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傳教士。字繼元，原名謝務祿。葡萄牙尼札（Niza）人。1602年入耶穌會。1608年東來。1613年入華，傳教金陵，南京教案後於1616年被驅至澳門，繼在聖保祿學院任教（1617-1620）。1620年改用曾德昭名再入內地傳教，初居江西，繼赴江南、浙江。最後到西安。在此，他見到新出土的唐德宗建中二年所立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並將其譯為拉丁文，轟動歐洲。1637年自澳門赴羅馬，出席耶穌會總會召開的各國耶穌會代表大會，1640年抵羅馬。1644年會畢返華後，出任在華耶穌會會長至1650年。1649年往廣州主持教務。1650年清軍攻克廣州，曾被捕。後因湯若望的關係始獲釋。1658年歿於廣州。著有《大中華帝國誌》（Relação da Grande Monarquiada China）一書。其遺著《葡漢字彙》今藏里斯本國立圖書館。

天主教傳教士。葡萄牙埃武臘（Évora）人。1767-1770年間在埃武臘大學學習。1769年入聖方濟各教會一教派。1773年12月2日在里斯本正式入會。1779年獲科英布拉大學數學博士學位。1782年被選為北京主教。1783年2月7日在里斯本郊區一修道院中領主教神品。1783年4月離里斯本東來。1784年7月28日入澳。1785年11月8日抵達北京。葡女王唐娜‧瑪麗婭一世（D. Maria）遴選湯氏出任北京主教時向其下達宗教、政治雙重任務。前者為緩解因1780年意大利神甫若昂‧達馬塞諾‧薩魯斯蒂（D. João Damasceno Salusti）被祝聖為北京主教而引發的葡萄牙王室與梵蒂岡的矛盾，但堅持葡萄牙王室的東方保教權。後者則為結束中國當局對澳門的壓制，尤其《張汝霖制夷十二條》所規定的嚴厲管束。為此，海事及海外國務秘書卡斯特羅（Martinho de Melo e Castro）於1783年4月4日為統治澳門的葡印總督F. G. 索札（Federico Guilherme de Souza）下達了41條詳細的指令，令其為湯士選入華作好準備。除此正式的指令外，尚有一題為《在果阿應為北京主教提供的指令的札記及消息》的備忘錄，其內容更加細緻。葡印總督接卡斯特羅指令後，亦起草一指令並於1784年4月7日正式下達。同時責成澳門議事會為湯士選執行政治任務準備材料。湯士選抵達澳門後，議事會於1784年9月12日又為他提供了一份由19條組成的指令。雖然接受了上述指令，湯氏的北京主教身份在華從未公開，他僅以數學家和天文家學的身份為清廷服務，自然無法執行那些為他下達的指令。1808年7月6日卒於北京南堂，享年57歲。賜葬柵欄教堂。

明清時期繼利瑪竇之後最具影嚮的耶穌會傳教士。德意志人。1622年經澳門到北京。1630年由徐光啟推薦入曆局，編纂《崇禎曆書》130卷，並為明廷鑄造西式火炮。清初深受順治帝器重，任欽天監監正，繼而兼太常寺卿，光祿大夫，並誥封三代。1666年病逝於北京。著有《主制群徵》等宗教著作和《古今交食考》等天文著作多部。湯若望引進西方科學家如哥白尼、伽利略、開普勒之學說，在軍器製作上亦頗有造詣，在西學東漸史上和中國科技史上有其不可磨滅的影響。

中國早期天主耶穌會士。字惟信。澳門人。其父為虔誠天主教徒，與當時居澳門的法國教士陸德神父交往甚密。1645年，隨陸德赴羅馬深造，入羅馬聖安德勒學院學習。1653年入羅馬公學，攻讀修辭學、物理學、哲學、邏輯學等課程，後留校任敎。1660年至威尼斯攻讀神學。是第一位華籍耶穌會司鐸，也是第一位中國留歐學生。1668年8月19日返抵澳門。在澳門聖保祿學院學習華語。期間鄭瑪諾曾寫信給羅馬耶穌會總會長，要求派中國神父到內地傳教，以挽救天主教傳敎事業在中國的危局。1671年，清廷解除禁敎令，西方傳教士返回北京供職，鄭瑪諾亦被推薦進京，修訂曆法。1673年卒於北京，年僅40歲。墓在阜城門外勝公柵欄。

清初詩人，史學家。初名紹隆，字介子，又字翁山。廣東番禺人。受業於順德舉人陳邦彥。清順治三年（1646），清軍南下入廣州，曾參加陳邦彥等發動的抗清隊伍。順治七年，清軍再破廣州，為避禍，削髮為僧，在番禺雷峰寺出家，法名今種。後與同里文士創“西園詩社”，以詩言志，砥礪名節。兩度北上遊歷，先後到南京、北京、山海關、關中、山西等地，與顧炎武、李因篤等交往，結交遺民，以圖復明。清廷下令搜捕，避居桐廬。康熙元年（1662）歸粤，蓄髮還俗。台灣鄭克塽降清，復明絕望，遂隱居著述，撰《皇明四朝成仁錄》，表彰抗清忠烈，未幾病歿。善寫詩，詩風明朗雄健，頗負盛名。不少作品揭露清軍入關時暴行，感傷時事，為後世傳誦。與陳恭尹、梁佩蘭並稱為“嶺南三家”。著作有《易外》、《翁山詩外》、《道援堂集》、《廣東新語》等30餘種。屈大均曾在澳門居住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情節尚待進一步考訂）。他在澳門時撰寫的詩文留下了關於當時澳門情況的珍貴記載。在《廣東新語》卷二的《澳門》專文及《廣東新語》其他各卷中，有關澳門及西洋夷人的記載將近4000字；在其所著《翁山詩外》中有以《澳門》為題的詩六首，其他吟詠澳門及與澳門相關的詩12首。這些詩文記述澳門和當時形勢，澳門聖保祿教堂及澳門天主教法規禮儀、澳門經濟貿易（澳門葡人海外貿易），以及葡人生活習俗及西洋物品等，觀察細緻，記載翔實，是研究澳門史的重要史料。

天主教傳教士。字思及。意大利人，1600年入耶穌會。1610年抵澳門，曾在澳門教授數學兩年。後至北京、常熟、杭州，與士大夫往還，被稱為“西來孔子”，在福建傳教23年。明天啟三年（1623）刻《性學觸述》八卷，系統介紹人體之神經、消化、呼吸、感覺諸系統。1623年撰《職方外紀》五卷，介紹五大洲之風土、民情、氣候、物產、名勝等。1631年（崇禎四年）經瞿式谷筆錄而成《幾何要法》四卷。1637年又刻《西方問答》敘述西方之風俗、物產、制度及《出像經解》，又名《天主降生言行記略》，附圖57幅，這些西洋宗教畫，也即是西化之中國版畫。

早期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意大利西西里人，貴族出身。1635年4月13日東來，1636年抵澳門。1638年入江南。1640年創始成都教堂。1643年至1646年間，與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被迫在張獻忠起義軍中供職。1647年，為清軍所俘。次年與安文思同被押至北京。1651年獲釋後，設立北京東堂住院（Residência de São José），1662年建東堂教堂（Igreja de São José）。1664年教難中被捕。1669年獲康熙帝恩釋。1682年10月7日卒於北京，賜葬柵欄教堂。在當時耶穌會會士中被公認為漢語造詣最高深者，所遺著作、譯作多達20餘種。

天主教傳教士。字敦伯。比利時人。1641年入耶穌會，1658年抵澳門。1660年（清順治十七年）自陝西奉詔赴京，助湯若望修曆。1669年（康熙八年）授欽天監副職，所造天文儀器，計有黃道經緯儀、赤道經緯儀、天體儀、地平經儀、經平緯儀（即象限儀）、紀限儀等，又撰《新製靈台儀象志》16卷，以說明各儀之製法、用法及安置法，並有繪圖。1674年（康熙十三年），授欽天監監正，加太常寺少卿職銜。十七年（1678年）又成《康熙永年曆法》32卷，加通政使銜。1688年病逝，康熙以其治曆勞苦功高，賜諡號“勤敏”，為西洋教士蒙賜諡號之始。

清朝官員。字黻昌，號炳岩。江南寶山人。清雍正四年（1726），清世宗下詔，命令省督撫舉薦孝廉方正之士，印光任應詔，被薦為廣東地方官。歷任石城、廣寧、高要、東莞等地知縣，頗有政聲，尤長於經辦中外交涉事件。乾隆九年（1744）朝廷選派其擔任第一任澳門海防軍民同知。到任後，首訂管理蕃舶及寄居澳門夷人規約七條，加強清政府對澳門的管轄，並能妥善處理各項涉外事端。1745年在澳門同知任內寫成《澳門記略》草稿本，後在潮州與張汝霖共同完成。1746年調任南澳同知，後升任廣西慶遠及太平兩府知府，因事去職。晚年在鄉家居，終年68歲。著作有《炳岩詩文集》、《翊蘄編》、《補亭集話》、《雨吟碎琴草》、《鐵城唱和》等，今存者唯《澳門記略》。

盧文起，字深潮，號斗韓，別字瀚星，香山縣上柵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上柵村）人。進士、縣令。 文起自小聰明過人，當時得到知學使惠士奇的賞識，用心栽培他。他不負所望，補諸生第一。清乾隆三年（1738），文起考中舉人；乾隆十三年（1748）上京會考，榮登戊辰科進士。當時，他的恩師惠士奇罷官回歸吳地，因生活貧困而變賣房屋。文起獲悉後，聯同其他同學捐贈600兩，為恩師將房產“紅豆齋”贖回。此事四方傳為美談。 文起先後擔任湖南臨湘縣令、貴州仁懷縣令。仁懷當地偏僻貧窮，苛捐雜稅十分沉重。到任後，他減免貧民稅收，改善人民的生活。當地文化落後，許多人不識字。他燒錄詩文，興辦教育；秉公執法，磊落辦事，深受仁懷民眾的愛戴和擁護。[1] 某日，某婦人夥同姦夫殺死親夫，將屍體投入山洞中。文起派官兵搜尋數月，找到死者未變質的屍體。杵作按照慣例，需要拆解屍體檢驗。文起加以制止，說死者的傷痕清晰可見，為甚麼還要拆解屍體呢？他有甚麼罪呢？於是，文起請示撫軍，說貴州山高土厚，凡屍體不易變質且能夠檢驗的，一概不要剖屍檢驗。撫軍表揚他，並採納他的建議。[2] 文起深得民心，老百姓把他當成自己的再生父母。仁懷民眾自發組織起來，為他建造一座遺愛祠，表彰他的功績。後來，文起因病，回到廣東韶州府（今韶關市）從事教學工作。 清乾隆十四年（1749），文起回到香山，與兄長盧文興一起大力支持家鄉建設，倡議集資建橋，帶領村民興建官涌橋，橋長14丈，寬5尺，方便村民出入，免除他們長途跋涉之苦。 蓮峰廟是澳門華人求神拜佛和集議商事的公共場所。清雍正元年（1723）蓮峰廟進行大規模擴建，命名為“慈護宮”。乾隆十七年（1752），文起擔任清廷戶部侍郎，積極聯同香山縣事等，捐資修建廟內觀音殿，他所撰《重修觀音殿碑記‧觀音大士殿宇記》記載“其中基址廣延，肇造宏麗，惟蓮峰慈護一宮，直並象教鷲嶺。其前為天后殿，其後為觀音殿，建自雍正元年，迄今三十餘載矣。[3]” 乾隆五十七年（1792），文起去世，終年89歲。 盧文起博學多才，著有《四書纂要》十卷、《易經講義》五卷、《周易纂要》五卷、《湖連鄉志》、《四書講義》等書。 現今中山市沙溪鎮濠涌村前有一座雲亭峰，北面就是金鼓山。當年，盧文起以一首《金鼓朝陽》詩贊曰：[4] 一聲金鼓半峰丹，麗日崢嶸復旦看。鏜答應天暄負早，離暉出地曙光團。 花呈錦繡籠煙瑞，澗繞春陽煦穀寒。靜傳雲亭濠上望，咸池焜耀舞蛟鸞。 [1]香洲區唐家灣鎮人民政府、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唐家灣鎮志》，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6，第382頁。 [2]盧文起：《香山縣鄉土志》（卷四‧耆舊錄）。 [3]岡虎：《澳門蓮峰廟始建時期探微》，載《五邑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第29頁。 [4]《“香山八景”始於元代》，載“中山文化資訊網＂，2006年11月16日，http://www.wh3351.com/rwzs/whcs/cscontent.php?bc_id=91。

羅天尺，字履先，號石湖，又號百藥居士，生於廣東順德大良（今屬佛山市順德區大良鎮）一個書香之家。清代著名詩人和學者、“惠門八子”及“鳳城五子”之一。[2] 祖父羅孫耀是一位正直的文士，與陳恭尹、梁璉、彭睿壦等交往密切，組織石湖詩社，馳名遠近州府。[2]父親羅世舉是1693年副貢生，家道中落，卻堅守家中園亭花木，力勸其弟勿變賣。他性格傲岸，亦不通權貴，晚號棱崖居士；著有《驅饑集》。 天尺幼承家學，聰明穎悟，博學多識，尤長於詩；1736年考中舉人，早年參加科舉考試不中。1721年，他與何夢瑤、蘇珥、勞孝輿等同為學政惠士奇所賞，成為補諸生，當時有“惠門八子”之名。他又與余錫純、陳份、嚴大昌、梁麟生合稱“鳳城五子”。 1730年，魯曾煜總纂《廣東通志》，天尺與勞孝輿同任分纂，撰擬諸稿，多所採取；因資望未深，頗招謗議，相繼辭職，所以《廣東通志》完成時不得列名。 天尺回鄉授徒。中舉後一上公車，他就奉母居於順德城北門外石湖故里，杜門著述；著有《五山志林》、《癭暈山房詩鈔》、《文鈔》。晚年時候，他自定其詩為《癭暈山房詩刪》。其詩以學宋詩入手，故骨力特重。歌行長篇跌宕不羈，其餘諸體亦高雅超脫。他與張汝霖交情甚篤，張汝霖於1749年冬偕香山李卓揆冒雨相訪於石湖草堂，作《二羅行》相贈，詩末云：“安能君似羅山長作主，我侶浮山海中寓。萬里長風海上來，浮山忽與羅山遇。天俾李子作鐵橋，兩山終古吹不去。”（《五山志林‧談藝》）。次年春，天尺到廣州禺山寓齋探訪張汝霖，與粵秀書院山長郭植談詩，好事者為繪《三子論詩圖》。 天尺一生體弱多病，17歲時因心悸而輟學，長年服藥，因此自號“百藥居士”。他清心寡欲，調養有方，活得長壽；[3]1766年去世，終年80歲。 現錄羅天尺的詩兩首：[2] 《題澳門圖》 澳口東風未易尋，蓮莖關外大洋深。誰當海不揚波日，寫出人來歸市心？ 魚撼腥風疑島動，蜃浮樓氣入春陰。天邊不用乘槎去，酒後青山畫裡吟。[4] 《送家漱公遊澳門》 壯遊誰不羨，十字列成門。地勢中華盡，濤聲海市喧。 花錢唐壻重，蠻律法王尊。亦足覘風化，輶軒好細論。[5] [1]佛山炎黃文化研究會、佛山市政協文教體衛委員會：《佛山歷史人物錄》（第2卷），廣州：花城出版社，2009，第64-67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10-113頁。 [3]張解民、葉春生等：《順德歷史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第146-148頁。 [4]這首詩約作於1721年。清代的《澳門圖》不止一幅，題詠之作頗多。這首詩為《澳門圖》題詠中較早的一首。頷聯寫出封建社會的“盛世”中國人的自豪感和自大心，出自布衣之士之口而更具有時代色彩。 [5]這首詩大約作於1748年。

釋光鷲，釋名光鷲，初名成鷲，後易名光鷲，字跡刪；原名方顓愷，字趾縻，生於番禺縣韋涌鄉（今屬廣州市番禺區鍾村鎮韋涌村）一個書香之家。明末清初高僧、南書畫名家。明朝舉人方國驊之子、方殿元弟弟、畫家梁啟運女婿。[1] 父親方國驊為明朝舉人，隱居教授，有學守堂，學者稱“學守先生”。[2] 光鷲12歲時，補邑弟子員；15歲時遭國變、就有出世之想。因為父親健在，他未能如願，乃盡棄制科業，力究濂（指周敦頤。因其原居道州營道濂溪，世稱濂溪先生）、洛（指程頤、程顥兄弟，因其家居洛陽，世稱其學為洛學）、關（指張載，張家居關中，世稱橫渠先生，張載之學稱關學）、閩（指朱熹，朱熹曾講學於福建考亭，故稱閩學，又稱考亭派）之學。 光鷲35歲時，父親去世。他奉母羅浮，躬耕盡孝。次年，他投石洞離幻元覺禪師。光鷲一向戒律精嚴，道範崇峻，但母親去世時，他不顧俗僧的譏議，痛哭奔喪，一遵儒禮，頗見經格。[3] 光鷲一生雲遊四方，擔任肇慶鼎湖山慶雲寺第七代住持。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夏，他移錫澳門普濟禪院。 晚年時候，光鷲掩關於廣州大通寺。清朝後，他堅守氣節，參與抗清復明活動。他擅長內、外學，佛學著作頗豐，書室名“咸陟堂”；著有《咸陟堂集》17卷、《詩集》15卷、《詩文續集》三卷、《鹿湖近草》四卷、《楞嚴經直說》十卷、《金剛經直說》一卷、《道德經直說》二卷、《莊子內篇注》一卷、《鼎湖山志》八卷、《經懺直音增補切釋》一卷、《老子直說》二卷等。 光鷲擅畫花卉，工書法，其行楷取法於顏真卿、蘇軾、米芾，堅韌質樸，頗有禪味。草書則取法顏真卿，厚重古勁，極有骨力，氣韻生動。現存的書法多為晚期的作品，個人書法風格鮮明，通篇老筆紛披，縱橫交錯。他喜用竹筆為書。嶺南書法，陳白沙創茅龍筆於先，光鷲使用竹筆於後。 康熙六十一年（1722），光鷲去世，終年85歲。[1] 現今澳門普濟禪院內現存釋光鷲草書屏條，骨力洞達，跌宕瀟灑，屬於珍貴文物之一。[3] 2008年廣東旅遊出版社出版的《咸陟堂集》，列入“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專案”，是搜羅較全的釋成鷲詩文合集，三冊57卷近100萬字，分初集與二集兩部分，初集包括“咸陟堂”詩集17卷、“咸陟堂”文集25卷，其中有《鼎湖山志》，並附錄《紀夢編年》續編。“咸陟堂”二集包括文八卷、詩六卷、賦一卷。[4] 現錄釋光鷲的詩兩首：[2] 《寄東林諸子》 但得安居便死心，雖將人物寄東林。蕃童久住諳華語，鸚鵡初來學鳩音。 兩岸山光涵海鏡，六時鐘韻雜風琴。只愁關禁年年密，未得閒心縱步吟。 《青洲島》 突兀中流亂石隈，青洲咫尺擬蓬萊。潮頭撼岸晴還雨，屋角驚濤晝起雷。 制犬吠花人跡斷，饑鳶佔樹鳥聲哀。憑誰為向馮夷道，還與華亭作釣台。 [1]黎向群：《嶺南歷代書法名家》，廣州：廣東省出版集團，2008，第74-75頁。 [2]王桂雲：《愛國詩僧光鷲事略》，載“廣州文史＂網，2010年11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qxws/pyws/pyzj/py20/201005/t20100526_18581.htm。 [3]李鵬翥：《澳門古今》，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1990，第185-186頁。 [4]《佛門劇跡嶺南重寶——釋光鷲花卉長卷》，載“拍賣官網＂，2013年1月3日，http://www.scpm.cn/html/2012-09/133_1.html。

釋光鷲，釋名光鷲，初名成鷲，後易名光鷲，字跡刪；原名方顓愷，字趾縻，生於番禺縣韋涌鄉（今屬廣州市番禺區鍾村鎮韋涌村）一個書香之家。明末清初高僧、南書畫名家。明朝舉人方國驊之子、方殿元弟弟、畫家梁啟運女婿。[1] 父親方國驊為明朝舉人，隱居教授，有學守堂，學者稱“學守先生”。[2] 光鷲12歲時，補邑弟子員；15歲時遭國變、就有出世之想。因為父親健在，他未能如願，乃盡棄制科業，力究濂（指周敦頤。因其原居道州營道濂溪，世稱濂溪先生）、洛（指程頤、程顥兄弟，因其家居洛陽，世稱其學為洛學）、關（指張載，張家居關中，世稱橫渠先生，張載之學稱關學）、閩（指朱熹，朱熹曾講學於福建考亭，故稱閩學，又稱考亭派）之學。 光鷲35歲時，父親去世。他奉母羅浮，躬耕盡孝。次年，他投石洞離幻元覺禪師。光鷲一向戒律精嚴，道範崇峻，但母親去世時，他不顧俗僧的譏議，痛哭奔喪，一遵儒禮，頗見經格。[3] 光鷲一生雲遊四方，擔任肇慶鼎湖山慶雲寺第七代住持。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夏，他移錫澳門普濟禪院。 晚年時候，光鷲掩關於廣州大通寺。清朝後，他堅守氣節，參與抗清復明活動。他擅長內、外學，佛學著作頗豐，書室名“咸陟堂”；著有《咸陟堂集》17卷、《詩集》15卷、《詩文續集》三卷、《鹿湖近草》四卷、《楞嚴經直說》十卷、《金剛經直說》一卷、《道德經直說》二卷、《莊子內篇注》一卷、《鼎湖山志》八卷、《經懺直音增補切釋》一卷、《老子直說》二卷等。 光鷲擅畫花卉，工書法，其行楷取法於顏真卿、蘇軾、米芾，堅韌質樸，頗有禪味。草書則取法顏真卿，厚重古勁，極有骨力，氣韻生動。現存的書法多為晚期的作品，個人書法風格鮮明，通篇老筆紛披，縱橫交錯。他喜用竹筆為書。嶺南書法，陳白沙創茅龍筆於先，光鷲使用竹筆於後。 康熙六十一年（1722），光鷲去世，終年85歲。[1] 現今澳門普濟禪院內現存釋光鷲草書屏條，骨力洞達，跌宕瀟灑，屬於珍貴文物之一。[3] 2008年廣東旅遊出版社出版的《咸陟堂集》，列入“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專案”，是搜羅較全的釋成鷲詩文合集，三冊57卷近100萬字，分初集與二集兩部分，初集包括“咸陟堂”詩集17卷、“咸陟堂”文集25卷，其中有《鼎湖山志》，並附錄《紀夢編年》續編。“咸陟堂”二集包括文八卷、詩六卷、賦一卷。[4] 現錄釋光鷲的詩兩首：[2] 《寄東林諸子》 但得安居便死心，雖將人物寄東林。蕃童久住諳華語，鸚鵡初來學鳩音。 兩岸山光涵海鏡，六時鐘韻雜風琴。只愁關禁年年密，未得閒心縱步吟。 《青洲島》 突兀中流亂石隈，青洲咫尺擬蓬萊。潮頭撼岸晴還雨，屋角驚濤晝起雷。 制犬吠花人跡斷，饑鳶佔樹鳥聲哀。憑誰為向馮夷道，還與華亭作釣台。 [1]黎向群：《嶺南歷代書法名家》，廣州：廣東省出版集團，2008，第74-75頁。 [2]王桂雲：《愛國詩僧光鷲事略》，載“廣州文史＂網，2010年11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qxws/pyws/pyzj/py20/201005/t20100526_18581.htm。 [3]李鵬翥：《澳門古今》，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1990，第185-186頁。 [4]《佛門劇跡嶺南重寶——釋光鷲花卉長卷》，載“拍賣官網＂，2013年1月3日，http://www.scpm.cn/html/2012-09/133_1.html。

羅天尺，字履先，號石湖，又號百藥居士，生於廣東順德大良（今屬佛山市順德區大良鎮）一個書香之家。清代著名詩人和學者、“惠門八子”及“鳳城五子”之一。[2] 祖父羅孫耀是一位正直的文士，與陳恭尹、梁璉、彭睿壦等交往密切，組織石湖詩社，馳名遠近州府。[2]父親羅世舉是1693年副貢生，家道中落，卻堅守家中園亭花木，力勸其弟勿變賣。他性格傲岸，亦不通權貴，晚號棱崖居士；著有《驅饑集》。 天尺幼承家學，聰明穎悟，博學多識，尤長於詩；1736年考中舉人，早年參加科舉考試不中。1721年，他與何夢瑤、蘇珥、勞孝輿等同為學政惠士奇所賞，成為補諸生，當時有“惠門八子”之名。他又與余錫純、陳份、嚴大昌、梁麟生合稱“鳳城五子”。 1730年，魯曾煜總纂《廣東通志》，天尺與勞孝輿同任分纂，撰擬諸稿，多所採取；因資望未深，頗招謗議，相繼辭職，所以《廣東通志》完成時不得列名。 天尺回鄉授徒。中舉後一上公車，他就奉母居於順德城北門外石湖故里，杜門著述；著有《五山志林》、《癭暈山房詩鈔》、《文鈔》。晚年時候，他自定其詩為《癭暈山房詩刪》。其詩以學宋詩入手，故骨力特重。歌行長篇跌宕不羈，其餘諸體亦高雅超脫。 他與張汝霖交情甚篤，張汝霖於1749年冬偕香山李卓揆冒雨相訪於石湖草堂，作《二羅行》相贈，詩末云：“安能君似羅山長作主，我侶浮山海中寓。萬里長風海上來，浮山忽與羅山遇。天俾李子作鐵橋，兩山終古吹不去。”（《五山志林‧談藝》）。次年春，天尺到廣州禺山寓齋探訪張汝霖，與粵秀書院山長郭植談詩，好事者為繪《三子論詩圖》。 天尺一生體弱多病，17歲時因心悸而輟學，長年服藥，因此自號“百藥居士”。他清心寡欲，調養有方，活得長壽；[3]1766年去世，終年80歲。 現錄羅天尺的詩兩首：[2] 《題澳門圖》 澳口東風未易尋，蓮莖關外大洋深。誰當海不揚波日，寫出人來歸市心？ 魚撼腥風疑島動，蜃浮樓氣入春陰。天邊不用乘槎去，酒後青山畫裡吟。[4] 《送家漱公遊澳門》 壯遊誰不羨，十字列成門。地勢中華盡，濤聲海市喧。 花錢唐壻重，蠻律法王尊。亦足覘風化，輶軒好細論。[5] [1]佛山炎黃文化研究會、佛山市政協文教體衛委員會：《佛山歷史人物錄》（第2卷），廣州：花城出版社，2009，第64-67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10-113頁。 [3]張解民、葉春生等：《順德歷史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第146-148頁。 [4]這首詩約作於1721年。清代的《澳門圖》不止一幅，題詠之作頗多。這首詩為《澳門圖》題詠中較早的一首。頷聯寫出封建社會的“盛世”中國人的自豪感和自大心，出自布衣之士之口而更具有時代色彩。 [5]這首詩大約作於1748年。

前中央駐澳聯絡辦官員。陝西人。畢業於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國際金融專業、高級經濟師。長期從事經濟金融研究、實務和領導工作。歷任廣東省金融研究所副所長、所長，中國人民銀行廣東省分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廣東省分局副局長，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政策研究室主任、行長助理，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中國銀行董事長，全國港澳經濟研究會會長，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研究生部兼職教授，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95年來澳任新華通訊社澳門分社社長、2000年任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2001年病逝。

陳洵，字述叔、一作術叔，號海綃，新會潮連（今屬江門市蓬江區潮連街道）人。詞學大師。 陳少有才思，善為倚聲，性情孤傲；喜愛辛棄疾、吳文英、王沂孫詞；遊歷江西、河南十餘年，無所遇。陳回到廣東，為梁鼎芬賞識。1911年，梁鼎芬在廣州南園抗風軒重開“後南園詩壇”，陳參加會議，認識黃節，談詩唱和，交情深厚。 梁鼎芬每揚譽為“陳詞黃詩”，陳和黃節並稱於時。陳窮老郡居十多年，授徒為業。後來，黃節將陳的《海綃詞》推薦給朱祖謀。朱祖謀非常欣賞陳，刻入《滄海遺音集》，他的詞名大振。 晚年時候，得到朱祖謀的引薦，陳受聘為中山大學詞學教授。抗戰期間，陳避居香港，轉到澳門，之後在廣州大學任教。 陳的詞運意淵微，遣詞紆徐，寄興在從容不迫處，“運典能曲”，非以襞積為工，而感時傷亂，不掩其憂。朱祖謀稱其“善用逆筆，故處處見騰踏之勢”、“神骨俱靜，此真能火傳夢窗者”。況周頤譽為“並世兩雄，無與抗手”。吳清庠則以之與張爾田並稱，謂“南有海綃，北有遁庵”。 陳著有《海綃詞》兩卷、《海綃說詞》一卷，另有遺詞一卷，未刊。 1942年，陳去世，終年72歲。[1] 現錄陳洵的詩一首： 《漁家傲》[2]（澳門送秋，攜穀兒登新園。作於1938年晚秋，詩人避居澳門。） 夢裡關河憑訊雁，社餘日日催歸燕；遲節晚花猶喜健，霜客倩、錦屏鴛枕新裝遍。 把酒西風誰與勸？登臨客恨逢多難。此度送秋情不淺，秋去遠、傷心行路休回面。[3] [1]王飆：《陳洵》，載“讀秀＂網，2012年11月29日，http://book.duxiu.com/peopleDetail.jsp?dxid=061000761021&d=14B49A1EB360444A1964B45D47BC043F。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456頁。 [3]其中沉痛莫名的心情，盡在下闋中滲出，風格悲涼委惋，在民國詞中並不多見。民國時期，特別是抗戰時期，澳門因葡萄牙宣佈不參戰，獲得一時太平，因此許多著名詩人、名流和藝術家皆視澳門為逃避戰亂的好地方，有關的作品很多。

蔡顯原，字祺資，號蒙泉，香山古鎮岡南（今屬中山市古鎮鎮岡南村）人。作家、《香山縣志》編修者。蔡佑之子。[1] 顯原孝順父母，對朋友忠心耿耿，與黃培芳、李光昭成為知交。他天性過人，認為讀書是為了實用，一生以經濟自許。 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顯原考中丙子科第三十五名舉人，授瓊州澄邁縣訓導，後調任儋州、潮州、饒平訓導。 顯原六次赴京會試落第，之後無心官場。 顯原作詩兩千多首，生前從不向人宣揚自己的詩。 蔡顯原去世後，後人將收錄他的800首詩以《銘心書屋詩鈔》一書傳世。清代詩詞名家對他的詩評價頗高。[2] 蔡顯原應香山知縣祝淮之邀，參與編修《香山縣志》八卷。[2]清道光七年（1827），蔡顯原等為纂修《香山縣志》至澳門遊歷，在西方人家中聽到少女彈琴，“最後命長女出為禮，且操洋琴，纖妍婉約，微步安閒。縞衣素裳，薄如蟬翼。立而成操，數作數闕，累累珠貫，客去而後止”。[3] 蔡顯原撰《讀易述訓》四卷，清同治六年（1867），蔡敦睦堂（蔡氏大祠堂號）刻本。[4] 同治二年（1863），刊刻蔡顯原的《銘心書屋詩鈔‧金星門紀事》詩序中提到，癸巳年八月（1833年9-10月），紅毛（英吉利）船八十餘艘直入金星門，泊燈籠洲，聲言海上互市，自收諸國關稅……舊登陸遊戲騷擾，與淇澳人為難。有斃命者，諸村報邑令，令斥其妄；報大吏，乃責洋商設計逐去一管窺豹，從中可看到，當時英國入侵香山淇澳的歷史。[5] 現錄蔡顯原的詩一首： 《聽西洋夷女操洋琴》[6][7] 琴形方長如書案，平面嵌蓋，四尺，有腹，乍見不知為樂具也。今尺高二尺六寸，長三尺，廣尺二寸，揭其蓋，銅經為弦[8]，縷結千百，弦端下貫，紐繫腹中，腹有潛機[9]，上與弦應，循節按弦，觸指成韻。人工之巧，於斯極矣。初，譯者導遊夷人居，登其樓，夷婦款客，童男女五六人，貌秀美，能華語。最後命長女出為禮，且操洋琴，纖妍婉約，微步安閒，縞衣素裳[10]，薄如蟬翼，立而成操[11]，數作數闋[12]，累累珠貫，客去而後止焉。 朝來禮拜三巴寺，百千夷女紛成群。西夷久住風貌變，只有裝束似夷人。 合掌西僧自懺悔，喃喃耳語人難聞。西僧頷之作梵唱[13]，咿嚶可厭如秋蚊。 譯者解意導我去，使我耳目為一新。夷人樓居愛精好，凌虛構巧嵌珠璘。 綺窗浮動九洲浪[14]，粉壁照耀三山雲。玳瑁珊瑚飾供具，紅氍綠罽祛纖塵。[15] 夷女如花肅見客，亭亭不解含羞嚬。[16]約胸結項束寒玉[17]，裳衣薄蹙湘波紋。[18] 是時風細日剛午，自鳴之鐘鳴錚錚。須臾妙音錯雜起，珠盤細碎羅紛紛。 不焦不濇不粗厲，疑撚疑攏疑搊搸。[19]聽似箏琶乍勾拔，是絲非絲超常倫。 十指春蔥婉赴節，按之即應輕且勻。驟如簷下鐵馬動[20]，又如鈴語時諄諄。 諦視銅弦百千縷，密於梳櫛光於銀。晶屏金鏡影交射，如揩秋水瀜粼粼。[21] 彄環見骨昔未信[22]，百煉今乃觀其真。冶工澡煉作冰雪，梓人裁用同繩綸。[23] 綰紐無端會臍腹，齟齬成列排牙齦。[24]竊疑呼吸伏橐籥[25]，抑或棖觸乘機輪。[26] 其名曰琴但髣髴，豈有鴈柱銜嶙峋。[27]抗墜低昂本不異[28]，別有妙籟歸調均。 誰能寫人水仙操[29]，龍宮龍女招為鄰。卻嫌浮濫蕩心魄，雲和古製淳漓分。[30] 自來夷樂偏氣勝[31]，非邪則暴稀雅馴。[32]鐵角金笳既亢戾[33]，此尤溺志昏精神。 明堂清廟正聲在[34]，宮自為君商作臣。[35]中土弦歌尚雅樂，勿使奇技淫吾民。[36][37] [1]王遠明：《風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譜》，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 [2]《元、明、清代名人》，載《中山文史》（第26輯），中山：中山政協，1993，第80-81頁。 [3]李喜所等：《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第385頁。 [4]山東省圖書館編：《易學書目》，濟南：齊魯書社，1993，第305頁。 [5]《張振鶤》，載《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2008年7月12日，http://jds.cass.cn/Item/551.aspx。 [6]李暢友：《港澳詩選注》，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195-198頁。 7]洋琴：即風琴。 [8]銅經：銅線。 [9]潛機：暗藏的機關。 [10]縞衣素裳：白色的衣裳。 [11]操：琴曲。成操，成曲。 [12]闋：樂曲的終了為一闋。 [13]頷之：點頭。梵唱，指用梵語念佛經。此指神父誦經的聲音。 [14]九洲：與十字門相對。吳歷《三巴集》云：“李義山詩云，海外徒聞更九州。即此也。遠望之或隱或見，如九點青螺。” [15]紅氍（qú）：紅色的毛織地毯。綠罽（ji），綠色的毛織品。祛纖塵，即纖塵不染。 [16]嚬（pín）：皺眉。《韓非子‧內儲說上》“吾聞明主之愛，一頻一笑，頻有為頻，笑有為笑。”此句意謂外國女子見客不感到羞赧（nǎn）。 [17]寒玉：指肌體明潔如玉。 [18]蹙：皺。 [19]撚：一種彈琴指法，用手指搓轉。攏，絃樂器的一種彈奏法，用指上下拔弦。擋，用手指彈琵琶等絃樂器。 [20]鐵馬：簷馬。懸於簷間的鐵片，風吹則相擊而發聲。 [21]瀜（róng）：水深廣的樣子。 [22]彄（kōu）環：指環之類。《西京雜記》卷一“戚姬以百煉金為彄環，照見指骨。” [23]梓人：木工。 [24]齟齬：原指上下齒不相配合，此指簧片錯雜排列。 [25]橐籥（tuó yuè）：古代冶煉時的鼓風器具。此指風琴的風箱。《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26]棖觸：觸拔。 [27]鴈柱：箏柱排列如雁行，故名。 [28]抗墜：樂音高亢而忽低沉。 [29]水仙操：古琴曲名，相傳為春秋時俞伯牙所作。《樂府解題》記：“伯樂學琴于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後隨成連至東海蓬萊山，聞海水澎湃，群鳥悲號之聲，乃援琴成歌，從此琴藝大進。” [30]雲和：古代琴瑟等樂器的代稱。《周禮‧春官‧大司樂》：“雲和之琴瑟”。淳漓，淳厚、澆漓之縮稱。指社會風氣的好壞。 [31]偏氣：與正氣相對，謂稟氣不正。 [32]雅馴：雅正。 [33]亢戾：高亢尖利。 [34]明堂：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會及祭祀、慶賞、選士、養老、教學等大典，皆在明堂舉行。清廟，《詩‧周頌》的首篇，稱頌周文王及群臣，為周天子祭祀祖先的祭歌。正聲，即正聲雅樂。 [35]宮、商：為中國五聲音階之二，代指音樂。古代常以五音配五行、五色等，宮為君，商為臣，即此類配合。 [36]淫：過於耽溺。 [37]這首詩寫作者參觀葡萄牙人教堂禮拜後、聽“西洋夷女”彈奏風琴的情況。對於新巧而音色優美、音域寬廣的風琴，作者對西洋“人工之巧”，充滿讚歎之聲，但卻認為“自來夷樂偏氣勝”，故而聲音亢戾，如鄭衛之聲使人“溺志昏精神”。所以寧願要聽雅馴平正的中土弦歌，也不願讓“奇技淫吾民”。 這反映了當時閉關鎖國政策下封閉自大的理學思想，相當一大批士大夫文人對外國新事物的看法。東西文化反映在器物層面的不同，也反映在對器物的不同心理上。這首詩可以說是東方對西方文化早期反應的歷史記錄。

曹聚仁，字挺岫，號聽濤，筆名袁大郎、陳思、彭觀清、丁舟等，浙江蘭溪墩頭鎮蔣畈村（今屬蘭溪市梅江鎮）人。我國現代著名作家、學者、記者，傑出愛國文化人士。 1921年，聚仁畢業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之後任教於上海多所大學；抗戰時為中國著名戰地記者；1950年後任香港《星島日報》編輯。 1956-1959年，聚仁先後多次應邀回國內採訪，1956年7月16日，周恩來邀請他參加頤和園夜宴。這次宴會經過，聚仁以《頤和園一夕談——周恩來會見記》為題，發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報》上，正式向海外傳遞國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在海內外引起震動。1959年8月23日，金門炮戰前幾天，毛主席再次接見聚仁，讓他將中共金門炮戰的目的主要是對美不對台的底細，轉告蔣氏父子。後來，聚仁在《南洋商報》發表金門炮戰的獨家重大新聞。 聚仁著有《北行小語》、《北行二語》、《北行三語》等文獻，歌頌新中國建設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原香港《大公報》顧問楊東蓴從港到京，由王芸生介紹在北京受到周總理的接見，王芸生、楊東蓴向周總理提出，中共在香港的聯絡管道有限，建議今後可否以香港《大公報》社社長費彝民為另一聯絡管道，周總理表示同意。之後，費彝民承擔部分中央政府交辦的聯絡任務，其中包括聚仁幾次到京和章士釗幾次赴港。 費彝民經辦了聚仁與北京方面交往的部分事宜，他是通過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介紹來大陸採訪的。1956年7月16日，聚仁第一次回大陸訪問北京，從此，他開始奔忙於海峽兩岸。 毛澤東在京三次接見了聚仁。其中第三次是在1959年10月13日，毛澤東與他共進午餐。聚仁談起19世紀30年代上海文化界的一些軼聞和掌故，他只是足資談助。那天他說起蔣介石50壽辰，上海影劇界有人爭搶祝壽演出，殊不知當年的藍蘋（江青）就是爭搶者之一。聚仁說漏了嘴，沒想到，這觸及江青的忌諱。事後，周恩來知道了這事。為了保護聚仁，周總理通過香港《大公報》費彝民轉告聚仁：以後不接通知，就不要來京了。 1972年1月12日，聚仁病重時，情誼深長地寫給香港《大公報》費彝民。他寫道：“昨晨，弟聽得陳仲宏（陳弘、陳毅）先生逝世的電訊，惘然久之，因為弟第一次返京，和陳先生談得最久最多。”聚仁之誠摯愛國之心、盼望祖國統一之情，溢於言表。時值大陸“文革”時期，不可能再談論國共和談事宜了。 1972年5月，聚仁再次病重，從香港移居澳門，住進鏡湖醫院。6月18日，妻子鄧珂雲趕去照顧丈夫，日夜守護在他身邊一個多月。7月23日，聚仁在澳門鏡湖醫院病逝，終年72歲。 周恩來總理聞訊，致電香港《大公報》費彝民，親自囑咐他在澳門為曹聚仁進行公祭，並成立治喪委員會，費彝民為主任委員，李子誦、李俠文、陳凡、羅孚、嚴慶澍等為委員。7月26日，在澳門鏡湖殯儀館舉行公祭出殯，費彝民致悼辭。[1] 周總理親撰曹聚仁的墓碑碑文“愛國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一句“愛國人士”，為曹聚仁蓋棺定論。葬於故鄉浙江蘭溪。 曹聚仁一生與書為伍，筆耕不輟，留下80餘種著作，4000萬言的文字。但當時曹聚仁擔負著神聖的統戰使命，加上他的工作的絕對保密性，致使他的作品在大陸和台灣同時被禁出版達30年之久；20世紀80年代初，始被兩岸當局解禁，允許出版。曹聚仁生前為兩岸和平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行動，一直鮮為人知。 後來，程思遠、童小鵬、羅青長、徐淡廬、曹藝等曾參與其事的有關人士，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充分肯定曹聚仁為祖國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精神。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思遠曾為曹聚仁研究資料中心題詞“學習聚仁先生治學精神，為弘揚中華文化作貢獻”。並在祝賀中心成立時來信說：“承示今年7月，為曹聚仁先生誕辰98周年，屆時曹聚仁先生研究資料中心，將正式宣告成立，此對於弘揚愛國主義，樹立治學楷模，具有重大意義，謹表示由衷的祝賀。”原國務院副秘書長兼總理辦公室主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童小鵬為中心題詞“曹聚仁先生為祖國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主義精神值得學習和發揚。” 解放前，在浙江金華方圓百里最有名的學校就是曹聚仁之父曹夢岐創辦的育才學校。1902年，曹夢岐創辦私立鄉村學校，成為中國鄉村教育的先驅，比著名鄉村教育家陶行知提倡鄉村教育早了30多年。曹聚仁和胞弟曹藝在解放前欲籌辦私立育才大學，由於中國解放，育才大學成為泡影。育才學校被停辦了20多年，1987年，曹藝等曹氏親屬的要求下，時任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的重視下，育才學校得以復校。但恢復的育才學校是公辦學校，師資、生源、教學品質與一般學校沒太大區別，與解放前曹家創辦的育才無法相比。曹藝生前一直為重振育才昔日雄風而奔波，直到生命最後一息。曹夢岐傾家辦學救國的精神，後人譽為“蔣畈精神”。1997年，曹聚仁的家鄉蘭溪市人民政府將投資一千餘萬元創辦的九年一貫制的市重點學校命名為“蘭溪市聚仁學校”，由柳哲出面延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思遠題寫校名。[2] [1]王鵬：《曹聚仁與香港〈大公報〉》，載“人民網＂，2013年5月13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228/c85037-20630798.html。 [2]柳哲：《百年回眸曹聚仁——紀念著名愛國文化人士曹聚仁先生誕辰100周年》，載《嶺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39-43頁。

陳大白，新會水東（今屬江門市新會區羅坑鎮水東村）人。澳門資深報人、資深新聞界人士。 大白出身於貧寒之家，有一兄五妹。父親當年在航行省澳線客輪任低級職員，收入微薄，家庭負擔重，生母早年去世。父親因長期嗜酒，50歲時不幸去世。大白由繼母勉力養育成人。他少年時，因家境困難，只能供讀小學，無力升中。[3] 在青年時代，大白以半工半讀方式，在廣州一所教會中學讀書，結業後來到澳門打工。 1935年，大白到陳少偉在澳門創辦的《朝陽日報》工作，同年，他在陳天心創辦的《大眾報》兼任編務，開始了他的辦報生涯。 1937-1939年，大白等發起組織澳門規模最大的抗日救國團體——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積極開展抗日活動，出任首屆理事，後任常務理事。[4] 50年代，澳門風雲激蕩。大白在新聞戰線上親歷不少風浪，度過動盪不安的歲月。當時澳門湧現一股要求變革要求和平、民主進步的新潮流，新興的進步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澳門同胞的民主進步力量迅速發展，逐漸地形成一股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的巨流。同時，蔣介石從大陸潰退後，其大批人馬湧入澳門，擴展機構和立足點，與澳門同胞進步力量形成對壘的局勢。蔣氏人馬到處鬧事和進行干擾，搞破壞活動，甚至搞爆炸、暗殺，還恐嚇毆打各行工人，干預工人加入愛國工會，更利用澳門為基地，派特工潛入內地進行破壞活動，造成澳門滿城風雨、動盪不安的緊張局面。由蔡凌霜接辦的《大眾報》及由陳滿、張陽主理的愛國期刊《新園地》，堅定地站在澳門同胞民主進步力量方面，對抗邪惡，並肩作戰。 1948年，蔡凌霜接辦《大眾報》，大白繼續在報社擔任編輯工作。1950年3月《新園地》創刊，大白加入該刊兼任編務，直至1958年夏。期間，他與兩報同事同舟共濟，休戚與共，守望相助，大家行動一致，堅守立場，為澳門進步的新聞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 50年代中期起，大白鑽研重心轉移到漢語語法及漢語拉丁化兩個方面，1959年春，大白撰寫《漢語語法講話提綱》，之後作了多次增訂，全文三萬多字。當時澳門中華教育會負責人獲悉大白從事語法研究多年，舉辦一個“教師業務講座”，講授漢語語法，邀大白擔任主講，為中小學教師及部分文化界人士，講授詞法、句法的分析，各種類型結構的闡釋及各種病句的舉例等內容。 1967年，大白參加新中國成立後澳門第一個新聞工作者團體——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的籌備組織工作，擔任該會常務理事。業餘時間，他從事漢語語法及漢語拉丁化的研究，歷年在報刊上發表的時事評論文章，累計1000萬字以上。 大白擔任澳門愛國報紙《大眾報》副總編輯、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副理事長、副監事長，成為澳門地區報齡較長的資深新聞工作者之一。[1]他在新聞事業工作70多年，2009年退休。 作為澳門抗日救亡運動的參與者、澳門大半世紀華文報業發展的見證者，大白具報人風骨，並致力傳承澳門的歷史文化。20世紀30年代後期起，在報刊上撰寫評論文章逾半個世紀，在《朝陽日報》連載的專欄“老實人的書信”逾百篇；1959年撰《漢語語法講話提綱》，1990年參與編纂和出版《濠江風雲兒女》。1995年出版綜合性文集《天明齋文集》，輯錄其各個歷史時期的代表性著述，包括大量有關澳門歷史及新聞史的珍貴資料，為研究澳門現代史提供不少寶貴的史料。《濠江風雲兒女》記述抗戰時期澳門同胞從事抗日救亡活動的歷史，1991年獲得廣東省史料科研優秀成果一等獎。《天明齋文集》收集作者發表的部分作品，包括記述澳門報業歷史的論文及大量有關澳門報業發展情況的回憶文章。[1] 2003年，大白獲特區政府頒授文化功績勳章。2009年，他將多年珍藏的抗戰時期澳門四界救災會百餘原件，包括照片、文獻、書信等捐贈給澳門博物館。2010年，他向記協贈送其個人史料著作及記協多屆珍貴照片、資料等，作永久收藏。2012年6月9至8月12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歷史檔案館舉辦“澳門歷史的見證——陳大白大半個世紀的回憶展覽”，他應邀主持“抗戰時期澳門中文報業”講座，分享抗戰時期，報紙作為抗日救國的重要宣傳工具的點滴與艱辛，備受各界好評。[2][5] 2012年11月27日中午12時10分，大白在仁伯爵綜合醫院與世長辭，享年97歲。遺體於12月2日移鏡湖殯儀館壽全堂治喪，3日中午12時30分大殮，隨即辭靈出殯，奉柩珠海市殯儀館火化。[2] [1]中國新聞年鑒雜誌社：《中國新聞年鑒1996》，北京：中國新聞年鑒雜誌社，1996，第659頁。 [2]《陳大白病逝周日治喪》，載《澳門日報》，2012年11月29日。 [3]陳大白：《天明齋文集》，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 [4]《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1頁。 [5]《歷史檔案館辦陳大白回憶展開放日多項活動歡迎公眾參加》，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網，2013年6月30日，http://www.gcs.gov.mo/showNews.php?DataUcn=61453&PageLang=C。

竺摩，俗姓陳，名德安，法名默誠，字守志，浙江省樂清市人。[2]高僧、書畫家。 父親陳紅梅和母親王氏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兄妹十個，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歲時，在家鄉黃塘壽昌寺隨方丈白雲長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誠，字守志。一年後，白雲長老派竺摩到溫州普覺寺為芝峰法師護關，他得此機緣拜見弘一法師。後在白雲長老等引薦和幫助下，他先到寧波觀宗寺弘法社隨諦閑法師、靜權法師和寶靜法師等天台宗大師學天台教觀，後到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跟從太虛、印順、東初等人學習，深受太虛法師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響，他開始發表積極鼓吹佛教改革的論文，受到太虛法師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閩南佛學院學習期滿畢業，時值太虛法師應廣東潮汕地區的佛教善信的邀請蒞臨弘法，太虛法師讓竺摩隨侍並做文字記錄。此次弘法非常圓滿，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機緣，請求太虛法師幫助創辦嶺東佛學院。這是竺摩首次來潮汕地區弘法，給潮汕佛教界和專程來潮州聽經學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虛法師應閩粵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請，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隨侍並做記錄。當月30日早上，太虛法師一行抵達香港，居住在利園的香港佛學分會。之後，太虛法師一行應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請，分別到東蓮覺苑、荃灣東普陀、大埔墟大光園和菩提場等香港地區的著名佛教道場講經說法，盛況空前，前來聽經學佛的信眾，除香港本地善信外，還有不少專程從澳門趕來的。12月14日，太虛法師偕竺摩等一行應廣州佛教善信的邀請到廣州弘法，駐錫六榕寺廣州佛教會，先後到廣州民眾教育館、中山大學、廣州居士林、復旦中學、廣州佛學會、廣州覺苑和菩提林等處講經弘法，竺摩始終隨侍在側，並作文字記錄。期間，太虛法師的老朋友金芝軒居士聽聞太虛在廣州弘法，特意從澳門趕來會面，竺摩陪同太虛法師盛情地接待金芝軒居士，並談到澳門佛教問題。次年年初，竺摩隨侍太虛法師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區弘法，與潮汕和港澳地區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慶寺學習日語，準備赴日本留學。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他毅然中斷學業，與閩南佛學院的同學暮迦、化莊等一起積極參加浙江“慈溪抗日後援宣傳組”工作，為宣傳抗戰救國奔走呼號。不久，他奔赴武漢，參加由著名愛國寺僧宏明法師領導的“僧侶救護隊”，並擔任幹事。後來，他奉命帶領部分“僧侶救護隊”成員開赴隴海鐵路抗日前線，進行救護工作。 竺摩對於日寇入侵中國領土、蹂躪中國百姓的罪惡行徑非常痛恨，充滿愛國愛教的救世情懷。次年“僧侶救護隊”解散後，他回到武昌佛學院，不久偕慧雲法師南下廣州，轉赴香港弘法，開展救濟難民的募捐和服務工作。他與墨禪法師一起，當選為“香港佛教救濟難民會”委員兼駐會辦事。在業餘時間，他撰文給《大公報》文藝版、《宇宙風》、《大風》等報刊，從而結識當時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許地山、葉靈風、蕭乾、蕭紅、陶亢德和陸丹林等人，開始與港澳地區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進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特邀請竺摩前往澳門佛教功德林，創辦“佛學研究班”，讓他擔任教學工作，學生來自港澳地區，澳門學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門佛教功德林“佛學研究班”，針對當時澳門地區居士學習佛教的熱情，首先開講《維摩詰經》，由跟隨他的滿慈法師做記錄。這是竺摩自出家學佛以來第一次登台系統地講授一部佛經。他開講時說“兩三年前，太虛大師在寧波講《金剛經》、芝峰法師在永嘉一個首刹叢林裡——頭陀寺——講彌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講過好多天，但始終由我個人搭上‘靚’黃綢海青和紅衣來負責講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為始。但這次之所以講經，因少數同學要研究唯識，不久前靄法師和林居士要我來這裡講因明和五蘊論等唯識學的基本典籍，恰巧現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個人講經，有了這種種因緣，自然我也不能推辭了。”澳門佛教功德林開講《維摩詰經》，對於竺摩個人來說，意義非同尋常。這不僅是他與澳門佛教界結緣的一個重要標誌，而且是他正式從事佛教文化教育、獨立開展講經說法活動的重要起點。40年代末，竺摩相繼在澳門出版《地藏經講話》、《佛學問題座談》等文獻，這些都是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說法的記錄稿。 《覺音》雜誌原名《華南覺音》，是粵港澳地區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於種種原因，《華南覺音》遷往香港後，改名為《覺音》雜誌，在海內外佛教文化界的影響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門編輯出版後，使之逐漸享譽海內外，以至成為抗戰時期與內地著名的佛教文化雜誌《海潮音》、《獅子吼》、《佛學半月刊》一起成為中國佛教文化四大陣地的重要刊物。這不僅擴大澳門和嶺南地區佛教文化的影響，而且極大地推動澳門地區抗戰期間澳門佛教文化的發展。竺摩經常為《覺音》撰稿。在該刊的第10期上發表他的《勝與勝經》、《敬悼常醒法師》等詩文。從第11期起，連續刊登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的講經弘法記錄稿《維摩經語體講錄》。竺摩對香港青山《覺音》雜誌產生重要的影響，加上他個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覺音》雜誌社同仁極力推舉他擔任該刊主編。 當時面臨實際困難很多，竺摩還是勇於接受重任，從第12期起擔任主編，原來負責該刊編輯事務的滿慈法師繼續留任，另聘妙音法師擔任發行部主任。《覺音》第12期後，竺摩接受香港東蓮覺苑的邀請到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兩位法師因故回重慶的漢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覺音》雜誌社的主要文件帶到澳門佛教功德林，交給竺摩負責。當時出版經費和稿源嚴重缺乏，但出於對滿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關心和強烈的愛國愛教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竺摩不僅積極鼓勵滿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堅定信心，克服困難盡早到達重慶漢藏教理院深造，而且無怨無悔地承擔起全部編輯和出版工作。滿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師離開澳門赴重慶前夕，竺摩特別為他們餞行，並賦詩以相勉勵。 竺摩在編輯出版《覺音》時，先後編發楊慧貞的《赴湯蹈火的釋迦弟子》、署名記者的《僧侶救護隊搶救難胞》、天軍的《釋理妙從容就義》、西航的《一個忠實的傷兵》、臥秋的《悼念一個聖潔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門弟子捨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為擴大弘法範圍，佛教組織創辦《無盡燈》雜誌，並出版多種講經著述，風行港澳及海外。《太虛大師全書》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續明二師擔任校對，全書64冊，700萬言，出到26冊時，演培、續明二師赴台灣弘法，其餘校對的責任，由竺摩和隆根擔任。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創辦“棲霞佛學院”，禮聘竺摩為副院長，全書校對工作由隆根法師一人擔任。竺摩在佛學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國龍華佛教社，請他到曼谷主持太虛大師舍利塔開光典禮，他離開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後，在龍華佛教社及中華佛學社兩地講經，並舉行書畫展。同年5月，檳榔嶼的“菩提學院”禮請竺摩擔任導師，兼任菩提中學佛學課程。 1956年，“第四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在尼泊爾召開，竺摩以“馬來西亞佛教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大會，副團長為畢俊輝居士，秘書是黎東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華佛教會禮請，出任檀香山檀華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師辦妥入境簽證，年底飛抵檀島。竺摩在檀島弘法一年，檳城菩提學院及東南亞信眾函電促請，1958年底，返回檳榔嶼。而祖印、泉慧兩位法師在檀島長期居留，按照竺摩規劃的方針，繼續為弘揚佛法而努力。竺摩返回檳城後十多年，經常遊化於馬來西亞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東南亞國家，講經說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聰為會長，聘請竺摩擔任該會顧問。1973年9月8日，為竺摩花甲之慶，檳城各界名流及四眾弟子，三千多人為師祝壽，三日間筵開八百餘席，收到賀儀四萬多元，除數千元開支外，其餘三萬七千多元，悉數捐給佛總創辦的馬來亞佛學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灣芙蓉山“太虛大師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禮。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獨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華佛學研究社”社長廖英源居士，禮請竺摩赴澳洲講經。20餘日後，竺摩返回檳城。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國合艾市的住持釋繼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請竺摩主持開光，並為徒孫顯常、顯性等多人，傳授《沙彌十戒》。6月，應美國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參法師之請，竺摩為慈恩寺主持開光典禮。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講堂閉關百日，編著《心經講話》、《佛學問答第二輯》兩書，並修訂《普賢十願講話》。翌年春，他復閉關百日，編輯著作。同年6月，應加拿大溫哥華市“世界佛教會”呂雒九、馮公夏二居士之請，竺摩前往溫哥華講經。他在世佛會講《阿彌陀經》，圓滿後返回檳城。1982年4月，他兩度應請赴溫哥華，在世佛會講《天台止觀》。當時世佛會會長呂雒九於四月生西，他參加追悼會，並主持大蒙山法會超薦。 竺摩70歲後，對外活動逐漸減少，在檳城時駐錫三慧講堂，到星洲時駐錫佛緣林，隨緣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時35分，竺摩圓寂於三慧講堂，終年89歲。[1] 竺摩生平除講經弘道外，作書寫畫與人結緣。在澳門期間，師從高劍父習畫，繪畫之餘，勤於詩詞散文寫作，書法別樹一格，1941年在澳門舉行首次書畫展。[3] [1]于凌波：《竺摩》，載“佛教百科＂網，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雜誌〉出版具歷史和收藏價值的“竺摩法師與澳門”專輯》，載“佛教線上＂網，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陳海瀛，字無競[2]，字雪舟，號說洲[3]，號希微室主，諱海瀛，福建閩縣（今屬福州市）人。詩人、學者。 海瀛天資聰穎，勤奮好學，1902年考中舉人，之後留學日本。回國後，他任職於瓊州、桂林等地，北伐時為廣州大元帥府秘書。 1921年，海瀛隨粵軍至梧州，與桂軍作戰，創作一首《梧州軍中作》詩：“元戎牙纛次梧州，野宿霜嚴夜氣遒。縛帚書旗呼殺賊，書生志豈在封侯？＂ 之後，海瀛回到福州，在鄉居住15年。55歲後，在外避兵七年，寄寓澳門。[2] 晚年時候，海瀛返居福州，先後任教於福建法政學堂、華南女子學院、福建學院；擔任福建省政協委員、1959年聘為福建省文史館名譽館員[3]；與裡中諸子談藝自適。 1962年，海瀛80歲，油印《希微室詩稿》詩集；1973年去世，享年91歲。[2] 陳海瀛還著有《讀史記管見》、《師友感逝錄》、《希微室文稿》、《希微室詩稿》、《梧州桂林雜詩》、《希微室折枝詩話》等，編有《中國文學史》、《孟子政治論》講義等。[3] 現錄陳海瀛作於1920年的詩一首： 《至澳門觀白鴿巢花園》[2] 世外桃源且漫誇[3]，珠崖早已屬他家。強收一掬傷心淚，來坐濃陰看物華。[4] [1]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百年閩詩（1901-2000）》，福州：海風出版社，2004，第233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53頁。 [3]漫誇：休誇。 [4]物華：自然景色。

明末來中國的一位博學多才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意大利人。1578年（明萬曆六年）3月24日，奉派參加第三十批耶穌會傳教士遠征隊，從里斯本出發前往印度和遠東。應耶穌會巡視神父范禮安的要求，1582年8月7日從印度果阿到達澳門，後被任命為中國傳教士使團領導人。1583年，利瑪竇和羅明堅神父在廣東肇慶傳教，是耶穌會士在中國內地傳教之始。1584年第一次為兩個皈依者洗禮。1589年，他們被趕出肇慶，遷往韶州，繼續傳教活動。1595年經南昌到南京傳教。他初到中國，帶來自鳴鐘、三稜鏡、渾天儀、時晷、地圖等器物和大量西書，開始了明季西學東漸的新紀元。1600年5月19日，利瑪竇在龐迪我神父陪同下，作為葡萄牙使臣到北京準備覲見明朝萬曆皇帝，並以當時作為葡萄牙君主的西班牙國王的名義贈獻許多禮品。1601年1月，第二次到北京準備覲見萬曆皇帝，不久即移居北京，直到1610年5月10日去世。萬曆皇帝特批一塊墓地安葬，表示對他的敬重。利瑪竇精通漢語，博覽群書，深刻瞭解中國的歷史、地理、宗教、法律、經濟、禮俗等情況。他改穿儒服，“見人膜拜如禮，人亦愛之，信其為善人也”。與中國的文人學士、皇室貴族有密切的交往。利瑪竇主張將孔孟之道和宗法敬祖思想同天主教相融合，把四書譯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把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介紹給中國學者，推動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利瑪竇在中國居住28年，著作甚豐。1584年與羅明堅神父合編《葡華字典》，1589年編輯《中西字典》，1605年編輯《西字奇蹟》。又與郭居靜神父合作，採用拉丁字母和中文讀音對照的方式編成一部《西文拼音華語字典》。這些工具書的編寫與出版，為後學者開路，使傳教士能克服學漢語的困難。他翻譯《幾何原本》（利瑪竇口授，徐光啟筆錄），這是西方幾何學傳入中國之始，還翻譯和編譯有：《同文算指》十一卷、《渾蓋通憲圖說》二卷、《乾坤體義》三卷、《西國紀法》、《圜容教義》、《測量法義》等。著有《山海與地全圖》、《坤輿萬國全圖》、《華圖奇觀》等。這些著作對中國的天文歷學、算學、地理學、物理學、哲學、醫藥學、建築學、倫理學等都產生重要影響。利瑪竇逝世前，留下的（自題為《論耶穌會及天主教進入中國》）意大利文手稿記載了自1552年第一批耶穌會士來中國直到1610年間在中國傳教的經過，特別是他自己從1582年到1610年的經歷，介紹了他對中國的學術思想和儒家經典的體會，以及對中國的認識，記錄了他再中國和朝野人士的交往。這部書在歐洲引起廣泛重視，被譯成德、英、法等國文字多次出版，使歐洲人對中國的印象耳目一新。

蔡語邨，又名蔡語村[1]，原籍廣西白州（今博白縣）[2]，定居廣東。詩人、廣東省博物館首任館長。 民國時期，蔡語邨任教於廣州東山培正中學，抗戰初期，隨校遷來澳門，後來移居香港九龍。 50年代，蔡語邨擔任廣東省博物館籌備處副主任；60年代擔任廣東省博物館首任館長。 蔡語邨能詩，為陳寂所賞；著有《勞人草》，與吳笑生合刻《海角吟》。[1] 蔡語邨撰寫《南海先生詩集》發表在《大風》（香港）1940年第62期上；《左拉的教訓》發表在《文藝新潮》1938年第12期上；《阿Q之死》發表在《大風》（香港）1940年第70期上；《青島茹痛記》發表在《大風》（香港）1939年第53期上。 《驄馬歸朝詩敘》卷，是商承祚鑒藏的明代著名學者王守仁所書楷書力作，其中之一是商承祚在收藏《驄馬歸朝詩敘》卷時與20世紀傑出的山水畫家黃賓虹所結下之翰墨因緣。這件寶物凝聚了原創作者生命意志的藝術佳構，記載著近代美術和書畫鑒藏史上的一段佳話，這段佳話所涉兩位名家均為中國近代美術史和學術史上的重量級人物，因而“物以人重”，其價值自然超乎書畫本身，意義非凡。 1960年，廣東省博物館書畫鑒定專家蘇庚春和館長蔡語邨，在廣州中山大學康樂村拜訪商承祚，見到《驄馬歸朝詩敘》，鑒於廣東省博物館“精品缺蟾”，蔡語邨說“經費磬困”、“資用不給”，就以原價折實，商承祚以650元售予廣東省博物館。[3] 當時，蔡語邨覺得瓷器收藏在廣東非常匱乏，他與故宮博物院院長吳仲超私交不錯，就向故宮博物院申請要瓷器，將一批明代宣德年間的青花瓷，加上其他絲綢品、香囊、刺繡等幾百件“借”了回來。此外，他還從上海博物館劃撥了上千件文物，大大豐富廣東省博物館的館藏。[4] 20世紀60年代初，廣東省博物館籌備出版《廣東省博物館藏畫選集》，文物出版社納入了出版計劃，由於“文革”原因，致使出版工作擱淺。“文革”以後，文物出版社擬恢復原出版計劃，開始實施《廣東省博物館藏畫選集》出版工作。為了做好選稿工作，在原有基礎上，增加50餘件作品，因此，《廣東省博物館藏畫選集》的擬訂小樣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完成於“文革”前，另一部分在“文革”後增補。從筆跡可看出，完成於“文革”前的部分，由蔡語邨先生完成；“文革”後增補的部分，由蘇庚春先生完成。[5] 1944年，徐悲鴻為蔡語邨作畫《奔馬》，收藏印“白州蔡氏”即蔡語邨。[2] 現錄蔡語邨的詩兩首：[1] 《自松山遠眺唐家灣》 錦繡山河孰與京？摟衣每作不平鳴。茫茫碧落天無語，渺渺蒼波浪有聲。 盡有湔仇三楚戶，得無復國二齊城？儒冠真誤平戎志，坐望鄉邦敵騎橫。 《遊澳，遠山、寂爰、文府諸公各惠書畫，賦此作謝》 蕭齋久厭為塵掩，海上遨遊眼更明。 載得一船書畫返，寶山真不負斯行。[7]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63-566頁。 [2]《0323 1944年作奔馬立軸設色紙本》，載“雅昌藝術拍賣網＂，2012年4月15日，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69330323/。 [3]朱萬章：《研究探索商承祚與黃賓虹：一段美術關係的鉤沉》，載《文物鑒定與鑒賞》，2011年第1期。 [4]李培、唐海燕：《省博新館還缺一個“鎮館之寶”？省博將在全省展開一場“鎮館之寶”海選，讓廣東人對這些寶貝不再陌生》，載“互聯網新聞中心＂網，2011年7月12日，http://news.china.com.cn/rollnews/2010-04/29/content_1864949.htm。 [5]《回憶跟隨徐師邦達的兩段日子》，載“中國論文網＂，2013年10月10日，http://www.xzbu.com/7/view-1697026.htm。 [6]此詩作於民國二十八年（1939）冬，時詩人從九龍過澳訪友。對於詩人的來訪，陳寂報以七律《喜語村至》詩：“哦詩來值曉江寒，強作山陰艇子看。莫更人前辨唐宋，百年江海幾時乾？”（《思非室詩草‧長短句》附），將蔡語邨喻為雪夜訪戴的王子猷，可謂空谷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