免疫學研究；後來，不幸患上肺結核，咯血不止，窒息而死。[2] 1981年5月27日成功與孫科的女兒孫穗英、孫穗華及已抵京的其他親屬一起，前往宋慶齡的住宅，看望外祖母宋慶齡，在她的病榻前問安。[3] 1985年2月9日、10月8日，成功回到翠亨參觀；1985年11月12日，成功到翠亨參加孫中山誕辰119周年紀念活動。 1988年1月6日，成功回到五華縣河東鎮澄塘村尋根問祖，受到該縣黨政領導和群眾的熱烈歡迎和接待。 1991年4月9日，成功因嚴重糖尿病引起腎功能衰竭，不幸在澳門鏡湖醫院去世，終年69歲。. 戴成功的喪禮十分隆重，除澳門各界人士參加外，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務院、港澳辦、新華社澳門分社和香港分社及廣東省政協都送了花圈。戴成功生前熱愛祖國，關心祖國的統一，20世紀80年代擔任第五、第六屆廣東省政協委員。[1] [1]《戴成功》，載“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網，2012年3月2日，http://www.sunyat-sen.org/sun/showqshy.php?id=27。 [2]《孫中山先生的婚姻與後代》，載“網易＂網，2010年2月12日，http://book.163.com/09/1023/14/5MALTTS400923INP_3.html。 [3]《戴成功看望外祖母宋慶齡》，載《人民日報》，1981年5月28日。

陳康大，又名陳龍，生於香山斗門南山（今屬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南山村）。 康大18歲時，隨父兄經澳門，飄洋過海到美國加里福尼亞謀生，起初，他白天在胞兄開設的米店做搬運工，晚上到華人區教堂學習英文，學得一口流利的英語。這對他日後與洋人打交道和事業發展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 兩年後，康大在加州薩克拉門地區，按照四六分成，租種2000英畝土地種植蘆筍（龍鬚菜），每年僱用華人農工五千餘人。[1] 1906年，康大轉到桑尤幹墾區在北加州三角洲中南部斯托克頓附近，以每年7000元租金租下1125英畝土地，種植馬鈴薯和穀物。他與許多華人佃農一樣，同時租種幾家地主的土地，但他經營規模很大。20世紀30至40年代，他在三角洲租種土地，幾乎構成一個農業帝國。20多年來，康大一直是薩克拉門—桑‧尤幹三角洲中心最大經營者。1913年，他在俄勒岡科雷默斯瀑布附近買下2000英畝土地，僱人種植優質馬鈴薯。30年代，除供應加州市場外，康大的馬鈴薯銷售到美國其他地方，因此，康大被稱為“薯仔大王”。 康大出身於中國南方農村，放過牛，念過私塾，但他並不擅長耕種技術，而他善於經營管理。他每年僱用五六百名農業工人，既有華人，又有墨西哥人，擁有70匹馬和兩艘駁船用作運輸。他自己乘船或乘馬車經常來往於各片土地之間，進行籌畫和監督耕種。 康大生育五子：陳榮、陳華、陳富、陳貴、陳壽。他們說，父親的成功，主要在於他擅長與地主、債主們談判；懂得找多少工人進行耕種、收割；懂得如何運送工人、安排他們的工作和食宿及把握市場行情，以最好的價格將馬鈴薯等農產品銷售出去，所以，經營狀況特別好，每年從農業上獲取十多萬美元的利潤。 除在三角洲經營馬鈴薯種植業外，康大把業務擴展到其他領域中去。1884-1900年，他在阿拉斯加包裝協會的大馬哈魚罐頭廠當“包工頭”，後在薩克拉門加利福尼亞州首府開設一家星記公司；在三藩市開設一家出口公司和一家“上海大公司”的包裝公司。當時，他在中國最大商業機構之一的上海永安公司購買不少股票。1919年，陳氏家族成員成立一個“美國華人農場總公司”，資本達到100萬美元。 康大羈旅異邦，心懷桑梓。辛亥革命前夕，在同盟會會員、旅美同鄉陳耀恆的影響下，他積極回應孫中山在美國向華僑發出的“踴躍捐資，以助成革命大業”號召，捐款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並經陳耀恆引薦結識孫中山，他們多次在三藩市陳典敬（珠海斗門華僑）開設的“五湖藥店”見面，親自聆聽孫中山宣傳革命反清的道理。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不少旅美華僑失業，生活無著。康大樂意安排他們在自己的企業工作，薪酬特別優厚。20世紀20年代，家鄉盜賊蜂起，雞犬不寧。康大聞訊，慨然捐款資助南山鄉建造一座防禦性的碉樓“鎮南樓”，捐款購置槍械，增強家鄉的聯防力量，一直到抗戰時期，鄉親們仍使用“康大公的槍”。1938年，南山鄉一群進步青年為了抗日戰爭的需要，興辦活然小學（後更名前鋒小學），當時在澳門定居的康大慷慨出資贊助。 康大憑著智慧和毅力，在美國環境中艱苦創業成長起來的華僑企業家和資本家。雖為巨富，但他從不炫耀，生活儉樸，樂善好施，常常接濟有困難的鄉親。一輛小汽車成為他唯一的“奢侈品”。他不惜把財富用於擴大再生產和公益事業。 康大是第一個擁有福特牌履帶拖拉機的華人。1933年，他結束在美國半個多世紀的創業生涯，回國安度晚年。[1][2]20世紀20年代，他在澳門荷蘭園一帶買房定居，經商貿易。[3] 1939年，康大在澳門逝世，終年75歲。 其長子陳榮在三藩市經營公司。次子陳華管理星記領地。三子陳富以管拜倫領地。四子陳貴負責俄勒岡的土地，後加入商船隊，再後開餐館。五子陳壽是一個菊花種植者。[4] 1989年，孫子陳國男等捐獻鉅款給家鄉興建一座新學校，鄉親父老將學校命名為“南山康大學校”，以作紀念。之後，陳國男每年捐贈500美元給學校用於獎學獎教，深受鄉親和師生的讚揚。 一個世紀以來，康大子孫昌盛，人才輩出，現今定居在美國的有三四百人。他們當中有“菊花大王”、“玫瑰大王”、醫學教授、牙科醫師、工程師、律師、廚師、神學士等。每年7月的第二個星期天，聚居在加州陳氏族人舉行一次陳氏家族野餐會，陳康大的孫輩輪流主持，與會者二百多人，熱鬧非凡。 陳康大的事業取得巨大的成功，後人將他的名字和事蹟載入加州的史冊。著名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麥禮謙將他的事蹟收錄在《美國華僑簡史》一書。[1][2] 2001年7月，陳氏家族一行19人，在陳國男的帶領下回家鄉尋根訪祖。陳國男生於澳門，並在澳門讀書，12歲時隨家人移民美國加州。大學畢業後專攻玫瑰花的改良栽培，有“加州玫瑰花王”的美譽；擁有聖荷西最大的花卉種植園，是聖荷西所屬的聖地克拉拉郡農場局主席和第一位華城市規劃委員。聖荷西是世界著名的矽谷，當年華人在政界幾乎沒有代表。作為灣區菊花會創始人之一，農學專家陳國男帶動和扶助了一批亞裔人士參政，為爭取亞裔權益積極奔走，並推動灣區華裔青年參與公眾事務，參與創建為亞裔移民提供各種服務的社區機構亞美社區協進會。[5] 2007年7月4日，陳國男遺孀率領陳氏家族一行16人，在珠海市、區、鎮僑務部門領導的陪同下，回到斗門區乾務鎮南山村尋根訪祖，參觀南山康大學校及祖屋，並探望親人，增強與家鄉聯繫。陳國男夫人表示，他們在美非常想念家鄉。今次回鄉，發現珠海發生很大變化，感到很高興。南山康大學校2003年併入五山中心小學，該校佔在面積十萬平方米，政府投資3500萬，是一所設備、功能齊全的省一級學校。原南山康大學校現成為五山中心幼稚園。陳夫人表示，康大學校雖不存在了，但陳氏家族對家鄉教育事業的關心和支持會持續下去，今後每年他們將從美國的陳國男基金會中拿出部分資金，説明家鄉的貧困學生。[6] 2009年3月，美國第十大城市、灣區聖荷西舉行揭牌儀式，“陳國男郵政大樓”在眾人歡呼聲中正式更名。陳國男的親屬及加州灣區地方官員、各界人士、華人代表等出席揭牌儀式。[5] [1]《陳康大》，載“珠海檔案資訊網＂，2012年12月18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區達權：《美國“薯仔大王”陳康大》，載《珠海特區報》，2008年7月16日。 [3]羅祖寧：《鄉情，為四化建設添磚加瓦》，載“珠海市地情網＂，2010年11月28日，http://www.gd-info.gov.cn/shtml/zh/zszh/2009/09/04/11613.shtml。 [4]《乾務歷史人物》，載“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網，2011年6月21日，http://qianwu.zhnews.net/2010/1022/190.html。 [5]《以斗門華僑命名美國陳國男郵政大樓聖荷西揭牌》，載“廣東僑網＂，2010年5月30日，http://www.gdoverseaschn.com.cn/qw2index/2006dfqw/2006dfqwzh/200903170006.htm。 [6]《美國著名僑領陳康大後裔返珠海尋根》，載“廣東僑網＂，2008年12月10日，http://gocn.southcn.com/qw2index/2006xgzl/2006xgbd/200707060011.htm。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1月25日─1763年2月12日)12月22日，法官兼司庫米蘭達•索薩(António de Miranda e Sousa)以及他的助手里貝羅•吉瑪拉斯(António José da Costa João Ribeiro Guimaraes)和公證員亞歷山德勒•康博斯(Alexandre Pereira de Campos)，及以主教名義前來的代理主教庫斯托迪奧•吉爾(Custódio Fernando Gil)，抵達澳門，居住聖保祿學院，法官米蘭達•索薩將學院交予代理主教庫斯托迪奧•吉爾。

黃家儉，曾用名黃儉，香山縣斗門大濠涌（今屬珠海市斗門區斗門鎮大濠沖村）人。烈士。 1939年，黃家儉調到中共黨組織報艇工作，1940年6月，報艇從澳門運進步報刊、書籍回斗門，駛到澳門三塘口被日寇發現，在艇上搜出新華社電訊稿、《新華日報》等抗日報章，日寇將艇上人員押至馬羅洲，後轉押灣仔銀坑石排殺害。[1] [1]《斗門縣抗日、解放戰爭時期革命烈士名錄》，載“斗門區地情網＂，2012年11月11日，http://dmq.gd-info.gov.cn/books/dtree/showbook.jsp?stype=v&paths=9971&siteid=dmq&sitename=斗門區地情網。

鄭景康，字潤鑫，香山縣三鄉雍陌鄉（今屬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新聞攝影事業開創人之一。鄭觀應第四子。 1904年4月，鄭觀應任粵漢鐵路廣東購地局總辦期間，喜得第四子景康。鄭觀應早年加入孫中山創建的同盟會，之後從愛國主義立場出發，開辦不少有利民族工商業的事務。從少年時代起，景康受到父親進步思想和愛國言行的影響。鄭觀應主張兒子繼續自己的夙願，經商創業，這一點讓景康難以接受。因他愛好繪畫和攝影藝術，之後並選擇攝影作為奮鬥終身的革命武器，成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和新聞攝影事業的開創人之一。 1920年，景康中學畢業後，父親將他送入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讀書。父親去世後的次年（1923），景康離開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繪畫，同時學習攝影，開始研習攝影藝術。 1929年夏，景康變賣父親留下給他的一筆遺產，離開上海前往香港開辦一間“景康攝影室”，專門從事人像攝影。幾年後，他在人像拍攝技巧和暗室技術方面，積累豐富的經驗。1932年春，為更好地接近大自然，反映祖國的美麗山河，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他離開香港回到內地。從此，他的攝影創作從攝影室的人像攝影轉入更廣闊的領域，擴大到風光、花卉、戲劇和民俗等各種題材。之後四年，他先後遊歷廣東、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攝大量表現祖國巍偉的河山、優美的古跡名勝、動人的民俗風光照片，還有一些以花卉和戲劇或反映下層勞動人民生活的作品，積累大批的素材。 在文藝界朋友和同行的熱情鼓勵下，1934年11月1日，“鄭景康個人影展”在北平開幕。這次展出他歷年來創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分為“風光”、“花卉”、“民俗”和“戲劇”四類，內容豐富多彩。原計劃只從1-7日展出一周，但受到熱烈歡迎和讚譽，臨時延期再展七天。這次展出受到各界的好評，當時《北平晨報》刊文介紹，認為他是“名聞南國的大攝影家”、“鄭君的作品，取柑立意與裡房技術已登峰造極……為不可多得之作”。讚賞其中一些作品是“絕作”、“非凡品”、“歎為觀止”等。 1935年春，在景康的發動下，北平18位攝影家舉行作品聯展，這次展出照片共238幅，而景康參展100多幅，期間，他的作品與“個展”時一樣，獲得很高的評價。《北平晨報》在報導“聯展”過程中，提到“平津各大報大致對鄭景康氏之作品最稱滿意”。當時，他已是名滿南北有極高成就的攝影藝術家。在反映祖國現實生活的作品中，人們認識到，他是一位具有強烈的愛國熱情，有著明顯進步思想的人民藝術家，是一位具有民族正義感的知識份子。1934年12月18日，《北平晨報》發表的《在時代上的需要從學影談到宣傳》一文，很能代表這個時期他的思想情況。他說，外國人從照片上（大多是他們所拍的）看到的中國人，都是“纏足女人，留著豚毛辮子的懦弱書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滿面生氣毫無的勞動者，不文明的服裝，無趣味的生活等”。因此，“我們應該負有竭力宣傳中國美麗的使命，我們要把中國的名勝從美感的鏡頭上，驕傲地表現出來，我們要把中國歷史上色澤猶新的建築古跡、古物及富有東方美的風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揚出來，我們要把中國的誠樸可風的民俗，在歡悅中拍攝成相片，我們更要把中國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徵派戲劇，民間的巧妙的手藝，留影在相片上，以散佈到歐美人士的腦海中，糾正他們往日的錯誤印象”。這段文字，迸發著作者對祖國，對人民的滿腔熱情和藝術責任感，在今天，仍然可以成為繪畫和攝影創作的方向。在30年代貧弱的中國，景康能有如此宏大的藝術抱負，難能可貴。 “七七”事變爆發後，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景康回到香港從事攝影工作，深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決心“拍攝有關抗戰的照片，為抗日貢獻出自己的力量”。1938年初，他離開香港，經廣州來到武漢參加抗日救亡活動。期間，他擔任國民政府國際宣傳處攝影室主任，冒著生命危險拍攝一批揭露日寇侵華罪行的照片，其中的一些極其有力控訴侵略者造成中國人民災難深重的野蠻行徑的歷史見證，如1938年攝於花園口決堤後災區的《縴夫》，1938年攝於日機轟炸後漢陽鸚鵡洲的《媽媽》等。 1940年12月的一天，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張穎、徐冰的幫助下，景康來到曾家岩“周公館”，見到周恩來副主席和葉劍英，聆聽周恩來副主席的親切勉勵。之後，在周恩來和葉劍英的關懷和幫助下，他秘密地離開重慶，奔赴革命聖地延安，開始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使他在攝影藝術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景康受到黨的關懷、重視和培養，從1941年1月至1945年11月，先後在八路軍總政宣傳部和聯政宣傳部任記者、攝影師，並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克服攝影器材缺乏、條件艱苦等困難，積極開展工作，利用攝影手段“歌頌人民，揭露敵人”，為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新聞攝影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1942年5月，作為攝影工作者代表出席延安文藝座談會，景康聆聽毛主席的講話，受到毛主席的接見，期間，他舉辦個人影展。當時總政宣傳部長肖向榮為他題名《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安軍民和文藝界歡迎。任弼時、賀龍是影展的第一批觀眾，毛澤東親臨觀賞並稱讚景康的攝影藝術。李富有看過後，親自寫信給景康，鼓勵他要用攝影藝術更好地反映陝甘寧邊區軍民的建設和鬥爭生活。 景康在延安生活、戰鬥整整五年。從延安窯洞到寶塔山，從和平醫院到民族學院，從邊區參議會到軍民大生產運動，都是他取之不盡的創作素材。這些作品極其真實地反映邊區軍民團結一致，生活、生產、戰鬥、學習的面貌，成為不可多得的珍貴歷史資料。其中，1944年為毛澤東拍攝的第一張標準像；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參加國共談判在延安機場上，所拍題名《揮手之間》的照片，及他為周恩來、朱德、陳毅、葉劍英、林伯渠、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拍攝的大量歷史照片，都成為黨史的重要資料。他拍攝的《陝北與江南》、《南泥灣之秋》、《開荒》等作品，成為革命畫卷中的重要片段。 1945年11月，景康跟隨胡耀邦離開延安奔赴前線，先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察冀畫報社》、《山東畫報社》、《東北畫報社》從事攝影採訪並擔任攝影的領導和培訓工作，培育大量新聞攝影骨幹；拍攝許多具有重要價值的照片，反映中國人民解放軍英勇戰鬥，奪取勝利的歷史面貌。 新中國成立後，景康先後擔任新聞攝影局研究室主任，新華社特派記者、研究員，中國攝影學會常務理事，創作輔導部主任等職，他積極從事新聞攝影、人像攝影和攝影理論研究工作。1957年2-3月，北京帥府園的中國美術家協會為景康舉辦個人攝影展覽，這是建國後中國舉辦的第一次個人影展，對推動中國攝影藝術創作起到積極的作用。1962年2-3月，景康和梁思成在北京民族舉辦“內蒙古紀遊攝影展覽”，展出兩人的作品88幅，較好地反映內蒙古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面貌，展示內蒙古草原、牧場、蒙古包的風光，受到人們的讚賞。 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期間，景康就開展攝影工作提出三條建議，其中包括舉辦攝影訓練班，培養攝影工作者。他為攝影培訓班親自編寫教材，培訓一批又一批新聞攝影戰線上的幹部，從天山腳下到東海之濱，從松遼平原到珠江兩岸，都有他的學生。 景康把他多年創作方法經驗概括為六個字，就是“看到，想到、拿到”。他的基本拍攝方法是“抓拍”。他認為，攝影是用照相機這種科學工具紀錄和反映現實，能夠滿足人們“百聞不如一見”的願望，令人“不容置疑”作用的藝術手段。所以“攝影藝術區別於其他藝術形式及其最可貴之處，就要面對現實，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現實生活”，“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違背了這一點，“就失去了攝影藝術本身獨有的特性，靈魂和存在的必要”。他指出“拍攝照片應該從實際出發，既忠實於現實的本來面目，又注意發揮攝影的特性，不玩花樣”。只有這樣，攝影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感染力。並“充分發揮攝影藝術的戰鬥作用”。所以，他從不按照自己的主觀想法去指揮和干預拍攝對象，而是深入現場，觀察選擇，抓住動態，使得作品生動自然，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毛主席在延安就稱讚景康的攝影作品“能抓住動態”，如《紅綢舞》等照片，充分表現這一特色。 50年來，景康的創作題材和體裁豐富多樣，新聞事件的發生現場，各色人物的形象，祖國山川的瑰麗風光，五彩繽紛的舞台劇碼，生意盎然的花朵，敵人的殘暴罪行，戰士的奮鬥不息，都在他的鏡頭出色表現。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他為毛澤東主席拍攝的一幅像，至今一直懸掛在北京天安門城樓正中。人們普遍認為，景康的創作達到“氣韻生動”、“形神兼備”、“既無牽強意，又無雕琢痕”的藝術境界。[1] 在“文革”中，景康受到嚴重迫害，癱瘓臥床數年，1978年8月23日病逝，終年74歲。鄭景康著有《景康攝影集》、《攝影創作初步》、《攝影講座》等書。[2] 2009年12月10日至2010年3月21日，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暨澳門回歸10周年，“紅色歲月——鄭景康攝影展”在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轄下的澳門博物館開幕。鄭景康的115幅於抗日戰爭時期至20世紀60年代為共和國留下的珍貴照片，他的26幅與澳門攝影工作者參加文化活動的照片，以及他在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著作、影集和使用過的照相機一併展出，較全面地展示他的攝影技藝以及攝影理論造詣。展覽同期舉行專題講座《共和國第一代攝影家——鄭景康》。[3] [1]蕭嘉：《我國著名攝影藝術家鄭景康》，載《中山文史》（第14輯），中山：中山政協，1988，第147-153頁。 [2]《鄭景康》，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186。 [3]《澳門博物館舉辦鄭景康攝影展》，載“中國攝影家協會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cpanet.cn/cms/html/zhongguosheyingbao/zixun/20091224/41451.html。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2月13日─1764年2月1日)12月15日，大炮台陸軍少尉曼努埃爾•巴達利亞(Manuel José Batalha)接受青洲的田地和其他所有財物。

陳權，又名陳淪，原籍新會外海（今屬江門市江海區外海鎮），生於澳門。著名工運領袖、烈士。陳淑英二兄。 兄弟姐妹五個，陳排行第二。一家人靠祖父在澳門經營一間小店鋪維持生活。他少年時，祖父不幸去世，家道從此破落。不久，母親患病早逝。父親體弱多病，被迫將長女賣給香港一戶人家；二女又被人拐走。生活的重擔落在陳一人身上，他帶著弟弟陳九榆幫人打短工，在街邊賣雲吞，卻難使一家五口得到溫飽。年邁的祖母被迫求乞度日，艱難的生活環境，使陳快速成熟起來，對這個吃人的剝削社會無比憎恨。 1915年，年僅13歲的陳帶著弟弟到香港謀生，先在海員俱樂部半工半讀，之後到“亞洲皇后”號輪船上當海員，陳九榆在九龍太古貨倉當搬運工人。不久，祖母、父親相繼去世，幼妹陳淑英也來到香港當車衣女工，陳兄妹三個相依為命。後來，在陳的影響下，陳九榆和陳淑英都參加革命。 在“亞洲皇后”船上，陳結識了比他大一歲的陳郁，並成為好友。當時海員受盡壓迫和剝削，懷著強烈的反抗意識。孫中山為革命而奔走於海內外，常與香港海員接觸，大力鼓勵海員們團結起來，為獲得應有的權益而鬥爭。陳炳生、蘇兆徵、林偉民等人於1913年在海員中成立“聯義社”，為孫中山籌措經費、運送軍械和掩護革命黨人。陳參加聯義社，並很快成為“亞洲皇后”號輪船聯義社分部的負責人。為了團結教育海員，解決大家的福利問題，他和陳郁在船上成立劇社“工餘樂社”。有一次，孫中山與宋慶齡乘坐“亞洲皇后”輪從香港到檀香山。陳特地邀請孫中山夫婦觀看“工餘樂社”社員演出的戲劇節目，孫中山看後讚不絕口，叫宋慶齡即席題寫了“聲聞湖海，誼重鄉邦”八個大字，贈送給他們留念。陳等接過這珍貴的墨寶，十分興奮。 1921年3月，林偉民、蘇兆徵等先進分子建立中國海員第一個工會組織——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陳成為該會的骨幹之一，在船上建立海員工會的支部。1922年1月，海員工會為提高工人的工資，改善勞動待遇，發動香港海員大罷工。陳帶領全船工友積極參加罷工。經過這次鬥爭，陳更加認識到工人團結鬥爭的巨大作用，他經常接近林偉民、蘇兆徵等人，熱心地為工會工作。林偉民、蘇兆徵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常對陳等工會幹部進行教育，使他對黨的認識不斷提高。1925年5月31日，英帝國主義者在上海殺害示威遊行的工人，製造“五卅”慘案。消息傳到廣州後，中共廣東區委決定發動省港大罷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帶頭回應。根據蘇兆徵的指示，陳在碼頭向海員們宣傳罷工的目的和意義，將船票分發給他們，送他們回廣州參加罷工。隨後，陳帶著弟弟陳九榆、妹妹陳淑英回到廣州。他來到越秀南路惠州會館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報到。蘇兆徵指示他帶人持廣東革命政府的告示去封閉煙館、賭館，將其改為罷工工人宿舍和飯堂。在罷工爆發後，中共廣東區委十分重視在海員中吸收黨員。1925年6-7月，陳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8月，他和梁祖誼介紹陳郁入黨。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成立黨支部，張瑞成擔任支部書記，陳和梁祖誼、陳春林、何來、方才、戴卓民等20多人為主要成員，在香港海員中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陳成為省港罷工委員會的中共黨團成員。 1925年7月，省港罷工委員會中共黨團負責人鄧中夏、蘇兆徵等接受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的提議，建立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作為罷工的最高議事機構。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是一個充分體現工人階級民主權利的機構，可以討論決定重大決策問題，選舉和罷免罷工委員會職員，制訂罷工中的一切規例和法則，在罷工鬥爭中具有至高無尚的權力。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選舉了80名海員，組成海員代表團出席罷工代表大會，代表團團長就是陳。陳十分感謝工人群眾對自己的信任，他決心全力反映海員們的意願和要求，爭取罷工的勝利。每次開會前，鄧中夏都要召集陳、彭松福、羅珠等十多名黨團員在文明路區黨委二樓開會，商量在下一次代表大會上應提出甚麼議程和方案，聽取省港委員會黨團對議案的指示。會後，陳等人就與各工會的代表交換意見，將黨的主張巧妙地在各代表團中散佈，以保證在代表大會上能通過中共黨組織提出的意見。陳領導的海員代表團人數眾多，意見統一，在代表大會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陳具有豐富的閱歷，能耐心地向眾人說明道理，使大家都心悅誠服擁護他。陳鐵面無私，敢作敢為，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的英勇鬥爭精神。1925年8月10日，工賊梁子光在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第十次會議上誣衊蘇兆徵貪污受賄，並要毆打罷工委員會顧問黃平。陳挺身而出，衝上前去制止梁子光行兇，迫使梁子光等退出會場。8月13日，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第十一次會議決定扣押梁子光。陳自告奮勇，親自帶領十多名工人到東亞酒店捉拿梁子光，押回東園關押。1926年初，省港罷工委員會會審處主任譚華澤徇私舞弊，包庇走私犯。陳知道後，檢舉了譚華澤的劣行，提議當場審訊他。接著，陳又帶人將譚華澤押到代表大會，當眾出示罪證，譚華澤不得不低頭認罪。 1926年3月31日，罷工工人代表大會舉行第一百次會議，陳總結代表大會的工作成果。他指出“各代表知道這次反帝國主義不是三兩日便可成功的，一定要很長期的奮鬥。在此長期奮鬥中，內部一定要很團結，很嚴密，才可以致勝。”當時，工人們稱陳、何耀全、彭松福、羅珠、黃釗等五人出席罷工代表大會的黨員為“五虎將”。 在省港大罷工中，中共廣東區委成功地進行廣州、香港的工會組織統一運動，加強工人階級內部的團結，為後來的革命鬥爭打下了雄厚的基礎。陳在這場鬥爭中作出了較大的貢獻。l925年7月下旬，鄧中夏兩次召集蘇兆徵、李森、何耀全、林昌熾、陳等人在區黨委開會，認為在香港除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等屬大產業工會外，其他大多數工會都是行會和同鄉會，不符合國際職工工會的組織原則。香港不少工會被黑社會人物或品行不端的人把持，組織散漫，行動不統一，嚴重影響省港罷工鬥爭的深入開展。因此，鄧中夏、李森等提出培養工運骨幹，教育、爭取廣大工人群眾，先按產業建立現代工會，然後再成立香港統一的工會組織。同年冬，海員黨支部決定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為核心，策動香港運輸業工會的大聯合。11月初的一天，他們組織在廣州的海員在越秀山海員路舉行遊行活動，參加人數達七八千人，並邀請香港各工會的負責人出席。蘇兆徵、陳、戴卓民先後站在海員亭上發表演講，號召香港運輸行業的工人發揚1922年海員大罷工的光榮傳統，立即聯合起來，在統一的工會領導下形成一支強大的力量，在反帝鬥爭中起先鋒作用。工人們聽後紛紛鼓掌表示贊成。1926年1月3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在廣州太平戲院召開全體同人大會，討論改組問題，陳、何來、唐漢、張瑞成相繼發言，說明改組海員工會組織的重要性。大會選出蘇兆徵、陳等一百名代表參加即將舉行的全國海員代表大會，1月5日，全國海員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幕式在文明路廣東大學舉行，到會代表和來賓一千多人，陳擔任大會的宣佈員（執行主席）。1月7日中午，全國海員代表大會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禮堂舉行第一次會議，陳又被推選為臨時主席。1月9日，大會決定成立全國海員總工會，選舉蘇兆徵、譚華澤、陳等15人為執行委員。1月16日，全國海員總工會在陳的主持下召開第一次執委會議，公推蘇兆徵擔任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擔任組織部主任兼調查部主任，並和何來等一起負責廣州分會工作。全國海員總工會成立，促進全國海員的團結，對其他行業的工會影響甚大。在黨培養下，陳從一個普通的海員成長為全國海員的領袖之一。同年1月15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在海員俱樂部召集香港汽車、郵差、內河、集賢、帆船等工會代表開會，陳擔任會議主席。大家一致贊成組織香港運輸業工會聯合會。3月1日晚，陳參加運輸業工會的籌備會議，並負責起草工會的組織章程。3月19日，香港運輸業工會聯合會在省教育會禮堂舉行成立典禮。3月26日，陳在香港運輸工會代表大會上提出組織章程草案，徵求大家的意見。經代表們討論後加以修改，得到大會的一致通過，4月10日，香港金屬業總工會宣佈成立。這時，中華全國總工會為慶祝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的召開，認為統一香港工會組織已成熟，決定以香港運輸業工會聯合會、香港金屬業總工會為兩大支柱，帶動各行各業工會，成立香港總工會。4月4日晚，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劉少奇在惠州會館主持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馮敬、陳、黃金源等24人被推選為香港總工會籌委會委員。陳負責籌委會秘書處工作。4月9日，籌委會在東園訓育亭開會，陳擔任宣佈員。4月15日，香港總工會在歡東路國民黨中央黨部禮堂舉行成立大會，陳是大會主持人之一。次日，他被選舉為大會主席團成員。4月23日，香港各工會代表經過八小時的投票選舉，選出馮敬、陳等21人為香港總工會第一屆執行委員。4月25日，香港總工會代表大會閉幕，陳在會上作了大會經過的報告。5月1日，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陳作為海員代表參加大會。之後，陳作為香港總工會的負責人之一，活躍在省港工運戰線上。1926年5月26日，香港總工會召開常務會議，負責組織部工作的陳作了情況彙報。6月27日，香港總工會召開第九次常務會議，陳作了組織發展的報告。7月13日，海員勞動童子團成立，陳代表全國海員總工會為成立典禮揭幕。7月19日，香港總工會召開第十二次常務會議，陳總結組織部的工作。同年冬，他與一個海員的女兒謝有容結婚。 1926年10月，省港大罷工結束，陳參加處理罷工工人的善後工作。11月初，他到香港交涉海員的復工問題。1927年初，受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委派，陳前往比利時參加世界反帝國主義及殖民地侵略大會。同年5月初，他回到香港，知道廣州發生“四一五”政變，大批工友倒在敵人的屠刀下，感到無比悲憤。他在香港銅鑼灣租了一所房子，領導省港海員與敵人鬥爭。他建立海員義勇團、罷工維持隊等工人秘密團體。6月19日，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在武漢召開，陳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同年8月11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決定成立南方局，陳被任命為南方局成員。9月下旬，他又赴汕頭準備運送軍械給南昌起義軍。10月15日，他當選為中共廣東省委委員，並投入到廣州起義的準備工作中去。12月初，大部分省委領導人回穗參加起義，陳留在香港工作。1928年初，陳被調到上海工作，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務委員，領導長江中下游的海員工人運動。他在上海四川路仁智里開設怡安俱樂部，作為聯絡站。1929年2月，敵人在愉安俱樂部逮捕陳等人。他在敵人審訊時編造一套假口供，說自己名叫陳淪，是一個海員，因到怡安俱樂部找人而被誤捕。敵人摸不清陳的底細，判了他八年有期徒刑。在監獄中，他表現出無比堅定的革命意志。當妻子來探監時，他勸妻子不要傷心，將唯一的女兒撫養成人。他托妻子轉告妹妹陳淑英，要她努力為黨工作，隨時準備流血犧牲。 1929年冬，陳患了重病，獄方不給治療。同年11月1日，陳含恨病逝，年僅27歲。 陳權長期在廣州從事工人運動，是省港聞名的工人領袖。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民政部追認陳權為革命烈士。[1] [1]《陳權》，載“中國廣州網＂，2008年8月8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廣東中山人。北京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本科畢業。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顧問，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顧問，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會長，澳門中山同鄉聯誼會監事長，澳門博彩研究學會、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中醫藥學會顧問等。歷任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副主任及兼職首席研究員，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委員、廣東省中山市政協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澳門校友會創會會長等。主要編著有《澳門經濟年鑑》、《澳門問題》、《澳門教育改革》等。曾發表評論和論文3000餘篇，1992年及1995年先後獲英國劍橋傳記中心（IBC）世界智慧名人榮譽證書和美國傳記研究中心（ABI）頒發世界名人證書。2005年1月於澳門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