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字挺岫，號聽濤，筆名袁大郎、陳思、彭觀清、丁舟等，浙江蘭溪墩頭鎮蔣畈村（今屬蘭溪市梅江鎮）人。我國現代著名作家、學者、記者，傑出愛國文化人士。 1921年，聚仁畢業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之後任教於上海多所大學；抗戰時為中國著名戰地記者；1950年後任香港《星島日報》編輯。 1956-1959年，聚仁先後多次應邀回國內採訪，1956年7月16日，周恩來邀請他參加頤和園夜宴。這次宴會經過，聚仁以《頤和園一夕談——周恩來會見記》為題，發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報》上，正式向海外傳遞國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在海內外引起震動。1959年8月23日，金門炮戰前幾天，毛主席再次接見聚仁，讓他將中共金門炮戰的目的主要是對美不對台的底細，轉告蔣氏父子。後來，聚仁在《南洋商報》發表金門炮戰的獨家重大新聞。 聚仁著有《北行小語》、《北行二語》、《北行三語》等文獻，歌頌新中國建設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原香港《大公報》顧問楊東蓴從港到京，由王芸生介紹在北京受到周總理的接見，王芸生、楊東蓴向周總理提出，中共在香港的聯絡管道有限，建議今後可否以香港《大公報》社社長費彝民為另一聯絡管道，周總理表示同意。之後，費彝民承擔部分中央政府交辦的聯絡任務，其中包括聚仁幾次到京和章士釗幾次赴港。 費彝民經辦了聚仁與北京方面交往的部分事宜，他是通過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介紹來大陸採訪的。1956年7月16日，聚仁第一次回大陸訪問北京，從此，他開始奔忙於海峽兩岸。 毛澤東在京三次接見了聚仁。其中第三次是在1959年10月13日，毛澤東與他共進午餐。聚仁談起19世紀30年代上海文化界的一些軼聞和掌故，他只是足資談助。那天他說起蔣介石50壽辰，上海影劇界有人爭搶祝壽演出，殊不知當年的藍蘋（江青）就是爭搶者之一。聚仁說漏了嘴，沒想到，這觸及江青的忌諱。事後，周恩來知道了這事。為了保護聚仁，周總理通過香港《大公報》費彝民轉告聚仁：以後不接通知，就不要來京了。 1972年1月12日，聚仁病重時，情誼深長地寫給香港《大公報》費彝民。他寫道：“昨晨，弟聽得陳仲宏（陳弘、陳毅）先生逝世的電訊，惘然久之，因為弟第一次返京，和陳先生談得最久最多。”聚仁之誠摯愛國之心、盼望祖國統一之情，溢於言表。時值大陸“文革”時期，不可能再談論國共和談事宜了。 1972年5月，聚仁再次病重，從香港移居澳門，住進鏡湖醫院。6月18日，妻子鄧珂雲趕去照顧丈夫，日夜守護在他身邊一個多月。7月23日，聚仁在澳門鏡湖醫院病逝，終年72歲。 周恩來總理聞訊，致電香港《大公報》費彝民，親自囑咐他在澳門為曹聚仁進行公祭，並成立治喪委員會，費彝民為主任委員，李子誦、李俠文、陳凡、羅孚、嚴慶澍等為委員。7月26日，在澳門鏡湖殯儀館舉行公祭出殯，費彝民致悼辭。[1] 周總理親撰曹聚仁的墓碑碑文“愛國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一句“愛國人士”，為曹聚仁蓋棺定論。葬於故鄉浙江蘭溪。 曹聚仁一生與書為伍，筆耕不輟，留下80餘種著作，4000萬言的文字。但當時曹聚仁擔負著神聖的統戰使命，加上他的工作的絕對保密性，致使他的作品在大陸和台灣同時被禁出版達30年之久；20世紀80年代初，始被兩岸當局解禁，允許出版。曹聚仁生前為兩岸和平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行動，一直鮮為人知。 後來，程思遠、童小鵬、羅青長、徐淡廬、曹藝等曾參與其事的有關人士，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充分肯定曹聚仁為祖國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精神。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思遠曾為曹聚仁研究資料中心題詞“學習聚仁先生治學精神，為弘揚中華文化作貢獻”。並在祝賀中心成立時來信說：“承示今年7月，為曹聚仁先生誕辰98周年，屆時曹聚仁先生研究資料中心，將正式宣告成立，此對於弘揚愛國主義，樹立治學楷模，具有重大意義，謹表示由衷的祝賀。”原國務院副秘書長兼總理辦公室主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童小鵬為中心題詞“曹聚仁先生為祖國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主義精神值得學習和發揚。” 解放前，在浙江金華方圓百里最有名的學校就是曹聚仁之父曹夢岐創辦的育才學校。1902年，曹夢岐創辦私立鄉村學校，成為中國鄉村教育的先驅，比著名鄉村教育家陶行知提倡鄉村教育早了30多年。曹聚仁和胞弟曹藝在解放前欲籌辦私立育才大學，由於中國解放，育才大學成為泡影。育才學校被停辦了20多年，1987年，曹藝等曹氏親屬的要求下，時任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的重視下，育才學校得以復校。但恢復的育才學校是公辦學校，師資、生源、教學品質與一般學校沒太大區別，與解放前曹家創辦的育才無法相比。曹藝生前一直為重振育才昔日雄風而奔波，直到生命最後一息。曹夢岐傾家辦學救國的精神，後人譽為“蔣畈精神”。1997年，曹聚仁的家鄉蘭溪市人民政府將投資一千餘萬元創辦的九年一貫制的市重點學校命名為“蘭溪市聚仁學校”，由柳哲出面延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思遠題寫校名。[2] [1]王鵬：《曹聚仁與香港〈大公報〉》，載“人民網＂，2013年5月13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228/c85037-20630798.html。 [2]柳哲：《百年回眸曹聚仁——紀念著名愛國文化人士曹聚仁先生誕辰100周年》，載《嶺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39-43頁。

陳德芸，新會外海（今屬江門市江海區外海鎮）人。學者。 德芸進邑庫，少有文譽，後從陳子褒先生遊，飫聞萬木草堂緒論，學益進。 1900年5月25日，清政府竟悍然向西方11個最強的國家宣戰，造成“庚子之禍”。德芸怵心憂患，翌年設帳香江，從遊甚眾。1907-1908年，應陳子褒之邀，德芸擔任澳門灌根草堂都講。1914年，為協助鍾榮光先生，德芸進入嶺南學校工作，歷任國文教習、校務秘書、圖書館主任。當時圖書館在格蘭堂一樓東廂，德芸蟄處期間，凡購書登記編目，皆躬任之。1915年，他赴華北募捐書籍，所得甚豐，嶺南圖書館頗具雛型，都是他的功勞。 1928年，德芸因事離開嶺南學校，改任中山大學教職，課餘之時，從事新字典之編纂。以為康熙字典之部首，囿淆雜無序。X法之筆劃多少，亦XXXX。乃發明一種漢字排檢法，用橫直點撇曲捺，一種筆順序列，以筆順為字母，即以筆順先後為字母排列先後。1930年完成《德芸字典》一書。至今嶺南圖書館之書籍編排，亦用此法。 德芸又以歷史名人，每多氏號，學子苦之。因取古今人之別名、原名、字型大小、溢法、爵皇、稱謂、齋舍自署、帝王廟號，逐一列表，得70002條，60萬字，編成巨冊定名為《古今人物別名索引》一書，該書於1937年出版，用者稱便，深受歡迎。 1932年，德芸又回到嶺南學校任教，直到廣州失陷。其弟子馮民德奉養香港，他繼續編書，完成《八股文學史》、《德盧聯話》、《人物別名索續編》等，書成未印。 抗戰勝利後，廣東文獻館聘德芸任顧問兼幹事，他獨處館中，插架千函，顧盼甚樂；空暇時留連書肆，搜購國籍。現今文獻館所集的藏書，德芸出力最大。 1948年夏，德芸患上肺積水病，小癒又發；農曆十一月二十五日晨，在博濟醫院病逝，終年72歲。 門生故舊，深表惋悼。陳德芸的逝世，不僅是圖書館界的損失，也是廣東學界一大損失。 陳德芸早年喪妻，無子，以侄為嗣。環堵蕭然，而終身致力學問不倦，謹嚴行，絕嗜好；思想較先進，治學能採納科學方法，此皆可貴難能。[1] 陳德芸和冼玉清、區朗若整理彙編為老師陳子褒的教育論著《陳子褒先生教育遺議》。[2] [1]《陳德芸教授事略》，載《嶺南大學校報》，1948年，第71期，第3頁。 [2]楊際賢、李正心：《二十世紀中華百位教育家思想精粹》，北京：中國盲文出版社，2001，第99-103頁。

陳大白，新會水東（今屬江門市新會區羅坑鎮水東村）人。澳門資深報人、資深新聞界人士。 大白出身於貧寒之家，有一兄五妹。父親當年在航行省澳線客輪任低級職員，收入微薄，家庭負擔重，生母早年去世。父親因長期嗜酒，50歲時不幸去世。大白由繼母勉力養育成人。他少年時，因家境困難，只能供讀小學，無力升中。[3] 在青年時代，大白以半工半讀方式，在廣州一所教會中學讀書，結業後來到澳門打工。 1935年，大白到陳少偉在澳門創辦的《朝陽日報》工作，同年，他在陳天心創辦的《大眾報》兼任編務，開始了他的辦報生涯。 1937-1939年，大白等發起組織澳門規模最大的抗日救國團體——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積極開展抗日活動，出任首屆理事，後任常務理事。[4] 50年代，澳門風雲激蕩。大白在新聞戰線上親歷不少風浪，度過動盪不安的歲月。當時澳門湧現一股要求變革要求和平、民主進步的新潮流，新興的進步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澳門同胞的民主進步力量迅速發展，逐漸地形成一股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的巨流。同時，蔣介石從大陸潰退後，其大批人馬湧入澳門，擴展機構和立足點，與澳門同胞進步力量形成對壘的局勢。蔣氏人馬到處鬧事和進行干擾，搞破壞活動，甚至搞爆炸、暗殺，還恐嚇毆打各行工人，干預工人加入愛國工會，更利用澳門為基地，派特工潛入內地進行破壞活動，造成澳門滿城風雨、動盪不安的緊張局面。由蔡凌霜接辦的《大眾報》及由陳滿、張陽主理的愛國期刊《新園地》，堅定地站在澳門同胞民主進步力量方面，對抗邪惡，並肩作戰。 1948年，蔡凌霜接辦《大眾報》，大白繼續在報社擔任編輯工作。1950年3月《新園地》創刊，大白加入該刊兼任編務，直至1958年夏。期間，他與兩報同事同舟共濟，休戚與共，守望相助，大家行動一致，堅守立場，為澳門進步的新聞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 50年代中期起，大白鑽研重心轉移到漢語語法及漢語拉丁化兩個方面，1959年春，大白撰寫《漢語語法講話提綱》，之後作了多次增訂，全文三萬多字。當時澳門中華教育會負責人獲悉大白從事語法研究多年，舉辦一個“教師業務講座”，講授漢語語法，邀大白擔任主講，為中小學教師及部分文化界人士，講授詞法、句法的分析，各種類型結構的闡釋及各種病句的舉例等內容。 1967年，大白參加新中國成立後澳門第一個新聞工作者團體——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的籌備組織工作，擔任該會常務理事。業餘時間，他從事漢語語法及漢語拉丁化的研究，歷年在報刊上發表的時事評論文章，累計1000萬字以上。 大白擔任澳門愛國報紙《大眾報》副總編輯、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副理事長、副監事長，成為澳門地區報齡較長的資深新聞工作者之一。[1]他在新聞事業工作70多年，2009年退休。 作為澳門抗日救亡運動的參與者、澳門大半世紀華文報業發展的見證者，大白具報人風骨，並致力傳承澳門的歷史文化。20世紀30年代後期起，在報刊上撰寫評論文章逾半個世紀，在《朝陽日報》連載的專欄“老實人的書信”逾百篇；1959年撰《漢語語法講話提綱》，1990年參與編纂和出版《濠江風雲兒女》。1995年出版綜合性文集《天明齋文集》，輯錄其各個歷史時期的代表性著述，包括大量有關澳門歷史及新聞史的珍貴資料，為研究澳門現代史提供不少寶貴的史料。《濠江風雲兒女》記述抗戰時期澳門同胞從事抗日救亡活動的歷史，1991年獲得廣東省史料科研優秀成果一等獎。《天明齋文集》收集作者發表的部分作品，包括記述澳門報業歷史的論文及大量有關澳門報業發展情況的回憶文章。[1] 2003年，大白獲特區政府頒授文化功績勳章。2009年，他將多年珍藏的抗戰時期澳門四界救災會百餘原件，包括照片、文獻、書信等捐贈給澳門博物館。2010年，他向記協贈送其個人史料著作及記協多屆珍貴照片、資料等，作永久收藏。2012年6月9至8月12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歷史檔案館舉辦“澳門歷史的見證——陳大白大半個世紀的回憶展覽”，他應邀主持“抗戰時期澳門中文報業”講座，分享抗戰時期，報紙作為抗日救國的重要宣傳工具的點滴與艱辛，備受各界好評。[2][5] 2012年11月27日中午12時10分，大白在仁伯爵綜合醫院與世長辭，享年97歲。遺體於12月2日移鏡湖殯儀館壽全堂治喪，3日中午12時30分大殮，隨即辭靈出殯，奉柩珠海市殯儀館火化。[2] [1]中國新聞年鑒雜誌社：《中國新聞年鑒1996》，北京：中國新聞年鑒雜誌社，1996，第659頁。 [2]《陳大白病逝周日治喪》，載《澳門日報》，2012年11月29日。 [3]陳大白：《天明齋文集》，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 [4]《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1頁。 [5]《歷史檔案館辦陳大白回憶展開放日多項活動歡迎公眾參加》，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網，2013年6月30日，http://www.gcs.gov.mo/showNews.php?DataUcn=61453&PageLang=C。

陳洵，字述叔、一作術叔，號海綃，新會潮連（今屬江門市蓬江區潮連街道）人。詞學大師。 陳少有才思，善為倚聲，性情孤傲；喜愛辛棄疾、吳文英、王沂孫詞；遊歷江西、河南十餘年，無所遇。陳回到廣東，為梁鼎芬賞識。1911年，梁鼎芬在廣州南園抗風軒重開“後南園詩壇”，陳參加會議，認識黃節，談詩唱和，交情深厚。 梁鼎芬每揚譽為“陳詞黃詩”，陳和黃節並稱於時。陳窮老郡居十多年，授徒為業。後來，黃節將陳的《海綃詞》推薦給朱祖謀。朱祖謀非常欣賞陳，刻入《滄海遺音集》，他的詞名大振。 晚年時候，得到朱祖謀的引薦，陳受聘為中山大學詞學教授。抗戰期間，陳避居香港，轉到澳門，之後在廣州大學任教。 陳的詞運意淵微，遣詞紆徐，寄興在從容不迫處，“運典能曲”，非以襞積為工，而感時傷亂，不掩其憂。朱祖謀稱其“善用逆筆，故處處見騰踏之勢”、“神骨俱靜，此真能火傳夢窗者”。況周頤譽為“並世兩雄，無與抗手”。吳清庠則以之與張爾田並稱，謂“南有海綃，北有遁庵”。 陳著有《海綃詞》兩卷、《海綃說詞》一卷，另有遺詞一卷，未刊。 1942年，陳去世，終年72歲。[1] 現錄陳洵的詩一首： 《漁家傲》[2]（澳門送秋，攜穀兒登新園。作於1938年晚秋，詩人避居澳門。） 夢裡關河憑訊雁，社餘日日催歸燕；遲節晚花猶喜健，霜客倩、錦屏鴛枕新裝遍。 把酒西風誰與勸？登臨客恨逢多難。此度送秋情不淺，秋去遠、傷心行路休回面。[3] [1]王飆：《陳洵》，載“讀秀＂網，2012年11月29日，http://book.duxiu.com/peopleDetail.jsp?dxid=061000761021&d=14B49A1EB360444A1964B45D47BC043F。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456頁。 [3]其中沉痛莫名的心情，盡在下闋中滲出，風格悲涼委惋，在民國詞中並不多見。民國時期，特別是抗戰時期，澳門因葡萄牙宣佈不參戰，獲得一時太平，因此許多著名詩人、名流和藝術家皆視澳門為逃避戰亂的好地方，有關的作品很多。

竺摩，俗姓陳，名德安，法名默誠，字守志，浙江省樂清市人。[2]高僧、書畫家。 父親陳紅梅和母親王氏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兄妹十個，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歲時，在家鄉黃塘壽昌寺隨方丈白雲長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誠，字守志。一年後，白雲長老派竺摩到溫州普覺寺為芝峰法師護關，他得此機緣拜見弘一法師。後在白雲長老等引薦和幫助下，他先到寧波觀宗寺弘法社隨諦閑法師、靜權法師和寶靜法師等天台宗大師學天台教觀，後到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跟從太虛、印順、東初等人學習，深受太虛法師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響，他開始發表積極鼓吹佛教改革的論文，受到太虛法師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閩南佛學院學習期滿畢業，時值太虛法師應廣東潮汕地區的佛教善信的邀請蒞臨弘法，太虛法師讓竺摩隨侍並做文字記錄。此次弘法非常圓滿，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機緣，請求太虛法師幫助創辦嶺東佛學院。這是竺摩首次來潮汕地區弘法，給潮汕佛教界和專程來潮州聽經學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虛法師應閩粵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請，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隨侍並做記錄。當月30日早上，太虛法師一行抵達香港，居住在利園的香港佛學分會。之後，太虛法師一行應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請，分別到東蓮覺苑、荃灣東普陀、大埔墟大光園和菩提場等香港地區的著名佛教道場講經說法，盛況空前，前來聽經學佛的信眾，除香港本地善信外，還有不少專程從澳門趕來的。12月14日，太虛法師偕竺摩等一行應廣州佛教善信的邀請到廣州弘法，駐錫六榕寺廣州佛教會，先後到廣州民眾教育館、中山大學、廣州居士林、復旦中學、廣州佛學會、廣州覺苑和菩提林等處講經弘法，竺摩始終隨侍在側，並作文字記錄。期間，太虛法師的老朋友金芝軒居士聽聞太虛在廣州弘法，特意從澳門趕來會面，竺摩陪同太虛法師盛情地接待金芝軒居士，並談到澳門佛教問題。次年年初，竺摩隨侍太虛法師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區弘法，與潮汕和港澳地區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慶寺學習日語，準備赴日本留學。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他毅然中斷學業，與閩南佛學院的同學暮迦、化莊等一起積極參加浙江“慈溪抗日後援宣傳組”工作，為宣傳抗戰救國奔走呼號。不久，他奔赴武漢，參加由著名愛國寺僧宏明法師領導的“僧侶救護隊”，並擔任幹事。後來，他奉命帶領部分“僧侶救護隊”成員開赴隴海鐵路抗日前線，進行救護工作。 竺摩對於日寇入侵中國領土、蹂躪中國百姓的罪惡行徑非常痛恨，充滿愛國愛教的救世情懷。次年“僧侶救護隊”解散後，他回到武昌佛學院，不久偕慧雲法師南下廣州，轉赴香港弘法，開展救濟難民的募捐和服務工作。他與墨禪法師一起，當選為“香港佛教救濟難民會”委員兼駐會辦事。在業餘時間，他撰文給《大公報》文藝版、《宇宙風》、《大風》等報刊，從而結識當時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許地山、葉靈風、蕭乾、蕭紅、陶亢德和陸丹林等人，開始與港澳地區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進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特邀請竺摩前往澳門佛教功德林，創辦“佛學研究班”，讓他擔任教學工作，學生來自港澳地區，澳門學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門佛教功德林“佛學研究班”，針對當時澳門地區居士學習佛教的熱情，首先開講《維摩詰經》，由跟隨他的滿慈法師做記錄。這是竺摩自出家學佛以來第一次登台系統地講授一部佛經。他開講時說“兩三年前，太虛大師在寧波講《金剛經》、芝峰法師在永嘉一個首刹叢林裡——頭陀寺——講彌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講過好多天，但始終由我個人搭上‘靚’黃綢海青和紅衣來負責講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為始。但這次之所以講經，因少數同學要研究唯識，不久前靄法師和林居士要我來這裡講因明和五蘊論等唯識學的基本典籍，恰巧現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個人講經，有了這種種因緣，自然我也不能推辭了。”澳門佛教功德林開講《維摩詰經》，對於竺摩個人來說，意義非同尋常。這不僅是他與澳門佛教界結緣的一個重要標誌，而且是他正式從事佛教文化教育、獨立開展講經說法活動的重要起點。40年代末，竺摩相繼在澳門出版《地藏經講話》、《佛學問題座談》等文獻，這些都是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說法的記錄稿。 《覺音》雜誌原名《華南覺音》，是粵港澳地區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於種種原因，《華南覺音》遷往香港後，改名為《覺音》雜誌，在海內外佛教文化界的影響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門編輯出版後，使之逐漸享譽海內外，以至成為抗戰時期與內地著名的佛教文化雜誌《海潮音》、《獅子吼》、《佛學半月刊》一起成為中國佛教文化四大陣地的重要刊物。這不僅擴大澳門和嶺南地區佛教文化的影響，而且極大地推動澳門地區抗戰期間澳門佛教文化的發展。竺摩經常為《覺音》撰稿。在該刊的第10期上發表他的《勝與勝經》、《敬悼常醒法師》等詩文。從第11期起，連續刊登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的講經弘法記錄稿《維摩經語體講錄》。竺摩對香港青山《覺音》雜誌產生重要的影響，加上他個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覺音》雜誌社同仁極力推舉他擔任該刊主編。 當時面臨實際困難很多，竺摩還是勇於接受重任，從第12期起擔任主編，原來負責該刊編輯事務的滿慈法師繼續留任，另聘妙音法師擔任發行部主任。《覺音》第12期後，竺摩接受香港東蓮覺苑的邀請到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兩位法師因故回重慶的漢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覺音》雜誌社的主要文件帶到澳門佛教功德林，交給竺摩負責。當時出版經費和稿源嚴重缺乏，但出於對滿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關心和強烈的愛國愛教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竺摩不僅積極鼓勵滿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堅定信心，克服困難盡早到達重慶漢藏教理院深造，而且無怨無悔地承擔起全部編輯和出版工作。滿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師離開澳門赴重慶前夕，竺摩特別為他們餞行，並賦詩以相勉勵。 竺摩在編輯出版《覺音》時，先後編發楊慧貞的《赴湯蹈火的釋迦弟子》、署名記者的《僧侶救護隊搶救難胞》、天軍的《釋理妙從容就義》、西航的《一個忠實的傷兵》、臥秋的《悼念一個聖潔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門弟子捨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為擴大弘法範圍，佛教組織創辦《無盡燈》雜誌，並出版多種講經著述，風行港澳及海外。《太虛大師全書》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續明二師擔任校對，全書64冊，700萬言，出到26冊時，演培、續明二師赴台灣弘法，其餘校對的責任，由竺摩和隆根擔任。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創辦“棲霞佛學院”，禮聘竺摩為副院長，全書校對工作由隆根法師一人擔任。竺摩在佛學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國龍華佛教社，請他到曼谷主持太虛大師舍利塔開光典禮，他離開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後，在龍華佛教社及中華佛學社兩地講經，並舉行書畫展。同年5月，檳榔嶼的“菩提學院”禮請竺摩擔任導師，兼任菩提中學佛學課程。 1956年，“第四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在尼泊爾召開，竺摩以“馬來西亞佛教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大會，副團長為畢俊輝居士，秘書是黎東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華佛教會禮請，出任檀香山檀華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師辦妥入境簽證，年底飛抵檀島。竺摩在檀島弘法一年，檳城菩提學院及東南亞信眾函電促請，1958年底，返回檳榔嶼。而祖印、泉慧兩位法師在檀島長期居留，按照竺摩規劃的方針，繼續為弘揚佛法而努力。竺摩返回檳城後十多年，經常遊化於馬來西亞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東南亞國家，講經說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聰為會長，聘請竺摩擔任該會顧問。1973年9月8日，為竺摩花甲之慶，檳城各界名流及四眾弟子，三千多人為師祝壽，三日間筵開八百餘席，收到賀儀四萬多元，除數千元開支外，其餘三萬七千多元，悉數捐給佛總創辦的馬來亞佛學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灣芙蓉山“太虛大師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禮。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獨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華佛學研究社”社長廖英源居士，禮請竺摩赴澳洲講經。20餘日後，竺摩返回檳城。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國合艾市的住持釋繼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請竺摩主持開光，並為徒孫顯常、顯性等多人，傳授《沙彌十戒》。6月，應美國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參法師之請，竺摩為慈恩寺主持開光典禮。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講堂閉關百日，編著《心經講話》、《佛學問答第二輯》兩書，並修訂《普賢十願講話》。翌年春，他復閉關百日，編輯著作。同年6月，應加拿大溫哥華市“世界佛教會”呂雒九、馮公夏二居士之請，竺摩前往溫哥華講經。他在世佛會講《阿彌陀經》，圓滿後返回檳城。1982年4月，他兩度應請赴溫哥華，在世佛會講《天台止觀》。當時世佛會會長呂雒九於四月生西，他參加追悼會，並主持大蒙山法會超薦。 竺摩70歲後，對外活動逐漸減少，在檳城時駐錫三慧講堂，到星洲時駐錫佛緣林，隨緣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時35分，竺摩圓寂於三慧講堂，終年89歲。[1] 竺摩生平除講經弘道外，作書寫畫與人結緣。在澳門期間，師從高劍父習畫，繪畫之餘，勤於詩詞散文寫作，書法別樹一格，1941年在澳門舉行首次書畫展。[3] [1]于凌波：《竺摩》，載“佛教百科＂網，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雜誌〉出版具歷史和收藏價值的“竺摩法師與澳門”專輯》，載“佛教線上＂網，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朱希祖，字逖先，綽號“朱鬍子”、“吾要”，浙江省海鹽縣人。著名歷史學家、國學家。[1] 先世繫出吳郡，後一遷歙縣，再遷婺源。希祖生於尚胥里上水村。[2]自幼家貧，父親在鄉下教書，父親去世時，正教他學習《左傳》，他才十四五歲。從此，希祖不翻《左傳》。父親病重時，他還割過股。 1905年，希祖考取官費留學，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歷史。回國後，他在北京大學主講中國文學史，並擔任歷史系主任，成為近代中國大學文科中有歷史系以來的首任系主任；歷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山大學、中央大學等校教授。 希祖治學領域廣泛，從先秦至近代，無不通曉，而尤精南明史。一是南明史料的搜集。二是南明史料的辨析，其成果主要體現在史料題跋中。他制定中國最早的現代大學史學課程體系，使史學成為獨立學科，創建中國第一個多所大學史學系師生組成的“中國史學會”；參與制定的歷史檔案整理三步法成為其他學術機構整理檔案的準繩。他參與規劃史館制度；撰文論述國史體例問題；重視對歷史遺跡的調查，對南京周邊六朝陵墓實地調查。 1919年，希祖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倡白話文學，並鼓吹民主與科學等革命思潮。他以為歷史學是一種社會科學，必須用科學方法從事研究。研究歷史必先通政治、經濟、法律、社會等科學。考證史事須以原始史料與實物為依據，決不可輕信坊間輾轉複製的次等材料。他主持北大史學系時，把課程分為六系：一，史學的基本科學，二，史學的輔助科學，三，史學史及史學原理，四，中外通史及斷代史，五，專門史，六，第一、第二外國語都是必修科。這種制度施行後，國內公私大學歷史系，一致採用。他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進步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的發起者之一。 “九一八”之前，希祖覺得要研究日本人的歷史，要研究明代倭寇侵華的歷史，他認為日本人一直有侵華野心。他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開這個課，別人不理解，沒多久，“九一八”事變爆發。抗戰前，日本人想花重金買希祖的地方志，被他拒絕。 希祖是章太炎的學生，是魯迅等人的師兄。章太炎對希祖的評價是“逖先博覽，能知條理”。希祖是研究南明史專家，喜歡收集方志，捐出《石匱書》、《啓楨遺詩選》、《十願齋集》、《流寇志》等珍貴史料。他做學問功夫下得很深，愛書成癡。他節衣縮食，不買田不買地，只買書。他的日記上有他的書帳。有人算過，有時他竟花一半的收入買書。他也賒帳，他也嫌書貴買不起。一個大年三十下午，家裡來了一大批要書帳的，他一一付清。第二天，大年初一下午，他又帶著全家一起去逛書店。 希祖夫婦生育六個子女。長子朱偰是經濟學家，也是歷史學家。次女朱倓對南明史頗有研究，寫過《班昭》；畢業於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擔任廣州中山圖書館館長，是當時頗有名氣的“女中英傑”，建立廣州首個婦女聯合會，是著名史學家羅香林的夫人。朱侃、朱僑、朱倞三個兒子學了物理、化學、經貿等，都與文史無關。長女朱倩學問非常好，15歲時因肺結核病夭折。 1944年7月5日，希祖去世，終年65歲。[1] 1922年，朱希祖在《葡萄牙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擬廢約收回澳門意見書》（以下簡稱《收回澳門意見書》）中說：“葡萄牙人自清光緒十三年與吾國締結條約以來，常不遵守約章，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剝奪我主權，蔑視我人種，暴橫無道，至今日而尤烈。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我國民宜群起驅除，以完我疆土，保我民命。茲將宣佈葡人之罪惡，收回澳門之理由，一一陳述，以告我國人。” 朱希祖共列舉了十二個方面，分別論說：一，葡人割據澳門史略。二，葡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概略。三，葡人背約殺戮我國民概略。四至八，廢約（收回澳門理由）。九，葡人應自知無統治澳門的體統及能力，宜速歸還退出。十，歐美、東亞各友邦勿誤會我國為排斥外人，收回利權，而袒護葡人，橫生阻力，須知違約在葡人而不在吾國。十一，國人宜勿顧慮葡人興兵報復，不敢發難。十二，國人應群起請願，速向葡方聲明，廢去光緒十三年中葡條約第二、三款，檄使葡人退出澳門。如果不聽，則雖出於武力解決，亦所不辭。據1915年統計，葡萄牙在澳門防兵488名，其中華人佔164名。 朱希祖說，國人根本不必害怕葡萄牙會打中國，因為當時的葡萄牙剛經過國內革命，像中國一樣，也是一團亂局，所以葡萄牙根本不可能對中國用兵。而且即使是打也打不贏。朱希祖分析其中的原因：首先，葡萄牙與中國相隔萬里，如遠涉重洋來打中國，顯然是犯了兵家大忌，必敗無疑。其次，葡萄牙遠道而來，中間沒有中轉站，沒有歇腳的地方，所以無喘息之機。第三，葡萄牙的兵力情況是，在印度西部有兵1082名，在澳洲北有323名，如果打中國，葡萄牙就會顧此失彼。第四，葡萄牙佔領澳門，從商業上來說本不發達，又沒有修鐵路，所以葡萄牙從澳門得不到多少巨大的經濟利益。即使澳門丟了，對葡萄牙也沒甚麼損失，還不如還給中國。第五，葡萄牙失去澳門後，中國仍然准許葡萄牙在各口通商，葡萄牙還可以從中國賺取很多利潤，有了好處，它就犯不著報復了，所以葡萄牙不會興兵報復。第六，如果說要報復，那麼葡萄牙首先會報復印度、東南亞各地。因為幾百年來，葡萄牙在那些地方丟了不少領地。但是也沒聽說葡萄牙興兵報復，奪回舊有屬地。可見葡萄牙不會報復中國。所以，國人盡可放心大膽果斷行動，宜勿過慮。如果開打，“即以廣東之兵力，亦足以驅逐之而有餘。”[3] 朱希祖著有《海鹽文獻源流》、《明海鹽小瀛洲詩社考》、主編《六朝陵墓調查報告》等文獻。[1] 現錄朱希祖的詩一首： 《登澳門西望洋山》[4] 驅車西望洋，攬勝造其巔。 煙螺如美人，俯窺雙鏡圓。 左顧南屏翠，右盼濠澳妍。 神山當面起，樓閣縹緲連。 直疑海市幻，還恐蜃氣纏。 蓬萊不可即，此地勝登仙。 惜哉淪異域，使我意綿綿。 [1]陳蘇：《朱希祖後人：一門兒女各專家》，載《嘉興日報》，2012年10月12日。 [2]《朱希祖生平簡介》，載“中華文史網＂，2010年2月1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xlmb/xzsl/zhuxizzs/2009-11-14/15440.shtml。 [3]朱希祖：《葡萄牙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擬廢約收回澳門意見書》，載《東方雜誌》，北京：商務印書館，1922年第11期。 [4]《魂牽夢縈澳門行之二》，載《聯合時報》，2012年12月21日，http://shszx.eastday.com/node2/node4810/node4851/dcsj/u1ai55011.html。

民國十年(1921年1月1日─1921年12月31日)6月15日，清末著名維新派人物鄭觀應在上海提籃橋招商局公學宿舍病逝。1923年遷葬香山之前山。鄭觀應，本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晚號羅浮待鶴山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月十七日生於廣東香山縣雍陌墟。鄭觀應自幼經常出入澳門，既接觸到了現代西方文明，也認識到澳門諸多的社會問題，最終在19世紀60年代開始撰寫、70年代結集出版的宣傳維新思想的名著《救時揭要》中，即有《澳門豬仔論》、《澳門窩匪論》、《續澳門豬仔論》、《求救豬仔論》、《論禁止販人為奴》等揭露澳門積弊的篇章。鄭觀應中年起在澳門居家置業。光緒十一年(1885)因賠保楊桂軒虧欠太古洋行鉅款而被拘禁於香港，後回到澳門，直至 1892年冬赴上海重入招商局，在澳門共度過8年的隱居生涯，並於1894年完成了成熟而完整的維新思想體系的皇皇巨著《盛世危言》。其時正值甲午戰爭爆發、維新變法運動興起之際，此書甫發行，即得到強烈反響，並刊印20多種版本，可說是中國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種，對後世也具有深遠的影響。鄭觀應由此也被譽為“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是揭開民主與科學序幕的啟蒙思想家”。

前中央駐澳聯絡辦官員。陝西人。畢業於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國際金融專業、高級經濟師。長期從事經濟金融研究、實務和領導工作。歷任廣東省金融研究所副所長、所長，中國人民銀行廣東省分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廣東省分局副局長，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政策研究室主任、行長助理，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中國銀行董事長，全國港澳經濟研究會會長，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研究生部兼職教授，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95年來澳任新華通訊社澳門分社社長、2000年任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2001年病逝。

葡萄牙人，生於葡國北部山區的小鎮。1924年到澳門，入聖若瑟修院學習。1934年任澳門聖老楞佐堂神父，兼公教會女青年會神父，兼任利宵中學及三巴修院教師。1937年創辦澳門聖雲仙會，主持《澳門教區月報》工作。1942年創辦《號角》月刊，協助創辦《聯合周刊》。1948年任新加坡、馬來西亞葡萄牙傳教區負責人。1962年返回澳門，先後在聖若瑟教區中學、利宵中學執教。1976年出任澳門檔案館及賈梅士學會公報負責人，並成為亞洲國際史學會、葡國歷史學會會員。1984年設立“文德泉神父基金會”，資助貧困學生。生前為聖若瑟修院神父。作為澳門著名史學家，他一生著述極豐，共有各種著作150餘部，為澳門政治、社會、歷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先後獲殖民帝國軍官級勳章、殷皇子勳章及葡國總督頒發“英勇”勳章，還獲澳門東亞大學榮譽博士學位。其代表作有《澳門教區》、《澳門的軍人》、《17世紀之澳門》、《18世紀的澳門》、《大三巴教堂》、《澳門土生葡人》等。2003年於葡萄牙逝世。

廣東中山人。北京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本科畢業。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顧問，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顧問，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會長，澳門中山同鄉聯誼會監事長，澳門博彩研究學會、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中醫藥學會顧問等。歷任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副主任及兼職首席研究員，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委員、廣東省中山市政協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澳門校友會創會會長等。主要編著有《澳門經濟年鑑》、《澳門問題》、《澳門教育改革》等。曾發表評論和論文3000餘篇，1992年及1995年先後獲英國劍橋傳記中心（IBC）世界智慧名人榮譽證書和美國傳記研究中心（ABI）頒發世界名人證書。2005年1月於澳門逝世。

又名師復，廣東香山（今中山）人。1901年在香山石岐鎮設立閲書報社（一説演説社），宣傳革命。1904年赴日留學。次年加入同盟會。1906年歸國，在香山創立雋德女學；旋至香港，編輯《東方報》。1907年暗殺清水師廣東提督李准，製炸彈不慎受傷，旋被解回原籍監禁。1909年冬獲釋，即赴香港，致力研究《新世紀》，宣揚無政府主義。1910年來到澳門把自己的房子易作同盟會澳門支部的會址（現為南灣昌輝大廈），並與高劍父諸人組建支那暗殺團。1911年武昌起義後，在東江一帶領導民軍起義，號稱香軍；同年冬北上，擬謀殺袁世凱，經滬時南北議和告成，遂隱居西湖白雲庵。1912年5月返穗組織晦鳴學舍，印發《無政府主義》叢刊等；7月與人組建心社，企圖以道德規範的約束，來改造社會。同年秋又發起研究世界語，任環球世界語會廣州分會會長。1913年8月發刊《晦鳴錄》，旋被龍濟光查禁，心社也被解散；12月轉澳門出版，更名《民聲》。次年4月轉滬秘密出版第五期，7月在滬成立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主張經濟政治上絕對自由。著有《師復文存》。1915年3月病逝。

天主教神父，澳門史學家、漢學家。生於葡萄牙北部，1932年加入耶穌會。1936年完成古典人類及葡國文學高等課程，1940年獲布拉加大學哲學系大專學位，然後又前往西班牙南部學習了四年神學課程。1945年在波爾圖擔任神職，1948年2月前來澳門傳教。作為一名研究中國語言文化的專家，他一生撰寫了十多本關於歷史與詩歌的書籍，其中一些書籍被譯成日文。《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為一部澳門文化研究力作，影響頗大。60年代初期，他創建了取潔中學，為澳門培養了不少人才。曾於1973年及1996年兩次被葡國政府授予勳章，並於1987年被澳門政府授予勳章。1998年底返葡，不久逝世。

字樹園，號孔庵，筆名捫虱談虎客。廣東番禺人。監生出身。1891年入廣州萬木草堂，師從康有為，曾協助康有為編著《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任萬木草堂學長，號長興里十大弟子之一。後任湖南長沙時務學堂教習、澳門《知新報》撰述。戊戌政變後流亡日本，協助梁啟超辦《清議報》、《新民叢報》和橫濱大同學校。1900年參加自立軍起義。民國初年，在廣州辦南強公學、覺是草堂。晚年留寓香港。1944年病歿於九龍。著作編為《樹園先生遺集》。

憲法學家。湖南祁陽人。1947-1951年在北京大學法律系讀本科，1954-1959年在蘇聯列寧格勒大學讀研究生獲國家法副博士學位，其後一直從教北京大學法律系、法學院，任教授、博士生導師。除文革期間下放勞動外，長期擔任法律系副主任共30餘年，教授憲法學、中國憲法等課程。曾任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總幹事、名譽會長，北京市法學會副會長、名譽會長，中國社團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香港法律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國際交流協會理事，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仲裁員，北京大學職稱評審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學報（社科版）編輯委員會副主任。2000年參與創建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擔任該院院長至2004年。2003年12月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1979年，參加《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選舉法》的草擬及修改工作；1980-1982年現行憲法起草時，作為憲法修改委員會秘書處成員參加了整個起草制定工作。1985-1990年擔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1988-1993年擔任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參與兩部基本法的起草制定工作並擔任政治體制小組的召集人。1995-1997年擔任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委員，1998-1999年擔任澳門特區籌備委員會委員，參與兩個特別行政區的籌備工作並擔任政治小組的召集人。1999年至2004年，擔任全國人大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自著、主編了《論新憲法的新發展》、《我國現行憲法的誕生》、《憲法學概論》、《憲法學》、《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律制度》、《一國兩制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論憲法》、《論香港基本法》、《論澳門基本法》、《論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制》等專著。2005年1月於澳門逝世。

國畫藝術家、美術教育家。原名澤霈。廣東陽江人。1933年廣州市師範學校畢業。1936年旁聽嶺南派畫家高劍父講課，入“春睡畫院”學畫。抗戰爆發後，創作了許多反映抗戰生活的作品，在港、澳等地舉辦個人畫展。1940年實施“行萬里路”計劃，到邊遠地區、少數民族地區體驗生活，搜集素材。1943年在敦煌石窟研究壁畫，後漫遊南洋諸島。1946年回廣州，任廣州市立藝術專科學校教授兼中國畫科主任。1949年加入香港“人間畫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華南人民文學藝術學院教授兼美術部副主任、中南美術專科學校教授兼副校長、廣州美術學院副院長兼國畫系主任。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畫系創始人之一，親自授課，培養了大批中國畫人才。作品生活氣息濃郁，藝術風格獨特、鮮明。1980年起，任中國美協副主席、廣東省美協主席、廣東省文聯副主席、廣東畫院院長。是第五、七屆全國人大主席團成員，中共十三大代表。曾赴美、日講學，作畫，舉辦畫展。出版有《南洋紀遊畫集》（1948）、《西南紀遊畫集》（1948）、《關山月旅美寫生畫集》（1991，紐約出版）、《關山月畫輯》（第一集）、《關山月臨摹敦煌壁畫》（1991，香港出版）、《關山月論畫》（1991）《鄉土情》（1991，台灣出版）、《關山月》（1991）。代表作有《江山如此多嬌》等。

竺摩，俗姓陳，名德安，法名默誠，字守志，浙江省樂清市人。[2]高僧、書畫家。 父親陳紅梅和母親王氏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兄妹十個，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歲時，在家鄉黃塘壽昌寺隨方丈白雲長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誠，字守志。一年後，白雲長老派竺摩到溫州普覺寺為芝峰法師護關，他得此機緣拜見弘一法師。後在白雲長老等引薦和幫助下，他先到寧波觀宗寺弘法社隨諦閑法師、靜權法師和寶靜法師等天台宗大師學天台教觀，後到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跟從太虛、印順、東初等人學習，深受太虛法師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響，他開始發表積極鼓吹佛教改革的論文，受到太虛法師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閩南佛學院學習期滿畢業，時值太虛法師應廣東潮汕地區的佛教善信的邀請蒞臨弘法，太虛法師讓竺摩隨侍並做文字記錄。此次弘法非常圓滿，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機緣，請求太虛法師幫助創辦嶺東佛學院。這是竺摩首次來潮汕地區弘法，給潮汕佛教界和專程來潮州聽經學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虛法師應閩粵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請，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隨侍並做記錄。當月30日早上，太虛法師一行抵達香港，居住在利園的香港佛學分會。之後，太虛法師一行應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請，分別到東蓮覺苑、荃灣東普陀、大埔墟大光園和菩提場等香港地區的著名佛教道場講經說法，盛況空前，前來聽經學佛的信眾，除香港本地善信外，還有不少專程從澳門趕來的。12月14日，太虛法師偕竺摩等一行應廣州佛教善信的邀請到廣州弘法，駐錫六榕寺廣州佛教會，先後到廣州民眾教育館、中山大學、廣州居士林、復旦中學、廣州佛學會、廣州覺苑和菩提林等處講經弘法，竺摩始終隨侍在側，並作文字記錄。期間，太虛法師的老朋友金芝軒居士聽聞太虛在廣州弘法，特意從澳門趕來會面，竺摩陪同太虛法師盛情地接待金芝軒居士，並談到澳門佛教問題。次年年初，竺摩隨侍太虛法師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區弘法，與潮汕和港澳地區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慶寺學習日語，準備赴日本留學。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他毅然中斷學業，與閩南佛學院的同學暮迦、化莊等一起積極參加浙江“慈溪抗日後援宣傳組”工作，為宣傳抗戰救國奔走呼號。不久，他奔赴武漢，參加由著名愛國寺僧宏明法師領導的“僧侶救護隊”，並擔任幹事。後來，他奉命帶領部分“僧侶救護隊”成員開赴隴海鐵路抗日前線，進行救護工作。 竺摩對於日寇入侵中國領土、蹂躪中國百姓的罪惡行徑非常痛恨，充滿愛國愛教的救世情懷。次年“僧侶救護隊”解散後，他回到武昌佛學院，不久偕慧雲法師南下廣州，轉赴香港弘法，開展救濟難民的募捐和服務工作。他與墨禪法師一起，當選為“香港佛教救濟難民會”委員兼駐會辦事。在業餘時間，他撰文給《大公報》文藝版、《宇宙風》、《大風》等報刊，從而結識當時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許地山、葉靈風、蕭乾、蕭紅、陶亢德和陸丹林等人，開始與港澳地區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進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特邀請竺摩前往澳門佛教功德林，創辦“佛學研究班”，讓他擔任教學工作，學生來自港澳地區，澳門學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門佛教功德林“佛學研究班”，針對當時澳門地區居士學習佛教的熱情，首先開講《維摩詰經》，由跟隨他的滿慈法師做記錄。這是竺摩自出家學佛以來第一次登台系統地講授一部佛經。他開講時說“兩三年前，太虛大師在寧波講《金剛經》、芝峰法師在永嘉一個首刹叢林裡——頭陀寺——講彌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講過好多天，但始終由我個人搭上‘靚’黃綢海青和紅衣來負責講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為始。但這次之所以講經，因少數同學要研究唯識，不久前靄法師和林居士要我來這裡講因明和五蘊論等唯識學的基本典籍，恰巧現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個人講經，有了這種種因緣，自然我也不能推辭了。”澳門佛教功德林開講《維摩詰經》，對於竺摩個人來說，意義非同尋常。這不僅是他與澳門佛教界結緣的一個重要標誌，而且是他正式從事佛教文化教育、獨立開展講經說法活動的重要起點。40年代末，竺摩相繼在澳門出版《地藏經講話》、《佛學問題座談》等文獻，這些都是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說法的記錄稿。 《覺音》雜誌原名《華南覺音》，是粵港澳地區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於種種原因，《華南覺音》遷往香港後，改名為《覺音》雜誌，在海內外佛教文化界的影響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門編輯出版後，使之逐漸享譽海內外，以至成為抗戰時期與內地著名的佛教文化雜誌《海潮音》、《獅子吼》、《佛學半月刊》一起成為中國佛教文化四大陣地的重要刊物。這不僅擴大澳門和嶺南地區佛教文化的影響，而且極大地推動澳門地區抗戰期間澳門佛教文化的發展。竺摩經常為《覺音》撰稿。在該刊的第10期上發表他的《勝與勝經》、《敬悼常醒法師》等詩文。從第11期起，連續刊登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的講經弘法記錄稿《維摩經語體講錄》。竺摩對香港青山《覺音》雜誌產生重要的影響，加上他個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覺音》雜誌社同仁極力推舉他擔任該刊主編。 當時面臨實際困難很多，竺摩還是勇於接受重任，從第12期起擔任主編，原來負責該刊編輯事務的滿慈法師繼續留任，另聘妙音法師擔任發行部主任。《覺音》第12期後，竺摩接受香港東蓮覺苑的邀請到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兩位法師因故回重慶的漢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覺音》雜誌社的主要文件帶到澳門佛教功德林，交給竺摩負責。當時出版經費和稿源嚴重缺乏，但出於對滿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關心和強烈的愛國愛教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竺摩不僅積極鼓勵滿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堅定信心，克服困難盡早到達重慶漢藏教理院深造，而且無怨無悔地承擔起全部編輯和出版工作。滿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師離開澳門赴重慶前夕，竺摩特別為他們餞行，並賦詩以相勉勵。 竺摩在編輯出版《覺音》時，先後編發楊慧貞的《赴湯蹈火的釋迦弟子》、署名記者的《僧侶救護隊搶救難胞》、天軍的《釋理妙從容就義》、西航的《一個忠實的傷兵》、臥秋的《悼念一個聖潔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門弟子捨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為擴大弘法範圍，佛教組織創辦《無盡燈》雜誌，並出版多種講經著述，風行港澳及海外。《太虛大師全書》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續明二師擔任校對，全書64冊，700萬言，出到26冊時，演培、續明二師赴台灣弘法，其餘校對的責任，由竺摩和隆根擔任。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創辦“棲霞佛學院”，禮聘竺摩為副院長，全書校對工作由隆根法師一人擔任。竺摩在佛學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國龍華佛教社，請他到曼谷主持太虛大師舍利塔開光典禮，他離開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後，在龍華佛教社及中華佛學社兩地講經，並舉行書畫展。同年5月，檳榔嶼的“菩提學院”禮請竺摩擔任導師，兼任菩提中學佛學課程。 1956年，“第四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在尼泊爾召開，竺摩以“馬來西亞佛教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大會，副團長為畢俊輝居士，秘書是黎東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華佛教會禮請，出任檀香山檀華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師辦妥入境簽證，年底飛抵檀島。竺摩在檀島弘法一年，檳城菩提學院及東南亞信眾函電促請，1958年底，返回檳榔嶼。而祖印、泉慧兩位法師在檀島長期居留，按照竺摩規劃的方針，繼續為弘揚佛法而努力。竺摩返回檳城後十多年，經常遊化於馬來西亞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東南亞國家，講經說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聰為會長，聘請竺摩擔任該會顧問。1973年9月8日，為竺摩花甲之慶，檳城各界名流及四眾弟子，三千多人為師祝壽，三日間筵開八百餘席，收到賀儀四萬多元，除數千元開支外，其餘三萬七千多元，悉數捐給佛總創辦的馬來亞佛學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灣芙蓉山“太虛大師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禮。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獨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華佛學研究社”社長廖英源居士，禮請竺摩赴澳洲講經。20餘日後，竺摩返回檳城。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國合艾市的住持釋繼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請竺摩主持開光，並為徒孫顯常、顯性等多人，傳授《沙彌十戒》。6月，應美國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參法師之請，竺摩為慈恩寺主持開光典禮。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講堂閉關百日，編著《心經講話》、《佛學問答第二輯》兩書，並修訂《普賢十願講話》。翌年春，他復閉關百日，編輯著作。同年6月，應加拿大溫哥華市“世界佛教會”呂雒九、馮公夏二居士之請，竺摩前往溫哥華講經。他在世佛會講《阿彌陀經》，圓滿後返回檳城。1982年4月，他兩度應請赴溫哥華，在世佛會講《天台止觀》。當時世佛會會長呂雒九於四月生西，他參加追悼會，並主持大蒙山法會超薦。 竺摩70歲後，對外活動逐漸減少，在檳城時駐錫三慧講堂，到星洲時駐錫佛緣林，隨緣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時35分，竺摩圓寂於三慧講堂，終年89歲。[1] 竺摩生平除講經弘道外，作書寫畫與人結緣。在澳門期間，師從高劍父習畫，繪畫之餘，勤於詩詞散文寫作，書法別樹一格，1941年在澳門舉行首次書畫展。[3] [1]于凌波：《竺摩》，載“佛教百科＂網，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雜誌〉出版具歷史和收藏價值的“竺摩法師與澳門”專輯》，載“佛教線上＂網，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陳海瀛，字無競[2]，字雪舟，號說洲[3]，號希微室主，諱海瀛，福建閩縣（今屬福州市）人。詩人、學者。 海瀛天資聰穎，勤奮好學，1902年考中舉人，之後留學日本。回國後，他任職於瓊州、桂林等地，北伐時為廣州大元帥府秘書。 1921年，海瀛隨粵軍至梧州，與桂軍作戰，創作一首《梧州軍中作》詩：“元戎牙纛次梧州，野宿霜嚴夜氣遒。縛帚書旗呼殺賊，書生志豈在封侯？＂ 之後，海瀛回到福州，在鄉居住15年。55歲後，在外避兵七年，寄寓澳門。[2] 晚年時候，海瀛返居福州，先後任教於福建法政學堂、華南女子學院、福建學院；擔任福建省政協委員、1959年聘為福建省文史館名譽館員[3]；與裡中諸子談藝自適。 1962年，海瀛80歲，油印《希微室詩稿》詩集；1973年去世，享年91歲。[2] 陳海瀛還著有《讀史記管見》、《師友感逝錄》、《希微室文稿》、《希微室詩稿》、《梧州桂林雜詩》、《希微室折枝詩話》等，編有《中國文學史》、《孟子政治論》講義等。[3] 現錄陳海瀛作於1920年的詩一首： 《至澳門觀白鴿巢花園》[2] 世外桃源且漫誇[3]，珠崖早已屬他家。強收一掬傷心淚，來坐濃陰看物華。[4] [1]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百年閩詩（1901-2000）》，福州：海風出版社，2004，第233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53頁。 [3]漫誇：休誇。 [4]物華：自然景色。

陳寂，字寂園，又字寂爰[2]，自號枕秋生，原籍廣東懷集，生於廣州。 陳少時入讀城中私塾，接受傳統文化教育，打下良好的古文基礎。他讀中學時，成績優異；博覽群籍，尤好讀詩古文辭，創作詩詞。畢業後因家境貧困，無力升讀大學，謀得一份小學教職。 1926年，應廣西省立第四中學的聘請，陳前往柳州任教。當時廣西建設廳長陸希澄賞識陳的才幹，調任他為廣西省國民黨黨部幹事。一年後，因母親病重，陳回到廣州。 陳歷任廣東省立女子中學、知用中學、台山師範學校、新會縣立中學及澳門知用中學教員。1941年，擔任中山大學文學院副教授；1945年，擔任法商學院教授；1952年，擔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1966年2月退休。 陳沒有接受大學教育，而能進入廣東著名高等學府——中山大學任教，除他本身的學術成就外，最重要的還是前輩獎掖和朋友扶助。20世紀20年代初，陳還是一個無名的文學青年，投稿《學衡》雜誌，馬上受到主編吳宓的關注，並分期刊出數十首。學者劉永濟讀到陳的詩詞後，與他通信。後來，陳多次對人感歎地說“知我者劉弘度也”。廣東名宿葉恭綽、陳融對陳更是青睞有加，殷勤期許。葉恭綽更親為陳的詩詞集《魚尾集》作圈點，並加眉批。時值抗戰，廣州淪陷，中山大學遷到坪石，陳北上韶關。時任教育部督學張北海與中山大學校長金曾澄，能文擅詩，經詩人阮退之介紹，閱讀陳的詩詞，大為讚賞，破格聘請陳為中山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與音樂家馬思聰成為同事。 抗戰勝利後，陳擔任法商學院教授期間，張北海出任《廣東日報》社長，特闢文藝專欄《嶺雅》，聘請陳主事。在任上，陳廣交嶺南詩友，組織稿件，在主編50期中，發表了數千篇品質堪稱上乘的古文詩詞，保存嶺南一代文獻。1949年後，陳在中山大學中文系任教授，過著安穩的書齋生活。當時陳寅恪、方孝岳、容庚、黃海章、詹安泰、陳玉森、冼玉清、王季思、潘允中、謝健弘、盧叔度等校中教授都是陳的舊友新知，時有酬唱。歷史系周連寬教授回憶說，陳寅恪多次在他面前說“寂園的詩詞寫得好”。陳的助手黃萱在《懷念陳寅恪教授》一文中，提到陳寅恪非常誇獎陳的詩詞。黃海章、方孝岳、詹安泰等是陳多年好友，點評其詩詞。 1969年，陳從教授樓被迫遷到集體宿舍。“端居類”詩多作於此時。他已是垂暮之年，與傭保雜處，生活環境的巨大差距，一時難以適應。居住環境惡劣，妻子長期患病，三個子女又需撫養，打入“牛棚”後所發的“生活費”不到原工資的三分之一，經濟十分拮据，為了償還債務，陳不得不廉價出賣珍藏多年的書籍。1976年，陳去世，終年76歲。 陳寂的詩詞集，最早有《寂園詩詞鈔》一卷，編定於1924年10月。鈔本。所錄者皆為廣東《商報》文藝專欄者，計40餘篇。後有《魚尾集》一卷，刊於1935年。錄詩71篇，詞30闋。《魚尾集‧二集》二卷，編定於1949冬。卷一錄詩150多篇，卷二錄詞30餘闋。《枕秋閣詩鈔》七卷，為陳晚年手抄本，錄1949年以後詩。卷一錄古風、律詩70餘篇。卷二至卷七為七絕，以題材編排，分為身世、哀痛、感時、端居、紀遊、寄人、詠物、詠史、論詩、論詞、題畫等11類。錄絕句1300多首。《枕秋閣詞》一卷，錄詞260多闋。 其子陳方教授復從舊報刊中輯得集外詩詞120多篇，編為一卷。[1] 抗戰時期，陳寂避居澳門，住在青洲過渚磯。[2] 陳寂一直以幽默著稱，上課也不例外。他有兩撇往上翹的花白鬍子，配合著嘴唇的捭闌而一動一動的，令人一見就想笑。教案寫在類似舊時記帳用的那種折疊式的本子上，一邊講課，一邊向講台前緩緩往地板上掉，講完課匆匆收攏來塞回手提袋裡，這在全系教授、講師中是絕無僅有的，也往往引人發笑。有一次，一位同學站起來問及“含蓄”一詞。他不作直接解釋，而是眉飛色舞地說日前一位朋友從馬來亞回廣州省親，見面敘舊時，他贈給對方一首詩：“一別鄉關三十疇，曾經相約共南遊；南瀛浪惡千帆遠，怎奈梅花勸我留！＂他得意洋洋地吟了一遍，即高聲說：“寫成‘梅花’就含蓄啦！寫成‘老婆’就不含蓄啦！當年倘不是老婆拖後腿，反對我和友人同往，我不也成了“番客”麼?”就這樣，算是對“含蓄”一詞作了解答。又有一次，上課電鈴響過，學生們坐在座位上等了20來分鐘，仍不見他的蹤影。忽然，他步履匆匆地登上講壇，把手提袋往講台一擱，呼吸還沒有恢復均勻，就煞有介事地宣佈：“剛才，我想了一首詩。”他緩慢地吟了起來，原來就是大家背得滾瓜爛熟的孟浩然的“春眠不覺曉”，吟罷，他說：“我想呀，想呀！想來想去，就忘記來上課囉！”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有一回，他在課堂上吟了一首七絕：“幔帳低垂鎖玉嬌，溶溶細語度良宵。本是月明星朗夜，何來急雨打芭蕉?＂大多數聽者目瞪口呆，猜不透此詩的含意；只有少數知情者明白，昨天晚上有同學從高樓視窗撒尿下來，很失體統。他是用詩句對那位同學提出批評啦！[3] 現錄陳寂的詩三首： 《題〈青洲圖〉》 堂前踮踮白鷗翻[4]，堂後森森古柏存。隔岸數峰清似水，夢來還得近中原。 二月桃花落井根，客愁漠漠滿江村。[5]嬉春記得兒時事[6]，故國東風望眼昏。[7] 《過望廈》[2] 碧翳林塘聒午蟬，萍開還見橛頭船。[8]澹師去後江山老[9]，行過寺門無杜鵑。[10] [1]陳永正：《枕秋閣詩詞略論》，載《詩論詩訊》，2011年第1期，總第86期，2012年12月20日，http://www.zhsc.net/Item.aspx?id=40313。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79-580頁。 [3]彭頌聲：《心裡充滿著愛》，桂林：灕江出版社，1989，第77-78頁。 [4]踮踮：墮落貌。《後漢書‧馬援書》：“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踮踮墮水中。” [5]漠漠：彌浸貌。 [6]嬉春：遊春。 [7]以上二首詩作於1941年春。當時詩人約邀張逸、張谷雛、鄭哲園、黎廷棨等到其青洲附近遇渚磯山園雅集，作畫題詩。上首“夢來還得近中原”和下首“故國東風放眼昏”之句，寄託故國之思，頗有蒼涼之感。 [8]橛頭船：又作橛頭。小木船。張元幹《漁家傲‧題玄真子圖》詞：“釣笠披雲青障繞，橛頭雨細春江渺。” [9]澹師：指澹歸和尚。 [10]寺：指普濟禪院。這首詩亦作於1941年。

蔡語邨，又名蔡語村[1]，原籍廣西白州（今博白縣）[2]，定居廣東。詩人、廣東省博物館首任館長。 民國時期，蔡語邨任教於廣州東山培正中學，抗戰初期，隨校遷來澳門，後來移居香港九龍。 50年代，蔡語邨擔任廣東省博物館籌備處副主任；60年代擔任廣東省博物館首任館長。 蔡語邨能詩，為陳寂所賞；著有《勞人草》，與吳笑生合刻《海角吟》。[1] 蔡語邨撰寫《南海先生詩集》發表在《大風》（香港）1940年第62期上；《左拉的教訓》發表在《文藝新潮》1938年第12期上；《阿Q之死》發表在《大風》（香港）1940年第70期上；《青島茹痛記》發表在《大風》（香港）1939年第53期上。 《驄馬歸朝詩敘》卷，是商承祚鑒藏的明代著名學者王守仁所書楷書力作，其中之一是商承祚在收藏《驄馬歸朝詩敘》卷時與20世紀傑出的山水畫家黃賓虹所結下之翰墨因緣。這件寶物凝聚了原創作者生命意志的藝術佳構，記載著近代美術和書畫鑒藏史上的一段佳話，這段佳話所涉兩位名家均為中國近代美術史和學術史上的重量級人物，因而“物以人重”，其價值自然超乎書畫本身，意義非凡。 1960年，廣東省博物館書畫鑒定專家蘇庚春和館長蔡語邨，在廣州中山大學康樂村拜訪商承祚，見到《驄馬歸朝詩敘》，鑒於廣東省博物館“精品缺蟾”，蔡語邨說“經費磬困”、“資用不給”，就以原價折實，商承祚以650元售予廣東省博物館。[3] 當時，蔡語邨覺得瓷器收藏在廣東非常匱乏，他與故宮博物院院長吳仲超私交不錯，就向故宮博物院申請要瓷器，將一批明代宣德年間的青花瓷，加上其他絲綢品、香囊、刺繡等幾百件“借”了回來。此外，他還從上海博物館劃撥了上千件文物，大大豐富廣東省博物館的館藏。[4] 20世紀60年代初，廣東省博物館籌備出版《廣東省博物館藏畫選集》，文物出版社納入了出版計劃，由於“文革”原因，致使出版工作擱淺。“文革”以後，文物出版社擬恢復原出版計劃，開始實施《廣東省博物館藏畫選集》出版工作。為了做好選稿工作，在原有基礎上，增加50餘件作品，因此，《廣東省博物館藏畫選集》的擬訂小樣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完成於“文革”前，另一部分在“文革”後增補。從筆跡可看出，完成於“文革”前的部分，由蔡語邨先生完成；“文革”後增補的部分，由蘇庚春先生完成。[5] 1944年，徐悲鴻為蔡語邨作畫《奔馬》，收藏印“白州蔡氏”即蔡語邨。[2] 現錄蔡語邨的詩兩首：[1] 《自松山遠眺唐家灣》 錦繡山河孰與京？摟衣每作不平鳴。茫茫碧落天無語，渺渺蒼波浪有聲。 盡有湔仇三楚戶，得無復國二齊城？儒冠真誤平戎志，坐望鄉邦敵騎橫。 《遊澳，遠山、寂爰、文府諸公各惠書畫，賦此作謝》 蕭齋久厭為塵掩，海上遨遊眼更明。 載得一船書畫返，寶山真不負斯行。[7]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63-566頁。 [2]《0323 1944年作奔馬立軸設色紙本》，載“雅昌藝術拍賣網＂，2012年4月15日，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69330323/。 [3]朱萬章：《研究探索商承祚與黃賓虹：一段美術關係的鉤沉》，載《文物鑒定與鑒賞》，2011年第1期。 [4]李培、唐海燕：《省博新館還缺一個“鎮館之寶”？省博將在全省展開一場“鎮館之寶”海選，讓廣東人對這些寶貝不再陌生》，載“互聯網新聞中心＂網，2011年7月12日，http://news.china.com.cn/rollnews/2010-04/29/content_1864949.htm。 [5]《回憶跟隨徐師邦達的兩段日子》，載“中國論文網＂，2013年10月10日，http://www.xzbu.com/7/view-1697026.htm。 [6]此詩作於民國二十八年（1939）冬，時詩人從九龍過澳訪友。對於詩人的來訪，陳寂報以七律《喜語村至》詩：“哦詩來值曉江寒，強作山陰艇子看。莫更人前辨唐宋，百年江海幾時乾？”（《思非室詩草‧長短句》附），將蔡語邨喻為雪夜訪戴的王子猷，可謂空谷足音。

曹聚仁，字挺岫，號聽濤，筆名袁大郎、陳思、彭觀清、丁舟等，浙江蘭溪墩頭鎮蔣畈村（今屬蘭溪市梅江鎮）人。我國現代著名作家、學者、記者，傑出愛國文化人士。 1921年，聚仁畢業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之後任教於上海多所大學；抗戰時為中國著名戰地記者；1950年後任香港《星島日報》編輯。 1956-1959年，聚仁先後多次應邀回國內採訪，1956年7月16日，周恩來邀請他參加頤和園夜宴。這次宴會經過，聚仁以《頤和園一夕談——周恩來會見記》為題，發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報》上，正式向海外傳遞國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在海內外引起震動。1959年8月23日，金門炮戰前幾天，毛主席再次接見聚仁，讓他將中共金門炮戰的目的主要是對美不對台的底細，轉告蔣氏父子。後來，聚仁在《南洋商報》發表金門炮戰的獨家重大新聞。 聚仁著有《北行小語》、《北行二語》、《北行三語》等文獻，歌頌新中國建設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原香港《大公報》顧問楊東蓴從港到京，由王芸生介紹在北京受到周總理的接見，王芸生、楊東蓴向周總理提出，中共在香港的聯絡管道有限，建議今後可否以香港《大公報》社社長費彝民為另一聯絡管道，周總理表示同意。之後，費彝民承擔部分中央政府交辦的聯絡任務，其中包括聚仁幾次到京和章士釗幾次赴港。 費彝民經辦了聚仁與北京方面交往的部分事宜，他是通過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介紹來大陸採訪的。1956年7月16日，聚仁第一次回大陸訪問北京，從此，他開始奔忙於海峽兩岸。 毛澤東在京三次接見了聚仁。其中第三次是在1959年10月13日，毛澤東與他共進午餐。聚仁談起19世紀30年代上海文化界的一些軼聞和掌故，他只是足資談助。那天他說起蔣介石50壽辰，上海影劇界有人爭搶祝壽演出，殊不知當年的藍蘋（江青）就是爭搶者之一。聚仁說漏了嘴，沒想到，這觸及江青的忌諱。事後，周恩來知道了這事。為了保護聚仁，周總理通過香港《大公報》費彝民轉告聚仁：以後不接通知，就不要來京了。 1972年1月12日，聚仁病重時，情誼深長地寫給香港《大公報》費彝民。他寫道：“昨晨，弟聽得陳仲宏（陳弘、陳毅）先生逝世的電訊，惘然久之，因為弟第一次返京，和陳先生談得最久最多。”聚仁之誠摯愛國之心、盼望祖國統一之情，溢於言表。時值大陸“文革”時期，不可能再談論國共和談事宜了。 1972年5月，聚仁再次病重，從香港移居澳門，住進鏡湖醫院。6月18日，妻子鄧珂雲趕去照顧丈夫，日夜守護在他身邊一個多月。7月23日，聚仁在澳門鏡湖醫院病逝，終年72歲。 周恩來總理聞訊，致電香港《大公報》費彝民，親自囑咐他在澳門為曹聚仁進行公祭，並成立治喪委員會，費彝民為主任委員，李子誦、李俠文、陳凡、羅孚、嚴慶澍等為委員。7月26日，在澳門鏡湖殯儀館舉行公祭出殯，費彝民致悼辭。[1] 周總理親撰曹聚仁的墓碑碑文“愛國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一句“愛國人士”，為曹聚仁蓋棺定論。葬於故鄉浙江蘭溪。 曹聚仁一生與書為伍，筆耕不輟，留下80餘種著作，4000萬言的文字。但當時曹聚仁擔負著神聖的統戰使命，加上他的工作的絕對保密性，致使他的作品在大陸和台灣同時被禁出版達30年之久；20世紀80年代初，始被兩岸當局解禁，允許出版。曹聚仁生前為兩岸和平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行動，一直鮮為人知。 後來，程思遠、童小鵬、羅青長、徐淡廬、曹藝等曾參與其事的有關人士，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充分肯定曹聚仁為祖國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精神。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思遠曾為曹聚仁研究資料中心題詞“學習聚仁先生治學精神，為弘揚中華文化作貢獻”。並在祝賀中心成立時來信說：“承示今年7月，為曹聚仁先生誕辰98周年，屆時曹聚仁先生研究資料中心，將正式宣告成立，此對於弘揚愛國主義，樹立治學楷模，具有重大意義，謹表示由衷的祝賀。”原國務院副秘書長兼總理辦公室主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童小鵬為中心題詞“曹聚仁先生為祖國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主義精神值得學習和發揚。” 解放前，在浙江金華方圓百里最有名的學校就是曹聚仁之父曹夢岐創辦的育才學校。1902年，曹夢岐創辦私立鄉村學校，成為中國鄉村教育的先驅，比著名鄉村教育家陶行知提倡鄉村教育早了30多年。曹聚仁和胞弟曹藝在解放前欲籌辦私立育才大學，由於中國解放，育才大學成為泡影。育才學校被停辦了20多年，1987年，曹藝等曹氏親屬的要求下，時任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的重視下，育才學校得以復校。但恢復的育才學校是公辦學校，師資、生源、教學品質與一般學校沒太大區別，與解放前曹家創辦的育才無法相比。曹藝生前一直為重振育才昔日雄風而奔波，直到生命最後一息。曹夢岐傾家辦學救國的精神，後人譽為“蔣畈精神”。1997年，曹聚仁的家鄉蘭溪市人民政府將投資一千餘萬元創辦的九年一貫制的市重點學校命名為“蘭溪市聚仁學校”，由柳哲出面延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思遠題寫校名。[2] [1]王鵬：《曹聚仁與香港〈大公報〉》，載“人民網＂，2013年5月13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228/c85037-20630798.html。 [2]柳哲：《百年回眸曹聚仁——紀念著名愛國文化人士曹聚仁先生誕辰100周年》，載《嶺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39-43頁。

明末來中國的一位博學多才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意大利人。1578年（明萬曆六年）3月24日，奉派參加第三十批耶穌會傳教士遠征隊，從里斯本出發前往印度和遠東。應耶穌會巡視神父范禮安的要求，1582年8月7日從印度果阿到達澳門，後被任命為中國傳教士使團領導人。1583年，利瑪竇和羅明堅神父在廣東肇慶傳教，是耶穌會士在中國內地傳教之始。1584年第一次為兩個皈依者洗禮。1589年，他們被趕出肇慶，遷往韶州，繼續傳教活動。1595年經南昌到南京傳教。他初到中國，帶來自鳴鐘、三稜鏡、渾天儀、時晷、地圖等器物和大量西書，開始了明季西學東漸的新紀元。1600年5月19日，利瑪竇在龐迪我神父陪同下，作為葡萄牙使臣到北京準備覲見明朝萬曆皇帝，並以當時作為葡萄牙君主的西班牙國王的名義贈獻許多禮品。1601年1月，第二次到北京準備覲見萬曆皇帝，不久即移居北京，直到1610年5月10日去世。萬曆皇帝特批一塊墓地安葬，表示對他的敬重。利瑪竇精通漢語，博覽群書，深刻瞭解中國的歷史、地理、宗教、法律、經濟、禮俗等情況。他改穿儒服，“見人膜拜如禮，人亦愛之，信其為善人也”。與中國的文人學士、皇室貴族有密切的交往。利瑪竇主張將孔孟之道和宗法敬祖思想同天主教相融合，把四書譯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把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介紹給中國學者，推動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利瑪竇在中國居住28年，著作甚豐。1584年與羅明堅神父合編《葡華字典》，1589年編輯《中西字典》，1605年編輯《西字奇蹟》。又與郭居靜神父合作，採用拉丁字母和中文讀音對照的方式編成一部《西文拼音華語字典》。這些工具書的編寫與出版，為後學者開路，使傳教士能克服學漢語的困難。他翻譯《幾何原本》（利瑪竇口授，徐光啟筆錄），這是西方幾何學傳入中國之始，還翻譯和編譯有：《同文算指》十一卷、《渾蓋通憲圖說》二卷、《乾坤體義》三卷、《西國紀法》、《圜容教義》、《測量法義》等。著有《山海與地全圖》、《坤輿萬國全圖》、《華圖奇觀》等。這些著作對中國的天文歷學、算學、地理學、物理學、哲學、醫藥學、建築學、倫理學等都產生重要影響。利瑪竇逝世前，留下的（自題為《論耶穌會及天主教進入中國》）意大利文手稿記載了自1552年第一批耶穌會士來中國直到1610年間在中國傳教的經過，特別是他自己從1582年到1610年的經歷，介紹了他對中國的學術思想和儒家經典的體會，以及對中國的認識，記錄了他再中國和朝野人士的交往。這部書在歐洲引起廣泛重視，被譯成德、英、法等國文字多次出版，使歐洲人對中國的印象耳目一新。

朱希祖，字逖先，綽號“朱鬍子”、“吾要”，浙江省海鹽縣人。著名歷史學家、國學家。[1] 先世繫出吳郡，後一遷歙縣，再遷婺源。希祖生於尚胥里上水村。[2]自幼家貧，父親在鄉下教書，父親去世時，正教他學習《左傳》，他才十四五歲。從此，希祖不翻《左傳》。父親病重時，他還割過股。 1905年，希祖考取官費留學，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歷史。回國後，他在北京大學主講中國文學史，並擔任歷史系主任，成為近代中國大學文科中有歷史系以來的首任系主任；歷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山大學、中央大學等校教授。 希祖治學領域廣泛，從先秦至近代，無不通曉，而尤精南明史。一是南明史料的搜集。二是南明史料的辨析，其成果主要體現在史料題跋中。他制定中國最早的現代大學史學課程體系，使史學成為獨立學科，創建中國第一個多所大學史學系師生組成的“中國史學會”；參與制定的歷史檔案整理三步法成為其他學術機構整理檔案的準繩。他參與規劃史館制度；撰文論述國史體例問題；重視對歷史遺跡的調查，對南京周邊六朝陵墓實地調查。 1919年，希祖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倡白話文學，並鼓吹民主與科學等革命思潮。他以為歷史學是一種社會科學，必須用科學方法從事研究。研究歷史必先通政治、經濟、法律、社會等科學。考證史事須以原始史料與實物為依據，決不可輕信坊間輾轉複製的次等材料。他主持北大史學系時，把課程分為六系：一，史學的基本科學，二，史學的輔助科學，三，史學史及史學原理，四，中外通史及斷代史，五，專門史，六，第一、第二外國語都是必修科。這種制度施行後，國內公私大學歷史系，一致採用。他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進步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的發起者之一。 “九一八”之前，希祖覺得要研究日本人的歷史，要研究明代倭寇侵華的歷史，他認為日本人一直有侵華野心。他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開這個課，別人不理解，沒多久，“九一八”事變爆發。抗戰前，日本人想花重金買希祖的地方志，被他拒絕。 希祖是章太炎的學生，是魯迅等人的師兄。章太炎對希祖的評價是“逖先博覽，能知條理”。希祖是研究南明史專家，喜歡收集方志，捐出《石匱書》、《啓楨遺詩選》、《十願齋集》、《流寇志》等珍貴史料。他做學問功夫下得很深，愛書成癡。他節衣縮食，不買田不買地，只買書。他的日記上有他的書帳。有人算過，有時他竟花一半的收入買書。他也賒帳，他也嫌書貴買不起。一個大年三十下午，家裡來了一大批要書帳的，他一一付清。第二天，大年初一下午，他又帶著全家一起去逛書店。 希祖夫婦生育六個子女。長子朱偰是經濟學家，也是歷史學家。次女朱倓對南明史頗有研究，寫過《班昭》；畢業於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擔任廣州中山圖書館館長，是當時頗有名氣的“女中英傑”，建立廣州首個婦女聯合會，是著名史學家羅香林的夫人。朱侃、朱僑、朱倞三個兒子學了物理、化學、經貿等，都與文史無關。長女朱倩學問非常好，15歲時因肺結核病夭折。 1944年7月5日，希祖去世，終年65歲。[1] 1922年，朱希祖在《葡萄牙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擬廢約收回澳門意見書》（以下簡稱《收回澳門意見書》）中說：“葡萄牙人自清光緒十三年與吾國締結條約以來，常不遵守約章，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剝奪我主權，蔑視我人種，暴橫無道，至今日而尤烈。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我國民宜群起驅除，以完我疆土，保我民命。茲將宣佈葡人之罪惡，收回澳門之理由，一一陳述，以告我國人。” 朱希祖共列舉了十二個方面，分別論說：一，葡人割據澳門史略。二，葡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概略。三，葡人背約殺戮我國民概略。四至八，廢約（收回澳門理由）。九，葡人應自知無統治澳門的體統及能力，宜速歸還退出。十，歐美、東亞各友邦勿誤會我國為排斥外人，收回利權，而袒護葡人，橫生阻力，須知違約在葡人而不在吾國。十一，國人宜勿顧慮葡人興兵報復，不敢發難。十二，國人應群起請願，速向葡方聲明，廢去光緒十三年中葡條約第二、三款，檄使葡人退出澳門。如果不聽，則雖出於武力解決，亦所不辭。據1915年統計，葡萄牙在澳門防兵488名，其中華人佔164名。 朱希祖說，國人根本不必害怕葡萄牙會打中國，因為當時的葡萄牙剛經過國內革命，像中國一樣，也是一團亂局，所以葡萄牙根本不可能對中國用兵。而且即使是打也打不贏。朱希祖分析其中的原因：首先，葡萄牙與中國相隔萬里，如遠涉重洋來打中國，顯然是犯了兵家大忌，必敗無疑。其次，葡萄牙遠道而來，中間沒有中轉站，沒有歇腳的地方，所以無喘息之機。第三，葡萄牙的兵力情況是，在印度西部有兵1082名，在澳洲北有323名，如果打中國，葡萄牙就會顧此失彼。第四，葡萄牙佔領澳門，從商業上來說本不發達，又沒有修鐵路，所以葡萄牙從澳門得不到多少巨大的經濟利益。即使澳門丟了，對葡萄牙也沒甚麼損失，還不如還給中國。第五，葡萄牙失去澳門後，中國仍然准許葡萄牙在各口通商，葡萄牙還可以從中國賺取很多利潤，有了好處，它就犯不著報復了，所以葡萄牙不會興兵報復。第六，如果說要報復，那麼葡萄牙首先會報復印度、東南亞各地。因為幾百年來，葡萄牙在那些地方丟了不少領地。但是也沒聽說葡萄牙興兵報復，奪回舊有屬地。可見葡萄牙不會報復中國。所以，國人盡可放心大膽果斷行動，宜勿過慮。如果開打，“即以廣東之兵力，亦足以驅逐之而有餘。”[3] 朱希祖著有《海鹽文獻源流》、《明海鹽小瀛洲詩社考》、主編《六朝陵墓調查報告》等文獻。[1] 現錄朱希祖的詩一首： 《登澳門西望洋山》[4] 驅車西望洋，攬勝造其巔。 煙螺如美人，俯窺雙鏡圓。 左顧南屏翠，右盼濠澳妍。 神山當面起，樓閣縹緲連。 直疑海市幻，還恐蜃氣纏。 蓬萊不可即，此地勝登仙。 惜哉淪異域，使我意綿綿。 [1]陳蘇：《朱希祖後人：一門兒女各專家》，載《嘉興日報》，2012年10月12日。 [2]《朱希祖生平簡介》，載“中華文史網＂，2010年2月1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xlmb/xzsl/zhuxizzs/2009-11-14/15440.shtml。 [3]朱希祖：《葡萄牙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擬廢約收回澳門意見書》，載《東方雜誌》，北京：商務印書館，1922年第11期。 [4]《魂牽夢縈澳門行之二》，載《聯合時報》，2012年12月21日，http://shszx.eastday.com/node2/node4810/node4851/dcsj/u1ai55011.html。

陳勉雲，原名陳應釗，別署眠雲，新會外海（今屬江門市江海區外海鎮）人。民國政要、教授。 勉雲生於書香世家。父親陳耀藜是南洋僑商，香港設有經營進出口業務分莊。外海興建鄉立第一小學校時，他捐助一棟校舍。勉雲童年在外地讀書，後入讀廣州嶺南中學。1917年秋，他九歲時升讀唐山工業專門學校，翌年華北運動會在保定舉行，他代表學校參加，寄寓清帝行宮內。 當時北京政府總統是舊官僚徐世昌，軍閥爭權攻戰，南北對峙，勉雲感觸殊深。 1923年，勉雲在北大畢業後，留在北京，期間，他暢遊蘇杭等地名勝古跡，寄懷感詠，曾往返香港省親，後回廣州居住，時值軍閥割據和混戰。1930年春，勉雲任浙江省民政廳視察，僅一年就辭職，回廣州家居住“漁廬”，隨後任職於廣東造幣廠。 1932年3月，國民黨政府在洛陽召開困難會議，勉雲作為黨國元勳陳少白的秘書，被邀偕從到洛陽赴會。會後，他感作《入洛》詩：“無風無雨過清明，准擬看花入洛城。國難議來無一是，姚黃魏紫恥相迎。＂ 1936年，勉雲就任國立廣東法科學院教授，作有《登鎮海樓》詩： “天南孤峙趙佗城，此日憑臨百感生。萬戶蒼茫餘落日，半江搖漾動危旌。 空期陸賈能招諭，莫效終童更請纓。百卻危樓今尚在，中原回首暮雲橫。＂ 同年7月，陳濟棠宣佈下野。過了一年，勉雲任廣東財政廳專員，到中山縣巡視，旅次寫下《聞山海關已失》： “穿雲越峻一條龍，萬里蟠來渤海東。矯首為關稱第一，如何一夜葬秋風。＂ 同年，勉雲回廣州後，懷著憂國傷時的心情，寫了一首《聞居庸雁門諸關先後淪陷》詩： “秦皇天際插長城，千載何曾便罷兵？此日河汾烽火急，一時哀雁盡南征。＂ 1938年10月12日，日寇登陸大鵬灣，廣州危急。17日，勉雲隨當局西遷到連州，廣州於21日淪陷。當時他途中停留韶關，沉痛寫出七絕一首《聞廣州淪陷》： “痛絕瀋陽無抵抗，差強人意是蘆溝。 奈何聞警才數日，又送天南第一州！＂ 同年冬，勉雲辭去各個職務，間關跋涉到達澳門，居住在澳門大堂街，期間寫了不少憂國傷時的詩詞。如《街頭》： “知又何鄉走難來，攜兒托缽日空回！ 街頭濕遍如何睡？入夜風寒雨更哀。＂ 過了一年，勉雲受聘於澳門執信中學，越一年，赴香港省視老親，為了侍奉，在華英女中擔任國文教師。香港淪陷後，他返回澳門，後在蔡高中學當主任。 1946年，勉雲的老友郁達夫去世了，他創作一首七律挽詩《悼郁達夫》： “誰識達夫真達夫，後家先國不糊塗。武陵不辨來時路，合浦徒還去後珠。 共賞奇文開浪漫，終酬壯志擲頭顱。金甌幸保—無缺，炎海英魂招得無？＂ 勉雲一直在澳門當教師，直至1965年。勉雲遭遇喪偶之痛，辭職返港。他身染沉屙，藥石無靈，1967年6月病逝，終年69歲。 陳勉雲著有《眠雲吟草》，未付印。[1] 現錄陳勉雲關於澳門的詩五首： 《南灣踏月》(二選一，作於1938年) 近海無風亦自涼，頑雲開處月蒼蒼。小山對起如牛角，知是東西兩望洋。 《南灣步月》(四首) [2] 南灣踱盡又西灣，好是榕風水月間。地盡知無雄氣象，海雲時插幾屏山。 濠江兩度見秋風，故國烽煙路未通。我亦何心賞明月，任他潛躲亂雲中。 海月堤燈金溜波，風帆煙艇晚來多。分明不是西郊畔，卻似昌華舊苑過。[3] 寓近南灣得月先，故山如夢隔秋煙。破鞋短褐蒲葵扇，更踏南灣又一年。 [1]陳冠夫、陳滄海：《愛國詩人陳勉雲教授紀述》，載《江門文史》（第29輯），江門：江門政協，1995，第97-102頁。 [2]《近代作品》，載“愛書堂＂網，2012年12月30日，http://www.booksloverhk.com/poetrecent48b.htm。 [3]華舊苑：為南越宮園，在廣州西灣河畔。

蔡顯原，字祺資，號蒙泉，香山古鎮岡南（今屬中山市古鎮鎮岡南村）人。作家、《香山縣志》編修者。蔡佑之子。[1] 顯原孝順父母，對朋友忠心耿耿，與黃培芳、李光昭成為知交。他天性過人，認為讀書是為了實用，一生以經濟自許。 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顯原考中丙子科第三十五名舉人，授瓊州澄邁縣訓導，後調任儋州、潮州、饒平訓導。 顯原六次赴京會試落第，之後無心官場。 顯原作詩兩千多首，生前從不向人宣揚自己的詩。 蔡顯原去世後，後人將收錄他的800首詩以《銘心書屋詩鈔》一書傳世。清代詩詞名家對他的詩評價頗高。[2] 蔡顯原應香山知縣祝淮之邀，參與編修《香山縣志》八卷。[2]清道光七年（1827），蔡顯原等為纂修《香山縣志》至澳門遊歷，在西方人家中聽到少女彈琴，“最後命長女出為禮，且操洋琴，纖妍婉約，微步安閒。縞衣素裳，薄如蟬翼。立而成操，數作數闕，累累珠貫，客去而後止”。[3] 蔡顯原撰《讀易述訓》四卷，清同治六年（1867），蔡敦睦堂（蔡氏大祠堂號）刻本。[4] 同治二年（1863），刊刻蔡顯原的《銘心書屋詩鈔‧金星門紀事》詩序中提到，癸巳年八月（1833年9-10月），紅毛（英吉利）船八十餘艘直入金星門，泊燈籠洲，聲言海上互市，自收諸國關稅……舊登陸遊戲騷擾，與淇澳人為難。有斃命者，諸村報邑令，令斥其妄；報大吏，乃責洋商設計逐去一管窺豹，從中可看到，當時英國入侵香山淇澳的歷史。[5] 現錄蔡顯原的詩一首： 《聽西洋夷女操洋琴》[6][7] 琴形方長如書案，平面嵌蓋，四尺，有腹，乍見不知為樂具也。今尺高二尺六寸，長三尺，廣尺二寸，揭其蓋，銅經為弦[8]，縷結千百，弦端下貫，紐繫腹中，腹有潛機[9]，上與弦應，循節按弦，觸指成韻。人工之巧，於斯極矣。初，譯者導遊夷人居，登其樓，夷婦款客，童男女五六人，貌秀美，能華語。最後命長女出為禮，且操洋琴，纖妍婉約，微步安閒，縞衣素裳[10]，薄如蟬翼，立而成操[11]，數作數闋[12]，累累珠貫，客去而後止焉。 朝來禮拜三巴寺，百千夷女紛成群。西夷久住風貌變，只有裝束似夷人。 合掌西僧自懺悔，喃喃耳語人難聞。西僧頷之作梵唱[13]，咿嚶可厭如秋蚊。 譯者解意導我去，使我耳目為一新。夷人樓居愛精好，凌虛構巧嵌珠璘。 綺窗浮動九洲浪[14]，粉壁照耀三山雲。玳瑁珊瑚飾供具，紅氍綠罽祛纖塵。[15] 夷女如花肅見客，亭亭不解含羞嚬。[16]約胸結項束寒玉[17]，裳衣薄蹙湘波紋。[18] 是時風細日剛午，自鳴之鐘鳴錚錚。須臾妙音錯雜起，珠盤細碎羅紛紛。 不焦不濇不粗厲，疑撚疑攏疑搊搸。[19]聽似箏琶乍勾拔，是絲非絲超常倫。 十指春蔥婉赴節，按之即應輕且勻。驟如簷下鐵馬動[20]，又如鈴語時諄諄。 諦視銅弦百千縷，密於梳櫛光於銀。晶屏金鏡影交射，如揩秋水瀜粼粼。[21] 彄環見骨昔未信[22]，百煉今乃觀其真。冶工澡煉作冰雪，梓人裁用同繩綸。[23] 綰紐無端會臍腹，齟齬成列排牙齦。[24]竊疑呼吸伏橐籥[25]，抑或棖觸乘機輪。[26] 其名曰琴但髣髴，豈有鴈柱銜嶙峋。[27]抗墜低昂本不異[28]，別有妙籟歸調均。 誰能寫人水仙操[29]，龍宮龍女招為鄰。卻嫌浮濫蕩心魄，雲和古製淳漓分。[30] 自來夷樂偏氣勝[31]，非邪則暴稀雅馴。[32]鐵角金笳既亢戾[33]，此尤溺志昏精神。 明堂清廟正聲在[34]，宮自為君商作臣。[35]中土弦歌尚雅樂，勿使奇技淫吾民。[36][37] [1]王遠明：《風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譜》，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 [2]《元、明、清代名人》，載《中山文史》（第26輯），中山：中山政協，1993，第80-81頁。 [3]李喜所等：《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第385頁。 [4]山東省圖書館編：《易學書目》，濟南：齊魯書社，1993，第305頁。 [5]《張振鶤》，載《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2008年7月12日，http://jds.cass.cn/Item/551.aspx。 [6]李暢友：《港澳詩選注》，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195-198頁。 7]洋琴：即風琴。 [8]銅經：銅線。 [9]潛機：暗藏的機關。 [10]縞衣素裳：白色的衣裳。 [11]操：琴曲。成操，成曲。 [12]闋：樂曲的終了為一闋。 [13]頷之：點頭。梵唱，指用梵語念佛經。此指神父誦經的聲音。 [14]九洲：與十字門相對。吳歷《三巴集》云：“李義山詩云，海外徒聞更九州。即此也。遠望之或隱或見，如九點青螺。” [15]紅氍（qú）：紅色的毛織地毯。綠罽（ji），綠色的毛織品。祛纖塵，即纖塵不染。 [16]嚬（pín）：皺眉。《韓非子‧內儲說上》“吾聞明主之愛，一頻一笑，頻有為頻，笑有為笑。”此句意謂外國女子見客不感到羞赧（nǎn）。 [17]寒玉：指肌體明潔如玉。 [18]蹙：皺。 [19]撚：一種彈琴指法，用手指搓轉。攏，絃樂器的一種彈奏法，用指上下拔弦。擋，用手指彈琵琶等絃樂器。 [20]鐵馬：簷馬。懸於簷間的鐵片，風吹則相擊而發聲。 [21]瀜（róng）：水深廣的樣子。 [22]彄（kōu）環：指環之類。《西京雜記》卷一“戚姬以百煉金為彄環，照見指骨。” [23]梓人：木工。 [24]齟齬：原指上下齒不相配合，此指簧片錯雜排列。 [25]橐籥（tuó yuè）：古代冶煉時的鼓風器具。此指風琴的風箱。《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26]棖觸：觸拔。 [27]鴈柱：箏柱排列如雁行，故名。 [28]抗墜：樂音高亢而忽低沉。 [29]水仙操：古琴曲名，相傳為春秋時俞伯牙所作。《樂府解題》記：“伯樂學琴于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後隨成連至東海蓬萊山，聞海水澎湃，群鳥悲號之聲，乃援琴成歌，從此琴藝大進。” [30]雲和：古代琴瑟等樂器的代稱。《周禮‧春官‧大司樂》：“雲和之琴瑟”。淳漓，淳厚、澆漓之縮稱。指社會風氣的好壞。 [31]偏氣：與正氣相對，謂稟氣不正。 [32]雅馴：雅正。 [33]亢戾：高亢尖利。 [34]明堂：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會及祭祀、慶賞、選士、養老、教學等大典，皆在明堂舉行。清廟，《詩‧周頌》的首篇，稱頌周文王及群臣，為周天子祭祀祖先的祭歌。正聲，即正聲雅樂。 [35]宮、商：為中國五聲音階之二，代指音樂。古代常以五音配五行、五色等，宮為君，商為臣，即此類配合。 [36]淫：過於耽溺。 [37]這首詩寫作者參觀葡萄牙人教堂禮拜後、聽“西洋夷女”彈奏風琴的情況。對於新巧而音色優美、音域寬廣的風琴，作者對西洋“人工之巧”，充滿讚歎之聲，但卻認為“自來夷樂偏氣勝”，故而聲音亢戾，如鄭衛之聲使人“溺志昏精神”。所以寧願要聽雅馴平正的中土弦歌，也不願讓“奇技淫吾民”。 這反映了當時閉關鎖國政策下封閉自大的理學思想，相當一大批士大夫文人對外國新事物的看法。東西文化反映在器物層面的不同，也反映在對器物的不同心理上。這首詩可以說是東方對西方文化早期反應的歷史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