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香山楊梅斜村（今屬珠海）人。陳芳次子。與孫中山是校友，一同在檀香山奧蘭尼學校讀書。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後，代其父管理畜牧場。繼自辦華人英語學校，任校長兼教員。1890年隨父返國，代理其父在香港、澳門的業務。1892年秋，孫中山大學畢業後來澳門行醫濟世，陳席儒聯同盧九、何穗田等澳門知名人士，在《鏡海叢報》上刊登廣告，介紹並頌揚孫中山醫術高明，支持孫中山在澳門行醫。1900年，陳席儒與弟弟陳賡虞一起，資助港幣100萬元給孫中山，創辦由陳少白主持的革命黨機關報《中國日報》。1921年，由孫中山重建的廣東革命政府財政空虛，陳席儒慷慨解囊，資助27萬元。其父去世後接手港澳商務，任香港道格拉斯輪船公司總經理、香港中日銀行董事。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後，被委任為廣東省省長。一度隨陳炯明出走。後在澳門從事古董生意。

蔡語邨，又名蔡語村[1]，原籍廣西白州（今博白縣）[2]，定居廣東。詩人、廣東省博物館首任館長。 民國時期，蔡語邨任教於廣州東山培正中學，抗戰初期，隨校遷來澳門，後來移居香港九龍。 50年代，蔡語邨擔任廣東省博物館籌備處副主任；60年代擔任廣東省博物館首任館長。 蔡語邨能詩，為陳寂所賞；著有《勞人草》，與吳笑生合刻《海角吟》。[1] 蔡語邨撰寫《南海先生詩集》發表在《大風》（香港）1940年第62期上；《左拉的教訓》發表在《文藝新潮》1938年第12期上；《阿Q之死》發表在《大風》（香港）1940年第70期上；《青島茹痛記》發表在《大風》（香港）1939年第53期上。 《驄馬歸朝詩敘》卷，是商承祚鑒藏的明代著名學者王守仁所書楷書力作，其中之一是商承祚在收藏《驄馬歸朝詩敘》卷時與20世紀傑出的山水畫家黃賓虹所結下之翰墨因緣。這件寶物凝聚了原創作者生命意志的藝術佳構，記載著近代美術和書畫鑒藏史上的一段佳話，這段佳話所涉兩位名家均為中國近代美術史和學術史上的重量級人物，因而“物以人重”，其價值自然超乎書畫本身，意義非凡。 1960年，廣東省博物館書畫鑒定專家蘇庚春和館長蔡語邨，在廣州中山大學康樂村拜訪商承祚，見到《驄馬歸朝詩敘》，鑒於廣東省博物館“精品缺蟾”，蔡語邨說“經費磬困”、“資用不給”，就以原價折實，商承祚以650元售予廣東省博物館。[3] 當時，蔡語邨覺得瓷器收藏在廣東非常匱乏，他與故宮博物院院長吳仲超私交不錯，就向故宮博物院申請要瓷器，將一批明代宣德年間的青花瓷，加上其他絲綢品、香囊、刺繡等幾百件“借”了回來。此外，他還從上海博物館劃撥了上千件文物，大大豐富廣東省博物館的館藏。[4] 20世紀60年代初，廣東省博物館籌備出版《廣東省博物館藏畫選集》，文物出版社納入了出版計劃，由於“文革”原因，致使出版工作擱淺。“文革”以後，文物出版社擬恢復原出版計劃，開始實施《廣東省博物館藏畫選集》出版工作。為了做好選稿工作，在原有基礎上，增加50餘件作品，因此，《廣東省博物館藏畫選集》的擬訂小樣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完成於“文革”前，另一部分在“文革”後增補。從筆跡可看出，完成於“文革”前的部分，由蔡語邨先生完成；“文革”後增補的部分，由蘇庚春先生完成。[5] 1944年，徐悲鴻為蔡語邨作畫《奔馬》，收藏印“白州蔡氏”即蔡語邨。[2] 現錄蔡語邨的詩兩首：[1] 《自松山遠眺唐家灣》 錦繡山河孰與京？摟衣每作不平鳴。茫茫碧落天無語，渺渺蒼波浪有聲。 盡有湔仇三楚戶，得無復國二齊城？儒冠真誤平戎志，坐望鄉邦敵騎橫。 《遊澳，遠山、寂爰、文府諸公各惠書畫，賦此作謝》 蕭齋久厭為塵掩，海上遨遊眼更明。 載得一船書畫返，寶山真不負斯行。[7]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63-566頁。 [2]《0323 1944年作奔馬立軸設色紙本》，載“雅昌藝術拍賣網＂，2012年4月15日，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69330323/。 [3]朱萬章：《研究探索商承祚與黃賓虹：一段美術關係的鉤沉》，載《文物鑒定與鑒賞》，2011年第1期。 [4]李培、唐海燕：《省博新館還缺一個“鎮館之寶”？省博將在全省展開一場“鎮館之寶”海選，讓廣東人對這些寶貝不再陌生》，載“互聯網新聞中心＂網，2011年7月12日，http://news.china.com.cn/rollnews/2010-04/29/content_1864949.htm。 [5]《回憶跟隨徐師邦達的兩段日子》，載“中國論文網＂，2013年10月10日，http://www.xzbu.com/7/view-1697026.htm。 [6]此詩作於民國二十八年（1939）冬，時詩人從九龍過澳訪友。對於詩人的來訪，陳寂報以七律《喜語村至》詩：“哦詩來值曉江寒，強作山陰艇子看。莫更人前辨唐宋，百年江海幾時乾？”（《思非室詩草‧長短句》附），將蔡語邨喻為雪夜訪戴的王子猷，可謂空谷足音。

葡萄牙人，生於葡國北部山區的小鎮。1924年到澳門，入聖若瑟修院學習。1934年任澳門聖老楞佐堂神父，兼公教會女青年會神父，兼任利宵中學及三巴修院教師。1937年創辦澳門聖雲仙會，主持《澳門教區月報》工作。1942年創辦《號角》月刊，協助創辦《聯合周刊》。1948年任新加坡、馬來西亞葡萄牙傳教區負責人。1962年返回澳門，先後在聖若瑟教區中學、利宵中學執教。1976年出任澳門檔案館及賈梅士學會公報負責人，並成為亞洲國際史學會、葡國歷史學會會員。1984年設立“文德泉神父基金會”，資助貧困學生。生前為聖若瑟修院神父。作為澳門著名史學家，他一生著述極豐，共有各種著作150餘部，為澳門政治、社會、歷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先後獲殖民帝國軍官級勳章、殷皇子勳章及葡國總督頒發“英勇”勳章，還獲澳門東亞大學榮譽博士學位。其代表作有《澳門教區》、《澳門的軍人》、《17世紀之澳門》、《18世紀的澳門》、《大三巴教堂》、《澳門土生葡人》等。2003年於葡萄牙逝世。

朱希祖，字逖先，綽號“朱鬍子”、“吾要”，浙江省海鹽縣人。著名歷史學家、國學家。[1] 先世繫出吳郡，後一遷歙縣，再遷婺源。希祖生於尚胥里上水村。[2]自幼家貧，父親在鄉下教書，父親去世時，正教他學習《左傳》，他才十四五歲。從此，希祖不翻《左傳》。父親病重時，他還割過股。 1905年，希祖考取官費留學，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歷史。回國後，他在北京大學主講中國文學史，並擔任歷史系主任，成為近代中國大學文科中有歷史系以來的首任系主任；歷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山大學、中央大學等校教授。 希祖治學領域廣泛，從先秦至近代，無不通曉，而尤精南明史。一是南明史料的搜集。二是南明史料的辨析，其成果主要體現在史料題跋中。他制定中國最早的現代大學史學課程體系，使史學成為獨立學科，創建中國第一個多所大學史學系師生組成的“中國史學會”；參與制定的歷史檔案整理三步法成為其他學術機構整理檔案的準繩。他參與規劃史館制度；撰文論述國史體例問題；重視對歷史遺跡的調查，對南京周邊六朝陵墓實地調查。 1919年，希祖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倡白話文學，並鼓吹民主與科學等革命思潮。他以為歷史學是一種社會科學，必須用科學方法從事研究。研究歷史必先通政治、經濟、法律、社會等科學。考證史事須以原始史料與實物為依據，決不可輕信坊間輾轉複製的次等材料。他主持北大史學系時，把課程分為六系：一，史學的基本科學，二，史學的輔助科學，三，史學史及史學原理，四，中外通史及斷代史，五，專門史，六，第一、第二外國語都是必修科。這種制度施行後，國內公私大學歷史系，一致採用。他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進步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的發起者之一。 “九一八”之前，希祖覺得要研究日本人的歷史，要研究明代倭寇侵華的歷史，他認為日本人一直有侵華野心。他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開這個課，別人不理解，沒多久，“九一八”事變爆發。抗戰前，日本人想花重金買希祖的地方志，被他拒絕。 希祖是章太炎的學生，是魯迅等人的師兄。章太炎對希祖的評價是“逖先博覽，能知條理”。希祖是研究南明史專家，喜歡收集方志，捐出《石匱書》、《啓楨遺詩選》、《十願齋集》、《流寇志》等珍貴史料。他做學問功夫下得很深，愛書成癡。他節衣縮食，不買田不買地，只買書。他的日記上有他的書帳。有人算過，有時他竟花一半的收入買書。他也賒帳，他也嫌書貴買不起。一個大年三十下午，家裡來了一大批要書帳的，他一一付清。第二天，大年初一下午，他又帶著全家一起去逛書店。 希祖夫婦生育六個子女。長子朱偰是經濟學家，也是歷史學家。次女朱倓對南明史頗有研究，寫過《班昭》；畢業於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擔任廣州中山圖書館館長，是當時頗有名氣的“女中英傑”，建立廣州首個婦女聯合會，是著名史學家羅香林的夫人。朱侃、朱僑、朱倞三個兒子學了物理、化學、經貿等，都與文史無關。長女朱倩學問非常好，15歲時因肺結核病夭折。 1944年7月5日，希祖去世，終年65歲。[1] 1922年，朱希祖在《葡萄牙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擬廢約收回澳門意見書》（以下簡稱《收回澳門意見書》）中說：“葡萄牙人自清光緒十三年與吾國締結條約以來，常不遵守約章，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剝奪我主權，蔑視我人種，暴橫無道，至今日而尤烈。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我國民宜群起驅除，以完我疆土，保我民命。茲將宣佈葡人之罪惡，收回澳門之理由，一一陳述，以告我國人。” 朱希祖共列舉了十二個方面，分別論說：一，葡人割據澳門史略。二，葡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概略。三，葡人背約殺戮我國民概略。四至八，廢約（收回澳門理由）。九，葡人應自知無統治澳門的體統及能力，宜速歸還退出。十，歐美、東亞各友邦勿誤會我國為排斥外人，收回利權，而袒護葡人，橫生阻力，須知違約在葡人而不在吾國。十一，國人宜勿顧慮葡人興兵報復，不敢發難。十二，國人應群起請願，速向葡方聲明，廢去光緒十三年中葡條約第二、三款，檄使葡人退出澳門。如果不聽，則雖出於武力解決，亦所不辭。據1915年統計，葡萄牙在澳門防兵488名，其中華人佔164名。 朱希祖說，國人根本不必害怕葡萄牙會打中國，因為當時的葡萄牙剛經過國內革命，像中國一樣，也是一團亂局，所以葡萄牙根本不可能對中國用兵。而且即使是打也打不贏。朱希祖分析其中的原因：首先，葡萄牙與中國相隔萬里，如遠涉重洋來打中國，顯然是犯了兵家大忌，必敗無疑。其次，葡萄牙遠道而來，中間沒有中轉站，沒有歇腳的地方，所以無喘息之機。第三，葡萄牙的兵力情況是，在印度西部有兵1082名，在澳洲北有323名，如果打中國，葡萄牙就會顧此失彼。第四，葡萄牙佔領澳門，從商業上來說本不發達，又沒有修鐵路，所以葡萄牙從澳門得不到多少巨大的經濟利益。即使澳門丟了，對葡萄牙也沒甚麼損失，還不如還給中國。第五，葡萄牙失去澳門後，中國仍然准許葡萄牙在各口通商，葡萄牙還可以從中國賺取很多利潤，有了好處，它就犯不著報復了，所以葡萄牙不會興兵報復。第六，如果說要報復，那麼葡萄牙首先會報復印度、東南亞各地。因為幾百年來，葡萄牙在那些地方丟了不少領地。但是也沒聽說葡萄牙興兵報復，奪回舊有屬地。可見葡萄牙不會報復中國。所以，國人盡可放心大膽果斷行動，宜勿過慮。如果開打，“即以廣東之兵力，亦足以驅逐之而有餘。”[3] 朱希祖著有《海鹽文獻源流》、《明海鹽小瀛洲詩社考》、主編《六朝陵墓調查報告》等文獻。[1] 現錄朱希祖的詩一首： 《登澳門西望洋山》[4] 驅車西望洋，攬勝造其巔。 煙螺如美人，俯窺雙鏡圓。 左顧南屏翠，右盼濠澳妍。 神山當面起，樓閣縹緲連。 直疑海市幻，還恐蜃氣纏。 蓬萊不可即，此地勝登仙。 惜哉淪異域，使我意綿綿。 [1]陳蘇：《朱希祖後人：一門兒女各專家》，載《嘉興日報》，2012年10月12日。 [2]《朱希祖生平簡介》，載“中華文史網＂，2010年2月1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xlmb/xzsl/zhuxizzs/2009-11-14/15440.shtml。 [3]朱希祖：《葡萄牙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擬廢約收回澳門意見書》，載《東方雜誌》，北京：商務印書館，1922年第11期。 [4]《魂牽夢縈澳門行之二》，載《聯合時報》，2012年12月21日，http://shszx.eastday.com/node2/node4810/node4851/dcsj/u1ai55011.html。

朱秉筠，字觀松，號鶴亭，廣東新會（今屬江門市新會區）人，世居廣州。[1]進士、知縣。 朱秉筠自幼聰穎，勤奮不倦，抱有大志；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參加會試，成為甲午恩科第111名舉人；光緒三十年（1904），榮登進士三甲第31名，後分發為知縣。[2]抗戰期間，1939年，朱秉筠避居澳門，與汪兆鏞友好。 朱秉筠去世時，終年93歲。 朱秉筠之子朱兆洪，號寬甫，生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從事教育事業：著有《耐冷樓詞集》。[1] 朱秉筠著作《近代粵詞蒐逸‧續篇》，未刊。[3] 現錄朱秉筠作於1939年的詩一首： 《疏影》[4] （汪憬吾同年與予乃羅浮山酥醪觀道侶也，己卯暮春避寇濠江，會飲於金城酒樓，因賦此解。時鍾道士在座，說羅浮山中種梅花甚多，故篇末及之。） 濠江避俗，喜忽來舊雨，跫音空谷。 異地重遊，風景依然，惆悵故園心目。 東風若作繁華主，欲甚把殘春輕促。 倚書欄，又是黃昏，消得幾番幽獨。 須信人間易老同，亂紅也轉變，一片新綠。 惟有青山，相對無言，不管浮生榮辱。 他年會約酥醪醉，笑指點，閒雲喬木。 耐歲寒。添種梅花，晚節共誇松竹。[5] [1]方寬烈：《澳門當代詩詞紀事》（下冊），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第466頁。 [2]朱保炯等：《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全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866頁。 [3]黃啟臣：《澳門通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第73頁。 [4]方寬烈：《澳門當代詩詞紀事》（下冊），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第292-293頁。 [5]金城酒樓在新馬路中央酒店六樓，經營粵菜為當時澳門高級食府。本詞錄自余少飄所編《近代粵詞蒐逸‧續篇》。

陳洵，字述叔、一作術叔，號海綃，新會潮連（今屬江門市蓬江區潮連街道）人。詞學大師。 陳少有才思，善為倚聲，性情孤傲；喜愛辛棄疾、吳文英、王沂孫詞；遊歷江西、河南十餘年，無所遇。陳回到廣東，為梁鼎芬賞識。1911年，梁鼎芬在廣州南園抗風軒重開“後南園詩壇”，陳參加會議，認識黃節，談詩唱和，交情深厚。 梁鼎芬每揚譽為“陳詞黃詩”，陳和黃節並稱於時。陳窮老郡居十多年，授徒為業。後來，黃節將陳的《海綃詞》推薦給朱祖謀。朱祖謀非常欣賞陳，刻入《滄海遺音集》，他的詞名大振。 晚年時候，得到朱祖謀的引薦，陳受聘為中山大學詞學教授。抗戰期間，陳避居香港，轉到澳門，之後在廣州大學任教。 陳的詞運意淵微，遣詞紆徐，寄興在從容不迫處，“運典能曲”，非以襞積為工，而感時傷亂，不掩其憂。朱祖謀稱其“善用逆筆，故處處見騰踏之勢”、“神骨俱靜，此真能火傳夢窗者”。況周頤譽為“並世兩雄，無與抗手”。吳清庠則以之與張爾田並稱，謂“南有海綃，北有遁庵”。 陳著有《海綃詞》兩卷、《海綃說詞》一卷，另有遺詞一卷，未刊。 1942年，陳去世，終年72歲。[1] 現錄陳洵的詩一首： 《漁家傲》[2]（澳門送秋，攜穀兒登新園。作於1938年晚秋，詩人避居澳門。） 夢裡關河憑訊雁，社餘日日催歸燕；遲節晚花猶喜健，霜客倩、錦屏鴛枕新裝遍。 把酒西風誰與勸？登臨客恨逢多難。此度送秋情不淺，秋去遠、傷心行路休回面。[3] [1]王飆：《陳洵》，載“讀秀＂網，2012年11月29日，http://book.duxiu.com/peopleDetail.jsp?dxid=061000761021&d=14B49A1EB360444A1964B45D47BC043F。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456頁。 [3]其中沉痛莫名的心情，盡在下闋中滲出，風格悲涼委惋，在民國詞中並不多見。民國時期，特別是抗戰時期，澳門因葡萄牙宣佈不參戰，獲得一時太平，因此許多著名詩人、名流和藝術家皆視澳門為逃避戰亂的好地方，有關的作品很多。

陳燕玞，女，乳名浦珠，祖籍香山縣下恭都黃茅斜村（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梅溪村），生於天津。陳永善長女、陳席儒孫女、陳芳曾孫女。 父親陳永善於1915年回國，擔任津浦鐵路局局長。當時，燕玞出生，因父親在津浦路主持工作，就以“浦珠”作為她的乳名，作為紀念。陳永善積極參與護國倒袁運動，在維護共和的鬥爭中聲名遠播，先後任廣東江防司令、石井兵工廠廠長，被民國政府授予陸軍少將銜。陳炯明叛變後，陳永善辭職，隨父親陳席儒赴港創辦實業，1924年遇刺身亡。 之後，燕玞母親帶著全家遷居澳門，靠積累下來的資產，經營種植、畜牧業等。燕玞自幼跟隨兄弟在私塾讀書，後到香港念中學，1938年以優良成績考取嶺南大學專攻生物學。期間，她認識了李梁材。李梁材近一米九，英俊瀟灑，卓爾不凡，出類拔萃，被師友稱為“嶺大一景”。學習工程的李梁材竟然師從一位意大利來的西洋聲樂女教師學習男中音演唱。這是一對一的教學，學費十分昂貴。當時學習西洋唱法的人很少，學習男中音的更少。每逢學校節慶的音樂會，李梁材都會贏得滿堂喝彩，兩人很快墜入了愛河。當燕玞將私訂終身的決定報告母親時，立即遭到母親及家人的反對。 母親早已為燕玞在港澳物色富家公子。李梁材是雲南人，在他們看來，雲南是遙遠的蠻荒之地。全家人極力反對這門婚事。但燕玞執著於自己的愛情，無論家人怎樣反對，都動搖不了她的決心。大學畢業後，燕玞跟隨李梁材穿過硝煙彌漫的抗日戰場，翻越無數高山峻嶺，來到大後方昆明。當時張沖將軍正在興修彌勒瀘西之間的水利，李梁材的父親李岳淵與張沖是結拜兄弟。張將軍派李梁材到彌勒縣彌瀘水利監督署任工程師兼工料股股長。燕玞跟著李梁材到彌勒縣彌瀘水利監督署工作，從此，他們為滇南水利建設在彌勒與瀘西之間翻山越嶺，風餐露宿，勤奮工作。 1944年初，有孕在身的燕玞回到昆明，產後她立即來到新村小學任教。她本可在家做全職太太，但她是自強獨立的新女性，不願在鳥籠裡做金絲雀。1949年2月，燕玞帶著兩個女兒回到澳門家裡。她先給富家子弟當家庭教師，又到中學教英語和國文。她是不可多得的語言老師，漢語是她的母語，加上自小在私塾讀四書五經、古典詩詞、文史名篇，打下深厚的國文功底。燕玞是具有八分之一夏威夷血統的中國人，自幼就說英語，中學讀的是教會學校，嶺南大學幾乎是全英語教學，英語就是她的生活學習工作離不開的工具。她成為澳門許多學校爭相聘請的良師。 1951年，李梁材到個舊市人民政府建設科當主任工程師。他寫信給燕玞，希望她能來個舊和他一起為建設繁榮昌盛的新城市奉獻自己的聰明才智。接到丈夫的來信，燕玞收拾行裝準備到個舊與丈夫一起為個舊的發展發揮力量。她的決定，又一次遭到母親和全家人的一致反對。當時燕玞的弟妹早已赴美，他們在美有眾多的親朋好友，還有祖輩創造的萬貫家財。母親勸燕玞留在澳門，有機會把女婿接來一起到美謀發展。她不顧母親淚流滿面的反對，毅然決然帶著兩個不滿十歲的女兒，長途跋涉十幾天，當年8月來到個舊。在個舊中學講授英語。不久，英語作為帝國主義的語言被教育部禁止學習。她轉教生物課。 1957年底，李梁材被打成“右派分子”，被五花大綁押送到勞教所改造。突如其來的暴風驟雨將溫馨美好的家庭摧垮。面對殘酷的打擊和迫害，燕玞沒有流淚，沒有怯懦，頂住有形無形的壓力，堅信丈夫不會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拒絕“劃清界限”的要求。在丈夫被押送勞教之時，燕玞深情表達對他的愛和信任。 1958年，燕玞作為班主任帶著學生到工廠“大煉鋼鐵”，1959年帶著學生到沙甸修水利。饑荒在全國大地無情地蔓延，素有“糧倉”之稱的滇南各地也被饑荒的陰影籠罩。學生們要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糧食不夠，只得用黑豆充饑。燕玞總是把自己的一份米飯分給班上勞力最強的幾個男生。 1960年初，燕玞被下放到開遠燈籠山農場勞動。當時長女李芸到蒙自讀高中，二女在初中，小女兒才五歲。在精神備受折磨之時，體力勞動就是一種難得的消磨。繁重勞動、艱苦生活、惡劣環境，還是把這個柔弱的燕玞打倒了。她頭疼眼花，渾身疲軟，腹水腫脹，醫生診斷是肝硬化。1961年，燕玞回到個舊治療肝病。病情好轉後，她沒能再上講台教書，被安排到學校食堂管理帳目，出售飯菜票。表面上是對她的照顧，骨子裡是對“右派老婆”的懲罰。她無所抱怨地愉快接受這份工作，並把這份工作做得井井有條，深受師生好評。 1971年9月，李芸與林超民回到個舊家中，舉行簡單的婚禮時，燕玞把喜糖、香煙、果品（當時都是定量配給的食物）分送食堂的炊事員們，炊事員們湊錢買了一對茶杯派代表送來表示祝賀。林超民看到燕玞與炊事員們相處十分融洽，猶如親友一般。在瘋狂的“文革”期間，燕玞被當做“港澳特務”嚴加審查，雖沒投入牛棚，但每天一早就得到學校大門口報到，接受造反派和工軍宣隊頭頭的訓話，學習毛主席語錄、清洗廁所等；晚上10點左右，又到大門口向造反派們“晚彙報”。 1972年，燕玞退休了。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學校缺乏英語教師，年近古稀的燕玞煥發了青春，重新走上講台講授英語。她不滿意當時中學的英語教材，認為政治口號多，有點洋涇浜英語的色彩。她自己在教材之外補充大量生動有趣、地道純正的英語資料。她編寫一些小故事把詞彙、句型、語法貫穿其間，使學生在講故事、聽故事的輕鬆愉快的氣氛中掌握教學大綱的基本點。她教的學生中有不少人英語的聽說讀寫都超過中學英語教學大綱的要求，不少學生考取國內名牌大學的外語系。 1982年，燕玞夫婦回到廣東參加嶺南大學校友會，順道到珠海市尋根。她看到曾祖父創建的故居，不禁俯身親吻這塊撫育她的土地。[1] 1985年5月，燕玞和李梁材受海外親人囑託，專程回到珠海看祖屋，拜祖墓，同行還有陳芳外曾孫、陳席儒外孫劉家銘先生及其太太陳笑甜。燕玞一行受到珠海市、香洲區有關部門領導的熱誠接待。[2]1990年11月2日，燕玞和丈夫李梁材向珠海市博物館捐贈有關陳芳的資料。 1993年3月，燕玞夫婦結婚50周年。長女李芸夫婦請二老來昆明為他們舉辦金婚慶典。燕玞夫婦到50年前拍照的國際照相館拍攝金婚紀念照。李梁材的結婚戒指在勞教所丟失，夫婦一起到正義路金店買了一對金戒指。當他們相互為對方帶上金戒指時，女兒女婿為他們祝福。[1]燕玞另一女兒叫李薇。 李梁材是高級建築師、雲南省個舊市政協副主席。“七層樓”曾經是錫都乃至雲南省一座經典的建築，也是“錫文化”中一個重要的標符，李梁材是主要設計者。[4]燕玞的四弟陳熙橡旅居美國。長女婿林超民是雲南大學歷史學教授。 [1]林超民：《林超民文集》（第三卷），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10，第256-262頁。 [2]陳燕玞：《別離桑梓憶深情》，載《珠海鄉音》，1985年第3期，第26-27頁。 [3]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珠海市文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第189頁。 [4]趙俊峰：《個舊“七層樓”不是蘇聯專家設計的》，載“雲南網＂，2011年2月2日，http://honghe.yunnan.cn/html/2010-08/02/content_1285508.htm。

陳寂，字寂園，又字寂爰[2]，自號枕秋生，原籍廣東懷集，生於廣州。 陳少時入讀城中私塾，接受傳統文化教育，打下良好的古文基礎。他讀中學時，成績優異；博覽群籍，尤好讀詩古文辭，創作詩詞。畢業後因家境貧困，無力升讀大學，謀得一份小學教職。 1926年，應廣西省立第四中學的聘請，陳前往柳州任教。當時廣西建設廳長陸希澄賞識陳的才幹，調任他為廣西省國民黨黨部幹事。一年後，因母親病重，陳回到廣州。 陳歷任廣東省立女子中學、知用中學、台山師範學校、新會縣立中學及澳門知用中學教員。1941年，擔任中山大學文學院副教授；1945年，擔任法商學院教授；1952年，擔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1966年2月退休。 陳沒有接受大學教育，而能進入廣東著名高等學府——中山大學任教，除他本身的學術成就外，最重要的還是前輩獎掖和朋友扶助。20世紀20年代初，陳還是一個無名的文學青年，投稿《學衡》雜誌，馬上受到主編吳宓的關注，並分期刊出數十首。學者劉永濟讀到陳的詩詞後，與他通信。後來，陳多次對人感歎地說“知我者劉弘度也”。廣東名宿葉恭綽、陳融對陳更是青睞有加，殷勤期許。葉恭綽更親為陳的詩詞集《魚尾集》作圈點，並加眉批。時值抗戰，廣州淪陷，中山大學遷到坪石，陳北上韶關。時任教育部督學張北海與中山大學校長金曾澄，能文擅詩，經詩人阮退之介紹，閱讀陳的詩詞，大為讚賞，破格聘請陳為中山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與音樂家馬思聰成為同事。 抗戰勝利後，陳擔任法商學院教授期間，張北海出任《廣東日報》社長，特闢文藝專欄《嶺雅》，聘請陳主事。在任上，陳廣交嶺南詩友，組織稿件，在主編50期中，發表了數千篇品質堪稱上乘的古文詩詞，保存嶺南一代文獻。1949年後，陳在中山大學中文系任教授，過著安穩的書齋生活。當時陳寅恪、方孝岳、容庚、黃海章、詹安泰、陳玉森、冼玉清、王季思、潘允中、謝健弘、盧叔度等校中教授都是陳的舊友新知，時有酬唱。歷史系周連寬教授回憶說，陳寅恪多次在他面前說“寂園的詩詞寫得好”。陳的助手黃萱在《懷念陳寅恪教授》一文中，提到陳寅恪非常誇獎陳的詩詞。黃海章、方孝岳、詹安泰等是陳多年好友，點評其詩詞。 1969年，陳從教授樓被迫遷到集體宿舍。“端居類”詩多作於此時。他已是垂暮之年，與傭保雜處，生活環境的巨大差距，一時難以適應。居住環境惡劣，妻子長期患病，三個子女又需撫養，打入“牛棚”後所發的“生活費”不到原工資的三分之一，經濟十分拮据，為了償還債務，陳不得不廉價出賣珍藏多年的書籍。1976年，陳去世，終年76歲。 陳寂的詩詞集，最早有《寂園詩詞鈔》一卷，編定於1924年10月。鈔本。所錄者皆為廣東《商報》文藝專欄者，計40餘篇。後有《魚尾集》一卷，刊於1935年。錄詩71篇，詞30闋。《魚尾集‧二集》二卷，編定於1949冬。卷一錄詩150多篇，卷二錄詞30餘闋。《枕秋閣詩鈔》七卷，為陳晚年手抄本，錄1949年以後詩。卷一錄古風、律詩70餘篇。卷二至卷七為七絕，以題材編排，分為身世、哀痛、感時、端居、紀遊、寄人、詠物、詠史、論詩、論詞、題畫等11類。錄絕句1300多首。《枕秋閣詞》一卷，錄詞260多闋。 其子陳方教授復從舊報刊中輯得集外詩詞120多篇，編為一卷。[1] 抗戰時期，陳寂避居澳門，住在青洲過渚磯。[2] 陳寂一直以幽默著稱，上課也不例外。他有兩撇往上翹的花白鬍子，配合著嘴唇的捭闌而一動一動的，令人一見就想笑。教案寫在類似舊時記帳用的那種折疊式的本子上，一邊講課，一邊向講台前緩緩往地板上掉，講完課匆匆收攏來塞回手提袋裡，這在全系教授、講師中是絕無僅有的，也往往引人發笑。有一次，一位同學站起來問及“含蓄”一詞。他不作直接解釋，而是眉飛色舞地說日前一位朋友從馬來亞回廣州省親，見面敘舊時，他贈給對方一首詩：“一別鄉關三十疇，曾經相約共南遊；南瀛浪惡千帆遠，怎奈梅花勸我留！＂他得意洋洋地吟了一遍，即高聲說：“寫成‘梅花’就含蓄啦！寫成‘老婆’就不含蓄啦！當年倘不是老婆拖後腿，反對我和友人同往，我不也成了“番客”麼?”就這樣，算是對“含蓄”一詞作了解答。又有一次，上課電鈴響過，學生們坐在座位上等了20來分鐘，仍不見他的蹤影。忽然，他步履匆匆地登上講壇，把手提袋往講台一擱，呼吸還沒有恢復均勻，就煞有介事地宣佈：“剛才，我想了一首詩。”他緩慢地吟了起來，原來就是大家背得滾瓜爛熟的孟浩然的“春眠不覺曉”，吟罷，他說：“我想呀，想呀！想來想去，就忘記來上課囉！”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有一回，他在課堂上吟了一首七絕：“幔帳低垂鎖玉嬌，溶溶細語度良宵。本是月明星朗夜，何來急雨打芭蕉?＂大多數聽者目瞪口呆，猜不透此詩的含意；只有少數知情者明白，昨天晚上有同學從高樓視窗撒尿下來，很失體統。他是用詩句對那位同學提出批評啦！[3] 現錄陳寂的詩三首： 《題〈青洲圖〉》 堂前踮踮白鷗翻[4]，堂後森森古柏存。隔岸數峰清似水，夢來還得近中原。 二月桃花落井根，客愁漠漠滿江村。[5]嬉春記得兒時事[6]，故國東風望眼昏。[7] 《過望廈》[2] 碧翳林塘聒午蟬，萍開還見橛頭船。[8]澹師去後江山老[9]，行過寺門無杜鵑。[10] [1]陳永正：《枕秋閣詩詞略論》，載《詩論詩訊》，2011年第1期，總第86期，2012年12月20日，http://www.zhsc.net/Item.aspx?id=40313。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79-580頁。 [3]彭頌聲：《心裡充滿著愛》，桂林：灕江出版社，1989，第77-78頁。 [4]踮踮：墮落貌。《後漢書‧馬援書》：“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踮踮墮水中。” [5]漠漠：彌浸貌。 [6]嬉春：遊春。 [7]以上二首詩作於1941年春。當時詩人約邀張逸、張谷雛、鄭哲園、黎廷棨等到其青洲附近遇渚磯山園雅集，作畫題詩。上首“夢來還得近中原”和下首“故國東風放眼昏”之句，寄託故國之思，頗有蒼涼之感。 [8]橛頭船：又作橛頭。小木船。張元幹《漁家傲‧題玄真子圖》詞：“釣笠披雲青障繞，橛頭雨細春江渺。” [9]澹師：指澹歸和尚。 [10]寺：指普濟禪院。這首詩亦作於1941年。

鮑華，乳名金橋，曾用名鮑兆華、包華、鮑雁坡、鮑哲魂，筆名列昂，香山縣白石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白石村）人。 鮑幼時喪母，隨父旅居日本橫濱。鮑居長，弟妹眾多（生母生育三子、繼母生育二子三女），生活困難。他13歲時進入一家商行當童工，三年後，轉到橫濱中華會館工作。 鮑自小刻苦好學，業餘時勤奮自學，稍長，接受孫中山的革命學說。大革命失敗後，他不滿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和革命人士的鎮壓屠殺，有感於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現狀，逐步傾向馬克思主義。 1927年底廣州起義失敗後，時任起義肅反委員會秘書長潘兆鑾在橫濱成立黨支部。鮑開始與共產黨人接觸，加入日本進步華僑青年組織的“黎明社”，散發有關反對蔣介石的傳單，後加入中共黨的周邊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接受黨組織的領導，較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的革命原理，覺悟不斷提高，改名“鮑兆華”，以示中華民族必將崛起之意。 1929年3月，經潘兆鑾介紹，鮑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日本當局發動大規模迫害日華僑和留學生事件，他被捕入獄；翌年秋，被日本當局遞解出境。他回到澳門與黨組織失去聯繫，心情十分苦悶，改名“雁坡”，比喻自己是離群之雁。之後，他在香港魚欄打工、在澳門以賣報為生。[1] 1931年，鮑結識澳門地下黨員黃新英[1]，之後共同創辦濠江中學校暨附屬小學（今濠江中學），指導學生閱讀進步書刊，參加社會愛國活動；認真傳授知識，啟發學生認識現實，追求真理；使學校面貌為之一新，受到社會正直人士和學生家長的讚許。黃仁輔擔任首任校長，學生百多人，貧苦學生可獲減免學費。兩年後，因學校經濟困難，鮑和黃新英讓與黃曉生（健）接辦。[2]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抗日救亡活動蓬勃展開，鮑以濠江中學為據點，組織師生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日話劇，並舉辦“國恥周”紀念活動，痛斥日寇的侵略罪行，抨擊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為了進一步激發同胞的愛國熱情，他創辦學生書店，出版《學生雜誌》，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經常在《大公報》副刊發表文章；又與廣州林鋒等創辦《南國青年》小報，宣傳抗日。之後，他和廖錦濤發動部分學生和汽車業職工，組織“綠光劇社”，進行抗日宣傳的演出活動。抗戰前夕，鮑與陳少陵組織“救國會”，更廣泛地團結廣大工人、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經過鮑等人六七年艱苦工作，澳門成為中國共產黨團結廣大愛國同胞、拯救中華民族危亡而奮鬥的根據地，為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簡稱“旅澳服務團”）組建及後回內地參加抗日鬥爭打下一定的基礎。[1] 抗戰爆發後，鮑回到廣州會見楊康華，研究率領部分澳門抗日青年回內地參加救亡鬥爭的問題。接著，旅澳服務團由中共澳門地下黨負責人余美慶組建完成，函鮑速返澳門。之後，鮑經常來往於澳港穗之間，擔任旅澳服務團的後方工作。 1937年10月，在余美慶介紹下，鮑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旅澳服務團成員60多人從澳門出發，經江門、新會赴台山，沿途唱歌演劇、演講、出壁報，宣傳抗日，影響頗大。同年底抵台山時，台城國民黨當局竟將他們拘捕，解送廣東綏靖公署軍法處，後囚押於南石頭監獄。鮑聞訊後，馬上找到楊康華研究，後到香港向高連貫彙報，決定向社會公佈事件真相。接著，郭沫若在香港主持的《救亡日報》首先披露旅澳服務團被拘捕消息，呼籲各界營救；港澳各報競相轉載，予以回應。不久，上海“全國救國會”負責人沈鈞儒、章乃器等發出通電，敦促國民黨廣東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釋放旅澳服務團全體成員。在愛國輿論的壓力下，1938年4月國民黨政府被迫將服務團全體成員釋放。旅澳服務團返澳休整後，又到中山一帶開展救亡活動。廣州淪陷後，經黨組織批准，決定解散，由陳少陵、鮑率領奔赴四會縣，參加駐四會的廣東稅警總團政訓處政訓大隊，鮑和陳少陵被任命為上尉視察員。 1939年1月，政訓處中共地下支部（3月升級為特別支部）成立，陳少陵任書記，鮑擔任宣傳委員。不久，陳少陵調去三水，鮑接任支部書記。期間，他在中共四會臨時工委領導下，組織特支黨員到四會各地深入開展抗日活動，壯大黨組織的力量。同年10月，中共西江特委在四會、三水開展“肅托”鬥爭，解散中共政訓處特別支部和三水特別支部。在這場錯誤鬥爭中，鮑被內定為託派，遭受清洗，開除黨籍。 1940年1月，日寇進犯清遠，稅警團奉命抵抗。鮑雖遭到錯誤處理，仍以大義為重，積極組織救援隊，奔赴前線，出色地完成支前任務。4月，鮑離開當地，經樂昌曲江進入乳源，擔任縣文教館幹事，後到乳源縣第一小學任教。乳源經濟文化較落後，全縣連一所中學也沒有。鮑四處奔走，拜會有識之士，親謁縣政當局，提議創辦乳源中學。1941年秋，創辦乳源縣第一所中學，鮑被聘任教。期間，他團結進步學生，組織課外讀書會，並創立“民主同盟”。在鮑的影響下，乳源中學不少學生走上抗日革命的道路。1944年10月，鮑組織乳源中學學生，反對國民黨當局在學校動員學生報告參加“青年軍”所謂“十萬青年十萬軍”的運動，並取得勝利，引起國民黨當局的仇視，12月，將他逐出乳源縣。在進步學生的掩護下，他仍留居乳源。1945年10月，黨在乳源建立組織，北江特委書記黃松堅指派鄺哲民和潘達（潘兆鑾之子）審查鮑的歷史和表現，決定恢復他的組織關係。鮑離黨六年，他又一次回到組織的懷抱。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準備發動剿滅人民革命力量的內戰，對持有異見的鮑始終心懷芥蒂。1946年2月，鮑又一次被驅逐出乳源縣。4月，他前往香港，創辦《論壇》小報，抨擊國民黨的黑暗統治。1947年8月，他到東莞虎門中學任教；10月，受華南分部派遣返回粵北。他先後任北江第一支隊青工班負責人、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北江革命幹部學校負責人，直接參加武裝鬥爭。 新中國成立後，鮑被任命為北江公學副教育長，繼任韶關師範學校校長。期間，他艱苦樸素，謙虛謹慎，勇挑重任；堅持黨的教育方針，團結廣大師生，致力教育教學改革，使該校成為全省教育戰線的先進單位。 1954年8月，鮑被加以“託派”和“自首叛黨分子”的罪名，再次被清除出黨，並撤銷韶關師範學校校長職務。妻子馮昭儀受到株連。在逆境中，他堅信自己無辜，堅信黨組織終會澄清問題，將每月應交的黨費儲存起來，等到恢復黨籍時一起交納。1964年4月，鮑因病在廣州逝世，年僅53歲。他在彌留之際唯一的遺囑，就是要求組織澄清自己的問題，恢復黨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廣東省委劉田夫、梁威林等領導親自向黨中央有關部門寫報告，要求平反鮑華的冤案，黨組織重新審查。1981年9月，中共韶關市委作出決定，否定鮑華“叛徒”、“託派”等問題，恢復其黨籍和名譽，對他一生作了充分的肯定，稱讚他是好黨員、好幹部。[1][3] [1]蘇鼎常、肖清：《鮑華》，載《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247-251頁。 [2]顧明遠：《教育大辭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1頁。 [3]《黨史人物——鮑華》，載“中國共產黨珠海市委員會＂網，2011年11月30日，http://www.zhsw.gov.cn/sww_ky/swdsyjs/dsyj/dsrw/201101/t20110126_18486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