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華，乳名金橋，曾用名鮑兆華、包華、鮑雁坡、鮑哲魂，筆名列昂，香山縣白石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白石村）人。 鮑幼時喪母，隨父旅居日本橫濱。鮑居長，弟妹眾多（生母生育三子、繼母生育二子三女），生活困難。他13歲時進入一家商行當童工，三年後，轉到橫濱中華會館工作。 鮑自小刻苦好學，業餘時勤奮自學，稍長，接受孫中山的革命學說。大革命失敗後，他不滿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和革命人士的鎮壓屠殺，有感於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現狀，逐步傾向馬克思主義。 1927年底廣州起義失敗後，時任起義肅反委員會秘書長潘兆鑾在橫濱成立黨支部。鮑開始與共產黨人接觸，加入日本進步華僑青年組織的“黎明社”，散發有關反對蔣介石的傳單，後加入中共黨的周邊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接受黨組織的領導，較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的革命原理，覺悟不斷提高，改名“鮑兆華”，以示中華民族必將崛起之意。 1929年3月，經潘兆鑾介紹，鮑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日本當局發動大規模迫害日華僑和留學生事件，他被捕入獄；翌年秋，被日本當局遞解出境。他回到澳門與黨組織失去聯繫，心情十分苦悶，改名“雁坡”，比喻自己是離群之雁。之後，他在香港魚欄打工、在澳門以賣報為生。[1] 1931年，鮑結識澳門地下黨員黃新英[1]，之後共同創辦濠江中學校暨附屬小學（今濠江中學），指導學生閱讀進步書刊，參加社會愛國活動；認真傳授知識，啟發學生認識現實，追求真理；使學校面貌為之一新，受到社會正直人士和學生家長的讚許。黃仁輔擔任首任校長，學生百多人，貧苦學生可獲減免學費。兩年後，因學校經濟困難，鮑和黃新英讓與黃曉生（健）接辦。[2]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抗日救亡活動蓬勃展開，鮑以濠江中學為據點，組織師生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日話劇，並舉辦“國恥周”紀念活動，痛斥日寇的侵略罪行，抨擊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為了進一步激發同胞的愛國熱情，他創辦學生書店，出版《學生雜誌》，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經常在《大公報》副刊發表文章；又與廣州林鋒等創辦《南國青年》小報，宣傳抗日。之後，他和廖錦濤發動部分學生和汽車業職工，組織“綠光劇社”，進行抗日宣傳的演出活動。抗戰前夕，鮑與陳少陵組織“救國會”，更廣泛地團結廣大工人、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經過鮑等人六七年艱苦工作，澳門成為中國共產黨團結廣大愛國同胞、拯救中華民族危亡而奮鬥的根據地，為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簡稱“旅澳服務團”）組建及後回內地參加抗日鬥爭打下一定的基礎。[1] 抗戰爆發後，鮑回到廣州會見楊康華，研究率領部分澳門抗日青年回內地參加救亡鬥爭的問題。接著，旅澳服務團由中共澳門地下黨負責人余美慶組建完成，函鮑速返澳門。之後，鮑經常來往於澳港穗之間，擔任旅澳服務團的後方工作。 1937年10月，在余美慶介紹下，鮑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旅澳服務團成員60多人從澳門出發，經江門、新會赴台山，沿途唱歌演劇、演講、出壁報，宣傳抗日，影響頗大。同年底抵台山時，台城國民黨當局竟將他們拘捕，解送廣東綏靖公署軍法處，後囚押於南石頭監獄。鮑聞訊後，馬上找到楊康華研究，後到香港向高連貫彙報，決定向社會公佈事件真相。接著，郭沫若在香港主持的《救亡日報》首先披露旅澳服務團被拘捕消息，呼籲各界營救；港澳各報競相轉載，予以回應。不久，上海“全國救國會”負責人沈鈞儒、章乃器等發出通電，敦促國民黨廣東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釋放旅澳服務團全體成員。在愛國輿論的壓力下，1938年4月國民黨政府被迫將服務團全體成員釋放。旅澳服務團返澳休整後，又到中山一帶開展救亡活動。廣州淪陷後，經黨組織批准，決定解散，由陳少陵、鮑率領奔赴四會縣，參加駐四會的廣東稅警總團政訓處政訓大隊，鮑和陳少陵被任命為上尉視察員。 1939年1月，政訓處中共地下支部（3月升級為特別支部）成立，陳少陵任書記，鮑擔任宣傳委員。不久，陳少陵調去三水，鮑接任支部書記。期間，他在中共四會臨時工委領導下，組織特支黨員到四會各地深入開展抗日活動，壯大黨組織的力量。同年10月，中共西江特委在四會、三水開展“肅托”鬥爭，解散中共政訓處特別支部和三水特別支部。在這場錯誤鬥爭中，鮑被內定為託派，遭受清洗，開除黨籍。 1940年1月，日寇進犯清遠，稅警團奉命抵抗。鮑雖遭到錯誤處理，仍以大義為重，積極組織救援隊，奔赴前線，出色地完成支前任務。4月，鮑離開當地，經樂昌曲江進入乳源，擔任縣文教館幹事，後到乳源縣第一小學任教。乳源經濟文化較落後，全縣連一所中學也沒有。鮑四處奔走，拜會有識之士，親謁縣政當局，提議創辦乳源中學。1941年秋，創辦乳源縣第一所中學，鮑被聘任教。期間，他團結進步學生，組織課外讀書會，並創立“民主同盟”。在鮑的影響下，乳源中學不少學生走上抗日革命的道路。1944年10月，鮑組織乳源中學學生，反對國民黨當局在學校動員學生報告參加“青年軍”所謂“十萬青年十萬軍”的運動，並取得勝利，引起國民黨當局的仇視，12月，將他逐出乳源縣。在進步學生的掩護下，他仍留居乳源。1945年10月，黨在乳源建立組織，北江特委書記黃松堅指派鄺哲民和潘達（潘兆鑾之子）審查鮑的歷史和表現，決定恢復他的組織關係。鮑離黨六年，他又一次回到組織的懷抱。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準備發動剿滅人民革命力量的內戰，對持有異見的鮑始終心懷芥蒂。1946年2月，鮑又一次被驅逐出乳源縣。4月，他前往香港，創辦《論壇》小報，抨擊國民黨的黑暗統治。1947年8月，他到東莞虎門中學任教；10月，受華南分部派遣返回粵北。他先後任北江第一支隊青工班負責人、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北江革命幹部學校負責人，直接參加武裝鬥爭。 新中國成立後，鮑被任命為北江公學副教育長，繼任韶關師範學校校長。期間，他艱苦樸素，謙虛謹慎，勇挑重任；堅持黨的教育方針，團結廣大師生，致力教育教學改革，使該校成為全省教育戰線的先進單位。 1954年8月，鮑被加以“託派”和“自首叛黨分子”的罪名，再次被清除出黨，並撤銷韶關師範學校校長職務。妻子馮昭儀受到株連。在逆境中，他堅信自己無辜，堅信黨組織終會澄清問題，將每月應交的黨費儲存起來，等到恢復黨籍時一起交納。1964年4月，鮑因病在廣州逝世，年僅53歲。他在彌留之際唯一的遺囑，就是要求組織澄清自己的問題，恢復黨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廣東省委劉田夫、梁威林等領導親自向黨中央有關部門寫報告，要求平反鮑華的冤案，黨組織重新審查。1981年9月，中共韶關市委作出決定，否定鮑華“叛徒”、“託派”等問題，恢復其黨籍和名譽，對他一生作了充分的肯定，稱讚他是好黨員、好幹部。[1][3] [1]蘇鼎常、肖清：《鮑華》，載《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247-251頁。 [2]顧明遠：《教育大辭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1頁。 [3]《黨史人物——鮑華》，載“中國共產黨珠海市委員會＂網，2011年11月30日，http://www.zhsw.gov.cn/sww_ky/swdsyjs/dsyj/dsrw/201101/t20110126_184863.htm。

字鳳舒，號懺盦、珠海夢餘生。廣東歸善（今惠陽）人。廖仲愷之兄。留學美國。曾任中國駐古巴領事、巴拿馬公使、外交部條約委員會委員。生前常住香港。生平好究詩詞，用粵語入詩，奇趣百出。著有《嬉笑集》、《影樹亭詞滄海樓詞合刻》等。澳門日報出版社曾再版《嬉笑集》。

陳蘭芝，字拂霞，號馥亭[1]，香山縣小黃圃鄉（今屬佛山市順德區容桂街道小黃圃社區）人。[2] 蘭芝自幼聰敏好動，讀書重在領會大意，不願受繁文縟節所束縛，對科舉考試不感興趣。稍長，廣泛學習經世致用之學；同時，刻苦練習騎馬射箭，志在大幹一番事業。 青年時代，蘭芝多次到江南探望任知縣的胞兄，並且出謀劃策協助兄長解決政務上的棘手問題。兄長見弟弟足智多謀，為人正直，適合從政，決定入京設法為他籌謀官職。 後來，在兄長幫助下，蘭芝被任命為山東高唐知縣。高唐縣地處七省要衝，軍需、京餉、重囚往來不絕，稍有疏忽就會出現事故。歷任縣官儘管小心翼翼，難免不出差錯。而蘭芝雖初出茅廬，在任四年，把政務治理得井井有條，無可挑剔，使原先對他心存懷疑的上司同僚無不佩服，刮目相看。 蘭芝作風刻苦，勇於任事，事無大小，從不掉以輕心，堅持親力親為，一抓到底。 清乾隆年間，蘭芝從弟子員生調任山東高唐州州判，主理農事生產和官糧儲運事務。當時高唐南部河道淤塞，水災時有發生，百姓難以維持生計，紛紛逃荒，百里荒蕪，罕見人煙。 蘭芝深入勘察地勢，發現漯河故道，幾百里長，直抵禹城，堵塞很久了。他向上司建議重修漯河故道，獲得批准。蘭芝奉命監督工程，調動民夫近萬人上陣。他廢寢忘餐投入工作，使日以繼夜在各工地巡查，檢查過問每個環節。工程後期，蘭芝因勞累過度而病倒，但他堅持上堤巡視。部下深受感動，大家都忠於職守，拼命工作。做到一半時，忽然大雨淋漓，掘泥工程前功幾乎盡廢。知州意欲停工，撤退民夫。 蘭芝堅信工程可以成功，勸說現在上游已初步疏通，下流仍然阻塞，萬一天雨滂沱，下流鄉縣必成澤國，造成災難就不可收拾。工程繼續做下去，竣工有望。 不久，天氣轉晴，蘭芝親自督工，露宿河岸，力爭早日完成疏導工程，工程終於在雨季前竣工。竣工不久，就遇上河水氾濫，已經疏通好的河道發揮重要的作用。高唐及鄰縣農田廬舍無恙，黎民百姓皆大歡喜，將這條河叫作陳公河。[3] 蘭芝修築城牆，在原先估計之外，命令人員多造磚數百萬加固地基。州長因此責備蘭芝勞民傷財。蘭芝說城工堅固，十年內不管有沒有澇災，都備無患，這不是重傷財勞民。 第二年夏雨，西邊城牆突然塌陷。蘭芝馬上命人搬來磚塊在原先做好的地基上修建，工程不多花力氣就完成了。大家都十分佩服他。 蘭芝為官，從來不獨斷和自恃聰明，一心為民請命，正直不阿，以身作則，努力推行利民便民措施，樹立正氣，上下同心，迅速營造出有利於執法的局面。另一方面，他愛護部下，知人善任，賞罰分明，威信甚高，下級都樂於為他效力。[1] 有一年冬，朝廷西北用兵，上級官員賞識蘭芝的才能，指派他押運山東全軍糧餉百餘萬出大散關，限期緊迫。時值連日大風雪，經過四川時道路被雨雪阻斷。 蘭芝以濃厚的情誼和誠信為人，感動了將士，率領他們日夜兼程，饑渴勞頓，艱苦備嘗，而部下始終沒有怨言。 最後幾天，風雪更急，趕路更多，在晚上三更時分才到達驛站，僅休息兩個時辰。天一亮，軍士們就不顧疲倦，一致要求上路。縱然道路崎嶇萬狀，大家義無反顧。等到抵達軍門，還未到規定的時限。 蘭芝負責通緝搜捕王倫的餘黨，該案牽涉面很廣，他把尺度抓得很嚴，認真把主犯、從犯與脅從區別開來，許多與此案有牽連的人都沒被濫捕錯判。沿路見到遺下的骸骨，蘭芝不禁流下了眼淚。有人說逆賊的屍骨值得可惜嗎？蘭芝說，愚蠢的民眾造反，國法已得到申張，掩埋他們的屍骨，以彰法外的仁度，不更好嗎？於是，蘭芝命令手下撿埋沿途的屍首，幾個縣百姓聽聞，無不感動哭泣。[3] 之後，蘭芝指導修築高唐城垣和押解百萬軍餉往四川兩件重要工作中，都有出色的表現。當時，朝廷以軍功優待，決定委任他當重要官職並予封賞。[2]蘭芝急流勇退，託病謝辭，請假休養。他離開時，數以萬計黎民百姓相送，沿途數十里人群揮淚道別。[2] 相傳相莊立村之前，此處是一個很大的村莊，後來因為一種叫紅金豆的害蟲致使全村滅絕，才由官府遷民至此的。相莊之前，此地就建有東方朔祠，據《高唐州志》（光緒）載：“東方朔祠在州東北十里，朔平原人，高唐舊隸平原。祠廢碑存……州判陳蘭芝立東方朔故里碑於城北”。 後來，蘭芝遍游泰嶽、嵩山、華山、西湖、天山、五台、雁蕩、羅浮諸名勝。 蘭芝編輯的作品有《嶺南風雅》三卷，收錄自唐代張九齡起，至清朝止，分為詩、賦、記、序等體裁，其中收入穗籍崔有之、李昂英、李德、黃哲等人作品，包括《廣州歌》、《白雲山》、《荔灣漁隱》等描寫廣州風物的詩歌。[4] 蘭芝編著《魯蜀文獻》兩卷、《錦岩志略》，並補校《家禮辨定》、《嶺南名勝記》、《願體集》等。[1] 約清乾隆五十年（1785），蘭芝在番禹河南澳峽東街卉木精舍居住，增輯明代郭棐（篤周）《嶺海名勝記》32卷。[5]其中，《嶺海名勝記》第一卷。首白雲山記，次海珠記，次靈洲山記，次崖山記，次南海廟志，次浮邱山記，次西樵山記，次海幢志，次澳門記，次石門記，次飛來寺記，次花田記，次江門記，次七星崖記，次羚羊峽記，次鼎湖山記，次三峽記，次九成台記，次珠池記，次奇甸記，次梅嶺，次韓山祠記，次鶴峰記，次曹溪志略，次丹霞勝略，次風度樓記，次羅浮山記。茲篇共記嶺南27處名勝。每一名勝，皆擇其最顯勝處詳述，餘則略明其事，可謂有詳有略。其於因名人留跡而其地亦名者，則有詳證。如風度樓條下，詳考張九齡之有關故實。[6] 現錄陳蘭芝的詩兩首：[7] 《贈海光大師入主海幢法席》 梵王宮殿鎮南天，閡敞輝煌七座連。金色映搖珠海月，慈雲飛度素馨田。 毗盧閣上千山雨，瘞鹿亭中萬樹蟬。福地若無師願力，是公何以證真詮。 白雲山色入香台，門接曹溪水繞來。廿八葉傳天竺遠，大千法說海幢開。 魚龍泊岸聽清梵，獦狚參師學辯才。鐙火萬龕明徹夜，遊人錯認是黃梅。 [1]《陳蘭芝》，載李有華、張解民編：《順德歷史人物》，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第182-184頁。 [2]《陳蘭芝‧清》，載《中山文史》（第18輯），中山：中山政協，1990，第58頁。 [3]《陳蘭芝》，載《香山縣鄉土志》（卷四‧耆舊錄）。 [4]廣州市地方志辦公室：《南海神廟文獻匯輯》，廣州：廣州出版社，2008，第7頁。 [5]高唐政協：《地名專輯》，載《高唐文史資料》（第19輯），高唐：高唐政協，第183頁。 [6]《嶺海名勝記》，載“知識貝殼＂網，2013年6月22日，http://www.zsbeike.com/index.php?m=content&c=zhuanye&a=show_qw&id=43091183。 [7]陳景鍇：《陳蘭芝》，載《海珠古詩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8，第207-208頁。

蔡保官，原名蔡全青，字爾善。澳門大鴉片商。[1] 蔡保官販賣鴉片發了財，捐官成為“州同知銜”（知府，從六品文官）。當時澳門華籍鴉片煙商，幾乎人人都捐官，既耀祖光宗，又能給做生意帶來便利。時人稱他蔡保官，成為澳葡“華籍仕紳”。[2] 清嘉慶二十二年二月初二（1817年3月19日），香山縣丞周飛鴻據澳門舉人趙允箐舉報，查處蔡保官租賃洋樓開設的鴉片煙館。[3] 嘉慶年間，張保仔做海匪紅旗幫首領時，與多位澳門鴉片煙商關係密切，參與大規模走私澳門鴉片活動。他與蔡保官的關係最好。後來，張保仔向兩廣總督百齡遞信表露想接受招安之意，此信由蔡保官轉遞給香山縣駐澳門佐堂縣丞。經蔡保官介紹，張保仔認識了澳門朋友、中醫周飛鴻。 嘉慶十五年（1810）四月二十日，張保仔率海匪17000多人、匪船200多艘、大炮1300多門、武器2700多件，在香山石岐向兩廣總督百齡正式投降。 清廷授予張保仔“福建水師千總”職銜，並允許他保留一支30艘帆船的船隊，同時賞賜他大筆銀兩，讓他為部下在陸上買地建房定居。隨即朝廷命令張保仔率水師到粵西沿海剿滅海盜，用的是“以海匪治海盜”的高招策略。投降招安過程中，張保仔對清廷供出澳門有一個“鴉片窩子”。 兩廣督撫立即在張保仔投降招安後的翌日，發出海捕文告（通緝令），捉拿“澳門華民”蔡保官和紀申官、王扁、朱梅官、紀開鳳、王棧官、王蓄官、吳黨官、鄭祥官、朱明官、陳二舍、陳子髦、陳煥官、陳欽官、王玷官、許寧官、盧裕官、許霞運、卓開官、徐秀官等20人，最後只抓獲朱梅官等12人治罪，其他人都逃脫了，其中包括蔡保官。據說張保仔在作供後，心有不安，派人及早通知蔡保官暫避風頭。 蔡保官在澳門開設的鴉片公司，原在大堂街三角亭味囒樓（現今聖約瑟教區中學對面），是一幢三層葡式洋樓，天台上有一個大涼亭，紅瓦亭頂，十分搶眼。 蔡保官經常邀請朋友在這涼亭下飲茶談事，眺望南灣海景。當時有一位叫劉志鵬的秀才在蔡保官處做師爺，他精通風水術數，曾勸蔡保官不可把鴉片公司設在如此顯眼招搖處，更指味囒樓頂的紅頂涼亭“受風招邪”，定會對宅主不利，不出三年，必有大禍臨到。 蔡保官不為所動。據說不到三年，他被官府通緝，生意大敗。[2]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42頁。 [2]金豐居士：《味囒樓紅瓦招搖受風招邪不利宅主》，載《新報》，2013年6月12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27932。 [3]黃巧波：《清末民初時期中山地區禁毒概況》，載《中山日報》，第4406期，第B1版，2007年2月4日。

廣東香山楊梅斜村（今屬珠海）人。陳芳次子。與孫中山是校友，一同在檀香山奧蘭尼學校讀書。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後，代其父管理畜牧場。繼自辦華人英語學校，任校長兼教員。1890年隨父返國，代理其父在香港、澳門的業務。1892年秋，孫中山大學畢業後來澳門行醫濟世，陳席儒聯同盧九、何穗田等澳門知名人士，在《鏡海叢報》上刊登廣告，介紹並頌揚孫中山醫術高明，支持孫中山在澳門行醫。1900年，陳席儒與弟弟陳賡虞一起，資助港幣100萬元給孫中山，創辦由陳少白主持的革命黨機關報《中國日報》。1921年，由孫中山重建的廣東革命政府財政空虛，陳席儒慷慨解囊，資助27萬元。其父去世後接手港澳商務，任香港道格拉斯輪船公司總經理、香港中日銀行董事。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後，被委任為廣東省省長。一度隨陳炯明出走。後在澳門從事古董生意。

前中央駐澳聯絡辦官員。陝西人。畢業於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國際金融專業、高級經濟師。長期從事經濟金融研究、實務和領導工作。歷任廣東省金融研究所副所長、所長，中國人民銀行廣東省分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廣東省分局副局長，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政策研究室主任、行長助理，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中國銀行董事長，全國港澳經濟研究會會長，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研究生部兼職教授，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95年來澳任新華通訊社澳門分社社長、2000年任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2001年病逝。

卓犖，香山縣下柵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官塘村）人。攝影家、澳門攝影學會第一屆副會長、中國攝影家協會廣東分會理事。 卓犖早年在北京、湖南等地居住，解放前是國民政府官員。 抗戰期間，卓犖被委任為中山代縣長，開展抗日工作。中山淪陷後，他遷居澳門，繼續工作，搜集敵情。當時他住在新勝街，後為日寇所知，下令通緝。當時，卓犖預知消息，化裝連夜乘漁船逃往香港。[2] 抗戰勝利後，卓犖在香港經商，在半退休時期，經常往返港澳，居住澳門新勝街。[1]當時，卓犖愛上了攝影，因沖曬關係，在水坑尾一家“KK沖曬店”裡認識馮漢復和簡慶福先生，攝影興趣更濃。為了創作，卓犖走遍大江南北。後來，他和馮漢復創辦一家沙龍攝影院，生意不錯。 期間，一群愛好攝影朋友，準備組織攝影學會。卓犖知道後，大力支持，加入組織行列。1958年2月25日，澳門攝影學會成立，成為澳門有史以來第一個攝影學會，卓犖被選為第一屆副會長，後任會務顧問。澳門攝影學會是澳門一個最重要和最知名的攝影組織。 卓犖擔任中國攝影家協會廣東分會理事，不僅攝影技術精湛，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書法家。在沙龍攝影院期間，他與別人合作不愉快，後來退出。 之後，卓犖覺得無所事事，再與好友經營一家攝影院，即蘭心攝影院，地點設在平安戲院隔壁（即後來永大疋頭鋪位），當時人才濟濟，業務蒸蒸日上，盛極一時。 後來，蘭心攝影院不幸被一場大火全部燒毀。禍不單行，卓犖染上腳疾，屢醫無效，行動不便。但他意志極堅強，不為腳疾而氣餒。不久，他在白馬行醫院對面重操舊業，生意大不如前，終於結束攝影生意。 1989年5月8日，卓犖去世，終年84歲。 好友聽聞消息，非常惋惜。卓犖為人慷慨率直，博學多才，令人景仰。友人特向“攝影”版編輯提供卓犖生前的遺作，刊於報端，以志紀念。[2] 1978年9月，卓犖在石林亭石刻對聯一副，白底綠字，隸書：[1] 漫步曲橋尋畫稿； 閒憑奇石聽書聲。 橫額“石林”，卓犖撰，半坡書。 [1]鄧景濱、葉錦添：《澳門名勝楹聯輯注》，載“360doc個人圖書館＂網，2014年5月21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9731268_351566854.html。 [2]田伯：《卓犖先生生平簡略》，載《澳門日報》，1989年5月22日。

曹善謙，字子揮，原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曹有之子。[1] 父親曹有是澳門富商。曹善謙有兄弟十多個：曹善業、曹善芳、曹善瓊、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榮、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等。[1] 1[與“曹有＂條重覆者建議刪除]882年，曹善謙時任候選同知官銜，後升為知府，發起籌辦上海機器造紙局，通過買辦鄭觀應代為具稟李鴻章呈准開設。該廠名義資本15萬兩，實收11萬兩。除曹善謙和兄長曹子俊（德商禪臣洋行買辦）兩位股東外，還有鄭觀應、唐景星、李秋坪等人。曹善謙在上海楊樹浦購地12畝多，著手籌建，但籌辦一年，工程僅得2/5，資本就告罄。1884年春，曹善謙回廣東懇求曹子俊來滬接辦，並請求父親從澳門陸續匯款75700餘兩，用來建設上海機器造紙局。1884年8月上海機器造紙局投產，主要設備有多烘缸長網造紙機一台，另有切布機及軋竹機等設備，採用破布、麻繩、廢紙、竹料製造漂白施膠的洋式紙張，工人100人，日產兩噸。1892年3月，曹子俊向股東公佈1884-1891年曆年膨脹淨虧116919兩，資不抵債。[2] 曹子俊在主持上海機器造紙局時，長期依靠借貸度日，甚至以廠產向洋人律師威金生押借45000兩周轉，簽名畫押，按期付息，逾期不付任憑招賣。他東挪西借，仍難以維持。而威金生等債主屢次催還借款本息。終因籌款無著，1892年5月，曹子俊被迫報招賣廠。之後，曹子俊登報公開檢討，說明經營不善，負債累累，各債主日夜追索，登報邀請股東查核帳目，商定行止，又無反應，才被迫招賣廠產的緣由。[3] 曹子俊和李松雲發起中國製造熟皮公司；與陸敬南、袁承齋等五人擔任英商上海五彩畫印有限公司董事；與唐廷樞、鄭觀應、唐茂枝（廷植）、唐傑臣等香山籍人士成為近代上海外商企業中的著名華人董事之一。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3-174頁。 [2]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9》（奏議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頁。 [3]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近代造紙工業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第67-70頁。

朱念高，香山縣（澳門）第一任縣丞。 南宋紹興二十二年（1152），香山寨升級為香山縣。從明隆慶六年（1572）起，葡萄牙每年繳交的地租銀500兩，由香山縣代為徵收。 清雍正八年（1730），兩廣總督郝玉麟奏請朝廷增添香山縣丞一名，專門處理華人與葡萄牙人之間事務和糾紛。 雍正九年（1731），香山縣丞衙署設立，最初駐紮於前山寨。朱念高出任香山第一任縣丞，負責對澳門行使主權和實施管理。縣丞是知縣副職，派出副知縣一級官員專門駐守澳門，說明清政府對澳門十分重視。[1] 為了顯示鄭重，廣東巡撫策楞還奏請發給香山縣縣丞印記，上刻“管理廣州府香山縣左堂關防”，後改為“香山縣分防澳門縣丞之關防”，授予香山縣丞相對獨立的外事職權。從此，由香山縣丞簽發給澳葡機構的公文，於日期之上加蓋此印。[2] 清乾隆八年（1743），兩廣總督策楞在處理一宗葡萄牙人殺害華人案後，上疏清廷加強防範。乾隆九年（1744），縣丞衙署從前山寨移至澳門望廈村，隸屬於澳門海防軍民同知，加強對澳門事務的管理。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澳門總督亞馬留為擴張地界，將縣丞衙署連同《澳夷善後事宜條議》石碑拆毀，縣丞和官員被迫遷回前山寨駐紮。 朱念高任職一年，雍正十年（1732），顧嵩接替擔任香山縣丞。[3] [1]《香山縣歷任縣丞駐節澳門表：1731-1906》，載《中山文史》（第45輯），中山：中山政協，1999。 [2]劉景蓮：《明清澳門涉外案件司法審判制度研究：1553-1848》，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第44頁。 [3]黃啟臣：《澳門主權問題的歷史審視》，載“中華文史網＂，2007年3月21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gat/2006-09-28/2741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