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25日─1907年2月12日）4月23日，澳门公会批准、澳门议事厅议定的《猪槽章程》颁布施行。猪槽设在妈阁，专为存放猪只及㓥宰之所。以免贩卖猪肉各户在铺屋内存养大小猪只，致人畜杂处，兼免晚上在铺私行开宰有损于国课暨本局规项，又免所宰多有羸病之猪，有碍于人民卫生各等弊端。规定由水陆两路运入口之大小猪只，无论系在本澳宰卖或即转运出口，均须将猪在妈阁猪槽存养，俟至开宰或出口起程之时，然后由该槽取出。猪只存豢此槽者，不须纳费，只须派伴自行看守豢养。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1日─1927年12月31日)本年，据本年年鉴资料，捕鱼业仍为澳门最重要的行业之一，大约有2万名不同性别、年龄的人员以此行业为生。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2月2日─1898年1月21日）本年，澳门鱼栏行变动较大，向来渔船计有700只，今则实存430只，业渔人数约只5000名，以致承顶转让、倒闭等情形颇多。如义友堂刘绍修承顶“源来鱼栏”；郑发等人的“赞利”、“鸿利”二栏的变动；杨士彬承顶澳门营地街市门牌第68号“新两全”鱼栏生意；谭桂甫等人承顶果栏街门牌第19号安吉海味生意；合和堂用本银1500两顶受路湾海旁街门牌第14号锦隆鱼铺生意；义合堂张彭及郑星南、辛俭坡等人合股经营在澳门皇家新街门牌第105号开设的昆隆海味店倒盘等等。据上年的“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透露：澳门盐价日贵，渔户皆欲将鲜鱼装往香港醃制也，应是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光绪六年（1880年2月10日─1881年1月29日）8月21日，澳门政府公布已投成的1880年10月11日起计的三年期渔揽头生意合同。该鱼生意仍然仿照旧章，并无更易。至载鱼来澳，所输规项仍旧照纳，并无加增。各渔船不须领牌，在澳出入亦不用输钞，均以公物会所定承充合同款式，其承充规银以每月上期交纳七二兑。[1] [1]《澳门政府宪报》1880年8月28日第35号。

清宣统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5月26日，澳门政府批准鱼商行包收鱼规之合同章程。合同之期系自1911年7月1日起至1921年6月30日止，每年缴纳国课规银33000元，并规定凡在澳门做鱼生意之人，须准澳门鱼商行每日抽取用银每价1元抽1.5仙，无论已入行未入行一律抽收。

光绪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4月16日，署理管理华人事务官小若阿金‧巴士度律师与氹仔行政长官商谈路环南面海湾捕鱼纳税问题。他认为大横琴岛寺庙的中国主持确实在法庭出示了香山政府一份非常合法的文件。中国当局在文件中申明“路环的两个海湾归属寺庙，给予其征税权”。巴士度表示希望了解能使他有所行动的详情，因为他认为情况十分复杂。海岛市政委员会主席简单地答复说葡萄牙当局对路环拥有完全的管辖权，黑沙和竹湾海湾均在该地区，甚至战船也要受葡方据点的监督，中国当局并未表示任何不满。由于属于葡方水域，故应对其使用葡萄牙法典中规定的民事法律，特别是第395条。除此而外，不存在给予受行政管理条例制约的公共地方的个人以任何特权的法律。[1] [1]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22页。

清宣统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1月7日，为达到以公平便利之法振兴渔业的目的，澳门政府正式公布属务兼海军部上年11月21日签署的上谕，将澳门盐鱼出入口买卖生意办法更改为专利凭照。先是1906年1月18日上谕规定澳门渔业自由买卖之章程，但最终因议事公局反对等原因并未着手施行，而其时承充合同又至1911年6月30日期满。鉴于自由买卖章程不宜于澳门地区生意，亦无益于政府国课，即澳门渔业生意既不可归一人承充，又不便任各人自由贸易，两者均属不宜，故澳门政府遵照葡国律例，设立澳门鱼商行，归其承办，并规定澳门所有渔业商人均可入行。该行则认定一抽用税额，以纳国课之规定，同时按价以收同年中所收用银，除缴纳国课之认定额规，并支出一切经费外，所有盈余归行内人照数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