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梅官，原名朱作宁，字雪溪，西名Choo Mie-Kwa，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人。澳门早期著名华商。 清乾隆年间，朱梅官来到澳门开店经营丝茶贸易，逐渐致富，由监生捐官为纳州同职衔，时人称为“朱梅官”。 朱梅官在澳门开办商行，同时经营银号，成为澳门当时著名的华商之一。他与澳葡判事官眉额带呖关系密切。眉额带呖是当时澳门的重要葡商，担任澳葡判事官一职16年，与英国的大鸦片商比尔勾结，大规模地经营鸦片贸易。 在巨额利益的驱使下，朱梅官成为清嘉庆年间澳门主要的华人鸦片商。[1] 朱梅官等六人用布匹、茶叶兑换葡萄牙人安多利的胡椒、海参，除货抵外，安多利还应找回梅官番银3480元。安多利拟于1814年9月底回国，所乘之船停泊于香山县外海。朱梅官等人赶至逼索欠银。适逢有葡萄牙船驶到，安多利当向船长借银。该船长回答无银，仅有鸦片。结果，朱梅官等应允收下鸦片120筒（每筒约二斤七两）。因鸦片是禁品，朱梅官等担心不得上岸，碰巧有小舟经过，乘机把鸦片转卖给一伙不相识的人，得银3840元。 海盗张保仔被清廷招安，他深悉鸦片贸易实情。在缉获若干鸦片走私船后，通过审讯，他获悉澳门有个鸦片窝子。福建方面就把情报移送广东当局。1815年春，两广总督据此查拿涉案的澳门居民纪申官、王仑官、朱梅官等20人。 香山县官员乘机敲诈，透出口风：若交八万银元即可放人。勒索金额太大，鸦片商拒绝。于是，朱梅官等六人依法被解送到广州。在一番行刑逼供后，他们被迫供认贩卖鸦片的事实。[2] 朱梅官获罪充军后，致函眉额带呖借钱，照例赎罪。 朱梅官等人后被革去职衔，在犯事地方各枷号一个月后，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卖鸦片银两被充公。朱梅官一案，成为清政府禁烟政策变化的一个契机。 澳门华商走私鸦片，无不与澳葡有关，清政府对澳葡采取了较为严厉的管制措施。之后到澳门货船，均须逐船查验，如一船带有鸦片，即将此一船货物全行驳回，不准贸易。若多船皆带有鸦片，也必将各船货物全行驳回，都不准贸易，立即逐回本国。[1] 现今，澳门新马路炉石塘街口，1918年开辟新马路之前，有一条小巷弄名曰“赋梅里”，就是朱梅官大宅所在。因他极爱梅花，在家中花园植梅百株，为当时澳门华商津津乐道。朱梅官犯事被抄家后，香山县丞将他的大宅拍卖所得款项入库。“赋梅里”不复有梅花，但巷里名称仍存留至今。[3]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2006，第43-44页。 [2]雪珥：《腐烂的帝国》，载“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网，2012年8月11日，http://zgrmdx.dooland.com/wap/article.php?id=176747&verify=&m=。 [3]金丰居士：《卢氏娱园惨遭商家摧残》，载《新报》，2012年8月1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64897&scid=21。

陈六，英文名Chen-Hang，又名陈行、陈恒、陈亚六、陈亚禄、陈瑞生，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人。晚清澳门著名鸦片商人。 1869年，何老桂（桂）、亚彭以年缴3000元，竞得澳门闱姓的经营权，为期三年。1872年6月25日，澳门公物会经过一番争抢后，终与Chen-Hang（陈行）订立新的闱姓承充合同。每年缴纳承充规银17033元，从1872年9月27日起计，三年共缴银51000元。担保人为Bernardino de Senna Fernandeso。这期闱姓由陈六出头承充，合伙人有Fong-pan、Ho-cuai（何桂）等人。 陈六率先在澳门经营闱姓生意，澳葡政府对他大加赞许，并予以奖赏。 1881年6月2日，大西洋君主赏给陈六御赐耶稣降生宝星（Cavalleiros da ordem military de Nosso Senhor）。 1882年后，陈六从事赌博转营鸦片烟生意。同年4月，他与何老桂合作，承充澳门鸦片烟专卖生意，并因澳门公物会查禁私烟不力，上控澳门公物会。 1885年12月，陈六在澳门河边街第廿一号屋去世。 陈六生育陈厚年、陈亚华（厚华）等儿子。后来，承充鸦片生意的专营权由次子陈厚华、侄子陈厚贤、陈厚能等继承经营。 陈氏兄弟接手鸦片生意后，大展拳脚，陈氏家族全力发展鸦片生意，其承充合同从1885年12月至1888年4月30日止。 1888年5月1日至1893年9月10日，陈厚华、陈厚贤、陈厚能兄弟以每年上缴8000元，承充氹仔、过路湾（今路环）煮鸦片烟及卖鸦片烟膏生意。 1893年9月1日至1903年8月31日，陈厚贤、陈厚能、李凤池、施鹊臣、陈治光，以每年上缴130000元，经营澳门、氹仔、过路湾（今路环）煮卖鸦片烟膏及载鸦片烟膏出口入口生意，为期十年。 1882-1903年，陈六及其家族经营澳门鸦片生意长达30余年。陈六不仅是赌商，而且是晚清时期澳门最大的鸦片商。 陈亚华于1894年去世。[1]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6-177页。

陈康大，又名陈龙，生于香山斗门南山（今属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南山村）。 康大18岁时，随父兄经澳门，飘洋过海到美国加里福尼亚谋生，起初，他白天在胞兄开设的米店做搬运工，晚上到华人区教堂学习英文，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这对他日后与洋人打交道和事业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两年后，康大在加州萨克拉门地区，按照四六分成，租种2000英亩土地种植芦笋（龙须菜），每年雇用华人农工五千余人。[1] 1906年，康大转到桑尤干垦区在北加州三角洲中南部斯托克顿附近，以每年7000元租金租下1125英亩土地，种植马铃薯和谷物。他与许多华人佃农一样，同时租种几家地主的土地，但他经营规模很大。20世纪30至40年代，他在三角洲租种土地，几乎构成一个农业帝国。20多年来，康大一直是萨克拉门—桑‧尤干三角洲中心最大经营者。1913年，他在俄勒冈科雷默斯瀑布附近买下2000英亩土地，雇人种植优质马铃薯。30年代，除供应加州市场外，康大的马铃薯销售到美国其他地方，因此，康大被称为“薯仔大王”。 康大出身于中国南方农村，放过牛，念过私塾，但他并不擅长耕种技术，而他善于经营管理。他每年雇用五六百名农业工人，既有华人，又有墨西哥人，拥有70匹马和两艘驳船用作运输。他自己乘船或乘马车经常来往于各片土地之间，进行筹画和监督耕种。 康大生育五子：陈荣、陈华、陈富、陈贵、陈寿。他们说，父亲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擅长与地主、债主们谈判；懂得找多少工人进行耕种、收割；懂得如何运送工人、安排他们的工作和食宿及把握市场行情，以最好的价格将马铃薯等农产品销售出去，所以，经营状况特别好，每年从农业上获取十多万美元的利润。 除在三角洲经营马铃薯种植业外，康大把业务扩展到其他领域中去。1884-1900年，他在阿拉斯加包装协会的大马哈鱼罐头厂当“包工头”，后在萨克拉门加利福尼亚州首府开设一家星记公司；在三藩市开设一家出口公司和一家“上海大公司”的包装公司。当时，他在中国最大商业机构之一的上海永安公司购买不少股票。1919年，陈氏家族成员成立一个“美国华人农场总公司”，资本达到100万美元。 康大羁旅异邦，心怀桑梓。辛亥革命前夕，在同盟会会员、旅美同乡陈耀恒的影响下，他积极回应孙中山在美国向华侨发出的“踊跃捐资，以助成革命大业”号召，捐款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并经陈耀恒引荐结识孙中山，他们多次在三藩市陈典敬（珠海斗门华侨）开设的“五湖药店”见面，亲自聆听孙中山宣传革命反清的道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不少旅美华侨失业，生活无著。康大乐意安排他们在自己的企业工作，薪酬特别优厚。20世纪20年代，家乡盗贼蜂起，鸡犬不宁。康大闻讯，慨然捐款资助南山乡建造一座防御性的碉楼“镇南楼”，捐款购置枪械，增强家乡的联防力量，一直到抗战时期，乡亲们仍使用“康大公的枪”。1938年，南山乡一群进步青年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兴办活然小学（后更名前锋小学），当时在澳门定居的康大慷慨出资赞助。 康大凭著智慧和毅力，在美国环境中艰苦创业成长起来的华侨企业家和资本家。虽为巨富，但他从不炫耀，生活俭朴，乐善好施，常常接济有困难的乡亲。一辆小汽车成为他唯一的“奢侈品”。他不惜把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公益事业。 康大是第一个拥有福特牌履带拖拉机的华人。1933年，他结束在美国半个多世纪的创业生涯，回国安度晚年。[1][2]20世纪20年代，他在澳门荷兰园一带买房定居，经商贸易。[3] 1939年，康大在澳门逝世，终年75岁。 其长子陈荣在三藩市经营公司。次子陈华管理星记领地。三子陈富以管拜伦领地。四子陈贵负责俄勒冈的土地，后加入商船队，再后开餐馆。五子陈寿是一个菊花种植者。[4] 1989年，孙子陈国男等捐献钜款给家乡兴建一座新学校，乡亲父老将学校命名为“南山康大学校”，以作纪念。之后，陈国男每年捐赠500美元给学校用于奖学奖教，深受乡亲和师生的赞扬。 一个世纪以来，康大子孙昌盛，人才辈出，现今定居在美国的有三四百人。他们当中有“菊花大王”、“玫瑰大王”、医学教授、牙科医师、工程师、律师、厨师、神学士等。每年7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聚居在加州陈氏族人举行一次陈氏家族野餐会，陈康大的孙辈轮流主持，与会者二百多人，热闹非凡。 陈康大的事业取得巨大的成功，后人将他的名字和事迹载入加州的史册。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麦礼谦将他的事迹收录在《美国华侨简史》一书。[1][2] 2001年7月，陈氏家族一行19人，在陈国男的带领下回家乡寻根访祖。陈国男生于澳门，并在澳门读书，12岁时随家人移民美国加州。大学毕业后专攻玫瑰花的改良栽培，有“加州玫瑰花王”的美誉；拥有圣荷西最大的花卉种植园，是圣荷西所属的圣地克拉拉郡农场局主席和第一位华城市规划委员。圣荷西是世界著名的矽谷，当年华人在政界几乎没有代表。作为湾区菊花会创始人之一，农学专家陈国男带动和扶助了一批亚裔人士参政，为争取亚裔权益积极奔走，并推动湾区华裔青年参与公众事务，参与创建为亚裔移民提供各种服务的社区机构亚美社区协进会。[5] 2007年7月4日，陈国男遗孀率领陈氏家族一行16人，在珠海市、区、镇侨务部门领导的陪同下，回到斗门区乾务镇南山村寻根访祖，参观南山康大学校及祖屋，并探望亲人，增强与家乡联系。陈国男夫人表示，他们在美非常想念家乡。今次回乡，发现珠海发生很大变化，感到很高兴。南山康大学校2003年并入五山中心小学，该校占在面积十万平方米，政府投资3500万，是一所设备、功能齐全的省一级学校。原南山康大学校现成为五山中心幼稚园。陈夫人表示，康大学校虽不存在了，但陈氏家族对家乡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会持续下去，今后每年他们将从美国的陈国男基金会中拿出部分资金，说明家乡的贫困学生。[6] 2009年3月，美国第十大城市、湾区圣荷西举行揭牌仪式，“陈国男邮政大楼”在众人欢呼声中正式更名。陈国男的亲属及加州湾区地方官员、各界人士、华人代表等出席揭牌仪式。[5] [1]《陈康大》，载“珠海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18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区达权：《美国“薯仔大王”陈康大》，载《珠海特区报》，2008年7月16日。 [3]罗祖宁：《乡情，为四化建设添砖加瓦》，载“珠海市地情网＂，2010年11月28日，http://www.gd-info.gov.cn/shtml/zh/zszh/2009/09/04/11613.shtml。 [4]《乾务历史人物》，载“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网，2011年6月21日，http://qianwu.zhnews.net/2010/1022/190.html。 [5]《以斗门华侨命名美国陈国男邮政大楼圣荷西揭牌》，载“广东侨网＂，2010年5月30日，http://www.gdoverseaschn.com.cn/qw2index/2006dfqw/2006dfqwzh/200903170006.htm。 [6]《美国著名侨领陈康大后裔返珠海寻根》，载“广东侨网＂，2008年12月10日，http://gocn.southcn.com/qw2index/2006xgzl/2006xgbd/200707060011.htm。

民国十年(1921年1月1日─1921年12月31日)6月15日，清末著名维新派人物郑观应在上海提篮桥招商局公学宿舍病逝。1923年迁葬香山之前山。郑观应，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晚号罗浮待鹤山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月十七日生于广东香山县雍陌墟。郑观应自幼经常出入澳门，既接触到了现代西方文明，也认识到澳门诸多的社会问题，最终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撰写、70年代结集出版的宣传维新思想的名著《救时揭要》中，即有《澳门猪仔论》、《澳门窝匪论》、《续澳门猪仔论》、《求救猪仔论》、《论禁止贩人为奴》等揭露澳门积弊的篇章。郑观应中年起在澳门居家置业。光绪十一年(1885)因赔保杨桂轩亏欠太古洋行钜款而被拘禁于香港，后回到澳门，直至 1892年冬赴上海重入招商局，在澳门共度过8年的隐居生涯，并于1894年完成了成熟而完整的维新思想体系的皇皇巨著《盛世危言》。其时正值甲午战争爆发、维新变法运动兴起之际，此书甫发行，即得到强烈反响，并刊印20多种版本，可说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种，对后世也具有深远的影响。郑观应由此也被誉为“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

崔诺枝，广东省南海县（今属佛山市南海区）人。澳门大慈善家和政界领袖、同善堂主席。崔乐其之父。诺枝小时学习中文六年，进入澳门三巴仔圣若瑟书院学习葡文，不久辍学。跟从父亲学习洋服、木匠等手工业；后受雇于巴士度律师事务所。他15岁时，在葡国船舰工作，六年后担任澳督府庶务员，前往里斯本任职五年。他回到澳门后，升任澳督府庶务处长。[1]1923年，诺枝等发起组织“华童教育会”，发动热心教友捐献，在望德堂区兴建校舍，开办“公教学校”，同年在澳葡政府注册立案，并取得教授葡文津贴。[2]诺枝任职30年，1925年获准退休，每月领取退休金。历任同善堂值理、副主席、主席，中华总商会值理、副会长、会长及镜湖医院慈善会值理。现今，在澳门慈善机构同善堂内，放置著诺枝的铜像，以表达对他的敬意。[1]澳门同善堂成立于1892年秋，倡建者共408人，皆为热心公益的社会贤达﹑港澳海外绅商和华侨。成立初期的堂址位于议事亭前地12号，与孙中山的“孙医馆”毗连。20多年后，因政府征址兴建邮政局而被拆去，遂在现址炉石塘重建堂址，1924年落成沿用至今。[3]诺枝富甲一方。20世纪30年代，他发起筹款资援抗日活动。1938年广州沦陷和1941年日寇侵占香港后，受难同胞纷纷来到澳门避难。1942-1944年，澳门处于最艰难时期，数以万计的难民聚集在澳门，人口从抗战初的十多万人增到三四十万。日寇不时对澳门实行经济封锁，断绝粮食供应。当时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事。澳门慈善机构同善堂积极开展施粥济贫活动，每日施粥一千多份，最高纪录达16000多份，不少人因此保全了性命。[1]诺枝时任同善堂总理，不顾自己70多岁高龄，亲自为难民施粥。抗战后期，同善堂每日施粥两次。另外，诺枝派发衣服、棉被，为难民御寒。同时，同善堂聘请医生，早晚开诊，施药赠医。[4]诺枝热心公益，经常发动社会人士捐资公益事业，自己带头捐款，获得澳门政府颁授勋章。1945年，诺枝在澳门病逝，终年83岁。[5]长女崔瑞深积极投入爱国救亡的浪潮，担任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宣传部的劝销股主任。[6]女婿（最小女儿崔瑞爱丈夫）许声泉投入抗日战斗中。许声泉曾服役国民政府装甲部队，参加抗日战争，战后在韶关和澳门海关工作两年；1948年生育一子许仕仁，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7]儿子崔乐其是澳门知名实业家、慈善家，诚兴银行创办人，澳门立法会第二、三届官委议员，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同善堂值理会副主席，澳门基本法协运会副监事长；澳门法国文化协会理事，广东省第七届政协委员，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市务委员等职；获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银莲花勋章、获授葡萄牙殷皇子军官勋章及功绩绅士勋章、英勇勋章、文化功绩勋章及慈善功绩章。[8]现存崔诺枝大屋在澳门疯堂斜巷7号，1918年兴建，后来成为公教学校校址，目前大屋成为大疯堂艺舍的展览场地，是整个望德堂文化创意产业区的一部分。[9][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93页。[2]顾明远：《中国教育大系：20世纪中国教育》（四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4041页。[3]虞山：《救急扶贫双甲子》，载《澳门杂志》，2013年10月1日，http://www.macauzine.net/?action-viewnews-itemid-458。[4]《崔诺枝：赠医施食》，载“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网，2008年5月22日，http://www.cncasw.org/gypt/gyxm/gycsj/xd/200710/t20071023_2042.htm。[5]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第177页。[6]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7]林锋：《澳门四界救灾会抗日救亡片段》，载《红广角》，1999年第6期，第6-7页。[8]《香港最新政务司长（接替曾荫权）背景》，载“深圳搜孤焦点＂网，2010年10月1日，http://sz.focus.cn/msgview/1787/30754058.htm。[9]《崔诺枝大屋》，载“澳门街道网＂，2013年10月6日，http://macaostreets.iacm.gov.mo/c/route/detail.aspx?gid=4&id=0ac2a544-9188-4625-b0e6-402080367488。

陈卓禧，又名陈焯熹，原籍番禺县（今属广州市番禺区）钟村。港澳实业家。陈绍文四子。 1920年，澳门全新织造厂创建，厂址在沙岗渡船街。前身是澳门仁安泰染布房，该染布房由广东番禺钟村陈占威、陈占安兄弟开设。早在清末年间，陈氏兄弟在番禺沙湾利用人家染坊的废水上街代人染旧衣物而发家，后在番禺市桥开设同安染布店；1910年又在澳门开办仁安泰染布房，经营晒染大成蓝土布及薯茛布等业务。后来，陈占安之子陈慕周、陈觉民、陈绍文三人经营，由长子陈慕周主理。后来，陈绍文四子陈卓禧到新加坡南洋一带考察，发现海外华侨流行穿针织汗衫产品，认为经营针织业大有前途。[1] 1929年[2]，在仁安泰染布房的基础上，陈卓禧创办澳门全新织造厂，并担任厂长，出产半胸、文化、背心等汗衫品种。当时针织业正在中国兴起，针织内衣柔软、凉爽、吸汗，穿着舒适，颇受欢迎，非常畅销。 后来省港澳三地的全新织造厂都采用英国进口高级纱支棉生产中、高档的汗衫产品，广销省、港、澳、加（新加坡）等地。随着业务不断发展，名牌产品相继出现，当时有100支线纱的“303”牌，84支至90支线纱的“宫灯”和“555”牌，80支单竹纱的“505”牌，尤其是“555”牌产品，行销海外，享有盛名。之后，创制80支的“孖七”牌，以纪念“芦沟桥事变”。陈卓禧并从香港总厂捐献十字救护车一部，支援祖国抗战。 当年一般工人月薪仅15元，但一件“555”的线衫要十元，穿得起的非富则贵。全新织造厂全盛时期，全港设有300多个代理商，几乎每间大型百货公司及洋服店都有出售，每日销售量超过100打，除在九龙塘尾道独占一排唐楼“上厂下铺”外，在澳门、广州及新加坡都设有门巿，盛极一时。 为了获取产品销往英属地免税的特惠，1925年在香港塘尾道开设全新分厂。因经营业务需要，总厂改设在香港。1931年，由总厂陈仲纪等人在广州龙津路开设经销分行办事处，1932年筹办广州全新织造厂，由陈伯朋负责管理。解放前盈亏统由香港总厂结算。广州解放后，由总厂划出港币192500元，作为广州全新织造厂独立经营的资金，1951年9月开始独立建帐，独立经营。[2] 50年代，十七八岁的吴志明加入香港全新织造厂做“行街后生”。70年代末，陈氏家族要求他接手经营，为保持传统品牌，自信可以创一番成绩，吴志明答允，并进行大事改革，主力发展出口业务，加上当时欧美的“功夫热”，生意渐有起色。 陈卓禧的妻子曾枝西是澳门妇女运动领袖，社会活动家；积极参与和赞助开办澳门《大众报》、《朝阳日报》，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组织成立“澳门民主妇联筹备委员会”；积极开办“妇女免费识字班”，为澳门同胞爱国运动作出贡献。[3] [1]梁秀、梁爱琼：《广州全新针织厂的社会主义改造》，载《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广东卷‧广州分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第666-679页。 [2]张慧怡：《港产老牌线衫挣扎求存》，载《东方日报》，2012年1月6日，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00511/00176_050.html。 [3]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第536页。

陈芳，字国芬，香山县下恭都黄茅斜村（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侨领、糖业钜子。 父亲陈仁昌在澳门经商，家境颇富。母亲曾氏。陈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秀才。陈14岁时，父亲去世，家道逐渐中落，之后，陈随伯父陈仁杰到澳门、香港学做生意。陈仁杰在香港经营中西土特产。1849年，陈仁杰准备运一船货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陈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陈和堂兄协助伯父处理完这批货物，伯父就回国。陈却爱上了这块土地，决定留在这里大展拳脚。他勤奋努力，不久学会英语。他先在贝尔街开设一间店铺，销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货物，小店铺一开张，生意兴隆。1851年，陈与同乡程植合股开办新店铺“芳植记”，它坐落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业旺地。“芳植记”开张那天，轰动整个檀香山。铺面采用中式风格，红色大门前面两根圆柱上挂著两个大红灯笼，两扇门上贴著鲜艳的门神，货物摆设沿袭著广府人开架卖货的习惯，货架上摆满了精丝、瓷器、茶叶和香料等各种各样的中国货，生意一开始就红红火火。 陈用7600美金买来一艘旧帆船，起了一个新名字“中国夹克号”。他有了“中国夹克号”，极大地降低营运成本，“芳植记”商品价格随之降低。1855年，美国国庆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处飞舞著美国人庆祝的烟花，一把大火点燃了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业区店铺，“芳植记”变成残垣断壁。许多不明身份的人闯进“芳植记”抢劫，警察悬赏200美金缉拿打劫者，没有下文。何魁趁机卷走“芳植记”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踪了。火灾后第三天，陈让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琼‧布斯的酒吧，重新挂起“芳植记”的招牌，将仓库里的货物全部搬出，摆满所有货架，俨然火灾根本没有发生。这一招，稳定了所有债权人的心。陈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银行找朋友克拉克贷款，登上“中国夹克号”，直奔香港采购。依靠捕鲸船长们仗义相助，“芳植记”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约四点，陈推著一辆手推车，车里装满了金灿灿的金银币，上面甚么遮蔽物都没有，大摇大摆地走上街头，把铺子里收入的金银币送到银行里。陈富有的名声，一时间传遍夏威夷每一个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陈以1368美金拍下罗奈尔得遗孀那栋精致小巧的珊瑚石别墅，“芳植记”搬到珊瑚石别墅经营。陈在大岛继续从事土地投机生意，他把朱丽亚那个牧场周边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后，他到裘蒂博士家里郑重向朱丽亚求婚。裘蒂博士虽对华人怀有歧见，但不敢当面拒绝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丽亚，请陈先建造一栋夏威夷最豪华的别墅。1856年，陈在檀香山市富人区努亚大街买下一块地，请人设计图纸，大兴土木干起来。他一直寻求机会酝酿成立一个华人社团，檀香山华人对陈的提议都表示赞成，华商们决定搞一场以华人名义举办的庆贺舞会，大家踊跃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华商会正式在檀香山注册成立。 5月23日，陈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国籍。5月28日，陈和朱丽亚‧克纳‧弗尔威斯尔小姐结婚，史密斯牧师担任证婚人，婚礼在努亚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里举行，婚礼一切从简。1857年8月1日，朱丽亚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请遗产继承。七天后新任大法官麦克比因作出最后裁决，裁定朱丽亚获得父亲三分之一的遗产，现金3881美金；获得母亲三分之一的遗产，是大岛希洛镇海边的一个牧场。这个牧场正是陈所购土地包围的那个牧场，这些土地联结为一块完整约5000英亩的地块。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华人独立经营的机器榨糖工厂“国芬制糖”正式开张。“国芬制糖”的工人工资比当时白人制糖厂高出30%。陈和刘禾林本来在夏威夷华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优厚。“国芬制糖”很快就招够工人和技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国芬制糖”成为陈在夏威夷经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著陈成功地迈进他梦寐以求的制糖业，开创事业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带着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个小伙子特别醒目，第一个叫程利，是程植的一个堂侄；第二个叫卢岳，是香山县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个亲戚；第三个是王贵，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乡。都在老家做过干货铺。陈与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让卢岳留在“芳植记”给程植当帮手，王贵被安排到“国芬制糖”。1864年，美国南北内战促使夏威夷蔗糖业腾飞。三年来，夏威夷年食糖产量飞速上涨了16倍，并彻底改变了夏威夷的商业结构，甘蔗园经济成为支柱的产业。陈进入制糖业挣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产，而是通过垄断运输实现的。三年垄断运输，为他积累38万美金的巨大财富，把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 陈决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岛经营甘蔗园事业。达莫专程从三藩市来到檀香山，想与陈一起投资甘蔗园。陈和达莫在檀香山市注册合股的通用商业公司，两个好朋友各占一半股份，陈出地，达莫出资金，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达莫从德国订制的榨糖机从三藩市运回来，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机在大岛希洛镇新甘蔗园调试完毕，让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园主们羨慕不已。除这套五万美金榨糖机外，达莫又拿出十万美金，一共15万美金成为他在通用商业公司的股本。陈把自己大岛上的土地划出约3000英亩，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资，剩余3000英亩土地暂作牧场，作为新甘蔗园的预留土地。陈将自己这个甘蔗园命名为“皮皮艾克”，以单个甘蔗园面积来说，皮皮艾克农场位列夏威夷农场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陈回到檀香山一个月后，在以华商为主体的夏威夷手工业者行会的会议上，陈当众宣读一份由全体华商签名的“告夏威夷公民书”。这是夏威夷历史上华商第一次有组织地集体告白，它向全体夏威夷人提出华人对劳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议，反映这个正在崛起群体的潜在力量，这是华人力量在政坛上的第一次郑重发声。这份告白书旨在通过改变劳工制度，取消对华人的政策歧视。同年底，陈以26万美金，拍下卡伯瓦农场。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亚报》以“糖王加冕”作为显著标题，详细介绍卡伯瓦农场拍卖的过程。从这一天起，陈的“糖王”称号在夏威夷被叫了起来。 1870年度，夏威夷总商会出版商业年鉴，评比出夏威夷实力最强的八大企业，“芳植记”和通用商业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闳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后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陈带着长子陈龙提前几天到达三藩市，入住“皇宫大饭店”。容闳在“皇宫大饭店”第一次见到了陈。 陈比容闳大三岁，两人初次见面，但经唐氏兄弟介绍，互相早有耳闻，相谈甚欢。陈放心把陈龙交待给容闳，自己回到檀香山。陈龙连考四门功课，成绩优异，顺利考入耶鲁大学。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铁工厂发生工人罢工，给复杂的政局增加不少纷扰。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巴特亲自主导，要求农业协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夏威夷总商会，以加强夏威夷总商会的行业领导和协调能力。夏威夷总商会涵盖夏威夷九大类行业商会，同时吸收华商会和智利商会参加，一个覆盖面广的商业组织，却受到夏威夷最有实力的商人组织农业协会的抵制。但这次，农协不能不给内阁面子。大卫斯没有办法，点头允诺农协加入夏威夷总商会，并答应推举一人出马竞选本届总商会会长职务。农业协会七人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推荐人竟然是陈。1873-1878年，陈担任五年的夏威夷总商会会长，圆满地协调各种经济纠纷，起草制定大量的行业规则，赢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认同。 1874年8月，陈带着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负责筹款。展望美夏贸易互惠协定实施在即，王国的财政收入届时会有大幅增长，但眼下政府大举建设，急需大量资金支持。陈到达三藩市，达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来与陈秘密洽谈。这批富豪开矿发了大财，四处投资。陈三藩市一行，共筹得400万美金的钜款，圆满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陈回到檀香山后，着手帮助准备卡拉卡瓦国王年底的访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国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热烈的欢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库伊农场准备出售。卡波库伊农场有超过4700英亩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数得上的大农场。卡拉卡瓦这次要把它当作第一笔酬劳，来还陈在两次大选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没想到，被陈谢绝了。陈不愿意这样操作，一方面这种私下交易会对国王的声望有损，另一方面也损他糖王的声誉。之后，陈从香港调集大笔资金，为保险起见，再度与达莫两人联手，准备参加卡波库伊农场的竞拍。陈与达莫以46万美金钜款，拿下了卡波库伊农场，使他的蔗糖事业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陈接到三藩市华埠中华会馆的信函，要他务必于7月25日前到达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国驻华公使的陪同下，陈兰彬一行抵达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华会馆组织的盛大欢迎仪式。在陈的力陈下，陈兰彬答应在檀香山设立一个领事馆，条件是他必须出任领事一职。 1877-1878年，中国北方发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灾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灾民多达两亿，死亡人数高达1300万。陈认捐了5000美金，折合约7000两白银。根据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赈荒歉”、“其捐银子千两以上者，请旨赐建‘乐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县恭常都黄茅斜村陈家大院里矗立起一座“乐善好施”牌坊，这座由陈灼父（陈芳二兄陈国祯的长子）委请当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为花岗岩建造。可惜，这座牌坊在“文革”期间毁于红卫兵之手。 1879年是陈来到夏威夷第30个年头，成为夏威夷响当当的“糖王”。抛开“芳植记”不计，仅三个农场每年给他带来收益高达30万美金，在他名下的这三个农场资产超过260万美金。 6月21日，时值王国枢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额，枢密院共45名委员，其中上院15名委员为国王任命，卡拉卡瓦当政时期，只有贵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职务，同时也是国王用来晋升贵族的特权。陈以其显赫的社会影响、不容争辩的商业地位和无可挑剔的品行，赢得枢密院现任委员的一致认可。枢密院通过后，国王卡拉卡瓦当天签署命令，正式任命陈为枢密院委员，从此，陈成为夏威夷贵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对陈的任命下来了。陈兰彬把毕业后留在驻美公使馆协助他工作的陈龙找来，指示陈龙把这个任命通知夏威夷驻美公使艾伦。同年耶诞节，老农协会员们为了庆祝陈荣膺贵族称号，在市政厅举办盛大的庆祝舞会，夏威夷名流争相参加。接着枢密院举办的庆祝舞会，国王卡拉卡瓦到会致辞，对陈的贡献表示嘉奖。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国三角黄龙旗在陈的努亚别墅升起，这栋别墅被他用作夏威夷华人商会的办公地址。仪式结束后，三藩市领事馆派来的特使朱国君，在陈的陪同下，到王宫里觐见卡拉卡瓦。陈出任首届商董，中国驻夏威夷商务代办处开始正式工作，聘用一个翻译和一个秘书，经费由陈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华商会的基础上筹建华人联合会。第二项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华人权利的问题。3月17日，陈兰彬亲自签署任命陈为夏威夷首任领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车送到三藩市领事馆陈树唐处。陈树唐赶快先写信给陈，要他好好准备一下，并说大家随后乘船赶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龙旗再度升起在努亚别墅，陈身穿满清官服，仰望着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陈出人意料地辞去清廷驻夏威夷领事一职。程利接任领事一职，驻节华盛顿的新任中国公使郑藻如批准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陈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库仪农场的股份转卖了出去，这一举动震惊夏威夷商界。他把价值106万美金的股份出售给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这笔交易中，只有70万美金用现金支付，其余36万美金置换了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合股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位于考爱岛，归于“朝兰利服记”名下，程利和卢岳将分期偿还这笔钱给陈。陈用70万美元现金用来购买香港道格拉斯火轮公司的控股权。这次投资战略调整，一方面为了继续减少白人和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陈有意加大对香港投资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发了大水，百姓流离失所。陈远在檀香山，听到消息之后，捐赠3000两白银寄回国内，给朝廷赈灾。这一次捐助报送朝廷后，光绪皇帝赐赠石牌坊一座，以示褒奖。1886年底，在黄茅斜村陈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乐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陈龙搭船从大岛赶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发作，猝死于船上。 消息传来，陈彻底被击垮了。他万念俱灰，下定决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农场的一半股份，以9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达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后由朱丽亚承担全部的商业风险。达莫派人来管理卡伯瓦农场，陈心里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万美金留给朱丽亚和孩子们；剩余的40万美金转到了香港，陈先后投入东亚银行的资本300万美金。 陈回家乡后，他又买了30多亩良田，加上原来的义田，共有60多亩，建立社学，好让村里贫困的孩子们能够读书。陈买回来两部柴油发电机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战前夕。他从澳门买回来水管，从村边凤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里，过滤成自来水后让村子里的乡亲饮用；整治村容，修筑道路，在村子里挖了两口大池塘，种植椰子和槟榔树，给村子修筑炮楼等。同时，他捐银给地方政府。这年，陈以长孙陈永安的名义为陈龙请赐建“急公好义”牌坊，位于两座“乐善好施”牌坊的旁边。 陈投资扩大义学，创办女子学校，开创香山县的先河。1891年发生水灾，冲毁了香山县十几个村庄。他拿出7000两白银捐给香山县衙用于赈灾；接着捐献4000两白银，用于修筑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为香山县境内最早的公路。这一系列善举，被香山县衙呈报两广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陈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陈家大宅建设完成主体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风格一体的建筑；2006年被评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今成为国内外游客赴珠海旅游的首选景点。[2] 1906年9月25日，陈在家乡去世，终年81岁。葬于梅溪。[3] 陈芳娶有两位妻子，生育子女18个。他与元配妻子李杏两子：长子陈龙（1852-1889）、三子陈赓儒（1863-1918）。他与第二任妻子朱丽亚‧费耶韦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儿长女爱米兰（生于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于1861年）、四女茱丽叶、五女玛莉亚、六女伊莉莎白（生于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爱丽丝、九女海伦、十二女梅拉茵等；儿子：次子陈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于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于1875年，出生个一个月夭折；五子阿尔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后，藉著杰克‧伦敦的小说《陈阿芳》，陈芳成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槟王朝的风云激荡和一代糖王的传奇经历，连他后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从1964年起，在美国百老汇上演的歌舞剧《12个女儿》，讲述陈家的故事，这个歌舞剧连续上演30年，历久不衰。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评选了200位影响美国历史的外籍人士，陈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陈芳回到家乡定居后，来到澳门经营生意，以其传奇的经历和雄厚的财力引起澳门华夷各界广泛关注。[3]据说，1891年夏，陈芳来到兴记酒店住宿，当时酒店洋经理见他是华人予拒绝。陈芳一怒之下，要求买下酒店，当时适逢酒店准备放盘，开价三万英镑，且限三天交款。两天后，陈芳从大西洋银行开出一张三万英镑的本票将兴记酒店买下，并将兴记酒店改名为“澳门酒店”。此举轰动了澳门，当时被港、澳、沪多家报纸报导。 1902年5月，“澳门酒店”以二万澳门元的价格出让给法莫尔（W. Farmer）先生。[5] 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欢迎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陈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于曹善业、柯六、林含莲、王棣等知名华商。可见，陈芳在当时澳门的影响之大。 除投资火轮业、酒店业外，陈芳对广东政府及华人事务亦颇为关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经澳中绅商捐资修建，以便往来，香山人陈芳首捐洋银两千枚。近已竣工，计用料费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费用，陈芳捐款过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广东政府“筹借民款，借助军饷”，“其澳门一埠，则有富商报捐候选道，香山人陈芳报捐候选知府”。[6] 陈芳在澳门开办牛奶公司，引进荷兰牛，开创澳门养殖荷兰牛的先河，生产加工牛奶供应澳门市场外，他每天派人运送牛奶回家乡，供乡亲饮用。[7] 次子陈席儒专门从香港给父亲买了辆双排座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这辆汽车为黑色木制车身和车轮，车轮外包著橡胶轮胎，车灯是煤油灯，喇叭需要用手使劲捏。陈席儒买这辆汽车是当时最昂贵的汽车，价格是6700美金。这辆汽车是澳门历史上第一辆汽车。[1] [1]刘云德、徐炜：《陈芳传记》，载“珠海梅溪牌坊＂网，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页。 [3]《珠海历史名人——陈芳》，载“珠海政协＂网，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绅：《陈芳传奇一个华商家族的百年神话》，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页。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页。 [6]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9-180页。 [7]李蒲弥：《回归后的澳门发展与粤澳关系研究》，香港：香港汉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页。

毕侣俭（1894-1960）渔农工商（商人、赌商）、社会（社会活动）、宗族（华人宗族） 毕侣俭，又名毕公万、毕元勤，祖籍花县（今属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紫石岗，生于广州厚生里十八号。澳门富商。 侣俭在广州度过少年时期，年青时在北京税务学堂读书。他是海员出身，弟弟毕劲持也是海员，兄弟俩少时在海上打拼，赚了不少钱；后来上岸从事贸易，涉足烟土买卖及赌业。后来，他前往香港经商，经营厘东酒店、银都酒楼，业务不断发展；后移居澳门，在港澳之间从事餐馆和娱乐业。他在澳门经营利为旅酒店、域多利娱乐场等生意，在澳门商界崭露头角，成为澳门殷商名流。[1] 毕氏家族都是超级票友。侣俭与粤剧名伶任剑辉母亲有同乡之谊。侣俭从嘉道里手中接过澳门赛狗会后，为了招徕赌客，请任剑辉登台。后建成澳门赛狗会万家乐戏院，并且由任剑辉领衔，组成镜花影女剧团。当时省港澳享负盛名的女伶有十多个，如文武生任剑辉、花旦钟翠蝉等，这些人都是镜花影女剧团成员，在万家乐戏院登台。侣俭的太太莫瀚生是任剑辉的超级戏迷，任剑辉每到澳门演出，她场场必到。侣俭的弟弟毕劲持改行担当粤剧丑生，艺名黄肿美。毕劲持又将堂弟毕焜生带进梨园，取艺名白玉堂。白玉堂先后师从名小生靓全和白驹荣，19岁首任正印小生；之后在乐同春、新中华、永寿年等省港大班演出，成为粤剧一代名家。[2] 侣俭在澳门赛狗场上下了血本，可事与愿违，亏损不少。1936年，他向澳门政府提出承包赌场的申请，1937年成为豪兴的承包老板之一。[3]但他接手后，经营状况并没好转。这时，豪兴忽然来了“神秘党”，脸孔陌生，口音不详，但下注狠辣，每次荷官揭盅，他们都是每买必赢。不到半个月，豪兴被赢走一百多万元，侣俭因此几近破产。之前，他一次性缴纳五成的租赁费，几乎耗尽他的全部家财。[4] 抗战时期，侣俭担任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名誉顾问、澳门劝募分会主任，积极支持抗日救亡运动。澳门救济分会组织劝捐队向各界募捐时，大家踊跃购买，购公债183500元，其中侣俭个人购债五万元。当时澳门人口不过12万，商业不发达，这个成绩非常难得。[5]1960年，侣俭在香港去世，终年66岁。 毕侣俭家学渊博，多个子女各有作为。女儿毕漪汶是澳门教育家，荣获澳葡政府教育劳绩勋章、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功绩勋章。[6]妻子莫瀚生是澳门妇女慰劳会主席，率领澳门妇女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7] [1]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县华侨志》，广州：花都市地方志办公室，1996，第300页。 [2]王文全、梁威：《广州文史资料》（第42辑‧粤剧春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第281页。 [3]祝春亭：《澳门赌场风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8，第120-121页。 [4]《第44节：合组财团傅高双雄夺赌牌（3）》，载“腾讯网＂，2012年12月20日，http://book.qq.com/s/book/0/17/17207/44.shtml。 [5]邓开颂等：《澳门历史新说》，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第387页。 [6]《毕校长回顾》，载“东南学校＂网，2012年12月10日，http://www.tongnam.edu.mo/system2/schoolphp?fid=2&tid=2。 [7]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王作芝，澳门工商业者、会宁同乡会主席。 王作芝在澳门开办炮竹厂。[1] 抗战期间，除带头捐资捐物外，王作芝以会宁同乡会主席身份，发动会宁籍的同胞参加会宁华侨回乡服务团和捐资捐物。在他带动下，澳门会宁籍同胞70%以上捐了钱物。从1937年8月至1940年，澳门同胞举行百多次募捐活动。 孔令淦和王伯琰来到澳门找到欧新、王作芝商量。当时欧新在澳门岐关公司工作，发动在澳门的同乡青年参加服务团和支援服务团。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在香港澳门两地党组织的支持下，有十多人报名参加服务团，还捐集到一批衣物、药品和活动费用。[2] [1]《澳门归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31-132页。 [2]中共四会县委党史办公室：《四会党史资料选辑》，中共四会县委党史办公室，1989，第1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