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侣俭（1894-1960）渔农工商（商人、赌商）、社会（社会活动）、宗族（华人宗族） 毕侣俭，又名毕公万、毕元勤，祖籍花县（今属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紫石岗，生于广州厚生里十八号。澳门富商。 侣俭在广州度过少年时期，年青时在北京税务学堂读书。他是海员出身，弟弟毕劲持也是海员，兄弟俩少时在海上打拼，赚了不少钱；后来上岸从事贸易，涉足烟土买卖及赌业。后来，他前往香港经商，经营厘东酒店、银都酒楼，业务不断发展；后移居澳门，在港澳之间从事餐馆和娱乐业。他在澳门经营利为旅酒店、域多利娱乐场等生意，在澳门商界崭露头角，成为澳门殷商名流。[1] 毕氏家族都是超级票友。侣俭与粤剧名伶任剑辉母亲有同乡之谊。侣俭从嘉道里手中接过澳门赛狗会后，为了招徕赌客，请任剑辉登台。后建成澳门赛狗会万家乐戏院，并且由任剑辉领衔，组成镜花影女剧团。当时省港澳享负盛名的女伶有十多个，如文武生任剑辉、花旦钟翠蝉等，这些人都是镜花影女剧团成员，在万家乐戏院登台。侣俭的太太莫瀚生是任剑辉的超级戏迷，任剑辉每到澳门演出，她场场必到。侣俭的弟弟毕劲持改行担当粤剧丑生，艺名黄肿美。毕劲持又将堂弟毕焜生带进梨园，取艺名白玉堂。白玉堂先后师从名小生靓全和白驹荣，19岁首任正印小生；之后在乐同春、新中华、永寿年等省港大班演出，成为粤剧一代名家。[2] 侣俭在澳门赛狗场上下了血本，可事与愿违，亏损不少。1936年，他向澳门政府提出承包赌场的申请，1937年成为豪兴的承包老板之一。[3]但他接手后，经营状况并没好转。这时，豪兴忽然来了“神秘党”，脸孔陌生，口音不详，但下注狠辣，每次荷官揭盅，他们都是每买必赢。不到半个月，豪兴被赢走一百多万元，侣俭因此几近破产。之前，他一次性缴纳五成的租赁费，几乎耗尽他的全部家财。[4] 抗战时期，侣俭担任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名誉顾问、澳门劝募分会主任，积极支持抗日救亡运动。澳门救济分会组织劝捐队向各界募捐时，大家踊跃购买，购公债183500元，其中侣俭个人购债五万元。当时澳门人口不过12万，商业不发达，这个成绩非常难得。[5]1960年，侣俭在香港去世，终年66岁。 毕侣俭家学渊博，多个子女各有作为。女儿毕漪汶是澳门教育家，荣获澳葡政府教育劳绩勋章、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功绩勋章。[6]妻子莫瀚生是澳门妇女慰劳会主席，率领澳门妇女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7] [1]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县华侨志》，广州：花都市地方志办公室，1996，第300页。 [2]王文全、梁威：《广州文史资料》（第42辑‧粤剧春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第281页。 [3]祝春亭：《澳门赌场风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8，第120-121页。 [4]《第44节：合组财团傅高双雄夺赌牌（3）》，载“腾讯网＂，2012年12月20日，http://book.qq.com/s/book/0/17/17207/44.shtml。 [5]邓开颂等：《澳门历史新说》，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第387页。 [6]《毕校长回顾》，载“东南学校＂网，2012年12月10日，http://www.tongnam.edu.mo/system2/schoolphp?fid=2&tid=2。 [7]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陈少伟，原名陈国棠，又名陈国燊，广东南海（今属佛山市南海区）人，生于香港。[1]澳门新闻知名人士。 少伟个性耿直，富正义感，乐于助人；爱好体育，成为体育圈的活跃分子。他少年时，入读澳门圣约瑟修院，除学习中文外，修读葡文课程，能说一口流利的葡语。之后，他在香港域多利戏院担任总务和广告部工作。 1932年，少伟在澳门创办《朝阳日报》，自任社长，社址设在澳门营地大街104号。为了筹措资金，他忍痛将姨母遗下的房产变卖作为经费，维持报纸的运营。抗战前，澳门人口不多，一般工商业不发达，《朝阳日报》广告收入少，每月入不敷出，经营困难。后来，得到体育界好友资助资金，维持一个时期。之后，得到热心报业的曾枝西女士的大力支持，使得报社以继续运营。 1933年，陈天心创办《大众报》，为了节省开支和适应当时社会环境，少伟将《朝阳日报》与《大众报》合作经营，资源分享，社址共用，成为姐妹报纸。抗战爆发后，《朝阳日报》和《大众报》并肩作战，成为当时澳门民办报纸中两面爱国旗帜，为抗日救亡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除经营《朝阳日报》外，少伟加入《大众报》工作中，担任编务和外事主任。他工作认真勤恳，热心扶持后进，循循善诱，备受同行敬重。他廉洁正直，宁过清苦的生活，绝不做有损国家和民族之事。1942年，敌伪在澳门开办的喉舌报《西南日报》，对少伟威迫利诱，但他一直坚守爱国立场，不为所动。抗战期间，他奋起投身抗日救亡工作，与两报同仁共同发起组织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全力支援组织回国服务团，获得大家一致推举他担任主席。 少伟担任主席四年多，为抗日救亡事业鞠躬尽瘁，不辞疲劳，废寝忘餐，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同时，他非常重视新闻战线上的宣传任务，《大众报》业务日益兴旺，销量大增，成为强有力的爱国宣传阵地。他倾力投入澳门四界救灾会各项活动，无暇兼顾《朝阳日报》事务，1939年《朝阳日报》停办，全力发展《大众报》。此举有利于集中力量，加强抗日救国宣传工作。1948年起由蔡凌霜接办《大众报》后，少伟仍继续任职，兼管采访部工作。 少伟一生致力于新闻事业近40年，在澳门新闻界享有较高的声望。1971年1月，他患上不治之症，但他敬业乐业，继续坚持新闻工作。4月才入院留医，病榻上他仍不忘报社工作，后来病情恶化，极度痛楚，他从没呻吟一声，令人感动。5月25日，不幸病逝，终年62岁。 陈少伟葬礼在镜湖殡仪馆举殡，逾千中西各界人士前来吊唁，为新闻界失去良才而哀悼。《大众报》第二位社长蔡凌霜在报上写了一篇情辞恳切感人的悼辞，赞扬他一生的功绩。 陈少伟的妻子蔡维亚、女儿陈令仪，居住香港。[2]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0页。 [2]陈大白：《濠江风云儿女》，澳门：澳门星光书店，1990。

陈淑英，女，原名陈妹，又名郑妹，原籍新会外海（今属江门市江海区外海镇）[2]，生于澳门一个贫苦家庭。革命家。 兄弟姐妹五个，淑英居末。她两岁时，母亲去世，八岁时父亲病逝。大姐八岁时被卖到香港。二姐十岁时被人拐走。二哥陈权在香港“亚洲皇后”号轮船当海员，另一个哥哥陈妃榆是香港某货仓工人。[2]淑英与祖母相依为命。1924年，祖母去世，淑英赴香港投靠大姐，先在一个富有人家当婢女，后在一间制衣店当女工。 两个哥哥早年参加革命斗争，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权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成为陈郁和邓荣入党的介绍人。在兄长的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下，淑英开始懂得革命道理，认识到穷人只有跟着共产党革命，才能翻身解放。 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陈权、陈郁、邓荣受党的指示回到广州工作，淑英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第一批工人回到广州参加革命斗争。期间，她认识陈郁、邓荣等同志，参加组织安排的青年训练学习班，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十多位同志光荣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学习结束后，她被分配到海员工会宣传队工作，负责在劳动童子团学校进行活动，与大家一起唱歌学文化。宣传队分成几个小组，带着资料高举红旗到街道、公园及公共场所宣传革命形势，宣传罢工委员会的主张，揭发资本家、反动派对工人的迫害，唤起民众的觉醒；争取广大群众积极支持罢工工人的斗争，加入示威游行的行列。星期天，淑英积极开展募捐活动，将纸花图画等物品进行义卖。她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女士全心全意投身到革命事业，对罢工运动作出积极的贡献，被海员工会称为“四大天王”。 1926年5月，由于革命需要，党组织安排淑英与另一位同志假扮夫妻，建立地下联络站，负责转递党的文件。期间，她扮成家庭主妇，周旋于邻居少奶、太太中间，参与打牌，以掩护自己的身份，保护党的机关安全，确保任务顺利完成。9月，由于形势变化，为了安全起见，上级决定撤销这个联络点，把淑英调回海员工会。后来，她与其他几个同志协助织造工会培养一批青年骨干，从事宣传活动工作。 1927年，广州反动当局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到处杀害共产党员、革命工人和革命妇女，封杀革命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被迫解散，海员工会被国民党搞的“海员工作改组委员会”所破坏，广州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淑英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同志在海员工会的领导下，坚持地下斗争，秘密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叛变。罗大妹、邓金娣在执行任务时被敌人发现而被捕遇害。战友的牺牲更激发淑英的斗志，她不顾个人安危，坚决接过烈士未竟的事业，继续斗争下去。她胆大心细，眼灵手快，密切注意各种情况，见机行事，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 同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淑英和海员工会的成员及工人赤卫队一起参加起义的战斗。当天晚上，她与其他同志一听到起义的信号，随着工人赤卫队攻打惠福西路警察分局，占领维新路市警察局、财政厅等，解救监狱一千多位同志。 天亮后，淑英和邓荣在惠福分局附近站岗，暗中监视敌人的动静。他们机警敏捷，从过往行人中逮到两个国民党任军事法官、残杀革命同志的刽子手，并将他们押解到指挥部就地处决，为民除害。 起义第四天，淑英站岗放哨后回到邓荣家。当晚在家里不断听到马路和门口打杀声、枪炮声彻夜不绝，敌人要进行反攻了。为保守党的秘密，她与邓荣连夜把收藏的文件烧掉，撬开石头把苏联列宁船来华时送的徽章及海员工会会章埋好。佛晓时，枪声和喊杀声停了，马路上躺满了革命士兵、工人、妇女的尸体。起义失败了。 之后，陈郁和邓荣前往香港。淑英与组织失去联系，只好隐藏在邓荣家里住了一段时间才到香港。她与组织联系上后，很快投入革命工作，在广发洋服店当交通员。为了便于工作，她经常扮成学生，完成通知开会或传递文件等任务。这时，邓荣在俄国皇后船上找到工作。淑英与邓荣在革命斗争中相识相爱，后结为夫妻。两年后，邓荣调到岸上负责团工作。 1930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邓荣在香港被捕入狱。40天后，港英当局把邓荣他们驱逐出境。淑英跟随邓荣去上海，在船上邓荣被同民党特务跟踪，船一到上海，邓荣又被抓走了。淑英也被敌人跟踪脱不了身，但为了寻找二哥陈权营救丈夫，她只好披头散发装成疯子找到二哥家，不幸二哥被敌人抓走了。她无法营救邓荣，敌人对邓荣威胁利诱却一无所获，不久把他解回广州杀害。邓荣牺牲时才22岁。同年11月，陈权在上海壮烈牺牲。 在丈夫邓荣和二哥相继牺牲后，淑英从上海返回香港。期间，国民党特务企图从她身上找寻在邓荣那里得不到的线索，先后写过几封假信，骗她去广州，但她识破敌人的阴谋，始终没有上当。 1931年，淑英与组织失去联系，生活没有着落的情况下，回到家乡。由于家乡没有亲人，只好投靠中山五区界冲村舅舅。从此，她改名换姓，跟舅舅姓郑，叫郑妹，靠打柴度日，生活艰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淑英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成为互助组合作社的带头人，1950-1977年，她连续多年被选为县、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先进模范代表。 1958年，淑英调到前山公社翠微敬老院担任院长一职，她把敬老院当成自己的家，认真负责，勇挑重担。当时院里有50多位老人，每月乡里拨给每人只有三元和口粮。淑英没有工资收入，靠六元抚恤金和大队配给的口粮生活。她没向困难低头，自己动手，开荒种菜，养猪养鸡，想方设法让老人吃饱吃好。遇到老人生病时，她总是无微不至地看护、照顾，端饭喂食，倒屎倒尿。就这样，她一干就是20年，直到1978年，她负责的老人先后去世为止。 1959年，淑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9年，政协珠海市第一届委员会成立，淑英连续担任第一、二届政协委员十年，她不顾年迈体弱，踊跃参加各种会议，积极参加市政建设大计的协商，经常用革命传统教育青年下一代。请人代写提案，为省、市政协、党史部门提供文史资料数万字。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淑英安度晚年。 2000年，淑英在翠微病逝，享年91岁。[3] [1]珠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珠海市志》（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第1667页。 [2]《陈权》，载“中国广州网＂，2007年6月13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3]郑静等：《她为革命奉献了一切——记参加广州起义的陈淑英同志》，载《珠海妇女人物录》，珠海：珠海政协，1990，第59-66页。

郑仲，又名郑汝仲，字锟贤，号侣忠，生于香山县南屏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一个农民家庭。[1]兴中会会员、革命家。 南屏郑氏祖先，最早由福建莆田迁来，北宋庆历年间（11世纪40年代），入粤任惠州路判官，九世时迁居东莞，后复迁至香山三乡，与郑观应为同一大族。14世后，郑氏一部分族人陆续迁来南屏，之后建有纪念15世祖的雪山祠、纪念16世祖的居一祠。 郑是郑居一的长房子孙，郑氏传至第二十三世祖父郑彦庞，娶妻杨氏，生育两子，长子郑汝俭，早夭。次子郑汝仲。 郑在少年时代，因家境贫困，远渡重洋前往檀香山谋生。经过十多年辛劳，颇有积蓄，与孙眉在当地合办一个畜牧场，规模甚大，有牛羊等畜类一万余头，复兼营商业，收入不菲，在檀香山颇有名望。 1878年，孙中山随母到檀香山孙眉处求学，结识了郑。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郑和孙眉率先参加，成为最早的兴中会员之一。有志之士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宣传和筹款活动，郑首当其冲。起初，孙中山在檀香山鼓吹革命时，孙眉反对，郑极力劝说孙眉，并且在经济上对孙中山尽力帮助。后来，孙中山几次到檀香山进行宣传筹款活动，都得到郑和孙眉的大力支持。由于革命志趣相投，志同道合，郑和孙眉、孙中山义结兄弟。郑居长，大孙眉四岁，称大哥；孙眉居次，孙中山居末。三人签字的金兰谱与郑的兴中会会员证及郑捐助的现金收据等珍贵文物，郑及其后人悉心保存，抗战期间日寇侵占南屏时，郑的儿子恐日军搜得而遭其害，将这些东西全部烧毁，十分可惜。 郑对革命更为倾心。他将与孙眉合力经营牧场变卖，所获之款交给孙中山支配使用。[2] 1895年，郑回到澳门省亲和完婚，及料理澳门物业。适逢广州起义失败逃到澳门的孙中山，郑将孙中山藏到他的婢女顺霞家中，位于石墙街路口的“翁均利”铺号。 1905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希炉埠成立兴中会分会，重振革命声威。同年，孙中山和黄兴等组织同盟会，希炉埠兴中会改为同盟会，郑随即转为同盟会员。 后来，郑在檀香山其他物业日渐萧条，加上年事已高，他与孙眉相约回国。孙眉初居澳门，后移居香港九龙。郑回到南屏家中，他十分关心国事，主理乡政，慷慨豪爽，排难解纷，颇得乡人拥戴。他与孙中山家人联系十分密切，常往澳门探望孙眉、卢慕贞。郑的长子结婚时，孙中山赠喜幛礼物祝贺。 1912年，孙中山视察前山，郑发动南屏群众前往欢迎。孙中山为勘探铁矿事到南屏时，郑作向导在将军山探测矿务。 1922年1月18日，郑在家乡病逝，终年72岁。 南屏乡亲给郑仲举办隆重的葬礼，全乡出动，学校停课，乡民师生都参加送葬，孙科也率人前来参加，挽联挂满一屋，极尽哀荣。 郑仲生育一女四子。元配张氏是本村张庸建之女，只生一女，居长，嫁给本村张姓，不久身故。郑在檀香山时，孙眉收养一个美国孩子为义子，孩子生于1888年。他见郑仲无子，将义子转送给郑仲领养。郑仲将义子带回家乡，取名郑胜祥。郑胜祥体魄魁梧，乡人称他为“番鬼仔”或“番鬼胜祥”。由于郑胜祥自幼接触革命前辈，耳闻目染，受到革命的熏陶，思想进步。当时孙中山在广州组织中华民国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函邀郑仲出任财务工作，他以年老多病，未能就任，就将义子交托给孙中山。后来，郑胜祥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并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惠州战役。利用战役结束后的短暂时间，郑胜祥全副戎装，返乡探亲，乡人听他讲战斗的事迹，令人十分敬佩。不久，郑胜祥被派往新加坡工作，起初两年寄回三封信，说因工作关系，暂无定址，请缓回信。之后，音信全无，不知所终。 1895年，郑仲从檀香山回乡时，因元配张氏无子，又娶澳门路环李氏为妾，先后生育三子： 郑金柞，又名郑炳芬，生于1898年，曾在菲律宾经商，后来去世。 郑金禧，又名郑炳芳，生于1907年，受父兄影响，郑金禧早年参加革命，成为30年代老共产党员。他参与组织抗日先锋队，推动南屏地下抗日斗争工作，参加家乡解放工作，复任澳门海员工会子弟学校校长，退休后闲居香港和南屏老家。 郑金照又名郑炳华，生于1911年。郑金照早年到港澳谋生，后考入粤汉铁路局报训班受训，毕业后适逢抗日战争，投笔从戎，参加第四路军交通兵团担任报务通讯工作，后因病转入韶关电报局任报务员，并在乐昌、平远、广州等电信局服务，建国后任教于广东省邮电学校，退休后定居广州。[2] 郑炳芳之子郑少仁说，祖父郑仲从檀香山回到南屏后，与孙眉来往密切，逢年过节，经常走动，亲如兄弟。郑炳芳幼时体弱多病，患有哮喘病。孙眉听说狗肉汤煮鸡蛋可以治疗。于是，经常带着一篮子用狗肉汤煮好的鸡蛋来看郑炳芳。孙眉住在澳门，卢慕贞不时接济郑家，两家感情非同一般。 郑少仁听说，伯父郑炳芬多次随郑仲去澳门孙家探访，孙中山当时示意送郑炳芬到岭南大学读书，后因政局变动，孙中山过早离世，未能成行。虽然郑仲、孙中山相继离世，但郑仲后代依然坚持革命，完成先辈未尽夙愿。[3]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03-105页。 [2]郑炳芳、郑照：《回忆先父、兴中会员郑仲》，载《珠海文史》（第8辑），珠海：珠海政协，1989，第53-58页。 [3]《与孙中山义结金兰，急公好义乐善好施　郑仲：倾其所有支持革命》，载“珠海视窗生活网＂，2011年12月31日，http://www.zh3721.com/2011/0927/0756_121714.html。

卓荦，香山县下栅乡（今属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官塘村）人。摄影家、澳门摄影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中国摄影家协会广东分会理事。 卓荦早年在北京、湖南等地居住，解放前是国民政府官员。 抗战期间，卓荦被委任为中山代县长，开展抗日工作。中山沦陷后，他迁居澳门，继续工作，搜集敌情。当时他住在新胜街，后为日寇所知，下令通缉。当时，卓荦预知消息，化装连夜乘渔船逃往香港。[2] 抗战胜利后，卓荦在香港经商，在半退休时期，经常往返港澳，居住澳门新胜街。[1]当时，卓荦爱上了摄影，因冲晒关系，在水坑尾一家“KK冲晒店”里认识冯汉复和简庆福先生，摄影兴趣更浓。为了创作，卓荦走遍大江南北。后来，他和冯汉复创办一家沙龙摄影院，生意不错。 期间，一群爱好摄影朋友，准备组织摄影学会。卓荦知道后，大力支持，加入组织行列。1958年2月25日，澳门摄影学会成立，成为澳门有史以来第一个摄影学会，卓荦被选为第一届副会长，后任会务顾问。澳门摄影学会是澳门一个最重要和最知名的摄影组织。 卓荦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广东分会理事，不仅摄影技术精湛，而且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在沙龙摄影院期间，他与别人合作不愉快，后来退出。 之后，卓荦觉得无所事事，再与好友经营一家摄影院，即兰心摄影院，地点设在平安戏院隔壁（即后来永大疋头铺位），当时人才济济，业务蒸蒸日上，盛极一时。 后来，兰心摄影院不幸被一场大火全部烧毁。祸不单行，卓荦染上脚疾，屡医无效，行动不便。但他意志极坚强，不为脚疾而气馁。不久，他在白马行医院对面重操旧业，生意大不如前，终于结束摄影生意。 1989年5月8日，卓荦去世，终年84岁。 好友听闻消息，非常惋惜。卓荦为人慷慨率直，博学多才，令人景仰。友人特向“摄影”版编辑提供卓荦生前的遗作，刊于报端，以志纪念。[2] 1978年9月，卓荦在石林亭石刻对联一副，白底绿字，隶书：[1] 漫步曲桥寻画稿； 闲凭奇石听书声。 横额“石林”，卓荦撰，半坡书。 [1]邓景滨、叶锦添：《澳门名胜楹联辑注》，载“360doc个人图书馆＂网，2014年5月21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9731268_351566854.html。 [2]田伯：《卓荦先生生平简略》，载《澳门日报》，1989年5月22日。

女。20世纪30年代初组织澳门妇女互助社，以全新织造厂工人为主体，开展妇女运动。1933-1964年期间，应陈天心之邀，投资《大众报》，成为合股人，亲自主理经理部工作。抗战时参加四界救灾会工作，获选为理事，出钱出力，支持抗日救亡爱国运动。

新闻工作者。广东台山人。父亲是香港一名裁缝，家境并不宽裕。少年时就读于香港华仁书院，未读完中学，即考入华侨日报社为校对生。一年后，升为外勤记者，几年后升为要闻主编。1937年奉社长岑维休之命到澳门创办《华侨报》，出任社长。抗日战争期间，《华侨报》积极宣传抗日，受到读者好评，报纸发行量迅速增至一万份，破澳门报业纪录。1966年购入《华侨报》全部股份，独自经营。1968年参与创办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任理事长。今赵斑斓艺术馆即为纪念他而设立。

字颖元，号熙堂。广东恩平人。早年就读于香港育才书院。1925年创办《华侨日报》，任总经理。后在香港联营《南中报》、《南强日报》任职；1937年11月在澳门联营《华侨报》，在广州联营《大中报》、《大华晚报》，形成华南报业集团。历任香港太平绅士、四邑工商总会理事长、香港保护儿童会会长、香港报业工会主席、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校董等。曾获英女王颁发的O.B.E.勋衔和C.B.E.勋衔。1985年12月在香港病逝。

古桂芬，原名古金汉，字汉松，号苍雪，原籍香山县神前乡（今属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神前村），生于秘鲁利马京城一个华侨商人家庭。农学家。 父亲古益寿自幼家贫，克勤克俭，从面包铺工人到店主、面粉批发商，最后成为房地产富商，在利马京城西北拥有大农庄，并在利马市内拥有一条街。 桂芬五岁时，奉父命随母亲凌氏回国接受中华文化教育，在家乡书塾接受启蒙，后来全家迁往澳门定居；11岁时随兄长古金旋、古金祥入读澳门培基小学和陈子褒学校；高中时转入广州河南南武中学读书，两年完成高中课程，18岁时毕业。 桂芬读书时，正值辛亥革命。他虽年幼，逐渐觉醒并投入到革命大潮中。他与同学冯秋雪、冯印雪串连培基小学同学成立非儒会，致力思想解放，从事实际救国活动。桂芬被会员推选为干部，全校高小优秀同学一致参加。桂芬密切地联系干部与会员，经常交流爱国思想，保持正义信念。 1911年广州黄花岗革命起义失败，但辛亥革命高潮即将来临。桂芬和冯秋雪、赵连城等爱国学生毅然加入澳门中国同盟会组织，参与孙中山革命救国事业。 澳门中国同盟会组织由孙中山委派谢英伯领导，在澳门创办公开的濠镜阅读书报社，传播革命思想和掩护秘密的会员组织革命活动。桂芬加入时14岁，成为年纪最小的革命同志，被同盟会会员称为“小朋友”。他参加革命后，敢于对组织负责，满腔热情投入革命事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南北各省纷纷响应，先后脱离满清政府，宣布独立。澳门同盟会分批开赴香山前山、湾仔接管各级地方政权宣传，需要孙中山所撰《革命方略》一书，作为接收工作指南。当时该书不能公开印刷，同盟会决定由组织内有文化少年会员突击手抄。桂芬平日爱好吟诗填词，练出一手流畅的书法，他接受任务后，只用三天时间，突击完成《革命方略》手抄书两本，同志们无不佩服他的效率和才能。 同盟会后改为国民党，当时党人争权夺利，国民党逐渐变成腐败无能组织。桂芬和冯秋雪等创办“雪堂诗社”，出版诗社月刊，抨击党人腐化堕落、贪污舞弊。他出版诗集，发扬正气，以正人心。后来，桂芬追随老同盟会员刘思复加入心社，揭露当时社会的虚伪道德与丑恶制度，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提倡无种界、无国界进入大同社会的空想社会主义。桂芬青年时期形成刚直的性格，一生善良正直，“出于污泥而不染”。 桂芬19岁时，考入岭南大学，先在农科预科班就读两年，系统地学习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生物各科和外语；1918年升入大学农科本科班攻读农学各科；1922年大学毕业，取得农学士学位。同时，桂芬与同学杨桂琼女士结婚。杨桂琼父亲杨德初与孙眉一起加入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的兴中会，从事商业，积极支援孙中山革命。 在岭南大学读书期间，桂芬决心以农业科学作为服务祖国的终生职业。他既受父亲早年经营秘鲁农庄种植甘蔗的影响，又受家乡农民生活困苦的影响，决心学好农业科学，改善农民生活。他接受当时中文总教习钟荣光所说的中国人必须自办农业大学的引导，学习西方农业科学，藉以改良中国落后的农业技术。桂芬特意着重钻研热带经济作物和农业化学、农产品加工等有关科目，自学成才，为日后更好服务祖国发展农业科学事业作出贡献。 大学毕业后，桂芬前住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生院进修农业化学、农产品加工硕士学位课程。桂芬具有充实专业基础，每年很快完成各科学业，可以空出较多时间在加州和檀岛进行实习。 杨桂琼家人是世居檀香山的华侨商人，在檀岛交游甚广，岛上华侨多经营甘蔗园，与夏威夷糖业公司都有业务来往。桂芬借此机会，通过杨家友人介绍进入该公司实习，他很快掌握要领，驾轻就熟地工作，为公司解决生产上实际问题，不久被聘为技师。经夏威夷大学学位评审委员会考核后，发出证书给加州大学农业研究生院，桂芬取得学习硕士学位课程的机会，他考察各糖厂机械化生产和技管工作，大大充实他的糖业建设本领。 在加州农场实习，桂芬主要解决他对经济作物果品生产与果品农产品加工的感性知识问题，长期劳碌奔波于国内外农场实习，养成艰苦奋斗的高尚情操风格，表现出富有恒心和毅力。 1924年底，桂芬取得农科硕士学位后，回到父亲遗下的秘鲁庄园，与哥哥古金旋、古金祥共同经营农庄。 古氏农庄，内称古益寿农庄，外称发隆公司农场，位于秘鲁利马西北百家米省，拥有土地1500多亩。当时主要生产甘蔗、粮食、蔬果和六畜。桂芬与家人商量后，决定自己担任农场主任，全面负责农场日常生产经营工作。他首先规划农场的改建和扩建，组织工人与农机进场开垦荒地500亩，扩大果品种植、畜牧饲养和农产品加工用地。转变原有单一甘蔗生产为多种经营，为开办果园、牧场、农产品加工厂创造条件。 第二步工作是种植秘鲁木瓜、石榴、番荔枝等传统优良果品，引进檀岛凤梨、香蕉，加州桃李，巴西咖啡和可可，吕宋芒果，越南山竹、人参果及西班牙玫瑰茄等品种。 1925年5月，桂芬开始为钟荣光前期考察秘鲁做好准备，首先是会见秘鲁华侨总会（秘鲁通惠总局）领导，递交岭南大学致总局的公函。说明岭南大学经孙中山大元帅府批准可在校内原农学系扩大建立农学院，故校方委托钟荣光出国往南北美洲向华侨筹款兴办岭南农业大学（后改为农学院），及顺道考察美国与秘鲁农业，望旅秘华侨社团给予协助。 旅秘华侨与华人一直热心支持祖国教育事业和兴办实业，秘鲁通惠总局出面与华侨各社团联络，为组织欢迎钟荣光来秘鲁筹划款项与考察，专门成立办事机构。桂芬以岭南大学代表身份参加筹组办事处和开展欢迎工作。钟荣光监督赴美洲主持募捐，共筹得美金五万余元。 桂芬陪同钟荣光考察利马郊区农业，参观在秘鲁古印加帝国时遗下的传统农业地带和农田水利灌溉系统。钟荣光在农庄住下，接受古家招待并在夜间兴致勃勃地听取桂芬详细汇报农庄的经营管理。钟荣光独具慧眼，经考察秘鲁农业和视察古氏农庄后，他断言：秘鲁农业条件与中国广东自然条件类同。 他对桂芬说，既然在秘鲁经营农业，目前正扩建农场，不妨将在中国所学的知识、在美国所学的知识和秘鲁古印加的优良农业传统三者结合起来，创办农场。钟荣光深入浅出提出运用三国不同的农科技术于中国农业技术建设的方法，使桂芬深受启发。之后，桂芬满怀信心地办好古氏庄园，积累为祖国未来农业技术应用的经验和智慧。 1922-1927年，经过桂芬三年改革扩建，发隆公司农场业务蒸蒸日上，经济长足发展。 1927年底，钟荣光辞去南京政府侨委工作职务，回到广州重任岭南大学校长。目的是办好农学院及扩大校务，准备条件成熟时，把孙逸仙医学院合并改为岭南大学附属孙逸仙医学院。当时，钟荣光考虑召回岭南大学前农学系的毕业学生回校工作，因此经华人校董会研究，决定聘桂芬回校当农学院农学系讲师。 1928年春，桂芬回国时，路经檀香山，上岸探望杨氏亲人外，详细考察夏威夷罐头生产。同年4月，桂芬到香港后，转澳门抵达广州，下学期开始在岭南大学工作，担任农学院农艺系助教，兼任广东省建设厅技正；1929年任岭南大学附中农业高中部主任；1930年广东省设立农业局，桂芬被聘为该局技正；1931年升任为岭南大学农学院副院长兼岭南大学农艺系主任、岭南大学校部农场主任、中山县会同岭南实习农场主任及中山县翠亨村省农林局孙中山纪念农业试验场主任。[1] 为了报效乡梓，桂芬在中山县会同村（今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设立中山县会同岭南实习农场、中山县翠亨村省农业局、孙中山纪念农业试验场。现今珠海那洲农场就是当年桂芬的农业试验场。会同和那洲农场到处瓜果繁茂，奇花异果，仍保留当年农业试验场兴盛时期的影子。[2] 1931年11月，广东省农林局改组，岭南大学校友冯锐担任局长。 1932年，桂芬向原广东省政府主席兼财政厅长林云陔介绍说，该校教授冯锐对蔗糖业很有研究，大可重用。接着，冯锐向林云陔提出一份发展广东蔗糖业的意见书，意见书上认为广东省的气候、土壤非常适合于发展蔗糖事业，同时广东的土蔗糖有良好的基础，每年运销华北各地的土糖数量很大，如改种高产的渣华（爪哇）蔗种，改用新式机器制糖，就会有很大的发展前途；而且投资少，利润多，见效快。 林云陔十分赞同，不久委任冯锐为广东省农林局长，主办其事。桂芬担任该局技正兼农艺主任。在林云陔和冯锐的努力下，只用两年时间，全省建成了顺德、番禺、东莞、惠阳、揭阳等榨量达1500吨以上的制糖厂七个，并附设有酒精厂。 当时太古洋行买办、会同村人莫应溎看见了商机，引进国外一流的制糖机器。桂芬利用他们家族在秘鲁的制糖产业优势，把中美洲先进的制糖技术引进珠海。三人深谋远略和天时地利的条件造就声名大振的珠海制糖业，同时为民族资本的发展史留下光辉的一笔。[2] 1933年，桂芬提升为岭南大学农艺系副教授，仍任农艺系主任；1934年任岭南大学农学院代院长；1935年任岭南大学农学院院长；1937年提升为农艺园艺学教授仍兼任农学院长、校农场主任；1938年以岭南大学农学院任务繁重为由，申请辞去农林局副局长一职，经批准后，他专志农科教育事业，为国家培育农科人才。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岭南大学迁往香港复课，桂芬三次往返香港与韶关，不辞劳苦地为内迁农学院回国开办而奔波。迁校期间，1940年9月16日，桂芬因劳累过度在曲江病逝，年仅43岁。 古桂芬在曲江循道会河西医院去世后，钟荣光为纪念桂芬而题词，公正评价其一生： 生为农学，死为农学；既忠于校，尤忠于国；效基督之牺牲，难苦仍乐；甫大一家当今大时代中，毋志此先知先觉。 古桂芬为祖国农业教育，为祖国农业生产建设，劳苦功高，言行堪为世范。教育部决定通令褒扬。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偕夫人吴菊芳女士亲自到曲江循道会医院向古桂芬遗体告别，褒扬他为祖国农科教育所作的贡献。[1] [1]区达权：《古桂芬传略》，载《珠海文史》（第15辑），珠海：珠海政协，2005，第164-170页。 [2]《岭南大学农学院首任院长古桂芬：投身革命农业报国》，载《珠海特区报》，2011年10月14日。

郭辉堂，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番禺区）人。澳门教育工作者、画家。 郭辉堂是梁彦明弟子，在崇实学校、知行小学、陶英小学等校任教。[1] 1920年6月，澳门教育会成立。为救助望厦区渔民、蚬民及其他清贫居民子弟，莲峰庙值理会得中华教育会负责人梁彦明协助，开办“莲峰男义校”于庙内，借用神庙设两课室，由崇实学校教师郭辉堂主理。郭辉堂历任澳门中华教育会候补评议员、理事。[1][2] 1929年5月，澳门国民党支部举办“总理奉安悼念”活动，联合澳中各界民众，成立筹备委员会，选出梁彦明、马普全、郭辉堂、尹子琴、何伟夫、区瑞墀、李恩荣、刘紫垣、林焕南、张来等为筹备委员，连日积极进行筹备工作，通函澳门商会转知各商店下半旗志哀七天，6月1日，在镜湖礼堂举行悼念大会，万人哀悼和缅怀孙中山。[3] 郭辉堂手书《澳门教育会史略》，未完稿。 1946年，郭辉堂和罗致知辑刊梁彦明的诗作及纪念文字，名为《梁彦明烈士纪念集》。[4] 知名书画家何明利少时居住澳门，得到澳门名书家何荣禄先生教导书法，又从郭辉堂学习国画。[5]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45-446页。 [2]顾明远：《中国教育大系：20世纪中国教育》（四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4041页。 [3]《澳门向为孙中山革命基地》，载“华页网＂，2009年12月1日，http://www.mpages.co.nz/wap.aspx?nid=10590&p=1&cp=7&cid=7&sp=35。 [4]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324页。 [5]《何姓》，载《世界人物辞海》（网络版第九版），2012年12月5日，http://www.worldpersondictionary.com/9/H/H7-5.htm。

陈鹏超，乳名立，字卓平，号遇宗，生于台山县冲萋六村大乎里（今属台山市斗山镇）。澳门同盟分会组织者、民国政要、革命诗人、爱国实业家。[1][2] 父亲在新加坡十字街经商，开设陈泗隆号杂货店。鹏超八岁时，随母赴新加坡，后随叔叔回国读书，先后在六村鳖峰书院、广海书院、台城宁阳书院等接受赵宗坛、赵鲁庵等13位塾师的指点。他学文习武，学业不断长进，喜舞双刀；又擅诗词，有儒侠之风。受到赵鲁庵维新思想的影响，他从小树立献身社会、爱国爱乡之志向。1902年，赴河南省参加清政府补行的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高中第35名举人。赴考前，鹏超在友人处看到了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一文，深为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才气学识所折服，产生追随孙中山的想法。1907年2月，鹏超赴新加坡接管父兄留下的生意，在商务活动中与同盟会员多有接触，思想上倾向于革命。次年，适值孙中山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来到新加坡，鹏超即请同盟会员卢礼明引见，并由卢礼明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鹏超宣誓加入同盟会。 鹏超入会后，四处奔波为革命筹款，多次以陈泗隆号的名义把款汇回国内革命同志手上。不久，他将新加坡陈泗隆号与香港公慎隆号合股经营，自己完全摆脱商务，住在澳门荷兰园，专心做革命工作。[2] 1910年，鹏超以副会长兼秘书的身份，协助林君复，代替谢英伯主持澳门同盟分会活动，并成立“濠镜阅书报社”，作为同盟分会活动的公开场所，宣传反清革命，发展会员，筹款支持革命。1911年2月，鹏超回台山进行革命活动被人告发，逃到香港后，他与李天德等人创办《民生丛报》。他一边任编辑，一边为3月29日的广州起义筹款；期间著有《组织澳门同盟分会》、《组织澳门阅报社》等重要诗作。[1] 广州起义失败后，鹏超回到澳门，与林君复、莫纪彭、何振等人几经努力，策动前山清廷新军起义。起义成功后，经过整编，鹏超任参谋，随军开进广州。后来武昌起义成功，广州光复，鹏超所在队伍编成北伐军参加北伐。他不赞成北伐，认为“民国既成四海一，正宜息马事农街”，主张“欲复长江北，先安五岭南”。当北伐军开拨时，他留下来担任省临时议会议员和都督府枢密部参议。 1912年3月，鹏超被胡汉民委派为茂名县知事兼会办高州军务。茂名是高州首县，当时无人主持县政，地方秩序非常混乱。鹏超到任后，召开县议会，筹议地方上兴革事宜；组织法庭，审理民间刑事诉讼案件；筹划高州至水东的公路；禁烟禁赌；复设县城及四乡的警察，维护地方治安；多次带兵督战，剿匪锄奸。从此，茂名匪患遂平。次年7月，鹏超辞去茂名知事一职，改任两阳绥靖处督办。当时，中国政坛风云变幻莫测，袁世凯派兵南下，龙济光在广州大肆搜捕，通缉革命党人。鹏超逃亡于港澳与新加坡之间，仍竭力为讨袁驱龙筹款。1915年4月，在新加坡，经叶夏声介绍，许崇智主盟，鹏超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7年起，鹏超在澳门设帐授徒；著有《濠镜讲学》等诗。他成为澳门文学史上一位极重要的革命诗人，其作品以宣杨革命精神为主题，风格以明快浅白见称。[1] 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期间，鹏超受孙中山派遣前往南洋与邓泽如一起，经营军事内围公债，为革命筹饷，历时一个月，得款三万余元。几年逃亡生活中，鹏超耳闻目睹一些政客及军阀中的黑暗，深感悲愤；他力劝孙中山调离陈炯明的意见不被接纳，对革命前途产生疑虑。之后，鹏超立意从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中退出，回到故乡致力于地方治安和公益事业。 1918年春，鹏超受家乡绅耆联名之邀，回到六村组建团防公所，抗拒土匪。鹏超仿兵营制招募壮丁120人，编为六村团军，自己担任团务监督。他一方面向海外华侨募款，不断更新六村团军的武器装备和通信设备；另一方面开办军官讲习所，招募有文化的青年，仿照陆军速成科的形式进行培训，提高官兵的素质。1924年，他出任台山县下三都筹防局局长，致力于发展地方武装，维持地方治安秩序。1927年春，鹏超向六村自治会提出筹建太和医院的倡议和计划，得到赞同。他吸取筹建太和学校失败的教训，立即撰写印发《创建六村太和医院劝捐序》，在海内外华侨、侨眷中广为宣传，大造舆论；同时成立九人组成的筹备机构进行工作，他自任筹款专员，负责全面联系。他一边为筹建医院做准备，一边到香港招股，创办香港爱群人寿保险公司，为之后发展实业打下基础。 1928年元旦，鹏超见筹款时机成熟，乘坐“昃臣总统号”轮船从香港出发，经吴淞口、神户、横滨，渡过太平洋，直抵美国金门，在美国和加拿大进行为期近一年的募捐活动。回港后，他又与陈孔森继续在香港募捐，共得款19万多元。回乡后，成立太和医院建筑委员会，鹏超任会长。次年择定院址，1931年3月动工，1932年年底揭幕开业。后来，他又发动族人继续捐建了第二院和第三院，使太和医院更为完善。太和医院占地7000多平方米，园林布局，配套齐全，设备先进，颇具规模，成为台山县南部地区的医疗中心。在农村建成如此规模的医院，成为当时台山和六村族人的骄傲。 太和医院建成后，鹏超又一鼓作气，筹建香港爱群人寿保险公司总行大厦和广州爱群大厦。爱群大厦楼高15层，壮观雄伟，成为当时中国南方建筑之冠。它的照片被许多厂家用作商标，之后几十年，它一直作为广州的标志之一。 鹏超造福于民不遗余力。日寇侵华战争，使其实业受到沉重打击。1941年台山县沦陷时，他已64岁，仍参加香港台山商会救济委员会，为了救济台山的灾民，远赴新加坡筹款。 鹏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崇尚太史公的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之说。他认为自己建立了德功，唯欠立言一项，且年已花甲，须要抓紧遂此心愿。于是，他回到乡下，一连用了八个月时间，将以前自己写的1000多首诗歌中，重新校删审定，选出280首编成《爱竹斋诗钞初编》，1938年5月自费出版。 鹏超的诗作多是对时局、人生的有感而发，诗风坦直、豪爽。他在事业受挫，家人受害，自己在逃避日寇时跌伤左足、留下残疾等种种不幸境遇中，他不忘写诗，用诗记下了自己的遭遇及所见所闻，抒发对时局和人生的感慨，缅怀往事，赞颂友情。他从这时期的作品中筛选出332首，编成《爱竹斋诗钞续编》。友人称赞他这时期的作品比以前又多了“沉郁雄劲之气。迥非雕琢藻饰，徒寄兴于风云月露者之所比。”1947年，他将自己撰写的《行年纪要》、《爱竹斋诗钞初编》、《爱竹斋诗钞续编》、《爱竹斋文钞》、《观山纪要》等作品，汇集编成《爱竹斋全集》，次年交付香港东雅印务有限公司出版。1953年，鹏超在香港病逝，终年76岁。[1] 现录陈鹏超的诗一首： 《澳居闲写》[3][4] 国难依然鼎沸时，澳居何日赋归辞。 社陵留蜀避安史，靖乱岂无郭子仪。 [1].陈日生：《陈卓平（1877-1953）》，载“江门市五邑图书馆＂网，2010年12月20日，http://wylib.jiangmen.gd.cn/jmhq/list.asp?id=173。 [2].郑炜明：《16世纪末至1949年澳门的华文旧体文学概述（下）》，载《许昌师专学报（社科版）》，1998，第50-55页。 [3].吕志鹏：《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45页。 [4].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辛亥革命诗歌选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第206-207页。

陈少伟，原名陈国棠，又名陈国燊，广东南海（今属佛山市南海区）人，生于香港。[1]澳门新闻知名人士。 少伟个性耿直，富正义感，乐于助人；爱好体育，成为体育圈的活跃分子。他少年时，入读澳门圣约瑟修院，除学习中文外，修读葡文课程，能说一口流利的葡语。之后，他在香港域多利戏院担任总务和广告部工作。 1932年，少伟在澳门创办《朝阳日报》，自任社长，社址设在澳门营地大街104号。为了筹措资金，他忍痛将姨母遗下的房产变卖作为经费，维持报纸的运营。抗战前，澳门人口不多，一般工商业不发达，《朝阳日报》广告收入少，每月入不敷出，经营困难。后来，得到体育界好友资助资金，维持一个时期。之后，得到热心报业的曾枝西女士的大力支持，使得报社以继续运营。 1933年，陈天心创办《大众报》，为了节省开支和适应当时社会环境，少伟将《朝阳日报》与《大众报》合作经营，资源分享，社址共用，成为姐妹报纸。抗战爆发后，《朝阳日报》和《大众报》并肩作战，成为当时澳门民办报纸中两面爱国旗帜，为抗日救亡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除经营《朝阳日报》外，少伟加入《大众报》工作中，担任编务和外事主任。他工作认真勤恳，热心扶持后进，循循善诱，备受同行敬重。他廉洁正直，宁过清苦的生活，绝不做有损国家和民族之事。1942年，敌伪在澳门开办的喉舌报《西南日报》，对少伟威迫利诱，但他一直坚守爱国立场，不为所动。抗战期间，他奋起投身抗日救亡工作，与两报同仁共同发起组织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全力支援组织回国服务团，获得大家一致推举他担任主席。 少伟担任主席四年多，为抗日救亡事业鞠躬尽瘁，不辞疲劳，废寝忘餐，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同时，他非常重视新闻战线上的宣传任务，《大众报》业务日益兴旺，销量大增，成为强有力的爱国宣传阵地。他倾力投入澳门四界救灾会各项活动，无暇兼顾《朝阳日报》事务，1939年《朝阳日报》停办，全力发展《大众报》。此举有利于集中力量，加强抗日救国宣传工作。1948年起由蔡凌霜接办《大众报》后，少伟仍继续任职，兼管采访部工作。 少伟一生致力于新闻事业近40年，在澳门新闻界享有较高的声望。1971年1月，他患上不治之症，但他敬业乐业，继续坚持新闻工作。4月才入院留医，病榻上他仍不忘报社工作，后来病情恶化，极度痛楚，他从没呻吟一声，令人感动。5月25日，不幸病逝，终年62岁。 陈少伟葬礼在镜湖殡仪馆举殡，逾千中西各界人士前来吊唁，为新闻界失去良才而哀悼。《大众报》第二位社长蔡凌霜在报上写了一篇情辞恳切感人的悼辞，赞扬他一生的功绩。 陈少伟的妻子蔡维亚、女儿陈令仪，居住香港。[2]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0页。 [2].陈大白：《濠江风云儿女》，澳门：澳门星光书店，1990。

杨少泉，字祖复，香山县人，生于澳门。香港著名牙科医生、“反对蓄婢会”创办人之一。 杨少泉自小随母迁居香港，入读教会设立的中文书馆，后学习英文。母亲去世后，他不得不辍学。 杨少泉19岁时，跟从当时著名牙科医生徐善亭学习，后北上入读山海关铁路学堂半年。不久，他返回香港，继续师从徐善亭学习，得到真传。 1906年，杨少泉28岁时，自己开设医馆，技术优良，享有声誉。 1914年，杨少泉获得香港政府注册，成为牙科医生；进入上海美国牙科学堂函授学习，取得毕业文凭，后来成为香港著名牙科医生。 杨少泉对社会公益事业极为热心。[1]1921年8月8日，他与黄茂林、麦梅生等26人在杨少泉牙医馆召开反对蓄婢筹备会议。黄茂林担任主席，杨少泉担任副主席，决定当天出席会议者为筹办董事，推举杨少泉等八人起草会章，决议该组织正式定为“反对蓄婢会”。 8月15日，反对蓄婢会召开第二次筹备会议，通过会章，并决定起草本会宣言书。《反对蓄婢会简章》申明“本会以维持人道、废除婢制、使婢主得觉悟、婢女得解放为宗旨。”会章规定，凡赞成本会宗旨者，无论中外男女，隶属何教，寄居何地，由一名会员介绍，填写入会志愿书即为本会会员。 8月23日，反对蓄婢会在第六次筹备会议上通过《反对蓄婢会宣言书》。该宣言回顾香港婢女问题之由来，揭露蓄婢之流弊，阐述革除婢制的主要原因：一，因蓄婢有伤人道。二，败坏道德、丧失品行。三，有伤风化，扰乱治安，大损国体。因此，蓄婢必须禁止，养婢恶习尤当革除。 《反对蓄婢会宣言书》指出，那些主张保留婢制者提出采取救济的办法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而所谓采取防范虐婢的措施也是做不到的。根治的办法有：一，设法鼓吹，大力宣传，制造舆论，使社会各界明了蓄婢的危害性。二，要求政府立例注册，取消契约，使婢女获得人身自由。三，设立监护人，由政府委任加以监督。四，创办教养院等公益场所，收留无依归之婢女。 1921年8月至1922年3月，反对蓄婢会召开20多次筹备会议。期间，该会动员全体会员分赴各地各单位宣传演说，征集同志，发展会员，发动募捐，筹集活动经费等。1922年2月，整个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会员达1360多人。 正当香港人士宣传禁婢之际，广东南方政府国务会议和法律审查会也召开会议讨论禁婢问题，通过禁婢决议案。1922年2月24日，大总统孙中山发布严禁蓄婢令。这一禁令，对于香港反蓄婢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和鼓舞。之后，内地各界和海外华侨纷纷起来反对蓄婢，有力地推动香港反蓄婢运动的开展。 3月26日，反对蓄婢会在香港青年会礼堂举行，出席大会的会员、来宾有六百多人。大会以“务达革除蓄婢”为宗旨，通过会务报告，选举领导机构，宣告反对蓄婢会正式成立。[2] 1921年10月，杨少泉等人得到英国希士劳活夫人的帮助，运动英国议院，迭加提议。[3] 港英当局内部有不同意见。香港总督司徒拔却对禁婢运动表示不满，主张维持婢制。在广大民众的压力和在理藩院的督促下，1922年4月14日，香港华民政务司发表《禁婢示》，明令在香港境内不准蓄婢。 1922年底，香港政府定例局召开会议，讨论取缔蓄婢问题，制定《禁婢新例草案》。《禁婢新例草案》在报上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不同反应。 1923年1月5日，香港华商总会召开一次特别大会，就《禁婢新例草案》研究对策，企图保留婢制。1月10日下午，香港居民、工团、教会一千多人在东华医院召开全港街坊大会，讨论《禁婢新例草案》。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主席苏兆征出席大会，许多与会者都纷纷作了发言。会议推举苏兆征为临时主席。会议经过讨论，一致赞成禁婢新例，反对蓄婢。 1月12日下午，反对蓄婢会在青年会召开一次会员大会。这次会议本着“革除恶俗，保障人权”的目的，一致通过赞成政府颁行禁婢新例。[4] 香港广大民众的强烈要求和社会各界的多方促成，1923年2月，香港定例局正式颁布《禁婢新例》（亦称《取缔蓄婢新例》或《家庭女役则例》）。《禁婢新例》规定：从今以后，无论何人不得雇用婢女；无论何人，不得雇用女仆未满十岁者；婢女不得由一主人转卖给别主人；凡在港有婢女者，须按限定日期将婢女注册。《禁婢新例》的公布，是香港反对蓄婢运动的胜利。[2] 杨少泉倡办《大光报》馆，兼首任董事。另外，他担任中华国内布道会香港协进会会长、中华圣公会港粤教区常备委办、香港基督教联会副会长、香港海面传道会会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副会长、中国海浴会会长、香港华人游泳会会长等职。[1] 1951年，杨少泉去世，终年73岁。 香港培灵会由杨少泉、卓恩高、张吉盛、凌鸿铭、马耀东先生，李求思牧师等人发起，他们当年大多数是基督教联会董事，只因改选关系，未能一贯继续此项工作，事后通过成立委办会，专门推动该项工作。杨少泉是得力弟兄之一，对培灵会信仰，非常关心。[2]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549页。 [2]黄原素牧师：《培灵研经大会的起源》，载“港九培灵研经会＂网，2012年4月30日，http://www.hkbibleconference.org/hk/about-us/share-articles/259-share-articles-13.html。 [3]金应熙：《香港史话》，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第196-199页。 [4]周秋光：《熊希龄集》（下册），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第2232页。

徐悲鸿，生于江苏宜兴屺亭桥（今江苏省宜兴市屺亭桥镇）。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者、杰出画家和美术教育家。[1] 祖父是镇上裁缝，兼种田地。父亲，字达章，是自学成才的画家，除经营瓜田外，兼教私塾；善绘人物、走兽，兼长翎毛、花卉。悲鸿自幼随父徐达章学习诗文书画，临摹吴友如的界画人物等。[2]1912年，悲鸿在宜兴女子初级师范等学校任图画教员；1916年进入上海复旦大学法文系学习，半工半读，并自修素描。1917年，他留学日本学习美术；1919年，赴法国留学，考入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学习油画、素描，并游历西欧诸国，观摩研究西方美术。 1924年，悲鸿在油画上进入成熟境界，创作《自画像》、《老人像》及素描人体等油画。 1925年，除一系列人体习作外，他创作油画《箫声》、《蜜月》、《远闻》、《怅望》、《抚猫人像》，尤以《箫声》和《远闻》最受赞扬，《怅望》被达仰挚友收购。同年，悲鸿见到巴黎一间画店陈列达仰油画《奥菲丽娅》，流连忘返，欲购无款。 适值新加坡华侨黄孟圭在巴黎倦游思归，见到悲鸿的困境，劝他前往新加坡卖画。悲鸿接受建议，独自前往新加坡。在新加坡，经黄孟圭介绍，悲鸿认识华侨钜贾陈嘉庚，为他画一幅油画像，陈嘉庚以2500元现洋赠给悲鸿。悲鸿得此款即汇往巴黎，购下《奥菲丽娅》。他又为陈嘉庚画《马克思与托尔斯泰》一幅，赠其所办的厦门大学。 逗留期间，悲鸿为华侨画了些肖像，获得钜款，足以在巴黎生活几年。同年秋，他想念祖国，从新加坡回到上海。遇到田汉，田汉为悲鸿举行“消寒会”，将他介绍给在上海的郭沫若和其他文艺界进步人士。悲鸿为康有为、黄震之画油画肖像。1926年春，悲鸿返回巴黎。夏天，他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临摹约尔丹的《丰盛》、普吕东的《正义与复仇女神追赶凶手》等。10月返法国，作油画《睡》及中国画、素描人体等。[2] 1927年，悲鸿回国，担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并兼职于孔德学院，历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1933年起，他先后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德国、苏联举办中国美术展览和个人画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悲鸿在香港、新加坡、印度举办义卖画展，宣传支援抗日。后来，重返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1]创作油画《青城山风景》、《读》、《徐悲鸿夫人像》及国画《鸲鹆》、《山鬼》、《孔子讲学》、《梅花通景》、素描《画家夫人》等作品。 1944年，悲鸿患上高血压和慢性肾炎，住医院近半年，创作锐减，仅作些国画。1945年，他大病未愈，坚持任教于中大艺术系。年初，国民党反动派镇压民主运动，文化界以郭沫若为首掀起争取民主的签名运动，呼吁取消特务组织，废除国民党一党独裁，成立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悲鸿在《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受国民党特务多次威胁，收到三封恐吓信，都被他撕碎，坚持不撤销自己的签名。 1946年，抗战胜利后，悲鸿应聘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团结一批有教学能力的教师，建立较为完整的教学体系，从事教学改革。赴北平途中，经上海时，他见到周恩来、郭沫若等同志，得到周恩来的勉励。北平进步的美术工作者发起组织美术家协会，推选悲鸿为会长，期间，他创作国画《奔马》、《各得其所》、《鹰》等。 1947年10月15日，悲鸿举行记者招待会，阐明教育与艺术的主张，当时著有《新国画建立之步骤》、《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批驳受国民党控制的北平市美术协会对他的攻击和诬蔑。他们印发所谓“徐悲鸿摧残国画”的传单，到处张贴。 悲鸿向各报记者发表书面谈话，阐述自己的国画主张，即“吸取古代艺术之精华，剔除其糟粕”，而“师法造化”是古代画家的创造精神。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组织“战乱委员会”，企图拉悲鸿参加，被他拒绝。他又拒绝国民党委派他出国参加在印度举行的“泛亚洲会议”作油画《徐悲鸿夫人像》及一些国画。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悲鸿拒乘国民党飞机离北平去南京。12月7日，他与吴作人、李桦、艾中信、董希文、冯法祀等成立“一二‧七”艺术学会，准备迎接解放。他创作国画《天马行空》等，常有题款“山河百战归民主，铲除崎岖大道平”、“百载沉屙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等。 1949年4月，悲鸿出席在布拉格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7月，他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并被推选为全国政协代表和北京市人民政协委员；同月，当选为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9月，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2月，政务院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并任中苏友协理事；创作油画《慰劳》及一些新国画等。 1950年4月1日，悲鸿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9至10月，在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他为英模代表作油画、素描肖像多幅，构思创作《毛主席在人民中》；出席北京市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著有《剪纸艺术家陈志农先生》。 1951年，悲鸿抱病前往山东“整沭导沂”水利工程工地生活两个月，创作多幅民工、劳模肖像；构思创作《鲁迅与瞿秋白》。 7月，悲鸿患上脑溢血症，半身瘫痪。他仍创作国画《奔马》、《雄鸡》及一些劳模肖像素描等；撰文《我对于敦煌艺术之看法》。 1952年，悲鸿卧病。秋后，逐步好转，1953年初，病情好转，扶病指导教学。这一年上半年，他画了两幅极有历史意义的《奔马》，一幅是献给毛泽东主席的，题“百载沉屙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表达了他对共产党的热爱之情。另一幅《奔马》题有“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这是画家对新中国的正确理解，也是他毕生追求的理想。 9月23日，悲鸿出席第二次文代会，担任执行主席。当晚，他脑溢血复发，26日晨逝世，年仅58岁。 9月28日，文代会为徐悲鸿举行公祭，其遗体安葬于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于12月11日举行徐悲鸿先生纪念会，12日举办“徐悲鸿遗作展览会”。[2] 1915年，徐悲鸿在上海结识高剑父兄弟。他真正与澳门结缘，却是因为与中华书局南中国业务负责人郑子健、郑子展交往的缘故。1938年，徐悲鸿应邀前往印度讲学，同年秋到达澳门，目的是为了寻找清静的地方作画。另外，他将两箱珍贵的书画寄存在中华书局澳门支局。徐悲鸿在郑氏兄弟在澳门沙嘉都喇贾罢丽街37号房子中住了一个多月，此宅院设有画室供徐悲鸿使用。徐悲鸿在一张《无题》的画马立轴上题下长跋，叙述居住期间生活趣事。他给郑氏的子侄郑国璋绘速写，仅以毛笔聊聊数笔，勾勒了出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 徐悲鸿在澳门期间，创作了不少绘画作品，与高剑父相聚，在高剑父下塌的普济禅院，今日仍藏有徐悲鸿的水墨画《漓江春水》。[1] 2000年6月16日下午，“徐悲鸿艺术回顾展”在澳门旅游活动中心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澳门特区社会文化司司长崔世安等出席了开幕式。 北京徐悲鸿纪念馆和澳门特区文化局联合主办这个展览，展出徐悲鸿具有代表性的珍贵油画、国画、素描等画作71幅，其中九幅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些创作于20世纪20至50年代的作品，与徐悲鸿生平图片同时展出，对这位举世闻名的中国绘画大师艺术生涯的一次全面回顾。这次展览持续至7月30日，展览期间，并举办“徐悲鸿的艺术历程及对中国画坛的影响”专题讲座。[3] [1]莫小也：《20世纪前期聚居中国澳门的传统画家》，载“论文网＂，2012年11月18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2]戈巴：《徐悲鸿PK徐志摩》，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第8-17页。 [3]《徐悲鸿艺术回顾展在澳门开幕》，载“人民网＂，2005年8月11日，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6/492/20000616/107165.html。

陈炳谦，香山县下恭都黄茅斜村（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人，生于澳门。富商、慈善家。 炳谦早年随兄长前往上海打拼，初做丝茶进出口贸易，后在祥茂洋行工作。该洋行经营“祥茂牌”肥皂而出名，被列入“五大洋商洋行”。 经过30多年奋斗，炳谦成功跻身上海巨富行列，搬进华山路富人区。他是投资房地产最多、置产最广的房地产大业主，成立申达经租处，经租包括大楼、公寓、仓库等房屋845幢。 民国初年至20世纪30年代，炳谦担任广东旅沪两大同乡组织——广肇公所董事以及粤侨商业联合会会长，人称“闸北士绅”，德高望重，名耀上海滩。 炳谦一生行义，结交很多朋友。他拥有中国、葡萄牙双重国籍，一度遭到公开质疑。 1910年，中国北方灾害不断，来沪灾民络绎不绝。炳谦长期支持闸北和虹口的社会公益事业，设立收养灾民的工艺所，开办初小学，让灾民子女能够读书。他投资20万元，支持闸北商办水电专案。在反袁期间，他组织参与抵制挤兑银行活动，维护当时金融稳定。 同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鼠疫袭击虹口一带，市民在惶恐中失去理智，与政府官员发生火拼，使得本来混乱的防疫工作陷入僵局。炳谦在中间调停时，率先提出一个大胆设想——马上设立一家防疫医院。与政府几天交难，他得到主管部门“四天之内建立医院”的回复。短短几天，南洋公司八万两，广永盛号三万两，广发源号二万两，陈辅臣1.5万两，陈炳谦1.5万两，先施公司一万两……炳谦让奇迹发生了，各界商业富豪慷慨解囊，一个符合各项标准的防疫医院（今为上海传染病医院）如期在四天内改建建成。 1919年2月，粤连年频发水旱灾害，灾变迭至，出现米荒。此次米荒为数十年所未有现，饥民遍野，惨不忍睹。炳谦决定救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思考一个万全之策，大力支援家乡人民，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炳谦想到年前成立的粤侨商业联合会，这是他等广帮商人在广肇公所的基础上发起成立的组织。广肇公所是一个老牌的民间团体，徐润在上海创业时成立。 1918年上半年，霍守华、冯少山等广肇公所新派人物与一众元老意见不合，广肇公所陷入分裂状态。炳谦作为广肇公所董事，非常赞赏新派人物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他并不希望广肇公所从此分裂。社会动荡时期，广帮商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商业团体，来巩固几十年来在上海取得的成就。于是，粤侨商业联合会这个纯商业组织应运而生。成立当天，潮州会馆、潮州糖杂货联合会、杂粮帮慎守堂、进出口帮裕安堂、糖杂货帮广安糖、绸布帮守经堂、皮木帮慎安堂、肇庆同乡会、南海会馆、顺德会馆、三水勇义堂、东莞保安会馆等都来庆贺。广肇公所新旧派人士送来了贺仪，并极力要求炳谦继续担任广肇公所的核心董事。 炳谦说干就干，分别给广肇公所旧派人士黄式如、冯少山、唐绍仪挂了一个电话。第二天，他们分头行动起来。 1919年，南北军阀争个你死我活，各种政治势力此起彼伏，外国瓜分中国，步步紧逼。在国将不国之际，由政府来组织救灾绝对是行不通的。经过简单讨论，炳谦决定单干，很快组织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民间平调网络。 今次从苏皖地区将大量的粮食运回广东，并非易事。世界大战刚结束，西洋各国因粮食短缺，抢米风潮不断，各国买办已把目光瞄向了长江沿线的产米区域。国内南北军阀对峙，军粮短缺，地方军政府更不会轻易地将粮食这一战略物资拱手让人。当时《申报》报导，广东政府曾向上海总商会发来200张免税护照，希望江苏政府能对平调米放行，并进行税收优惠，但很快江苏省政府以议会未通过为由，否决这一请求。平调之难，早在意料之中。 3月7日，炳谦在二百余人参加的粤侨商业联合会特别会上宣布，首批超过二万石（16000袋，每袋140斤）的平调米已采办完成。他和黄式如通过个人关系办来“米照”（当时粮食外运，需要办“护照”），向轮船招商局租定的船只已驶向芜湖装货，第一批平调米，最快月中可运送到灾区。 散会后，炳谦亲自向由广州南洋烟草公司简照南兄弟、广东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等发起的粮食救济委员会，发去一份电报。简照南、陈廉伯接到电报后马上会意，很快在当地报纸上，将苏米即将抵粤的消息公诸于众。虽然几十万饥民仍处于奄奄待毙的惨境，但平调米的消息，却如一种神奇的力量，稳住了每天都在不断疯涨的米价。 首批米运抵广州不久的一个晚上，粤侨商业联合会在上海虬江路上海大戏院义演。炳谦率先上台，热情洋溢地向三千多名乡绅名流发表演说，称首批平调米到达广州后，广州米价日跌，虽斗米千钱，诸位个个功德无量。演讲刚结束，助手立刻走上前去跟他耳语了一番，他的脸立刻沉了下来，但为不扫诸位乡绅的兴致，他带头唱了一段粤曲。深夜12点，义演散场。炳谦回到家后难以入睡，助手带来的消息就是最近一直困扰他的问题：除首批平调米成功运抵广州外，之后陆续运出平调米，仍被海关扣押著。对此，炳谦其实早有防备。在租用船只时，他所选船号不是轮船招商局，就是叫得起大名的洋行货轮，或直接租用挂著洋人国旗的外国轮船。如此大规模往外运粮，不免引起各方的猜疑。尤其是北方军阀，对广东商帮支持孙中山革命军政府，更是怀恨在心。挂著洋旗的商船，看来也走不通了。 宋子文、李宗仁、杜月笙、张謇、苏葆笙……很快，炳谦想到这些响当当的人物，他们或许能帮上忙。不知是给面子这些大人物，还是给钱消灾，抑或是北京、上海、广东各地要求放行平调米的请愿活动不断爆发，给当局施加压力，后来被阻的平调货轮，都放行了。之后，每隔一周，广州到达一船平调米，灾情很快得到缓解。为保证平调米公平发放，广东粮食救济会派专员对平调米收磅入仓，并派专员收发，成立稽核部。之前成立各种平调公所，全归粮食救济会管理。当时，炳谦被选为救济会名誉总理。他再一次发挥自己的正能量，建议粮食救济会在每一处发放点，竖起捐款大户的商号或会旗。一时间，社会好评如潮。那些乡绅名流心里舒坦，捐款时出手更大方了。 1919年4月，知名人士徐固卿联合胡汉民、吴铁城等发起善后协会，4月20日抵达上海，与沪上粤商翘楚进行商讨。胡汉民将在粤地看到的情形悉数道来，辛亥革命以来，多个省军队集中在广东，税收繁重到了极点，使当地民穷财尽。社会治安更是混乱，盗贼勒索抢砸横行，运输不通、商贩绝迹；政府官吏还鱼肉百姓，许多大商巨贾投奔洋人旗下，或避难港澳等地，民不聊生。当时记者就此问题，请会长炳谦发表看法。炳谦说：以上痛苦比米荒更甚！并赞成善后协会拟定的包括禁赌、治河、裁兵等事宜。随后，他又表示，即将到来的5月正是广东青黄不接之时，平调大米将源源不断运往广州。 在炳谦等领导下，粤侨商业联合会坚持不懈，坚持了数月，筹集资金上百万元，共采办36万石苏皖大米，分14批运抵广州，最终成功帮助乡亲应对了这次百年不遇的米荒。历史上民间团体为平灾荒，组织多次粮食平调，但此次大规模平调，堪称空前。 炳谦积极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粤侨商业联合会认购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二五库券达十万元。 孙中山去世后，炳谦被推举为赴粤参观的首批代表，因事未能成行。 1938年7月，炳谦在澳门去世，终年78岁。 宋子文、吴铁城、杜月笙、冯炳南等寓居澳门名人组成治丧委员会，宋子文题“典型犹在”，李宗仁题“潜德幽光”，杜月笙题“蓬岛归真”，这是对陈炳谦一生行善最好的注脚。[1]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以伤兵医院名义，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呼吁各界人士踊跃捐输。陈炳谦向中国红十字会捐助一万银元，并借一辆大汽车给红十字会和粤商公立两医院，用来救护伤兵。[2] 陈炳谦娶有妻妾六个，生育子女多个。后来，其子女不断为遗产之事发生纠纷。[3]陈炳谦两个儿子在上海曾遭到绑架。[3][4] 现存陈炳谦之子长子陈木、次子陈胜的两间大屋，都在珠海市梅溪村。[5] 1930年，陈炳谦豪宅在上海华山路与乌鲁木齐中路交叉处（近华山路）一侧，建造一幢保存较完整的中国传统宫殿式住宅。无论在建筑造型，还是色彩运用，其艺术处理水准达到日臻完善的程度。首先屋顶、墙身、台基三部分组合而成的建筑形体构图方式，使中国古建筑造型达到了功能、结构、艺术的完美统一。这把具有中国古建筑特色的“三段式”构图的三个要素完全表现出来，屋顶采用重簷清代大式建筑中的庑殿大屋顶，微微向上反曲的屋簷，屋顶转角处的起翘，以及屋面举折形成的柔美的屋顶曲线，展示出一种稳定、舒展、飘逸的形态。屋面铺盖绿色的琉璃瓦，显得清丽而宏伟。 陈家人一直居住至上海解放前夕，后移居香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房管部门接管陈炳谦豪宅，现作上海华山医院化验楼使用。[6] 现录陈炳谦贺潘飞声（1858-1934）60岁寿诞的对联一副：[7] 岁历大挠一甲子； 诗同故里十先生。 [1].《陈炳谦与史上最大民间平调》，载“中山网＂，2012年3月15日，http://www.zsnews.cn/Culture/2010/09/12/1516356.shtml。 [2].陈丽凤等：《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64-165页。 [3].马学强、张秀莉：《二十世纪前期买办及其社会生活状况研究》，载《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 [4].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245页。 [5].陈素璧：《闸北巨富梅溪义绅寻踪珠海历史名人陈炳谦》，载《珠海特区报》，2012年7月15日。 [6].《陈炳谦住宅华山医院5号楼》，载“新浪地产网＂网，2009年12月28日，http://news.dichan.sina.com.cn/2009/06/16/26263.html。 [7].《潘飞声》，载“搜搜百科＂网，2012年11月18日，http://baike.soso.com/h42639156.htm。

卓荦，香山县下栅乡（今属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官塘村）人。摄影家、澳门摄影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中国摄影家协会广东分会理事。 卓荦早年在北京、湖南等地居住，解放前是国民政府官员。 抗战期间，卓荦被委任为中山代县长，开展抗日工作。中山沦陷后，他迁居澳门，继续工作，搜集敌情。当时他住在新胜街，后为日寇所知，下令通缉。当时，卓荦预知消息，化装连夜乘渔船逃往香港。[2] 抗战胜利后，卓荦在香港经商，在半退休时期，经常往返港澳，居住澳门新胜街。[1]当时，卓荦爱上了摄影，因冲晒关系，在水坑尾一家“KK冲晒店”里认识冯汉复和简庆福先生，摄影兴趣更浓。为了创作，卓荦走遍大江南北。后来，他和冯汉复创办一家沙龙摄影院，生意不错。 期间，一群爱好摄影朋友，准备组织摄影学会。卓荦知道后，大力支持，加入组织行列。1958年2月25日，澳门摄影学会成立，成为澳门有史以来第一个摄影学会，卓荦被选为第一届副会长，后任会务顾问。澳门摄影学会是澳门一个最重要和最知名的摄影组织。 卓荦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广东分会理事，不仅摄影技术精湛，而且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在沙龙摄影院期间，他与别人合作不愉快，后来退出。 之后，卓荦觉得无所事事，再与好友经营一家摄影院，即兰心摄影院，地点设在平安戏院隔壁（即后来永大疋头铺位），当时人才济济，业务蒸蒸日上，盛极一时。 后来，兰心摄影院不幸被一场大火全部烧毁。祸不单行，卓荦染上脚疾，屡医无效，行动不便。但他意志极坚强，不为脚疾而气馁。不久，他在白马行医院对面重操旧业，生意大不如前，终于结束摄影生意。 1989年5月8日，卓荦去世，终年84岁。 好友听闻消息，非常惋惜。卓荦为人慷慨率直，博学多才，令人景仰。友人特向“摄影”版编辑提供卓荦生前的遗作，刊于报端，以志纪念。[2] 1978年9月，卓荦在石林亭石刻对联一副，白底绿字，隶书：[1] 漫步曲桥寻画稿； 闲凭奇石听书声。 横额“石林”，卓荦撰，半坡书。 [1]邓景滨、叶锦添：《澳门名胜楹联辑注》，载“360doc个人图书馆＂网，2014年5月21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9731268_351566854.html。 [2]田伯：《卓荦先生生平简略》，载《澳门日报》，1989年5月22日。

毕侣俭（1894-1960）渔农工商（商人、赌商）、社会（社会活动）、宗族（华人宗族） 毕侣俭，又名毕公万、毕元勤，祖籍花县（今属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紫石岗，生于广州厚生里十八号。澳门富商。 侣俭在广州度过少年时期，年青时在北京税务学堂读书。他是海员出身，弟弟毕劲持也是海员，兄弟俩少时在海上打拼，赚了不少钱；后来上岸从事贸易，涉足烟土买卖及赌业。后来，他前往香港经商，经营厘东酒店、银都酒楼，业务不断发展；后移居澳门，在港澳之间从事餐馆和娱乐业。他在澳门经营利为旅酒店、域多利娱乐场等生意，在澳门商界崭露头角，成为澳门殷商名流。[1] 毕氏家族都是超级票友。侣俭与粤剧名伶任剑辉母亲有同乡之谊。侣俭从嘉道里手中接过澳门赛狗会后，为了招徕赌客，请任剑辉登台。后建成澳门赛狗会万家乐戏院，并且由任剑辉领衔，组成镜花影女剧团。当时省港澳享负盛名的女伶有十多个，如文武生任剑辉、花旦钟翠蝉等，这些人都是镜花影女剧团成员，在万家乐戏院登台。侣俭的太太莫瀚生是任剑辉的超级戏迷，任剑辉每到澳门演出，她场场必到。侣俭的弟弟毕劲持改行担当粤剧丑生，艺名黄肿美。毕劲持又将堂弟毕焜生带进梨园，取艺名白玉堂。白玉堂先后师从名小生靓全和白驹荣，19岁首任正印小生；之后在乐同春、新中华、永寿年等省港大班演出，成为粤剧一代名家。[2] 侣俭在澳门赛狗场上下了血本，可事与愿违，亏损不少。1936年，他向澳门政府提出承包赌场的申请，1937年成为豪兴的承包老板之一。[3]但他接手后，经营状况并没好转。这时，豪兴忽然来了“神秘党”，脸孔陌生，口音不详，但下注狠辣，每次荷官揭盅，他们都是每买必赢。不到半个月，豪兴被赢走一百多万元，侣俭因此几近破产。之前，他一次性缴纳五成的租赁费，几乎耗尽他的全部家财。[4] 抗战时期，侣俭担任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名誉顾问、澳门劝募分会主任，积极支持抗日救亡运动。澳门救济分会组织劝捐队向各界募捐时，大家踊跃购买，购公债183500元，其中侣俭个人购债五万元。当时澳门人口不过12万，商业不发达，这个成绩非常难得。[5]1960年，侣俭在香港去世，终年66岁。 毕侣俭家学渊博，多个子女各有作为。女儿毕漪汶是澳门教育家，荣获澳葡政府教育劳绩勋章、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功绩勋章。[6]妻子莫瀚生是澳门妇女慰劳会主席，率领澳门妇女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7] [1]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县华侨志》，广州：花都市地方志办公室，1996，第300页。 [2]王文全、梁威：《广州文史资料》（第42辑‧粤剧春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第281页。 [3]祝春亭：《澳门赌场风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8，第120-121页。 [4]《第44节：合组财团傅高双雄夺赌牌（3）》，载“腾讯网＂，2012年12月20日，http://book.qq.com/s/book/0/17/17207/44.shtml。 [5]邓开颂等：《澳门历史新说》，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第387页。 [6]《毕校长回顾》，载“东南学校＂网，2012年12月10日，http://www.tongnam.edu.mo/system2/schoolphp?fid=2&tid=2。 [7]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广东台山人，生于澳门，赵斑斓之子。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澳门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华侨报》社长，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长、监事长，澳门台山同乡会会长，赵斑斓文化艺术馆馆长，澳门基本法协进会监事等职务。

郑仲，又名郑汝仲，字锟贤，号侣忠，生于香山县南屏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一个农民家庭。[1]兴中会会员、革命家。 南屏郑氏祖先，最早由福建莆田迁来，北宋庆历年间（11世纪40年代），入粤任惠州路判官，九世时迁居东莞，后复迁至香山三乡，与郑观应为同一大族。14世后，郑氏一部分族人陆续迁来南屏，之后建有纪念15世祖的雪山祠、纪念16世祖的居一祠。 郑是郑居一的长房子孙，郑氏传至第二十三世祖父郑彦庞，娶妻杨氏，生育两子，长子郑汝俭，早夭。次子郑汝仲。 郑在少年时代，因家境贫困，远渡重洋前往檀香山谋生。经过十多年辛劳，颇有积蓄，与孙眉在当地合办一个畜牧场，规模甚大，有牛羊等畜类一万余头，复兼营商业，收入不菲，在檀香山颇有名望。 1878年，孙中山随母到檀香山孙眉处求学，结识了郑。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郑和孙眉率先参加，成为最早的兴中会员之一。有志之士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宣传和筹款活动，郑首当其冲。起初，孙中山在檀香山鼓吹革命时，孙眉反对，郑极力劝说孙眉，并且在经济上对孙中山尽力帮助。后来，孙中山几次到檀香山进行宣传筹款活动，都得到郑和孙眉的大力支持。由于革命志趣相投，志同道合，郑和孙眉、孙中山义结兄弟。郑居长，大孙眉四岁，称大哥；孙眉居次，孙中山居末。三人签字的金兰谱与郑的兴中会会员证及郑捐助的现金收据等珍贵文物，郑及其后人悉心保存，抗战期间日寇侵占南屏时，郑的儿子恐日军搜得而遭其害，将这些东西全部烧毁，十分可惜。 郑对革命更为倾心。他将与孙眉合力经营牧场变卖，所获之款交给孙中山支配使用。[2] 1895年，郑回到澳门省亲和完婚，及料理澳门物业。适逢广州起义失败逃到澳门的孙中山，郑将孙中山藏到他的婢女顺霞家中，位于石墙街路口的“翁均利”铺号。 1905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希炉埠成立兴中会分会，重振革命声威。同年，孙中山和黄兴等组织同盟会，希炉埠兴中会改为同盟会，郑随即转为同盟会员。 后来，郑在檀香山其他物业日渐萧条，加上年事已高，他与孙眉相约回国。孙眉初居澳门，后移居香港九龙。郑回到南屏家中，他十分关心国事，主理乡政，慷慨豪爽，排难解纷，颇得乡人拥戴。他与孙中山家人联系十分密切，常往澳门探望孙眉、卢慕贞。郑的长子结婚时，孙中山赠喜幛礼物祝贺。 1912年，孙中山视察前山，郑发动南屏群众前往欢迎。孙中山为勘探铁矿事到南屏时，郑作向导在将军山探测矿务。 1922年1月18日，郑在家乡病逝，终年72岁。 南屏乡亲给郑仲举办隆重的葬礼，全乡出动，学校停课，乡民师生都参加送葬，孙科也率人前来参加，挽联挂满一屋，极尽哀荣。 郑仲生育一女四子。元配张氏是本村张庸建之女，只生一女，居长，嫁给本村张姓，不久身故。郑在檀香山时，孙眉收养一个美国孩子为义子，孩子生于1888年。他见郑仲无子，将义子转送给郑仲领养。郑仲将义子带回家乡，取名郑胜祥。郑胜祥体魄魁梧，乡人称他为“番鬼仔”或“番鬼胜祥”。由于郑胜祥自幼接触革命前辈，耳闻目染，受到革命的熏陶，思想进步。当时孙中山在广州组织中华民国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函邀郑仲出任财务工作，他以年老多病，未能就任，就将义子交托给孙中山。后来，郑胜祥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并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惠州战役。利用战役结束后的短暂时间，郑胜祥全副戎装，返乡探亲，乡人听他讲战斗的事迹，令人十分敬佩。不久，郑胜祥被派往新加坡工作，起初两年寄回三封信，说因工作关系，暂无定址，请缓回信。之后，音信全无，不知所终。 1895年，郑仲从檀香山回乡时，因元配张氏无子，又娶澳门路环李氏为妾，先后生育三子： 郑金柞，又名郑炳芬，生于1898年，曾在菲律宾经商，后来去世。 郑金禧，又名郑炳芳，生于1907年，受父兄影响，郑金禧早年参加革命，成为30年代老共产党员。他参与组织抗日先锋队，推动南屏地下抗日斗争工作，参加家乡解放工作，复任澳门海员工会子弟学校校长，退休后闲居香港和南屏老家。 郑金照又名郑炳华，生于1911年。郑金照早年到港澳谋生，后考入粤汉铁路局报训班受训，毕业后适逢抗日战争，投笔从戎，参加第四路军交通兵团担任报务通讯工作，后因病转入韶关电报局任报务员，并在乐昌、平远、广州等电信局服务，建国后任教于广东省邮电学校，退休后定居广州。[2] 郑炳芳之子郑少仁说，祖父郑仲从檀香山回到南屏后，与孙眉来往密切，逢年过节，经常走动，亲如兄弟。郑炳芳幼时体弱多病，患有哮喘病。孙眉听说狗肉汤煮鸡蛋可以治疗。于是，经常带着一篮子用狗肉汤煮好的鸡蛋来看郑炳芳。孙眉住在澳门，卢慕贞不时接济郑家，两家感情非同一般。 郑少仁听说，伯父郑炳芬多次随郑仲去澳门孙家探访，孙中山当时示意送郑炳芬到岭南大学读书，后因政局变动，孙中山过早离世，未能成行。虽然郑仲、孙中山相继离世，但郑仲后代依然坚持革命，完成先辈未尽夙愿。[3]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03-105页。 [2]郑炳芳、郑照：《回忆先父、兴中会员郑仲》，载《珠海文史》（第8辑），珠海：珠海政协，1989，第53-58页。 [3]《与孙中山义结金兰，急公好义乐善好施　郑仲：倾其所有支持革命》，载“珠海视窗生活网＂，2011年12月31日，http://www.zh3721.com/2011/0927/0756_121714.html。

陈声始，澳门全新织造厂东主。 抗战期间，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历次筹募活动中，不但得到当时澳门商会（中华总商会前身）、妇女慰劳会、中华教育会等各大社团支援，而且得到工商界著名人士及社会名流积极赞助，商会主席徐伟卿，“华人代表”梁后源，殷商高可宁、崔诺枝、毕侣俭、李际唐等，国民党澳门支部负责人、教育会会长、崇实中学校长梁彦明，著名厂商、全新织造厂东主陈声始、杨惠馨夫妇，殷商徐伟卿夫人张瑞英，毕侣俭夫人莫翰声（妇女慰劳会主席），岐关公司总经理郑芷湘，爱国商人毕漪迢等都是热心支持者。[1] 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第三队领队杨惠馨女士，除担任工作外，她用大洋五元受旗一面，出钱出力。另外，全新织造厂受旗一面，给西纸15元。 陈声始的六个儿子各受旗一枝共西纸六元，爱国热诚，令人振奋。又有右文书局报效布旗，全新织造厂报效制工。统计三天所得，达1600余元，积极为抗日救国活动贡献力量。[2] 陈声始、杨惠馨夫妇不但自己热心捐输救国，而且教育子女把新年“利是”全数捐献出来，给抗日团体购买药品等。[3] 30年代初，陈声始的家人曾枝西（陈卓禧夫人）组织具有相当规模的澳门妇女互助社，以全新织造厂工人为主体，开展妇女运动。1933-1964年，应陈天心之邀，曾枝西投资《大众报》，成为合股人，亲自主理经理部工作；抗战时参加澳门四界救灾会工作，获选为理事，出钱出力，支持抗日救亡爱国运动。[4] 2011年，陈声始家人捐献澳门币100000元给澳门同善堂。[5] [1]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澳门：澳门星光书店，1990，第18-19页。 [2]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澳门：澳门星光书店，1990，第128页。 [3]《澳门归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31页。 [4]《曾枝西》，载“互动百科＂网，2012年8月27日，http://www.hudong.com/wiki/曾枝西。 [5]《捐款善长芳名（2011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载“澳门同善堂＂网，2012年8月30日，http://www.tst.org.mo/news-donors-16.html。

陈少伟，原名陈国棠，又名陈国燊，广东南海（今属佛山市南海区）人，生于香港。[1]澳门新闻知名人士。 少伟个性耿直，富正义感，乐于助人；爱好体育，成为体育圈的活跃分子。他少年时，入读澳门圣约瑟修院，除学习中文外，修读葡文课程，能说一口流利的葡语。之后，他在香港域多利戏院担任总务和广告部工作。 1932年，少伟在澳门创办《朝阳日报》，自任社长，社址设在澳门营地大街104号。为了筹措资金，他忍痛将姨母遗下的房产变卖作为经费，维持报纸的运营。抗战前，澳门人口不多，一般工商业不发达，《朝阳日报》广告收入少，每月入不敷出，经营困难。后来，得到体育界好友资助资金，维持一个时期。之后，得到热心报业的曾枝西女士的大力支持，使得报社以继续运营。 1933年，陈天心创办《大众报》，为了节省开支和适应当时社会环境，少伟将《朝阳日报》与《大众报》合作经营，资源分享，社址共用，成为姐妹报纸。抗战爆发后，《朝阳日报》和《大众报》并肩作战，成为当时澳门民办报纸中两面爱国旗帜，为抗日救亡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除经营《朝阳日报》外，少伟加入《大众报》工作中，担任编务和外事主任。他工作认真勤恳，热心扶持后进，循循善诱，备受同行敬重。他廉洁正直，宁过清苦的生活，绝不做有损国家和民族之事。1942年，敌伪在澳门开办的喉舌报《西南日报》，对少伟威迫利诱，但他一直坚守爱国立场，不为所动。抗战期间，他奋起投身抗日救亡工作，与两报同仁共同发起组织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全力支援组织回国服务团，获得大家一致推举他担任主席。 少伟担任主席四年多，为抗日救亡事业鞠躬尽瘁，不辞疲劳，废寝忘餐，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同时，他非常重视新闻战线上的宣传任务，《大众报》业务日益兴旺，销量大增，成为强有力的爱国宣传阵地。他倾力投入澳门四界救灾会各项活动，无暇兼顾《朝阳日报》事务，1939年《朝阳日报》停办，全力发展《大众报》。此举有利于集中力量，加强抗日救国宣传工作。1948年起由蔡凌霜接办《大众报》后，少伟仍继续任职，兼管采访部工作。 少伟一生致力于新闻事业近40年，在澳门新闻界享有较高的声望。1971年1月，他患上不治之症，但他敬业乐业，继续坚持新闻工作。4月才入院留医，病榻上他仍不忘报社工作，后来病情恶化，极度痛楚，他从没呻吟一声，令人感动。5月25日，不幸病逝，终年62岁。 陈少伟葬礼在镜湖殡仪馆举殡，逾千中西各界人士前来吊唁，为新闻界失去良才而哀悼。《大众报》第二位社长蔡凌霜在报上写了一篇情辞恳切感人的悼辞，赞扬他一生的功绩。 陈少伟的妻子蔡维亚、女儿陈令仪，居住香港。[2]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0页。 [2]陈大白：《濠江风云儿女》，澳门：澳门星光书店，1990。

新闻工作者。广东台山人。父亲是香港一名裁缝，家境并不宽裕。少年时就读于香港华仁书院，未读完中学，即考入华侨日报社为校对生。一年后，升为外勤记者，几年后升为要闻主编。1937年奉社长岑维休之命到澳门创办《华侨报》，出任社长。抗日战争期间，《华侨报》积极宣传抗日，受到读者好评，报纸发行量迅速增至一万份，破澳门报业纪录。1966年购入《华侨报》全部股份，独自经营。1968年参与创办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任理事长。今赵斑斓艺术馆即为纪念他而设立。

钟子光，原籍广东省潮州市[1]，迁居澳门。知名澳门富商。 1932年，澳门自来水有限公司成立，1935年获专营权，承办人为罗保、钟子光、何善衡、梁昌、何贤、何添等人，由钟子光管理。后由罗保之子罗碧接手负责，1947年由何贤接管，1982年公司改组，何贤出任董事长。[2] 1943年，何鸿燊自己开办个火水（煤油）公司，并与钟子光及梁基浩等人合作，开火水提炼厂。由于经营有道，一年下来，赚了不少钱。当时澳门电灯公司所用燃油，八成由他们供应。[3] 1945年初，镜湖医院慈善会值理换届改选，金融界钜子、恒生银号林炳炎出任主席，他上任后领导机构进行改革，把值理制改为董事制，选出一批为人正直、品质优良的值理继续留任，何贤、钟子光任副主席，柯麟当选为董事并被聘为院长。关于手术室问题向澳督提出交涉，终于获得解决，先后发放黄仲敏、黄耀街、连忠介三位医师外科执照。[4][5] 1947年，贺明高和钟子光等人合作开办一间煤油公司，当时，钟子光服务于傅老榕公司。后来贺明高遭到澳门黑势力的沉重打击，煤油仓库被手榴弹炸坏，受伤的黑道人物竟强行向贺明高索赔。[6]1948年开始，澳门政府将黄金进口生意批给一个由经济局局长罗保、商人何贤、钟子光等组成的恒昌公司经营，从外国（主要是英国和南非）进口黄金，这些贵金属从国外用飞机运到香港，再用飞机转运到澳门。当时飞航港澳航线的水陆两用客机，在黄金运到香港时，负责转运黄金到澳门的任务梁昌也在恒昌公司任职。[7] 1948年，澳门开始有了公共汽车服务，钟林辉出资，惨澹经营三年后，由何贤、梁昌、罗保、钟子光四人集资接办，公司定名为澳门福利公共汽车公司，但仍亏损。1988年，该公司只有14条行车路线，车辆39辆。该公司进行改组，以新福利公共汽车公司取代旧公司。同年11月，澳葡政府与“新福利”和“澳门”两家公共汽车公司重新签订合约，改善服务，解决市民乘车难的问题。[8] 香港铜锣湾怡和街“美珍香”租用之地铺，1951年，钟子光与友人以36万元购入，2012年10月，以3667元/平方英尺天价租出，保守估计地铺市值达六亿元，令持货逾半个世纪的钟子光家族身家暴涨，估计物业升值约达6000倍，造就一代铺王传奇。[9] [1]经济导报社：《香港商业手册》，济南：经济导报社，1960，第156页。 [2]《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46页。 [3]马家斌等：《现代商界大角逐》，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3，第19-20页。 [4]邓开颂：《粤澳关系史》，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9，第494页。 [5]谢常青：《马万祺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第139页。 [6]钟连城：《赌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212页。 [7]《细说澳门故事——澳门巨富梁昌致富之路（澳门旧话）》，载“文汇资讯＂网，2010年9月30日，http://info.wenweipo.com/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22930。 [8]汤开建：《今日澳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第170页。 [9]《“美珍香＂铺值六亿暴涨六千倍　钟子光家族持半世纪造就铺王传奇》，载《香港经济日报》，2012年12月31日，http://www.hket.com/eti/article/6bdb5f43-5b0b-4c35-906d-a1fd2c34458e-145908。

陈淑英，女，原名陈妹，又名郑妹，原籍新会外海（今属江门市江海区外海镇）[2]，生于澳门一个贫苦家庭。革命家。 兄弟姐妹五个，淑英居末。她两岁时，母亲去世，八岁时父亲病逝。大姐八岁时被卖到香港。二姐十岁时被人拐走。二哥陈权在香港“亚洲皇后”号轮船当海员，另一个哥哥陈妃榆是香港某货仓工人。[2]淑英与祖母相依为命。1924年，祖母去世，淑英赴香港投靠大姐，先在一个富有人家当婢女，后在一间制衣店当女工。 两个哥哥早年参加革命斗争，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权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成为陈郁和邓荣入党的介绍人。在兄长的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下，淑英开始懂得革命道理，认识到穷人只有跟着共产党革命，才能翻身解放。 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陈权、陈郁、邓荣受党的指示回到广州工作，淑英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第一批工人回到广州参加革命斗争。期间，她认识陈郁、邓荣等同志，参加组织安排的青年训练学习班，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十多位同志光荣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学习结束后，她被分配到海员工会宣传队工作，负责在劳动童子团学校进行活动，与大家一起唱歌学文化。宣传队分成几个小组，带着资料高举红旗到街道、公园及公共场所宣传革命形势，宣传罢工委员会的主张，揭发资本家、反动派对工人的迫害，唤起民众的觉醒；争取广大群众积极支持罢工工人的斗争，加入示威游行的行列。星期天，淑英积极开展募捐活动，将纸花图画等物品进行义卖。她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女士全心全意投身到革命事业，对罢工运动作出积极的贡献，被海员工会称为“四大天王”。 1926年5月，由于革命需要，党组织安排淑英与另一位同志假扮夫妻，建立地下联络站，负责转递党的文件。期间，她扮成家庭主妇，周旋于邻居少奶、太太中间，参与打牌，以掩护自己的身份，保护党的机关安全，确保任务顺利完成。9月，由于形势变化，为了安全起见，上级决定撤销这个联络点，把淑英调回海员工会。后来，她与其他几个同志协助织造工会培养一批青年骨干，从事宣传活动工作。 1927年，广州反动当局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到处杀害共产党员、革命工人和革命妇女，封杀革命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被迫解散，海员工会被国民党搞的“海员工作改组委员会”所破坏，广州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淑英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同志在海员工会的领导下，坚持地下斗争，秘密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叛变。罗大妹、邓金娣在执行任务时被敌人发现而被捕遇害。战友的牺牲更激发淑英的斗志，她不顾个人安危，坚决接过烈士未竟的事业，继续斗争下去。她胆大心细，眼灵手快，密切注意各种情况，见机行事，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 同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淑英和海员工会的成员及工人赤卫队一起参加起义的战斗。当天晚上，她与其他同志一听到起义的信号，随着工人赤卫队攻打惠福西路警察分局，占领维新路市警察局、财政厅等，解救监狱一千多位同志。 天亮后，淑英和邓荣在惠福分局附近站岗，暗中监视敌人的动静。他们机警敏捷，从过往行人中逮到两个国民党任军事法官、残杀革命同志的刽子手，并将他们押解到指挥部就地处决，为民除害。 起义第四天，淑英站岗放哨后回到邓荣家。当晚在家里不断听到马路和门口打杀声、枪炮声彻夜不绝，敌人要进行反攻了。为保守党的秘密，她与邓荣连夜把收藏的文件烧掉，撬开石头把苏联列宁船来华时送的徽章及海员工会会章埋好。佛晓时，枪声和喊杀声停了，马路上躺满了革命士兵、工人、妇女的尸体。起义失败了。 之后，陈郁和邓荣前往香港。淑英与组织失去联系，只好隐藏在邓荣家里住了一段时间才到香港。她与组织联系上后，很快投入革命工作，在广发洋服店当交通员。为了便于工作，她经常扮成学生，完成通知开会或传递文件等任务。这时，邓荣在俄国皇后船上找到工作。淑英与邓荣在革命斗争中相识相爱，后结为夫妻。两年后，邓荣调到岸上负责团工作。 1930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邓荣在香港被捕入狱。40天后，港英当局把邓荣他们驱逐出境。淑英跟随邓荣去上海，在船上邓荣被同民党特务跟踪，船一到上海，邓荣又被抓走了。淑英也被敌人跟踪脱不了身，但为了寻找二哥陈权营救丈夫，她只好披头散发装成疯子找到二哥家，不幸二哥被敌人抓走了。她无法营救邓荣，敌人对邓荣威胁利诱却一无所获，不久把他解回广州杀害。邓荣牺牲时才22岁。同年11月，陈权在上海壮烈牺牲。 在丈夫邓荣和二哥相继牺牲后，淑英从上海返回香港。期间，国民党特务企图从她身上找寻在邓荣那里得不到的线索，先后写过几封假信，骗她去广州，但她识破敌人的阴谋，始终没有上当。 1931年，淑英与组织失去联系，生活没有着落的情况下，回到家乡。由于家乡没有亲人，只好投靠中山五区界冲村舅舅。从此，她改名换姓，跟舅舅姓郑，叫郑妹，靠打柴度日，生活艰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淑英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成为互助组合作社的带头人，1950-1977年，她连续多年被选为县、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先进模范代表。 1958年，淑英调到前山公社翠微敬老院担任院长一职，她把敬老院当成自己的家，认真负责，勇挑重担。当时院里有50多位老人，每月乡里拨给每人只有三元和口粮。淑英没有工资收入，靠六元抚恤金和大队配给的口粮生活。她没向困难低头，自己动手，开荒种菜，养猪养鸡，想方设法让老人吃饱吃好。遇到老人生病时，她总是无微不至地看护、照顾，端饭喂食，倒屎倒尿。就这样，她一干就是20年，直到1978年，她负责的老人先后去世为止。 1959年，淑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9年，政协珠海市第一届委员会成立，淑英连续担任第一、二届政协委员十年，她不顾年迈体弱，踊跃参加各种会议，积极参加市政建设大计的协商，经常用革命传统教育青年下一代。请人代写提案，为省、市政协、党史部门提供文史资料数万字。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淑英安度晚年。 2000年，淑英在翠微病逝，享年91岁。[3] [1]珠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珠海市志》（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第1667页。 [2]《陈权》，载“中国广州网＂，2007年6月13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3]郑静等：《她为革命奉献了一切——记参加广州起义的陈淑英同志》，载《珠海妇女人物录》，珠海：珠海政协，1990，第59-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