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8月23日，少校施利華 (Henrique Monteiro da Correia Silva)就任澳門總督。

民國八年(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5月28日，孫中山在上海發表《護法宣言》，第二次護法運動爆發，並派其子孫科為特派員，在澳門鵝眉街10號設立辦事處，繼續策動護法鬥爭，號召在粵海陸軍起義響應，驅逐桂系軍閥陸榮廷、莫榮新。該辦事處的主要工作是籌款，購買軍火，聯絡同志。鵝眉街10號是一幢3層的葡式洋樓，是孫中山的老友弗蘭西斯科．飛南第的物業，他無償借給孫中山使用作為中國國民黨澳門辦事處。1923年，孫科離澳，此宅歸還飛南第。

崔樂其，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澳門知名實業家、慈善家、誠興銀行創辦人。[2] 父親崔諾枝是澳門紳士，富甲一方，樂於參與慈善活動；擔任澳門鏡湖醫院總協理、同善堂主席及澳門商會總協理。20世紀30年代日寇侵華時，他聯同多名澳門商界人士籌款，大力支持東北抗日義軍活動。[3]現今，澳門慈善機構同善堂內，放置著崔諾枝的銅像，以表達對崔老先生的敬意。 樂其葡文了得，擔任澳門特首何厚鏵之父何賢的葡文秘書。抗戰時期，他和何賢一起經營黃金生意。當時，何賢任職於澳門大豐銀行，與商人鍾子光及澳門經濟局長羅保，獲得合資經營黃金買賣的專營權。之後，樂其開設誠興金行，在誠興金行的基礎上，他創辦澳門誠興銀行，從事多元化銀行業務。1989年，誠興銀行被何鴻燊持有的澳娛公司收購。 1952年7月，澳門與內地發生“關閘事件”，葡國駐澳門士兵與中國解放軍在邊境地帶發生衝突。當時，澳督羅必信就通過樂其，聯絡何賢與中方商談。8月23日，澳門葡政府正式派代表向中方前山邊防局書面道歉，保證今後不再有同樣事件發生。8月25日，中方恢復前山拱北與澳門的陸地交通，中葡雙方的緊張關係解除。樂其和何賢等人在“關閘事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4] 樂其和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崔德祺、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並稱為“澳門三旗”。2002年，他和崔德祺、馬萬祺分別榮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銀蓮花、金蓮花和大蓮花勳章，一時傳為佳話。 1982年5月20日，樂其時任澳門市政廳主席，與葡國里斯本市政廳主席Nuno Krus Abecassis在里斯本簽署締結姐妹市議定書。根據該協定，兩地開展一系列文化、社會、教育、資訊及旅遊方面的交流活動，如舉辦展覽、交換文件及接待受訓的市政技術人員。一直以來，他熱心澳門公益事務，擔任澳門政府諮詢會委員，誠興銀行股東大會主席，澳門立法會第二、三屆官委議員，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同善堂值理會副主席，澳門基本法協運會副監事長，兼任澳門多所中文學校校董；澳門法國文化協會理事及澳門紅十字會理事，廣東省第七屆政協委員，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市務委員等職。另外，他獲授葡萄牙殷皇子軍官勳章及功績紳士勳章、英勇勳章、文化功績勳章及慈善功績章。 2000年6月，樂其當選為第六十五屆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後因他年事已高，轉任澳門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較少出現在公眾面前。 樂其十分關心家鄉南海發展情況，積極捐資支援家鄉公益事業；2005年1月，獲佛山市人民政府頒授“佛山市榮譽市民”稱號。[3] 2006年，樂其去世，終年84歲。 [1]《崔樂其》，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0月28日，http://zh.wikipedia.org/zh/%E5%B4%94%E6%A8%82%E5%85%B6。 [2]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第177頁。 [3]莊海源：《母親出身澳門望族》，載《香港文匯報》，2005年7月1日。 [4]《52年澳門“關閘事件”：中葡雙方炮戰近一周》，載“中華網＂，2012年9月16日，http://military.china.com/history4/62/20120529/17225485_1.html。

陳樹人，名韶，號葭外，生於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番禺區）。詩人、畫家、“嶺南三傑”之一。 樹人自幼潛心繪事，17歲時師從隔山鄉先輩居巢、居廉畫師習畫。期間，樹人與高劍父、高奇峰都打下良好的畫畫基礎。樹人特獲居巢畫師青睞，將孫女居若文許配給他為妻。 時值晚清，國家內憂外患。樹人心存報國，治學之餘，主持廣州、香港兩地新聞筆政，暗中鼓吹革命。 1906年，孫中山從美洲轉道香港赴日，樹人與陳少白、黃世仲同謁於舟中，大家相見恨晚，樹人隨即加入同盟會。 孫中山對樹人頗賞識和推重，邀請他共赴日本襄助同盟會務，之後，樹人進入京都美術學校繪畫科攻讀直至畢業。民國成立後，樹人回國擔任粵省優級師範學校和廣東高等學校圖畫教授。為深研世界文學，他再次東渡日本，畢業於東京立教大學文學科，先後留學日本十多年，與藝術、文學事業結下不解之緣。 樹人回國後，一直追隨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當時袁世凱陰謀篡國，樹人以事被袁黨所誣入獄，雖繫桎梏中，猶吟詩不絕，曠達膽識過人。1922年夏，樹人奉命從加拿大回國述職。返抵香港時，恰遇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蒙難，情勢十分危急。樹人獲悉後，第一時間訣別妻兒，冒險趕回廣州，登上“永豐”號艦，表示願任孫中山秘書，誓與孫中山共患難。孫中山經過慎重考慮，要求樹人趕赴上海，向各地華僑揭露、聲討叛軍陳炯明的罪行。兩天後，樹人不得不離艦。從此，他深得孫中山的信任和器重。1922年9月，脫險後的孫中山在上海召開會議，商討改進中國國民黨計劃，樹人由孫中山指定的國民黨改進案起草委員會委員之一；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擔任大會主席的孫中山指定樹人為廣東省代表，出席國民黨“一大”。 1931年冬，樹人出遊桂林。期間，他的心態發生了變化。在《雜詩四十四首》之二中，他作了表白“鴛鴦江水辨難真，也為臨流一愴神。不信本源能混去，到頭清濁漫無分。”從中可看，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的勾心鬥角、互相傾軋和一盤散沙，已讓樹人筋疲力竭、心灰意冷。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在俯仰天地的刹那間，他頓悟，促成了他以一種高蹈出世、潔身自好的方式完成桂林山水的愉快體驗。之後，桂林山水寫生成為他藝術生涯中重要的轉捩點。 1932年8月10日下午，長子陳復在路上被國民黨特務綁架，當晚11時被秘密押至河南南石頭“懲戒場”慘遭殺害，年僅25歲。樹人得知消息後，悲憤至極，作《哭子賦》詩八首，並將陳復生前的住處起名為“思復樓”，後親自將遺骸葬於故園隅山鄉劉王殿崗息園。陳復之死使樹人在政治鬥爭中，更加超然灑脫。 樹人在繪畫上的成就，一是在紮實的傳統功夫上，通過融匯中外技法，實現構圖、線條、色彩等方面創新。他對畫面空間十分重視，讓空間有迴旋的餘地，虛實相生，使人遐想；就像詩歌，口角生香是必要的，蘭心蕙質的底蘊更不可少。如作於1928年夏的《躍鯉》，畫面上半部是一條跳躍著的鯉魚，下半部則是水和草，各佔畫面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桃花待雨濃》也是如此。二是在用色方面，他善於敷彩。他畫紅棉，用深朱反映其英雄偉大。他尤其善於用綠色畫竹子、蘆葦、楊柳、梧桐等，濃淡相宜，清秀明麗，色彩中孕育著噴薄欲出的生命。人們常說“陳樹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樹人工詩善畫，尤長花鳥、山水畫；1931年創作《嶺南春色》、《木棉圖》，寓壯碩於雄麗，獲得比利時萬國博覽會的最優等獎。樹人生於江南，愛畫春雨、杏花、楊柳，展現出春意盎然的境界，1936年創作的《雨後》，有雨過天晴的清新氣氛。他的山水畫《鼎湖飛瀑》、《柳浪聞鶯》都有景秀華潤的特色，線條圓潤，輕巧而疏朗。後期深入蜀地，繪有《峨眉雲海》、《夔門秋色》等作品，畫風偏於雄勁峭削，筆墨濃重粗獷。畢生作畫達千幅以上，追求恬淡雋秀的情趣，熔詩、書、畫於一爐。他與高劍父、高奇峰被稱為“嶺南三傑”。 樹人一直當官，雖亦官亦畫並不矛盾。1927年，他辭去各種職務後，長時間流連於山水、詩畫，不問政治。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他住在重慶山區茅屋裡，無論工作多忙，他仍然每天清晨5時多起床作畫，首先練線條，練筆墨，星期天練寫生。抗戰勝利後，身負閒職的他回到廣州專門從事藝術創作，與高劍父以振興中華藝術的大任共勉，後又與趙少昂、關山月、黎葛民、楊善深等弟子晚輩組成“今社”，並舉行畫展，孜孜不倦地進行新國畫藝術的探索和開拓。蔡元培評價“陳樹人先生，純粹美術家，而具優美個性者也”。[1] 抗戰初期，樹人避居澳門，與高劍父、張純初、鄭哲園等重組“澳門清遊會”。[2] 1948年10月4日，樹人因患胃潰瘍而病逝，終年64歲。 陳樹人著有《樹人畫集》三輯、《桂林寫生集》一輯及《專愛集》、《戰塵集》、《寒綠吟草》、《自然美謳歌集》等書。 現存作於1930年的《紫藤遊魚》畫一幅，容大塊畫鯉魚，陳樹人補上了紫藤和題識。 廣州藝術博物院收藏的三幅容大塊的作品中，有一幅是他與陳樹人的合作，其中容大塊畫桃花，陳樹人畫牡丹花。還藏有一幅合作畫《嶺海春光》，畫作由陳樹人寫萱花，高劍父畫紅棉，高奇峰作牡丹，張純初繪茶花，再由羅仲彭描紫藤，黎葛民畫黃葵，容大塊作桃花等。[3] [1]王翯：《“嶺南三傑”之——陳樹人》，載“新華網＂，2008年9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shuhua/2008-01/24/content_7484783_1.htm。 [2]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12月28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3]《[廣州臉譜][廣州畫卷‧第38期]容大塊1900年-1963年壯遊寫生被桃李不求盛名只求心》，載“中國青年網＂，2012年11月30日，http://bbs.1205.cn/thread-32437-1-1.html。

民國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7月17日，澳督巴波沙任職期滿，改由副將奧古斯托．山度士署理澳門總督，直至本年8月23日。

曹善允，原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香港律師，社會政治家、活動家，紳商。曹有之子。 父親曹有是澳門富商，與澳葡政府和清廷關係密切。曹氏全家都是葡國國籍，1880年，曹有獲得葡皇欽賜維索薩莊園聖母無原罪勳章（Orden de la Concepción de Villaviciosa），成為首位被葡國冊封為騎士的華人；獲得清廷欽賜二品銜及賞戴花翎。 1896年，曹有逝世後，澳門生意由長子曹善業接手打理。曹善業與父親一樣，與澳葡政府和清廷關係不錯，官至四品，後因經營不善，官司不斷，大部分產業被政府沒收。曹家淡出澳門，後人陸續遷往香港發展。 1882年，善允被家人送往上海學習國學。1886年，得到父親好友兼同鄉香港殷富韋寶珊的贊助，他遊歷英國。同年秋，他考入英格蘭切爾滕納姆學院，修讀法律；1890年畢業後，最初在倫敦一所律師樓實習。1896年夏，他以優異成績，獲得英格蘭及威爾士最高法院認可，成為執業律師。1897年，他選擇返港發展，同年7月3日獲得香港最高法院認可為執業律師。他自己創辦“曹善允律師樓”，獨力經營律師業務，成為香港開埠早年少有的華人執業律師。1927年，他邀得任政府律師的英國律師學洵（P. M. Hodgson）加入，律師樓遂易名為“曹善允學洵律師樓”（Messrs. Ts’o & Hodgson），成為當時香港一所著名律師樓。同時，他創辦“曹存善堂”等商號，同時擔任香港華商總會（香港中華總商會前身）名譽值理。1912年，香港富商何啟爵士和區德銳意在九龍寨城對開的九龍灣，填海建造類似英式“花園城市”的高尚住宅區，兩人以自己的名字創立啟德營業有限公司，與何啟關係友好的善允應邀加入董事局。該公司董事局全由華人組成，其他董事包括周壽臣、周少岐和伍廷芳之子伍朝樞等紳商。 1910年，何啟的姐夫伍廷芳提出九龍填海造地建屋一事，但啟德公司成立後，填海計劃遭遇重重困難。何啟因投資不善陷入困局，需要善允和區德等人接濟。1912年起，除代何啟繳交辦公室租金外，善允義務出資為他僱請一名文員。1914年，何啟病逝後，善允和區德等各自出資750港元，辦理殮葬何啟事宜和接濟何家人。之後，善允繼續主持填海計劃，並成功爭取港府在1915年批准填海計劃，分三期的啟德填海計劃於1916年正式展開，啟德公司完成前兩期填海，但第三期填海卻無疾而終。 1929-1937年，善允擔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並擔任潔淨局議員、團防局紳、香港大學校董、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副主席和港府教育委員會委員等職。他成為香港大學、聖士提反書院、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金文泰中學和民生書院等學府的創辦人及籌款人之一，多次為聖保羅書院籌募經費。 1903年，善允出任雅麗氏紀念醫院財務董事，先後參與籌辦附設於雅麗氏紀念醫院的產科醫院和護士學校，並促成另一所產科醫院何妙齡醫院的創立。1922年，善允和雅麗氏紀念醫院的歐海倫醫生在西區創建贊育醫院，後來轉交政府管理，成為香港第一所公立產科醫院。因他在雅麗氏紀念醫院服務的成績，香港政府邀請他加入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為華人公共醫療服務的發展出謀獻策。[1][2] 1915年，港島西區爆發天花疫病。善允一力主張政府為該區華人接種牛痘，並親自到社區勸導市民種痘。數月之間，三十多萬華人接受注射，天花的疫情因而得到控制。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他設法維持社會秩序，獲得港府肯定，屢獲殊榮。[3] 善允積極參與香港公共事務，深知華人接受西式教育的重要性；認為出國留學，不但長途跋涉，學費高昂，容易與華人社會脫節，大力提倡在香港興辦西式教育。1901年，以何啟爵士和善允為首的八位華商，連署上書港督卜力爵士，倡建一所仿效英式公學的學校，專門招收華人子弟。建校事宜除得到港督支持外，更獲得由英國來港的聖公會班納牧師熱心協助。在善允等人呼籲下，香港華民共捐出60000港元，作為創校經費，最終促成聖士提反男校（今聖士提反書院）1903年在西營盤創校。聖士提反男校是當時全港唯一一所直接向英倫註冊的學校，不受香港教育司署管轄。1928年，港督金文泰爵士批准撥地在赤柱興建新校舍，善允作為校董兼創校人之一，同年4月27日獲邀在新校動土儀式上致辭。之後，善允和何啟進一步提出構思興辦一所兼收男女學童的小學暨幼稚園，獲得各界響應。1904年，該校草創於卑利士道，1905年遷到堅道，並交由聖公會營辦，1906年正名為聖士提反女校（今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後又開設中學部。1918年，堅道校舍受南澳大地震破壞，學校被迫暫遷往巴丙頓道，1922年遷往列堤頓道新校舍。1922年4月7日，列堤頓道新校舍主樓舉行奠基禮，適值訪港的皇儲威爾士太子愛德華主禮，並由善允和聖公會副主教班納致以謝辭。1926年，聖士提反女校成立校董會，善允當選為校董之一。 通過與好友何啟的關係，1914年善允被委任為聖保羅男校（今聖保羅書院）校董，同年校舍擴建，校方委任他為籌款委員會秘書。1918年，校方因增建宿舍而向各界募捐，善允第二度獲邀出任籌款委員會委員。1925年，善允和周壽臣、羅旭和、李右泉及馮平山等紳商倡建一所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西式中學，促成官立漢文學校於1926年成立。官立漢文學校是香港首間官立中文學校，1951年改名金文泰中學。1916年，善允在著手發展啟德濱時，有感於九龍城地區的居民缺乏接受西學的機會，積極籌款興學。1920年，啟德公司創辦人區德病逝後，留下遺囑饋贈10000港元，以支持善允在九龍辦學。不久，善允成功遊說太古洋行買辦莫幹生捐出10000港元，使他有足夠資金籌辦學校。在得到聖保羅男校校長史超域牧師協助下，1926年在啟德濱創校，初期租用伍朝樞的物業作為校址。為紀念區德（澤民）和莫幹生兩人對創校的貢獻，學校取名為民生書院；而善允被推舉終身出任校董會主席。1939年，民生書院復遷到九龍塘東寶庭道繼續辦學。[1][2]1920年，香港政府設立教育委員會，為教育發展提供政策諮詢。善允被委為成員，一直連任20年。1951年，他以83歲高齡出任香港大學終身校董。[4]1953年1月20日，善允在香港病逝，終年85歲。 曹善允的妻子陳桂卿於1947年12月11日，因熱心公益事業，獲港府委任為非官守太平紳士。 曹善允夫妻生育四子三女。兒子曹智安、曹峻安、曹克安、曹明安，女兒曹慧姬、曹麗姬、曹妙姬。 曹善允早年熱衷體操和體育運動，入讀切爾滕納姆書院時，代表校方參與足球比賽；晚年時，他熱愛麻將、讀書，尤其喜歡中國文學。曹善允及兒子曹峻安從1920-1939年、1939-1957年擔任後備警隊榮譽總監。曹善允是前皇家香港輔助警察隊總監曹乃麟的叔公。[1][2] [1]《曹善允》，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19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2]《曹善允》，載“讀秀＂網，2012年12月1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8812442&d=C638F4BD2AC447BC70F557EBBE5AA202。 [3]劉智鵬：《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3)》，載《am730》，2011年8月19日。 [4]劉智鵬：《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2)》，載《am730》，2011年8月19日。

曹若茗，又名曹保光，香山隆都（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南村人。翻譯家、文化名人。 若茗學生時代投身革命，1932年，在法國留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歐洲數國從事反帝救國運動；在荷蘭、比利時，他擔任反帝大同盟書記。 在巴黎，若茗參加編輯出版《救國時報》，宣傳反帝救國。1938年，他與妻子張悟真回國。若茗通曉八種語言，長期在中共機關、報刊，從事外事、新聞、翻譯等工作。 若茗先後在武漢、重慶《新華日報》擔任編委會委員；1939年，在延安擔任《新中華報》總編輯，兼任中央出版委員會委員、《解放日報》副總編輯、中央政策研究室美國組組長、中央法律委員會委員、中央外事組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職。[1] 1941年5月14日，博古在清涼山主持召開《解放日報》第一次編務會，參加這次會議的有：調入報社擔任總編輯的中央宣傳部秘書長楊松，文化名人丁玲及張映吾、若茗、王楫、楊永直等十多人。[2]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若茗歷任武漢外事處處長及黨組書記、華東分局外事委員會副主席、廣東外事處處長，廣東省外事辦副主任、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委員、中共寶安縣委書記。[1] 1952年7月25日，“關閘事件”發生當天，中共進行“閉關”，切斷內地糧食、水果和蔬菜等民用物資的運送，一時間，澳門居民生活陷入一片混亂。當時，澳督史伯泰感覺到事態的嚴重，趕忙叫經濟局長羅保給與中共有聯繫的南光公司打電話。誰知，對方答覆說，公司負責人都上廣州開會去了，無法聯繫。 澳督慌了神，在自家客廳裡來回踱步，羅保在他身邊陪著，整個客廳被一股壓抑的氣氛所籠罩。突然，澳督對羅保說：“你即刻跟商會的人聯繫一下，讓他們給中共傳個口信，說澳門政府無意將事態擴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 當天深夜，羅保找到澳門商會有關負責人馬萬祺，將澳督的意思告訴他，希望他與中共方面聯繫，尋求解決的辦法。馬萬祺於當夜打電話到廣州，向中共華南分局統戰部部長饒彰風報告澳葡當局的態度。 隨後，饒彰風將澳葡當局的意思告訴葉劍英，葉劍英隨即召開會議商討，由於中國與葡萄牙沒有建立外交關係，不宜與澳葡當局直接接觸，所以最後決定，派港澳工委副書記黃施民和省外事處處長曹若茗與澳門方面談判。黃曹二人於當天晚上搭乘花尾渡到達中山石岐，第二天一早，從石岐奔赴拱北關閘。同時，澳葡代表與何賢、馬萬祺也通過關閘準備開始事件後中葡雙方的第一次談判。經過15次談判，8月23日，澳葡當局向中國方面遞交了道歉書，承認錯誤，並保證不再進入中立區挑釁，澳葡方從原警戒線後撤50米，向我方賠償人民幣443720300元（舊幣）。至此，拖了一個月的關閘事件，終於得到和平解決。[3] 1959年6月，深圳水庫工程指揮部正式成立，原廣東省外辦主任、當時下放到寶安縣任縣委書記的若茗擔任總指揮，寶安縣統戰部部長兼深圳鎮委書記馬志民任第一副總指揮。當時26歲的林輝煌負責水庫的技術，擔任寶安縣水電局副局長。[4] 1960年1月3日，蘇聯海洋生物學家斯卡拉丹博士一行到寶安縣參觀海水養殖場等地，時任縣委書記若茗、縣長吉鳳亭在鐵路貴賓室接見了他們。[5] 1960年11月15日，寶安縣政府代表若茗與香港政府代表巴悌簽署了供水協議，每年由深圳水庫向香港供水2270萬立方。次年，深圳水庫的水輸入香港。[4] 1961年，若茗調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毛澤東選集》編譯組工作；1962年，擔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文革”初期，他受到迫害，身心受到摧殘。 1967年6月14日，若茗在北京中央編譯局辦公室內去世，年僅57歲。 1979年後，中共中央為曹若茗平反昭雪，並召開追悼會。[1] 曹若茗與張悟真生育兒子曹依吾、曹立吾。 張悟真（1901-1997）是湖南瀏陽人，畫家；1925年，畢業於長沙衡粹女校圖畫科；1925-1932年在印尼華僑學校任美術教員；1932-1936年，她留學法國在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專科學校學習油畫，期間參加中國留法藝術學會和反帝大同盟；與曹若茗結婚。 1936年冬，張悟真參加巴黎《中國救國時報》工作；1938年回國任《新華日報》美術科主任；1939年在香港從事革命地下工作；1940年到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美術系任教；1950-1954年，在漢口、廣州從事外事工作；1954年調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先後擔任副秘書長、對外聯絡部副主任；1965年被評為全國婦女模範工作者。[6]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第241頁。 [2]陳家鸚、周立軍：《毛澤東與延安時期的〈解放日報〉》，載《人民政協報》，2012年10月18日。 [3]《一尿引發關閘血戰澳葡賠款四億元》，載“大洋新聞＂網，2011年6月11日，http://news.dayoo.com/zhuhai/201001/19/73584_100806102.htm。 [4]《第二十回：香港飽經水荒苦寶安紓解燃眉急》，載《南方都市報》，2007年6月5日。 [5]《1960年中共寶安地方史大事記》，載“深圳市寶安檔案館＂網，2013年7月30日，http://www.da.baoan.gov.cn/basz/dsdsj_info.aspx?id=38。 [6]《張悟真》，載“讀秀＂網，2013年7月2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9009192&d=0F9BC4B42D9A5BA5DD0A74D38D35E0E5。

民國九年 (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1月26日，葡駐廣州總領事阿馬德烏．司路華照會廣州軍政府外交部次長伍朝樞，提議粵澳雙方派員舉行劃界會議，會商解決澳門界址問題。並由司路華出面，宣佈澳門總督決定暫停青洲工程。

民國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7月25日，曼努埃爾．羅查和恩里克．瓦爾德斯 (Henrique Valdez)兩人當選澳門選區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