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三年（1623年1月31日─1624年2月18日）本年，澳門有840個基督教家庭，其中437個是鄰國人和外國人（應指華人），還有430個澳門土生家庭。這些土生人幾乎全都是基督教婚姻所生葡華、葡馬（來亞）或葡日混血兒。Listra de la jemte efectva que ay em esta Cidade assy vesinoscomo extravagantes, forasteiros, e gente de la tierra, 1625，轉自萊薩的《澳門人口：一個混合社會的起源和發展》，載《文化雜誌》第20期，1994年。阿爾奈斯（Ozebio Aries）神父評論稱：澳門當時有1700個基督教家庭，每個基督教家庭15人（包括奴隸）。

天啟二年（1622年2月10日─1623年1月30日）11月1日，耶穌會駐澳門司庫維埃拉卸任，由陸若漢出任教區駐澳門司庫，至1623年12月。高瀬泓一郎：《キリシタン時代対外関係の研究》，第387頁。

崇禎十一年（1638年2月14日─1639年2月2日）10月26日，耶穌會著名華人畫師尼閣老•喬萬尼神父高足倪雅谷修士逝世。倪雅穀，字一誠，其教名Jacques Niva。1579年生於日本，其母為日本人，其父為華人。他幼年時在日本天草志岐修院隨尼閣老•喬萬尼學繪畫，甚得乃師真傳。自1601年從日本返回澳門，一直在中國內地及澳門從事教會繪畫事業，直至病逝。葬於聖保祿教堂聖米迦勒壇附近。文德泉：《澳門的日本人》，載《文化雜誌》第17期，1993年；陳繼春：《濠江畫人掇錄》，第7—9頁。

崇禎六年（1633年2月8日─1634年1月28日）3月，中國及日本巡航首領菲利浦•羅博（D. Felipe Lobo）率船前往中國貿易，來澳門一路順暢，在本月回程經新加坡海峽時遭荷蘭船隻襲擊，其中4艘船為避免被俘而自焚沉海，所喪失的黃金和銅價值超過50萬銀色勒芬。菲利浦•羅博僥倖逃生。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 p. 107.

天啟二年（1622年2月10日─1623年1月30日）10月26日，澳門致菲利浦三世信稱，當時聖保祿學院有100多名修士及神父。並稱，日本每年從馬六甲海關獲得1000克魯紮多，用於設立一個學院，日本學院可在對日貿易船隊中販運50擔生絲。中國教區則可從馬六甲海關臨時支取2000克魯紮多，而在他們航行所販賣的貨物出售後歸還。還稱，日本和中國教區在澳門有300兩白銀的屋鋪收入，這兩個教會共有8000兩白銀作為資本，投資於對日貿易。里斯本海外歷史檔案館，澳門，第1函盒，1622年10月26日致菲利浦三世信函。

嘉靖十二年(1533年1月25日─1534年1月13日)本年，馬六甲要塞司令保祿•伽瑪(Paulo da Gama)長期與鄰國交戰後，派特使曼努埃爾•郭丁紐(Manuel Godinho)分別與彭亨、北大年締結和約，並對他們說：葡萄牙人再度去中國做生意，並在閩浙沿海發現了50個好過廣州的港口。從這一年開始，葡萄牙商人又開始頻繁往來於中國沿海，一位佚名葡萄牙船長來到廣東舊港碼頭東涌並在此交了關稅，接著，準備給向廣東收稅官員送一隻紅寶石戒指，價值40克魯紮多，還有其他一些首飾，官員不但不收，還下令要懲處他。且言：中國正直官員是不收受賄賂的，尤其不收外國人的賄賂。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 História De descobrimento e da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Vol. VIII, CHLXVI.Raffaella D'Intino, Informações das cousas da China, p. 60.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1月29日─1616年2月16日）2月21日，菲利浦三世致信葡印總督，囑咐澳門葡人興建城牆和炮台時不要招致華人發怒。Documentos Rernetidos da India ou Livros das Monções, Vol.1, p.149.

嘉靖十九年(1540年2月8日─1541年1月26日)11月，法里亞•索薩船隊抵達漳州港，在那裡又遇到從雙嶼返回的5艘葡萄牙大船。據從雙嶼來的葡萄牙人說，那裡有許多越冬的葡萄牙人，還有葡人不斷從馬六甲、巽他(Sunta)、暹羅和北大年來，他們在那裡做生意。費爾南•平托：《遠遊記》第57章，第166─168頁。

崇禎元年（1628年2月5日─1629年1月23日）11—12月，澳門有1艘帆船駛抵望加錫貿易，於第二年5月離開。另有2艘澳門船赴馬尼拉貿易。G. B.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pp. 94—95.G. B.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p. 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