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6月25日，澳門公物會重新出投澳門第二屆闈姓，賭商陳恒以每年繳納17033. 3元承充銀的最高價投得，為期三年，三年共繳銀51000元，擔保人先拿．飛南第伯爵。[1] [1]AHU-ACL-SEMU-DGU-005, A-No.2,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

光緒三年（1877年2月13日─1878年2月1日）10月27日，澳門總督科雷亞．施利華稱：“在澳門可以自由進行幸運博彩活動，如番攤、摸彩和玩紙牌，並允許通過預先支付牌照費設立適當的場所。”[1] [1]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08頁。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9月23日，澳門第二屆闈姓承充合同簽訂。此次闈姓承充的葡文合同出現中文紀年，可能是考慮到闈姓博彩以科舉作依據的特點，特意寫作同治（Tung-Chi）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承充人為買辦商人（Comprador）梁六（Aloc，後又有寫成Aloe或Ahoy），承充價碼是每年繳納5000元。承充時間是三年，自1872年1月26日開始。這次承充的擔保人王亞祿（Vong-Alok）。合同條款與第一屆基本相同。一是倘若知悉無人獲彩的情況下，承充人應將票銀歸還買票者。二是每四個月上期繳交1666. 666元於公物會。[1] [1]COTA: AHU-ACL-SEMU-DGU-005，B-No. 3,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

民國五年(1916年1月1日─1916年12月31日)，澳門賭博業由澳門市政廳直接經營改為指定中國人合夥經營。這些特許的合夥人，每年要繳納130萬澳元的賭博稅。到1924年，澳門市內已經有十幾個官廳特許的公開賭博場所。

光緒四年（1878年2月2日─1879年1月21日）5月18日，隨著闈姓在廣州和澳門等地的發展，其規模和影響也越來越大。澳門闈姓到了第三屆，已出現了一個小高潮。在第四屆澳門闈姓未出投之前，就已經風聞今年澳門政府“可得洋45萬元，觀此情形，是賭風竟日熾一日也”[1]。5月18日，澳門公物會將澳門、氹仔、過路灣闈姓出投。華人馮成、何德昌[2]（Hotachiong）以現銀401000元，取得三年的承充期。擔保人先拿．飛南第。自西紀本年9月27日至1881年9月26日。[3] [1]《申報》1878年5月18日《賭風大熾》。 [2]何德昌，又名何堯階。澳門近代著名華商。1878年和1881年闈姓承充人，一直有經營闈姓子廠的紀錄（澳門兆三元闈姓廠，見《澳門政府憲報》1895年2月16日第7號），生卒不詳。子何壽田，又名何福齡，亦是後期著名華商。 [3]AH/F/422, MIC: A0586, p. 95, 澳門歷史檔案館；AH/F/431, MIC: A0588, p. 75, 澳門歷史檔案館。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1月20日，香港禁賭。1871年底，在日漸激烈的反對聲中，香港會議禁止賭博。港英政府隨後發佈告示，自1月20日始，所有賭館即時封閉，不准營業。1月30日又頒佈禁賭佈告條令，指出所謂賭博，其意還包括一切闈姓、花會[1]及其他有彩之賭博，皆屬於禁止範圍。[2]香港禁賭對澳門博彩業產生了一定影響，直接導致了有香港商人參與承充的第二屆闈姓破產。而且隨著粵港兩地的禁賭，更多的賭客向澳門轉移，導致澳門博彩業進入高峰期。《申報》評論此事：“彼澳門西官以為人棄我取，粵省香港既已禁止淨絕，則賭徒之生業頓無所賴，然平素恃為生涯，而一旦棄之，人情所不能堪。澳門舊有賭館，有不絡繹趨赴者乎？合省港於澳門，以三合一，有不更增其盛者乎？此所以每年承繳賭稅有百數十萬之多也。”[3] [1]花會，又稱打花會、索家賭等，是一種極具迷信色彩的賭博。大約出現於乾隆初年的福建興化，最早見諸史料記載的時間是乾隆二十五年（《台灣文獻叢刊》第199種《福建省例．刑政例》上《禁搖會賭博》）。《清稗類鈔》第10冊賭博類《花會》，第4912頁稱：“花會為賭博之一種，不知何自始。極其流毒，能令士失其行，農失其時，工商失其藝。廣東、福建、上海俱有之，博時多在荒僻人跡不到之處，而以廣東為最盛。道光間，浙江之黃岩盛行花會，書三十四古人名，任取一名，納筒中，懸之梁間。人於三十四名中，自認一名，各注錢數，投入櫃中。如所認適合筒中之名，則主者如所注錢數，加三十倍酬之，其下則以次遞減，至百金數十金不等，往往有以數十錢而得數百金者。其後流入廣東，而其法異矣。”同治《番禺縣誌》卷6《輿地略》4載：“有曰‘花會’者，亦用古人名數十，令人猜之，其誘騙甚於白鴿票，但只能以誘婦人孺子。” [2]魯言：《香港賭博史》，第25－28頁。 [3]《申報》1880年8月1日《論賭稅》。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1月26日─1896年2月12日）7月31日，澳門仁慈堂彩票，近為澳督查悉各種情弊。選派前譯員伯多祿‧施利華新按察及議事公局之書記同往查辦，查得仁慈票數會計收支事項混亂，數目已三年未有清算審核，並堂內缺去存銀1000餘元。另開票之後，例交公費銀繳進國課衙門，現已遷延數月而不繳。澳督遂將其董事數人撤換，大加整頓，自9月1日起，暫行停收。此事引致澳門葡人內部出現紛爭。仁慈堂主席系國課官阿圖爾‧伯波沙（Arthur Tamagnini Barbosa），聯同大書院主講（即利霄中學校長）高斯華、大狀師播也利士、輪船代理人安東尼奧‧古路斯（António Augusto da Cruz）、狀師阿爾畢諾·叭之咕等人而成一黨（多系仁慈堂司理數目者），利用三巴仔大禮拜堂內所設的教會報，試圖與澳督相抗衡，曆攻督部、輔政司、按察使及皇家律師與夫所屬官，澳督一方亦借西文《鏡海叢報》指攻，由此掀起清末澳葡官場影響最大的一次惡鬥。至9月間，里斯本諭令國課官伯波沙即行離任。俄又接電，伯波沙著即離澳，其同黨大書院主講華士哥並著同離澳門。又傳知澳督，如有委礙政務意中所欲去之人，均得同時逐離，不得留澳。

光緒六年（1880年2月10日─1881年1月29日）9月1日，澳門所設賭館，向由葡萄牙官吏收取使費，以充地方公用。定例每年投充1次，當眾開票，以價高者准承。現聞該處當道於19日在澳門酌定去取，香港葡國領事署連日由10點鐘代收承充書函，所有章程均可向署中詢問。聞此次有願出重價至洋14萬元者。蓋向年澳門賭館共12家，今則擬開16家，故費亦加增也。賭風之盛如此。[1] [1]《申報》1880年9月1日《賭風更盛》。

光緒三年（1877年2月13日─1878年2月1日）8月11日，澳督頒佈第77號諭札，對澳門博彩業的承充方式進行改革，將澳門番攤館12間出投領牌，一改過去類似攬頭的承充形式。至1879年8月30日招人領牌之期，澳督以為現日多有商人欲行全盤領取，且領牌不若承充競取增益更多，故又將番攤承充經營重返故轍。[1] [1]《澳門政府憲報》1880年8月19日第33號附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