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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9/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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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有([1830]-1896)漁農工商(晚清澳門華商、中國官員、工業)、社會(慈善公益)、宗族(華人宗族) 曹有,字應賢,號謂泉、益昌,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人。澳門富商。曹雨亭弟弟。 曹氏先祖移居澳門,曹氏家族在澳門繁衍生息,發家致富。 1882年4月,曹有在白馬行街創立繅絲廠,成為晚清時期澳門最早的工業投資者之一。[1] 1870年,曹有與沈旺、王祿、德豐等人出資籌建鏡湖醫院,香山縣政府和澳葡當局都表示支持。1871年向澳葡政府公物會辦理登記立契手續,同年10月28日澳葡公物會發佈公告,批准在三巴門外沙崗山邊興建醫院。 曹有與兄長曹雨亭創辦曹存善堂、曹連益堂等商號,擁有大量物業和房地產。[2] 1880年4月,曹有購買水車一架贈送給澳葡政府。澳葡政府認為曹有“乃屬出於情願,亦並無私益,越有功勞,是以本澳官樂為收領”,並對曹有“鄭重表揚,實堪嘉尚”。同年6月17日,葡萄牙王室特賞給曹有御賜聖母金星,他成為當時首位獲此殊榮的晚清澳門華商。[1]同年,他獲得清政府欽賜二品頂戴花翎,並獲賜牌坊“樂善好施”一座,以示旌獎。[3] 1892年秋,孫中山畢業後,得到曹有的長子曹善業,何穗田、陳賡虞等港澳知名人士資助,來到澳門鏡湖醫院擔任首席義務西醫,創辦西醫西藥。孫中山擬在澳門實施“藥局贈藥”,向鏡湖醫院借款1440兩開辦藥局,此舉得到醫院董事們的大力支持。 曹有作為鏡湖醫院的早期倡辦者,最具資歷,以他為首簽名作為孫中山借款的見證人之一,借出相當於鏡湖醫院半年經費的銀兩給孫中山。對於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宣傳,曹善業盡力相助[4],與澳門知名人士盧九、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何穗田等聯名,1893年9月26日、10月7日在《鏡海叢報》和葡文週報《澳門回聲》刊登“春滿鏡湖”告白,介紹孫中山在澳門的地點、時間、業務範圍及高明的醫術,表彰孫中山的崇高醫德。 曹有生育十多個子女:其中包括曹善業、曹善芳、曹善瓊、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榮、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曹善謙(子揮)等。[1]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3-174頁。 [2]《曹氏家族資助孫中山澳門開辦西醫》,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9月21日。 [3]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9》(奏議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頁。 [4]《晚清澳門儒商曹有等創辦鏡湖醫院借大量銀款給孫中山辦藥局“贈藥”》,載《羊城晚報》,2011年9月19日。
曹有,-1896
卓犖,香山縣下柵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官塘村)人。攝影家、澳門攝影學會第一屆副會長、中國攝影家協會廣東分會理事。 卓犖早年在北京、湖南等地居住,解放前是國民政府官員。 抗戰期間,卓犖被委任為中山代縣長,開展抗日工作。中山淪陷後,他遷居澳門,繼續工作,搜集敵情。當時他住在新勝街,後為日寇所知,下令通緝。當時,卓犖預知消息,化裝連夜乘漁船逃往香港。[2] 抗戰勝利後,卓犖在香港經商,在半退休時期,經常往返港澳,居住澳門新勝街。[1]當時,卓犖愛上了攝影,因沖曬關係,在水坑尾一家“KK沖曬店”裡認識馮漢復和簡慶福先生,攝影興趣更濃。為了創作,卓犖走遍大江南北。後來,他和馮漢復創辦一家沙龍攝影院,生意不錯。 期間,一群愛好攝影朋友,準備組織攝影學會。卓犖知道後,大力支持,加入組織行列。1958年2月25日,澳門攝影學會成立,成為澳門有史以來第一個攝影學會,卓犖被選為第一屆副會長,後任會務顧問。澳門攝影學會是澳門一個最重要和最知名的攝影組織。 卓犖擔任中國攝影家協會廣東分會理事,不僅攝影技術精湛,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書法家。在沙龍攝影院期間,他與別人合作不愉快,後來退出。 之後,卓犖覺得無所事事,再與好友經營一家攝影院,即蘭心攝影院,地點設在平安戲院隔壁(即後來永大疋頭鋪位),當時人才濟濟,業務蒸蒸日上,盛極一時。 後來,蘭心攝影院不幸被一場大火全部燒毀。禍不單行,卓犖染上腳疾,屢醫無效,行動不便。但他意志極堅強,不為腳疾而氣餒。不久,他在白馬行醫院對面重操舊業,生意大不如前,終於結束攝影生意。 1989年5月8日,卓犖去世,終年84歲。 好友聽聞消息,非常惋惜。卓犖為人慷慨率直,博學多才,令人景仰。友人特向“攝影”版編輯提供卓犖生前的遺作,刊於報端,以志紀念。[2] 1978年9月,卓犖在石林亭石刻對聯一副,白底綠字,隸書:[1] 漫步曲橋尋畫稿; 閒憑奇石聽書聲。 橫額“石林”,卓犖撰,半坡書。 [1]鄧景濱、葉錦添:《澳門名勝楹聯輯注》,載“360doc個人圖書館"網,2014年5月21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9731268_351566854.html。 [2]田伯:《卓犖先生生平簡略》,載《澳門日報》,1989年5月22日。
卓犖,1905-1989
前中央駐澳聯絡辦官員。陝西人。畢業於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國際金融專業、高級經濟師。長期從事經濟金融研究、實務和領導工作。歷任廣東省金融研究所副所長、所長,中國人民銀行廣東省分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廣東省分局副局長,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政策研究室主任、行長助理,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中國銀行董事長,全國港澳經濟研究會會長,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研究生部兼職教授,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95年來澳任新華通訊社澳門分社社長、2000年任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2001年病逝。
王啟人,1941-2001
鮑俊,字宗垣,號逸卿,又自號石溪生,香山縣山場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山場村)人。進士、嶺南著名書法家和詩人。 鮑出身於書香世家,排行第二。他天資聰明,少懷大志,從小與兄長鮑禹入讀私塾,熟讀唐詩宋詞。他酷愛書法;當時偶見“能素吳公祠”的匾額,書跡秀逸灑脫,仰慕不已,回家日夕臨摹,旁人微詞側目,亦不為所動,堅持到底。除讀書外,他喜歡收集和研究古籍書畫,尤其喜愛書法珍本秘笈,其中收藏有岳飛手劄、吳鎮為子佛奴所作的山水冊等。[1] 清道光二年(1822),鮑與兄長鮑禹同時考中舉人,鮑禹再考不中。[2] 道光三年(1823),鮑榮登癸未科第二名進士。殿試卷子須用工整的小楷寫成,皇帝御覽的卷子中,鮑成為其中的佼佼者。道光皇帝賜他“書法冠場”四字,以示褒獎。他獲授翰林院庶吉士,改任刑部主事,候補員外郎,即用郎中。 鮑的楷書源出二王,參照徐浩《不空和尚碑》的筆法,整飭中有渾厚之意。他最擅長行草,傳世之作以行書為多。他與張維屏、黎簡等齊名,成為晚清嶺南著名書畫家之一。[2] 鮑亦善擘窠大書,現今在石溪山上,存有其所題摩崖石刻“石溪”、“鵝”、“蓮島”等大字。“鵝”字行書,字大三尺見方,仿效紹興蘭亭中相傳為王羲之所書的“鵝池”碑中的“鵝”字。右下側有題記“名署亦蘭亭,誰作蘭亭記。敢說溪鵝書,止學古鵝字。道光庚戌春三月鮑俊題。” 鮑對水墨畫很有造詣,尤長於畫松、梅、竹、蘭、菊和仕女圖,用筆清爽,氣韻疏秀。他在鄉石溪作的《倒吊松》、《春天竹》、《落雨竹》等幾幅水墨畫,匠心獨運,巧奪天工。其中《倒吊松》長一丈三尺、寬六尺,當時寫生於石溪呂祖廟側一棵參天老松,朝暮觀摩,悉心鑽研;畫出為一條赤花藤組繞古松,一直蔓及禿斷的樹頂,再向橫斜的松推倒吊下來,構思獨特,著色濃重,色彩層次分明。 道光十一年(1831),鮑辭官回粵閒居,在廣州芳草街(今登峰南路仁生里)構築“榕塘吟館”,種植一棵老榕,古幹參天,榕樹之下為榕堂,有池有亭,池上有樓,有橋有廊,名曰“也圓”。春秋佳節,他置酒邀朋,吟詩作畫。 鮑生性孝順。父親喜愛山水,他請人繪畫《策杖觀山圖》,並遍邀名流題詠,欲使父親的精神意象流傳於詩詞翰墨間。 鮑的書法,變化多姿,清新古樸,自成一派。他從小聰穎過人,被父親譽為“心通手靈”。晚年時,鮑在家鄉松鄰祠設立一個書房,名曰“經佘”,與幾個文友一起觀書臨帖,切磋字畫。每日必在書房將名家字帖臨摹,以求神韻。他臨摹多年,刻苦用功,青年時代,就創造出個人獨特的書法風格,名噪一時。[1] 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841-1845),鮑在家鄉石溪仿王羲之蘭亭修禊,在半山臨溪之處築有亭榭兩座、書室兩間,經常邀文友雅集,在此曲水流觴,潑墨揮毫,作畫吟詩。沿溪留下32處摩崖石刻,都是當年來自南海、番禺、新會、香山等地文友的詩詞和題記。現今,亭榭書室已毀壞,但遺址尚存,石柱上刻著黃琛於道光乙巳年(1845)題寫的楹聯“到處有天機流水高山隨俯仰,此澗無俗客方巾野服即神仙”。 晚年時,鮑回歸故里,在鳳山書院和豐湖書院講學。 鴉片戰爭後,鮑出於義憤,道光二十九年(1849),支持義士沈亞米等刺殺澳門總督亞馬留。[4] 道光三十一年(1851),清文宗愛新覺羅‧奕詝登基,鮑以“咸歲雙春逢雨水,豐年盛世兩中秋”賦聯,呈獻咸豐帝。咸豐帝閱後大悅,遂召他“入都補官”。鮑應詔入京途中,突患癰疾,只好返回,不久在廣州去世,年僅54歲。 鮑俊著有《榕塘吟館詩鈔》、《倚霞閣詞鈔》、《羅浮游草》、《鮑逸卿草法》等文獻。原作多流失港、澳、穗、滬及珠海鄉間尚存有山石、祠廟的“墨寶”。[1][2] 鮑俊墓與妻子骸遷葬於家鄉山場蛇地墳場。1988年,珠海市博物館出資將鮑俊夫婦墓移葬石溪。[4] 現錄鮑俊的詩兩首: 《行香子‧澳門》[5] 濠鏡波平,四面鐘聲。禮耶穌,果供香迎。 簾垂粉壁,山鎖蓮莖。看海東西,樓高下,艇縱橫。 颶母時鳴,百丈潮生。卷腥風,浪拍蛟鯨。 沙關夕照,媽閣朝晴。愛蠟魚黃,銀蝦白,石螺青。 《晚望西樵》[6] 插天七十二芙蓉,朵朵都歸夕陽中。煙火萬家團遠樹,樓台上界動寒鐘。 似從空際尋瑤島,不辨岩邊走玉兔。滕杖芒鞋明月事,振衣同上大科峰。 [1]珠海政協:《珠海文史》(第4輯),珠海:珠海政協,1986,第73-83頁。 [2]盧德銘:《畫壇名家——鮑俊》,載《中山日報》,第3023期,第B3版,2003年4月17日。 [3]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7-9頁。 [4]《鮑俊》,載“珠海檔案資訊網",2012年9月12日,http://new.zhda.gov.cn/show.aspx?id=4726。 [5]劉福鑄等:《歷代媽祖詩詠輯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第312頁。 [6]珠海政協、珠海歷史名人研究會:《珠海歷代詩詞選》(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10,第128-129頁。
鮑俊,1797-1851
朱秉筠,字觀松,號鶴亭,廣東新會(今屬江門市新會區)人,世居廣州。[1]進士、知縣。 朱秉筠自幼聰穎,勤奮不倦,抱有大志;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參加會試,成為甲午恩科第111名舉人;光緒三十年(1904),榮登進士三甲第31名,後分發為知縣。[2]抗戰期間,1939年,朱秉筠避居澳門,與汪兆鏞友好。 朱秉筠去世時,終年93歲。 朱秉筠之子朱兆洪,號寬甫,生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從事教育事業:著有《耐冷樓詞集》。[1] 朱秉筠著作《近代粵詞蒐逸‧續篇》,未刊。[3] 現錄朱秉筠作於1939年的詩一首: 《疏影》[4] (汪憬吾同年與予乃羅浮山酥醪觀道侶也,己卯暮春避寇濠江,會飲於金城酒樓,因賦此解。時鍾道士在座,說羅浮山中種梅花甚多,故篇末及之。) 濠江避俗,喜忽來舊雨,跫音空谷。 異地重遊,風景依然,惆悵故園心目。 東風若作繁華主,欲甚把殘春輕促。 倚書欄,又是黃昏,消得幾番幽獨。 須信人間易老同,亂紅也轉變,一片新綠。 惟有青山,相對無言,不管浮生榮辱。 他年會約酥醪醉,笑指點,閒雲喬木。 耐歲寒。添種梅花,晚節共誇松竹。[5] [1]方寬烈:《澳門當代詩詞紀事》(下冊),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第466頁。 [2]朱保炯等:《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全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866頁。 [3]黃啟臣:《澳門通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第73頁。 [4]方寬烈:《澳門當代詩詞紀事》(下冊),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第292-293頁。 [5]金城酒樓在新馬路中央酒店六樓,經營粵菜為當時澳門高級食府。本詞錄自余少飄所編《近代粵詞蒐逸‧續篇》。
朱秉筠
鮑華,乳名金橋,曾用名鮑兆華、包華、鮑雁坡、鮑哲魂,筆名列昂,香山縣白石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白石村)人。 鮑幼時喪母,隨父旅居日本橫濱。鮑居長,弟妹眾多(生母生育三子、繼母生育二子三女),生活困難。他13歲時進入一家商行當童工,三年後,轉到橫濱中華會館工作。 鮑自小刻苦好學,業餘時勤奮自學,稍長,接受孫中山的革命學說。大革命失敗後,他不滿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和革命人士的鎮壓屠殺,有感於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現狀,逐步傾向馬克思主義。 1927年底廣州起義失敗後,時任起義肅反委員會秘書長潘兆鑾在橫濱成立黨支部。鮑開始與共產黨人接觸,加入日本進步華僑青年組織的“黎明社”,散發有關反對蔣介石的傳單,後加入中共黨的周邊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接受黨組織的領導,較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的革命原理,覺悟不斷提高,改名“鮑兆華”,以示中華民族必將崛起之意。 1929年3月,經潘兆鑾介紹,鮑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日本當局發動大規模迫害日華僑和留學生事件,他被捕入獄;翌年秋,被日本當局遞解出境。他回到澳門與黨組織失去聯繫,心情十分苦悶,改名“雁坡”,比喻自己是離群之雁。之後,他在香港魚欄打工、在澳門以賣報為生。[1] 1931年,鮑結識澳門地下黨員黃新英[1],之後共同創辦濠江中學校暨附屬小學(今濠江中學),指導學生閱讀進步書刊,參加社會愛國活動;認真傳授知識,啟發學生認識現實,追求真理;使學校面貌為之一新,受到社會正直人士和學生家長的讚許。黃仁輔擔任首任校長,學生百多人,貧苦學生可獲減免學費。兩年後,因學校經濟困難,鮑和黃新英讓與黃曉生(健)接辦。[2]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抗日救亡活動蓬勃展開,鮑以濠江中學為據點,組織師生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日話劇,並舉辦“國恥周”紀念活動,痛斥日寇的侵略罪行,抨擊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為了進一步激發同胞的愛國熱情,他創辦學生書店,出版《學生雜誌》,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經常在《大公報》副刊發表文章;又與廣州林鋒等創辦《南國青年》小報,宣傳抗日。之後,他和廖錦濤發動部分學生和汽車業職工,組織“綠光劇社”,進行抗日宣傳的演出活動。抗戰前夕,鮑與陳少陵組織“救國會”,更廣泛地團結廣大工人、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經過鮑等人六七年艱苦工作,澳門成為中國共產黨團結廣大愛國同胞、拯救中華民族危亡而奮鬥的根據地,為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簡稱“旅澳服務團”)組建及後回內地參加抗日鬥爭打下一定的基礎。[1] 抗戰爆發後,鮑回到廣州會見楊康華,研究率領部分澳門抗日青年回內地參加救亡鬥爭的問題。接著,旅澳服務團由中共澳門地下黨負責人余美慶組建完成,函鮑速返澳門。之後,鮑經常來往於澳港穗之間,擔任旅澳服務團的後方工作。 1937年10月,在余美慶介紹下,鮑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旅澳服務團成員60多人從澳門出發,經江門、新會赴台山,沿途唱歌演劇、演講、出壁報,宣傳抗日,影響頗大。同年底抵台山時,台城國民黨當局竟將他們拘捕,解送廣東綏靖公署軍法處,後囚押於南石頭監獄。鮑聞訊後,馬上找到楊康華研究,後到香港向高連貫彙報,決定向社會公佈事件真相。接著,郭沫若在香港主持的《救亡日報》首先披露旅澳服務團被拘捕消息,呼籲各界營救;港澳各報競相轉載,予以回應。不久,上海“全國救國會”負責人沈鈞儒、章乃器等發出通電,敦促國民黨廣東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釋放旅澳服務團全體成員。在愛國輿論的壓力下,1938年4月國民黨政府被迫將服務團全體成員釋放。旅澳服務團返澳休整後,又到中山一帶開展救亡活動。廣州淪陷後,經黨組織批准,決定解散,由陳少陵、鮑率領奔赴四會縣,參加駐四會的廣東稅警總團政訓處政訓大隊,鮑和陳少陵被任命為上尉視察員。 1939年1月,政訓處中共地下支部(3月升級為特別支部)成立,陳少陵任書記,鮑擔任宣傳委員。不久,陳少陵調去三水,鮑接任支部書記。期間,他在中共四會臨時工委領導下,組織特支黨員到四會各地深入開展抗日活動,壯大黨組織的力量。同年10月,中共西江特委在四會、三水開展“肅托”鬥爭,解散中共政訓處特別支部和三水特別支部。在這場錯誤鬥爭中,鮑被內定為託派,遭受清洗,開除黨籍。 1940年1月,日寇進犯清遠,稅警團奉命抵抗。鮑雖遭到錯誤處理,仍以大義為重,積極組織救援隊,奔赴前線,出色地完成支前任務。4月,鮑離開當地,經樂昌曲江進入乳源,擔任縣文教館幹事,後到乳源縣第一小學任教。乳源經濟文化較落後,全縣連一所中學也沒有。鮑四處奔走,拜會有識之士,親謁縣政當局,提議創辦乳源中學。1941年秋,創辦乳源縣第一所中學,鮑被聘任教。期間,他團結進步學生,組織課外讀書會,並創立“民主同盟”。在鮑的影響下,乳源中學不少學生走上抗日革命的道路。1944年10月,鮑組織乳源中學學生,反對國民黨當局在學校動員學生報告參加“青年軍”所謂“十萬青年十萬軍”的運動,並取得勝利,引起國民黨當局的仇視,12月,將他逐出乳源縣。在進步學生的掩護下,他仍留居乳源。1945年10月,黨在乳源建立組織,北江特委書記黃松堅指派鄺哲民和潘達(潘兆鑾之子)審查鮑的歷史和表現,決定恢復他的組織關係。鮑離黨六年,他又一次回到組織的懷抱。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準備發動剿滅人民革命力量的內戰,對持有異見的鮑始終心懷芥蒂。1946年2月,鮑又一次被驅逐出乳源縣。4月,他前往香港,創辦《論壇》小報,抨擊國民黨的黑暗統治。1947年8月,他到東莞虎門中學任教;10月,受華南分部派遣返回粵北。他先後任北江第一支隊青工班負責人、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北江革命幹部學校負責人,直接參加武裝鬥爭。 新中國成立後,鮑被任命為北江公學副教育長,繼任韶關師範學校校長。期間,他艱苦樸素,謙虛謹慎,勇挑重任;堅持黨的教育方針,團結廣大師生,致力教育教學改革,使該校成為全省教育戰線的先進單位。 1954年8月,鮑被加以“託派”和“自首叛黨分子”的罪名,再次被清除出黨,並撤銷韶關師範學校校長職務。妻子馮昭儀受到株連。在逆境中,他堅信自己無辜,堅信黨組織終會澄清問題,將每月應交的黨費儲存起來,等到恢復黨籍時一起交納。1964年4月,鮑因病在廣州逝世,年僅53歲。他在彌留之際唯一的遺囑,就是要求組織澄清自己的問題,恢復黨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廣東省委劉田夫、梁威林等領導親自向黨中央有關部門寫報告,要求平反鮑華的冤案,黨組織重新審查。1981年9月,中共韶關市委作出決定,否定鮑華“叛徒”、“託派”等問題,恢復其黨籍和名譽,對他一生作了充分的肯定,稱讚他是好黨員、好幹部。[1][3] [1]蘇鼎常、肖清:《鮑華》,載《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247-251頁。 [2]顧明遠:《教育大辭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1頁。 [3]《黨史人物——鮑華》,載“中國共產黨珠海市委員會"網,2011年11月30日,http://www.zhsw.gov.cn/sww_ky/swdsyjs/dsyj/dsrw/201101/t20110126_184863.htm。
鮑華,1911-1964
曹善謙,字子揮,原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曹有之子。[1] 父親曹有是澳門富商。曹善謙有兄弟十多個:曹善業、曹善芳、曹善瓊、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榮、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等。[1] 1[與“曹有"條重覆者建議刪除]882年,曹善謙時任候選同知官銜,後升為知府,發起籌辦上海機器造紙局,通過買辦鄭觀應代為具稟李鴻章呈准開設。該廠名義資本15萬兩,實收11萬兩。除曹善謙和兄長曹子俊(德商禪臣洋行買辦)兩位股東外,還有鄭觀應、唐景星、李秋坪等人。曹善謙在上海楊樹浦購地12畝多,著手籌建,但籌辦一年,工程僅得2/5,資本就告罄。1884年春,曹善謙回廣東懇求曹子俊來滬接辦,並請求父親從澳門陸續匯款75700餘兩,用來建設上海機器造紙局。1884年8月上海機器造紙局投產,主要設備有多烘缸長網造紙機一台,另有切布機及軋竹機等設備,採用破布、麻繩、廢紙、竹料製造漂白施膠的洋式紙張,工人100人,日產兩噸。1892年3月,曹子俊向股東公佈1884-1891年曆年膨脹淨虧116919兩,資不抵債。[2] 曹子俊在主持上海機器造紙局時,長期依靠借貸度日,甚至以廠產向洋人律師威金生押借45000兩周轉,簽名畫押,按期付息,逾期不付任憑招賣。他東挪西借,仍難以維持。而威金生等債主屢次催還借款本息。終因籌款無著,1892年5月,曹子俊被迫報招賣廠。之後,曹子俊登報公開檢討,說明經營不善,負債累累,各債主日夜追索,登報邀請股東查核帳目,商定行止,又無反應,才被迫招賣廠產的緣由。[3] 曹子俊和李松雲發起中國製造熟皮公司;與陸敬南、袁承齋等五人擔任英商上海五彩畫印有限公司董事;與唐廷樞、鄭觀應、唐茂枝(廷植)、唐傑臣等香山籍人士成為近代上海外商企業中的著名華人董事之一。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3-174頁。 [2]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9》(奏議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頁。 [3]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近代造紙工業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第67-70頁。
曹善謙
陳蘭芝,字拂霞,號馥亭[1],香山縣小黃圃鄉(今屬佛山市順德區容桂街道小黃圃社區)人。[2] 蘭芝自幼聰敏好動,讀書重在領會大意,不願受繁文縟節所束縛,對科舉考試不感興趣。稍長,廣泛學習經世致用之學;同時,刻苦練習騎馬射箭,志在大幹一番事業。 青年時代,蘭芝多次到江南探望任知縣的胞兄,並且出謀劃策協助兄長解決政務上的棘手問題。兄長見弟弟足智多謀,為人正直,適合從政,決定入京設法為他籌謀官職。 後來,在兄長幫助下,蘭芝被任命為山東高唐知縣。高唐縣地處七省要衝,軍需、京餉、重囚往來不絕,稍有疏忽就會出現事故。歷任縣官儘管小心翼翼,難免不出差錯。而蘭芝雖初出茅廬,在任四年,把政務治理得井井有條,無可挑剔,使原先對他心存懷疑的上司同僚無不佩服,刮目相看。 蘭芝作風刻苦,勇於任事,事無大小,從不掉以輕心,堅持親力親為,一抓到底。 清乾隆年間,蘭芝從弟子員生調任山東高唐州州判,主理農事生產和官糧儲運事務。當時高唐南部河道淤塞,水災時有發生,百姓難以維持生計,紛紛逃荒,百里荒蕪,罕見人煙。 蘭芝深入勘察地勢,發現漯河故道,幾百里長,直抵禹城,堵塞很久了。他向上司建議重修漯河故道,獲得批准。蘭芝奉命監督工程,調動民夫近萬人上陣。他廢寢忘餐投入工作,使日以繼夜在各工地巡查,檢查過問每個環節。工程後期,蘭芝因勞累過度而病倒,但他堅持上堤巡視。部下深受感動,大家都忠於職守,拼命工作。做到一半時,忽然大雨淋漓,掘泥工程前功幾乎盡廢。知州意欲停工,撤退民夫。 蘭芝堅信工程可以成功,勸說現在上游已初步疏通,下流仍然阻塞,萬一天雨滂沱,下流鄉縣必成澤國,造成災難就不可收拾。工程繼續做下去,竣工有望。 不久,天氣轉晴,蘭芝親自督工,露宿河岸,力爭早日完成疏導工程,工程終於在雨季前竣工。竣工不久,就遇上河水氾濫,已經疏通好的河道發揮重要的作用。高唐及鄰縣農田廬舍無恙,黎民百姓皆大歡喜,將這條河叫作陳公河。[3] 蘭芝修築城牆,在原先估計之外,命令人員多造磚數百萬加固地基。州長因此責備蘭芝勞民傷財。蘭芝說城工堅固,十年內不管有沒有澇災,都備無患,這不是重傷財勞民。 第二年夏雨,西邊城牆突然塌陷。蘭芝馬上命人搬來磚塊在原先做好的地基上修建,工程不多花力氣就完成了。大家都十分佩服他。 蘭芝為官,從來不獨斷和自恃聰明,一心為民請命,正直不阿,以身作則,努力推行利民便民措施,樹立正氣,上下同心,迅速營造出有利於執法的局面。另一方面,他愛護部下,知人善任,賞罰分明,威信甚高,下級都樂於為他效力。[1] 有一年冬,朝廷西北用兵,上級官員賞識蘭芝的才能,指派他押運山東全軍糧餉百餘萬出大散關,限期緊迫。時值連日大風雪,經過四川時道路被雨雪阻斷。 蘭芝以濃厚的情誼和誠信為人,感動了將士,率領他們日夜兼程,饑渴勞頓,艱苦備嘗,而部下始終沒有怨言。 最後幾天,風雪更急,趕路更多,在晚上三更時分才到達驛站,僅休息兩個時辰。天一亮,軍士們就不顧疲倦,一致要求上路。縱然道路崎嶇萬狀,大家義無反顧。等到抵達軍門,還未到規定的時限。 蘭芝負責通緝搜捕王倫的餘黨,該案牽涉面很廣,他把尺度抓得很嚴,認真把主犯、從犯與脅從區別開來,許多與此案有牽連的人都沒被濫捕錯判。沿路見到遺下的骸骨,蘭芝不禁流下了眼淚。有人說逆賊的屍骨值得可惜嗎?蘭芝說,愚蠢的民眾造反,國法已得到申張,掩埋他們的屍骨,以彰法外的仁度,不更好嗎?於是,蘭芝命令手下撿埋沿途的屍首,幾個縣百姓聽聞,無不感動哭泣。[3] 之後,蘭芝指導修築高唐城垣和押解百萬軍餉往四川兩件重要工作中,都有出色的表現。當時,朝廷以軍功優待,決定委任他當重要官職並予封賞。[2]蘭芝急流勇退,託病謝辭,請假休養。他離開時,數以萬計黎民百姓相送,沿途數十里人群揮淚道別。[2] 相傳相莊立村之前,此處是一個很大的村莊,後來因為一種叫紅金豆的害蟲致使全村滅絕,才由官府遷民至此的。相莊之前,此地就建有東方朔祠,據《高唐州志》(光緒)載:“東方朔祠在州東北十里,朔平原人,高唐舊隸平原。祠廢碑存……州判陳蘭芝立東方朔故里碑於城北”。 後來,蘭芝遍游泰嶽、嵩山、華山、西湖、天山、五台、雁蕩、羅浮諸名勝。 蘭芝編輯的作品有《嶺南風雅》三卷,收錄自唐代張九齡起,至清朝止,分為詩、賦、記、序等體裁,其中收入穗籍崔有之、李昂英、李德、黃哲等人作品,包括《廣州歌》、《白雲山》、《荔灣漁隱》等描寫廣州風物的詩歌。[4] 蘭芝編著《魯蜀文獻》兩卷、《錦岩志略》,並補校《家禮辨定》、《嶺南名勝記》、《願體集》等。[1] 約清乾隆五十年(1785),蘭芝在番禹河南澳峽東街卉木精舍居住,增輯明代郭棐(篤周)《嶺海名勝記》32卷。[5]其中,《嶺海名勝記》第一卷。首白雲山記,次海珠記,次靈洲山記,次崖山記,次南海廟志,次浮邱山記,次西樵山記,次海幢志,次澳門記,次石門記,次飛來寺記,次花田記,次江門記,次七星崖記,次羚羊峽記,次鼎湖山記,次三峽記,次九成台記,次珠池記,次奇甸記,次梅嶺,次韓山祠記,次鶴峰記,次曹溪志略,次丹霞勝略,次風度樓記,次羅浮山記。茲篇共記嶺南27處名勝。每一名勝,皆擇其最顯勝處詳述,餘則略明其事,可謂有詳有略。其於因名人留跡而其地亦名者,則有詳證。如風度樓條下,詳考張九齡之有關故實。[6] 現錄陳蘭芝的詩兩首:[7] 《贈海光大師入主海幢法席》 梵王宮殿鎮南天,閡敞輝煌七座連。金色映搖珠海月,慈雲飛度素馨田。 毗盧閣上千山雨,瘞鹿亭中萬樹蟬。福地若無師願力,是公何以證真詮。 白雲山色入香台,門接曹溪水繞來。廿八葉傳天竺遠,大千法說海幢開。 魚龍泊岸聽清梵,獦狚參師學辯才。鐙火萬龕明徹夜,遊人錯認是黃梅。 [1]《陳蘭芝》,載李有華、張解民編:《順德歷史人物》,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第182-184頁。 [2]《陳蘭芝‧清》,載《中山文史》(第18輯),中山:中山政協,1990,第58頁。 [3]《陳蘭芝》,載《香山縣鄉土志》(卷四‧耆舊錄)。 [4]廣州市地方志辦公室:《南海神廟文獻匯輯》,廣州:廣州出版社,2008,第7頁。 [5]高唐政協:《地名專輯》,載《高唐文史資料》(第19輯),高唐:高唐政協,第183頁。 [6]《嶺海名勝記》,載“知識貝殼"網,2013年6月22日,http://www.zsbeike.com/index.php?m=content&c=zhuanye&a=show_qw&id=43091183。 [7]陳景鍇:《陳蘭芝》,載《海珠古詩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8,第207-208頁。
陳蘭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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