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克庭，香山縣北嶺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北嶺村）人。澳門富商。 克庭在澳門經商，抗戰前在澳門開設“三和公司”，經營汽油、火水等，規模較大，擁有“俄國麵包公司”和“廬山影相館”，經營“花尾大渡”號客輪，往返澳門與三埠（開平）航線，在澳門工商界頗有聲望。他積極參加社會公益事業，樂善好施，擔任澳門同善堂董事，對家鄉辦校、興修水利等事業，建樹良多。[1] 1914年，克庭與郭杓、區利仁等澳門一批熱心英文教育的人士發起成立樹學會，成為澳門早期的民間團體。他們設法籌募經費，建立一所初具規模的英文學校，取名為澳門英文學校（簡稱M.E.C），郭杓擔任校長。按照香港學制，設置中一至中五各級，高年級完全用英文講課，學期結束時，參加香港大學堂的初級試和本級試，成為當時澳門研習英文最完備的學校。1921年增設漢文小學部，改稱澳門英文、漢文學校，校址遷往大廟頂街蔡家大屋。後因管理體制上的矛盾日益增大，英、漢文部分開辦學，英文部因“樹學會”的人散居香港而解散。[2] 抗戰時期，克庭激於愛國義憤，不顧澳門商務繁忙，接受家鄉民眾的要求，兼任北嶺鄉鄉長，親自帶領自衛隊抗擊日寇的侵略。 1939年，日寇在唐家登陸後數天，派出一股兵力從拱北東海邊（接連橋處）向拱北一帶登陸，克庭帶領鄉自衛隊在“墳頭拗”及“嶺仔”兩處阻擊，擊斃日軍一人，擊傷一人。而自衛隊員黎日蘇、徐孑盡壯烈犧牲。第二天，澳門報紙報導“北嶺鄉長蔡克庭，指揮自衛隊英勇抗日，阻擊日寇登陸，挫敗日軍銳氣”，大加讚揚。 日寇攻佔拱北後，北嶺鄉大多數鄉民都逃到澳門避難。克庭熱情接待全部鄉民，他將往返澳門與三埠間的“花尾大渡”號停航，泊在澳門筷子基處，安排好各個家庭住宿，單身漢安排在“三和公司”廠房居住。鄉民把“花尾大渡”號客輪稱為“難民船”。克庭自己出資及鄉府政的餘資資助，每月向鄉民發放糧食，並按月發給一些零用錢。經過約八個月，日寇才准許鄉民回鄉種地，鄉民逐漸回鄉。克庭此舉，北嶺鄉民感恩戴德，永記在心。[1] 1942年10月，經澳門政府批准立案，成立鏡湖醫院慈善會，每年一屆，這屆首席值理是德高望重的社會賢達劉敘堂。劉敘堂一心想推薦馬萬祺加入值理會，想請馬萬祺替代自己。但馬萬祺一再辭謝，劉敘堂改請克庭加入值理會。從此，克庭為鏡湖醫院發展盡心盡力，作出重要的貢獻。[3] 1945年，抗戰勝利後，克庭從澳門回到北嶺鄉，慶祝抗日勝利。他自己出資在北嶺鄉蔡氏大宗祠，宴請全村鄉親老少，盛況空前。 克庭為北嶺小學出錢出力，做了不少工作。在他帶動下，鄉民紛紛捐資，他邀請同鄉徐禮儒協助辦好北嶺小學，他自任校長。除聘請良師外，還增添設備、學生台凳等一大批。他一直以善長人翁聞名，鄉中喜慶事宜、公益事業，都與他商量，他無不熱心大力支持。[1] 後來，克庭重返澳門經商。他的第二子蔡昌鑾在重慶結識張大千，兩人成為至交好友。1949年春節過後，克庭邀請張大千從香港前來澳門遊玩。張大千偕四夫人徐雯波及家人到澳門做客，一家人住在澳門郵政總局後面大堂街18號的蔡家大屋（今永基大廈），一住就是三個半月。張大千結識澳門畫家黃蘊玉、容漱石、馬少如、招名山，攝影家盧勢東等文人。當時，張大千在蔡家辟有畫室，經常揮毫潑墨，他對澳門本地畫家十分熱情，不時請他們到蔡家大屋看他作畫，一起切磋畫藝，交流心得。[4] 在克庭的陪同下，張大千遍遊澳門名勝古跡，如大三巴牌坊、媽姐閣（媽閣廟）、觀音堂（普濟禪院）等。張大千住在蔡家，生活平靜，很有規律。他每天早晚兩次去西灣或松山散步；白天有時到盧家花園觀景。他在蔡家的大廳鋪了一張畫案，有空時就作書繪畫。一天，蔡家大小姐向張大千求畫。張大千看見大小姐年方二十，正值青春妙齡，長得亭亭玉立，楚楚動人，擬將畫畫在她身上。之後，蔡小姐做好白綢旗袍，趕緊拿給張大千，克庭興致勃勃地跟來觀賞。張大千將這件新白綢旗袍鋪在畫案上，上下度量了一番，即提起毛筆，在旗袍上面畫開了。不多一會，就畫好了。蔡小姐欣喜地從畫案上拿起自己的衣服，只見雪白的正面上畫上了一朵盛開的紅荷花，還有一兩個含苞欲放的花蕾。整個構圖顯露出荷花嬌艷，荷葉碧綠，十分雅致。蔡小姐將旗袍披在自己的身上，在衣上的紅花綠葉襯托下，顯得秀麗可人。克庭誇讚不已。時值初夏，第二天，蔡小姐就將這件荷花旗袍穿在身上，招搖過市，專門到幾家朋友處展示。克庭發現張大千喜歡動物，尤其愛猿。於是請朋友幫忙，出重金托人從泰國買回來兩隻長臂白猿，送給張大千。這兩隻白猿，臂長過膝，行動敏捷，脾氣溫馴，渾身的白毛非常漂亮。張大千時而在園內對猿寫生，時而逗猿嬉戲，引以為樂；還畫了多幅猿畫，送給克庭，他如獲至寶。[5] 克庭生育五子五女，皆有所成，四個兒子在外國成為博士、成為專家，一子在香港經營航務。女兒蔡美靈與香港“李錦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文達結婚，夫婦倆繼承先輩業績，關心桑梓建設事業，捐資創建珠海南水“李兆南紀念學校”。[1] 60年代，克庭在澳門去世。 現錄蔡克庭題寫的楹聯一首： 《澳門普濟禪院》[6] 智慧無窮，以所空空諸歷劫； 慈悲莫大，將已壽壽彼蒼生。 [1]溫鼎銘：《我所認識的蔡克庭先生》，載《珠海文史》（第9輯），珠海：珠海政協，1990，第101-103頁。 [2]《樹學會》，載“世界名人網＂，2012年5月1日，http://www.shijiemingren.com/doc-view-28114.html。 [3]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 [4]《張大千與澳門》，載“中國新聞網＂，2006年7月31日，http://www.chinanews.com/2001-03-20/26/79607.html [5]李永翹：《張大千：飛揚世界》，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第307-309頁。 [6]《港澳宗教場所聯》，載“佛緣資訊＂網，2011年6月21日，http://www.foyuan.net/article-141649-1.html。

陳海瀛，字無競[2]，字雪舟，號說洲[3]，號希微室主，諱海瀛，福建閩縣（今屬福州市）人。詩人、學者。 海瀛天資聰穎，勤奮好學，1902年考中舉人，之後留學日本。回國後，他任職於瓊州、桂林等地，北伐時為廣州大元帥府秘書。 1921年，海瀛隨粵軍至梧州，與桂軍作戰，創作一首《梧州軍中作》詩：“元戎牙纛次梧州，野宿霜嚴夜氣遒。縛帚書旗呼殺賊，書生志豈在封侯？＂ 之後，海瀛回到福州，在鄉居住15年。55歲後，在外避兵七年，寄寓澳門。[2] 晚年時候，海瀛返居福州，先後任教於福建法政學堂、華南女子學院、福建學院；擔任福建省政協委員、1959年聘為福建省文史館名譽館員[3]；與裡中諸子談藝自適。 1962年，海瀛80歲，油印《希微室詩稿》詩集；1973年去世，享年91歲。[2] 陳海瀛還著有《讀史記管見》、《師友感逝錄》、《希微室文稿》、《希微室詩稿》、《梧州桂林雜詩》、《希微室折枝詩話》等，編有《中國文學史》、《孟子政治論》講義等。[3] 現錄陳海瀛作於1920年的詩一首： 《至澳門觀白鴿巢花園》[2] 世外桃源且漫誇[3]，珠崖早已屬他家。強收一掬傷心淚，來坐濃陰看物華。[4] [1]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百年閩詩（1901-2000）》，福州：海風出版社，2004，第233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53頁。 [3]漫誇：休誇。 [4]物華：自然景色。

廣東香山（今中山）人，生於美國檀香山。早年學機械。1921年與楊仙逸入美國圖強飛機公司學習航空技術。次年冬返國。1923年協助楊仙逸研製第一架國產飛機，後駕機參加討伐陳炯明。曾任東江飛機隊隊長、廣東軍事飛行學校教官、廣東航空處第二飛機隊隊長。1928年冬參與由張惠長發起的飛行全國活動。1930年任南京第四航空隊隊長，參加中原大戰。次春返廣東參加反蔣（介石），歷任廣東航空學校校長、第十九路軍飛機隊隊長、南京航空總站站長。抗日戰爭時期，曾任空軍空運大隊大隊長、第三飛機製造廠廠長、美國空軍志願隊中國人員管理處副主任。抗戰勝利後，任陳納德航空大隊廣西柳州站站長。1949年抵澳門，後轉赴檀香山定居。

原名德根。原籍廣東開平，生於美國舊金山。曾為機械廠學徒，工餘鑽研飛機製造、飛行技術。1910年畢業於美國希敦飛機實驗學校；在華僑資助下試製成功水上飛機，在萬國飛機製造比賽大會上獲冠軍獎。後在檀香山中華飛行器公司任設計師。曾飛越菲律賓坑內海拔為2416米的馬茶火山，創造了當時水上飛機飛行高度的世界紀錄。1914年回國，任中華革命軍飛機隊隊長。1915年曾應邀在廣州、香港、澳門等地作飛行表演。在澳門表演時，萬人空巷，為澳門首次飛行表演。其後籌建廣東航空學校，任飛行主任。1916年參加廣東護國軍，任討袁航空隊隊長。1918年後改行經商。

林警魂，香山縣隆都（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安堂村人，生於華僑家庭。同盟會澳門總支部創辦人、香山縣長。安堂第19代傳孫。[1] 警魂20歲時，進入廣東講武堂讀書，肄業後與楊鶴齡、陳少白等交往，以辦理鹽務為掩護，開展革命工作。 1907年，警魂追隨孫中山革命，在廣西鎮南關（今友誼關）與清軍作戰七晝夜，因革命軍寡不敵眾，敗退入越南境內。 1911年4月27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警魂參與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後逃到澳門。之後，孫中山電告警魂前往河內，委託他負責南方統籌部澳門總支部工作，招集加盟同志策動革命。於是，警魂和劉思復、林君復、鄭彼岸、林了儂等人聯絡，策動駐香山前山的新軍反正。 1911年8月，中國同盟會南方統籌總支部在澳門南灣街41號召開緊急會議，根據孫中山的指示，決定策動香山起義。警魂和林君復、鄭彼岸、莫紀彭等參加會議。會議為起義制訂出周密的行動計劃，編制聯絡暗號“從哪裡來？”、“中國人”、“甚麼業？”、“辦中國事”。[2] 香山光復後，警魂和任鶴年等指揮香軍進軍廣州，成為最早進入廣州的一支起義隊伍。 民國成立後不久，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一職。警魂轉往香港經商。 1916年4月，警魂回到香山領導民軍討伐軍閥龍濟光，在石岐西郊與駐縣的濟軍激戰，迫使濟軍撤離石岐。縣知事藍和光離開香山，民軍勝利開入縣城。 1924年8月，警魂擔任香山縣長，同年12月去職。 1925年，警魂擔任中山縣沙田自衛總局長時，受帝國主義分子指使，破壞省港大罷工。10月28日糾集團隊攻入石岐，縣長黃居素逃走，他再任縣長。11月13日，黃居素回縣復任縣長後，他前往香港經商。[3] 1941年，香港淪陷後，日軍威迫警魂當日軍傀儡，但他堅強不屈，輾轉奔赴韶關。抗日勝利後，警魂擔任中國革命同盟會常務委員、廣州市中山同鄉會理事長。[1] [1]《香山起義裡的大涌安堂》，載《中山僑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香山起義紀實（一）》，載《中山僑刊》，第92期，第24-25版，2011年2月1日。 [3]《林警魂》，載“百度百科＂網，2012年11月28日，http://baike.baidu.com/view/1543733.htm。

林毓桓（1921-1949）[1]軍政（軍事）、科學技術（航空）、社會（教育） 林毓桓，外號“大隻佬”[2]，香山縣黃梁都馬山鄉（今屬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馬山村）人。空軍飛行教官、烈士。 父親林善儀是旅居瓜地馬拉華僑。毓桓是危地馬拉籍母親所生的混血兒，身材高大。1926年，毓桓隨父回鄉，在馬山維新小學讀書，畢業後進入陸眉老師私塾專長班，後到斗門和風中學讀初中一年級，1937年轉到廣州聖心中學讀書。 抗日戰爭爆發後，日寇經常空襲廣州，毓桓隨家遷往澳門，1938年考入澳門總理故鄉紀念中學讀書；1939年初中畢業後，在澳門讀完高中。當時，他深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立志救國。 1941年，毓桓和同學劉永仁等人離開澳門，輾轉前往廣東曲江，投考空軍學校被錄取，轉送四川省銅梁縣中央航空學校受訓。1943年8月，敵機轟炸重慶時，毓桓奉命隨同教官駕機迎敵。由於成績優異，1944年，他被送到美國洛杉磯深造。 1945年冬，毓桓回國後，在南京空軍總司令部任戰鬥機飛行員。1948年，隨空軍部隊到台灣桃園機場，任航空學校教官。 1949年4月，毓桓在帶學員升空作常規練習飛行時，天氣突變，能見度差，與另一架戰鬥機相撞，機毀人亡。林毓桓殉難時，年僅28歲。 林毓桓的二弟林毓志接到通知後，立即前往台灣，領回林毓桓的骨灰，安葬在斗門馬山村山崗上。[1] 2011年11月11日11時，中山紀念中學為剛建成的一座八角涼亭舉辦簡樸而莊重的揭牌儀式。 丹心亭楹聯寫著：“一片丹心昭日月，滿腔碧血薦軒轅”，字裡行間記錄著炮火紛飛的抗戰時期，以抗日救國為己任的紀中（紀念中學）人，投筆從戎、奮力禦敵的英勇故事，其中光榮殉國者有黃木芬、楊日韶、楊日暲、梁孝剛、陳壽彭（建中）、林毓桓、鄭誠之、賴冠威、唐滌棼、李剛、陳衡葆、董淑英等13位師生。原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郭昉凌為丹心亭撰寫碑記，紀中十三英烈，每個人的背後都有一段感人故事。紀中校長賀優琳表示，將把丹心亭建設為紀中愛國主義教育和校史教育的基地。[2] [1]《空軍飛行教官林毓桓》，載《中山文史》（第16輯），中山：中山政協，1989，第139-141頁。 [2]蘇小紅、繆曉劍等：《丹心昭日月碧血薦軒轅紀中校友捐建丹心亭紀念抗戰犧牲英烈》，載《中山日報》，2011年11月12日。

葉挺，原名葉洵，字希夷，祖籍廣東省興寧市合水鎮，生於廣東省惠陽縣秋長鎮周田村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2]無產階級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始人之一。 兄弟姐妹十個，生活十分清苦。葉自小聰明伶俐，勤奮好學，在村裡跟騰雲私塾先生學習時，開始接受民族主義思想的教育。他16歲時，考入廣州黃埔陸軍小學第七期，後進入湖北陸軍第二學校學習。1916年，因成績優異，他被保送入當時中國最高的軍事學府——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工兵科學習，從此踏上了職業軍人的生涯。當時，他非常喜歡閱讀由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 1917年冬，葉參加由孫中山在福建漳州組建的援閩粵軍，成為孫中山的忠實追隨者。 1921年，葉被任命為孫中山大元帥府警衛團第二營營長。1922年6月16日凌晨，廣東軍閥陳炯明命令部隊圍攻總統府，發動叛亂，孫中山因事先得到情報得以秘密離開，但已懷孕的夫人宋慶齡卻被叛軍包圍在廣州粵秀樓。葉冒著生命危險，掩護宋慶齡從叛軍的重圍中脫險，登上“永豐”號艦與孫中山會合。宋慶齡因驚嚇不幸流產，但葉的英勇和忠誠，卻贏得孫中山和宋慶齡的讚賞和感激。 1924年，在孫中山的推薦下，葉作為第一個國民黨黨員，前往莫斯科東方大學進修，翌年春天，轉入蘇聯紅軍學校中國班深造。他很快接受共產主義思想，10月，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9月，因要參與組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葉回到廣東。期間，他認識了廣東省立執信女子中學高材生、17歲少女李秀文。 李秀文生於1907年，比葉小11歲，祖籍廣東東莞，定居澳門。其父李少村是一位開明紳士，賢達愛國，家境較富裕，在父親和時代的影響下，開朗大方的李秀文非常關心時事，經常閱讀一些進步文章。 葉有一位同事住在李家對面，他每次到同事家的時候，碰到李秀文的弟弟在街上玩。葉很喜歡小孩，常跟李秀文的弟弟玩，一來二往，認識了李秀文。談婚論嫁時，李家說，你是一個窮光蛋，還沒當上團長，不可能娶到我的女兒。你當團長以後，就可以跟我的女兒結婚了。 1926年2月，葉和李秀文在廣東肇慶一棟臨湖的別墅裡舉行婚禮，證婚人是當時高要縣長，男方主婚人是葉的堂兄，女方主婚人是李少村，司儀由獨立團團部一位副官擔任，婚禮十分簡單，連樂隊也沒有請，參加人員只有雙方的親朋好友，宴會也很簡單，甚至還不如其他部隊一個連長的婚禮。 此時的葉已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團長。獨立團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支武裝力量，骨幹成員多為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閱江樓就是當年獨立團團部所在地。 1926年5月1日，葉新婚還不滿三個月，他率領獨立團作為北伐先遣隊，從肇慶經韶關挺進湖南，揭開北伐戰爭的序幕。北伐戰爭中，葉的獨立團在武漢週邊的汀泗橋、賀勝橋擊潰了吳佩孚主力，為北伐軍佔領武漢三鎮立下了頭功。 獨立團英勇善戰，紀律嚴明，受到百姓們的愛戴和讚揚，為第四軍贏得“鐵軍”的稱號。葉被譽為“北伐名將”，並被國民政府破格從團長提升為少將。 1927年8月1日，葉率部參加南昌起義。同年12月11日，他作為軍事總指揮參與領導“廣州起義”。因敵強我弱，“廣州起義”失敗。因此，葉受到李立三、王明等人片面指責和處分，他十分委屈和壓抑，國民黨大肆搜捕，使他不得不避走香港。 後來，葉輾轉逃到澳門，與妻子李秀文和剛出生不久的兒子見面。 “南昌起義”失敗後，在中共地下黨安排下，葉來到澳門探親隱蔽。在一座兩層樓的房子裡，他生活了九年多，當時一家人住在樓上的三個房間裡，岳父、岳母住在樓下。當年孩子們出生後一滿月，李秀文就把他們交給母親和奶媽撫養，孩子長大後會被送到離家只有幾十米遠的幼稚園或小學裡去上學。澳門的安寧生活，卻無法平復“廣州起義”之後葉內心的苦悶和彷徨，共產國際的投訴無門和國民黨的通緝令，使他內外交困。 1928年秋，葉負氣出走德國，前往嚮往已久的馬克思故鄉。他和妻子李秀文帶著不滿一歲的兒子輾轉於柏林、維也納、巴黎之間，曾經叱吒風雲的將軍只能靠開飯館，賣豆芽、豆腐為生。在艱辛的歲月裡，宋慶齡等人接濟使葉一次次渡過了難關。遠離祖國和黨組織的鬱悶，卻時時困擾著一心報國的葉，在德國幾年裡，他潛心攻讀軍事工程學和軍事化學領域的大量著作，期待將來能有機會報效祖國。 1931年，日寇佔領東三省的消息，令葉悲憤不已，他再也按捺不住對苦難祖國的思念之情，1932年離開歐洲，舉家回到澳門。 葉回到澳門後，因沒有穩定的工作，一家人生活仍十分清貧，主要靠岳父李少村和一些以前在共產黨、國民黨裡結識的老朋友接濟度日，有時甚至要借債度日。但與異國的流亡生活相比，澳門有著更多的親情和寧靜，家裡先後有六個孩子出生，儘管日子拮据，但這段日子成為葉坎坷人生中最安定的日子。 葉非常疼愛自己的孩子，給他們講故事，教他們看圖識字，帶他們去釣魚；通過言傳身教，要求孩子要好學上進，不要怕吃苦；誰不愛學習，誰耍嬌氣，都會受到批評，但他從來不板面孔訓斥人。從德國回來時，愛好攝影的他買了一架萊卡相機。空閒時，他帶著孩子們外出遊玩，給他們照相，帶他們去游泳。 葉失去與共產黨的聯繫，只得暫居澳門，等待機遇，他常常閱讀、研究那套在德國省吃儉用買回來的德文百科全書。期間，陳誠、陳濟棠等國民黨高級將領得知他回到澳門，紛紛以同窗或老友的身份聯繫他，邀他前去“協力共事”，並許以高官厚祿。但葉明白，他們不是擁蔣剿共，就是武裝割據，一概予以回絕。 1935年中秋節前幾天，中共中央特派員潘漢年在香港彌敦酒店約見了葉，葉驚喜地看到北伐時的老戰友、廣東同鄉柯麟。從此，葉一家人和柯麟結下了不解之緣。[1] 潘漢年告訴葉說，中共將從推翻國民黨統治轉變為聯合國民黨抗日，從反蔣抗日改為逼蔣抗日、聯蔣抗日。他誠摯地希望葉能夠運用他在國民黨軍隊將領中的影響力，促進團結抗日的目標早日實現。同時，他希望葉在反蔣的兩廣等地方實力派中做一些工作，使他們能夠同意聯蔣抗日。 葉完全同意中共的政策主張，並愉快地接受潘漢年的建議。之後，葉心情舒暢，情緒很高，遇到熟人高興地說：“我現在好了，和那邊（指中共）聯繫上了，再也不是孤家寡人了！” 按照潘漢年傳達的團結抗日的政策精神，葉訪問了國民黨部隊中的老朋友，還向李濟深等反蔣人士轉達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37年初，葉在澳門，表示擁護黨爭取國共合作抗日的政策，願為抗日救國貢獻力量。 在這次見面以後，按照黨組織的安排，地下黨員柯麟舉家遷往澳門，並在澳門板樟堂街開設診所，負責與葉聯絡及照顧其家人。 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城東華清池，張學良、楊虎城將軍對蔣介石發動兵諫。經過周恩來斡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漫長的十年內戰，在國家最危亡之際結束了。 1937年春節過後，葉聽從張雲逸的建議，舉家從澳門遷往上海，在上海靜安寺路租一幢小樓住了下來。期間，他頻繁與國民黨和共產黨方面的將領交往，不斷瞭解抗日的戰況發展。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當天，周恩來等人赴廬山與蔣介石談判途經上海，潘漢年告訴他，葉現在上海，周恩來請潘漢年安排與葉見了面，商討建立“新四軍”。10月下旬，葉來到延安，受到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熱誠歡迎和親自接待。毛澤東高度評價葉將軍在“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廣州起義”中建立的功績，熱烈歡迎他與我黨合作共同抗日。 葉在會上說：“革命好比爬山，許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難，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現在跟了上來，今後一定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走，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堅決抗戰到底。”[3] 經過國共兩黨談判協商，1937年10月，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宣佈成立新四軍，任命葉為軍長。1938年初，葉前往廣東、香港等地為剛成立的新四軍籌集經費。[1] 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在南昌辦公。2月11日凌晨，葉軍長一行到達南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省紅軍遊擊隊，在大江南北向敵人的後方挺進，像一把把鋼刀插在敵人的胸膛，與日、偽軍展開殊死的搏鬥。葉為創建新四軍所作的貢獻，永遠載入了史冊。[3] 在漢口，許多外國記者採訪了葉。著名美國記者斯諾的筆下描述了當時的他“他讀過不少書，對中國的政治問題特別有研究，他之所以成為一個著名的革命軍人，與其說是因為有軍事的天才或卓越的勇氣，毋寧說是因為他有了豐富的政治知識。” 同年12月，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正式成立。不久，葉奔赴皖南前線，終於走上他盼望已久的抗日第一線。1941年1月，正在轉移的新四軍部隊突然遭到國民黨重兵襲擊。1月14日，為了保全一大批高級幹部和部隊，葉下山與國民黨談判，被非法扣押。 葉被俘後，在五年多時間裡，先後被監禁在江西上饒、廣西桂林、四川重慶、湖北恩施等地。李秀文經過多方奔走說情，帶著女兒葉揚眉，找到了葉。不久，李秀文的母親和其他孩子與他們在桂林相聚。為了解決一家17口人的生活，葉在軟禁的日子裡，帶著家人養豬、養雞，糊口度日。後來，他被單獨押解到恩施，為減輕妻子的負擔，葉又向國民黨請求，把兒子葉正明、葉華明和女兒葉揚眉帶到自己的身邊。 1944年春，被迫與葉分開的李秀文，把三個孩子交給丈夫後，帶著一家老少13口人，在桂林開始了逃難生活，他們靠變賣衣物買一些地瓜乾充饑，後來，在李濟深的幫助下，全家人好不容易回到廣州安頓下來。 1945年9月，國民黨秘密地把葉從恩施押往重慶，為了不讓孩子們住進監獄，並把自己被囚禁在重慶的消息傳遞給周恩來，葉決定尋找機會讓孩子們逃跑，讓機靈的葉揚眉帶著哥哥們去找周恩來。 那天晚上十點多，葉和孩子住在一個小旅館樓上，特務住樓下。 葉說，明天他們要把我送到監獄去，你們不可能跟著我坐監獄啊，所以你們明天去找周伯伯，就是周恩來同志。第二天早上只有一個特務在監視，覺得時機成熟，他就讓孩子們出發。孩子們一出門，就碰到另一個特務回來，問他們幹甚麼去，葉正明說給父親買煙去。之後，特務就跟著他們。孩子們坐了兩輛黃包車，讓車夫在下坡的時候鑽進了一個小胡同，甩掉了特務，找到曾家岩街52號，問看門口的人周伯伯是不是住在這裡？之後孩子們在外面等著，過來好幾個特務趕孩子們走，孩子們也不說話，就蹲在地上。過了兩三分鐘，有人出來讓他們進去了。 葉被關押在重慶期間，嚴詞拒絕國民黨的多次威逼利誘，並以“六面碰壁居士”的名字，寫下了人們所熟悉的《囚歌》：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 一個聲音高叫著：——爬出來呵！給爾自由！ 我渴望著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軀體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期望著，那一天，地下的火沖騰， 把這活棺材和我一齊燒掉，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 1946年3月4日，經過共產黨和國民黨反覆交涉，被囚禁了五年兩個月的葉將軍終於獲得自由。他出獄後僅十小時，馬上向中共中央提出重新入黨的要求。電報發出的第三天，中共中央批准了他的請求。 細心的周恩來特意安排葉揚眉和李秀文分別從延安和廣州趕到重慶，迎接葉出獄。在葉初步休養後，準備前往延安再次投入革命鬥爭的時候，4月8日，葉夫婦和女兒葉揚眉、幼子阿九，與王若飛、秦邦憲、鄧發等同志在從重慶前往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一同在山西境內遇難。當時，葉挺年僅50歲，妻子李秀文只有39歲。 澳門是葉挺的第二故鄉。現存澳門“葉挺故居”在賈伯樂提督街76號。葉家人離開澳門後，交給何賢先生託管，後交給澳門青年組織使用，成為澳門婦聯第二托兒所。[1] 2006年8月13日上午10時，為隆重紀念葉挺將軍，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為“葉挺故居”進行掛牌儀式，行政長官何厚鏵為“葉挺故居”牌匾揭幕。該牌匾由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親筆題寫。[4] [1]《葉挺：北伐名將澳門避難》，載“網易新聞＂網，2010年2月11日，http://history.news.163.com/09/1209/16/5Q3U9SAI000140IU_2.html。 [2]蘇荷：《中外名人紀念日演說精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第288頁。 [3]牟音：《感動中國的抗日戰爭故事青少版》，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第56-57頁。 [4]《一代名將葉挺澳門故居掛牌》，載“中新網＂，2007年8月16日，http://www.cnr.cn/2004news/internal/200608/t20060813_504268558.html。

任鶴年，字介眉，又名維垣，生於湖南湘陰（今屬汨羅市）高家坊跳石坡一個書香門第。同盟會會員、中將。 父親任東林為邑庠生。任鶴年幼年受業於任漢泉門下，後畢業於東北講武堂，投身國民革命。他與同鄉早期“同盟會”會員陳嘉佑交情甚篤。辛亥革命前，任鶴年在香山前山（今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擔任清政府新軍營營長，支持孫中山民主革命，秘密加入同盟會。[1]1906年，受孫中山委派，他隨同盟會會員胡萬州，在香港組建中國同盟會香港支部，點燃香港革命的火種。[2]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後，11月5日，任鶴年率領新軍在前山起義，被推舉為司令，促進石岐的光復。8日，他率隊進軍廣州，駐紮廣州西關一帶，成為最早進入廣州的一支義軍。12月，該隊伍改編為北伐軍，他擔任旅長，隨姚雨平北伐。 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任鶴年和姚雨平率部海運南京，捍衛中央政府。1916年，袁世凱稱帝後，任鶴年領導的護國軍活動於香山等地；10月被桂系軍閥陸榮廷解散。任鶴年追隨孫中山奔走於上海、廣東等地，參加討袁護法和東征、北伐。在粵期間，任鶴年參與大元帥府、非常大總統府的軍事機宜。在與粵桂軍閥鬥爭中，他為孫中山出謀劃策。孫中山給任鶴年的親筆信中有“粵為西南根本重地，關係匪輕，多勞擘畫，實深欣慰”、“大局前途亦繫之矣！”足見倚重之深。 1923年7月19日，孫中山以大元帥身份，在當財政拮据的情況下，令廣東革命政府財政廳發給任鶴年醫藥費500元。 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任鶴年獲授中將軍銜。[3]他反對蔣介石的獨裁，拒任蔣政府軍政實職。1933年，蔡廷鍇、蔣光鼐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主張抗日，任鶴年欣然參與。1934年初，從長沙經漢口赴上海途中，他猝死於漢口，年僅47歲。 任鶴年去世後，何應欽派專車將他的靈柩從武昌送回高家坊安葬，並贈銀洋1000元治喪。蔣介石、宋慶齡、何香凝、周恩來、何應欽、仇鼇等題詞弔唁。 任鶴年之子任錫陵現80多歲，珍藏的孫中山致任鶴年的一封親筆信，瞭解到孫中山對任鶴年的評價。這封信為孫中山親筆所寫，十分珍貴。曾有人上門以70萬元的高價收購信函，被任錫陵拒絕。任錫陵把孫中山信函裡三層外三層包裹好，鎖在保險櫃裡，視為傳家之寶。他最大的心願是將父親在湖南老家的陵墓修繕一新。[2] [1]汩羅市志編纂委員會：《汩羅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第606頁。 [2]《孫中山致愛將任鶴年親筆信函曝光》，載“中國網絡電視台＂網，2012年1月3日，http://news.cntv.cn/20110919/114856.shtml。 [3]岳陽市地方志辦公室：《岳陽市志》（12人物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167頁。

屈仁則，原名屈增榮，字德裕，綽號“佛爺”，香山縣欖都（今屬中山市小欖鎮）屈家莊人。民國將領、國民黨澳門支部部長。 仁則自幼喪父，前往香港當傭工；後來參軍，在廣州黃埔軍校受訓，抗戰前在中山任守備隊小隊長，與袁帶成為死黨。抗戰期間，仁則擔任中順兩縣敵後別動隊副司令、國民黨第七戰區挺進第三縱隊（簡稱“挺三”）副司令，兼第五支隊隊長。[1]他儀表溫文，智深勇沉，儘管“大天二”粗野蠻橫，都能調解“大天二”之間矛盾，並在當時混亂的社會中建立一定的威信，袁帶倚之為左右手。仁則帶領“挺三”駐五桂山和高沙等人民抗日根據地，1945年兼任“挺三”集訓隊總隊長[1]，“挺三”下分12個支隊，中山佔七個，順德佔五個。[2] 1945年9月，日本投降不久，國民黨派仁則前往澳門建立澳門支部，並出任部長。[3] 10月初，張發奎令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山縣長張惠長及駐軍一五九師師長劉紹武策動澳門及中山各界提出收回澳門的口號，進行反澳葡政府的活動。張惠長在各種集會及宴會上都為收回澳門大造輿論。他說：“澳門原本是中山縣的地方，是中山縣的一部分。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全國國土都已光復，澳門也不能再讓帝國主義的葡萄牙繼續佔領下去。我們中國人應該收復澳門，中山縣人民更要收復澳門。” 中山縣臨時參議會、中山縣商會等表示“熱烈支持”。接著，以仁則為首的國民黨澳門支部又在澳門境內發動集會、遊行，反對葡萄牙繼續統治澳門。中山各界為支援澳門同胞要求，組織代表團、請願團等赴澳門，與澳門同胞聯合行動。 這些活動引起澳葡當局的恐慌。為了撲滅抗議聲浪，澳葡當局以維持社會治安為名，關閉了前山一帶邊境的出入口，限制內地人民進入澳門，禁止澳門居民集會宣傳，嚴厲取締澳門居民的反葡活動。[4]不久之後，國民黨港澳工作委員會從香港調派黃今駒接任，再由李炳石繼任，國民黨澳門支部的地位每況愈下。[3] 1946年後，仁則擔任中山縣地方武裝統率部主任、中山縣參議會副議長、國大代表等職。1949年，解放前夕，仁則前往香港。1966年，仁則在香港病逝，終年69歲。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第189-190頁。 [2]何仰鎬：《日寇、大天二在小欖》，載《中山文史》（第62輯），中山：中山政協，2009，第210-223頁。 [3]《澳門第一家族——“澳門王”何賢》，載《大地》，2000年第98期。 [4]左雙文：《抗戰勝利前後中國收回澳門的謀劃與流產》，載《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第41-63頁。 [5]《屈仁則1946年作行書鏡心》，載“卓克藝術網＂，2012年12月20日，http://auction.zhuokearts.com:1981/artsview.aspx?id=26773515。

林福祥，字亮予，號季薇、又作季眉，原籍香山縣隆都（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安堂村，生於澳門一個富商家庭。[1]英烈。 福祥從小廣讀詩文，喜談兵略，但屢試不中，創作《試場失意放歌》，以宣洩胸中的鬱悶。他在澳門長大，最知夷性，尤其對葡萄牙、英國等列強向中國大量輸入毒品鴉片、掠奪我國領土和資源的海盜行為，十分憤慨。他從小立下了禁煙驅夷的決心，積極擁護林則徐堅決禁毒的抗英行為，對誓死保衛國土、英勇戰死沙場的英烈極為欽佩。 1841年1月7日，英國侵略軍進攻珠江口大角、沙角山炮台。駐守的清軍官兵與侵略者浴血奮戰。副將陳連升及其子陳長鵬身先士卒，在武器落後、人員被大量裁減、英軍艦炮佔絕對優勢的情況下，仍不畏強敵，率領官兵拼死血戰，直到最後壯烈犧牲。沙角山炮台失守，副將的戰馬被英國侵略軍掠去香港。這匹訓練有素的戰馬，像他的主人一樣，“忍餓骨立，猶守節不變”而死。 福祥深有感觸，撰寫一首充滿愛國主義激情的《義馬行》詩，序說：“義馬者，副將陳公連升所禦也。英夷入寇，副將提兵應敵，父子皆歿於陣，馬為逆酋所獲……飼以芻秣，不食，遂棄之深山中，馬得以生。嗟乎！一馬之微，猶能感主恩，思敵愾而況食毛踐土。可不思殺敵致果，馳驅報國哉！”詩中有“願乘此馬破夷狄，手縛單于靖邊域”等句，以示對英雄和戰馬的景仰崇敬，滿懷對侵略者的激憤和殺敵救國的抱負。 英軍侵佔香港，接連攻陷虎門要塞。福祥想到一定與林則徐被革職和琦善力反前任、妥協投降有關。福祥頻繁往來於省港澳之間，看到英夷的掠奪野心擴張，對廣州的安危十分擔憂。當時，林則徐被撤去欽差大臣和兩廣總督職務，移居高第街連陽鹽務公所。福祥和廣州民眾一起上門看望慰問林則徐，各界抗英群眾送來表揚、讚頌林則徐的頌牌。福祥自己送的頌牌寫著“千古吾師，繼往開來”，既讚美稱頌林則徐，又表達自己繼承禁煙抗英未竟事業的宏願。 英侵略軍開始武裝進攻廣州的部署時，為實現“忠孝兩全”，福祥晝夜趕寫《武裝保衛廣州的戰守方略》；帶著年逾七旬的老母親，專程從澳門趕到省城，把慈母安置到遠離廣州近百華里的花縣花山避戰亂，當即要求從軍殺敵。福祥首先求見廣州知府余保純，條陳武裝保衛廣州的方略。 余保純卻冷冷地對他，不屑地順手把《武裝保衛廣州的戰守方略》放在一邊，說道：“英軍炮利船堅，不好惹。他們遠渡重洋來此，志在經商，滿足了他們，自然不會搗亂。” 福祥想申辯幾句，余保純卻說：“杞人憂天！”福祥一怔，非常不滿，又不能在知府大人面前發作。他對余保純說：“余大人，學生只記住中國一句古訓‘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林某只求退敵救國，沒甚麼別的想法。”余保純氣得跳了起來，立即示意跟班送客。 福祥滿腔的愛國熱情，竟被余保純潑了一盆冷水，十分氣憤，後悔把《武裝保衛廣州的戰守方略》交給這樣的昏官。但他不死心，繼續尋找上陣殺敵、護衛廣州的門路。 當時祁𡎴被任命為兩廣總督。正好福祥的恩師、香山名士黃培芳做了祁𡎴的幕僚，黃培芳把福祥薦給祁𡎴。祁𡎴委派福祥招募水勇，組成“平海營”，任命他為“管帶”。福祥很快在珠江三角洲一帶招募得善泅且武藝高、有膽色的壯漢572名，配備好戰船16艘，領了足夠的槍、炮，經過短期軍事訓練，立即投入保衛廣州的戰鬥。 1841年5月20日深夜，清廷駐守廣州的靖逆大將軍奕山冒險夜襲英軍遭慘敗，率官兵退入城區緊閉城門不出。21日始，侵華英軍南北夾攻廣州。福祥管帶率水勇戰船先後在珠江河水道白鵝潭、泥城與英夷打了兩仗。奕山懾於英軍艦堅炮利，主動與英軍談和，簽訂《廣州停戰協議》，條件是向敵軍交出600萬元“贖城費”，把城區近四萬名清軍撤出廣州60里外。 福祥率水勇配合三元里103名鄉義勇反攻，與英軍爭奪城北高地四方炮台。福祥在陣地前沿，親自開炮轟擊炮台，壓住英軍的火力，掩護義勇衝殺。這次雖未有攻下四方炮台，但打亂了英軍當天的攻城計劃，打死打傷70名英軍官兵。“平海營”水勇犧牲五名，受傷數十名。 接著，福祥率“平海營”加盟廣東三元里平英團，並成為戰將，在泥城、牛欄崗一帶與英侵略軍打了一場硬仗，打得英侵略軍顧不得大英帝國的“尊嚴”，紛紛跪地求饒。英軍敗退回城北高地。數萬名義勇，與連夜趕來參戰的十多萬名珠三角各地的義勇，把敵軍司令部四方炮台包圍得水泄不通。 正要待天明全殲敵人，卻被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替侵略軍解圍，軟硬兼施驅散抗戰民眾，把敵人從死裡救活。因為“平海營”是廣東三元里平英團中“半官半民”的序列，配有槍支火炮，在這次戰鬥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進攻廣州的英國侵略軍被廣東人民打敗，由清廷廣東當局派部隊護送退出珠江口。清廷制止平英團水勇、義勇截殺戰敗者。6月8日，英國侵略者全軍6000多人和大小艦船撤退到香港。這次戰役，侵略者傷亡慘重，英軍被平英團打死200多人、受輕重傷300多人、生俘15人，僥倖在戰場生還的，到港後許多患病或死亡。 英侵華海軍司令辛好士上校，被平英團打敗那天，因驚慌過度又中暑著涼，精神受到重創，熱病大作，五天後死於香港；參與指揮第三十七團的達夫陸軍上尉，在牛欄崗作戰感冒並患腦膜炎而病死，同葬在澳門。 6月8日，福祥等將領應邀出席廣州知府在大佛寺擺設的筵席，慶祝抗戰勝利。福祥獲賞帶藍翎。他捐資2100餘兩白銀置購洋槍火藥，封五品職銜，被委以率帶水勇護衛省城。 6月10日，福祥率“平海營”水勇撤離石井橋駐地之前，以個人名義擺設90桌酒席，大宴“平海營”全體水勇和平英團眾頭領及士紳。席間，福祥正式提出要收復香港。他對與會者說，今春英夷強佔我香港島，實屬無理兼可惡！牛欄崗大捷，英軍退回高地，全殲在即。當事者出城解圍，讓番鬼撤回香港。本人之見，萬不可讓英夷在港島盤踞，應一鼓作氣，乘勝收復國土，雪洗恥辱。否則，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平英團眾頭領對漢奸知府余保純放走英國侵略軍，一直心不甘，憋了一肚氣。現在聽福祥提出要追殲英夷，收復香港，一致同意，並作出戰術決策，伺機帶義勇出戰。 8月10日，英國政府新任命的駐華特命全權公使璞鼎查、新任侵華遠征軍總司令兼海軍司令巴加，帶領大批艦艇和軍隊來到香港。 8月21日，英軍傾巢出動，北犯福建、浙江。當時，福祥派潛港島的偵探瞭解到：璞鼎查、巴加率領的精兵艦船都已東進，錢糧輜重，俱屯在香港。留守香港的英兵只有三幾百人，都是羸弱之卒，且又無兵頭統領，只留一名管理民情兼理錢糧的官員監守。若此時出兵收復香港，燒其積聚，英軍進無所食，退無所據，不戰自潰了。 福祥在給祁𡎴的報告中，列舉出兵收復香港的有利條件，指出當時存在天時、地利、人和各方面的可勝因素。特別強調說，比者官兵同心，紳勇欲戰，且自有三元里大捷，更覺勇氣百倍。他建議：“由香港後路，潛師襲取，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便可取勝”。 他重申“和不足恃”的主張，認為“香港不可不復”，倘若“今日尚持首鼠之端，他日必貽反噬之悔。”他上書兩廣總督立下軍令狀“乞即收復香港”，“願自率本隊以當前鋒，少有畏縮，即正軍法亦無悔焉。” 清廷廣東當局沒有採納福祥的意見，更沒同意他率水勇、義勇收復香港，使他報國無門，憋了一肚子氣。他針對兩廣總督和靖逆大將軍的“恐夷病”，陸續撰寫《論粵東事勢》和《論勝敗形勢》。在《論勝敗形勢》裡，他用具體的事實，分析敵我雙方的力量和國情，批駁英軍船堅炮利、不可戰勝之說。他還整理了在戰時寫的《三元里打仗日記》。 30日晚，英軍敗退回四方炮台，我水勇、義勇團把敵人包圍，終夜嚴守等待天亮後全部生擒。不料當局出城彈壓，訓斥水勇、義勇多事，驅散抗戰民眾，替英軍解圍，使義律、臥鳥古率部隊逃生。 英軍侵華頭目璞鼎查用武力逼迫清廷簽訂《南京條約》後，率艦隊南下，要進廣州城擴張。福祥把全體水勇開到珠江一線阻截。平英團各頭領在兩岸糾集20萬義勇聲援，堅決不准許英軍進入廣州，嚇得璞鼎查把艦隊停在獅子洋江面，最後撤回香港。 1846年下半年，福祥卸任護衛廣州的水勇管帶之職，出任江西贛州定南廳同知，之後升任南昌、撫州、饒州知府等職，仕途順暢。福祥擔任吉安贛寧兵備道駐守吉安之時，攻吉安城的正好是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部先鋒“花旗軍”頭領周春（後被洪秀全封為太平天國懷王）。 周春原是禺北太和市同升社學教頭、三元里平英團戰將，與福祥結為患難兄弟，感情甚篤。現在各事其主，兵戎相見。論實力，周春的隊伍此時擴充至兩萬人，比福祥的守軍強大兩倍。周春寫好一封信讓小妾飛舵鳳化裝農婦進城送給福祥，讓福祥反水，投奔太平軍，一起殺清妖，打江山。福祥閱信後，既喜又驚：喜的是圍攻吉安的太平軍頭領竟然是周春大哥；驚的是一旦朝廷獲悉，留在南昌城的家眷必定被滿門抄斬。福祥迷戀自己的仕途，沒與周春合作。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英國人向清廷要求全面“修改”《南京條約》，開放更多的口岸，准許鴉片貿易合法化的特權，遭到清政府的拒絕。侵略者並不死心，時任英國駐華全權公使、香港總督文翰和駐廣州“領事”巴夏里，先後到南京做說客，拉攏誘惑洪秀全聯手反清，但要價很高，遭天王堅決拒絕。英國人看到太平天國沒給他們好處，就與清廷聯合鎮壓太平軍。 當時南昌府正被太平軍包圍。其中英國人先後以送洋槍洋炮支援福祥，對付太平軍以解南昌之圍，作為誘餌拉攏他。福祥對英國人的侵略行為刻骨仇恨，尤其對未能收復香港一直耿耿於懷。他拒絕與侵略者合作，表示要收復失地香港並把英夷趕出中國。因政績卓著，福祥提升二品浙江布政使。 1861年12月，忠王李秀成率太平軍攻陷杭州，福祥被俘，李秀成待他為上賓，在忠王書房談論政事至深夜。福祥妻子潘氏、陳氏，在太平軍攻城時死於亂軍中。福祥的女兒自殺。幼子不知下落。忠王派出親兵替他找回。 福祥投誠太平軍，過了十多天，他不願留在軍營，想回鄉發展。李秀成送他300兩銀，他僅領了百兩，臨行前他寫信與忠王辭行。福祥激動地對李秀成說：“今世不能為友補報，來世不忘。忠王本事出色，未遇明君，好惜！好惜！” 福祥因參加平英團抗英救國以及對忠王李秀成的言行，使清廷極為反感。當福祥攜帶幼子離開上海回粵途經衢州時，被時任浙江巡撫左宗棠捕獲，1864年3月被殺害，年僅50歲。 周春率太平軍去劫法場，救不到林福祥，救回林福祥的幼子。 林福祥死前懊悔交加。[1][2] 林福祥還著有《平海心籌》等文獻。 [1]《林福祥》，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1年12月6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443。 [2]《林福祥》，載“中國青年網＂，2011年12月26日，http://agzy.youth.cn/xzzh/yinglie/200912/t20091209_1105586.htm。

張惠長，字錦威，香山縣大環鄉（今屬中山市火炬開發區大環村）人。中將、航空學校校長、國大代表、立法委員。 父親張泳廉是旅美華僑。為了出國，惠長認一個陳姓的歸國華僑親戚為父。抵達美國後，他改名為陳惠長，1917年回國後，恢復原姓。1914年，林森奉命赴美，1915年在美國成立中國國民黨空軍學校，惠長積極回應入學，與楊仙逸、陳慶雲等成為同學，先在美國加州紅木城飛行學校學習飛行技術，後轉入紐約牡蠣海灣附近寇狄斯航空學校深造。 1917年，惠長畢業，取得畢業證書和美國飛行執照，成為第五百名合格飛機師。他立即回到祖國，參加廣東空軍建設工作。他學識豐富，儀表堂堂，受到孫中山的重用，除參與空軍建設外，擔任大元帥府侍從武官。 1918年初，大元帥府成立航空處，李一諤任處長，惠長任副處長。當時發現譚根留下兩架舊飛機在大沙頭庫房中，惠長進行修理，並和張恢寒、蔡詩杜進行試飛，飛機性能還好。於是，惠長等人以大沙頭為基地，訓練飛行員。 1918年4月，孫中山特命惠長與陳慶雲、李光輝、葉少毅、吳東華等前往漳州組建援閩粵軍飛機隊，楊仙逸擔任指揮。 1920年8月，孫中山下令討伐桂系軍閥把持的軍政府，同年中秋節晚上，惠長和楊仙逸駕機往廣州，對準桂系軍閥設在觀音山的指揮部投彈，把指揮部炸毀，叛軍極為恐慌，岑春煊、莫榮新驚惶逃出廣州。事後，孫中山接見楊仙逸和惠長，大加讚賞。莫榮新率叛軍逃至三水，繼續向西退至肇慶、德慶一帶。飛機隊奉命追擊，但僱來的美國飛行員維納和史密斯不肯再駕大鴨婆機出發。於是，惠長駕駛大鴨婆機，陳慶雲駕小鴨婆機，飛往三水河面作為臨時起降場。 1922年4月，孫中山組織第一次北伐，重新組織飛機隊，委任惠長為北伐軍飛機隊隊長、陳慶雲為副隊長。為適應作戰需要，飛機隊向美國購買四架JN-4型陸上飛機，惠長率領12架飛機進駐韶關。正當惠長和陳慶雲率飛機隊協助陸軍長驅直入之際，陳炯明突然叛變，圍攻總統府，許崇智回師討伐陳炯明。 惠長和陳慶雲同時率隊飛回南雄、始興，打算為陸軍打通道路，回師廣州保衛孫中山。但北伐軍師長梁鴻楷隨後叛變，與沈鴻英相勾結，前後夾擊北伐軍，而飛機隊汽油供應受阻，飛機無法出動，為不讓飛機落在叛軍手上，惠長等人在始興只好將12架飛機燒毀。當時空軍作為陸軍，分別由惠長和陳慶雲率領，隨朱培德、李烈鈞向湖南和福建進軍。 不久，惠長和陳慶雲率隊前往上海，隨即向在上海的孫中山報告作戰經過，孫中山給他們以鼓勵，暫留上海，聽候派遣。留滬期間，惠長認識北方航空界厲汝燕，兩人志趣相投，過從甚密，經常交換發展中國航空事業的意見。1926年直系軍閥孫傳芳自任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並成立航空司令部，以對抗北伐。當時飛行員有不少航校畢業生是厲汝燕的學生。 通過厲汝燕關係，惠長與這些飛行員漸漸混熟，他以孫中山的“航空救國”思想，鼓動他們為民主革命事業效力，這批飛行員仍在軍閥部隊，但沒有一次為孫傳芳完成阻擊北伐軍任務。北伐軍東路總指揮派劉沛泉到上海策反孫傳芳空軍時，惠長和厲汝燕積極協助，並在北伐軍到達上海時，接收孫傳芳空軍全部飛機和器材。 1927年春，惠長與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回來的同鄉薛錦迴女士在上海結婚。同年6月，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兼廣東省主席李濟深，電邀惠長主持廣東航空學校。惠長馬上啟程回到廣州，6月30日就任航空學校校長。 當時廣東航空單位還有航空處，由林偉成、陳卓林任正、副處長，1927年初，林偉成率領航校部分學生和教官赴蘇聯深造，航校實已停辦。惠長接航空學校後，將校名定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航空學校”，他打算招收學生100名，並委任陳慶雲為教育長。 1927年11月17日，發生張（發奎）黃（琪翔）事變，廣州大亂，惠長避走汕頭。 1928年1月，惠長返回廣州復任航空學校校長，招考錄取學生35名。1928年3月26日，他調任航空處處長，航校由周寶衡擔任校長。惠長接任航空處長後，購買一批新飛機，加強對飛行員的訓練，開展飛行全國活動。受到美國飛行家林白用了36小時飛完從紐約至巴黎3600英里航程的影響，為進一步喚起全國各界人士對航空事業的重視，實現孫中山“航空救國”的思想，惠長決心開展這次長途飛行活動。 為了順利飛行，他和陳慶雲親自駕機試飛，之後帶領楊官宇、黃光銳等飛行員練習飛行，熟悉飛機性能。做好準備工作後，1928年冬，惠長偕楊官宇、黃毓沛、楊標三人駕飛機“廣州”號經漢口、南京、北平、瀋陽，轉往天津、上海返回廣州。這次活動受到全國的關注，各大城市報紙每天都有報導，惠長等人一時成為全國的新聞人物。 “廣州”號飛機抵北平時，惠長親自在南苑機場上空作飛行表演。他到達上海時，受到妻子薛錦迴、吳鐵城等各界人士的盛大歡迎，上海中華百合影片公司拍攝現場記錄片，當晚在上海放映，第二天全國報紙都以顯著版面刊登這一特大新聞，引起全國各界人士的重視。這次全國長途飛行是中國航空事業的首創，一度掀起全國的“航空救國”的熱潮。 1929年夏，蔣介石擔任陸、海、空軍總司令，為加強航空署人才建設，徵求孫科的意見。孫科與惠長是同鄉，大家友情好，便向蔣介石推薦惠長。蔣介石委任惠長為航空署長，同年秋就職，但仍兼任廣東航空處長，日常工作委託劉植炎代理。 惠長任航空署長後，主要完成增加經費、增購新機、增加年青飛行員等事宜，其中第一批新購六架可塞式機，在當年底運返。在廣東航校三期畢業生中，挑選20多人，充實南京空軍飛行隊伍。 1929年11月初，原第四軍軍長張發奎對蔣介石要自己的軍隊縮編為第四師，表示不滿，拉隊伍從鄂西經湖南轉往桂北，與廣西李宗仁、黃紹雄、白崇禧所率的桂軍，聯合組織“護黨救國軍”，與南京蔣軍對抗，並企圖進攻廣東。蔣介石當時派何應欽為廣州行營主任，指揮中央軍三個師及陳銘樞、陳濟棠所屬部隊，迎戰張發奎、桂軍。同時，惠長奉蔣介石之命率領航空署人員十多人，駕駛德製容克式機、法製布提士式轟炸機及美製Wdco式飛機六架抵達廣州，指揮廣東空軍，參加對張發奎部隊作戰。 1930年初，惠長返回南京航空署，當時從美國購買的飛機陸續運到，航空署增擴四個飛機隊，加強空軍的戰鬥力。因參加內戰，違背“航空救國”的理想，又沒能制止內戰，惠長感到痛苦。1930年，惠長參加蔣介石對馮玉祥、閻錫山的中原大戰，9月9日上午9時，閻錫山在北平上台當新組成的“國民政府”主席時，惠長奉命派飛機三架，向清廷故宮投擲炸彈，落在“懷仁堂”前湖中，迫使閻錫山退出北平。 蔣介石集中陸、空軍於河北省，主力對付馮玉祥軍時，惠長指揮空軍進行偵察、轟炸和掃射，馮玉祥的前敵總指揮樊鐘秀被第三隊飛機炸死在許昌車站。 1931年，乘蔣介石拘禁胡漢民於湯山時，惠長放棄航空署長職務，隨孫科南下廣州任西南空軍總司令，支持十九路軍於上海抗戰，發出“空軍人員誓不參加內戰，不再為任何人的工具”的通電，在全國產生巨大的影響。1932年淞滬戰幕拉開後，惠長派遣丁紀徐率領混合機隊北上抗日。 1932年4月，陳濟棠突然強行撤銷空軍總司令部，惠長憤然率領一百多空軍人員前往香港，展開航空救國活動。之後，他親筆寫信給蔡廷鍇，先派劉植炎、鄭天健前往聯繫，經蔡廷鍇同意，由楊官宇、劉植炎率一百多空勤人員前往福建，組建十九路軍空軍飛機隊，惠長前往上海。蔣介石本要懲辦惠長，後經薛錦迴在軍政要人中斡旋，孫科、吳鐵城力保惠長，他被派出任古巴公使。 1937年10月，惠長擔任中山縣長，1939年中山人民抗擊日寇初期，他接受中共中山縣委“聯合抗日”的主張，領導中山縣守備隊和中山抗日先鋒總隊隊長，成為中共中山縣委的主要統戰對象。1945年7月，再次擔任中山縣長，1946年11月21日辭職。惠長卸任後，回到家鄉大環村，經營父親留給他的土地田產。 1970年、1977年，惠長偕夫人薛錦迴先後兩次到美國探望親友，抵紐約時，他下榻於誼兄陳慶雲家裡；相約空軍舊友鄭梓湘、容章炳、鄭中興等人到紐約一個海灣尋找50年前學習飛行的航空學校舊址，已面目全非，令人感慨萬千。[1] 1980年7月18日[1]，惠長在台北宴請舊部和摯友時，不幸因心臟病突發而去世，終年91歲。 中山解放前夕，張惠長常來往澳門中山之間，在澳門近西街78號有一幢房子。他把唯一的兒子張道生留在國內，長大後為國效勞。張道生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歷任廣州白雲區科委主任、政協主席，廣州市政協副秘書長；退休後繼續服務社會，並將父親的財產全部獻給國家。 1960年，台灣當局害怕中共的統戰攻勢，請張惠長到台灣。張惠長夫婦取道香港前往台灣後，被列入“不予重用”一族。[2]晚年時，張惠長十分懷念祖國，思念家鄉，1980年初向親人透露信息，準備繞道回國定居。[1]1979年冬，張道生突然接到父親從台灣經親友轉來的口信和一張照片，寄語“會到東南亞一遊”。[2] 1945年10月，國民黨六十四軍一五九師被派赴中山縣受降。張惠長剛接任中山縣長。一五九師進駐中山後，張惠長在各種集會都談到澳門問題，在採取“收復澳門”的行動之前，致力製造了氣氛。[3] 1945年11月，一五九師師長劉紹武、其轄下四七七團團長陳慶斌、第六十四軍軍部少將參謀陳郁萍組成敵前指揮部，到達前山發佈“封鎖澳門”的命令：三個步兵連分駐灣仔、平嵐、香洲，兩個步兵排分駐南屏、古鶴，一個炮兵連和一個重機槍連駐拱北，團部主力分駐翠微和前山。 張惠長帶一個保安警察大隊扼守唐家灣，同時派出兩艘登陸艇架上山炮和輕、重機槍，在澳門南灣西灣巡弋。任何車輛、船隻、人員都禁止進出澳門，一時間，澳門變成“死埠”，不但澳葡驚恐萬狀，而且澳門市民惶恐不安，一日之間，糧食和副食品漲價數倍，工業品價格狂跌，社會秩序大亂。[4] 在“封鎖澳門”幾天後，四七七團部隊連續幾晚在灣仔和前山等地進行實彈射擊演習，駛到澳門南邊海面遊弋，又不時向澳門側面實彈射擊。在前山、拱北等處，又命令炮兵連和迫擊炮連分別實施超越澳門地區上空的炮火夜間射擊。[3]當時澳葡兵力不過一千，炮艇只有兩艘，自知完全無法與國民黨軍隊抗衡；同時馳電里斯本和廣州，要求葡國當局循外交途徑為澳葡緩頰；更請求英美兩國政府出面向南京政府求情。 蔣介石考慮到“港澳一體”及“即收回澳門有擾局之虞”，同年12月下旬下令撤銷“封鎖澳門及攻佔澳門”的軍事行動。但南京政府要求澳葡政府：一，驅逐在澳日人並交粵方處理。二，驅逐共產黨人及其武裝並交粵軍處理，其資產全部查封，並交國民黨澳門支部。三，中國軍民可自由進出澳門。 1946年2月5日，第六十四軍軍長張弛及第一五九師師長劉紹武，以慰問澳門同胞為名，帶領一個加強連並帶有裝甲車等全副武裝操進澳門，同行的還有國民黨中山縣長張惠長，他帶著一個保安警察中隊荷槍實彈地進入澳門。他從陳席儒那裡獲贈一幢位於南灣街的四層英式洋樓，隨即在此設立“廣州行營駐澳聯絡專員處”，後又改為“國民黨中山縣黨部駐澳聯絡處”。[4] [1]《張惠長》，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0年10月15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32484。 [2]《辛亥舊事：護法衛國先驅張惠長》，載“中新網＂，2011年11月30日，http://www.chinanews.com/zgqj/2011/08-31/3297010.shtml。 [3]陳慶斌：《國民黨軍所謂“收復澳門”的真相》，載“廣州文史＂網，2009年10月30日，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46/200809/t20080917_8559.htm。 [4]金英傑：《瑞國民黨駐澳聯絡處曾作賭窟烏煙瘴氣》，載“澳門文物網＂，2011年11月30日，http://www.macauheritage.net/cn/Knowledge/KnowledgeContent.aspx?whid=183。

劉吉棠，原名劉兆安，字平皆，香山小欖（今屬中山市小欖鎮）人。烈士。 父親劉錦是建築工人，定居小欖鎮永寧北街。吉棠幼年家貧失學，稍長，隨父學做泥水和木工，鄉中生意較少，經常處於失業、半失業狀態。 1913年，妹夫何仲廉帶吉棠到廣州，介紹他在小市街（今解放南路）逢德金鋪當伙夫。1917年，父母為吉棠完婚，娶同鄉貧農人家女兒馮帶為妻。他比妻子大七歲，婚後十年，沒有生育。 婚後，吉棠被同鄉林兆濤僱用，在長堤先施公司後面的利武鞋店當雜工。馮帶做家庭傭工。1924年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吉棠結識一班工人階級兄弟，在共產黨的教育培養下，他成為工人運動的積極分子。同年6月省港大罷工期間，中共領導的罷工委員會知道吉棠是中山人，鬥爭性強，立場堅定，就令他脫產返回中山，在前山擔任罷工糾察隊小隊長。 吉棠堅持鬥爭一年多，1925年10月10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聯合宣告罷工結束，將駐防各屬糾察隊一律撤回，吉棠完成任務，被召回廣州參加工人運動。1927年4月15日，廣東國民黨右派繼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收繳廣州等地工人糾察隊的武器，捕殺共產黨員和工人。在組織安排下，吉棠轉移到澳門工作，馮帶隨同前往澳門。初時，吉棠在萬香旅店廚房部當雜工，不久轉到大東酒店當採購，掩護地下活動。 同年12月，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葉挺、葉劍英、惲代英、楊殷、周文雍、聶榮臻等領導廣州公社起義前，吉棠奉命秘密返回廣州參加武裝起義。事前恐機密洩漏，吉棠對馮帶稱奉店老闆之命前往廣州採購廚房用品。11月起義成功後，負責率隊駐守長堤五仙門至天字碼頭一帶警戒，與白軍隔河對峙。13日起義失敗，吉棠撤退不及，為敵所俘，押到河南國民黨第五軍李福林的軍部。 吉棠體格魁梧，聲音洪亮，沿途不斷高呼：“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共產黨萬歲！”，慷慨激昂，視死如歸，敵軍小頭目見吉棠頑強，恐他掙脫，在海幢寺附近把他槍殺。小欖同鄉胡榮，比劉吉棠小十歲。 1925年底，劉吉棠介紹胡榮來廣州當工人，兩人意氣相投，情同手足。當時胡榮尾隨其後，目睹劉吉棠英勇犧牲，非常悲憤。他乘深夜冒險，執斂劉吉棠的遺體，秘密移去河南寶崗厝放，並告知劉吉棠的妹妹劉月華，派劉吉棠的義子吳勝芳到澳門報訊。馮帶趕到寶崗見了劉吉棠的遺容最後一面，然後草草埋葬。 1935年，馮帶委託劉吉棠的二姐劉二和在廣州中山大學附中讀書的外甥何仰鎬為劉吉棠烈士執骨。在河南寶崗起出劉吉棠的骨殖時，何仰鎬見他的顱骨有彈孔，當係拔殼槍射擊致死。不久，根據劉吉棠遺孀之意，將遺骨移葬在中山小欖飛駝嶺牛崗。 劉吉棠殉難後，馮帶孑然一身，自食其力，在澳門盧九家打工幾十年，克勤克儉，略有積蓄。她年老辭工，在澳門買下一所房子自住，晚年生活勉強維持。 約1985年，馮帶耳聞目睹社會主義祖國形勢大好，城鄉百業欣欣向榮，不顧自己年邁（83歲），經常回鄉探親，受到小欖鎮人民政府熱情接待和慰問。劉吉棠在飛駝嶺牛崗的墓穴，小欖鎮政府列為保護重點單位。 [1]馮帶、何仰鎬、何季鏜：《廣州起義香山一兵》，載《中山文史》（第5-6輯），中山：中山政協，1985，第56-58頁。

陳海瀛，字無競[2]，字雪舟，號說洲[3]，號希微室主，諱海瀛，福建閩縣（今屬福州市）人。詩人、學者。 海瀛天資聰穎，勤奮好學，1902年考中舉人，之後留學日本。回國後，他任職於瓊州、桂林等地，北伐時為廣州大元帥府秘書。 1921年，海瀛隨粵軍至梧州，與桂軍作戰，創作一首《梧州軍中作》詩：“元戎牙纛次梧州，野宿霜嚴夜氣遒。縛帚書旗呼殺賊，書生志豈在封侯？＂ 之後，海瀛回到福州，在鄉居住15年。55歲後，在外避兵七年，寄寓澳門。[2] 晚年時候，海瀛返居福州，先後任教於福建法政學堂、華南女子學院、福建學院；擔任福建省政協委員、1959年聘為福建省文史館名譽館員[3]；與裡中諸子談藝自適。 1962年，海瀛80歲，油印《希微室詩稿》詩集；1973年去世，享年91歲。[2] 陳海瀛還著有《讀史記管見》、《師友感逝錄》、《希微室文稿》、《希微室詩稿》、《梧州桂林雜詩》、《希微室折枝詩話》等，編有《中國文學史》、《孟子政治論》講義等。[3] 現錄陳海瀛作於1920年的詩一首： 《至澳門觀白鴿巢花園》[2] 世外桃源且漫誇[3]，珠崖早已屬他家。強收一掬傷心淚，來坐濃陰看物華。[4] [1].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百年閩詩（1901-2000）》，福州：海風出版社，2004，第233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53頁。 [3].漫誇：休誇。 [4].物華：自然景色。

英國皇家海軍准將，業餘畫家。又譯作考德維爾。1842年隨軍至遠東，在澳門畫了一系列的水彩畫，其中《澳門聖芳濟修院及松山砲台》是他的代表作。這幅畫呈金黃色調，把古老衰敗的聖方濟修院在夕陽殘照下的沒落情調刻劃得淋漓盡至。此外，這幅畫對於研究澳門歷史和加思欄兵營一帶建築物的變遷都有很大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