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1月25日─1907年2月12日）4月23日，澳門公會批准、澳門議事廳議定的《豬槽章程》頒佈施行。豬槽設在媽閣，專為存放豬只及劏宰之所。以免販賣豬肉各戶在鋪屋內存養大小豬只，致人畜雜處，兼免晚上在鋪私行開宰有損於國課暨本局規項，又免所宰多有羸病之豬，有礙於人民衛生各等弊端。規定由水陸兩路運入口之大小豬只，無論系在本澳宰賣或即轉運出口，均須將豬在媽閣豬槽存養，俟至開宰或出口起程之時，然後由該槽取出。豬只存豢此槽者，不須納費，只須派伴自行看守豢養。

民國十六年(1927年1月1日─1927年12月31日)本年，據本年年鑒資料，捕魚業仍為澳門最重要的行業之一，大約有2萬名不同性別、年齡的人員以此行業為生。

光緒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12月26日，澳門總督賈拉沙發布告示： 據氹仔、過路灣各行鋪戶及居民人等稟稱：氹仔、過路灣魚生意，今准人攬頭承充，在公物會定立合同，於1880年1月1日起行。此雖似有利於國課，而實有損於兩灣各項生理之人等情。據此，查該承充人必定折磨漁戶，以抽規銀填足應納之價，該漁戶等無力完繳，業有捨棄氹仔、過路灣，遷徙大西洋不轄地方營生，致不協助興旺兩灣各項生理。蓋此兩灣各鋪戶，所特賴者，系漁戶交易為最。若使漁戶失散，該鋪戶必致歇業，捨棄兩灣而遷徙別處營生求食耳。至該兩灣規項公鈔，大約出自各項生意之人，如或各項生意之人歇業，該二處必然失其興旺，變為無用之區。今查承充人所應納規價，雖大損於己，亦須繳納，明見此規必有進入，惟別項之規銀公鈔定有減少，則其害者多而利者寡。立睹其害之將至，必須籌躇杜絕，或與承充人酌量，或用嚴法蠲免。查今承充抽收氹仔、過路灣鮮魚、鹹魚規銀之人稟稱：己卯年八月二十九日與公物會所立合同，有窒礙於百姓，並於承充人獲利無多，求將合同銷廢等語。又查，凡有地方之責，其最要者使百姓平安而興其利，並非以百姓受累亦獨圖國課之裕，況加增此規項，屢非能久遠耳。據與公物會商議，無創出銷廢合同之意，惟如承充人稟求，將合同銷廢，自應准行等因。今據承充人稟請銷廢合同，本大臣擬以氹仔、過路灣抽收魚規，著仍照經擬章程辦理，所有己卯年八月二十九日公物會立定於1880年1月1日起行之合同，今即銷廢。[1] [1]《澳門政府憲報》1879年12月27日第52號。

光緒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4月16日，署理管理華人事務官小若阿金‧巴士度律師與氹仔行政長官商談路環南面海灣捕魚納稅問題。他認為大橫琴島寺廟的中國主持確實在法庭出示了香山政府一份非常合法的文件。中國當局在文件中申明“路環的兩個海灣歸屬寺廟，給予其徵稅權”。巴士度表示希望瞭解能使他有所行動的詳情，因為他認為情況十分複雜。海島市政委員會主席簡單地答覆說葡萄牙當局對路環擁有完全的管轄權，黑沙和竹灣海灣均在該地區，甚至戰船也要受葡方據點的監督，中國當局並未表示任何不滿。由於屬於葡方水域，故應對其使用葡萄牙法典中規定的民事法律，特別是第395條。除此而外，不存在給予受行政管理條例制約的公共地方的個人以任何特權的法律。[1] [1]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22頁。

光緒六年（1880年2月10日─1881年1月29日）8月21日，澳門政府公佈已投成的1880年10月11日起計的三年期漁攬頭生意合同。該魚生意仍然仿照舊章，並無更易。至載魚來澳，所輸規項仍舊照納，並無加增。各漁船不須領牌，在澳出入亦不用輸鈔，均以公物會所定承充合同款式，其承充規銀以每月上期交納七二兌。[1] [1]《澳門政府憲報》1880年8月28日第35號。

清宣統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1月7日，為達到以公平便利之法振興漁業的目的，澳門政府正式公佈屬務兼海軍部上年11月21日簽署的上諭，將澳門鹽魚出入口買賣生意辦法更改為專利憑照。先是1906年1月18日上諭規定澳門漁業自由買賣之章程，但最終因議事公局反對等原因並未著手施行，而其時承充合同又至1911年6月30日期滿。鑒於自由買賣章程不宜於澳門地區生意，亦無益於政府國課，即澳門漁業生意既不可歸一人承充，又不便任各人自由貿易，兩者均屬不宜，故澳門政府遵照葡國律例，設立澳門魚商行，歸其承辦，並規定澳門所有漁業商人均可入行。該行則認定一抽用稅額，以納國課之規定，同時按價以收同年中所收用銀，除繳納國課之認定額規，並支出一切經費外，所有盈餘歸行內人照數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