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滿，原籍廣東新會（今屬江門市新會區）。澳門醫學、文化界名人。[1] 20世紀20年代，陳滿在廣州中山大學醫學院讀書，後轉讀光華醫院。畢業後，他在廣州《越華報》工作，主持該報“醫事專版”。之後，他在澳門長期從事醫療衛生工作，同時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創辦澳門大專教育基金會，積極致力於文化事業。 1950年3月8日，陳滿創辦愛國刊物《新園地》，擔任社長。《新園地》原為“新民主協會”會刊，出版時編者只注“澳門新民主協會出版委員會主編”，最初附在《大眾報》內發行，雙週刊，四期後改為旬刊，正式單獨對外發行，1955年改為週刊發行。《新園地》屬於文藝刊物，最初為免費派發，後改為消息類報章，傾向於時事論述。文藝不是報紙的主流，且刊物定出售價，如1955年為例，每份零售價一毫，訂閱每月三毫。《新園地》等刊物對澳門文學新秀的培養起到一定的作用，培養不少文學新苗。[2]1950年，濠江中學在熱心愛國人士支持下，擴大校董會，由陳滿擔任董事長，將中學部擴遷到亞馬喇馬路三號，1952年興辦簡易師範班，1951年創辦高中部。[3] 1964年，柯麟醫生受聘為鏡湖醫院院長；1948年以柯麟等校友為首，組織中華醫學會澳門分會（今澳門中華醫學會），成為澳門杏林的中流砥柱，澳門華人西醫團結在中華醫學澳門分會的周圍。50年代，陳滿和邵昆侖等校友協助澳門工聯創辦澳門工人醫療所。1987年3月，中山醫科大學澳門校友會成立，是陳滿和饒不辱、譚煥容、梁秀珍、梁志輝、邵昆侖、李保民等120多位校友籌組成立的群眾性醫學專業團體，成為中山醫科大學中國境外第一個校友會，其中不少是各專科主治、主任醫生、教授及院長等。該會宗旨是發揚母校優良傳統，加強與國內外各地校友的聯繫，交流訊息和學術，團結本地同業人士，共同推動本地區衛生保健事業。[4] 陳滿歷任中華醫學會理事長、《新園地》社長、澳門同善堂名譽主席、濠江中學校董會副董事長、江門政協委員、新會同鄉會副會長等職，為澳門醫療衛生事業作出積極的貢獻。[1]陳滿的外孫梁維特連續出任三屆澳門行政委員會成員。[5]1990年1月，陳滿在澳門鏡湖醫院病逝，終年84歲。[1] 2012年11月9日，澳門歷史檔案館首次與民間團體中山醫科大學澳門校友會合辦的“‘仁心‧博濟’歷史圖片展”舉行開幕式，展出圖片逾300張，包括深受尊崇的柯麟、陳滿、饒不辱、譚煥容等中山醫校友的事蹟、澳門主要醫療機構的發展過程，及醫護人員的學術交流活動等，體現近80年來澳門醫學界和社會的發展。[6]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9頁。 [2]呂志鵬：《澳門中文新詩發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第57頁。 [3]《濠江中學》，載“新榜網＂，2010年11月12日，http://jiaoyu.xooob.com/xssj/200911/395423_1034291.html。 [4]《中山醫科大學澳門校友會》，載“中山大學校友總會＂網，2012年12月12日，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8040&newsId=5705。 [5]永逸：《華澳人語》，載《新華澳報》，2011年6月20日，http://www.waou.com.mo/wa/2010/07/20100726a.html。 [6]《仁心‧博濟歷史圖片展》，載“開幕澳門民航學會＂網，2013年5月25日，http://www.macau-airport.com/cn/node/7996。

陳少偉，原名陳國棠，又名陳國燊，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生於香港。[1]澳門新聞知名人士。 少偉個性耿直，富正義感，樂於助人；愛好體育，成為體育圈的活躍分子。他少年時，入讀澳門聖約瑟修院，除學習中文外，修讀葡文課程，能說一口流利的葡語。之後，他在香港域多利戲院擔任總務和廣告部工作。 1932年，少偉在澳門創辦《朝陽日報》，自任社長，社址設在澳門營地大街104號。為了籌措資金，他忍痛將姨母遺下的房產變賣作為經費，維持報紙的運營。抗戰前，澳門人口不多，一般工商業不發達，《朝陽日報》廣告收入少，每月入不敷出，經營困難。後來，得到體育界好友資助資金，維持一個時期。之後，得到熱心報業的曾枝西女士的大力支持，使得報社以繼續運營。 1933年，陳天心創辦《大眾報》，為了節省開支和適應當時社會環境，少偉將《朝陽日報》與《大眾報》合作經營，資源分享，社址共用，成為姐妹報紙。抗戰爆發後，《朝陽日報》和《大眾報》並肩作戰，成為當時澳門民辦報紙中兩面愛國旗幟，為抗日救亡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 除經營《朝陽日報》外，少偉加入《大眾報》工作中，擔任編務和外事主任。他工作認真勤懇，熱心扶持後進，循循善誘，備受同行敬重。他廉潔正直，寧過清苦的生活，絕不做有損國家和民族之事。1942年，敵偽在澳門開辦的喉舌報《西南日報》，對少偉威迫利誘，但他一直堅守愛國立場，不為所動。抗戰期間，他奮起投身抗日救亡工作，與兩報同仁共同發起組織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全力支援組織回國服務團，獲得大家一致推舉他擔任主席。 少偉擔任主席四年多，為抗日救亡事業鞠躬盡瘁，不辭疲勞，廢寢忘餐，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同時，他非常重視新聞戰線上的宣傳任務，《大眾報》業務日益興旺，銷量大增，成為強有力的愛國宣傳陣地。他傾力投入澳門四界救災會各項活動，無暇兼顧《朝陽日報》事務，1939年《朝陽日報》停辦，全力發展《大眾報》。此舉有利於集中力量，加強抗日救國宣傳工作。1948年起由蔡凌霜接辦《大眾報》後，少偉仍繼續任職，兼管採訪部工作。 少偉一生致力於新聞事業近40年，在澳門新聞界享有較高的聲望。1971年1月，他患上不治之症，但他敬業樂業，繼續堅持新聞工作。4月才入院留醫，病榻上他仍不忘報社工作，後來病情惡化，極度痛楚，他從沒呻吟一聲，令人感動。5月25日，不幸病逝，終年62歲。 陳少偉葬禮在鏡湖殯儀館舉殯，逾千中西各界人士前來弔唁，為新聞界失去良才而哀悼。《大眾報》第二位社長蔡凌霜在報上寫了一篇情辭懇切感人的悼辭，讚揚他一生的功績。 陳少偉的妻子蔡維亞、女兒陳令儀，居住香港。[2]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0頁。 [2]陳大白：《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

鄭景康，字潤鑫，香山縣三鄉雍陌鄉（今屬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新聞攝影事業開創人之一。鄭觀應第四子。 1904年4月，鄭觀應任粵漢鐵路廣東購地局總辦期間，喜得第四子景康。鄭觀應早年加入孫中山創建的同盟會，之後從愛國主義立場出發，開辦不少有利民族工商業的事務。從少年時代起，景康受到父親進步思想和愛國言行的影響。鄭觀應主張兒子繼續自己的夙願，經商創業，這一點讓景康難以接受。因他愛好繪畫和攝影藝術，之後並選擇攝影作為奮鬥終身的革命武器，成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和新聞攝影事業的開創人之一。 1920年，景康中學畢業後，父親將他送入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讀書。父親去世後的次年（1923），景康離開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繪畫，同時學習攝影，開始研習攝影藝術。 1929年夏，景康變賣父親留下給他的一筆遺產，離開上海前往香港開辦一間“景康攝影室”，專門從事人像攝影。幾年後，他在人像拍攝技巧和暗室技術方面，積累豐富的經驗。1932年春，為更好地接近大自然，反映祖國的美麗山河，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他離開香港回到內地。從此，他的攝影創作從攝影室的人像攝影轉入更廣闊的領域，擴大到風光、花卉、戲劇和民俗等各種題材。之後四年，他先後遊歷廣東、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攝大量表現祖國巍偉的河山、優美的古跡名勝、動人的民俗風光照片，還有一些以花卉和戲劇或反映下層勞動人民生活的作品，積累大批的素材。 在文藝界朋友和同行的熱情鼓勵下，1934年11月1日，“鄭景康個人影展”在北平開幕。這次展出他歷年來創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分為“風光”、“花卉”、“民俗”和“戲劇”四類，內容豐富多彩。原計劃只從1-7日展出一周，但受到熱烈歡迎和讚譽，臨時延期再展七天。這次展出受到各界的好評，當時《北平晨報》刊文介紹，認為他是“名聞南國的大攝影家”、“鄭君的作品，取柑立意與裡房技術已登峰造極……為不可多得之作”。讚賞其中一些作品是“絕作”、“非凡品”、“歎為觀止”等。 1935年春，在景康的發動下，北平18位攝影家舉行作品聯展，這次展出照片共238幅，而景康參展100多幅，期間，他的作品與“個展”時一樣，獲得很高的評價。《北平晨報》在報導“聯展”過程中，提到“平津各大報大致對鄭景康氏之作品最稱滿意”。當時，他已是名滿南北有極高成就的攝影藝術家。在反映祖國現實生活的作品中，人們認識到，他是一位具有強烈的愛國熱情，有著明顯進步思想的人民藝術家，是一位具有民族正義感的知識份子。1934年12月18日，《北平晨報》發表的《在時代上的需要從學影談到宣傳》一文，很能代表這個時期他的思想情況。他說，外國人從照片上（大多是他們所拍的）看到的中國人，都是“纏足女人，留著豚毛辮子的懦弱書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滿面生氣毫無的勞動者，不文明的服裝，無趣味的生活等”。因此，“我們應該負有竭力宣傳中國美麗的使命，我們要把中國的名勝從美感的鏡頭上，驕傲地表現出來，我們要把中國歷史上色澤猶新的建築古跡、古物及富有東方美的風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揚出來，我們要把中國的誠樸可風的民俗，在歡悅中拍攝成相片，我們更要把中國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徵派戲劇，民間的巧妙的手藝，留影在相片上，以散佈到歐美人士的腦海中，糾正他們往日的錯誤印象”。這段文字，迸發著作者對祖國，對人民的滿腔熱情和藝術責任感，在今天，仍然可以成為繪畫和攝影創作的方向。在30年代貧弱的中國，景康能有如此宏大的藝術抱負，難能可貴。 “七七”事變爆發後，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景康回到香港從事攝影工作，深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決心“拍攝有關抗戰的照片，為抗日貢獻出自己的力量”。1938年初，他離開香港，經廣州來到武漢參加抗日救亡活動。期間，他擔任國民政府國際宣傳處攝影室主任，冒著生命危險拍攝一批揭露日寇侵華罪行的照片，其中的一些極其有力控訴侵略者造成中國人民災難深重的野蠻行徑的歷史見證，如1938年攝於花園口決堤後災區的《縴夫》，1938年攝於日機轟炸後漢陽鸚鵡洲的《媽媽》等。 1940年12月的一天，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張穎、徐冰的幫助下，景康來到曾家岩“周公館”，見到周恩來副主席和葉劍英，聆聽周恩來副主席的親切勉勵。之後，在周恩來和葉劍英的關懷和幫助下，他秘密地離開重慶，奔赴革命聖地延安，開始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使他在攝影藝術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景康受到黨的關懷、重視和培養，從1941年1月至1945年11月，先後在八路軍總政宣傳部和聯政宣傳部任記者、攝影師，並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克服攝影器材缺乏、條件艱苦等困難，積極開展工作，利用攝影手段“歌頌人民，揭露敵人”，為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新聞攝影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1942年5月，作為攝影工作者代表出席延安文藝座談會，景康聆聽毛主席的講話，受到毛主席的接見，期間，他舉辦個人影展。當時總政宣傳部長肖向榮為他題名《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安軍民和文藝界歡迎。任弼時、賀龍是影展的第一批觀眾，毛澤東親臨觀賞並稱讚景康的攝影藝術。李富有看過後，親自寫信給景康，鼓勵他要用攝影藝術更好地反映陝甘寧邊區軍民的建設和鬥爭生活。 景康在延安生活、戰鬥整整五年。從延安窯洞到寶塔山，從和平醫院到民族學院，從邊區參議會到軍民大生產運動，都是他取之不盡的創作素材。這些作品極其真實地反映邊區軍民團結一致，生活、生產、戰鬥、學習的面貌，成為不可多得的珍貴歷史資料。其中，1944年為毛澤東拍攝的第一張標準像；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參加國共談判在延安機場上，所拍題名《揮手之間》的照片，及他為周恩來、朱德、陳毅、葉劍英、林伯渠、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拍攝的大量歷史照片，都成為黨史的重要資料。他拍攝的《陝北與江南》、《南泥灣之秋》、《開荒》等作品，成為革命畫卷中的重要片段。 1945年11月，景康跟隨胡耀邦離開延安奔赴前線，先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察冀畫報社》、《山東畫報社》、《東北畫報社》從事攝影採訪並擔任攝影的領導和培訓工作，培育大量新聞攝影骨幹；拍攝許多具有重要價值的照片，反映中國人民解放軍英勇戰鬥，奪取勝利的歷史面貌。 新中國成立後，景康先後擔任新聞攝影局研究室主任，新華社特派記者、研究員，中國攝影學會常務理事，創作輔導部主任等職，他積極從事新聞攝影、人像攝影和攝影理論研究工作。1957年2-3月，北京帥府園的中國美術家協會為景康舉辦個人攝影展覽，這是建國後中國舉辦的第一次個人影展，對推動中國攝影藝術創作起到積極的作用。1962年2-3月，景康和梁思成在北京民族舉辦“內蒙古紀遊攝影展覽”，展出兩人的作品88幅，較好地反映內蒙古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面貌，展示內蒙古草原、牧場、蒙古包的風光，受到人們的讚賞。 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期間，景康就開展攝影工作提出三條建議，其中包括舉辦攝影訓練班，培養攝影工作者。他為攝影培訓班親自編寫教材，培訓一批又一批新聞攝影戰線上的幹部，從天山腳下到東海之濱，從松遼平原到珠江兩岸，都有他的學生。 景康把他多年創作方法經驗概括為六個字，就是“看到，想到、拿到”。他的基本拍攝方法是“抓拍”。他認為，攝影是用照相機這種科學工具紀錄和反映現實，能夠滿足人們“百聞不如一見”的願望，令人“不容置疑”作用的藝術手段。所以“攝影藝術區別於其他藝術形式及其最可貴之處，就要面對現實，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現實生活”，“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違背了這一點，“就失去了攝影藝術本身獨有的特性，靈魂和存在的必要”。他指出“拍攝照片應該從實際出發，既忠實於現實的本來面目，又注意發揮攝影的特性，不玩花樣”。只有這樣，攝影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感染力。並“充分發揮攝影藝術的戰鬥作用”。所以，他從不按照自己的主觀想法去指揮和干預拍攝對象，而是深入現場，觀察選擇，抓住動態，使得作品生動自然，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毛主席在延安就稱讚景康的攝影作品“能抓住動態”，如《紅綢舞》等照片，充分表現這一特色。 50年來，景康的創作題材和體裁豐富多樣，新聞事件的發生現場，各色人物的形象，祖國山川的瑰麗風光，五彩繽紛的舞台劇碼，生意盎然的花朵，敵人的殘暴罪行，戰士的奮鬥不息，都在他的鏡頭出色表現。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他為毛澤東主席拍攝的一幅像，至今一直懸掛在北京天安門城樓正中。人們普遍認為，景康的創作達到“氣韻生動”、“形神兼備”、“既無牽強意，又無雕琢痕”的藝術境界。[1] 在“文革”中，景康受到嚴重迫害，癱瘓臥床數年，1978年8月23日病逝，終年74歲。鄭景康著有《景康攝影集》、《攝影創作初步》、《攝影講座》等書。[2] 2009年12月10日至2010年3月21日，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暨澳門回歸10周年，“紅色歲月——鄭景康攝影展”在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轄下的澳門博物館開幕。鄭景康的115幅於抗日戰爭時期至20世紀60年代為共和國留下的珍貴照片，他的26幅與澳門攝影工作者參加文化活動的照片，以及他在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著作、影集和使用過的照相機一併展出，較全面地展示他的攝影技藝以及攝影理論造詣。展覽同期舉行專題講座《共和國第一代攝影家——鄭景康》。[3] [1]蕭嘉：《我國著名攝影藝術家鄭景康》，載《中山文史》（第14輯），中山：中山政協，1988，第147-153頁。 [2]《鄭景康》，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186。 [3]《澳門博物館舉辦鄭景康攝影展》，載“中國攝影家協會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cpanet.cn/cms/html/zhongguosheyingbao/zixun/20091224/41451.html。

女。20世紀30年代初組織澳門婦女互助社，以全新織造廠工人為主體，開展婦女運動。1933-1964年期間，應陳天心之邀，投資《大眾報》，成為合股人，親自主理經理部工作。抗戰時參加四界救災會工作，獲選為理事，出錢出力，支持抗日救亡愛國運動。

新聞工作者。廣東台山人。父親是香港一名裁縫，家境並不寬裕。少年時就讀於香港華仁書院，未讀完中學，即考入華僑日報社為校對生。一年後，升為外勤記者，幾年後升為要聞主編。1937年奉社長岑維休之命到澳門創辦《華僑報》，出任社長。抗日戰爭期間，《華僑報》積極宣傳抗日，受到讀者好評，報紙發行量迅速增至一萬份，破澳門報業紀錄。1966年購入《華僑報》全部股份，獨自經營。1968年參與創辦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任理事長。今趙斑斕藝術館即為紀念他而設立。

廣東台山人，生於澳門，趙斑斕之子。曾任廣東省政協委員，第七、八屆全國人大代表，澳門政府諮詢委員會委員，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華僑報》社長，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理事長、監事長，澳門台山同鄉會會長，趙斑斕文化藝術館館長，澳門基本法協進會監事等職務。

廣東珠海人。曾任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理事長、澳門澳青年商會會長、廣東省第六屆和第七屆政協委員、澳門大眾報社社長、澳門珠海聯誼會理事長、澳門童軍總會監事長、資深青商協會執行主席、澳門弱智人士服務協會監事長。

新聞工作者。又名蔡果然。廣東珠海人。青年時代即在港澳從事新聞工作，歷時40年。1946年在香港創辦《果然日報》，不久返回澳門。1948年，接辦《大眾報》並出任社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該報大力宣傳愛國，報道愛國新聞。從50年代起，編輯出版《澳門工商年鑒》。1968年參與發起成立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任副理事長。還出任何賢辦事處秘書長、澳門市政委員。他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對澳門重大福利事業均有參與，並慷慨贊助。

字穎元，號熙堂。廣東恩平人。早年就讀於香港育才書院。1925年創辦《華僑日報》，任總經理。後在香港聯營《南中報》、《南強日報》任職；1937年11月在澳門聯營《華僑報》，在廣州聯營《大中報》、《大華晚報》，形成華南報業集團。歷任香港太平紳士、四邑工商總會理事長、香港保護兒童會會長、香港報業工會主席、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董等。曾獲英女王頒發的O.B.E.勳銜和C.B.E.勳銜。1985年12月在香港病逝。

廣東高明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積極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畢業後回廣東，與譚平山等人創辦《廣東群報》。1921年春加入廣東共產主義小組，負責組織工作。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任中共廣東區黨委主席團成員、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四屆主任等。參與領導省港大罷工。1926年後因病失去組織聯繫。抗日戰爭時期，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44年經組織審查恢復黨籍。抗戰勝利後，奉派赴香港、澳門從事統戰工作，策動國民黨軍政人員起義。1949年後，任廣東西江專署工商科長、西江貿易土產公司和糧食公司經理等。

陳少偉，原名陳國棠，又名陳國燊，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生於香港。[1]澳門新聞知名人士。 少偉個性耿直，富正義感，樂於助人；愛好體育，成為體育圈的活躍分子。他少年時，入讀澳門聖約瑟修院，除學習中文外，修讀葡文課程，能說一口流利的葡語。之後，他在香港域多利戲院擔任總務和廣告部工作。 1932年，少偉在澳門創辦《朝陽日報》，自任社長，社址設在澳門營地大街104號。為了籌措資金，他忍痛將姨母遺下的房產變賣作為經費，維持報紙的運營。抗戰前，澳門人口不多，一般工商業不發達，《朝陽日報》廣告收入少，每月入不敷出，經營困難。後來，得到體育界好友資助資金，維持一個時期。之後，得到熱心報業的曾枝西女士的大力支持，使得報社以繼續運營。 1933年，陳天心創辦《大眾報》，為了節省開支和適應當時社會環境，少偉將《朝陽日報》與《大眾報》合作經營，資源分享，社址共用，成為姐妹報紙。抗戰爆發後，《朝陽日報》和《大眾報》並肩作戰，成為當時澳門民辦報紙中兩面愛國旗幟，為抗日救亡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 除經營《朝陽日報》外，少偉加入《大眾報》工作中，擔任編務和外事主任。他工作認真勤懇，熱心扶持後進，循循善誘，備受同行敬重。他廉潔正直，寧過清苦的生活，絕不做有損國家和民族之事。1942年，敵偽在澳門開辦的喉舌報《西南日報》，對少偉威迫利誘，但他一直堅守愛國立場，不為所動。抗戰期間，他奮起投身抗日救亡工作，與兩報同仁共同發起組織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全力支援組織回國服務團，獲得大家一致推舉他擔任主席。 少偉擔任主席四年多，為抗日救亡事業鞠躬盡瘁，不辭疲勞，廢寢忘餐，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同時，他非常重視新聞戰線上的宣傳任務，《大眾報》業務日益興旺，銷量大增，成為強有力的愛國宣傳陣地。他傾力投入澳門四界救災會各項活動，無暇兼顧《朝陽日報》事務，1939年《朝陽日報》停辦，全力發展《大眾報》。此舉有利於集中力量，加強抗日救國宣傳工作。1948年起由蔡凌霜接辦《大眾報》後，少偉仍繼續任職，兼管採訪部工作。 少偉一生致力於新聞事業近40年，在澳門新聞界享有較高的聲望。1971年1月，他患上不治之症，但他敬業樂業，繼續堅持新聞工作。4月才入院留醫，病榻上他仍不忘報社工作，後來病情惡化，極度痛楚，他從沒呻吟一聲，令人感動。5月25日，不幸病逝，終年62歲。 陳少偉葬禮在鏡湖殯儀館舉殯，逾千中西各界人士前來弔唁，為新聞界失去良才而哀悼。《大眾報》第二位社長蔡凌霜在報上寫了一篇情辭懇切感人的悼辭，讚揚他一生的功績。 陳少偉的妻子蔡維亞、女兒陳令儀，居住香港。[2]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0頁。 [2].陳大白：《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

楊少泉，字祖復，香山縣人，生於澳門。香港著名牙科醫生、“反對蓄婢會”創辦人之一。 楊少泉自小隨母遷居香港，入讀教會設立的中文書館，後學習英文。母親去世後，他不得不輟學。 楊少泉19歲時，跟從當時著名牙科醫生徐善亭學習，後北上入讀山海關鐵路學堂半年。不久，他返回香港，繼續師從徐善亭學習，得到真傳。 1906年，楊少泉28歲時，自己開設醫館，技術優良，享有聲譽。 1914年，楊少泉獲得香港政府註冊，成為牙科醫生；進入上海美國牙科學堂函授學習，取得畢業文憑，後來成為香港著名牙科醫生。 楊少泉對社會公益事業極為熱心。[1]1921年8月8日，他與黃茂林、麥梅生等26人在楊少泉牙醫館召開反對蓄婢籌備會議。黃茂林擔任主席，楊少泉擔任副主席，決定當天出席會議者為籌辦董事，推舉楊少泉等八人起草會章，決議該組織正式定為“反對蓄婢會”。 8月15日，反對蓄婢會召開第二次籌備會議，通過會章，並決定起草本會宣言書。《反對蓄婢會簡章》申明“本會以維持人道、廢除婢制、使婢主得覺悟、婢女得解放為宗旨。”會章規定，凡贊成本會宗旨者，無論中外男女，隸屬何教，寄居何地，由一名會員介紹，填寫入會志願書即為本會會員。 8月23日，反對蓄婢會在第六次籌備會議上通過《反對蓄婢會宣言書》。該宣言回顧香港婢女問題之由來，揭露蓄婢之流弊，闡述革除婢制的主要原因：一，因蓄婢有傷人道。二，敗壞道德、喪失品行。三，有傷風化，擾亂治安，大損國體。因此，蓄婢必須禁止，養婢惡習尤當革除。 《反對蓄婢會宣言書》指出，那些主張保留婢制者提出採取救濟的辦法完全是騙人的鬼話，而所謂採取防範虐婢的措施也是做不到的。根治的辦法有：一，設法鼓吹，大力宣傳，製造輿論，使社會各界明瞭蓄婢的危害性。二，要求政府立例註冊，取消契約，使婢女獲得人身自由。三，設立監護人，由政府委任加以監督。四，創辦教養院等公益場所，收留無依歸之婢女。 1921年8月至1922年3月，反對蓄婢會召開20多次籌備會議。期間，該會動員全體會員分赴各地各單位宣傳演說，徵集同志，發展會員，發動募捐，籌集活動經費等。1922年2月，整個籌備工作基本就緒，會員達1360多人。 正當香港人士宣傳禁婢之際，廣東南方政府國務會議和法律審查會也召開會議討論禁婢問題，通過禁婢決議案。1922年2月24日，大總統孫中山發佈嚴禁蓄婢令。這一禁令，對於香港反蓄婢運動是一個很大的支持和鼓舞。之後，內地各界和海外華僑紛紛起來反對蓄婢，有力地推動香港反蓄婢運動的開展。 3月26日，反對蓄婢會在香港青年會禮堂舉行，出席大會的會員、來賓有六百多人。大會以“務達革除蓄婢”為宗旨，通過會務報告，選舉領導機構，宣告反對蓄婢會正式成立。[2] 1921年10月，楊少泉等人得到英國希士勞活夫人的幫助，運動英國議院，迭加提議。[3] 港英當局內部有不同意見。香港總督司徒拔卻對禁婢運動表示不滿，主張維持婢制。在廣大民眾的壓力和在理藩院的督促下，1922年4月14日，香港華民政務司發表《禁婢示》，明令在香港境內不准蓄婢。 1922年底，香港政府定例局召開會議，討論取締蓄婢問題，制定《禁婢新例草案》。《禁婢新例草案》在報上發表後，在社會上引起不同反應。 1923年1月5日，香港華商總會召開一次特別大會，就《禁婢新例草案》研究對策，企圖保留婢制。1月10日下午，香港居民、工團、教會一千多人在東華醫院召開全港街坊大會，討論《禁婢新例草案》。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主席蘇兆徵出席大會，許多與會者都紛紛作了發言。會議推舉蘇兆徵為臨時主席。會議經過討論，一致贊成禁婢新例，反對蓄婢。 1月12日下午，反對蓄婢會在青年會召開一次會員大會。這次會議本著“革除惡俗，保障人權”的目的，一致通過贊成政府頒行禁婢新例。[4] 香港廣大民眾的強烈要求和社會各界的多方促成，1923年2月，香港定例局正式頒佈《禁婢新例》（亦稱《取締蓄婢新例》或《家庭女役則例》）。《禁婢新例》規定：從今以後，無論何人不得僱用婢女；無論何人，不得僱用女僕未滿十歲者；婢女不得由一主人轉賣給別主人；凡在港有婢女者，須按限定日期將婢女註冊。《禁婢新例》的公佈，是香港反對蓄婢運動的勝利。[2] 楊少泉倡辦《大光報》館，兼首任董事。另外，他擔任中華國內佈道會香港協進會會長、中華聖公會港粵教區常備委辦、香港基督教聯會副會長、香港海面傳道會會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副會長、中國海浴會會長、香港華人游泳會會長等職。[1] 1951年，楊少泉去世，終年73歲。 香港培靈會由楊少泉、卓恩高、張吉盛、凌鴻銘、馬耀東先生，李求思牧師等人發起，他們當年大多數是基督教聯會董事，只因改選關係，未能一貫繼續此項工作，事後通過成立委辦會，專門推動該項工作。楊少泉是得力弟兄之一，對培靈會信仰，非常關心。[2]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549頁。 [2]黃原素牧師：《培靈研經大會的起源》，載“港九培靈研經會＂網，2012年4月30日，http://www.hkbibleconference.org/hk/about-us/share-articles/259-share-articles-13.html。 [3]金應熙：《香港史話》，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第196-199頁。 [4]周秋光：《熊希齡集》（下冊），長沙：湖南出版社，1996，第2232頁。

王家禎，又名王福壽，浙江省東陽市佐村鎮桑梓村人。《澳門日報》創辦人。[1] 家禎七歲時入讀私塾，15歲時畢業於東陽縣第三完全小學，當時名師李福臻，對他影響很大。因為家貧，難以維持他上學。翌年，得到李福臻老師的鼓勵和幫助，家禎遠赴麗水，考取公費生。1938年，作為麗水處州中學公費生，他進入福建沙縣福州高級中學讀三年。 1941年，日寇大舉進犯浙南，處州中學被迫解散。離校後，家禎舉目無親，身無分文，背著學校發給的六斤大米，開始艱苦的逃難生活。他先到龍泉，後到閩北沙溪，不久進入沙縣的福州高級中學，輾轉到江西瑞金、贛州。經餘姚一位國文老師高鈴鈿介紹，他進入《青年日報》當助理編輯。該報是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報，有很多進步人士在此工作。 家禎一邊努力工作，一邊勤奮讀書，白天讀大學先修班，晚上到報社工作，期間，開始接觸到中共黨組織和進步書刊及馬列著作。1943年夏，他前往江西省龍南縣創辦《新力日報》；1944年南下廣東；1945年參加韓江抗日遊擊隊，在大南山、大北山一帶活動，創辦《團結報》（今《汕頭日報》），宣傳抗日。 1946年3月，家禎奉命前往香港《華商報》工作，當時《華商報》是一份與重慶《新華日報》一樣重要的報紙。他在報社工作三年，從校對、資料室組長，一直升任社務委員會委員。在繁忙工作中，他經常擠出時間，為當時《群眾雜誌》（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撰稿；參加全國學聯同京、滬、杭、寧、穗等地流亡到香港的大學生一起，編印大量刊物，輸送內地，支援解放戰爭。報社定期邀請郭沫若、茅盾、翦伯贊、鄧初民等著名人士發表演說，號召民眾迎接全國解放。 1950年，家禎在香港工作活躍，引起香港政府不滿，準備遞解出境。幸好，他及時收到風聲，避進新華社香港分社，後從事研究港澳宣傳工作。 1952年3月1日，香港居民與港英當局發生嚴重衝突，引發“三一”事件，許多愛國人士被遞解出境。《文匯報》、《大公報》、《新華晚報》面臨關門威脅。家禎和新華社社長黃作梅、國際問題專家張鐵生、小說家司馬文森、雜文作家聶紺弩被調出新華社，籌備另出新報。後經周恩來總理親自出面干預，港英當局被迫退讓。因此，新華社僅出版了一份週末報。 1958年，家禎調任澳門，籌備創辦《澳門日報》，擔任首任總編，訓練編輯，培養記者，營建報館。澳門辦報條件比香港差，從編輯訓練組班、技工、記者、籌建廠房，都是家禎一手操辦，並與澳門各報社及社會各界搞好關係，廣交社會各界朋友，被大家戲稱為“澳門王”。 1981年1月，廖承志主持召開中央港澳新聞工作會議後，家禎出任香港《文匯報》副總編，1982年初升任總經理兼副總編輯。 後來，家禎與社長一起改革宣傳，拓寬業務，增加經濟收入，改善報紙的發行條件和職工的福利待遇，創辦《中國機械》、《中國石油》雜誌和《國際經濟行情》旬刊；使《文匯報》成為一家在海內外許多地方發行並派駐記者的綜合性大報，報社成為一個綜合性的企業集團。 家禎年過花甲後，身體多病，他經過考慮和多次申請，獲得批准，1986年底退居二線。 家禎向來喜愛書畫，藏畫不少。他利用空餘時間，遊戲於翰墨中。退休後，他積極發揮餘熱，擔任香港《文匯報》董事、《中國石油雜誌》總編輯、湖南省經濟顧問、浙江大學客座教授、杭州經濟發展總公司顧問、金華市經濟顧問、南京市政府屬下深南公司顧問、山東省康有為基金會顧問等職。他日夜為祖國建設操勞，經常奔波於世界各地及祖國之間，出謀劃策，傳遞經濟信息，牽線搭橋，不遺餘力。 1989年4月，家禎偶患感冒，5月初鎖骨上出現淋巴結，經拍片檢查，突然發現右肺有腫瘤，並已擴散，馬上請港澳名醫診治和特邀福建著名治癌中醫提潤進行治療。 6月16日下午8時40分，家禎在香港聖保祿醫院不幸逝世，終年67歲。 香港《文匯報》社長李子誦擔任王家禎治喪委員會主任，《澳門日報》社長李成俊主持喪事，參加追悼會來賓500餘人，包括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新華社香港分社、新華社澳門分社及社長周鼎先生、浙江省人民政府、金華市人民政府、東陽市委及人民政府，還有著名畫家劉海粟、黃胄、黃永玉先生等人，收到花圈400多個、各處唁電30多份。香港《文匯報》總編輯張雪楓先生致悼辭，稱讚王家禎一生在港澳愛國新聞事業上作出突出的貢獻，高度評價他的革命一生。 王家禎曾作一首自敘詩：[2] 似官非官，似民非民，掏盡心血，勞碌一生。 臨老種竹，又學栽松，聊以自娛，樂在其中。 [1]政協浙江省金華市委員會：《金華文史資料》（第8輯），杭州：浙江政協，1994，第7-8頁。 [2]政協浙江省東陽市委員會：《東陽文史資料選輯》（第11輯），東陽：東陽政協，1992，第105-109頁。

郭鏡秋，又名郭海倫（Helena Kuo），生於澳門。作家、翻譯家。 兄弟姐妹八個，鏡秋排行第四。父親沒有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良好的家庭環境、澳門的國際環境和藝術氛圍，使她對文學產生強烈的興趣。少年時代，她在澳門一所葡萄牙天主教教會學校學習葡萄牙語和天主教教義；在家裡，她的私人教師教她學習漢語、英語、數學、會計、速記和打字。 之後，鏡秋入讀廣東嶺南大學附屬的一所教會中學，嶺南大學當時為貴族學校。她在上海大學註冊時，一方面要熟習上海方言，另一方面攻讀工業化學、中國文學及歐洲文學等課程。日寇佔領東北三省後，她積極參加宣傳抗日活動，並參加紅十字協會工作。 1932年，日寇在上海向市民開槍，父親將鏡秋叫回家裡。為了能夠在祖國淪陷時盡一分力，她毅然放棄大學學業，在《中國時報》找到一份工作，用英文和中文發表文章，作為抗戰的武器。不久，她成為《中國晚報》婦女專欄編輯。 鏡秋偶然認識一位對中國滿懷感激並希望有所回報的美國商人，他為她提供旅行費用，使她能夠周遊歐美。在倫敦，她在BBC廣播電台作了三分鐘的中國新年祝詞，並因此而獲得邀請在《倫敦每日郵報》負責一個欄目。這次機遇，使她寫成一書《桃路》（Peach Path, 1940），這是一部非小說類作品，是以一位女性主義者的目光觀察中國過去現在的婦女狀況以及有關中國文化的文章彙編，在法國南部城市旺斯（Vence）脫稿。 當歐洲處於戰爭邊緣之際，她給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夫人寫了一封信，表達想訪問美國的願望。羅斯福夫人親自為她簽證，並邀請她以個人身份來訪白宮。 1939年在紐約，鏡秋與羅斯福的夫人交談了半個小時，這次不同尋常的會面，使她能在多家報紙和雜誌，包括《新聞週刊》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等報刊登她的照片和文章，在廣播電台裡出現，並與林語堂、胡適等人接觸，還收到賽珍珠的親筆信件；她還與好萊塢一些名人會晤。 1942年，鏡秋的自傳《我走了不少路》（I’ve Come aong Way）問世，描述自己從澳門的家庭、經過多種學業教育，最終來到歐洲和美國的經歷。兩年後，她出版小說《西去重慶》（Westward to Chungking），並同時印行《中國巨人》（Giants of China）。《中國巨人》向美國年青人介紹中國11位著名的歷史人物，從黃帝直到蔣夫人宋美齡。 隨後她又轉向翻譯工作，譯成著名作家老舍的兩部作品《老李》（1948）和《鼓書藝人》（1952）。她還編輯漢英字典，為雜誌寫文章，在《美國之音》主持節目。[1] 抗戰勝利後，老舍出訪美國，花瓶也跟著他到了美國。在公寓裡，又是在花下，老舍完成《四世同堂》第三部《饑荒》的創作。在他動身回國的時候，他把花瓶鄭重地贈給了鏡秋女士。[2] 老舍的《鼓書藝人》於1948年第二季度開始創作，當年年底完成。由鏡秋翻譯成英文，後在美國紐約出版。鏡秋回憶說，《鼓書藝人》的翻譯過程是，老舍當時每寫完一章，就把手稿交給她，由她逐章翻譯。翻譯完成後，連同老舍的中文手稿和鏡秋的英譯手稿，一併交給紐約出版社，1952年正式出版。[3] 1956年，鏡秋與美籍華裔畫家董金漫（Dong King man）結婚，兩人安家於紐約城。鏡秋服從丈夫事業的需要，經常隨同丈夫到各地巡迴展出；1980年，為他寫了一本書《董金漫的水彩畫》。偶爾，她也寫文章談到中國的烹調和風箏。 鏡秋的小說《西去重慶》，題寫獻給“我自己勇敢的家庭”。故事從1937年寫起，幾代同堂的李家財源興旺，生活安定。主人公之一李天民憑窗眺望，志得意滿。他年已60，在蘇州經營一家商店；他24歲的長子大學畢業後成為工程師，兩個女兒都在大學裡讀書。 而日寇的入侵打破這個家庭的平和，並面臨著奮起抗日還是淪為漢奸的抉擇。李天民曾為了不使日本人從中牟利，而退掉了自己的貨物。他的長子則被遣往美國學習飛行技術，並成為蔣介石所欣賞的一名戰士；他的幼女遭到了三個日本兵的強姦，被丈夫的人解救後，兩人並肩戰鬥在抗日前線。他的長女和同學們一起參加醫療救護工作，但後成為李天民一個寡廉鮮恥的外甥的玩偶；當丈夫死去後，她終於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成為傳統婚姻制度的犧牲品，於是開始反抗命運的捉弄；儘管遭受母親等人（恪守婦女舊道德的代表人物）的反對，但她能夠保持自己個性和選擇。 鏡秋在這本小說中刻畫了幾個在美國人物，最重要的是山姆•哈坡，他服役於美國軍隊，來到中國幫助打擊外國侵略者；他是一位忠誠的朋友，曾買了一輛轎車幫助李家逃避兵災；後又把福特牌卡車改裝為一輛救護車，為前線戰士服務。還有一對虔誠而寬容的傳教士溫特博士及其夫人，傳教的同時積極進行醫務護理工作，並在基督教和孔子思想間達成共識。經受戰爭浩劫所帶來的磨折，一家人又重新聚在一起，李天民仍舊樂觀堅強。 在這部近三百頁的小說中，鏡秋在廣闊的文化背景下描繪了中國人在美國以及美國人在中國的遭遇；並注意到美國文化具有多種文化相互融合的特點；而通過與一位美籍華人的交往，他也發現華人在那裡還是遭受歧視的。通過描寫山姆等美國士兵、溫特夫婦這樣的傳教士在中國與李天民等人接觸，表現美國人對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之欽佩。 鏡秋的文筆樸素自然，對話較為豐富，不像林太乙等作家文采粲然。她在塑造人物形象時寫實性較強，對人物心理的描寫較簡單。這與她自傳《我走了不少路》裡面的寫作風格是一脈相承的。她見多識廣，閱歷豐富，而又坦誠無欺，文如其人。在自傳裡，除早年的成長和求學的過程外，她也披露自己的一樁不成功的婚姻，這在《西去重慶》中李天民的兩個女兒身上有所影射。 在上海大學，鏡秋與一位愛國者墜入情網，愛國者到歐洲去攻讀研究生。回國後找了一個稱心的工作才與她結婚。之後，鏡秋成為一個繁忙的家庭主婦，照看丈夫年邁的母親、沒有工作的弟弟和弟妹及他們的孩子。後來，她的丈夫被逮捕差點被處決，愛國熱情一落千丈，成為一名酒鬼和虐待狂。當得知他在歐洲期間還曾與另一女子關係曖昧時，鏡秋痛下決心，解除婚約離開中國。 鏡秋的小說創作只此一部作品，但她寫了大量的文章介紹中國的政治、文化等狀況，她憑藉自己的影響，使這些介紹在美國產生了較大作用。而且她具有自覺的自省意識，即發現自己作為一名跨文化的作者所面臨的困境。她試圖按照自己的想法來寫，作為一名熟練掌握英語的人（而不是異於美國人的中國人來寫）。[1] [1]宋偉傑：《中國‧文學‧美國：美國小說戲劇中的中國形象》，廣州：花城出版社，2003，第338-341頁。 [2]新禾：《老舍的故事》，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7，第163頁。 [3]《試議跨國的文學研究：林英敏的〈兩個世界之間〉代寫本科畢業論文（9）》，載“碩博線上論文網＂，2013年12月12日，http://www.jhlyzz.cn/yuyanwenxue/968178_9.html。 [4]舒乙：《我的父親老舍》，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4，第96頁。

傅斆，字子餘，號靜庵，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番禺區）人。學者、詩人。 傅斆擔任南京中央日報《嶺雅周刊》主編；後來，執教於廣州大學和香港廣僑學院；80年代主編香港《嶺雅周刊》。 晚年時候，傅斆定居廣州，1997年去世，終年83歲。 傅斆工詩詞，能文章，著有《靜庵詩稿》、《溪堂詩稿》、《桐花館詞》、《抱一堂集》等文獻。 抗戰時期，傅斆避居澳門，留下不少詩篇。 現錄傅斆的詩五首：[1] 《出關閘》（作於1939年） 纔出關門意又新，故知蠻卒亦能軍。風光便許分邾魯，肥瘠從來有越秦。 撲撲山川勞倦眼，茫茫雲物對吟身。留將詩句供餘瀝，何處清遊不及春？ 《南灣即事》 剩有孤雲與暮空，我來此地立匆匆。江聲不到沉埋處，人影同看聚散中。 生事只餘天可問，病懷徒覺月相同。少年奇抱中年恨，此意仍須若輩通。 《病起登媽閣廟偕無佚》 詩成及此江山趣，病起仍防事物新。不信世間無好手，正緣樹下著勞身。 風塵更值繁華地，香火同歸寂寞濱。未與夕陽爭一醉，孤懷端復不逢人。 《澳門懷曹季成》 小樓日久緣何事，檢點君詩又獨唫。不是看花成此淚，而今對酒也無心。 一千里外言猶壯，十五年來意稍深。阿弟有琴勤自撫，頓教淪落作胡音。 《登蓮峰寺》（作於1937年） 冶遊風日高，為訪蓮峰寺。 遠郊生白雲，悠然得茲地。 升堂新興佳，庭樹忽交翠。 小童茲為樂，一鳥緣幽意。 萬物皆有情，念此獨無奇。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447-455頁。

原名華國，號抱香居士。廣東嘉應（今梅縣）人。17歲入讀香港皇仁書院。21歲即任《亞洲日報》總編輯，評論時政，倡導女權。此後任職於《中國日報》、《少年中國報》、《民國日報》等報社。曾先後任教於南武公學、梧州中華學堂、聖約翰學校、保羅書院、檀香山華文學堂等。1907年加入同盟會，後參加廣州新軍起義、黃花崗之役籌劃工作。繼在港參與組建“支那暗殺團”，並於1910年籌建同盟會澳門支部。在澳門開辦濠鏡閲書報社，1910年秋赴檀香山，參加《自由新報》與保皇黨筆戰。武昌起義後返粵，任同盟會粵支部部長、廣東都督府高級顧問。二次革命失敗後，亡命美洲。1916年返國。次年參加護法運動，任大元帥府秘書、眾議院議員。1924年參加國民黨一大。曾參與西山會議。後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並先後在上海、廣州執律師業，兼主持廣州市立博物院及黃花考古學院。1936年出任廣東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廣州淪陷後移駐廣寧。1939年8月在廣寧病故。著有《人海航程》等。

廣東台山人，生於澳門，趙斑斕之子。曾任廣東省政協委員，第七、八屆全國人大代表，澳門政府諮詢委員會委員，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華僑報》社長，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理事長、監事長，澳門台山同鄉會會長，趙斑斕文化藝術館館長，澳門基本法協進會監事等職務。

鄭景康，字潤鑫，香山縣三鄉雍陌鄉（今屬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新聞攝影事業開創人之一。鄭觀應第四子。 1904年4月，鄭觀應任粵漢鐵路廣東購地局總辦期間，喜得第四子景康。鄭觀應早年加入孫中山創建的同盟會，之後從愛國主義立場出發，開辦不少有利民族工商業的事務。從少年時代起，景康受到父親進步思想和愛國言行的影響。鄭觀應主張兒子繼續自己的夙願，經商創業，這一點讓景康難以接受。因他愛好繪畫和攝影藝術，之後並選擇攝影作為奮鬥終身的革命武器，成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和新聞攝影事業的開創人之一。 1920年，景康中學畢業後，父親將他送入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讀書。父親去世後的次年（1923），景康離開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繪畫，同時學習攝影，開始研習攝影藝術。 1929年夏，景康變賣父親留下給他的一筆遺產，離開上海前往香港開辦一間“景康攝影室”，專門從事人像攝影。幾年後，他在人像拍攝技巧和暗室技術方面，積累豐富的經驗。1932年春，為更好地接近大自然，反映祖國的美麗山河，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他離開香港回到內地。從此，他的攝影創作從攝影室的人像攝影轉入更廣闊的領域，擴大到風光、花卉、戲劇和民俗等各種題材。之後四年，他先後遊歷廣東、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攝大量表現祖國巍偉的河山、優美的古跡名勝、動人的民俗風光照片，還有一些以花卉和戲劇或反映下層勞動人民生活的作品，積累大批的素材。 在文藝界朋友和同行的熱情鼓勵下，1934年11月1日，“鄭景康個人影展”在北平開幕。這次展出他歷年來創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分為“風光”、“花卉”、“民俗”和“戲劇”四類，內容豐富多彩。原計劃只從1-7日展出一周，但受到熱烈歡迎和讚譽，臨時延期再展七天。這次展出受到各界的好評，當時《北平晨報》刊文介紹，認為他是“名聞南國的大攝影家”、“鄭君的作品，取柑立意與裡房技術已登峰造極……為不可多得之作”。讚賞其中一些作品是“絕作”、“非凡品”、“歎為觀止”等。 1935年春，在景康的發動下，北平18位攝影家舉行作品聯展，這次展出照片共238幅，而景康參展100多幅，期間，他的作品與“個展”時一樣，獲得很高的評價。《北平晨報》在報導“聯展”過程中，提到“平津各大報大致對鄭景康氏之作品最稱滿意”。當時，他已是名滿南北有極高成就的攝影藝術家。在反映祖國現實生活的作品中，人們認識到，他是一位具有強烈的愛國熱情，有著明顯進步思想的人民藝術家，是一位具有民族正義感的知識份子。1934年12月18日，《北平晨報》發表的《在時代上的需要從學影談到宣傳》一文，很能代表這個時期他的思想情況。他說，外國人從照片上（大多是他們所拍的）看到的中國人，都是“纏足女人，留著豚毛辮子的懦弱書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滿面生氣毫無的勞動者，不文明的服裝，無趣味的生活等”。因此，“我們應該負有竭力宣傳中國美麗的使命，我們要把中國的名勝從美感的鏡頭上，驕傲地表現出來，我們要把中國歷史上色澤猶新的建築古跡、古物及富有東方美的風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揚出來，我們要把中國的誠樸可風的民俗，在歡悅中拍攝成相片，我們更要把中國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徵派戲劇，民間的巧妙的手藝，留影在相片上，以散佈到歐美人士的腦海中，糾正他們往日的錯誤印象”。這段文字，迸發著作者對祖國，對人民的滿腔熱情和藝術責任感，在今天，仍然可以成為繪畫和攝影創作的方向。在30年代貧弱的中國，景康能有如此宏大的藝術抱負，難能可貴。 “七七”事變爆發後，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景康回到香港從事攝影工作，深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決心“拍攝有關抗戰的照片，為抗日貢獻出自己的力量”。1938年初，他離開香港，經廣州來到武漢參加抗日救亡活動。期間，他擔任國民政府國際宣傳處攝影室主任，冒著生命危險拍攝一批揭露日寇侵華罪行的照片，其中的一些極其有力控訴侵略者造成中國人民災難深重的野蠻行徑的歷史見證，如1938年攝於花園口決堤後災區的《縴夫》，1938年攝於日機轟炸後漢陽鸚鵡洲的《媽媽》等。 1940年12月的一天，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張穎、徐冰的幫助下，景康來到曾家岩“周公館”，見到周恩來副主席和葉劍英，聆聽周恩來副主席的親切勉勵。之後，在周恩來和葉劍英的關懷和幫助下，他秘密地離開重慶，奔赴革命聖地延安，開始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使他在攝影藝術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景康受到黨的關懷、重視和培養，從1941年1月至1945年11月，先後在八路軍總政宣傳部和聯政宣傳部任記者、攝影師，並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克服攝影器材缺乏、條件艱苦等困難，積極開展工作，利用攝影手段“歌頌人民，揭露敵人”，為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新聞攝影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1942年5月，作為攝影工作者代表出席延安文藝座談會，景康聆聽毛主席的講話，受到毛主席的接見，期間，他舉辦個人影展。當時總政宣傳部長肖向榮為他題名《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安軍民和文藝界歡迎。任弼時、賀龍是影展的第一批觀眾，毛澤東親臨觀賞並稱讚景康的攝影藝術。李富有看過後，親自寫信給景康，鼓勵他要用攝影藝術更好地反映陝甘寧邊區軍民的建設和鬥爭生活。 景康在延安生活、戰鬥整整五年。從延安窯洞到寶塔山，從和平醫院到民族學院，從邊區參議會到軍民大生產運動，都是他取之不盡的創作素材。這些作品極其真實地反映邊區軍民團結一致，生活、生產、戰鬥、學習的面貌，成為不可多得的珍貴歷史資料。其中，1944年為毛澤東拍攝的第一張標準像；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參加國共談判在延安機場上，所拍題名《揮手之間》的照片，及他為周恩來、朱德、陳毅、葉劍英、林伯渠、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拍攝的大量歷史照片，都成為黨史的重要資料。他拍攝的《陝北與江南》、《南泥灣之秋》、《開荒》等作品，成為革命畫卷中的重要片段。 1945年11月，景康跟隨胡耀邦離開延安奔赴前線，先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察冀畫報社》、《山東畫報社》、《東北畫報社》從事攝影採訪並擔任攝影的領導和培訓工作，培育大量新聞攝影骨幹；拍攝許多具有重要價值的照片，反映中國人民解放軍英勇戰鬥，奪取勝利的歷史面貌。 新中國成立後，景康先後擔任新聞攝影局研究室主任，新華社特派記者、研究員，中國攝影學會常務理事，創作輔導部主任等職，他積極從事新聞攝影、人像攝影和攝影理論研究工作。1957年2-3月，北京帥府園的中國美術家協會為景康舉辦個人攝影展覽，這是建國後中國舉辦的第一次個人影展，對推動中國攝影藝術創作起到積極的作用。1962年2-3月，景康和梁思成在北京民族舉辦“內蒙古紀遊攝影展覽”，展出兩人的作品88幅，較好地反映內蒙古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面貌，展示內蒙古草原、牧場、蒙古包的風光，受到人們的讚賞。 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期間，景康就開展攝影工作提出三條建議，其中包括舉辦攝影訓練班，培養攝影工作者。他為攝影培訓班親自編寫教材，培訓一批又一批新聞攝影戰線上的幹部，從天山腳下到東海之濱，從松遼平原到珠江兩岸，都有他的學生。 景康把他多年創作方法經驗概括為六個字，就是“看到，想到、拿到”。他的基本拍攝方法是“抓拍”。他認為，攝影是用照相機這種科學工具紀錄和反映現實，能夠滿足人們“百聞不如一見”的願望，令人“不容置疑”作用的藝術手段。所以“攝影藝術區別於其他藝術形式及其最可貴之處，就要面對現實，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現實生活”，“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違背了這一點，“就失去了攝影藝術本身獨有的特性，靈魂和存在的必要”。他指出“拍攝照片應該從實際出發，既忠實於現實的本來面目，又注意發揮攝影的特性，不玩花樣”。只有這樣，攝影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感染力。並“充分發揮攝影藝術的戰鬥作用”。所以，他從不按照自己的主觀想法去指揮和干預拍攝對象，而是深入現場，觀察選擇，抓住動態，使得作品生動自然，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毛主席在延安就稱讚景康的攝影作品“能抓住動態”，如《紅綢舞》等照片，充分表現這一特色。 50年來，景康的創作題材和體裁豐富多樣，新聞事件的發生現場，各色人物的形象，祖國山川的瑰麗風光，五彩繽紛的舞台劇碼，生意盎然的花朵，敵人的殘暴罪行，戰士的奮鬥不息，都在他的鏡頭出色表現。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他為毛澤東主席拍攝的一幅像，至今一直懸掛在北京天安門城樓正中。人們普遍認為，景康的創作達到“氣韻生動”、“形神兼備”、“既無牽強意，又無雕琢痕”的藝術境界。[1] 在“文革”中，景康受到嚴重迫害，癱瘓臥床數年，1978年8月23日病逝，終年74歲。鄭景康著有《景康攝影集》、《攝影創作初步》、《攝影講座》等書。[2] 2009年12月10日至2010年3月21日，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暨澳門回歸10周年，“紅色歲月——鄭景康攝影展”在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轄下的澳門博物館開幕。鄭景康的115幅於抗日戰爭時期至20世紀60年代為共和國留下的珍貴照片，他的26幅與澳門攝影工作者參加文化活動的照片，以及他在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著作、影集和使用過的照相機一併展出，較全面地展示他的攝影技藝以及攝影理論造詣。展覽同期舉行專題講座《共和國第一代攝影家——鄭景康》。[3] [1]蕭嘉：《我國著名攝影藝術家鄭景康》，載《中山文史》（第14輯），中山：中山政協，1988，第147-153頁。 [2]《鄭景康》，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186。 [3]《澳門博物館舉辦鄭景康攝影展》，載“中國攝影家協會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cpanet.cn/cms/html/zhongguosheyingbao/zixun/20091224/41451.html。

字復生，號冬郎，筆名魯一。廣東南海人。少時隨舅舅朱九江就讀於禮山草堂。與陳少白、鄭士良等交好。先後在《世界公益報》、《廣東報》、《華僑報》等報社任編輯，利用“粵謳”、“班東”等地方歌謠形式，宣傳革命。並進行粵劇改革，曾創辦澳門優天影粵劇團，以平喉時裝演出。編有劇本《賊現官身》、《虐婢投江》等，在澳門、新加坡等地演出，影響甚大。1926年卒於香港。

廣東珠海人。曾任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理事長、澳門澳青年商會會長、廣東省第六屆和第七屆政協委員、澳門大眾報社社長、澳門珠海聯誼會理事長、澳門童軍總會監事長、資深青商協會執行主席、澳門弱智人士服務協會監事長。

陳天心，又名陳亞基，澳門《大眾報》創辦人。 1933年7月15日，天心創辦澳門《大眾報》，並擔任首任社長，在新聞戰線上全力支持救亡活動；並擔任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出版股主任。《大眾報》是澳門現存中文日報中創刊歷史最長的一份報紙。1946年後停刊，1948年由蔡凌霜復刊。1982年該報曾設葡文版。現在每天出紙兩大張，外銷至珠海。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澳門報人與澳門同胞一起積極地投身抗日救亡工作，當時《朝陽日報》、《新聲報》、《大眾報》，成為澳門同胞抗日救亡運動的重要宣傳陣地。 30年代，天心和曾枝西女士合作創辦《大眾報》，時值中國內戰，當年澳門人口不足15萬，一般工商業落後，社會經濟蕭條，辦報不易。在這樣的環境中，天心毅然創辦《大眾報》。為了節省開支，他與陳少偉創辦的《朝陽日報》共用社址，設於營地大街104號，資源分享。 天心原任職於葡僑商人殷理基創辦在新馬路的殷理基洋行，他對辦報抱有雄心壯志，但財力薄弱，難展拳腳。在徵得曾枝西（其夫婿為全新織造廠廠長陳卓禧）參與投資，合作經營。曾枝西對新聞事業具有濃厚興趣，且經濟充裕，對擴展業務幫助很大，她親自主理報社經理部工作。開辦不久，經曾枝西之邀，陳少偉加入報社，擔任編輯兼外事工作，成為《大眾報》的一員主將。當年《朝陽日報》、《大眾報》兩報關係密切。1935-1937年，在兩報合作經營一段時期，開展社會服務，並成立一個“朝陽大眾服務社”，陳大白參與該項工作。這項服務在當年澳門是沒有先例，並非金錢上的資助，而是一項排難解紛的工作，為讀者和居民所提出的疑難之事盡量協助解決，本著“助人解困、盡力而為”的宗旨，先後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可觀的成績。服務社設有圖書部，曾枝西斥資捐出一大批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學科書籍，以供無力升學或有志讀書的貧困青年自修之用，社會人士對服務社都給予好評。1937年秋，兩報工作人員忙於救亡活動和宣傳等工作，無法抽調人手，服務社只得停辦。當時澳門社會環境惡劣，天心從不氣餒，悉心經營，想方設法推動業務，擴大廣告收入，終於闖開了局面，業務取得發展，銷路日漸增加。同時，著重增強各部門人手，充實各版版面。不久，曾奇玉、劉偉海先後加入採訪部，擴充本地新聞版，搞得十分出色。專欄作者羅夏亦應邀主理副刊版，內容知識趣味並重；青年骨幹譚福賢等多人加入服務，擔任營業和廣告等工作，使業務得到進一步發展。 1937年下半年至1941年，《大眾報》業務蒸蒸日上，進入一個興旺時期。“七七”事變爆發後，澳門立即沸騰起來，掀起如火如荼的抗日救國熱潮。由於國內戰火漸向南移，各地人士紛紛遷來澳門，人口大量增加，工商各業隨之興旺起來。期間，《朝陽日報》、《大眾報》報同人聯同發起組織抗日救國社團——澳門四界救災會，並全力投入救亡活動，成為抗日救國宣傳的尖兵，是澳門報業中史無前例的創舉。兩報在社會上享有頗高的聲譽，更為澳門愛國報業史增添燦爛奪目的光彩。省港著名報人紛紛來澳門，先後加入《大眾報》、《大眾晚報》工作，加上澳門多位資深作者和好手加盟，人才鼎盛，一時無兩。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前，國內著名報人陳霞子停辦《七十二行商報》來到澳門，加入《大眾報》主理副刊版，先後親自撰寫不少佳作，其中他所撰最有名的偵探小說《偵緝膽》和新派武打小說《芝加哥殺人王》等，刊出後膾炙人口，大受歡迎，成為最暢銷的讀物。陳霞子《大眾報》工作歷時四年。不久，香港有名報人梁寬、衛漢光等來到澳門加盟《大眾報》，梁寬任評述，衛漢光擔任編輯，業務更有發展。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前，局勢日益緊張，香港著名報人何文法、余寄萍等為避戰亂，先後來到澳門，應天心之邀，為《大眾報》效力，何文法撰寫專欄文字，余寄萍點評言情小說。當時《大眾報》的副刊版，風行一時。除增強採訪部、副刊版和時事評述外，從1938年起，天心著手擴充體育版，邀請體育界作者方肇麟（筆名“鐵面人”，後為《體育週報》負責人）主理，並擔任專欄評述。1941年由抵澳不久的香港體壇名將雷學欽接替工作，香港重光後，雷學欽才返港。1938年更邀得資深報人、書畫界人士黃蘊玉（偉俠）加入副版服務，撰寫小說和各類稿件，歷時七年，期間，資深報人何曼公為《大眾報》撰稿兩年多。 廣州淪陷後，來澳內地人士不斷增加，澳門市面日益興旺。為適應當時市場需要，1939年夏，天心出版《大眾晚報》，邀得香港有名報人柯武韶、梁寬、楊柳等助陣，負責編務和撰寫稿件，同時黃蘊玉主理娛樂性副刊。由於消息快捷，內容富趣味性，銷量激增。1942年初，澳門和週邊情勢惡劣，更因虧蝕關係，《大眾晚報》決定停刊。抗戰後期，1942年起，天心和曾枝西經營的《大眾報》進入最艱難時期，種種苦況和艱險接踵而至。為了堅守抗日救國的立場，在處理新聞和稿件時，他們絞盡腦汁，步步為營，稍不小心，就惹上麻煩。由於當年澳葡當局受到日方的壓力，執行嚴格的新聞事先檢查制度，造成澳門史無前例的新聞災難。當時，報社收入銳減，全體員工經歷苦難的歲月，既受持續糧荒之苦，夜晚工作更嘗透分區停電點蠟照明之艱辛，職工要減薪，家屬要捱稀粥或粟米飯，過著異常清苦的生活，但毫無怨言。白新聞紙空前昂貴，使經營百上加斤，雖敵偽組織利用免費供應紙張以達到其收買目的，但報社從未因此改變初衷，使用粗糙的玉扣紙印刷，堅持繼續出版。1942年敵偽開辦的喉舌報《西南日報》，除收買少數新聞界敗類作其工具外，先後向《大眾報》報社、報社負責人和主要編採人員打主意，各人立場堅定，不與敵偽同流合污，在救亡戰線上沒有一個人掉隊。 1946年，天心一家遷往廣州。1947年《大眾報》暫時停版。1948年初由蔡凌霜接辦。新中國成立後，天心投身於建設事業，先後從事文史、文字改革和教育等工作，表現積極，在報上發表不少文章。“文革”期間，天心被下放到農村去，受盡折磨，終因體弱多病，鬱鬱而終。 打倒“四人幫”後，陳天心獲得平反後，恢復了名譽。他從獻身報業到回國參加建設事業，歷時30多年，一生為新聞事業、祖國建設事業作出巨大的貢獻，功不可沒。[1] [1]陳大白：《天明齋文集》，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第21-50頁。

陳滿，原籍廣東新會（今屬江門市新會區）。澳門醫學、文化界名人。[1] 20世紀20年代，陳滿在廣州中山大學醫學院讀書，後轉讀光華醫院。畢業後，他在廣州《越華報》工作，主持該報“醫事專版”。之後，他在澳門長期從事醫療衛生工作，同時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創辦澳門大專教育基金會，積極致力於文化事業。 1950年3月8日，陳滿創辦愛國刊物《新園地》，擔任社長。《新園地》原為“新民主協會”會刊，出版時編者只注“澳門新民主協會出版委員會主編”，最初附在《大眾報》內發行，雙週刊，四期後改為旬刊，正式單獨對外發行，1955年改為週刊發行。《新園地》屬於文藝刊物，最初為免費派發，後改為消息類報章，傾向於時事論述。文藝不是報紙的主流，且刊物定出售價，如1955年為例，每份零售價一毫，訂閱每月三毫。《新園地》等刊物對澳門文學新秀的培養起到一定的作用，培養不少文學新苗。[2]1950年，濠江中學在熱心愛國人士支持下，擴大校董會，由陳滿擔任董事長，將中學部擴遷到亞馬喇馬路三號，1952年興辦簡易師範班，1951年創辦高中部。[3] 1964年，柯麟醫生受聘為鏡湖醫院院長；1948年以柯麟等校友為首，組織中華醫學會澳門分會（今澳門中華醫學會），成為澳門杏林的中流砥柱，澳門華人西醫團結在中華醫學澳門分會的周圍。50年代，陳滿和邵昆侖等校友協助澳門工聯創辦澳門工人醫療所。1987年3月，中山醫科大學澳門校友會成立，是陳滿和饒不辱、譚煥容、梁秀珍、梁志輝、邵昆侖、李保民等120多位校友籌組成立的群眾性醫學專業團體，成為中山醫科大學中國境外第一個校友會，其中不少是各專科主治、主任醫生、教授及院長等。該會宗旨是發揚母校優良傳統，加強與國內外各地校友的聯繫，交流訊息和學術，團結本地同業人士，共同推動本地區衛生保健事業。[4] 陳滿歷任中華醫學會理事長、《新園地》社長、澳門同善堂名譽主席、濠江中學校董會副董事長、江門政協委員、新會同鄉會副會長等職，為澳門醫療衛生事業作出積極的貢獻。[1]陳滿的外孫梁維特連續出任三屆澳門行政委員會成員。[5]1990年1月，陳滿在澳門鏡湖醫院病逝，終年84歲。[1] 2012年11月9日，澳門歷史檔案館首次與民間團體中山醫科大學澳門校友會合辦的“‘仁心‧博濟’歷史圖片展”舉行開幕式，展出圖片逾300張，包括深受尊崇的柯麟、陳滿、饒不辱、譚煥容等中山醫校友的事蹟、澳門主要醫療機構的發展過程，及醫護人員的學術交流活動等，體現近80年來澳門醫學界和社會的發展。[6]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9頁。 [2]呂志鵬：《澳門中文新詩發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第57頁。 [3]《濠江中學》，載“新榜網＂，2010年11月12日，http://jiaoyu.xooob.com/xssj/200911/395423_1034291.html。 [4]《中山醫科大學澳門校友會》，載“中山大學校友總會＂網，2012年12月12日，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8040&newsId=5705。 [5]永逸：《華澳人語》，載《新華澳報》，2011年6月20日，http://www.waou.com.mo/wa/2010/07/20100726a.html。 [6]《仁心‧博濟歷史圖片展》，載“開幕澳門民航學會＂網，2013年5月25日，http://www.macau-airport.com/cn/node/7996。

鄭滄徽，香山縣人。中國民主同盟中山縣民盟委員、《開明報》社長。 鄭滄徽擔任廣東省支部組織委員、秘書處副主任。1951年4月27日，中國民主同盟成立南（海）佛（山）分部籌備委員會，鄭滄徽兼任主任委員，有盟員十人。[1] 1947年《開明報》創辦，是高苞等地方豪紳為扶植地方勢力、用來對抗中山縣政府主辦的《建中日報》的，後因經營不善，面臨倒閉。當時縣政府建設科科長趙約文（中共地下黨員）與社會科科長蘇翰彥（民盟中山縣籌建人）看到這情況，立即以縣政府需要掌握輿論機關為由，建議縣長孫乾接管該報。獲得孫乾同意後，兩人立即安排共產黨員李思明、王偉彤，民盟成員鄭滄徽、劉清勳進入該報擔任記者、編輯。[2] 1949年春，中國民主同盟中山分部正式成立，適應形勢發展需要，改變過去由民盟澳門分部領導中山盟務的狀況。蘇翰彥擔任分部主委，鄭滄徽、李有傑、賴志衛分別負責秘書、組織、宣傳工作，曾理任委員。 《開明報》創刊時，原定每日發行對開一大張四版，後因提前刊行，印刷工人未能及時到位，改為每日出四開四版恢復對開版面，每日出四版，1947年7月25日擴為對開六版。該報頭版刊登國內、國際消息及各種告白，第二版為“本地新聞”（後改為經濟版）。第三版之後依次為“開明副刊”、“讀者之頁”及“國內、本地新聞”等，廣告所佔版面相對較小。創辦初期，該報社長為高星耀，副社長為方克環（曾任縣參議員）。 後來，鄭滄徽出任社長，陳宏文擔任總編。停刊前，社長為高星耀，副社長為黃大惠。社址最初設在石岐孫文中路101號，後遷至孫文西路21號（今孫文西路興寧里牛角巷口）。報紙由正風印務局和開明印務局負責承印。《開明報》屬於民辦報紙，為與《中山民國日報》、《建中日報》等官方報紙競爭中求得生存，《開明報》十分注重新聞內容的出彩和採訪稿件的獨立性，在言論上力求獨具特色。在不觸動統治階層政治底線的前提下，在對國內外重大事件的報導上，觀點相對另外兩報較傾向於進步。 實際上，《開明報》較民主與進步，與其辦報人員多為中共地下黨員和民盟盟員有關，它基本掌握在中共地下組織和民盟中山地方組織手中。中山解放前夕，1949年10月29日，《開明報》在出版最後一期後停刊。它對1947年中山特大水災報導“1947年入夏後，珠江中上游連續暴雨，東、西、北三江江水暴漲，珠江沿岸各縣市遭受水災，尤以珠江三角洲區域災情最為嚴重。其中中山一縣更是遭受30年來最大的水災，淹沒耕地30多萬畝，受災人口近八萬人，損失稻穀69萬市擔，廬舍牲畜損失極多。”《開明報》對此次水災前後報導較多，尤為關注災民受災及救災的情況。從報上記載中清楚地瞭解當年中山受災嚴重的情況，號召民眾要增強抗災信心、奮起自救。在1947年中山水災報導中，《開明報》充分體現其持論公正、為民請命的輿論立場。這一特點在該報的許多報導中得到體現。 通過這次報導，《開明報》獲得讀者的充分認可，奠定它與《建中日報》、《中山民國日報》抗衡的基礎。對收回澳門運動有關的報導，澳門原屬香山縣，兩地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澳門問題始終是香山人關注的焦點。在二戰後興起的收回澳門運動中，中山本土報紙始終給予高度的關注。其中，作為當時中山唯一民辦的縣級報紙，《開明報》對澳門問題的輿論，十分重視澳門與中山本地的利害關係，主張收回澳門運動應以發動民間力量為主，依靠政府力量為輔，基本上代表中山民間的呼聲。1947年4月16日，《開明報》上刊登《發動收回澳門運動》一文，這是該報對收回澳門運動的首次評論。該文對廣東省參議會敦請政府從速收回澳門主權的提案深表贊同，並分別從歷史、現實、地方等角度分析收回澳門的重大意義，呼籲在動員政府出面收回澳門的同時，尤其要注意發動普通民眾參與運動“我們絕對不能把責任全卸給參議會身上，我們應當一致起來，盡量發揮我們的力量……這點尤其希望本邑民眾身體力行，認真注意！”1947年4月27日，中山縣參議會響應省參政會、省參議會的號召，組織成立中山縣民眾收回澳門運動會，除電請國民政府外交部向葡萄牙要求限期收回澳門外，還分電鄰近東莞、新會、順德、寶安、台山等縣，協同採取收回澳門有效行動。在之後幾個月中，因國民政府內外交困，對收回澳門熱情不再，民間收回澳門運動熱潮漸呈減弱。有鑑於此，《開明報》於7月9日再度刊發社論《舊事重提，別忘了收回港澳運動》，為收回澳門運動鼓勁。文章開頭便開宗明義“我國社會多變故，固然內在潛伏許多複雜因素，而帝國主義在我國土的租借地和割讓地存在一天，則我社會生活實在無法轉好。”接著，文章一一列舉英港、澳葡的殖民罪狀，如吸收大量黑金、包庇國內逃犯、公開或變相的賭場和妓館林立、公開販賣鴉片等，“其年中收入累千累萬，予我國民的毒害卻遺害無窮”。最後，文章對當前收回澳門運動的逐漸冷卻表示擔憂：“吾人仍深刻記憶數月前對於收回港澳問題運動的熱烈討論，情緒的緊張！計劃準備的徹底，未敢或忘。然而計劃一事，行動又一事。終於消失於無影無聲，靜中思之，不禁悲憤，亦覺慚愧！” 7月30日，發生的澳葡警察毆斃朱文彬一案，終使收回澳門運動輿論再度高漲起來。8月8日，《開明報》發表《收回澳門此其時矣！》社論，為中山民眾反對澳葡暴行的行動聲援，並為收回澳門運動發起呼籲。當時國內盛傳美國與葡萄牙簽署秘密協定，開闢澳門為美國商港、氹仔島為美軍空軍基地的消息。為此，中山民眾十分憤怒，一些熱心讀者向《開明報》寫信，表達對美葡協定的憤怒。《開明報》將一些讀者的信件刊登在報紙上，以引起更多民眾的注意。[3] [1]南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南海縣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 [2]曾理主編：《南方民盟歷史》，廣州：《南方民盟歷史》編輯委員會，1991，第213頁。 [3]方炳焯、陳彥等：《傳媒春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134-144頁。

女。20世紀30年代初組織澳門婦女互助社，以全新織造廠工人為主體，開展婦女運動。1933-1964年期間，應陳天心之邀，投資《大眾報》，成為合股人，親自主理經理部工作。抗戰時參加四界救災會工作，獲選為理事，出錢出力，支持抗日救亡愛國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