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六年（1880年2月10日─1881年1月29日）8月21日，澳门政府公布已投成的1880年10月11日起计的三年期渔揽头生意合同。该鱼生意仍然仿照旧章，并无更易。至载鱼来澳，所输规项仍旧照纳，并无加增。各渔船不须领牌，在澳出入亦不用输钞，均以公物会所定承充合同款式，其承充规银以每月上期交纳七二兑。[1] [1]《澳门政府宪报》1880年8月28日第35号。

咸丰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8月14日，奉总督命谕各人知悉：照得现准旧鱼栏华人郑亚初、徐已生、郑亚二、卢亚垒、刘亚看、郑智和等相应照旧承充鱼栏，其所有入澳鲜鱼、咸鱼，全归伊等办理。自咸丰元年（1851）七月初五日起，限期两年，期内不准别人私充。如有违命，按例分别罚银惩罚。各宜知悉。特谕。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1日─1927年12月31日)本年，据本年年鉴资料，捕鱼业仍为澳门最重要的行业之一，大约有2万名不同性别、年龄的人员以此行业为生。

清宣统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1月7日，为达到以公平便利之法振兴渔业的目的，澳门政府正式公布属务兼海军部上年11月21日签署的上谕，将澳门盐鱼出入口买卖生意办法更改为专利凭照。先是1906年1月18日上谕规定澳门渔业自由买卖之章程，但最终因议事公局反对等原因并未着手施行，而其时承充合同又至1911年6月30日期满。鉴于自由买卖章程不宜于澳门地区生意，亦无益于政府国课，即澳门渔业生意既不可归一人承充，又不便任各人自由贸易，两者均属不宜，故澳门政府遵照葡国律例，设立澳门鱼商行，归其承办，并规定澳门所有渔业商人均可入行。该行则认定一抽用税额，以纳国课之规定，同时按价以收同年中所收用银，除缴纳国课之认定额规，并支出一切经费外，所有盈余归行内人照数均分。

民国三十一年 (1942年1月1日-1942年12月31日)4月17日，由于战事日益紧张，生活渐趋艰难，澳门政府暂时允许将城内土地用作农业用途。

清宣统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5月26日，澳门政府批准鱼商行包收鱼规之合同章程。合同之期系自1911年7月1日起至1921年6月30日止，每年缴纳国课规银33000元，并规定凡在澳门做鱼生意之人，须准澳门鱼商行每日抽取用银每价1元抽1.5仙，无论已入行未入行一律抽收。

光绪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12月26日，澳门总督贾拉沙发布告示： 据氹仔、过路湾各行铺户及居民人等禀称：氹仔、过路湾鱼生意，今准人揽头承充，在公物会定立合同，于1880年1月1日起行。此虽似有利于国课，而实有损于两湾各项生理之人等情。据此，查该承充人必定折磨渔户，以抽规银填足应纳之价，该渔户等无力完缴，业有舍弃氹仔、过路湾，迁徙大西洋不辖地方营生，致不协助兴旺两湾各项生理。盖此两湾各铺户，所特赖者，系渔户交易为最。若使渔户失散，该铺户必致歇业，舍弃两湾而迁徙别处营生求食耳。至该两湾规项公钞，大约出自各项生意之人，如或各项生意之人歇业，该二处必然失其兴旺，变为无用之区。今查承充人所应纳规价，虽大损于己，亦须缴纳，明见此规必有进入，惟别项之规银公钞定有减少，则其害者多而利者寡。立睹其害之将至，必须筹躇杜绝，或与承充人酌量，或用严法蠲免。查今承充抽收氹仔、过路湾鲜鱼、咸鱼规银之人禀称：己卯年八月二十九日与公物会所立合同，有窒碍于百姓，并于承充人获利无多，求将合同销废等语。又查，凡有地方之责，其最要者使百姓平安而兴其利，并非以百姓受累亦独图国课之裕，况加增此规项，屡非能久远耳。据与公物会商议，无创出销废合同之意，惟如承充人禀求，将合同销废，自应准行等因。今据承充人禀请销废合同，本大臣拟以氹仔、过路湾抽收鱼规，著仍照经拟章程办理，所有己卯年八月二十九日公物会立定于1880年1月1日起行之合同，今即销废。[1] [1]《澳门政府宪报》1879年12月27日第5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