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字挺岫，號聽濤，筆名袁大郎、陳思、彭觀清、丁舟等，浙江蘭溪墩頭鎮蔣畈村（今屬蘭溪市梅江鎮）人。我國現代著名作家、學者、記者，傑出愛國文化人士。 1921年，聚仁畢業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之後任教於上海多所大學；抗戰時為中國著名戰地記者；1950年後任香港《星島日報》編輯。 1956-1959年，聚仁先後多次應邀回國內採訪，1956年7月16日，周恩來邀請他參加頤和園夜宴。這次宴會經過，聚仁以《頤和園一夕談——周恩來會見記》為題，發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報》上，正式向海外傳遞國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在海內外引起震動。1959年8月23日，金門炮戰前幾天，毛主席再次接見聚仁，讓他將中共金門炮戰的目的主要是對美不對台的底細，轉告蔣氏父子。後來，聚仁在《南洋商報》發表金門炮戰的獨家重大新聞。 聚仁著有《北行小語》、《北行二語》、《北行三語》等文獻，歌頌新中國建設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原香港《大公報》顧問楊東蓴從港到京，由王芸生介紹在北京受到周總理的接見，王芸生、楊東蓴向周總理提出，中共在香港的聯絡管道有限，建議今後可否以香港《大公報》社社長費彝民為另一聯絡管道，周總理表示同意。之後，費彝民承擔部分中央政府交辦的聯絡任務，其中包括聚仁幾次到京和章士釗幾次赴港。 費彝民經辦了聚仁與北京方面交往的部分事宜，他是通過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介紹來大陸採訪的。1956年7月16日，聚仁第一次回大陸訪問北京，從此，他開始奔忙於海峽兩岸。 毛澤東在京三次接見了聚仁。其中第三次是在1959年10月13日，毛澤東與他共進午餐。聚仁談起19世紀30年代上海文化界的一些軼聞和掌故，他只是足資談助。那天他說起蔣介石50壽辰，上海影劇界有人爭搶祝壽演出，殊不知當年的藍蘋（江青）就是爭搶者之一。聚仁說漏了嘴，沒想到，這觸及江青的忌諱。事後，周恩來知道了這事。為了保護聚仁，周總理通過香港《大公報》費彝民轉告聚仁：以後不接通知，就不要來京了。 1972年1月12日，聚仁病重時，情誼深長地寫給香港《大公報》費彝民。他寫道：“昨晨，弟聽得陳仲宏（陳弘、陳毅）先生逝世的電訊，惘然久之，因為弟第一次返京，和陳先生談得最久最多。”聚仁之誠摯愛國之心、盼望祖國統一之情，溢於言表。時值大陸“文革”時期，不可能再談論國共和談事宜了。 1972年5月，聚仁再次病重，從香港移居澳門，住進鏡湖醫院。6月18日，妻子鄧珂雲趕去照顧丈夫，日夜守護在他身邊一個多月。7月23日，聚仁在澳門鏡湖醫院病逝，終年72歲。 周恩來總理聞訊，致電香港《大公報》費彝民，親自囑咐他在澳門為曹聚仁進行公祭，並成立治喪委員會，費彝民為主任委員，李子誦、李俠文、陳凡、羅孚、嚴慶澍等為委員。7月26日，在澳門鏡湖殯儀館舉行公祭出殯，費彝民致悼辭。[1] 周總理親撰曹聚仁的墓碑碑文“愛國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一句“愛國人士”，為曹聚仁蓋棺定論。葬於故鄉浙江蘭溪。 曹聚仁一生與書為伍，筆耕不輟，留下80餘種著作，4000萬言的文字。但當時曹聚仁擔負著神聖的統戰使命，加上他的工作的絕對保密性，致使他的作品在大陸和台灣同時被禁出版達30年之久；20世紀80年代初，始被兩岸當局解禁，允許出版。曹聚仁生前為兩岸和平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行動，一直鮮為人知。 後來，程思遠、童小鵬、羅青長、徐淡廬、曹藝等曾參與其事的有關人士，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充分肯定曹聚仁為祖國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精神。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思遠曾為曹聚仁研究資料中心題詞“學習聚仁先生治學精神，為弘揚中華文化作貢獻”。並在祝賀中心成立時來信說：“承示今年7月，為曹聚仁先生誕辰98周年，屆時曹聚仁先生研究資料中心，將正式宣告成立，此對於弘揚愛國主義，樹立治學楷模，具有重大意義，謹表示由衷的祝賀。”原國務院副秘書長兼總理辦公室主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童小鵬為中心題詞“曹聚仁先生為祖國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主義精神值得學習和發揚。” 解放前，在浙江金華方圓百里最有名的學校就是曹聚仁之父曹夢岐創辦的育才學校。1902年，曹夢岐創辦私立鄉村學校，成為中國鄉村教育的先驅，比著名鄉村教育家陶行知提倡鄉村教育早了30多年。曹聚仁和胞弟曹藝在解放前欲籌辦私立育才大學，由於中國解放，育才大學成為泡影。育才學校被停辦了20多年，1987年，曹藝等曹氏親屬的要求下，時任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的重視下，育才學校得以復校。但恢復的育才學校是公辦學校，師資、生源、教學品質與一般學校沒太大區別，與解放前曹家創辦的育才無法相比。曹藝生前一直為重振育才昔日雄風而奔波，直到生命最後一息。曹夢岐傾家辦學救國的精神，後人譽為“蔣畈精神”。1997年，曹聚仁的家鄉蘭溪市人民政府將投資一千餘萬元創辦的九年一貫制的市重點學校命名為“蘭溪市聚仁學校”，由柳哲出面延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思遠題寫校名。[2] [1]王鵬：《曹聚仁與香港〈大公報〉》，載“人民網＂，2013年5月13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228/c85037-20630798.html。 [2]柳哲：《百年回眸曹聚仁——紀念著名愛國文化人士曹聚仁先生誕辰100周年》，載《嶺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39-43頁。

陳洵，字述叔、一作術叔，號海綃，新會潮連（今屬江門市蓬江區潮連街道）人。詞學大師。 陳少有才思，善為倚聲，性情孤傲；喜愛辛棄疾、吳文英、王沂孫詞；遊歷江西、河南十餘年，無所遇。陳回到廣東，為梁鼎芬賞識。1911年，梁鼎芬在廣州南園抗風軒重開“後南園詩壇”，陳參加會議，認識黃節，談詩唱和，交情深厚。 梁鼎芬每揚譽為“陳詞黃詩”，陳和黃節並稱於時。陳窮老郡居十多年，授徒為業。後來，黃節將陳的《海綃詞》推薦給朱祖謀。朱祖謀非常欣賞陳，刻入《滄海遺音集》，他的詞名大振。 晚年時候，得到朱祖謀的引薦，陳受聘為中山大學詞學教授。抗戰期間，陳避居香港，轉到澳門，之後在廣州大學任教。 陳的詞運意淵微，遣詞紆徐，寄興在從容不迫處，“運典能曲”，非以襞積為工，而感時傷亂，不掩其憂。朱祖謀稱其“善用逆筆，故處處見騰踏之勢”、“神骨俱靜，此真能火傳夢窗者”。況周頤譽為“並世兩雄，無與抗手”。吳清庠則以之與張爾田並稱，謂“南有海綃，北有遁庵”。 陳著有《海綃詞》兩卷、《海綃說詞》一卷，另有遺詞一卷，未刊。 1942年，陳去世，終年72歲。[1] 現錄陳洵的詩一首： 《漁家傲》[2]（澳門送秋，攜穀兒登新園。作於1938年晚秋，詩人避居澳門。） 夢裡關河憑訊雁，社餘日日催歸燕；遲節晚花猶喜健，霜客倩、錦屏鴛枕新裝遍。 把酒西風誰與勸？登臨客恨逢多難。此度送秋情不淺，秋去遠、傷心行路休回面。[3] [1]王飆：《陳洵》，載“讀秀＂網，2012年11月29日，http://book.duxiu.com/peopleDetail.jsp?dxid=061000761021&d=14B49A1EB360444A1964B45D47BC043F。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456頁。 [3]其中沉痛莫名的心情，盡在下闋中滲出，風格悲涼委惋，在民國詞中並不多見。民國時期，特別是抗戰時期，澳門因葡萄牙宣佈不參戰，獲得一時太平，因此許多著名詩人、名流和藝術家皆視澳門為逃避戰亂的好地方，有關的作品很多。

陳燕玞，女，乳名浦珠，祖籍香山縣下恭都黃茅斜村（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梅溪村），生於天津。陳永善長女、陳席儒孫女、陳芳曾孫女。 父親陳永善於1915年回國，擔任津浦鐵路局局長。當時，燕玞出生，因父親在津浦路主持工作，就以“浦珠”作為她的乳名，作為紀念。陳永善積極參與護國倒袁運動，在維護共和的鬥爭中聲名遠播，先後任廣東江防司令、石井兵工廠廠長，被民國政府授予陸軍少將銜。陳炯明叛變後，陳永善辭職，隨父親陳席儒赴港創辦實業，1924年遇刺身亡。 之後，燕玞母親帶著全家遷居澳門，靠積累下來的資產，經營種植、畜牧業等。燕玞自幼跟隨兄弟在私塾讀書，後到香港念中學，1938年以優良成績考取嶺南大學專攻生物學。期間，她認識了李梁材。李梁材近一米九，英俊瀟灑，卓爾不凡，出類拔萃，被師友稱為“嶺大一景”。學習工程的李梁材竟然師從一位意大利來的西洋聲樂女教師學習男中音演唱。這是一對一的教學，學費十分昂貴。當時學習西洋唱法的人很少，學習男中音的更少。每逢學校節慶的音樂會，李梁材都會贏得滿堂喝彩，兩人很快墜入了愛河。當燕玞將私訂終身的決定報告母親時，立即遭到母親及家人的反對。 母親早已為燕玞在港澳物色富家公子。李梁材是雲南人，在他們看來，雲南是遙遠的蠻荒之地。全家人極力反對這門婚事。但燕玞執著於自己的愛情，無論家人怎樣反對，都動搖不了她的決心。大學畢業後，燕玞跟隨李梁材穿過硝煙彌漫的抗日戰場，翻越無數高山峻嶺，來到大後方昆明。當時張沖將軍正在興修彌勒瀘西之間的水利，李梁材的父親李岳淵與張沖是結拜兄弟。張將軍派李梁材到彌勒縣彌瀘水利監督署任工程師兼工料股股長。燕玞跟著李梁材到彌勒縣彌瀘水利監督署工作，從此，他們為滇南水利建設在彌勒與瀘西之間翻山越嶺，風餐露宿，勤奮工作。 1944年初，有孕在身的燕玞回到昆明，產後她立即來到新村小學任教。她本可在家做全職太太，但她是自強獨立的新女性，不願在鳥籠裡做金絲雀。1949年2月，燕玞帶著兩個女兒回到澳門家裡。她先給富家子弟當家庭教師，又到中學教英語和國文。她是不可多得的語言老師，漢語是她的母語，加上自小在私塾讀四書五經、古典詩詞、文史名篇，打下深厚的國文功底。燕玞是具有八分之一夏威夷血統的中國人，自幼就說英語，中學讀的是教會學校，嶺南大學幾乎是全英語教學，英語就是她的生活學習工作離不開的工具。她成為澳門許多學校爭相聘請的良師。 1951年，李梁材到個舊市人民政府建設科當主任工程師。他寫信給燕玞，希望她能來個舊和他一起為建設繁榮昌盛的新城市奉獻自己的聰明才智。接到丈夫的來信，燕玞收拾行裝準備到個舊與丈夫一起為個舊的發展發揮力量。她的決定，又一次遭到母親和全家人的一致反對。當時燕玞的弟妹早已赴美，他們在美有眾多的親朋好友，還有祖輩創造的萬貫家財。母親勸燕玞留在澳門，有機會把女婿接來一起到美謀發展。她不顧母親淚流滿面的反對，毅然決然帶著兩個不滿十歲的女兒，長途跋涉十幾天，當年8月來到個舊。在個舊中學講授英語。不久，英語作為帝國主義的語言被教育部禁止學習。她轉教生物課。 1957年底，李梁材被打成“右派分子”，被五花大綁押送到勞教所改造。突如其來的暴風驟雨將溫馨美好的家庭摧垮。面對殘酷的打擊和迫害，燕玞沒有流淚，沒有怯懦，頂住有形無形的壓力，堅信丈夫不會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拒絕“劃清界限”的要求。在丈夫被押送勞教之時，燕玞深情表達對他的愛和信任。 1958年，燕玞作為班主任帶著學生到工廠“大煉鋼鐵”，1959年帶著學生到沙甸修水利。饑荒在全國大地無情地蔓延，素有“糧倉”之稱的滇南各地也被饑荒的陰影籠罩。學生們要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糧食不夠，只得用黑豆充饑。燕玞總是把自己的一份米飯分給班上勞力最強的幾個男生。 1960年初，燕玞被下放到開遠燈籠山農場勞動。當時長女李芸到蒙自讀高中，二女在初中，小女兒才五歲。在精神備受折磨之時，體力勞動就是一種難得的消磨。繁重勞動、艱苦生活、惡劣環境，還是把這個柔弱的燕玞打倒了。她頭疼眼花，渾身疲軟，腹水腫脹，醫生診斷是肝硬化。1961年，燕玞回到個舊治療肝病。病情好轉後，她沒能再上講台教書，被安排到學校食堂管理帳目，出售飯菜票。表面上是對她的照顧，骨子裡是對“右派老婆”的懲罰。她無所抱怨地愉快接受這份工作，並把這份工作做得井井有條，深受師生好評。 1971年9月，李芸與林超民回到個舊家中，舉行簡單的婚禮時，燕玞把喜糖、香煙、果品（當時都是定量配給的食物）分送食堂的炊事員們，炊事員們湊錢買了一對茶杯派代表送來表示祝賀。林超民看到燕玞與炊事員們相處十分融洽，猶如親友一般。在瘋狂的“文革”期間，燕玞被當做“港澳特務”嚴加審查，雖沒投入牛棚，但每天一早就得到學校大門口報到，接受造反派和工軍宣隊頭頭的訓話，學習毛主席語錄、清洗廁所等；晚上10點左右，又到大門口向造反派們“晚彙報”。 1972年，燕玞退休了。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學校缺乏英語教師，年近古稀的燕玞煥發了青春，重新走上講台講授英語。她不滿意當時中學的英語教材，認為政治口號多，有點洋涇浜英語的色彩。她自己在教材之外補充大量生動有趣、地道純正的英語資料。她編寫一些小故事把詞彙、句型、語法貫穿其間，使學生在講故事、聽故事的輕鬆愉快的氣氛中掌握教學大綱的基本點。她教的學生中有不少人英語的聽說讀寫都超過中學英語教學大綱的要求，不少學生考取國內名牌大學的外語系。 1982年，燕玞夫婦回到廣東參加嶺南大學校友會，順道到珠海市尋根。她看到曾祖父創建的故居，不禁俯身親吻這塊撫育她的土地。[1] 1985年5月，燕玞和李梁材受海外親人囑託，專程回到珠海看祖屋，拜祖墓，同行還有陳芳外曾孫、陳席儒外孫劉家銘先生及其太太陳笑甜。燕玞一行受到珠海市、香洲區有關部門領導的熱誠接待。[2]1990年11月2日，燕玞和丈夫李梁材向珠海市博物館捐贈有關陳芳的資料。 1993年3月，燕玞夫婦結婚50周年。長女李芸夫婦請二老來昆明為他們舉辦金婚慶典。燕玞夫婦到50年前拍照的國際照相館拍攝金婚紀念照。李梁材的結婚戒指在勞教所丟失，夫婦一起到正義路金店買了一對金戒指。當他們相互為對方帶上金戒指時，女兒女婿為他們祝福。[1]燕玞另一女兒叫李薇。 李梁材是高級建築師、雲南省個舊市政協副主席。“七層樓”曾經是錫都乃至雲南省一座經典的建築，也是“錫文化”中一個重要的標符，李梁材是主要設計者。[4]燕玞的四弟陳熙橡旅居美國。長女婿林超民是雲南大學歷史學教授。 [1]林超民：《林超民文集》（第三卷），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10，第256-262頁。 [2]陳燕玞：《別離桑梓憶深情》，載《珠海鄉音》，1985年第3期，第26-27頁。 [3]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珠海市文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第189頁。 [4]趙俊峰：《個舊“七層樓”不是蘇聯專家設計的》，載“雲南網＂，2011年2月2日，http://honghe.yunnan.cn/html/2010-08/02/content_1285508.htm。

鮑華，乳名金橋，曾用名鮑兆華、包華、鮑雁坡、鮑哲魂，筆名列昂，香山縣白石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白石村）人。 鮑幼時喪母，隨父旅居日本橫濱。鮑居長，弟妹眾多（生母生育三子、繼母生育二子三女），生活困難。他13歲時進入一家商行當童工，三年後，轉到橫濱中華會館工作。 鮑自小刻苦好學，業餘時勤奮自學，稍長，接受孫中山的革命學說。大革命失敗後，他不滿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和革命人士的鎮壓屠殺，有感於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現狀，逐步傾向馬克思主義。 1927年底廣州起義失敗後，時任起義肅反委員會秘書長潘兆鑾在橫濱成立黨支部。鮑開始與共產黨人接觸，加入日本進步華僑青年組織的“黎明社”，散發有關反對蔣介石的傳單，後加入中共黨的周邊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接受黨組織的領導，較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的革命原理，覺悟不斷提高，改名“鮑兆華”，以示中華民族必將崛起之意。 1929年3月，經潘兆鑾介紹，鮑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日本當局發動大規模迫害日華僑和留學生事件，他被捕入獄；翌年秋，被日本當局遞解出境。他回到澳門與黨組織失去聯繫，心情十分苦悶，改名“雁坡”，比喻自己是離群之雁。之後，他在香港魚欄打工、在澳門以賣報為生。[1] 1931年，鮑結識澳門地下黨員黃新英[1]，之後共同創辦濠江中學校暨附屬小學（今濠江中學），指導學生閱讀進步書刊，參加社會愛國活動；認真傳授知識，啟發學生認識現實，追求真理；使學校面貌為之一新，受到社會正直人士和學生家長的讚許。黃仁輔擔任首任校長，學生百多人，貧苦學生可獲減免學費。兩年後，因學校經濟困難，鮑和黃新英讓與黃曉生（健）接辦。[2]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抗日救亡活動蓬勃展開，鮑以濠江中學為據點，組織師生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日話劇，並舉辦“國恥周”紀念活動，痛斥日寇的侵略罪行，抨擊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為了進一步激發同胞的愛國熱情，他創辦學生書店，出版《學生雜誌》，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經常在《大公報》副刊發表文章；又與廣州林鋒等創辦《南國青年》小報，宣傳抗日。之後，他和廖錦濤發動部分學生和汽車業職工，組織“綠光劇社”，進行抗日宣傳的演出活動。抗戰前夕，鮑與陳少陵組織“救國會”，更廣泛地團結廣大工人、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經過鮑等人六七年艱苦工作，澳門成為中國共產黨團結廣大愛國同胞、拯救中華民族危亡而奮鬥的根據地，為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簡稱“旅澳服務團”）組建及後回內地參加抗日鬥爭打下一定的基礎。[1] 抗戰爆發後，鮑回到廣州會見楊康華，研究率領部分澳門抗日青年回內地參加救亡鬥爭的問題。接著，旅澳服務團由中共澳門地下黨負責人余美慶組建完成，函鮑速返澳門。之後，鮑經常來往於澳港穗之間，擔任旅澳服務團的後方工作。 1937年10月，在余美慶介紹下，鮑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旅澳服務團成員60多人從澳門出發，經江門、新會赴台山，沿途唱歌演劇、演講、出壁報，宣傳抗日，影響頗大。同年底抵台山時，台城國民黨當局竟將他們拘捕，解送廣東綏靖公署軍法處，後囚押於南石頭監獄。鮑聞訊後，馬上找到楊康華研究，後到香港向高連貫彙報，決定向社會公佈事件真相。接著，郭沫若在香港主持的《救亡日報》首先披露旅澳服務團被拘捕消息，呼籲各界營救；港澳各報競相轉載，予以回應。不久，上海“全國救國會”負責人沈鈞儒、章乃器等發出通電，敦促國民黨廣東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釋放旅澳服務團全體成員。在愛國輿論的壓力下，1938年4月國民黨政府被迫將服務團全體成員釋放。旅澳服務團返澳休整後，又到中山一帶開展救亡活動。廣州淪陷後，經黨組織批准，決定解散，由陳少陵、鮑率領奔赴四會縣，參加駐四會的廣東稅警總團政訓處政訓大隊，鮑和陳少陵被任命為上尉視察員。 1939年1月，政訓處中共地下支部（3月升級為特別支部）成立，陳少陵任書記，鮑擔任宣傳委員。不久，陳少陵調去三水，鮑接任支部書記。期間，他在中共四會臨時工委領導下，組織特支黨員到四會各地深入開展抗日活動，壯大黨組織的力量。同年10月，中共西江特委在四會、三水開展“肅托”鬥爭，解散中共政訓處特別支部和三水特別支部。在這場錯誤鬥爭中，鮑被內定為託派，遭受清洗，開除黨籍。 1940年1月，日寇進犯清遠，稅警團奉命抵抗。鮑雖遭到錯誤處理，仍以大義為重，積極組織救援隊，奔赴前線，出色地完成支前任務。4月，鮑離開當地，經樂昌曲江進入乳源，擔任縣文教館幹事，後到乳源縣第一小學任教。乳源經濟文化較落後，全縣連一所中學也沒有。鮑四處奔走，拜會有識之士，親謁縣政當局，提議創辦乳源中學。1941年秋，創辦乳源縣第一所中學，鮑被聘任教。期間，他團結進步學生，組織課外讀書會，並創立“民主同盟”。在鮑的影響下，乳源中學不少學生走上抗日革命的道路。1944年10月，鮑組織乳源中學學生，反對國民黨當局在學校動員學生報告參加“青年軍”所謂“十萬青年十萬軍”的運動，並取得勝利，引起國民黨當局的仇視，12月，將他逐出乳源縣。在進步學生的掩護下，他仍留居乳源。1945年10月，黨在乳源建立組織，北江特委書記黃松堅指派鄺哲民和潘達（潘兆鑾之子）審查鮑的歷史和表現，決定恢復他的組織關係。鮑離黨六年，他又一次回到組織的懷抱。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準備發動剿滅人民革命力量的內戰，對持有異見的鮑始終心懷芥蒂。1946年2月，鮑又一次被驅逐出乳源縣。4月，他前往香港，創辦《論壇》小報，抨擊國民黨的黑暗統治。1947年8月，他到東莞虎門中學任教；10月，受華南分部派遣返回粵北。他先後任北江第一支隊青工班負責人、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北江革命幹部學校負責人，直接參加武裝鬥爭。 新中國成立後，鮑被任命為北江公學副教育長，繼任韶關師範學校校長。期間，他艱苦樸素，謙虛謹慎，勇挑重任；堅持黨的教育方針，團結廣大師生，致力教育教學改革，使該校成為全省教育戰線的先進單位。 1954年8月，鮑被加以“託派”和“自首叛黨分子”的罪名，再次被清除出黨，並撤銷韶關師範學校校長職務。妻子馮昭儀受到株連。在逆境中，他堅信自己無辜，堅信黨組織終會澄清問題，將每月應交的黨費儲存起來，等到恢復黨籍時一起交納。1964年4月，鮑因病在廣州逝世，年僅53歲。他在彌留之際唯一的遺囑，就是要求組織澄清自己的問題，恢復黨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廣東省委劉田夫、梁威林等領導親自向黨中央有關部門寫報告，要求平反鮑華的冤案，黨組織重新審查。1981年9月，中共韶關市委作出決定，否定鮑華“叛徒”、“託派”等問題，恢復其黨籍和名譽，對他一生作了充分的肯定，稱讚他是好黨員、好幹部。[1][3] [1]蘇鼎常、肖清：《鮑華》，載《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247-251頁。 [2]顧明遠：《教育大辭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1頁。 [3]《黨史人物——鮑華》，載“中國共產黨珠海市委員會＂網，2011年11月30日，http://www.zhsw.gov.cn/sww_ky/swdsyjs/dsyj/dsrw/201101/t20110126_184863.htm。

朱希祖，字逖先，綽號“朱鬍子”、“吾要”，浙江省海鹽縣人。著名歷史學家、國學家。[1] 先世繫出吳郡，後一遷歙縣，再遷婺源。希祖生於尚胥里上水村。[2]自幼家貧，父親在鄉下教書，父親去世時，正教他學習《左傳》，他才十四五歲。從此，希祖不翻《左傳》。父親病重時，他還割過股。 1905年，希祖考取官費留學，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歷史。回國後，他在北京大學主講中國文學史，並擔任歷史系主任，成為近代中國大學文科中有歷史系以來的首任系主任；歷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山大學、中央大學等校教授。 希祖治學領域廣泛，從先秦至近代，無不通曉，而尤精南明史。一是南明史料的搜集。二是南明史料的辨析，其成果主要體現在史料題跋中。他制定中國最早的現代大學史學課程體系，使史學成為獨立學科，創建中國第一個多所大學史學系師生組成的“中國史學會”；參與制定的歷史檔案整理三步法成為其他學術機構整理檔案的準繩。他參與規劃史館制度；撰文論述國史體例問題；重視對歷史遺跡的調查，對南京周邊六朝陵墓實地調查。 1919年，希祖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倡白話文學，並鼓吹民主與科學等革命思潮。他以為歷史學是一種社會科學，必須用科學方法從事研究。研究歷史必先通政治、經濟、法律、社會等科學。考證史事須以原始史料與實物為依據，決不可輕信坊間輾轉複製的次等材料。他主持北大史學系時，把課程分為六系：一，史學的基本科學，二，史學的輔助科學，三，史學史及史學原理，四，中外通史及斷代史，五，專門史，六，第一、第二外國語都是必修科。這種制度施行後，國內公私大學歷史系，一致採用。他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進步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的發起者之一。 “九一八”之前，希祖覺得要研究日本人的歷史，要研究明代倭寇侵華的歷史，他認為日本人一直有侵華野心。他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開這個課，別人不理解，沒多久，“九一八”事變爆發。抗戰前，日本人想花重金買希祖的地方志，被他拒絕。 希祖是章太炎的學生，是魯迅等人的師兄。章太炎對希祖的評價是“逖先博覽，能知條理”。希祖是研究南明史專家，喜歡收集方志，捐出《石匱書》、《啓楨遺詩選》、《十願齋集》、《流寇志》等珍貴史料。他做學問功夫下得很深，愛書成癡。他節衣縮食，不買田不買地，只買書。他的日記上有他的書帳。有人算過，有時他竟花一半的收入買書。他也賒帳，他也嫌書貴買不起。一個大年三十下午，家裡來了一大批要書帳的，他一一付清。第二天，大年初一下午，他又帶著全家一起去逛書店。 希祖夫婦生育六個子女。長子朱偰是經濟學家，也是歷史學家。次女朱倓對南明史頗有研究，寫過《班昭》；畢業於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擔任廣州中山圖書館館長，是當時頗有名氣的“女中英傑”，建立廣州首個婦女聯合會，是著名史學家羅香林的夫人。朱侃、朱僑、朱倞三個兒子學了物理、化學、經貿等，都與文史無關。長女朱倩學問非常好，15歲時因肺結核病夭折。 1944年7月5日，希祖去世，終年65歲。[1] 1922年，朱希祖在《葡萄牙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擬廢約收回澳門意見書》（以下簡稱《收回澳門意見書》）中說：“葡萄牙人自清光緒十三年與吾國締結條約以來，常不遵守約章，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剝奪我主權，蔑視我人種，暴橫無道，至今日而尤烈。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我國民宜群起驅除，以完我疆土，保我民命。茲將宣佈葡人之罪惡，收回澳門之理由，一一陳述，以告我國人。” 朱希祖共列舉了十二個方面，分別論說：一，葡人割據澳門史略。二，葡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概略。三，葡人背約殺戮我國民概略。四至八，廢約（收回澳門理由）。九，葡人應自知無統治澳門的體統及能力，宜速歸還退出。十，歐美、東亞各友邦勿誤會我國為排斥外人，收回利權，而袒護葡人，橫生阻力，須知違約在葡人而不在吾國。十一，國人宜勿顧慮葡人興兵報復，不敢發難。十二，國人應群起請願，速向葡方聲明，廢去光緒十三年中葡條約第二、三款，檄使葡人退出澳門。如果不聽，則雖出於武力解決，亦所不辭。據1915年統計，葡萄牙在澳門防兵488名，其中華人佔164名。 朱希祖說，國人根本不必害怕葡萄牙會打中國，因為當時的葡萄牙剛經過國內革命，像中國一樣，也是一團亂局，所以葡萄牙根本不可能對中國用兵。而且即使是打也打不贏。朱希祖分析其中的原因：首先，葡萄牙與中國相隔萬里，如遠涉重洋來打中國，顯然是犯了兵家大忌，必敗無疑。其次，葡萄牙遠道而來，中間沒有中轉站，沒有歇腳的地方，所以無喘息之機。第三，葡萄牙的兵力情況是，在印度西部有兵1082名，在澳洲北有323名，如果打中國，葡萄牙就會顧此失彼。第四，葡萄牙佔領澳門，從商業上來說本不發達，又沒有修鐵路，所以葡萄牙從澳門得不到多少巨大的經濟利益。即使澳門丟了，對葡萄牙也沒甚麼損失，還不如還給中國。第五，葡萄牙失去澳門後，中國仍然准許葡萄牙在各口通商，葡萄牙還可以從中國賺取很多利潤，有了好處，它就犯不著報復了，所以葡萄牙不會興兵報復。第六，如果說要報復，那麼葡萄牙首先會報復印度、東南亞各地。因為幾百年來，葡萄牙在那些地方丟了不少領地。但是也沒聽說葡萄牙興兵報復，奪回舊有屬地。可見葡萄牙不會報復中國。所以，國人盡可放心大膽果斷行動，宜勿過慮。如果開打，“即以廣東之兵力，亦足以驅逐之而有餘。”[3] 朱希祖著有《海鹽文獻源流》、《明海鹽小瀛洲詩社考》、主編《六朝陵墓調查報告》等文獻。[1] 現錄朱希祖的詩一首： 《登澳門西望洋山》[4] 驅車西望洋，攬勝造其巔。 煙螺如美人，俯窺雙鏡圓。 左顧南屏翠，右盼濠澳妍。 神山當面起，樓閣縹緲連。 直疑海市幻，還恐蜃氣纏。 蓬萊不可即，此地勝登仙。 惜哉淪異域，使我意綿綿。 [1]陳蘇：《朱希祖後人：一門兒女各專家》，載《嘉興日報》，2012年10月12日。 [2]《朱希祖生平簡介》，載“中華文史網＂，2010年2月1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xlmb/xzsl/zhuxizzs/2009-11-14/15440.shtml。 [3]朱希祖：《葡萄牙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擬廢約收回澳門意見書》，載《東方雜誌》，北京：商務印書館，1922年第11期。 [4]《魂牽夢縈澳門行之二》，載《聯合時報》，2012年12月21日，http://shszx.eastday.com/node2/node4810/node4851/dcsj/u1ai55011.html。

葡萄牙人，生於葡國北部山區的小鎮。1924年到澳門，入聖若瑟修院學習。1934年任澳門聖老楞佐堂神父，兼公教會女青年會神父，兼任利宵中學及三巴修院教師。1937年創辦澳門聖雲仙會，主持《澳門教區月報》工作。1942年創辦《號角》月刊，協助創辦《聯合周刊》。1948年任新加坡、馬來西亞葡萄牙傳教區負責人。1962年返回澳門，先後在聖若瑟教區中學、利宵中學執教。1976年出任澳門檔案館及賈梅士學會公報負責人，並成為亞洲國際史學會、葡國歷史學會會員。1984年設立“文德泉神父基金會”，資助貧困學生。生前為聖若瑟修院神父。作為澳門著名史學家，他一生著述極豐，共有各種著作150餘部，為澳門政治、社會、歷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先後獲殖民帝國軍官級勳章、殷皇子勳章及葡國總督頒發“英勇”勳章，還獲澳門東亞大學榮譽博士學位。其代表作有《澳門教區》、《澳門的軍人》、《17世紀之澳門》、《18世紀的澳門》、《大三巴教堂》、《澳門土生葡人》等。2003年於葡萄牙逝世。

廣東香山楊梅斜村（今屬珠海）人。陳芳次子。與孫中山是校友，一同在檀香山奧蘭尼學校讀書。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後，代其父管理畜牧場。繼自辦華人英語學校，任校長兼教員。1890年隨父返國，代理其父在香港、澳門的業務。1892年秋，孫中山大學畢業後來澳門行醫濟世，陳席儒聯同盧九、何穗田等澳門知名人士，在《鏡海叢報》上刊登廣告，介紹並頌揚孫中山醫術高明，支持孫中山在澳門行醫。1900年，陳席儒與弟弟陳賡虞一起，資助港幣100萬元給孫中山，創辦由陳少白主持的革命黨機關報《中國日報》。1921年，由孫中山重建的廣東革命政府財政空虛，陳席儒慷慨解囊，資助27萬元。其父去世後接手港澳商務，任香港道格拉斯輪船公司總經理、香港中日銀行董事。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後，被委任為廣東省省長。一度隨陳炯明出走。後在澳門從事古董生意。

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廖仲愷、何香凝之子。原籍廣東惠陽。1925年加入中國國民黨。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赴日本。1928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第一高等學院因從事革命活動被日本政府拘捕。同年回國，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1月，被中共派往德國國際海員工會工作。1932年回國，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部長，全國海員總工會黨團書記。1933年任中共川陝蘇區省委常委。1934年任紅軍第四方面軍政治部秘書長。1935年參加長征途中，曾被張國燾拘捕。後在周恩來解救下獲釋。1937年冬，赴香港主持第十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工作。日本佔領香港後，赴粵北參加中共南方委員會領導工作。1942年在廣東樂昌被國民黨拘捕關押。1946年1月由中共中央營救出獄。1946-1949年，歷任中共南方局委員、晉冀魯豫中央局宣傳部長、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新華社社長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歷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統戰部副部長、青年團中央副書記、全國青年聯合會主席、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外交部顧問、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華僑大學校長、北京外國語學院院長、中蘇友好協會副會長、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中日友好協會會長、中國亞非團結委員會主席等職。是中共第八、十、十一、十二屆中央委員，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第一、四屆常務委員會委員，第五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改革開放後組建國務院港澳辦公室。

又名師復，廣東香山（今中山）人。1901年在香山石岐鎮設立閲書報社（一説演説社），宣傳革命。1904年赴日留學。次年加入同盟會。1906年歸國，在香山創立雋德女學；旋至香港，編輯《東方報》。1907年暗殺清水師廣東提督李准，製炸彈不慎受傷，旋被解回原籍監禁。1909年冬獲釋，即赴香港，致力研究《新世紀》，宣揚無政府主義。1910年來到澳門把自己的房子易作同盟會澳門支部的會址（現為南灣昌輝大廈），並與高劍父諸人組建支那暗殺團。1911年武昌起義後，在東江一帶領導民軍起義，號稱香軍；同年冬北上，擬謀殺袁世凱，經滬時南北議和告成，遂隱居西湖白雲庵。1912年5月返穗組織晦鳴學舍，印發《無政府主義》叢刊等；7月與人組建心社，企圖以道德規範的約束，來改造社會。同年秋又發起研究世界語，任環球世界語會廣州分會會長。1913年8月發刊《晦鳴錄》，旋被龍濟光查禁，心社也被解散；12月轉澳門出版，更名《民聲》。次年4月轉滬秘密出版第五期，7月在滬成立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主張經濟政治上絕對自由。著有《師復文存》。1915年3月病逝。

天主教神父，澳門史學家、漢學家。生於葡萄牙北部，1932年加入耶穌會。1936年完成古典人類及葡國文學高等課程，1940年獲布拉加大學哲學系大專學位，然後又前往西班牙南部學習了四年神學課程。1945年在波爾圖擔任神職，1948年2月前來澳門傳教。作為一名研究中國語言文化的專家，他一生撰寫了十多本關於歷史與詩歌的書籍，其中一些書籍被譯成日文。《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為一部澳門文化研究力作，影響頗大。60年代初期，他創建了取潔中學，為澳門培養了不少人才。曾於1973年及1996年兩次被葡國政府授予勳章，並於1987年被澳門政府授予勳章。1998年底返葡，不久逝世。

字樹園，號孔庵，筆名捫虱談虎客。廣東番禺人。監生出身。1891年入廣州萬木草堂，師從康有為，曾協助康有為編著《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任萬木草堂學長，號長興里十大弟子之一。後任湖南長沙時務學堂教習、澳門《知新報》撰述。戊戌政變後流亡日本，協助梁啟超辦《清議報》、《新民叢報》和橫濱大同學校。1900年參加自立軍起義。民國初年，在廣州辦南強公學、覺是草堂。晚年留寓香港。1944年病歿於九龍。著作編為《樹園先生遺集》。

音樂家。字雪朋，號思鶴。廣東香山（今中山）人。嬰孩時即隨父親居住澳門十多年，居所旁有神父常彈風琴令其從小喜愛音樂。1901年赴日本東京音樂學校和東京帝國大學留學。1906年加入同盟會。畢業後歸國。1913年赴德，入萊比錫音樂學院和萊比錫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1920年歸國，先後任教於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北京大學和北京藝專。1927年在上海創辦中國第一所音樂學院──國立音樂院（後易名國立音樂專科學校）。長期致力於中國音樂教育事業，在澳門出生的人民音樂家冼星海曾是其學生。1940年在滬病逝。編有《鋼琴教科書》、《普通樂學》、《今樂初集》、《新歌初集》、《新學制唱歌教科書》等。

字玉濤，俗姓張，名壽波。廣東香山（今中山）人。1891年中舉人，主張維新圖強。曾東渡日本，任橫濱大同學校校長。後篤志深研佛典，捐獻其澳門大宅為功德林。1930年赴波鼓山出家，法名了一，號觀本，為鼓山增補各祖師傳記。抗日戰爭時期，為曲江南華寺首座。戰後返澳門，旋病卒。著有《香光閣集》。

國畫藝術家、美術教育家。原名澤霈。廣東陽江人。1933年廣州市師範學校畢業。1936年旁聽嶺南派畫家高劍父講課，入“春睡畫院”學畫。抗戰爆發後，創作了許多反映抗戰生活的作品，在港、澳等地舉辦個人畫展。1940年實施“行萬里路”計劃，到邊遠地區、少數民族地區體驗生活，搜集素材。1943年在敦煌石窟研究壁畫，後漫遊南洋諸島。1946年回廣州，任廣州市立藝術專科學校教授兼中國畫科主任。1949年加入香港“人間畫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華南人民文學藝術學院教授兼美術部副主任、中南美術專科學校教授兼副校長、廣州美術學院副院長兼國畫系主任。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畫系創始人之一，親自授課，培養了大批中國畫人才。作品生活氣息濃郁，藝術風格獨特、鮮明。1980年起，任中國美協副主席、廣東省美協主席、廣東省文聯副主席、廣東畫院院長。是第五、七屆全國人大主席團成員，中共十三大代表。曾赴美、日講學，作畫，舉辦畫展。出版有《南洋紀遊畫集》（1948）、《西南紀遊畫集》（1948）、《關山月旅美寫生畫集》（1991，紐約出版）、《關山月畫輯》（第一集）、《關山月臨摹敦煌壁畫》（1991，香港出版）、《關山月論畫》（1991）《鄉土情》（1991，台灣出版）、《關山月》（1991）。代表作有《江山如此多嬌》等。

民國五年(1916年1月1日─1916年12月31日)11月9日，著名詩人、書法家、教育家汪兆銓攜家避居澳門，與從弟汪兆鏞相鄰居於蕉園圍。這是汪兆銓第二次到澳門，其第一次到澳門在民國元年(1912)夏秋之交。

陳洵，字述叔、一作術叔，號海綃，新會潮連（今屬江門市蓬江區潮連街道）人。詞學大師。 陳少有才思，善為倚聲，性情孤傲；喜愛辛棄疾、吳文英、王沂孫詞；遊歷江西、河南十餘年，無所遇。陳回到廣東，為梁鼎芬賞識。1911年，梁鼎芬在廣州南園抗風軒重開“後南園詩壇”，陳參加會議，認識黃節，談詩唱和，交情深厚。 梁鼎芬每揚譽為“陳詞黃詩”，陳和黃節並稱於時。陳窮老郡居十多年，授徒為業。後來，黃節將陳的《海綃詞》推薦給朱祖謀。朱祖謀非常欣賞陳，刻入《滄海遺音集》，他的詞名大振。 晚年時候，得到朱祖謀的引薦，陳受聘為中山大學詞學教授。抗戰期間，陳避居香港，轉到澳門，之後在廣州大學任教。 陳的詞運意淵微，遣詞紆徐，寄興在從容不迫處，“運典能曲”，非以襞積為工，而感時傷亂，不掩其憂。朱祖謀稱其“善用逆筆，故處處見騰踏之勢”、“神骨俱靜，此真能火傳夢窗者”。況周頤譽為“並世兩雄，無與抗手”。吳清庠則以之與張爾田並稱，謂“南有海綃，北有遁庵”。 陳著有《海綃詞》兩卷、《海綃說詞》一卷，另有遺詞一卷，未刊。 1942年，陳去世，終年72歲。[1] 現錄陳洵的詩一首： 《漁家傲》[2]（澳門送秋，攜穀兒登新園。作於1938年晚秋，詩人避居澳門。） 夢裡關河憑訊雁，社餘日日催歸燕；遲節晚花猶喜健，霜客倩、錦屏鴛枕新裝遍。 把酒西風誰與勸？登臨客恨逢多難。此度送秋情不淺，秋去遠、傷心行路休回面。[3] [1]王飆：《陳洵》，載“讀秀＂網，2012年11月29日，http://book.duxiu.com/peopleDetail.jsp?dxid=061000761021&d=14B49A1EB360444A1964B45D47BC043F。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456頁。 [3]其中沉痛莫名的心情，盡在下闋中滲出，風格悲涼委惋，在民國詞中並不多見。民國時期，特別是抗戰時期，澳門因葡萄牙宣佈不參戰，獲得一時太平，因此許多著名詩人、名流和藝術家皆視澳門為逃避戰亂的好地方，有關的作品很多。

陳海瀛，字無競[2]，字雪舟，號說洲[3]，號希微室主，諱海瀛，福建閩縣（今屬福州市）人。詩人、學者。 海瀛天資聰穎，勤奮好學，1902年考中舉人，之後留學日本。回國後，他任職於瓊州、桂林等地，北伐時為廣州大元帥府秘書。 1921年，海瀛隨粵軍至梧州，與桂軍作戰，創作一首《梧州軍中作》詩：“元戎牙纛次梧州，野宿霜嚴夜氣遒。縛帚書旗呼殺賊，書生志豈在封侯？＂ 之後，海瀛回到福州，在鄉居住15年。55歲後，在外避兵七年，寄寓澳門。[2] 晚年時候，海瀛返居福州，先後任教於福建法政學堂、華南女子學院、福建學院；擔任福建省政協委員、1959年聘為福建省文史館名譽館員[3]；與裡中諸子談藝自適。 1962年，海瀛80歲，油印《希微室詩稿》詩集；1973年去世，享年91歲。[2] 陳海瀛還著有《讀史記管見》、《師友感逝錄》、《希微室文稿》、《希微室詩稿》、《梧州桂林雜詩》、《希微室折枝詩話》等，編有《中國文學史》、《孟子政治論》講義等。[3] 現錄陳海瀛作於1920年的詩一首： 《至澳門觀白鴿巢花園》[2] 世外桃源且漫誇[3]，珠崖早已屬他家。強收一掬傷心淚，來坐濃陰看物華。[4] [1]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百年閩詩（1901-2000）》，福州：海風出版社，2004，第233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53頁。 [3]漫誇：休誇。 [4]物華：自然景色。

朱秉筠，字觀松，號鶴亭，廣東新會（今屬江門市新會區）人，世居廣州。[1]進士、知縣。 朱秉筠自幼聰穎，勤奮不倦，抱有大志；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參加會試，成為甲午恩科第111名舉人；光緒三十年（1904），榮登進士三甲第31名，後分發為知縣。[2]抗戰期間，1939年，朱秉筠避居澳門，與汪兆鏞友好。 朱秉筠去世時，終年93歲。 朱秉筠之子朱兆洪，號寬甫，生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從事教育事業：著有《耐冷樓詞集》。[1] 朱秉筠著作《近代粵詞蒐逸‧續篇》，未刊。[3] 現錄朱秉筠作於1939年的詩一首： 《疏影》[4] （汪憬吾同年與予乃羅浮山酥醪觀道侶也，己卯暮春避寇濠江，會飲於金城酒樓，因賦此解。時鍾道士在座，說羅浮山中種梅花甚多，故篇末及之。） 濠江避俗，喜忽來舊雨，跫音空谷。 異地重遊，風景依然，惆悵故園心目。 東風若作繁華主，欲甚把殘春輕促。 倚書欄，又是黃昏，消得幾番幽獨。 須信人間易老同，亂紅也轉變，一片新綠。 惟有青山，相對無言，不管浮生榮辱。 他年會約酥醪醉，笑指點，閒雲喬木。 耐歲寒。添種梅花，晚節共誇松竹。[5] [1]方寬烈：《澳門當代詩詞紀事》（下冊），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第466頁。 [2]朱保炯等：《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全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866頁。 [3]黃啟臣：《澳門通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第73頁。 [4]方寬烈：《澳門當代詩詞紀事》（下冊），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第292-293頁。 [5]金城酒樓在新馬路中央酒店六樓，經營粵菜為當時澳門高級食府。本詞錄自余少飄所編《近代粵詞蒐逸‧續篇》。

葡萄牙人，生於葡國北部山區的小鎮。1924年到澳門，入聖若瑟修院學習。1934年任澳門聖老楞佐堂神父，兼公教會女青年會神父，兼任利宵中學及三巴修院教師。1937年創辦澳門聖雲仙會，主持《澳門教區月報》工作。1942年創辦《號角》月刊，協助創辦《聯合周刊》。1948年任新加坡、馬來西亞葡萄牙傳教區負責人。1962年返回澳門，先後在聖若瑟教區中學、利宵中學執教。1976年出任澳門檔案館及賈梅士學會公報負責人，並成為亞洲國際史學會、葡國歷史學會會員。1984年設立“文德泉神父基金會”，資助貧困學生。生前為聖若瑟修院神父。作為澳門著名史學家，他一生著述極豐，共有各種著作150餘部，為澳門政治、社會、歷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先後獲殖民帝國軍官級勳章、殷皇子勳章及葡國總督頒發“英勇”勳章，還獲澳門東亞大學榮譽博士學位。其代表作有《澳門教區》、《澳門的軍人》、《17世紀之澳門》、《18世紀的澳門》、《大三巴教堂》、《澳門土生葡人》等。2003年於葡萄牙逝世。

陳善伯，號龍荔之民，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番禺區）人。詩人。陳曇族孫。[1] 父親陳子瑞。陳善伯將父親就學學海堂菊坡精舍時之課卷集為一書，名為《紫璲山房遺集》；1931年12月，東莞朱念慈題記；1931年11月，汪兆鏞題記及番禺詹憲慈作序，並言陳子瑞尚著有《紫璲山房文集》及《耆舊輯聞》四卷傳世，可惜均不可得。[2] 陳善伯早年畢業於廣東高等學堂，師從吳道鎔、丁仁長，擔任番禺師範學校、禺山中學校長。抗戰時期，他避居澳門。 陳善伯著有《抱殘守闕齋漫存》。 現錄陳善伯的詩兩首： 《辛巳端節旅居澳門感懷》[1][3]（二首） 珠江觀競渡，佳節憶吾鄉。水浴鴛鴦戲[4]，花穿鰜蝶狂。[5] 無端雜胡騎[6]，遂令失金湯。[7]慷慨悲歌客，丹心寸寸傷。 出戶行何處？江干負手過。[8]觀雲驚變幻，撫樹感婆娑。[9] 風月無邊買[10]，山河入夢多。陸沉殊未已，痛哭當長歌。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498-506頁。 [2]陽海清：《中南、西南地區省、市圖書館館藏古籍稿本提要》，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8，第406頁。 [3]辛巳端節：指1941年辛巳五月初五。 [4]水浴句：猶言鴛鴦戲水。粵俗以端午節之水為龍舟水，浴之可辟邪避災，多是於是日入河沐浴。故云。 [5]鰜蝶：鰜，魚名，比目魚，一名鰈。此猶蛺蝶，蝴蝶。 [6]胡騎：指日軍。 [7]金湯：金城湯池之省稱。金以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 [8]江幹：江畔。 [9]婆娑：扶疎，紛披。 [10]風月無邊：朱熹《濂溪先生畫像贊》：“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陳勉雲，原名陳應釗，別署眠雲，新會外海（今屬江門市江海區外海鎮）人。民國政要、教授。 勉雲生於書香世家。父親陳耀藜是南洋僑商，香港設有經營進出口業務分莊。外海興建鄉立第一小學校時，他捐助一棟校舍。勉雲童年在外地讀書，後入讀廣州嶺南中學。1917年秋，他九歲時升讀唐山工業專門學校，翌年華北運動會在保定舉行，他代表學校參加，寄寓清帝行宮內。 當時北京政府總統是舊官僚徐世昌，軍閥爭權攻戰，南北對峙，勉雲感觸殊深。 1923年，勉雲在北大畢業後，留在北京，期間，他暢遊蘇杭等地名勝古跡，寄懷感詠，曾往返香港省親，後回廣州居住，時值軍閥割據和混戰。1930年春，勉雲任浙江省民政廳視察，僅一年就辭職，回廣州家居住“漁廬”，隨後任職於廣東造幣廠。 1932年3月，國民黨政府在洛陽召開困難會議，勉雲作為黨國元勳陳少白的秘書，被邀偕從到洛陽赴會。會後，他感作《入洛》詩：“無風無雨過清明，准擬看花入洛城。國難議來無一是，姚黃魏紫恥相迎。＂ 1936年，勉雲就任國立廣東法科學院教授，作有《登鎮海樓》詩： “天南孤峙趙佗城，此日憑臨百感生。萬戶蒼茫餘落日，半江搖漾動危旌。 空期陸賈能招諭，莫效終童更請纓。百卻危樓今尚在，中原回首暮雲橫。＂ 同年7月，陳濟棠宣佈下野。過了一年，勉雲任廣東財政廳專員，到中山縣巡視，旅次寫下《聞山海關已失》： “穿雲越峻一條龍，萬里蟠來渤海東。矯首為關稱第一，如何一夜葬秋風。＂ 同年，勉雲回廣州後，懷著憂國傷時的心情，寫了一首《聞居庸雁門諸關先後淪陷》詩： “秦皇天際插長城，千載何曾便罷兵？此日河汾烽火急，一時哀雁盡南征。＂ 1938年10月12日，日寇登陸大鵬灣，廣州危急。17日，勉雲隨當局西遷到連州，廣州於21日淪陷。當時他途中停留韶關，沉痛寫出七絕一首《聞廣州淪陷》： “痛絕瀋陽無抵抗，差強人意是蘆溝。 奈何聞警才數日，又送天南第一州！＂ 同年冬，勉雲辭去各個職務，間關跋涉到達澳門，居住在澳門大堂街，期間寫了不少憂國傷時的詩詞。如《街頭》： “知又何鄉走難來，攜兒托缽日空回！ 街頭濕遍如何睡？入夜風寒雨更哀。＂ 過了一年，勉雲受聘於澳門執信中學，越一年，赴香港省視老親，為了侍奉，在華英女中擔任國文教師。香港淪陷後，他返回澳門，後在蔡高中學當主任。 1946年，勉雲的老友郁達夫去世了，他創作一首七律挽詩《悼郁達夫》： “誰識達夫真達夫，後家先國不糊塗。武陵不辨來時路，合浦徒還去後珠。 共賞奇文開浪漫，終酬壯志擲頭顱。金甌幸保—無缺，炎海英魂招得無？＂ 勉雲一直在澳門當教師，直至1965年。勉雲遭遇喪偶之痛，辭職返港。他身染沉屙，藥石無靈，1967年6月病逝，終年69歲。 陳勉雲著有《眠雲吟草》，未付印。[1] 現錄陳勉雲關於澳門的詩五首： 《南灣踏月》(二選一，作於1938年) 近海無風亦自涼，頑雲開處月蒼蒼。小山對起如牛角，知是東西兩望洋。 《南灣步月》(四首) [2] 南灣踱盡又西灣，好是榕風水月間。地盡知無雄氣象，海雲時插幾屏山。 濠江兩度見秋風，故國烽煙路未通。我亦何心賞明月，任他潛躲亂雲中。 海月堤燈金溜波，風帆煙艇晚來多。分明不是西郊畔，卻似昌華舊苑過。[3] 寓近南灣得月先，故山如夢隔秋煙。破鞋短褐蒲葵扇，更踏南灣又一年。 [1]陳冠夫、陳滄海：《愛國詩人陳勉雲教授紀述》，載《江門文史》（第29輯），江門：江門政協，1995，第97-102頁。 [2]《近代作品》，載“愛書堂＂網，2012年12月30日，http://www.booksloverhk.com/poetrecent48b.htm。 [3]華舊苑：為南越宮園，在廣州西灣河畔。

朱希祖，字逖先，綽號“朱鬍子”、“吾要”，浙江省海鹽縣人。著名歷史學家、國學家。[1] 先世繫出吳郡，後一遷歙縣，再遷婺源。希祖生於尚胥里上水村。[2]自幼家貧，父親在鄉下教書，父親去世時，正教他學習《左傳》，他才十四五歲。從此，希祖不翻《左傳》。父親病重時，他還割過股。 1905年，希祖考取官費留學，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歷史。回國後，他在北京大學主講中國文學史，並擔任歷史系主任，成為近代中國大學文科中有歷史系以來的首任系主任；歷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山大學、中央大學等校教授。 希祖治學領域廣泛，從先秦至近代，無不通曉，而尤精南明史。一是南明史料的搜集。二是南明史料的辨析，其成果主要體現在史料題跋中。他制定中國最早的現代大學史學課程體系，使史學成為獨立學科，創建中國第一個多所大學史學系師生組成的“中國史學會”；參與制定的歷史檔案整理三步法成為其他學術機構整理檔案的準繩。他參與規劃史館制度；撰文論述國史體例問題；重視對歷史遺跡的調查，對南京周邊六朝陵墓實地調查。 1919年，希祖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倡白話文學，並鼓吹民主與科學等革命思潮。他以為歷史學是一種社會科學，必須用科學方法從事研究。研究歷史必先通政治、經濟、法律、社會等科學。考證史事須以原始史料與實物為依據，決不可輕信坊間輾轉複製的次等材料。他主持北大史學系時，把課程分為六系：一，史學的基本科學，二，史學的輔助科學，三，史學史及史學原理，四，中外通史及斷代史，五，專門史，六，第一、第二外國語都是必修科。這種制度施行後，國內公私大學歷史系，一致採用。他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進步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的發起者之一。 “九一八”之前，希祖覺得要研究日本人的歷史，要研究明代倭寇侵華的歷史，他認為日本人一直有侵華野心。他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開這個課，別人不理解，沒多久，“九一八”事變爆發。抗戰前，日本人想花重金買希祖的地方志，被他拒絕。 希祖是章太炎的學生，是魯迅等人的師兄。章太炎對希祖的評價是“逖先博覽，能知條理”。希祖是研究南明史專家，喜歡收集方志，捐出《石匱書》、《啓楨遺詩選》、《十願齋集》、《流寇志》等珍貴史料。他做學問功夫下得很深，愛書成癡。他節衣縮食，不買田不買地，只買書。他的日記上有他的書帳。有人算過，有時他竟花一半的收入買書。他也賒帳，他也嫌書貴買不起。一個大年三十下午，家裡來了一大批要書帳的，他一一付清。第二天，大年初一下午，他又帶著全家一起去逛書店。 希祖夫婦生育六個子女。長子朱偰是經濟學家，也是歷史學家。次女朱倓對南明史頗有研究，寫過《班昭》；畢業於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擔任廣州中山圖書館館長，是當時頗有名氣的“女中英傑”，建立廣州首個婦女聯合會，是著名史學家羅香林的夫人。朱侃、朱僑、朱倞三個兒子學了物理、化學、經貿等，都與文史無關。長女朱倩學問非常好，15歲時因肺結核病夭折。 1944年7月5日，希祖去世，終年65歲。[1] 1922年，朱希祖在《葡萄牙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擬廢約收回澳門意見書》（以下簡稱《收回澳門意見書》）中說：“葡萄牙人自清光緒十三年與吾國締結條約以來，常不遵守約章，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剝奪我主權，蔑視我人種，暴橫無道，至今日而尤烈。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我國民宜群起驅除，以完我疆土，保我民命。茲將宣佈葡人之罪惡，收回澳門之理由，一一陳述，以告我國人。” 朱希祖共列舉了十二個方面，分別論說：一，葡人割據澳門史略。二，葡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概略。三，葡人背約殺戮我國民概略。四至八，廢約（收回澳門理由）。九，葡人應自知無統治澳門的體統及能力，宜速歸還退出。十，歐美、東亞各友邦勿誤會我國為排斥外人，收回利權，而袒護葡人，橫生阻力，須知違約在葡人而不在吾國。十一，國人宜勿顧慮葡人興兵報復，不敢發難。十二，國人應群起請願，速向葡方聲明，廢去光緒十三年中葡條約第二、三款，檄使葡人退出澳門。如果不聽，則雖出於武力解決，亦所不辭。據1915年統計，葡萄牙在澳門防兵488名，其中華人佔164名。 朱希祖說，國人根本不必害怕葡萄牙會打中國，因為當時的葡萄牙剛經過國內革命，像中國一樣，也是一團亂局，所以葡萄牙根本不可能對中國用兵。而且即使是打也打不贏。朱希祖分析其中的原因：首先，葡萄牙與中國相隔萬里，如遠涉重洋來打中國，顯然是犯了兵家大忌，必敗無疑。其次，葡萄牙遠道而來，中間沒有中轉站，沒有歇腳的地方，所以無喘息之機。第三，葡萄牙的兵力情況是，在印度西部有兵1082名，在澳洲北有323名，如果打中國，葡萄牙就會顧此失彼。第四，葡萄牙佔領澳門，從商業上來說本不發達，又沒有修鐵路，所以葡萄牙從澳門得不到多少巨大的經濟利益。即使澳門丟了，對葡萄牙也沒甚麼損失，還不如還給中國。第五，葡萄牙失去澳門後，中國仍然准許葡萄牙在各口通商，葡萄牙還可以從中國賺取很多利潤，有了好處，它就犯不著報復了，所以葡萄牙不會興兵報復。第六，如果說要報復，那麼葡萄牙首先會報復印度、東南亞各地。因為幾百年來，葡萄牙在那些地方丟了不少領地。但是也沒聽說葡萄牙興兵報復，奪回舊有屬地。可見葡萄牙不會報復中國。所以，國人盡可放心大膽果斷行動，宜勿過慮。如果開打，“即以廣東之兵力，亦足以驅逐之而有餘。”[3] 朱希祖著有《海鹽文獻源流》、《明海鹽小瀛洲詩社考》、主編《六朝陵墓調查報告》等文獻。[1] 現錄朱希祖的詩一首： 《登澳門西望洋山》[4] 驅車西望洋，攬勝造其巔。 煙螺如美人，俯窺雙鏡圓。 左顧南屏翠，右盼濠澳妍。 神山當面起，樓閣縹緲連。 直疑海市幻，還恐蜃氣纏。 蓬萊不可即，此地勝登仙。 惜哉淪異域，使我意綿綿。 [1]陳蘇：《朱希祖後人：一門兒女各專家》，載《嘉興日報》，2012年10月12日。 [2]《朱希祖生平簡介》，載“中華文史網＂，2010年2月1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xlmb/xzsl/zhuxizzs/2009-11-14/15440.shtml。 [3]朱希祖：《葡萄牙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擬廢約收回澳門意見書》，載《東方雜誌》，北京：商務印書館，1922年第11期。 [4]《魂牽夢縈澳門行之二》，載《聯合時報》，2012年12月21日，http://shszx.eastday.com/node2/node4810/node4851/dcsj/u1ai55011.html。

廣東香山楊梅斜村（今屬珠海）人。陳芳次子。與孫中山是校友，一同在檀香山奧蘭尼學校讀書。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後，代其父管理畜牧場。繼自辦華人英語學校，任校長兼教員。1890年隨父返國，代理其父在香港、澳門的業務。1892年秋，孫中山大學畢業後來澳門行醫濟世，陳席儒聯同盧九、何穗田等澳門知名人士，在《鏡海叢報》上刊登廣告，介紹並頌揚孫中山醫術高明，支持孫中山在澳門行醫。1900年，陳席儒與弟弟陳賡虞一起，資助港幣100萬元給孫中山，創辦由陳少白主持的革命黨機關報《中國日報》。1921年，由孫中山重建的廣東革命政府財政空虛，陳席儒慷慨解囊，資助27萬元。其父去世後接手港澳商務，任香港道格拉斯輪船公司總經理、香港中日銀行董事。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後，被委任為廣東省省長。一度隨陳炯明出走。後在澳門從事古董生意。

鮑華，乳名金橋，曾用名鮑兆華、包華、鮑雁坡、鮑哲魂，筆名列昂，香山縣白石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白石村）人。 鮑幼時喪母，隨父旅居日本橫濱。鮑居長，弟妹眾多（生母生育三子、繼母生育二子三女），生活困難。他13歲時進入一家商行當童工，三年後，轉到橫濱中華會館工作。 鮑自小刻苦好學，業餘時勤奮自學，稍長，接受孫中山的革命學說。大革命失敗後，他不滿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和革命人士的鎮壓屠殺，有感於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現狀，逐步傾向馬克思主義。 1927年底廣州起義失敗後，時任起義肅反委員會秘書長潘兆鑾在橫濱成立黨支部。鮑開始與共產黨人接觸，加入日本進步華僑青年組織的“黎明社”，散發有關反對蔣介石的傳單，後加入中共黨的周邊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接受黨組織的領導，較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的革命原理，覺悟不斷提高，改名“鮑兆華”，以示中華民族必將崛起之意。 1929年3月，經潘兆鑾介紹，鮑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日本當局發動大規模迫害日華僑和留學生事件，他被捕入獄；翌年秋，被日本當局遞解出境。他回到澳門與黨組織失去聯繫，心情十分苦悶，改名“雁坡”，比喻自己是離群之雁。之後，他在香港魚欄打工、在澳門以賣報為生。[1] 1931年，鮑結識澳門地下黨員黃新英[1]，之後共同創辦濠江中學校暨附屬小學（今濠江中學），指導學生閱讀進步書刊，參加社會愛國活動；認真傳授知識，啟發學生認識現實，追求真理；使學校面貌為之一新，受到社會正直人士和學生家長的讚許。黃仁輔擔任首任校長，學生百多人，貧苦學生可獲減免學費。兩年後，因學校經濟困難，鮑和黃新英讓與黃曉生（健）接辦。[2]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抗日救亡活動蓬勃展開，鮑以濠江中學為據點，組織師生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日話劇，並舉辦“國恥周”紀念活動，痛斥日寇的侵略罪行，抨擊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為了進一步激發同胞的愛國熱情，他創辦學生書店，出版《學生雜誌》，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經常在《大公報》副刊發表文章；又與廣州林鋒等創辦《南國青年》小報，宣傳抗日。之後，他和廖錦濤發動部分學生和汽車業職工，組織“綠光劇社”，進行抗日宣傳的演出活動。抗戰前夕，鮑與陳少陵組織“救國會”，更廣泛地團結廣大工人、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經過鮑等人六七年艱苦工作，澳門成為中國共產黨團結廣大愛國同胞、拯救中華民族危亡而奮鬥的根據地，為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簡稱“旅澳服務團”）組建及後回內地參加抗日鬥爭打下一定的基礎。[1] 抗戰爆發後，鮑回到廣州會見楊康華，研究率領部分澳門抗日青年回內地參加救亡鬥爭的問題。接著，旅澳服務團由中共澳門地下黨負責人余美慶組建完成，函鮑速返澳門。之後，鮑經常來往於澳港穗之間，擔任旅澳服務團的後方工作。 1937年10月，在余美慶介紹下，鮑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旅澳服務團成員60多人從澳門出發，經江門、新會赴台山，沿途唱歌演劇、演講、出壁報，宣傳抗日，影響頗大。同年底抵台山時，台城國民黨當局竟將他們拘捕，解送廣東綏靖公署軍法處，後囚押於南石頭監獄。鮑聞訊後，馬上找到楊康華研究，後到香港向高連貫彙報，決定向社會公佈事件真相。接著，郭沫若在香港主持的《救亡日報》首先披露旅澳服務團被拘捕消息，呼籲各界營救；港澳各報競相轉載，予以回應。不久，上海“全國救國會”負責人沈鈞儒、章乃器等發出通電，敦促國民黨廣東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釋放旅澳服務團全體成員。在愛國輿論的壓力下，1938年4月國民黨政府被迫將服務團全體成員釋放。旅澳服務團返澳休整後，又到中山一帶開展救亡活動。廣州淪陷後，經黨組織批准，決定解散，由陳少陵、鮑率領奔赴四會縣，參加駐四會的廣東稅警總團政訓處政訓大隊，鮑和陳少陵被任命為上尉視察員。 1939年1月，政訓處中共地下支部（3月升級為特別支部）成立，陳少陵任書記，鮑擔任宣傳委員。不久，陳少陵調去三水，鮑接任支部書記。期間，他在中共四會臨時工委領導下，組織特支黨員到四會各地深入開展抗日活動，壯大黨組織的力量。同年10月，中共西江特委在四會、三水開展“肅托”鬥爭，解散中共政訓處特別支部和三水特別支部。在這場錯誤鬥爭中，鮑被內定為託派，遭受清洗，開除黨籍。 1940年1月，日寇進犯清遠，稅警團奉命抵抗。鮑雖遭到錯誤處理，仍以大義為重，積極組織救援隊，奔赴前線，出色地完成支前任務。4月，鮑離開當地，經樂昌曲江進入乳源，擔任縣文教館幹事，後到乳源縣第一小學任教。乳源經濟文化較落後，全縣連一所中學也沒有。鮑四處奔走，拜會有識之士，親謁縣政當局，提議創辦乳源中學。1941年秋，創辦乳源縣第一所中學，鮑被聘任教。期間，他團結進步學生，組織課外讀書會，並創立“民主同盟”。在鮑的影響下，乳源中學不少學生走上抗日革命的道路。1944年10月，鮑組織乳源中學學生，反對國民黨當局在學校動員學生報告參加“青年軍”所謂“十萬青年十萬軍”的運動，並取得勝利，引起國民黨當局的仇視，12月，將他逐出乳源縣。在進步學生的掩護下，他仍留居乳源。1945年10月，黨在乳源建立組織，北江特委書記黃松堅指派鄺哲民和潘達（潘兆鑾之子）審查鮑的歷史和表現，決定恢復他的組織關係。鮑離黨六年，他又一次回到組織的懷抱。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準備發動剿滅人民革命力量的內戰，對持有異見的鮑始終心懷芥蒂。1946年2月，鮑又一次被驅逐出乳源縣。4月，他前往香港，創辦《論壇》小報，抨擊國民黨的黑暗統治。1947年8月，他到東莞虎門中學任教；10月，受華南分部派遣返回粵北。他先後任北江第一支隊青工班負責人、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北江革命幹部學校負責人，直接參加武裝鬥爭。 新中國成立後，鮑被任命為北江公學副教育長，繼任韶關師範學校校長。期間，他艱苦樸素，謙虛謹慎，勇挑重任；堅持黨的教育方針，團結廣大師生，致力教育教學改革，使該校成為全省教育戰線的先進單位。 1954年8月，鮑被加以“託派”和“自首叛黨分子”的罪名，再次被清除出黨，並撤銷韶關師範學校校長職務。妻子馮昭儀受到株連。在逆境中，他堅信自己無辜，堅信黨組織終會澄清問題，將每月應交的黨費儲存起來，等到恢復黨籍時一起交納。1964年4月，鮑因病在廣州逝世，年僅53歲。他在彌留之際唯一的遺囑，就是要求組織澄清自己的問題，恢復黨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廣東省委劉田夫、梁威林等領導親自向黨中央有關部門寫報告，要求平反鮑華的冤案，黨組織重新審查。1981年9月，中共韶關市委作出決定，否定鮑華“叛徒”、“託派”等問題，恢復其黨籍和名譽，對他一生作了充分的肯定，稱讚他是好黨員、好幹部。[1][3] [1]蘇鼎常、肖清：《鮑華》，載《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247-251頁。 [2]顧明遠：《教育大辭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1頁。 [3]《黨史人物——鮑華》，載“中國共產黨珠海市委員會＂網，2011年11月30日，http://www.zhsw.gov.cn/sww_ky/swdsyjs/dsyj/dsrw/201101/t20110126_18486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