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三年(1924年1月1日─1924年12月31日)本年，中文報紙《平民報》、《民生報》創刊，並首次接受澳門政府資助。《平民報》由馬普全先生創刊，《民生報》由馬寶金先生創辦，督印人文非一。兩報社址均在澳門新馬路24號。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兩報與《澳門時報》同在一處印刷。由於編輯人員少，新聞、電訊大致相同，只是廣告及副刊內容各有不同，故銷售量持續低迷，至30年代末期停辦。

民國二十年 (1931年1月1日-1931年12月31日)9月1日，共和派報刊《澳門之聲》 (A Voz de Macau)面世，初為季刊，自本年10月1日第14期始，改為日報。1945年1月因報館遭日軍襲擊停刊，1945年9月10日復刊，至1947年8月l6日第4648期時，因主編多明戈斯．杜格上尉 (Domingos Gregório da Rosa Duque)去世而被迫停刊。該報社長為殷理基．施利華 (Henrique Nolasco da Silva)，但真正業主兼主編為杜格上尉。杜格上尉為葡萄牙波爾圖報人，早年曾主辦過軍人報紙《葡萄牙陸軍》、《葡萄牙軍曹雜誌》等，1916年定居澳門，先後創辦過《自由報》、《戰鬥報》、《事實報》、《澳門之聲》和《澳門報》等五份報紙，直至1947年8月15日在澳門去世。

民國二十一年 (1932年1月1日-1932年12月31日)11月，中文報紙《朝陽日報》創刊。創辦人陳少偉兼任社長，編輯為蔡淩霜。該報系愛國進步的民辦報紙，觀點鮮明，內容充實，副刊與連環漫畫頗具特色，成為澳門青年文字和思想交流的重要園地，在澳門地區頗負盛名。該報初以爐石塘街承印商號閣樓為社址，後於1933年遷往營地大街104號，同《大眾報》共用社址，直至1939年停辦。30年代前中期，澳門人口不多，工商業落後，居民生活水準低，該報廣告收入少，連續多年入不敷出，經營甚感困難。後獲體育界人士麥荊雷及曾枝西女士大力支持，並採取與《大眾報》合作經營的方式才得以繼續出版。抗戰爆發後，該報與 《大眾報》成為澳門民眾辦報的兩面愛國旗幟，為抗日救亡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

民國十九年 (1930年1月1日-1930年12月31日)本年，中文報紙《新聲報》在澳門創辦，創刊人為陳仲靄。至20世紀40年代初期停辦。

民國十六年(1927年1月1日─1927年12月31日) 7月31日，獨立刊物《求實》(A Verdade)創刊，社長爲女藥劑師索菲婭，阿格雷朋(Sofia Agrebom)，但所有權仍屬原《自由報》與 《戰鬥報》的主編多明戈斯．杜格(Domingos Gregório da Rosa Duque)上尉。該報先是每星期逢周四、周日出版兩期，自本年10月4日後，改爲每周二、四、六出版三期，直至1929年4月23日停刊，共出版231期。施白蒂稱：“該報是《戰鬥報》(O Combate)(之前)和《澳門報》(Jornal de Macau)(之後)之間承前啓後的刊物。”

道光二年（1822年1月23日─1823年2月10日）9月l2日，澳門創辦了取消海外省辦報禁令後在澳門出現的第一張報紙《中國之蜂》，本日出版第1期。該報宗旨鼓吹立憲派各項主張，大膽地抨擊反對派，成為新政權的喉舌。該報創刊者為立憲派領袖巴波沙中校，出版者為多明我會修士貢薩洛·阿馬蘭特（António de S. Gonçalo de Amarante）。報紙由東印度公司澳門印刷所協助印刷，每逢週四出版，每期4頁，每頁雙欄。其第l期社論全文如下：受澳門議事會的委託，我們認為，本報編輯的職責，就是真實全面的將上個月19日澳門居民聚集在自由亭周圍，推翻了忍受多年的專制統治這一事件發生的原因告訴讀者，盡管此項任務非我們力量所能及，但我們並不因此而放棄。同時我們也渴望盡綿薄之力，來讚揚這一終結了獨裁統治、鞏固了澳門民眾權利與義務、並在公眾的歡呼聲和喜悅之情中，按照澳門全體公民的願望成立了臨時政府的壯舉。而這個政府，在它成立後短短的時間里，通過它對祖國的忠誠，對人民的熱忱以及為國家謀利的行動，充分證明了自己。永遠忠於尊貴的國家的人民，良好的社會秩序的維護者，他們的熱情在這一事件中充分說明，對祖國的愛和無畏的勇氣，並不只是表現在戰場上——於炮火聲中揮劍衝殺，力挫頑敵；在和平年代，他們同樣隨處可見，並為我們的英雄帶來常青的桂冠。那一天，澳門人民表現出來的和平、安寧和良好的秩序，將成為一座永恆的豐碑，世代傳頌。公眾對政府缺乏信任，而政府卻固執地、甚至使用對葡國人來說不僅是不當簡直是卑鄙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統治，是（引發這一事件的）主要的原因。因而，公眾曾多次向市政府上書，指出有必要建立一個新政府，築起一道堤壩，以阻擋危害商業活動的罪惡的洪流，以阻止那即將到來的獨裁統治。而現實中的一切卻是這樣：一個作為危害本城商業活動從而危害整個城市的罪惡根源的權力機關仍然被保留著。如果這種狀況像往常那樣繼續下去的話，人們所預見的只是一個充滿著不幸結果的悲慘的未來。我們不憚多餘地認為，在其他國家，工業、農業是支柱產業和帶來財富的基礎；但是在澳門，卻完全不是這樣。商業構成了這個葡萄牙王國的小小一部分存在的基礎。但是，由於這個權力機關的無力，本城的貿易日趨衰落。他們容忍和允許外國船隻滿載走私的貨物進出本市的港口，從而使本市的商人和本國的商品遭受損失。本國的商人在貿易活動中無利可圖，而外國商人卻大獲其利。以上種種激起了民眾的義憤，迫使他們在上個月的17日最後一次上書，並於18日從他們中推選出三名代表進行請願。最後終於使全民大會在19日召開。在這次大會上，大多數人都同意舉行全民選舉，選出了未來政府的成員，而原來的那個權力機構將被公眾的表決排除在外。如果我們注意到有關我們的祖國實行立憲的消息傳達到澳門時引起的不安，如果我們回憶起有人曾試圖盜竊那些從里斯本來的公開的文件，如果我們觀察到那些真正的愛國者所遭到的無禮的斥責與威脅，如果我們指出接受立憲制度是對政府成員的刺激，如果我們認真思考以上的事件，我們就會毫無疑問地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政府最終向公眾表示接受立憲制度，只不過是在特定環境下的權宜之計，決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的表現。我們用不著將現政府成立時發生的種種事件逐一進行討論，只需將以下幾次會議記錄刊登在報紙上，就足以使我們的讀者瞭解當時的情況了。而讀者讀過這些會議記錄並深入思考之後，就可以對我們所反映的這些事情作出自己的判斷了。相信大家知道，我們再也不會因賄賂和逢迎出賣我們的筆了。另外，處於良好的願望，我們將從法律的角度向大家提供專家分析，以此來為那些不知情的人釋疑解惑，並回答另一些人對我們的連續不斷的攻擊。同時，我們還要向我們的同胞介紹澳門人民在動搖強權統治的事變中所表現出來的熱情以及剛剛成立的明智的臨時政府的忠誠和它的政務活動；向澳門人民說明他們具體的權利與義務；最後還要指出這座城市渴望得到的種種改善。這些就是我們的目的。我們同樣不會忽略國內外發生的有關葡萄牙的新聞。此外我們懇求同胞們把你們的想法告訴我們，並希望你們中的飽學之士幫助我們完成我們的任務，減輕我們的負擔。《中國之蜂》在澳門的出現，當然首先是由於1821年葡萄牙新政府解除了1737年的禁止海外出版書報法令和自1768年開始實行的新聞檢查制度，通過了新聞自由法案。然而，真正導致《中國之蜂》在澳門出版的原因，主要是在澳門日益強大的葡萄牙本土政治力量和澳門土生葡人對自治訴求之間的鬥爭。於是，《中國之蜂》從創刊開始，便站在居澳葡人的角度，為葡萄牙的立憲革命勝利而呐喊，為在總督手中奪回權力而歡呼，並以立憲派機關報和立憲派政府公報自居，又同時以保皇派為攻擊和報複的對象。

民國二十年 (1931年1月1日-1931年12月31日)10月3日，週報《澳門土生回聲報》 (O Eco Macaense)創刊，至1932年10月24日停刊。此報以為在澳葡人爭取澳門地區獨立、反對葡國以中央集權方式管治澳門為創刊宗旨。1932年10月曾經兩次被澳門政府控告其誹謗，並勒令停刊，合共出版54期，社長為阿道夫．佐治 (Adolfo Adroaldo Jorge)，主編為小啞宋生 (João Correia Pais de Assumpção Jr.)。 由飛南第家族澳門商務印字館 (Topografia Mercantil)印刷。

民國十七年(1928年1月1日─1928年12月31日)9月，葡文月刊《爆竹》(O Petardo)在香港創辦，土生葡人伊西多羅．科斯塔(Isidoro Maria da Costa)擔任主編，編輯部設在澳門，並於香港都爹利街(Duddel Street)3號印刷。該報以抨擊澳督巴波沙及其領導的政府為目的，為避免政治上的麻煩，故設在香港印刷出版。但最終還是因該報的反政府性質，香港警方1929年9月對《爆竹》刊物進行調查，後將調查結果通報葡萄牙駐港領事。科斯塔在威脅之下不得不於該月停止出版該報，但繼續在香港英文《中國事實報》(China Truth)上抨擊巴波沙總督，企圖推翻澳門政府，並使葡萄牙在外國人面前威信掃地。12月，香港警員突然搜查科斯塔住所，查封了他與其他人相互串聯的一批信件。

民國二十一年 (1932年1月1日-1932年12月31日)10月15日，新文學雜誌《小齒輪》在澳門出版。這個刊物由一位雙腿癱瘓的作家魯衡主編。魯衡其時屬於港澳左翼文藝組織群力學社的主力成員。該學社希望合“群力”從事文化工作，而第一步的工作就是印行《小齒輪》。《小齒輪》深受當時文學中心上海的影響，反映澳門文壇與20世紀30年代中國文學左傾思潮是一致的。同日，該刊創刊號發表馮騷的散文《艙中之夜》，這是目前可見最早的一篇與澳門有關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