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九年(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盧廉若出任澳門中華總商會第八屆總理，黃豫樵為副理。其餘值理7人，為：林煥廷、李旭軒、梁裕簡、潘柏泉、潘德馨、鄭子堅、余惠民。

陳鵬超，乳名立，字卓平，號遇宗，生於台山縣沖萋六村大乎里（今屬台山市斗山鎮）。澳門同盟分會組織者、民國政要、革命詩人、愛國實業家。[1][2] 父親在新加坡十字街經商，開設陳泗隆號雜貨店。鵬超八歲時，隨母赴新加坡，後隨叔叔回國讀書，先後在六村鱉峰書院、廣海書院、台城寧陽書院等接受趙宗壇、趙魯庵等13位塾師的指點。他學文習武，學業不斷長進，喜舞雙刀；又擅詩詞，有儒俠之風。受到趙魯庵維新思想的影響，他從小樹立獻身社會、愛國愛鄉之志向。1902年，赴河南省參加清政府補行的庚子辛丑恩正併科鄉試，高中第35名舉人。赴考前，鵬超在友人處看到了孫中山《上李鴻章書》一文，深為孫中山的革命精神和才氣學識所折服，產生追隨孫中山的想法。1907年2月，鵬超赴新加坡接管父兄留下的生意，在商務活動中與同盟會員多有接觸，思想上傾向於革命。次年，適值孫中山雲南河口起義失敗後來到新加坡，鵬超即請同盟會員盧禮明引見，並由盧禮明介紹，孫中山親自主盟，鵬超宣誓加入同盟會。 鵬超入會後，四處奔波為革命籌款，多次以陳泗隆號的名義把款匯回國內革命同志手上。不久，他將新加坡陳泗隆號與香港公慎隆號合股經營，自己完全擺脫商務，住在澳門荷蘭園，專心做革命工作。[2] 1910年，鵬超以副會長兼秘書的身份，協助林君復，代替謝英伯主持澳門同盟分會活動，並成立“濠鏡閱書報社”，作為同盟分會活動的公開場所，宣傳反清革命，發展會員，籌款支持革命。1911年2月，鵬超回台山進行革命活動被人告發，逃到香港後，他與李天德等人創辦《民生叢報》。他一邊任編輯，一邊為3月29日的廣州起義籌款；期間著有《組織澳門同盟分會》、《組織澳門閱報社》等重要詩作。[1] 廣州起義失敗後，鵬超回到澳門，與林君復、莫紀彭、何振等人幾經努力，策動前山清廷新軍起義。起義成功後，經過整編，鵬超任參謀，隨軍開進廣州。後來武昌起義成功，廣州光復，鵬超所在隊伍編成北伐軍參加北伐。他不贊成北伐，認為“民國既成四海一，正宜息馬事農街”，主張“欲復長江北，先安五嶺南”。當北伐軍開撥時，他留下來擔任省臨時議會議員和都督府樞密部參議。 1912年3月，鵬超被胡漢民委派為茂名縣知事兼會辦高州軍務。茂名是高州首縣，當時無人主持縣政，地方秩序非常混亂。鵬超到任後，召開縣議會，籌議地方上興革事宜；組織法庭，審理民間刑事訴訟案件；籌劃高州至水東的公路；禁煙禁賭；復設縣城及四鄉的警察，維護地方治安；多次帶兵督戰，剿匪鋤奸。從此，茂名匪患遂平。次年7月，鵬超辭去茂名知事一職，改任兩陽綏靖處督辦。當時，中國政壇風雲變幻莫測，袁世凱派兵南下，龍濟光在廣州大肆搜捕，通緝革命黨人。鵬超逃亡於港澳與新加坡之間，仍竭力為討袁驅龍籌款。1915年4月，在新加坡，經葉夏聲介紹，許崇智主盟，鵬超加入中華革命黨。 1917年起，鵬超在澳門設帳授徒；著有《濠鏡講學》等詩。他成為澳門文學史上一位極重要的革命詩人，其作品以宣楊革命精神為主題，風格以明快淺白見稱。[1] 1917年，孫中山南下護法期間，鵬超受孫中山派遣前往南洋與鄧澤如一起，經營軍事內圍公債，為革命籌餉，歷時一個月，得款三萬餘元。幾年逃亡生活中，鵬超耳聞目睹一些政客及軍閥中的黑暗，深感悲憤；他力勸孫中山調離陳炯明的意見不被接納，對革命前途產生疑慮。之後，鵬超立意從高層政治鬥爭的漩渦中退出，回到故鄉致力於地方治安和公益事業。 1918年春，鵬超受家鄉紳耆聯名之邀，回到六村組建團防公所，抗拒土匪。鵬超仿兵營制招募壯丁120人，編為六村團軍，自己擔任團務監督。他一方面向海外華僑募款，不斷更新六村團軍的武器裝備和通信設備；另一方面開辦軍官講習所，招募有文化的青年，仿照陸軍速成科的形式進行培訓，提高官兵的素質。1924年，他出任台山縣下三都籌防局局長，致力於發展地方武裝，維持地方治安秩序。1927年春，鵬超向六村自治會提出籌建太和醫院的倡議和計劃，得到贊同。他吸取籌建太和學校失敗的教訓，立即撰寫印發《創建六村太和醫院勸捐序》，在海內外華僑、僑眷中廣為宣傳，大造輿論；同時成立九人組成的籌備機構進行工作，他自任籌款專員，負責全面聯繫。他一邊為籌建醫院做準備，一邊到香港招股，創辦香港愛群人壽保險公司，為之後發展實業打下基礎。 1928年元旦，鵬超見籌款時機成熟，乘坐“昃臣總統號”輪船從香港出發，經吳淞口、神戶、橫濱，渡過太平洋，直抵美國金門，在美國和加拿大進行為期近一年的募捐活動。回港後，他又與陳孔森繼續在香港募捐，共得款19萬多元。回鄉後，成立太和醫院建築委員會，鵬超任會長。次年擇定院址，1931年3月動工，1932年年底揭幕開業。後來，他又發動族人繼續捐建了第二院和第三院，使太和醫院更為完善。太和醫院佔地7000多平方米，園林佈局，配套齊全，設備先進，頗具規模，成為台山縣南部地區的醫療中心。在農村建成如此規模的醫院，成為當時台山和六村族人的驕傲。 太和醫院建成後，鵬超又一鼓作氣，籌建香港愛群人壽保險公司總行大廈和廣州愛群大廈。愛群大廈樓高15層，壯觀雄偉，成為當時中國南方建築之冠。它的照片被許多廠家用作商標，之後幾十年，它一直作為廣州的標誌之一。 鵬超造福於民不遺餘力。日寇侵華戰爭，使其實業受到沉重打擊。1941年台山縣淪陷時，他已64歲，仍參加香港台山商會救濟委員會，為了救濟台山的災民，遠赴新加坡籌款。 鵬超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崇尚太史公的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之說。他認為自己建立了德功，唯欠立言一項，且年已花甲，須要抓緊遂此心願。於是，他回到鄉下，一連用了八個月時間，將以前自己寫的1000多首詩歌中，重新校刪審定，選出280首編成《愛竹齋詩鈔初編》，1938年5月自費出版。 鵬超的詩作多是對時局、人生的有感而發，詩風坦直、豪爽。他在事業受挫，家人受害，自己在逃避日寇時跌傷左足、留下殘疾等種種不幸境遇中，他不忘寫詩，用詩記下了自己的遭遇及所見所聞，抒發對時局和人生的感慨，緬懷往事，讚頌友情。他從這時期的作品中篩選出332首，編成《愛竹齋詩鈔續編》。友人稱讚他這時期的作品比以前又多了“沉鬱雄勁之氣。迥非雕琢藻飾，徒寄興於風雲月露者之所比。”1947年，他將自己撰寫的《行年紀要》、《愛竹齋詩鈔初編》、《愛竹齋詩鈔續編》、《愛竹齋文鈔》、《觀山紀要》等作品，彙集編成《愛竹齋全集》，次年交付香港東雅印務有限公司出版。1953年，鵬超在香港病逝，終年76歲。[1] 現錄陳鵬超的詩一首： 《澳居閒寫》[3][4] 國難依然鼎沸時，澳居何日賦歸辭。 社陵留蜀避安史，靖亂豈無郭子儀。 [1]陳日生：《陳卓平（1877-1953）》，載“江門市五邑圖書館＂網，2010年12月20日，http://wylib.jiangmen.gd.cn/jmhq/list.asp?id=173。 [2]鄭煒明：《16世紀末至1949年澳門的華文舊體文學概述（下）》，載《許昌師專學報（社科版）》，1998，第50-55頁。 [3]呂志鵬：《澳門中文新詩發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第45頁。 [4]廣東省文史研究館：《辛亥革命詩歌選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第206-207頁。

民國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陳茂昆出任澳門中華總商會第七屆總理，盧煊仲為副理。其餘值理7人，為周鳳池、蕭瀛洲、何寶岩、黃豫樵、李鏡荃、梁裕簡、梁鏡波。

蔡保官，原名蔡全青，字爾善。澳門大鴉片商。[1] 蔡保官販賣鴉片發了財，捐官成為“州同知銜”（知府，從六品文官）。當時澳門華籍鴉片煙商，幾乎人人都捐官，既耀祖光宗，又能給做生意帶來便利。時人稱他蔡保官，成為澳葡“華籍仕紳”。[2] 清嘉慶二十二年二月初二（1817年3月19日），香山縣丞周飛鴻據澳門舉人趙允箐舉報，查處蔡保官租賃洋樓開設的鴉片煙館。[3] 嘉慶年間，張保仔做海匪紅旗幫首領時，與多位澳門鴉片煙商關係密切，參與大規模走私澳門鴉片活動。他與蔡保官的關係最好。後來，張保仔向兩廣總督百齡遞信表露想接受招安之意，此信由蔡保官轉遞給香山縣駐澳門佐堂縣丞。經蔡保官介紹，張保仔認識了澳門朋友、中醫周飛鴻。 嘉慶十五年（1810）四月二十日，張保仔率海匪17000多人、匪船200多艘、大炮1300多門、武器2700多件，在香山石岐向兩廣總督百齡正式投降。 清廷授予張保仔“福建水師千總”職銜，並允許他保留一支30艘帆船的船隊，同時賞賜他大筆銀兩，讓他為部下在陸上買地建房定居。隨即朝廷命令張保仔率水師到粵西沿海剿滅海盜，用的是“以海匪治海盜”的高招策略。投降招安過程中，張保仔對清廷供出澳門有一個“鴉片窩子”。 兩廣督撫立即在張保仔投降招安後的翌日，發出海捕文告（通緝令），捉拿“澳門華民”蔡保官和紀申官、王扁、朱梅官、紀開鳳、王棧官、王蓄官、吳黨官、鄭祥官、朱明官、陳二舍、陳子髦、陳煥官、陳欽官、王玷官、許寧官、盧裕官、許霞運、卓開官、徐秀官等20人，最後只抓獲朱梅官等12人治罪，其他人都逃脫了，其中包括蔡保官。據說張保仔在作供後，心有不安，派人及早通知蔡保官暫避風頭。 蔡保官在澳門開設的鴉片公司，原在大堂街三角亭味囒樓（現今聖約瑟教區中學對面），是一幢三層葡式洋樓，天台上有一個大涼亭，紅瓦亭頂，十分搶眼。 蔡保官經常邀請朋友在這涼亭下飲茶談事，眺望南灣海景。當時有一位叫劉志鵬的秀才在蔡保官處做師爺，他精通風水術數，曾勸蔡保官不可把鴉片公司設在如此顯眼招搖處，更指味囒樓頂的紅頂涼亭“受風招邪”，定會對宅主不利，不出三年，必有大禍臨到。 蔡保官不為所動。據說不到三年，他被官府通緝，生意大敗。[2]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42頁。 [2]金豐居士：《味囒樓紅瓦招搖受風招邪不利宅主》，載《新報》，2013年6月12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27932。 [3]黃巧波：《清末民初時期中山地區禁毒概況》，載《中山日報》，第4406期，第B1版，2007年2月4日。

陳炳謙，香山縣下恭都黃茅斜村（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梅溪村）人，生於澳門。富商、慈善家。 炳謙早年隨兄長前往上海打拼，初做絲茶進出口貿易，後在祥茂洋行工作。該洋行經營“祥茂牌”肥皂而出名，被列入“五大洋商洋行”。 經過30多年奮鬥，炳謙成功躋身上海巨富行列，搬進華山路富人區。他是投資房地產最多、置產最廣的房地產大業主，成立申達經租處，經租包括大樓、公寓、倉庫等房屋845幢。 民國初年至20世紀30年代，炳謙擔任廣東旅滬兩大同鄉組織——廣肇公所董事以及粵僑商業聯合會會長，人稱“閘北士紳”，德高望重，名耀上海灘。 炳謙一生行義，結交很多朋友。他擁有中國、葡萄牙雙重國籍，一度遭到公開質疑。 1910年，中國北方災害不斷，來滬災民絡繹不絕。炳謙長期支持閘北和虹口的社會公益事業，設立收養災民的工藝所，開辦初小學，讓災民子女能夠讀書。他投資20萬元，支持閘北商辦水電專案。在反袁期間，他組織參與抵制擠兌銀行活動，維護當時金融穩定。 同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鼠疫襲擊虹口一帶，市民在惶恐中失去理智，與政府官員發生火拼，使得本來混亂的防疫工作陷入僵局。炳謙在中間調停時，率先提出一個大膽設想——馬上設立一家防疫醫院。與政府幾天交難，他得到主管部門“四天之內建立醫院”的回覆。短短幾天，南洋公司八萬兩，廣永盛號三萬兩，廣發源號二萬兩，陳輔臣1.5萬兩，陳炳謙1.5萬兩，先施公司一萬兩……炳謙讓奇跡發生了，各界商業富豪慷慨解囊，一個符合各項標準的防疫醫院（今為上海傳染病醫院）如期在四天內改建建成。 1919年2月，粵連年頻發水旱災害，災變迭至，出現米荒。此次米荒為數十年所未有現，饑民遍野，慘不忍睹。炳謙決定救災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思考一個萬全之策，大力支援家鄉人民，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炳謙想到年前成立的粵僑商業聯合會，這是他等廣幫商人在廣肇公所的基礎上發起成立的組織。廣肇公所是一個老牌的民間團體，徐潤在上海創業時成立。 1918年上半年，霍守華、馮少山等廣肇公所新派人物與一眾元老意見不合，廣肇公所陷入分裂狀態。炳謙作為廣肇公所董事，非常讚賞新派人物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但他並不希望廣肇公所從此分裂。社會動盪時期，廣幫商人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商業團體，來鞏固幾十年來在上海取得的成就。於是，粵僑商業聯合會這個純商業組織應運而生。成立當天，潮州會館、潮州糖雜貨聯合會、雜糧幫慎守堂、進出口幫裕安堂、糖雜貨幫廣安糖、綢布幫守經堂、皮木幫慎安堂、肇慶同鄉會、南海會館、順德會館、三水勇義堂、東莞保安會館等都來慶賀。廣肇公所新舊派人士送來了賀儀，並極力要求炳謙繼續擔任廣肇公所的核心董事。 炳謙說幹就幹，分別給廣肇公所舊派人士黃式如、馮少山、唐紹儀掛了一個電話。第二天，他們分頭行動起來。 1919年，南北軍閥爭個你死我活，各種政治勢力此起彼伏，外國瓜分中國，步步緊逼。在國將不國之際，由政府來組織救災絕對是行不通的。經過簡單討論，炳謙決定單幹，很快組織一個以上海為中心的民間平調網絡。 今次從蘇皖地區將大量的糧食運回廣東，並非易事。世界大戰剛結束，西洋各國因糧食短缺，搶米風潮不斷，各國買辦已把目光瞄向了長江沿線的產米區域。國內南北軍閥對峙，軍糧短缺，地方軍政府更不會輕易地將糧食這一戰略物資拱手讓人。當時《申報》報導，廣東政府曾向上海總商會發來200張免稅護照，希望江蘇政府能對平調米放行，並進行稅收優惠，但很快江蘇省政府以議會未通過為由，否決這一請求。平調之難，早在意料之中。 3月7日，炳謙在二百餘人參加的粵僑商業聯合會特別會上宣佈，首批超過二萬石（16000袋，每袋140斤）的平調米已採辦完成。他和黃式如通過個人關係辦來“米照”（當時糧食外運，需要辦“護照”），向輪船招商局租定的船隻已駛向蕪湖裝貨，第一批平調米，最快月中可運送到災區。 散會後，炳謙親自向由廣州南洋煙草公司簡照南兄弟、廣東滙豐銀行買辦陳廉伯等發起的糧食救濟委員會，發去一份電報。簡照南、陳廉伯接到電報後馬上會意，很快在當地報紙上，將蘇米即將抵粵的消息公諸於眾。雖然幾十萬饑民仍處於奄奄待斃的慘境，但平調米的消息，卻如一種神奇的力量，穩住了每天都在不斷瘋漲的米價。 首批米運抵廣州不久的一個晚上，粵僑商業聯合會在上海虯江路上海大戲院義演。炳謙率先上台，熱情洋溢地向三千多名鄉紳名流發表演說，稱首批平調米到達廣州後，廣州米價日跌，雖斗米千錢，諸位個個功德無量。演講剛結束，助手立刻走上前去跟他耳語了一番，他的臉立刻沉了下來，但為不掃諸位鄉紳的興致，他帶頭唱了一段粵曲。深夜12點，義演散場。炳謙回到家後難以入睡，助手帶來的消息就是最近一直困擾他的問題：除首批平調米成功運抵廣州外，之後陸續運出平調米，仍被海關扣押著。對此，炳謙其實早有防備。在租用船隻時，他所選船號不是輪船招商局，就是叫得起大名的洋行貨輪，或直接租用掛著洋人國旗的外國輪船。如此大規模往外運糧，不免引起各方的猜疑。尤其是北方軍閥，對廣東商幫支持孫中山革命軍政府，更是懷恨在心。掛著洋旗的商船，看來也走不通了。 宋子文、李宗仁、杜月笙、張謇、蘇葆笙……很快，炳謙想到這些響噹噹的人物，他們或許能幫上忙。不知是給面子這些大人物，還是給錢消災，抑或是北京、上海、廣東各地要求放行平調米的請願活動不斷爆發，給當局施加壓力，後來被阻的平調貨輪，都放行了。之後，每隔一周，廣州到達一船平調米，災情很快得到緩解。為保證平調米公平發放，廣東糧食救濟會派專員對平調米收磅入倉，並派專員收發，成立稽核部。之前成立各種平調公所，全歸糧食救濟會管理。當時，炳謙被選為救濟會名譽總理。他再一次發揮自己的正能量，建議糧食救濟會在每一處發放點，豎起捐款大戶的商號或會旗。一時間，社會好評如潮。那些鄉紳名流心裡舒坦，捐款時出手更大方了。 1919年4月，知名人士徐固卿聯合胡漢民、吳鐵城等發起善後協會，4月20日抵達上海，與滬上粵商翹楚進行商討。胡漢民將在粵地看到的情形悉數道來，辛亥革命以來，多個省軍隊集中在廣東，稅收繁重到了極點，使當地民窮財盡。社會治安更是混亂，盜賊勒索搶砸橫行，運輸不通、商販絕跡；政府官吏還魚肉百姓，許多大商巨賈投奔洋人旗下，或避難港澳等地，民不聊生。當時記者就此問題，請會長炳謙發表看法。炳謙說：以上痛苦比米荒更甚！並贊成善後協會擬定的包括禁賭、治河、裁兵等事宜。隨後，他又表示，即將到來的5月正是廣東青黃不接之時，平調大米將源源不斷運往廣州。 在炳謙等領導下，粵僑商業聯合會堅持不懈，堅持了數月，籌集資金上百萬元，共採辦36萬石蘇皖大米，分14批運抵廣州，最終成功幫助鄉親應對了這次百年不遇的米荒。歷史上民間團體為平災荒，組織多次糧食平調，但此次大規模平調，堪稱空前。 炳謙積極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粵僑商業聯合會認購南京國民政府發行的二五庫券達十萬元。 孫中山去世後，炳謙被推舉為赴粵參觀的首批代表，因事未能成行。 1938年7月，炳謙在澳門去世，終年78歲。 宋子文、吳鐵城、杜月笙、馮炳南等寓居澳門名人組成治喪委員會，宋子文題“典型猶在”，李宗仁題“潛德幽光”，杜月笙題“蓬島歸真”，這是對陳炳謙一生行善最好的注腳。[1]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何香凝以傷兵醫院名義，在報紙上刊登啟事，呼籲各界人士踴躍捐輸。陳炳謙向中國紅十字會捐助一萬銀元，並借一輛大汽車給紅十字會和粵商公立兩醫院，用來救護傷兵。[2] 陳炳謙娶有妻妾六個，生育子女多個。後來，其子女不斷為遺產之事發生糾紛。[3]陳炳謙兩個兒子在上海曾遭到綁架。[3][4] 現存陳炳謙之子長子陳木、次子陳勝的兩間大屋，都在珠海市梅溪村。[5] 1930年，陳炳謙豪宅在上海華山路與烏魯木齊中路交叉處（近華山路）一側，建造一幢保存較完整的中國傳統宮殿式住宅。無論在建築造型，還是色彩運用，其藝術處理水準達到日臻完善的程度。首先屋頂、牆身、台基三部分組合而成的建築形體構圖方式，使中國古建築造型達到了功能、結構、藝術的完美統一。這把具有中國古建築特色的“三段式”構圖的三個要素完全表現出來，屋頂採用重簷清代大式建築中的廡殿大屋頂，微微向上反曲的屋簷，屋頂轉角處的起翹，以及屋面舉折形成的柔美的屋頂曲線，展示出一種穩定、舒展、飄逸的形態。屋面鋪蓋綠色的琉璃瓦，顯得清麗而宏偉。 陳家人一直居住至上海解放前夕，後移居香港。新中國成立後，上海房管部門接管陳炳謙豪宅，現作上海華山醫院化驗樓使用。[6] 現錄陳炳謙賀潘飛聲（1858-1934）60歲壽誕的對聯一副：[7] 歲曆大撓一甲子； 詩同故里十先生。 [1]《陳炳謙與史上最大民間平調》，載“中山網＂，2012年3月15日，http://www.zsnews.cn/Culture/2010/09/12/1516356.shtml。 [2]陳麗鳳等：《上海抗日救亡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64-165頁。 [3]馬學強、張秀莉：《二十世紀前期買辦及其社會生活狀況研究》，載《社會科學》，2007年第12期。 [4]許維雍、黃漢民：《榮家企業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245頁。 [5]陳素璧：《閘北巨富梅溪義紳尋蹤珠海歷史名人陳炳謙》，載《珠海特區報》，2012年7月15日。 [6]《陳炳謙住宅華山醫院5號樓》，載“新浪地產網＂網，2009年12月28日，http://news.dichan.sina.com.cn/2009/06/16/26263.html。 [7]《潘飛聲》，載“搜搜百科＂網，2012年11月18日，http://baike.soso.com/h42639156.htm。

吳梅一，香山三鄉（今屬中山市三鄉鎮）人。岐關公司創辦人之一。 1928年，鄭芷湘、鄭禮卿、黃昌恆及吳梅一發起成立岐關公司。岐關公司原名是岐關築路行車公司，後簡稱為岐關車路（岐關東路從石岐至拱北關閘）公司。除他們發起外，還有一百多人參加創辦，大多數是當時的軍政界及工商界人士，省級縣級都有。該公司總辦事處原設在石岐，澳門只稱作代辦處，因為它是在國內註冊的。 該公司的集資辦法有兩種，一是投資認股，每股毫銀伍元，另一種是築路收購土地作股，即公路經過的土地，以地價作股。因為當時土地按價太低，曾經有過抗拒收購的事故，但因該公司財雄勢大，抗拒是沒有作用的，結果還是不得不把股票收下。 解放初期，1950年人民政府認為岐關公司是官僚資本，實行接管，收歸國有，該公司絕大部分財產在澳門。最後通過該公司廣大職工把在澳門的全部財產接運過來。接管後該公司改為廣中公司，因當時公司逐步伸展到廣州，而在澳門仍然保留用岐關車路公司名稱。[1] [1]林子英：《岐關公司史略》，載《中山文史》（第14輯），中山：中山政協，1988，第133-134頁。

曹善允，原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香港律師，社會政治家、活動家，紳商。曹有之子。 父親曹有是澳門富商，與澳葡政府和清廷關係密切。曹氏全家都是葡國國籍，1880年，曹有獲得葡皇欽賜維索薩莊園聖母無原罪勳章（Orden de la Concepción de Villaviciosa），成為首位被葡國冊封為騎士的華人；獲得清廷欽賜二品銜及賞戴花翎。 1896年，曹有逝世後，澳門生意由長子曹善業接手打理。曹善業與父親一樣，與澳葡政府和清廷關係不錯，官至四品，後因經營不善，官司不斷，大部分產業被政府沒收。曹家淡出澳門，後人陸續遷往香港發展。 1882年，善允被家人送往上海學習國學。1886年，得到父親好友兼同鄉香港殷富韋寶珊的贊助，他遊歷英國。同年秋，他考入英格蘭切爾滕納姆學院，修讀法律；1890年畢業後，最初在倫敦一所律師樓實習。1896年夏，他以優異成績，獲得英格蘭及威爾士最高法院認可，成為執業律師。1897年，他選擇返港發展，同年7月3日獲得香港最高法院認可為執業律師。他自己創辦“曹善允律師樓”，獨力經營律師業務，成為香港開埠早年少有的華人執業律師。1927年，他邀得任政府律師的英國律師學洵（P. M. Hodgson）加入，律師樓遂易名為“曹善允學洵律師樓”（Messrs. Ts’o & Hodgson），成為當時香港一所著名律師樓。同時，他創辦“曹存善堂”等商號，同時擔任香港華商總會（香港中華總商會前身）名譽值理。1912年，香港富商何啟爵士和區德銳意在九龍寨城對開的九龍灣，填海建造類似英式“花園城市”的高尚住宅區，兩人以自己的名字創立啟德營業有限公司，與何啟關係友好的善允應邀加入董事局。該公司董事局全由華人組成，其他董事包括周壽臣、周少岐和伍廷芳之子伍朝樞等紳商。 1910年，何啟的姐夫伍廷芳提出九龍填海造地建屋一事，但啟德公司成立後，填海計劃遭遇重重困難。何啟因投資不善陷入困局，需要善允和區德等人接濟。1912年起，除代何啟繳交辦公室租金外，善允義務出資為他僱請一名文員。1914年，何啟病逝後，善允和區德等各自出資750港元，辦理殮葬何啟事宜和接濟何家人。之後，善允繼續主持填海計劃，並成功爭取港府在1915年批准填海計劃，分三期的啟德填海計劃於1916年正式展開，啟德公司完成前兩期填海，但第三期填海卻無疾而終。 1929-1937年，善允擔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並擔任潔淨局議員、團防局紳、香港大學校董、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副主席和港府教育委員會委員等職。他成為香港大學、聖士提反書院、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金文泰中學和民生書院等學府的創辦人及籌款人之一，多次為聖保羅書院籌募經費。 1903年，善允出任雅麗氏紀念醫院財務董事，先後參與籌辦附設於雅麗氏紀念醫院的產科醫院和護士學校，並促成另一所產科醫院何妙齡醫院的創立。1922年，善允和雅麗氏紀念醫院的歐海倫醫生在西區創建贊育醫院，後來轉交政府管理，成為香港第一所公立產科醫院。因他在雅麗氏紀念醫院服務的成績，香港政府邀請他加入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為華人公共醫療服務的發展出謀獻策。[1][2] 1915年，港島西區爆發天花疫病。善允一力主張政府為該區華人接種牛痘，並親自到社區勸導市民種痘。數月之間，三十多萬華人接受注射，天花的疫情因而得到控制。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他設法維持社會秩序，獲得港府肯定，屢獲殊榮。[3] 善允積極參與香港公共事務，深知華人接受西式教育的重要性；認為出國留學，不但長途跋涉，學費高昂，容易與華人社會脫節，大力提倡在香港興辦西式教育。1901年，以何啟爵士和善允為首的八位華商，連署上書港督卜力爵士，倡建一所仿效英式公學的學校，專門招收華人子弟。建校事宜除得到港督支持外，更獲得由英國來港的聖公會班納牧師熱心協助。在善允等人呼籲下，香港華民共捐出60000港元，作為創校經費，最終促成聖士提反男校（今聖士提反書院）1903年在西營盤創校。聖士提反男校是當時全港唯一一所直接向英倫註冊的學校，不受香港教育司署管轄。1928年，港督金文泰爵士批准撥地在赤柱興建新校舍，善允作為校董兼創校人之一，同年4月27日獲邀在新校動土儀式上致辭。之後，善允和何啟進一步提出構思興辦一所兼收男女學童的小學暨幼稚園，獲得各界響應。1904年，該校草創於卑利士道，1905年遷到堅道，並交由聖公會營辦，1906年正名為聖士提反女校（今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後又開設中學部。1918年，堅道校舍受南澳大地震破壞，學校被迫暫遷往巴丙頓道，1922年遷往列堤頓道新校舍。1922年4月7日，列堤頓道新校舍主樓舉行奠基禮，適值訪港的皇儲威爾士太子愛德華主禮，並由善允和聖公會副主教班納致以謝辭。1926年，聖士提反女校成立校董會，善允當選為校董之一。 通過與好友何啟的關係，1914年善允被委任為聖保羅男校（今聖保羅書院）校董，同年校舍擴建，校方委任他為籌款委員會秘書。1918年，校方因增建宿舍而向各界募捐，善允第二度獲邀出任籌款委員會委員。1925年，善允和周壽臣、羅旭和、李右泉及馮平山等紳商倡建一所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西式中學，促成官立漢文學校於1926年成立。官立漢文學校是香港首間官立中文學校，1951年改名金文泰中學。1916年，善允在著手發展啟德濱時，有感於九龍城地區的居民缺乏接受西學的機會，積極籌款興學。1920年，啟德公司創辦人區德病逝後，留下遺囑饋贈10000港元，以支持善允在九龍辦學。不久，善允成功遊說太古洋行買辦莫幹生捐出10000港元，使他有足夠資金籌辦學校。在得到聖保羅男校校長史超域牧師協助下，1926年在啟德濱創校，初期租用伍朝樞的物業作為校址。為紀念區德（澤民）和莫幹生兩人對創校的貢獻，學校取名為民生書院；而善允被推舉終身出任校董會主席。1939年，民生書院復遷到九龍塘東寶庭道繼續辦學。[1][2]1920年，香港政府設立教育委員會，為教育發展提供政策諮詢。善允被委為成員，一直連任20年。1951年，他以83歲高齡出任香港大學終身校董。[4]1953年1月20日，善允在香港病逝，終年85歲。 曹善允的妻子陳桂卿於1947年12月11日，因熱心公益事業，獲港府委任為非官守太平紳士。 曹善允夫妻生育四子三女。兒子曹智安、曹峻安、曹克安、曹明安，女兒曹慧姬、曹麗姬、曹妙姬。 曹善允早年熱衷體操和體育運動，入讀切爾滕納姆書院時，代表校方參與足球比賽；晚年時，他熱愛麻將、讀書，尤其喜歡中國文學。曹善允及兒子曹峻安從1920-1939年、1939-1957年擔任後備警隊榮譽總監。曹善允是前皇家香港輔助警察隊總監曹乃麟的叔公。[1][2] [1]《曹善允》，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19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2]《曹善允》，載“讀秀＂網，2012年12月1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8812442&d=C638F4BD2AC447BC70F557EBBE5AA202。 [3]劉智鵬：《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3)》，載《am730》，2011年8月19日。 [4]劉智鵬：《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2)》，載《am730》，2011年8月19日。

鍾子光，原籍廣東省潮州市[1]，遷居澳門。知名澳門富商。 1932年，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成立，1935年獲專營權，承辦人為羅保、鍾子光、何善衡、梁昌、何賢、何添等人，由鍾子光管理。後由羅保之子羅碧接手負責，1947年由何賢接管，1982年公司改組，何賢出任董事長。[2] 1943年，何鴻燊自己開辦個火水（煤油）公司，並與鍾子光及梁基浩等人合作，開火水提煉廠。由於經營有道，一年下來，賺了不少錢。當時澳門電燈公司所用燃油，八成由他們供應。[3] 1945年初，鏡湖醫院慈善會值理換屆改選，金融界鉅子、恆生銀號林炳炎出任主席，他上任後領導機構進行改革，把值理制改為董事制，選出一批為人正直、品質優良的值理繼續留任，何賢、鍾子光任副主席，柯麟當選為董事並被聘為院長。關於手術室問題向澳督提出交涉，終於獲得解決，先後發放黃仲敏、黃耀街、連忠介三位醫師外科執照。[4][5] 1947年，賀明高和鍾子光等人合作開辦一間煤油公司，當時，鍾子光服務於傅老榕公司。後來賀明高遭到澳門黑勢力的沉重打擊，煤油倉庫被手榴彈炸壞，受傷的黑道人物竟強行向賀明高索賠。[6]1948年開始，澳門政府將黃金進口生意批給一個由經濟局局長羅保、商人何賢、鍾子光等組成的恆昌公司經營，從外國（主要是英國和南非）進口黃金，這些貴金屬從國外用飛機運到香港，再用飛機轉運到澳門。當時飛航港澳航線的水陸兩用客機，在黃金運到香港時，負責轉運黃金到澳門的任務梁昌也在恆昌公司任職。[7] 1948年，澳門開始有了公共汽車服務，鍾林輝出資，慘澹經營三年後，由何賢、梁昌、羅保、鍾子光四人集資接辦，公司定名為澳門福利公共汽車公司，但仍虧損。1988年，該公司只有14條行車路線，車輛39輛。該公司進行改組，以新福利公共汽車公司取代舊公司。同年11月，澳葡政府與“新福利”和“澳門”兩家公共汽車公司重新簽訂合約，改善服務，解決市民乘車難的問題。[8] 香港銅鑼灣怡和街“美珍香”租用之地鋪，1951年，鍾子光與友人以36萬元購入，2012年10月，以3667元/平方英尺天價租出，保守估計地鋪市值達六億元，令持貨逾半個世紀的鍾子光家族身家暴漲，估計物業升值約達6000倍，造就一代鋪王傳奇。[9] [1]經濟導報社：《香港商業手冊》，濟南：經濟導報社，1960，第156頁。 [2]《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46頁。 [3]馬家斌等：《現代商界大角逐》，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1993，第19-20頁。 [4]鄧開頌：《粵澳關係史》，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1999，第494頁。 [5]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第139頁。 [6]鍾連城：《賭王》，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212頁。 [7]《細說澳門故事——澳門巨富梁昌致富之路（澳門舊話）》，載“文匯資訊＂網，2010年9月30日，http://info.wenweipo.com/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22930。 [8]湯開建：《今日澳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第170頁。 [9]《“美珍香＂鋪值六億暴漲六千倍　鍾子光家族持半世紀造就鋪王傳奇》，載《香港經濟日報》，2012年12月31日，http://www.hket.com/eti/article/6bdb5f43-5b0b-4c35-906d-a1fd2c34458e-145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