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8月22日，大西洋署澳門管理華人事務官飛良紹為諭澳內華人醫生知悉：爾等日間診脈，凡知有屙嘔急症以及別項瘟疫之症，應速赴本衙門報知。此乃欲設法預防起見，你等醫生宜遵照辦理，毋違干咎。[1] [1]《澳門政府憲報》1879年8月23日第34號。

民國二十五年 (1936年1月1日-1936年12月31日)3月15日，聖珊澤兒童醫院關閉。病人轉入仁伯爵醫院的“白朗嘉莊” (Vila Branca)病房。

光緒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澳門中學教師高斯華（José Gomes da Silva）完成了《澳門衛生報告》，該報告非常詳細地報導了當時澳門的衛生情況，特別是對沙崗和新橋區的衛生情況進行了深入的報導。該報告首次附錄了澳門植物的目錄，並收集了300多種植物標本。在當年的霍亂爆發時，他毫無種族歧視和科學家的傲慢，邀請了一位本地郎中來幫助他一同抵禦霍亂，而且，這位郎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當時，正值“印度（Índia）”號輪船駛抵澳門，船上有霍亂患者，這位醫生隨即下令在二龍喉、劏狗環、東望洋炮台及青洲錨地設立隔離棚，隔離霍亂患者，避免此疫在澳蔓延。他還在其供職的學校內成立了一小型自然歷史博物館，展出礦石和動物標本，並搜集當地植物製作標本。這些標本現存於科英布拉大學植物學院。

道光八年（1828年2月15日─1829年2月3日）澳督若瑟·邊度稱：澳門的葡萄牙人家庭主要是找中醫看病，中醫是澳門最好的醫療。同時偶爾有葡萄牙和外國醫生，他們是到那混世界的，想迅速致富，或者是逃犯，澳門的政治地位使它成為一個避風港。

宣統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12月20日，澳門署督據澳門公會會議，批准將《莫非亞及鴉片製造藥料出入口生意章程》（共46款）施行。其中規定欲在澳發賣者須領牌，每年應繳牌費銀25元。另入口時，莫非亞（為嗎啡之葡語譯音）每兩納規銀6元，鴉片煙製造藥料每兩納規銀3元。只准合格有憑之醫生、藥師及華人醫院，可以賣莫非亞及鴉片煙製造之藥料，以為醫治病症之用。

光緒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7月6日，舵尾島白沙欄麻風病人數為40名單身和7名已婚男人（無妻相隨）。女性麻風病人18人並已確認染病，2名已婚但未與丈夫同居，11名單身，5名寡婦，其中4名初來時已喪偶，身邊帶著2名幼女。7月28日，澳督札諭嚴禁各項華船裝載麻風病人到澳，不准登岸。如查有載來，須令將該麻風病人留在船上載回原處。[1]同日，還對白沙欄收容所接收麻風病人做出規定，並確定了在街上相遇時的措施。決定用於男性病人的收容所要和女性住所完全隔離。[2] [1]《澳門政府憲報》1882年8月5日第31號。 [2]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26頁。

光緒三年（1877年2月13日─1878年2月1日）澳門各行公推鏡湖醫院12位：王海清（雲卿）、宋勳（卓卿）、潘以恩（禮臣）、黃濟華（巨川）、蔡應饒（甫田）、關兆祥（玉波）、李謙裕（子翹）、黎丕典（錫余）、張樹南、張昭源、陳弼臣、麥學謙。[1] [1]《鏡湖醫院征信錄》上，第12頁。

民國二十三年 (1934年1月1日-1934年12月31日)6月9日，面對兒童死亡率增長，澳門政府採取有力措施，總督美蘭德批准衛生司在聖珊澤宮建立兒童醫院托兒所和制乳場。但兒童醫院直到1936年才開始運作，“因資金缺乏”，又於同年3月l5日關閉。

光緒四年（1878年2月2日─1879年1月21日）5月9日，澳門政府將麻風病人遷移到舵尾島白沙欄海灣的麻風院，共有62名麻風病人，包括46名男性、14名女性和2名兒童。在由駐氹仔和路環部隊負責的小橫琴村只有1名患麻風病的富裕華人，住在山索（Seong-Só）。程佐衡於1887年完成的《勘地十說》稱：“（舵尾山）白沙環（欄），蓋即男人病麻風者所居。前十餘年，葡人見麻風人，恐其傳染，皆送至此，按期給食。後於光緒十年（1884）移女麻風於小九澳（路環）”[1] [1]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10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幕客程佐衡著》，第3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