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9月3日（清道光十九年七月廿六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偕同两广总督邓廷桢，统领将备管带弁兵巡阅澳门。当日，林则徐一行于早晨由前山整队出发，入关闸，巡视澳门查禁鸦片。澳葡理事官率领4名军官、100名士兵，在古关闸恭迎。林则徐一行，驻莲峰庙正殿，接见澳葡理事官，向理事官申明禁令，谕以安分守法，不许囤贮鸦片，不许徇庇奸夷。接见后，林则徐赏给澳葡官员色绫、折扇、茶叶、冰糖等中华特产，赏给士兵牛、羊、酒、面及银元400元。接着，林则徐在莲峰庙向天后、关帝神殿进香后，一行从三巴门进入澳门城区， 经大三巴牌坊、关前街、医院街、水坑尾、南湾、红窗门，至妈阁庙向天后进香，巡视了澳门主要街道。沿途督率随员抽查洋楼、民房，见租赁给不法英商的房屋已经关闭，各座洋楼没有烟土贮藏。巡视途中，居澳华民搭盖牌楼，扶老携幼，夹道欢呼。三巴、南湾、妈阁等澳葡炮台鸣炮十九响，以最高礼遇隆重欢迎。 当天中午，在澳葡官员护送下，林则徐一行离开澳门，返回前山、石岐。林则徐巡澳前已派员往澳门查户口、销鸦片，从澳门搜集外文资料编印成《澳门新闻纸》，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译报和类似的参考消息。林则徐巡澳虽只3个时辰（6小时），但影响甚大，再次显示中国政府对澳门享有主权。1989年为纪念林则徐巡阅澳门150周年， 当年12月初在澳门举行庆祝大会和“林则徐与澳门”学术研讨会，莲峰庙值理会在庙前竖立林则徐纪念雕像，并于1997年在雕像旁建成林则徐纪念馆。

当代葡萄牙国内发生的一次重大政局变动事件。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一批不满现状的中下层尉官发动政变，推翻了卡埃塔的法西斯独裁政权。5月15日，斯皮诺拉就任临时政府总统，阿德利诺•帕尔马•卡洛斯任总理。政变成功后，葡萄牙宣布实行“非殖民化政策”，放弃在海外的殖民地，先后让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独立。尔后，又宣称澳门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而是中国领土，是葡萄牙管理的特殊地区；不再把澳门当作殖民地或所谓“澳门省”，而另行制定“ 与其特殊情况相适应的章程” 管理。1 9 7 6年，葡萄牙公布新宪法，推行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准许澳门享有内部的自治权；同年又颁布了《澳门组织章程》。按照《葡萄牙共和国宪法》和《澳门组织章程》规定，澳门具有内部公权，享有行政、经济、财政及立法自治权。从此，澳门的地位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葡萄牙在1974年“四•二五”革命成功后，新政府宣布实行“非殖民化政策”，承认澳门是中国的领土，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表明态度，即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且于1975年1月宣布与台湾国民党政权断交。同年，澳葡当局也开始在澳门进行一系列行政改革，葡萄牙撤走了驻澳门的军队，解散了陆军司令部与海防司令部。为加强内部治安力量，另组织包括治安警察厅、水警稽查队等在内的保安部队。这些措施改善了澳门与内地，葡萄牙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关系。1979年2月8日，中国政府与葡萄牙政府在法国巴黎签署了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公报宣称：“两国政府将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维持其外交关系。”并决定自当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3个月内互派大使。关于澳门问题，葡萄牙政府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目前由葡萄牙政府管理，澳门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适当的时期，中葡两国政府将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中葡两国建交在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它为最后和平解决历史遗留的澳门问题打下了基础。

见中葡关于澳门前途问题的谈判。

澳葡当局镇压澳门居民事件。1966年11月，澳门氹仔居民自筹经费兴建坊众小学，因事先未向澳葡当局申请而自行架搭竹棚架，澳门市政当局派人强迫停工，当地居民不服，双方对峙。11月15日，澳葡当局出动军警殴打民众，打伤34人。氹仔居民对此表示抗议，并提出5项要求。澳门各界代表亦支持氹仔居民的要求。12月3日，澳门各界代表为氹仔事件赴澳督府请愿，澳葡当局派军警殴打请愿代表，致使45人受伤，激起澳门人民极大的愤慨，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当局的暴行，市内发生骚动，而澳葡当局不顾一切地镇压群众，又造成3人死亡，63人受伤，制造了“一二•三”血案。事后，澳门各界举行罢工罢市，愤怒群众将纪念曾于1849年率葡军侵略中国“有功”而竖立于市政厅前地美士基打（Vicente Nicolau de Mesquita）铜像拖倒，以表示强烈抗议。但澳葡当局无视群众的抗议行动，继续大规模镇压，在两天内又打死8人，打伤107人。12月5日，澳门中华学生联合会向澳葡当局提出5项严正要求，遭到拒绝。澳门人民的抗议行动，得到中国内地人民的支持。12月9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处向澳葡当局提出4项严正要求，包括接受氹仔居民的5项要求和中华学生联合会的5项要求，严惩凶手、赔偿损失、不许蒋介石特务在澳门活动等等。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严厉警告澳门葡萄牙当局》的评论员文章。1967年1月29日，澳葡当局被迫宣布无条件接受所有要求，事件遂告平息。

葡萄牙在1974年“四•二五”革命成功后，新政府宣布实行“非殖民化政策”，承认澳门是中国的领土，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表明态度，即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且于1975年1月宣布与台湾国民党政权断交。同年，澳葡当局也开始在澳门进行一系列行政改革，葡萄牙撤走了驻澳门的军队，解散了陆军司令部与海防司令部。为加强内部治安力量，另组织包括治安警察厅、水警稽查队等在内的保安部队。这些措施改善了澳门与内地，葡萄牙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关系。1979年2月8日，中国政府与葡萄牙政府在法国巴黎签署了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公报宣称：“两国政府将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维持其外交关系。”并决定自当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3个月内互派大使。关于澳门问题，葡萄牙政府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目前由葡萄牙政府管理，澳门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适当的时期，中葡两国政府将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中葡两国建交在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它为最后和平解决历史遗留的澳门问题打下了基础。

中葡谈判解决澳门历史问题。1986年5月30日，中葡两国政府发表新闻公报，决定于6月最后一周在北京开始澳门问题的会谈。中方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周南，葡方代表团团长为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梅迪纳（Rui Medina）。首轮关于澳门前途的外交谈判于1986年6月30至7月1日在北京举行，中葡经历了近9个月共四轮会谈。1987年4月13日，葡萄牙政府总理席尔瓦（又译施华高，Cavaco Silva）应邀访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共同签署《中葡联合声明》，从而圆满解决了澳门问题。

1914年，老同盟会员朱执信返回广东，准备发动讨伐龙济光之役。他与李海云、邓铿等共同部署，以澳门为据点，积极策动香山的驻军、绿林起义，未能成功。朱执信转入澳门地下活动，利用当地的特殊条件，进行起义准备工作。1915年11月，朱执信加入中华革命党，被孙中山任为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负责广东方面军事，并得到孙中山拨给的大批经费，由张发奎、薛岳、李扬敬等人协助，在澳门秘密设立讨龙军事指挥机构，同时积极扩展中华革命党组织。1916年1月，蔡锷的云南护国军一路直逼广西，龙济光调派主力部队前去堵截。朱执信抓住战机，率领中华革命党接连发动起义，但均遭龙济光重兵镇压。3月7日，组织陈策、杨虎、马伯麟等率领的敢死队，在澳门乘“永固”号轮渡劫夺“肇和”号军舰，亦告失败。在屡遭挫败后，朱信执仍不气馁，他与陈炯明在澳门就统一军事指挥等问题进行过多次会谈，并在党人的支持下，继续坚持斗争。3月底，成功地发动了钦、廉、潮、汕等地驻军起义，接着又与广东护国军一起发动了对广州的会攻。后龙济光被迫率领残部逃往海南岛，讨龙之役基本获得胜利。

当代葡萄牙国内发生的一次重大政局变动事件。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一批不满现状的中下层尉官发动政变，推翻了卡埃塔的法西斯独裁政权。5月15日，斯皮诺拉就任临时政府总统，阿德利诺•帕尔马•卡洛斯任总理。政变成功后，葡萄牙宣布实行“非殖民化政策”，放弃在海外的殖民地，先后让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独立。尔后，又宣称澳门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而是中国领土，是葡萄牙管理的特殊地区；不再把澳门当作殖民地或所谓“澳门省”，而另行制定“与其特殊情况相适应的章程”管理。1976年，葡萄牙公布新宪法，推行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准许澳门享有内部的自治权；同年又颁布了《澳门组织章程》。按照《葡萄牙共和国宪法》和《澳门组织章程》规定，澳门具有内部公权，享有行政、经济、财政及立法自治权。从此，澳门的地位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1724年（清雍正二年），清朝政府大规模驱逐西洋传敎士，澳葡政府担心清廷会进而收回澳门，就上书请求葡萄牙国王若奥五世遗使来华。1727年，葡国使臣麦德乐（Alexandre Metelo de Sousa e Menezes）经澳门抵达北京，朝觐雍正皇帝，行三跪九叩礼，呈献大量礼物，并恳请清政府保护在澳门和中国内地的葡人。雍正允准了这一请求，同意葡人继续居留澳门，并在麦德乐返澳时，给予了特别的优待。这次出使费用浩大，在澳葡萄牙人共拿出了3万両银子，其中澳葡当局承担了2.5万両。

19世纪初，海盗红旗帮在张保仔的纠合下，队伍不断扩大，已拥有600多艘帆船，8万余人。广东官兵屡次出战，常被打得大败。两广总督百龄与澳葡当局都有合作消灭海盗的意愿。1809年（清嘉庆十四年）11月23 日，百龄派3名官员前往澳门，与澳葡地方长官亚利鸦架（Miguel Arriaga）会商。双方订立临时协议，决定由澳葡当局派出6艘100吨以上的武装船，在澳门至虎门一带配合中国水师围剿海盗，为期6个月；中国政府提供8万两银子作为装备澳葡舰队的经费。协议订立后，澳葡当局很快即组建一支由6艘武装船组成的澳门舰队。舰队司令阿尔科弗雷多上校乘坐的旗舰排水量达400吨，载有26门火炮，160名船员。其余5艘武装船共有150多门火炮，近600名船员。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公司还免费为该舰队提供了大量武器和弹药。这支澳葡舰队遂成为一支战斗力相当强的海上力量。

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清政府为消灭台湾郑成功率领的抗清武装，决定实行海禁， 封锁台湾， 并颁布迁海令，将粤、闽、浙等沿海地区居民迁入内地30里或50里。澳门亦在内迁之列。1662年，澳葡当局接到夷平各个炮台，以免被郑成功占据的命令。后因顺治皇帝身边的传教士汤若望、庞迪我等人请愿斡旋， 一再申称“ 澳门有功于国”，并表示葡萄牙人自己能够对付“海盗”，才使清政府收回成命，并将香山县迁海之界线就划在前山寨、北山、闸口一带，澳门岛始获免迁。由于实行海禁，澳门反而受益，得以对外开放，继续对外贸易，成为中国保持对外贸易联系的一个主要港口。

1839年9月3日（清道光十九年七月廿六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偕同两广总督邓廷桢，统领将备管带弁兵巡阅澳门。当日，林则徐一行于早晨由前山整队出发，入关闸，巡视澳门查禁鸦片。澳葡理事官率领4名军官、100名士兵，在古关闸恭迎。林则徐一行，驻莲峰庙正殿，接见澳葡理事官，向理事官申明禁令，谕以安分守法，不许囤贮鸦片，不许徇庇奸夷。接见后，林则徐赏给澳葡官员色绫、折扇、茶叶、冰糖等中华特产，赏给士兵牛、羊、酒、面及银元400元。接着，林则徐在莲峰庙向天后、关帝神殿进香后，一行从三巴门进入澳门城区， 经大三巴牌坊、关前街、医院街、水坑尾、南湾、红窗门，至妈阁庙向天后进香，巡视了澳门主要街道。沿途督率随员抽查洋楼、民房，见租赁给不法英商的房屋已经关闭，各座洋楼没有烟土贮藏。巡视途中，居澳华民搭盖牌楼，扶老携幼，夹道欢呼。三巴、南湾、妈阁等澳葡炮台鸣炮十九响，以最高礼遇隆重欢迎。 当天中午，在澳葡官员护送下，林则徐一行离开澳门，返回前山、石岐。林则徐巡澳前已派员往澳门查户口、销鸦片，从澳门搜集外文资料编印成《澳门新闻纸》，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译报和类似的参考消息。林则徐巡澳虽只3个时辰（6小时），但影响甚大，再次显示中国政府对澳门享有主权。1989年为纪念林则徐巡阅澳门150周年， 当年12月初在澳门举行庆祝大会和“林则徐与澳门”学术研讨会，莲峰庙值理会在庙前竖立林则徐纪念雕像，并于1997年在雕像旁建成林则徐纪念馆。

1744年（清乾隆九年），第一任澳门同知印光任走马上任后，针对过去香山县官府对澳门管辖不严的状况，制定7条治澳的措施，以加强对澳葡的管理和对洋船进出港口的控制。其主要内容可归纳为4个方面：①加强稽查途经澳门、出入珠江的外国商船；②加强对在澳门的中国商贩、工匠的管理；③加强对在澳葡萄牙人的管理；④协调附近驻军对澳门地区的巡防。此后，他还制订了有关禁止在澳的中外人贩卖人口的详细条例；对犯罪的葡人应如何审判、处刑的条例；重申了清政府禁止华人入敎的禁令，并采取了查捕来澳入敎、礼拜的华人，限令在澳的中国教民于一年内“首报回籍”等措施。

1747年（清乾隆十二年），梅内泽斯（António José Teles de Meneses）出任澳门第44任总督。梅内泽斯上任后，不仅频频与中国官方发生冲突，而且用极为残暴的手段统治澳门的葡萄牙人，留下了一个“老虎”的恶名。梅内泽斯的肆意妄为很快激起葡萄牙官员和市民的公愤。当地最富裕、最有影响力的市民罗沙（Manue1 Vicente Rosa）与市议员们一起策划驱逐梅内泽斯的行动。罗沙劝说中国官员给葡印总督写信，声讨梅内泽斯的罪行，并于1749年4月向葡印总督上达澳门居民有关驱逐梅内泽斯的请求。葡印总督决定罢免梅内泽斯，任命海军上校美露（João Manuel de Mello）为新澳督，命令果阿高等法庭的法官庇利那（António Pereira e Silva）迅速前往澳门，仔细查核人们对梅内泽斯的指控。庇利那于1749年8月抵达澳门后，先后会见揭发、控诉梅内泽斯罪行的葡萄牙居民达80余人，广东方面也派已被免职的海防同知张汝霖及香山县令暴煜参与了对梅内泽斯案的勘问。经过审判，罪行确立，这头凶恶的“老虎”被游街示众，并于17 50年1月27日被押回果阿。

19世纪中叶澳葡借机向清守军报复并袭击关闸的事件。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的“关闸事件”，是关闸第二次遭受大规模进犯，且是遭受英、葡的水、陆夹攻。此次事件的引发，导火线是极力推行殖民扩张的澳督亚马留（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被望厦龙田村民沈志亮等人刺杀。1849年8月22日，亚马留被刺杀后，澳葡当局在英、美、法列强支持下，有恃无恐，借此挑起事端，于8月28日早晨，由炮兵军曹米士打基打率领100多名正规军和20名志愿军，携三门大炮，在快艇炮火支持下，对关闸发动进攻，战事扩展到拱北北岭，古关闸城楼被炮火轰毁。驻守关闸汛营的清军兵力薄弱，由于援兵未到，面对来势汹汹的葡兵，措手不及，不战而退，关闸为葡兵占据。在关闸事件中，葡兵1名重伤，清军4人死亡，葡兵且将战死的1名清兵的手臂和1名军官首级砍下，作为战利品，挂在竹竿上，带返澳门，游街示众。经此一役，清军退守前山寨。这是清王朝在澳门的主权地位受到严重挑战的一次重大事件。

明朝官兵在广东新会沿海系退葡军的一次战役。1522年（明嘉靖元年），葡萄牙人别都卢率海舰5艘、部属1000余人入侵广东新会西草湾，明备倭指柯荣、百户王应恩等率军反击，擒其首领别都卢、疏世利等42人，斩首35人，缴获葡船2艘， 均按海贼罪处死。西草湾之役明军获全胜，葡人从此逐渐放弃武力攻华之野心。

1840年（ 清道光二十年）8月19日，英军对澳门地区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他们进攻的目标是控制葡萄牙出入的关闸。中午，英军3艘军舰和运输船逼近莲花茎，向关闸和关闸附近的炮台猛烈开火。守卫关闸内外的军队除有近几个月内进驻的1300人外，还有临时赶来增援的督标参将波启善、署肇庆协副将多隆武、署抚标守备程步韩等率领的两标官兵及升任南澳镇总兵暂留香山协的惠昌耀指挥的水师，水陆官兵共达2000人左右。面对英军的攻击，中国驻军一齐出动。新授广东高廉道台暂驻澳门的易中孚率兵从澳门一带北进，多隆武、波启善等率兵自北山一带南进。惠昌耀的水师驶抵青洲海面，隔着莲花茎向英船开炮。双方展开激战，葡萄牙人按兵不动，以示中立。由于英军在武器技术方面明显占有优势，经过约1小时战斗，英军击毁关闸的界墙及附近的炮台，击败中国军队，参将波启善、守备陈宏光等负伤。接着，300名英印士兵登上莲花茎，占领关闸，并升起了英国国旗，还用关闸上的大炮轰击望厦等处的中国官兵。最后，他们搬走架设在关闸等处的20余门大炮，堵塞其余大炮的火门，放火烧毁中国军队的棚房，才登船撤离。关闸之役以中国军队的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