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漪汶，女，原籍廣州花縣（今廣州市花都區），生於香港。澳門教育家。[2]澳門富商畢侶儉與元配妻子所生的女兒。[3] 漪汶少年時代入讀澳門粵華中學，高二後轉讀培正中學。受粵華中學廖奉基校長的影響，在進步同學介紹下，她參加“群學社讀書會”，開始閱讀蘇聯進步小說，對新思想有了初步的認識。她經歷日寇侵華的磨難，與同學輾轉回到內地求學，1949年畢業於廣州嶺南大學農學院園藝系。同年，她回到澳門，在朋友支持下，接辦經濟困難的東南學校。東南學校建於1949年，已有60多年歷史，發展成為具備從幼稚園至高中完整規模的學校，學校發展每一步，都浸透了漪汶的心血。她竭盡心力為澳門培育良才，深得東南學校教師、家長、校友和學生的愛戴，凝聚成“愛國、愛澳、愛校、愛家”的東南學校精神。為迎接新中國的成立，她在東南學校升起了五星紅旗，東南學校成為澳門第一批升起五星紅旗的教育機構。 1997年，漪汶成立“東南教育促進會”，註冊為法人團體，她把用自己名義註冊、有近五十年歷史的東南學校所有財產交由該會管理。這一義舉，獲得澳門各界社會的讚揚和欽佩。 為了教育事業，漪汶鞠躬盡瘁，終生不嫁。她不僅對教育事業傾注畢生的心血和精力，而且對澳門整個教育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1949年開始，她參加澳門中華教育會工作，歷任監事、理事長，2004年起擔任副會長，為澳門教育事業立下汗馬功勞，為澳門繁榮穩定作出傑出的貢獻。1982-1994年，她擔任中華教育會理事長。期間，她與全體同仁同心協力，克服重重困難，為教師爭取提高其專業地位，為教師爭取合理的待遇，為在職教師爭取到專業文憑課程；改建教育會大樓，發展會員文體福利工作，關心老年教師生活，幫助他們解決實際的問題。 1988年9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漪汶擔任委員，與其他委員一起承擔制定頒佈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歷史使命。1993年1月起草委員會召開的第九次全體會議，正式通過澳門基本法（草案）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的設計方案。她成為澳門特區區旗設計意念最早的提起人之一。她參加澳門基本法協進會，在後過渡期積極進行宣傳和推介基本法活動；歷任廣東省第六屆、七屆、八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又任第二屆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澳門語言狀況關注委員會委員等職。 漪汶熱心辦學，關心社會，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尤其對澳門慈善事業及內地偏遠貧困地區捐資助學。她擔任澳門大專基金會會董兼監事長、澳門中華總商會教育顧問、澳門鏡湖慈善會名譽董事、中山大學澳門校友會永遠會長等職；[1]1988年榮獲澳葡政府教育勞績勳章；2003年榮獲澳門特區政府教育功績勳章。 2006年，漪汶去世，終年82歲。2007年4月24日，行政長官何厚鏵出席畢漪汶銅像揭幕儀式。[4] [1]《畢校長回顧》，載“東南學校＂網，2012年2月10日，http://www.tongnam.edu.mo/system2/school.php?fid=2&tid=2。 [2]《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0-811頁。 [3]鄭振偉：《鄺秉仁先生與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第33頁。 [4]《行政長官何厚鏵出席畢漪汶銅像揭幕儀式》，載“澳門特別行政區新聞局＂網，2007年11月24日，http://www.gcs.gov.mo/showCNImage.php?DataUcn=6538&PageLang=C。

曹聚仁，字挺岫，號聽濤，筆名袁大郎、陳思、彭觀清、丁舟等，浙江蘭溪墩頭鎮蔣畈村（今屬蘭溪市梅江鎮）人。我國現代著名作家、學者、記者，傑出愛國文化人士。 1921年，聚仁畢業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之後任教於上海多所大學；抗戰時為中國著名戰地記者；1950年後任香港《星島日報》編輯。 1956-1959年，聚仁先後多次應邀回國內採訪，1956年7月16日，周恩來邀請他參加頤和園夜宴。這次宴會經過，聚仁以《頤和園一夕談——周恩來會見記》為題，發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報》上，正式向海外傳遞國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在海內外引起震動。1959年8月23日，金門炮戰前幾天，毛主席再次接見聚仁，讓他將中共金門炮戰的目的主要是對美不對台的底細，轉告蔣氏父子。後來，聚仁在《南洋商報》發表金門炮戰的獨家重大新聞。 聚仁著有《北行小語》、《北行二語》、《北行三語》等文獻，歌頌新中國建設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原香港《大公報》顧問楊東蓴從港到京，由王芸生介紹在北京受到周總理的接見，王芸生、楊東蓴向周總理提出，中共在香港的聯絡管道有限，建議今後可否以香港《大公報》社社長費彝民為另一聯絡管道，周總理表示同意。之後，費彝民承擔部分中央政府交辦的聯絡任務，其中包括聚仁幾次到京和章士釗幾次赴港。 費彝民經辦了聚仁與北京方面交往的部分事宜，他是通過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介紹來大陸採訪的。1956年7月16日，聚仁第一次回大陸訪問北京，從此，他開始奔忙於海峽兩岸。 毛澤東在京三次接見了聚仁。其中第三次是在1959年10月13日，毛澤東與他共進午餐。聚仁談起19世紀30年代上海文化界的一些軼聞和掌故，他只是足資談助。那天他說起蔣介石50壽辰，上海影劇界有人爭搶祝壽演出，殊不知當年的藍蘋（江青）就是爭搶者之一。聚仁說漏了嘴，沒想到，這觸及江青的忌諱。事後，周恩來知道了這事。為了保護聚仁，周總理通過香港《大公報》費彝民轉告聚仁：以後不接通知，就不要來京了。 1972年1月12日，聚仁病重時，情誼深長地寫給香港《大公報》費彝民。他寫道：“昨晨，弟聽得陳仲宏（陳弘、陳毅）先生逝世的電訊，惘然久之，因為弟第一次返京，和陳先生談得最久最多。”聚仁之誠摯愛國之心、盼望祖國統一之情，溢於言表。時值大陸“文革”時期，不可能再談論國共和談事宜了。 1972年5月，聚仁再次病重，從香港移居澳門，住進鏡湖醫院。6月18日，妻子鄧珂雲趕去照顧丈夫，日夜守護在他身邊一個多月。7月23日，聚仁在澳門鏡湖醫院病逝，終年72歲。 周恩來總理聞訊，致電香港《大公報》費彝民，親自囑咐他在澳門為曹聚仁進行公祭，並成立治喪委員會，費彝民為主任委員，李子誦、李俠文、陳凡、羅孚、嚴慶澍等為委員。7月26日，在澳門鏡湖殯儀館舉行公祭出殯，費彝民致悼辭。[1] 周總理親撰曹聚仁的墓碑碑文“愛國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一句“愛國人士”，為曹聚仁蓋棺定論。葬於故鄉浙江蘭溪。 曹聚仁一生與書為伍，筆耕不輟，留下80餘種著作，4000萬言的文字。但當時曹聚仁擔負著神聖的統戰使命，加上他的工作的絕對保密性，致使他的作品在大陸和台灣同時被禁出版達30年之久；20世紀80年代初，始被兩岸當局解禁，允許出版。曹聚仁生前為兩岸和平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行動，一直鮮為人知。 後來，程思遠、童小鵬、羅青長、徐淡廬、曹藝等曾參與其事的有關人士，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充分肯定曹聚仁為祖國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精神。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思遠曾為曹聚仁研究資料中心題詞“學習聚仁先生治學精神，為弘揚中華文化作貢獻”。並在祝賀中心成立時來信說：“承示今年7月，為曹聚仁先生誕辰98周年，屆時曹聚仁先生研究資料中心，將正式宣告成立，此對於弘揚愛國主義，樹立治學楷模，具有重大意義，謹表示由衷的祝賀。”原國務院副秘書長兼總理辦公室主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童小鵬為中心題詞“曹聚仁先生為祖國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主義精神值得學習和發揚。” 解放前，在浙江金華方圓百里最有名的學校就是曹聚仁之父曹夢岐創辦的育才學校。1902年，曹夢岐創辦私立鄉村學校，成為中國鄉村教育的先驅，比著名鄉村教育家陶行知提倡鄉村教育早了30多年。曹聚仁和胞弟曹藝在解放前欲籌辦私立育才大學，由於中國解放，育才大學成為泡影。育才學校被停辦了20多年，1987年，曹藝等曹氏親屬的要求下，時任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的重視下，育才學校得以復校。但恢復的育才學校是公辦學校，師資、生源、教學品質與一般學校沒太大區別，與解放前曹家創辦的育才無法相比。曹藝生前一直為重振育才昔日雄風而奔波，直到生命最後一息。曹夢岐傾家辦學救國的精神，後人譽為“蔣畈精神”。1997年，曹聚仁的家鄉蘭溪市人民政府將投資一千餘萬元創辦的九年一貫制的市重點學校命名為“蘭溪市聚仁學校”，由柳哲出面延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思遠題寫校名。[2] [1]王鵬：《曹聚仁與香港〈大公報〉》，載“人民網＂，2013年5月13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228/c85037-20630798.html。 [2]柳哲：《百年回眸曹聚仁——紀念著名愛國文化人士曹聚仁先生誕辰100周年》，載《嶺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39-43頁。

陳權，又名陳淪，原籍新會外海（今屬江門市江海區外海鎮），生於澳門。著名工運領袖、烈士。陳淑英二兄。 兄弟姐妹五個，陳排行第二。一家人靠祖父在澳門經營一間小店鋪維持生活。他少年時，祖父不幸去世，家道從此破落。不久，母親患病早逝。父親體弱多病，被迫將長女賣給香港一戶人家；二女又被人拐走。生活的重擔落在陳一人身上，他帶著弟弟陳九榆幫人打短工，在街邊賣雲吞，卻難使一家五口得到溫飽。年邁的祖母被迫求乞度日，艱難的生活環境，使陳快速成熟起來，對這個吃人的剝削社會無比憎恨。 1915年，年僅13歲的陳帶著弟弟到香港謀生，先在海員俱樂部半工半讀，之後到“亞洲皇后”號輪船上當海員，陳九榆在九龍太古貨倉當搬運工人。不久，祖母、父親相繼去世，幼妹陳淑英也來到香港當車衣女工，陳兄妹三個相依為命。後來，在陳的影響下，陳九榆和陳淑英都參加革命。 在“亞洲皇后”船上，陳結識了比他大一歲的陳郁，並成為好友。當時海員受盡壓迫和剝削，懷著強烈的反抗意識。孫中山為革命而奔走於海內外，常與香港海員接觸，大力鼓勵海員們團結起來，為獲得應有的權益而鬥爭。陳炳生、蘇兆徵、林偉民等人於1913年在海員中成立“聯義社”，為孫中山籌措經費、運送軍械和掩護革命黨人。陳參加聯義社，並很快成為“亞洲皇后”號輪船聯義社分部的負責人。為了團結教育海員，解決大家的福利問題，他和陳郁在船上成立劇社“工餘樂社”。有一次，孫中山與宋慶齡乘坐“亞洲皇后”輪從香港到檀香山。陳特地邀請孫中山夫婦觀看“工餘樂社”社員演出的戲劇節目，孫中山看後讚不絕口，叫宋慶齡即席題寫了“聲聞湖海，誼重鄉邦”八個大字，贈送給他們留念。陳等接過這珍貴的墨寶，十分興奮。 1921年3月，林偉民、蘇兆徵等先進分子建立中國海員第一個工會組織——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陳成為該會的骨幹之一，在船上建立海員工會的支部。1922年1月，海員工會為提高工人的工資，改善勞動待遇，發動香港海員大罷工。陳帶領全船工友積極參加罷工。經過這次鬥爭，陳更加認識到工人團結鬥爭的巨大作用，他經常接近林偉民、蘇兆徵等人，熱心地為工會工作。林偉民、蘇兆徵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常對陳等工會幹部進行教育，使他對黨的認識不斷提高。1925年5月31日，英帝國主義者在上海殺害示威遊行的工人，製造“五卅”慘案。消息傳到廣州後，中共廣東區委決定發動省港大罷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帶頭回應。根據蘇兆徵的指示，陳在碼頭向海員們宣傳罷工的目的和意義，將船票分發給他們，送他們回廣州參加罷工。隨後，陳帶著弟弟陳九榆、妹妹陳淑英回到廣州。他來到越秀南路惠州會館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報到。蘇兆徵指示他帶人持廣東革命政府的告示去封閉煙館、賭館，將其改為罷工工人宿舍和飯堂。在罷工爆發後，中共廣東區委十分重視在海員中吸收黨員。1925年6-7月，陳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8月，他和梁祖誼介紹陳郁入黨。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成立黨支部，張瑞成擔任支部書記，陳和梁祖誼、陳春林、何來、方才、戴卓民等20多人為主要成員，在香港海員中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陳成為省港罷工委員會的中共黨團成員。 1925年7月，省港罷工委員會中共黨團負責人鄧中夏、蘇兆徵等接受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的提議，建立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作為罷工的最高議事機構。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是一個充分體現工人階級民主權利的機構，可以討論決定重大決策問題，選舉和罷免罷工委員會職員，制訂罷工中的一切規例和法則，在罷工鬥爭中具有至高無尚的權力。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選舉了80名海員，組成海員代表團出席罷工代表大會，代表團團長就是陳。陳十分感謝工人群眾對自己的信任，他決心全力反映海員們的意願和要求，爭取罷工的勝利。每次開會前，鄧中夏都要召集陳、彭松福、羅珠等十多名黨團員在文明路區黨委二樓開會，商量在下一次代表大會上應提出甚麼議程和方案，聽取省港委員會黨團對議案的指示。會後，陳等人就與各工會的代表交換意見，將黨的主張巧妙地在各代表團中散佈，以保證在代表大會上能通過中共黨組織提出的意見。陳領導的海員代表團人數眾多，意見統一，在代表大會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陳具有豐富的閱歷，能耐心地向眾人說明道理，使大家都心悅誠服擁護他。陳鐵面無私，敢作敢為，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的英勇鬥爭精神。1925年8月10日，工賊梁子光在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第十次會議上誣衊蘇兆徵貪污受賄，並要毆打罷工委員會顧問黃平。陳挺身而出，衝上前去制止梁子光行兇，迫使梁子光等退出會場。8月13日，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第十一次會議決定扣押梁子光。陳自告奮勇，親自帶領十多名工人到東亞酒店捉拿梁子光，押回東園關押。1926年初，省港罷工委員會會審處主任譚華澤徇私舞弊，包庇走私犯。陳知道後，檢舉了譚華澤的劣行，提議當場審訊他。接著，陳又帶人將譚華澤押到代表大會，當眾出示罪證，譚華澤不得不低頭認罪。 1926年3月31日，罷工工人代表大會舉行第一百次會議，陳總結代表大會的工作成果。他指出“各代表知道這次反帝國主義不是三兩日便可成功的，一定要很長期的奮鬥。在此長期奮鬥中，內部一定要很團結，很嚴密，才可以致勝。”當時，工人們稱陳、何耀全、彭松福、羅珠、黃釗等五人出席罷工代表大會的黨員為“五虎將”。 在省港大罷工中，中共廣東區委成功地進行廣州、香港的工會組織統一運動，加強工人階級內部的團結，為後來的革命鬥爭打下了雄厚的基礎。陳在這場鬥爭中作出了較大的貢獻。l925年7月下旬，鄧中夏兩次召集蘇兆徵、李森、何耀全、林昌熾、陳等人在區黨委開會，認為在香港除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等屬大產業工會外，其他大多數工會都是行會和同鄉會，不符合國際職工工會的組織原則。香港不少工會被黑社會人物或品行不端的人把持，組織散漫，行動不統一，嚴重影響省港罷工鬥爭的深入開展。因此，鄧中夏、李森等提出培養工運骨幹，教育、爭取廣大工人群眾，先按產業建立現代工會，然後再成立香港統一的工會組織。同年冬，海員黨支部決定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為核心，策動香港運輸業工會的大聯合。11月初的一天，他們組織在廣州的海員在越秀山海員路舉行遊行活動，參加人數達七八千人，並邀請香港各工會的負責人出席。蘇兆徵、陳、戴卓民先後站在海員亭上發表演講，號召香港運輸行業的工人發揚1922年海員大罷工的光榮傳統，立即聯合起來，在統一的工會領導下形成一支強大的力量，在反帝鬥爭中起先鋒作用。工人們聽後紛紛鼓掌表示贊成。1926年1月3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在廣州太平戲院召開全體同人大會，討論改組問題，陳、何來、唐漢、張瑞成相繼發言，說明改組海員工會組織的重要性。大會選出蘇兆徵、陳等一百名代表參加即將舉行的全國海員代表大會，1月5日，全國海員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幕式在文明路廣東大學舉行，到會代表和來賓一千多人，陳擔任大會的宣佈員（執行主席）。1月7日中午，全國海員代表大會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禮堂舉行第一次會議，陳又被推選為臨時主席。1月9日，大會決定成立全國海員總工會，選舉蘇兆徵、譚華澤、陳等15人為執行委員。1月16日，全國海員總工會在陳的主持下召開第一次執委會議，公推蘇兆徵擔任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擔任組織部主任兼調查部主任，並和何來等一起負責廣州分會工作。全國海員總工會成立，促進全國海員的團結，對其他行業的工會影響甚大。在黨培養下，陳從一個普通的海員成長為全國海員的領袖之一。同年1月15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在海員俱樂部召集香港汽車、郵差、內河、集賢、帆船等工會代表開會，陳擔任會議主席。大家一致贊成組織香港運輸業工會聯合會。3月1日晚，陳參加運輸業工會的籌備會議，並負責起草工會的組織章程。3月19日，香港運輸業工會聯合會在省教育會禮堂舉行成立典禮。3月26日，陳在香港運輸工會代表大會上提出組織章程草案，徵求大家的意見。經代表們討論後加以修改，得到大會的一致通過，4月10日，香港金屬業總工會宣佈成立。這時，中華全國總工會為慶祝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的召開，認為統一香港工會組織已成熟，決定以香港運輸業工會聯合會、香港金屬業總工會為兩大支柱，帶動各行各業工會，成立香港總工會。4月4日晚，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劉少奇在惠州會館主持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馮敬、陳、黃金源等24人被推選為香港總工會籌委會委員。陳負責籌委會秘書處工作。4月9日，籌委會在東園訓育亭開會，陳擔任宣佈員。4月15日，香港總工會在歡東路國民黨中央黨部禮堂舉行成立大會，陳是大會主持人之一。次日，他被選舉為大會主席團成員。4月23日，香港各工會代表經過八小時的投票選舉，選出馮敬、陳等21人為香港總工會第一屆執行委員。4月25日，香港總工會代表大會閉幕，陳在會上作了大會經過的報告。5月1日，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陳作為海員代表參加大會。之後，陳作為香港總工會的負責人之一，活躍在省港工運戰線上。1926年5月26日，香港總工會召開常務會議，負責組織部工作的陳作了情況彙報。6月27日，香港總工會召開第九次常務會議，陳作了組織發展的報告。7月13日，海員勞動童子團成立，陳代表全國海員總工會為成立典禮揭幕。7月19日，香港總工會召開第十二次常務會議，陳總結組織部的工作。同年冬，他與一個海員的女兒謝有容結婚。 1926年10月，省港大罷工結束，陳參加處理罷工工人的善後工作。11月初，他到香港交涉海員的復工問題。1927年初，受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委派，陳前往比利時參加世界反帝國主義及殖民地侵略大會。同年5月初，他回到香港，知道廣州發生“四一五”政變，大批工友倒在敵人的屠刀下，感到無比悲憤。他在香港銅鑼灣租了一所房子，領導省港海員與敵人鬥爭。他建立海員義勇團、罷工維持隊等工人秘密團體。6月19日，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在武漢召開，陳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同年8月11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決定成立南方局，陳被任命為南方局成員。9月下旬，他又赴汕頭準備運送軍械給南昌起義軍。10月15日，他當選為中共廣東省委委員，並投入到廣州起義的準備工作中去。12月初，大部分省委領導人回穗參加起義，陳留在香港工作。1928年初，陳被調到上海工作，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務委員，領導長江中下游的海員工人運動。他在上海四川路仁智里開設怡安俱樂部，作為聯絡站。1929年2月，敵人在愉安俱樂部逮捕陳等人。他在敵人審訊時編造一套假口供，說自己名叫陳淪，是一個海員，因到怡安俱樂部找人而被誤捕。敵人摸不清陳的底細，判了他八年有期徒刑。在監獄中，他表現出無比堅定的革命意志。當妻子來探監時，他勸妻子不要傷心，將唯一的女兒撫養成人。他托妻子轉告妹妹陳淑英，要她努力為黨工作，隨時準備流血犧牲。 1929年冬，陳患了重病，獄方不給治療。同年11月1日，陳含恨病逝，年僅27歲。 陳權長期在廣州從事工人運動，是省港聞名的工人領袖。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民政部追認陳權為革命烈士。[1] [1]《陳權》，載“中國廣州網＂，2008年8月8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陳康大，又名陳龍，生於香山斗門南山（今屬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南山村）。 康大18歲時，隨父兄經澳門，飄洋過海到美國加里福尼亞謀生，起初，他白天在胞兄開設的米店做搬運工，晚上到華人區教堂學習英文，學得一口流利的英語。這對他日後與洋人打交道和事業發展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 兩年後，康大在加州薩克拉門地區，按照四六分成，租種2000英畝土地種植蘆筍（龍鬚菜），每年僱用華人農工五千餘人。[1] 1906年，康大轉到桑尤幹墾區在北加州三角洲中南部斯托克頓附近，以每年7000元租金租下1125英畝土地，種植馬鈴薯和穀物。他與許多華人佃農一樣，同時租種幾家地主的土地，但他經營規模很大。20世紀30至40年代，他在三角洲租種土地，幾乎構成一個農業帝國。20多年來，康大一直是薩克拉門—桑‧尤幹三角洲中心最大經營者。1913年，他在俄勒岡科雷默斯瀑布附近買下2000英畝土地，僱人種植優質馬鈴薯。30年代，除供應加州市場外，康大的馬鈴薯銷售到美國其他地方，因此，康大被稱為“薯仔大王”。 康大出身於中國南方農村，放過牛，念過私塾，但他並不擅長耕種技術，而他善於經營管理。他每年僱用五六百名農業工人，既有華人，又有墨西哥人，擁有70匹馬和兩艘駁船用作運輸。他自己乘船或乘馬車經常來往於各片土地之間，進行籌畫和監督耕種。 康大生育五子：陳榮、陳華、陳富、陳貴、陳壽。他們說，父親的成功，主要在於他擅長與地主、債主們談判；懂得找多少工人進行耕種、收割；懂得如何運送工人、安排他們的工作和食宿及把握市場行情，以最好的價格將馬鈴薯等農產品銷售出去，所以，經營狀況特別好，每年從農業上獲取十多萬美元的利潤。 除在三角洲經營馬鈴薯種植業外，康大把業務擴展到其他領域中去。1884-1900年，他在阿拉斯加包裝協會的大馬哈魚罐頭廠當“包工頭”，後在薩克拉門加利福尼亞州首府開設一家星記公司；在三藩市開設一家出口公司和一家“上海大公司”的包裝公司。當時，他在中國最大商業機構之一的上海永安公司購買不少股票。1919年，陳氏家族成員成立一個“美國華人農場總公司”，資本達到100萬美元。 康大羈旅異邦，心懷桑梓。辛亥革命前夕，在同盟會會員、旅美同鄉陳耀恆的影響下，他積極回應孫中山在美國向華僑發出的“踴躍捐資，以助成革命大業”號召，捐款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並經陳耀恆引薦結識孫中山，他們多次在三藩市陳典敬（珠海斗門華僑）開設的“五湖藥店”見面，親自聆聽孫中山宣傳革命反清的道理。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不少旅美華僑失業，生活無著。康大樂意安排他們在自己的企業工作，薪酬特別優厚。20世紀20年代，家鄉盜賊蜂起，雞犬不寧。康大聞訊，慨然捐款資助南山鄉建造一座防禦性的碉樓“鎮南樓”，捐款購置槍械，增強家鄉的聯防力量，一直到抗戰時期，鄉親們仍使用“康大公的槍”。1938年，南山鄉一群進步青年為了抗日戰爭的需要，興辦活然小學（後更名前鋒小學），當時在澳門定居的康大慷慨出資贊助。 康大憑著智慧和毅力，在美國環境中艱苦創業成長起來的華僑企業家和資本家。雖為巨富，但他從不炫耀，生活儉樸，樂善好施，常常接濟有困難的鄉親。一輛小汽車成為他唯一的“奢侈品”。他不惜把財富用於擴大再生產和公益事業。 康大是第一個擁有福特牌履帶拖拉機的華人。1933年，他結束在美國半個多世紀的創業生涯，回國安度晚年。[1][2]20世紀20年代，他在澳門荷蘭園一帶買房定居，經商貿易。[3] 1939年，康大在澳門逝世，終年75歲。 其長子陳榮在三藩市經營公司。次子陳華管理星記領地。三子陳富以管拜倫領地。四子陳貴負責俄勒岡的土地，後加入商船隊，再後開餐館。五子陳壽是一個菊花種植者。[4] 1989年，孫子陳國男等捐獻鉅款給家鄉興建一座新學校，鄉親父老將學校命名為“南山康大學校”，以作紀念。之後，陳國男每年捐贈500美元給學校用於獎學獎教，深受鄉親和師生的讚揚。 一個世紀以來，康大子孫昌盛，人才輩出，現今定居在美國的有三四百人。他們當中有“菊花大王”、“玫瑰大王”、醫學教授、牙科醫師、工程師、律師、廚師、神學士等。每年7月的第二個星期天，聚居在加州陳氏族人舉行一次陳氏家族野餐會，陳康大的孫輩輪流主持，與會者二百多人，熱鬧非凡。 陳康大的事業取得巨大的成功，後人將他的名字和事蹟載入加州的史冊。著名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麥禮謙將他的事蹟收錄在《美國華僑簡史》一書。[1][2] 2001年7月，陳氏家族一行19人，在陳國男的帶領下回家鄉尋根訪祖。陳國男生於澳門，並在澳門讀書，12歲時隨家人移民美國加州。大學畢業後專攻玫瑰花的改良栽培，有“加州玫瑰花王”的美譽；擁有聖荷西最大的花卉種植園，是聖荷西所屬的聖地克拉拉郡農場局主席和第一位華城市規劃委員。聖荷西是世界著名的矽谷，當年華人在政界幾乎沒有代表。作為灣區菊花會創始人之一，農學專家陳國男帶動和扶助了一批亞裔人士參政，為爭取亞裔權益積極奔走，並推動灣區華裔青年參與公眾事務，參與創建為亞裔移民提供各種服務的社區機構亞美社區協進會。[5] 2007年7月4日，陳國男遺孀率領陳氏家族一行16人，在珠海市、區、鎮僑務部門領導的陪同下，回到斗門區乾務鎮南山村尋根訪祖，參觀南山康大學校及祖屋，並探望親人，增強與家鄉聯繫。陳國男夫人表示，他們在美非常想念家鄉。今次回鄉，發現珠海發生很大變化，感到很高興。南山康大學校2003年併入五山中心小學，該校佔在面積十萬平方米，政府投資3500萬，是一所設備、功能齊全的省一級學校。原南山康大學校現成為五山中心幼稚園。陳夫人表示，康大學校雖不存在了，但陳氏家族對家鄉教育事業的關心和支持會持續下去，今後每年他們將從美國的陳國男基金會中拿出部分資金，説明家鄉的貧困學生。[6] 2009年3月，美國第十大城市、灣區聖荷西舉行揭牌儀式，“陳國男郵政大樓”在眾人歡呼聲中正式更名。陳國男的親屬及加州灣區地方官員、各界人士、華人代表等出席揭牌儀式。[5] [1]《陳康大》，載“珠海檔案資訊網＂，2012年12月18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區達權：《美國“薯仔大王”陳康大》，載《珠海特區報》，2008年7月16日。 [3]羅祖寧：《鄉情，為四化建設添磚加瓦》，載“珠海市地情網＂，2010年11月28日，http://www.gd-info.gov.cn/shtml/zh/zszh/2009/09/04/11613.shtml。 [4]《乾務歷史人物》，載“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網，2011年6月21日，http://qianwu.zhnews.net/2010/1022/190.html。 [5]《以斗門華僑命名美國陳國男郵政大樓聖荷西揭牌》，載“廣東僑網＂，2010年5月30日，http://www.gdoverseaschn.com.cn/qw2index/2006dfqw/2006dfqwzh/200903170006.htm。 [6]《美國著名僑領陳康大後裔返珠海尋根》，載“廣東僑網＂，2008年12月10日，http://gocn.southcn.com/qw2index/2006xgzl/2006xgbd/200707060011.htm。

戴成功，女，原籍廣東省五華縣，生於香港。孫婉與戴恩賽之女、孫中山外孫女。 成功定居澳門，在澳門粵華中學完成小學、中學學業。1955年1月，父親戴恩賽病逝後，她與母親孫婉相依為命，照料母親生活，終身未嫁。[1] 1979年初夏，一直居住澳門的成功前往北京拜見外祖母宋慶齡時，得知自己同母異父的兄長王弘之在上海。之後，成功來到上海與王弘之相見。 成功回到澳門後，把自己在上海見到哥哥王弘之的消息告訴給母親孫婉，並拿出她與王弘之的合影。孫婉戴上老花鏡仔細看了看兒子說，分手時還是個小孩，如今已變成老頭子。 成功告訴母親，哥哥王弘之將於7月份來澳門時，孫婉屈指數了數，高興地對女兒說，馬上就要見到你哥哥了！ 當時孫婉興奮過度，血壓驟然上升，雖送醫院搶救，終因醫治無效，1979年6月3日與世長辭，留下了未能與兒子再見一面的遺憾。 噩耗傳到上海，王弘之痛不欲生。1988年，王弘之來到香港與1947年離滬赴台的姐姐王蕙第一次相見。1989年，王蕙回上海看望王弘之，邀請弟弟到台灣探親。1991年7月，王弘之生平第一次踏上祖國寶島台灣，再度與姐姐王蕙相會。更使王弘之高興的是，父親王伯秋照片等資料，在廣東中山翠亨村孫中山故居紀念館陳列室展出。 孫中山有四個外孫，都是孫婉所生。孫婉經歷兩次婚姻，共生育四個孩子。他們是長女孫王蕙、長孫子王弘之，次孫女成功和幼孫子戴永豐。廣州解放前夕，戴永豐沒有隨父母到澳門，留在廣州，進入嶺南大學攻讀畜牧，取得碩士學位，並留校從事畜牧免疫學研究；後來，不幸患上肺結核，咯血不止，窒息而死。[2] 1981年5月27日成功與孫科的女兒孫穗英、孫穗華及已抵京的其他親屬一起，前往宋慶齡的住宅，看望外祖母宋慶齡，在她的病榻前問安。[3] 1985年2月9日、10月8日，成功回到翠亨參觀；1985年11月12日，成功到翠亨參加孫中山誕辰119周年紀念活動。 1988年1月6日，成功回到五華縣河東鎮澄塘村尋根問祖，受到該縣黨政領導和群眾的熱烈歡迎和接待。 1991年4月9日，成功因嚴重糖尿病引起腎功能衰竭，不幸在澳門鏡湖醫院去世，終年69歲。. 戴成功的喪禮十分隆重，除澳門各界人士參加外，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務院、港澳辦、新華社澳門分社和香港分社及廣東省政協都送了花圈。戴成功生前熱愛祖國，關心祖國的統一，20世紀80年代擔任第五、第六屆廣東省政協委員。[1] [1]《戴成功》，載“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網，2012年3月2日，http://www.sunyat-sen.org/sun/showqshy.php?id=27。 [2]《孫中山先生的婚姻與後代》，載“網易＂網，2010年2月12日，http://book.163.com/09/1023/14/5MALTTS400923INP_3.html。 [3]《戴成功看望外祖母宋慶齡》，載《人民日報》，1981年5月28日。

黃家儉，曾用名黃儉，香山縣斗門大濠涌（今屬珠海市斗門區斗門鎮大濠沖村）人。烈士。 1939年，黃家儉調到中共黨組織報艇工作，1940年6月，報艇從澳門運進步報刊、書籍回斗門，駛到澳門三塘口被日寇發現，在艇上搜出新華社電訊稿、《新華日報》等抗日報章，日寇將艇上人員押至馬羅洲，後轉押灣仔銀坑石排殺害。[1] [1]《斗門縣抗日、解放戰爭時期革命烈士名錄》，載“斗門區地情網＂，2012年11月11日，http://dmq.gd-info.gov.cn/books/dtree/showbook.jsp?stype=v&paths=9971&siteid=dmq&sitename=斗門區地情網。

廣東中山人。北京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本科畢業。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顧問，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顧問，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會長，澳門中山同鄉聯誼會監事長，澳門博彩研究學會、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中醫藥學會顧問等。歷任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副主任及兼職首席研究員，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委員、廣東省中山市政協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澳門校友會創會會長等。主要編著有《澳門經濟年鑑》、《澳門問題》、《澳門教育改革》等。曾發表評論和論文3000餘篇，1992年及1995年先後獲英國劍橋傳記中心（IBC）世界智慧名人榮譽證書和美國傳記研究中心（ABI）頒發世界名人證書。2005年1月於澳門逝世。

廣東台山人，生於澳門，趙斑斕之子。曾任廣東省政協委員，第七、八屆全國人大代表，澳門政府諮詢委員會委員，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華僑報》社長，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理事長、監事長，澳門台山同鄉會會長，趙斑斕文化藝術館館長，澳門基本法協進會監事等職務。

憲法學家。湖南祁陽人。1947-1951年在北京大學法律系讀本科，1954-1959年在蘇聯列寧格勒大學讀研究生獲國家法副博士學位，其後一直從教北京大學法律系、法學院，任教授、博士生導師。除文革期間下放勞動外，長期擔任法律系副主任共30餘年，教授憲法學、中國憲法等課程。曾任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總幹事、名譽會長，北京市法學會副會長、名譽會長，中國社團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香港法律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國際交流協會理事，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仲裁員，北京大學職稱評審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學報（社科版）編輯委員會副主任。2000年參與創建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擔任該院院長至2004年。2003年12月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1979年，參加《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選舉法》的草擬及修改工作；1980-1982年現行憲法起草時，作為憲法修改委員會秘書處成員參加了整個起草制定工作。1985-1990年擔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1988-1993年擔任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參與兩部基本法的起草制定工作並擔任政治體制小組的召集人。1995-1997年擔任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委員，1998-1999年擔任澳門特區籌備委員會委員，參與兩個特別行政區的籌備工作並擔任政治小組的召集人。1999年至2004年，擔任全國人大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自著、主編了《論新憲法的新發展》、《我國現行憲法的誕生》、《憲法學概論》、《憲法學》、《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律制度》、《一國兩制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論憲法》、《論香港基本法》、《論澳門基本法》、《論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制》等專著。2005年1月於澳門逝世。

商人。廣東南海人。早年助父經商，1910年為岑春煊所設新軍籌集軍需品，後又承攬陳炯明陸軍軍需品的供應，成為暴發戶。1915年起，在廣州開辦煙賭業，1920年陳炯明任廣東省省長兼粵軍總司令時禁止煙賭，遂逃至香港，入葡萄牙籍。1925年後，先後在宋子文、陳濟棠支持下，大辦煙賭業，以所得利潤開辦企業。1936年因參與陳濟棠、李宗仁等人倒蔣（介石）活動，避居香港。1938年在澳門經營木柴生意，並投資興建國際酒店。1939年秋在香港病卒。

商人。廣東新會人，生於香港。1945年移居澳門。香港英皇書院畢業、曾就讀香港大學預科。曾任澳門政務委員會非官守職員華人代表、葡國紅十字會澳門分會華人委員、台灣陽明山國事會談澳門區代表、秘魯駐澳門名譽總領事、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澳門基本法協進會委員、澳門可口可樂公司董事長、珠海可口可樂公司名譽董事長、珠海市政協委員、美國塞班島可口可樂公司董事長、香港遠東系統（中國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武漢遠東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名譽董事長、美國李氏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美國加州百國遊歷會唯一華人會員、北京中國公共關係協會高級顧問、北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北京中華老人文化交流促進會顧問、北京徐霞客研究會名譽理事。

崔德祺，祖籍新會雙水（今屬江門市新會區雙水鎮）崔嘉亨村，生於澳門。澳門著名實業家、大慈善家、社會活動家、書畫家。崔世安叔叔。 德祺早年在聖若瑟修道院肄業，後在廣東中德建築工程學校和廣東救護調劑學校畢業，在澳門從事建築等行業數十年，在澳門建築行業和工商界中享有盛譽。 德祺擔任澳門又和建築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擁有多家規模宏大企業，事業興旺。大半個世紀以來，他不但在澳門工商業創造出驕人的業績，而且一貫致力服務澳門社會，很早成為澳門政界的重要人物、大慈善家和社會活動家。 20世紀50年代，德祺歷任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建築置業商會會長，先後出任澳門政府立法會副主席、市政執委副主席及代主席、社會福利處華人委員、澳門同善堂值理會主席、東亞大學校董、濠江中學校董會副董事長及澳門新會同鄉會會長等職。 為實現澳門順利回歸，德祺擔任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主任，澳門基本法協進會會員，為澳門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和社會福利事業發展作出重要的貢獻。他擁護祖國統一，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收回澳門主權；不顧商務繁忙，樂於擔任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主任，為澳門主權回歸祖國和維護澳門的長期繁榮安定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澳門政府與民間溝通、澳門社會法治和社會事務管理等方面，貢獻尤其突出。[1] 1966年，德祺獲葡萄牙政府頒授慈善功績司令級勳銜；1980年獲葡萄牙政府頒授慈善功績爵士級勳銜；1984年獲澳門總督頒授文化功績勳章；1986年3月，被澳門東亞大學授予社會科學榮譽博士稱號；1989年獲澳門總督頒授英勇勳章；1990年獲葡萄牙政府頒授紅十字會勳章；1995年獲葡萄牙政府頒授公民功績高級軍官勳章；1999年獲葡萄牙政府頒授王子大十字勳章[2]；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後，2001年獲澳門特別行政區頒授金蓮花榮譽勳章；2006年獲澳門特區政府頒授大蓮花榮譽勳章。[2] 德祺熱愛祖國，關心國家建設。1954年，他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並多次應邀赴京觀禮；同時，擔任廣東省第一屆至第七屆政協委員、常委，是澳門愛國先行者之一。1955-1956年，他獲周恩來總理多次親切接見。他的公司是澳門第一個公開升起五星紅旗的機構。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和黑社會特務分子趁他從酒店出來之際，用黑槍打他，意圖暗殺。80年代以來，鄧小平接見了德祺，對他的愛國愛鄉之情讚不絕口；江澤民與他合照。 1954年，德祺隨一位旅澳鄉親首次回到家鄉，雖已隔數代，但一種濃厚的鄉情和親切的感覺，使他無法忘懷這片祖輩生活過的土地。之後，他經常回鄉，熱心支援家鄉社會主義建設。80年代開始，他每年都回新會過春節，拜會新會有關領導、親友，共同商討建設家鄉的大計，隨他一起回來的還有澳門實業家和知名人士，他希望借機向家鄉的領導們引介澳門和海外的企業家回來投資興辦實業，促進家鄉的經濟建設。 1958年2月至1981年5月，德祺一直擔任新會縣多屆政協委員，並擔任副主席。他對廣東，特別是家鄉新會建設提出不少寶貴的意見。十多年來，他和妻子何麗貞一起在家鄉捐資興辦和協辦20多個公益項目，包括新會華僑中學、環城中學、雙水鎮沙路小學、新會機關幼稚園、新會體育訓練館、新會僑聯大廈、岡州賓館、圭峰賓館、玉台寺、崖山祠、岡州畫院、新會中醫院、雙水鎮衛生院及新會急救中心等。 1996年，德祺回鄉，向新會統戰部林奕鵬常務副部長提出下鄉看看。林部長和德祺來到他從未到過的睦洲鎮。睦洲鎮敬老院不但乾淨舒適，而且老人們衣著整潔，精神奕奕，過得開心愉快。德祺對此非常滿意。他對林部長說，我要捐助20萬元做基金，幫助他們把敬老院搞得更好。捐款消息宣佈後，睦洲鎮政府領導梁養勝和陳金城非常感激，私下對林部長說我們發夢也沒想到有這麼多捐款。德祺跟睦洲非親非故，主動捐出鉅資，令人感動不已。 1996年12月，德祺倡議成立“雙水鎮獨居老人生活籌辦會”，親自帶頭捐款，並發動港澳人士捐款，籌集了一筆基金，基金每月撥出款項幫助75位孤寡老人改善生活。這一善舉，開創新會公益事業的先河，取得良好的社會效益，人們交口稱讚。 2001年，德祺得知新會急救中心缺少先進的儀器，主動用十多萬港幣在美購買一台先進儀器贈送給急救中心，有了這台先進儀器，使病人得到更好的救治。 除個人帶頭慷慨捐資外，德祺積極發動澳門新會鄉親為家鄉建設出力。他是澳門新會同鄉會第一至十三屆會長，在他的帶領下，該會成為澳門一個實力雄厚、社會影響較大的社團。他充分利用自己在鄉親中的威望和影響，引導會員們支持家鄉公益事業。 德祺是一位畫家。他的美術作品多次入選全國美術展覽。他對熱心社會文化和體育、慈善事業，對醫學、國畫、音樂等頗有研究，出任澳門兵乓球協會總會副會長、籃球聯合會副會長、游泳聯合會副會長、雀聯及新花園等體育會會長、體育會委員、澳門建設研究委員會華人委員、頤園書畫會主任委員、濠鏡音樂會副會長。 20世紀50年代，德祺組織成立“頤園書畫會”，定期舉行雅集和開展交流活動，為推動國內外書畫藝術交流做了不少工作。從80年代開始，他倡議舉辦澳門、中山、新會書畫聯展，參加三地巡迴展出。 1982年，為推動家鄉書畫藝術，德祺捐資50萬港元，在會城公園路建起一座600平方米的“岡州畫院”，希望將岡州畫院辦成一個藝術交流場所，一個青少年美術培訓、交流基地和一個藝術展覽場所。為了提高岡州畫院的展覽條件，他多次出資增添展覽設施，並在澳門收集畫冊帶回畫院圖書室收藏。在他的關心和支援下，該畫院的展覽條件不斷提高，長期免費提供給有關單位和藝術團體舉辦展覽。近年來，岡州畫院多次為澳門頤園書畫會的書畫家舉辦展覽，接待來自美國、日本、新加坡等國家的藝術團體及來自北京、上海、天津、廣州、四川、廣西、香港、台灣等地畫家，並為他們寫生、交流、舉辦展覽提供良好的服務。德祺積極配合新會文化景觀建設，為崖山祠碑廊、碧霞樓碑廊及小鳥天堂“榕蔭滴翠”石刻書丹，參與岡州畫院贈送給新會體育館的巨幅國畫《再上新高峰》的繪製工作。1991年5月26日，澳門、中山、新會書畫作品聯展暨岡州畫院落成典禮在岡州畫院隆重舉行，除回來參加揭幕儀式外，德祺後來帶上作品參展。當時中國國畫大師黎雄才伉儷、省美協主席湯小銘以及中山、新會兩地領導都前往觀禮，大家對德祺為弘揚祖國傳統文化、振興家鄉文化事業的美德，高度讚賞。 德祺如光風霽月的人品與胸懷，一直為人們敬仰。新會縣人民政府、雙水鎮人民政府和新會岡州賓館為了讓後人銘記德祺的功德，先後立三座豐碑，碑文言簡意賅，高度概括德祺的功德善舉和貢獻。 2007年10月24日，德祺因病在澳門去世，享年95歲。[2][3] 何麗貞是澳門婦女運動領袖，1956年加入婦聯開始，歷任婦聯執委會副主席，並兼任康樂、聯誼等部部長；1986年婦聯改為理監事會制後任副理事長；1993年任婦聯副會長，2000年任會長；2008年卸任婦聯領導層職務，改任榮譽會長；長期推動澳門婦幼事業發展。[4] 崔德祺夫婦生育子女三個，子女早年負笈美國讀書，事業有成，服務社會。長女崔筱瑜在美任職資料分析工作。長子崔世平獲美國柏克萊大學土木工程學碩士學位，後獲北京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城市規劃專業博士學位、工程師，現任第十屆澳門特區全國人大代表、澳門立法會議員、科技委員會委員。次子崔世業為設計師，取得美國加州藝術學院平面設計碩士，現居美國執業。[5] 侄子崔世安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三任長官。 [1].張瑞亨：《崔德祺先生的桑梓情（葵鄉赤子情）》，江門：新會政協，2006，第97-102頁。 [2].《崔德祺》，載“江門新會區＂網，2012年12月3日，http://www.xinhui.gov.cn/xhlsrwzl/rwmc/201209/t20120905_32933.html。 [3].《50、崔德祺》，載“中國江門網＂，2013年3月16日，http://www.jmnews.com.cn/bw/Votes/disp.aspx?data_id=231039。 [4].《何麗貞：秉承傳統推動婦女事業》，載《澳門月刊》，2010年11月2日，http://www.macaumonthly.net/Article/zttg/200806/20080603000000_527.html。 [5].《崔德祺》，載“互動百科＂網，2013年3月21日，http://www.hudong.com/wiki/%E5%B4%94%E5%BE%B7%E7%A5%BA?prd=so_1_doc。

葉挺，原名葉洵，字希夷，祖籍廣東省興寧市合水鎮，生於廣東省惠陽縣秋長鎮周田村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2]無產階級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始人之一。 兄弟姐妹十個，生活十分清苦。葉自小聰明伶俐，勤奮好學，在村裡跟騰雲私塾先生學習時，開始接受民族主義思想的教育。他16歲時，考入廣州黃埔陸軍小學第七期，後進入湖北陸軍第二學校學習。1916年，因成績優異，他被保送入當時中國最高的軍事學府——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工兵科學習，從此踏上了職業軍人的生涯。當時，他非常喜歡閱讀由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 1917年冬，葉參加由孫中山在福建漳州組建的援閩粵軍，成為孫中山的忠實追隨者。 1921年，葉被任命為孫中山大元帥府警衛團第二營營長。1922年6月16日凌晨，廣東軍閥陳炯明命令部隊圍攻總統府，發動叛亂，孫中山因事先得到情報得以秘密離開，但已懷孕的夫人宋慶齡卻被叛軍包圍在廣州粵秀樓。葉冒著生命危險，掩護宋慶齡從叛軍的重圍中脫險，登上“永豐”號艦與孫中山會合。宋慶齡因驚嚇不幸流產，但葉的英勇和忠誠，卻贏得孫中山和宋慶齡的讚賞和感激。 1924年，在孫中山的推薦下，葉作為第一個國民黨黨員，前往莫斯科東方大學進修，翌年春天，轉入蘇聯紅軍學校中國班深造。他很快接受共產主義思想，10月，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9月，因要參與組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葉回到廣東。期間，他認識了廣東省立執信女子中學高材生、17歲少女李秀文。 李秀文生於1907年，比葉小11歲，祖籍廣東東莞，定居澳門。其父李少村是一位開明紳士，賢達愛國，家境較富裕，在父親和時代的影響下，開朗大方的李秀文非常關心時事，經常閱讀一些進步文章。 葉有一位同事住在李家對面，他每次到同事家的時候，碰到李秀文的弟弟在街上玩。葉很喜歡小孩，常跟李秀文的弟弟玩，一來二往，認識了李秀文。談婚論嫁時，李家說，你是一個窮光蛋，還沒當上團長，不可能娶到我的女兒。你當團長以後，就可以跟我的女兒結婚了。 1926年2月，葉和李秀文在廣東肇慶一棟臨湖的別墅裡舉行婚禮，證婚人是當時高要縣長，男方主婚人是葉的堂兄，女方主婚人是李少村，司儀由獨立團團部一位副官擔任，婚禮十分簡單，連樂隊也沒有請，參加人員只有雙方的親朋好友，宴會也很簡單，甚至還不如其他部隊一個連長的婚禮。 此時的葉已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團長。獨立團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支武裝力量，骨幹成員多為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閱江樓就是當年獨立團團部所在地。 1926年5月1日，葉新婚還不滿三個月，他率領獨立團作為北伐先遣隊，從肇慶經韶關挺進湖南，揭開北伐戰爭的序幕。北伐戰爭中，葉的獨立團在武漢週邊的汀泗橋、賀勝橋擊潰了吳佩孚主力，為北伐軍佔領武漢三鎮立下了頭功。 獨立團英勇善戰，紀律嚴明，受到百姓們的愛戴和讚揚，為第四軍贏得“鐵軍”的稱號。葉被譽為“北伐名將”，並被國民政府破格從團長提升為少將。 1927年8月1日，葉率部參加南昌起義。同年12月11日，他作為軍事總指揮參與領導“廣州起義”。因敵強我弱，“廣州起義”失敗。因此，葉受到李立三、王明等人片面指責和處分，他十分委屈和壓抑，國民黨大肆搜捕，使他不得不避走香港。 後來，葉輾轉逃到澳門，與妻子李秀文和剛出生不久的兒子見面。 “南昌起義”失敗後，在中共地下黨安排下，葉來到澳門探親隱蔽。在一座兩層樓的房子裡，他生活了九年多，當時一家人住在樓上的三個房間裡，岳父、岳母住在樓下。當年孩子們出生後一滿月，李秀文就把他們交給母親和奶媽撫養，孩子長大後會被送到離家只有幾十米遠的幼稚園或小學裡去上學。澳門的安寧生活，卻無法平復“廣州起義”之後葉內心的苦悶和彷徨，共產國際的投訴無門和國民黨的通緝令，使他內外交困。 1928年秋，葉負氣出走德國，前往嚮往已久的馬克思故鄉。他和妻子李秀文帶著不滿一歲的兒子輾轉於柏林、維也納、巴黎之間，曾經叱吒風雲的將軍只能靠開飯館，賣豆芽、豆腐為生。在艱辛的歲月裡，宋慶齡等人接濟使葉一次次渡過了難關。遠離祖國和黨組織的鬱悶，卻時時困擾著一心報國的葉，在德國幾年裡，他潛心攻讀軍事工程學和軍事化學領域的大量著作，期待將來能有機會報效祖國。 1931年，日寇佔領東三省的消息，令葉悲憤不已，他再也按捺不住對苦難祖國的思念之情，1932年離開歐洲，舉家回到澳門。 葉回到澳門後，因沒有穩定的工作，一家人生活仍十分清貧，主要靠岳父李少村和一些以前在共產黨、國民黨裡結識的老朋友接濟度日，有時甚至要借債度日。但與異國的流亡生活相比，澳門有著更多的親情和寧靜，家裡先後有六個孩子出生，儘管日子拮据，但這段日子成為葉坎坷人生中最安定的日子。 葉非常疼愛自己的孩子，給他們講故事，教他們看圖識字，帶他們去釣魚；通過言傳身教，要求孩子要好學上進，不要怕吃苦；誰不愛學習，誰耍嬌氣，都會受到批評，但他從來不板面孔訓斥人。從德國回來時，愛好攝影的他買了一架萊卡相機。空閒時，他帶著孩子們外出遊玩，給他們照相，帶他們去游泳。 葉失去與共產黨的聯繫，只得暫居澳門，等待機遇，他常常閱讀、研究那套在德國省吃儉用買回來的德文百科全書。期間，陳誠、陳濟棠等國民黨高級將領得知他回到澳門，紛紛以同窗或老友的身份聯繫他，邀他前去“協力共事”，並許以高官厚祿。但葉明白，他們不是擁蔣剿共，就是武裝割據，一概予以回絕。 1935年中秋節前幾天，中共中央特派員潘漢年在香港彌敦酒店約見了葉，葉驚喜地看到北伐時的老戰友、廣東同鄉柯麟。從此，葉一家人和柯麟結下了不解之緣。[1] 潘漢年告訴葉說，中共將從推翻國民黨統治轉變為聯合國民黨抗日，從反蔣抗日改為逼蔣抗日、聯蔣抗日。他誠摯地希望葉能夠運用他在國民黨軍隊將領中的影響力，促進團結抗日的目標早日實現。同時，他希望葉在反蔣的兩廣等地方實力派中做一些工作，使他們能夠同意聯蔣抗日。 葉完全同意中共的政策主張，並愉快地接受潘漢年的建議。之後，葉心情舒暢，情緒很高，遇到熟人高興地說：“我現在好了，和那邊（指中共）聯繫上了，再也不是孤家寡人了！” 按照潘漢年傳達的團結抗日的政策精神，葉訪問了國民黨部隊中的老朋友，還向李濟深等反蔣人士轉達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37年初，葉在澳門，表示擁護黨爭取國共合作抗日的政策，願為抗日救國貢獻力量。 在這次見面以後，按照黨組織的安排，地下黨員柯麟舉家遷往澳門，並在澳門板樟堂街開設診所，負責與葉聯絡及照顧其家人。 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城東華清池，張學良、楊虎城將軍對蔣介石發動兵諫。經過周恩來斡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漫長的十年內戰，在國家最危亡之際結束了。 1937年春節過後，葉聽從張雲逸的建議，舉家從澳門遷往上海，在上海靜安寺路租一幢小樓住了下來。期間，他頻繁與國民黨和共產黨方面的將領交往，不斷瞭解抗日的戰況發展。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當天，周恩來等人赴廬山與蔣介石談判途經上海，潘漢年告訴他，葉現在上海，周恩來請潘漢年安排與葉見了面，商討建立“新四軍”。10月下旬，葉來到延安，受到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熱誠歡迎和親自接待。毛澤東高度評價葉將軍在“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廣州起義”中建立的功績，熱烈歡迎他與我黨合作共同抗日。 葉在會上說：“革命好比爬山，許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難，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現在跟了上來，今後一定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走，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堅決抗戰到底。”[3] 經過國共兩黨談判協商，1937年10月，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宣佈成立新四軍，任命葉為軍長。1938年初，葉前往廣東、香港等地為剛成立的新四軍籌集經費。[1] 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在南昌辦公。2月11日凌晨，葉軍長一行到達南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省紅軍遊擊隊，在大江南北向敵人的後方挺進，像一把把鋼刀插在敵人的胸膛，與日、偽軍展開殊死的搏鬥。葉為創建新四軍所作的貢獻，永遠載入了史冊。[3] 在漢口，許多外國記者採訪了葉。著名美國記者斯諾的筆下描述了當時的他“他讀過不少書，對中國的政治問題特別有研究，他之所以成為一個著名的革命軍人，與其說是因為有軍事的天才或卓越的勇氣，毋寧說是因為他有了豐富的政治知識。” 同年12月，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正式成立。不久，葉奔赴皖南前線，終於走上他盼望已久的抗日第一線。1941年1月，正在轉移的新四軍部隊突然遭到國民黨重兵襲擊。1月14日，為了保全一大批高級幹部和部隊，葉下山與國民黨談判，被非法扣押。 葉被俘後，在五年多時間裡，先後被監禁在江西上饒、廣西桂林、四川重慶、湖北恩施等地。李秀文經過多方奔走說情，帶著女兒葉揚眉，找到了葉。不久，李秀文的母親和其他孩子與他們在桂林相聚。為了解決一家17口人的生活，葉在軟禁的日子裡，帶著家人養豬、養雞，糊口度日。後來，他被單獨押解到恩施，為減輕妻子的負擔，葉又向國民黨請求，把兒子葉正明、葉華明和女兒葉揚眉帶到自己的身邊。 1944年春，被迫與葉分開的李秀文，把三個孩子交給丈夫後，帶著一家老少13口人，在桂林開始了逃難生活，他們靠變賣衣物買一些地瓜乾充饑，後來，在李濟深的幫助下，全家人好不容易回到廣州安頓下來。 1945年9月，國民黨秘密地把葉從恩施押往重慶，為了不讓孩子們住進監獄，並把自己被囚禁在重慶的消息傳遞給周恩來，葉決定尋找機會讓孩子們逃跑，讓機靈的葉揚眉帶著哥哥們去找周恩來。 那天晚上十點多，葉和孩子住在一個小旅館樓上，特務住樓下。 葉說，明天他們要把我送到監獄去，你們不可能跟著我坐監獄啊，所以你們明天去找周伯伯，就是周恩來同志。第二天早上只有一個特務在監視，覺得時機成熟，他就讓孩子們出發。孩子們一出門，就碰到另一個特務回來，問他們幹甚麼去，葉正明說給父親買煙去。之後，特務就跟著他們。孩子們坐了兩輛黃包車，讓車夫在下坡的時候鑽進了一個小胡同，甩掉了特務，找到曾家岩街52號，問看門口的人周伯伯是不是住在這裡？之後孩子們在外面等著，過來好幾個特務趕孩子們走，孩子們也不說話，就蹲在地上。過了兩三分鐘，有人出來讓他們進去了。 葉被關押在重慶期間，嚴詞拒絕國民黨的多次威逼利誘，並以“六面碰壁居士”的名字，寫下了人們所熟悉的《囚歌》：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 一個聲音高叫著：——爬出來呵！給爾自由！ 我渴望著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軀體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期望著，那一天，地下的火沖騰， 把這活棺材和我一齊燒掉，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 1946年3月4日，經過共產黨和國民黨反覆交涉，被囚禁了五年兩個月的葉將軍終於獲得自由。他出獄後僅十小時，馬上向中共中央提出重新入黨的要求。電報發出的第三天，中共中央批准了他的請求。 細心的周恩來特意安排葉揚眉和李秀文分別從延安和廣州趕到重慶，迎接葉出獄。在葉初步休養後，準備前往延安再次投入革命鬥爭的時候，4月8日，葉夫婦和女兒葉揚眉、幼子阿九，與王若飛、秦邦憲、鄧發等同志在從重慶前往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一同在山西境內遇難。當時，葉挺年僅50歲，妻子李秀文只有39歲。 澳門是葉挺的第二故鄉。現存澳門“葉挺故居”在賈伯樂提督街76號。葉家人離開澳門後，交給何賢先生託管，後交給澳門青年組織使用，成為澳門婦聯第二托兒所。[1] 2006年8月13日上午10時，為隆重紀念葉挺將軍，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為“葉挺故居”進行掛牌儀式，行政長官何厚鏵為“葉挺故居”牌匾揭幕。該牌匾由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親筆題寫。[4] [1]《葉挺：北伐名將澳門避難》，載“網易新聞＂網，2010年2月11日，http://history.news.163.com/09/1209/16/5Q3U9SAI000140IU_2.html。 [2]蘇荷：《中外名人紀念日演說精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第288頁。 [3]牟音：《感動中國的抗日戰爭故事青少版》，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第56-57頁。 [4]《一代名將葉挺澳門故居掛牌》，載“中新網＂，2007年8月16日，http://www.cnr.cn/2004news/internal/200608/t20060813_504268558.html。

鄭秀，女，香山縣三鄉（今屬中山市三鄉鎮）人。[1]烈士。 鄭秀幼年喪父，依靠舅舅資助生活，後隨母到南京求學。抗日戰爭爆發後，她輾轉回到家鄉，先後入讀雍陌小學和石岐一中。 中學時期，鄭秀是一個具有強烈愛國心和正義感的青年。初中還沒畢業，她參加中共黨組織領導的“中山縣立中學學生別動隊”（簡稱“中中別動隊”），後參加中山縣青年抗日先鋒隊，積極投身抗日救亡活動。 在黨的教育下，鄭秀成長較快，從一個青年學生成長為一名共產主義戰士。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在中山一、二、四、五、九區及澳門等地從事黨的婦女和青年工作。 1938年秋，日寇魔爪伸向中國華南，鄭秀入黨不久，在中共中山縣立中學學生黨支部的領導下，與阮洪川、馬國英、楊伯昌、郭寧、郭傑等一起組織“中中別動隊”，前往石岐、渡頭、沙涌、恆美一帶積極宣傳抗日救亡，深入發動工人、農民參加抗日鬥爭。同年12月9日，中山縣青年抗日先鋒隊成立，鄭秀積極參加抗先活動。 當時廣州已淪陷，江門、順德和中山三灶島先後失守，駐在三灶島的敵機頻頻對石岐襲擾，居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威脅，人心惶惶。經過黨訓班和青幹班學習革命理論和救護知識後，鄭秀不管敵機轟炸掃射，總是與抗先和中山縣戰時婦女協會的同志們一起，搶先趕到受災現場，救死扶傷。 1939年夏，日寇在橫門登陸，抗先、婦協配合守軍在東利涌、玻璃圍、白米山一帶對敵展開激烈的戰鬥。在敵強我弱、頑強戰鬥的日日夜夜裡，鄭秀發動群眾支援前線和作救護工作。在我軍民配合和頑強抗擊下，日寇不得不撤回海上。橫門戰鬥的勝利，大大激勵中山縣人民抗日救亡的鬥志。在戰鬥中，鄭秀經受住嚴峻的考驗。 1939年下半年開始，中山縣國民黨當局為配合全國第一次反共高潮，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反動政策，解散婦協，停止抗先活動，實際上為日寇侵佔中山掃除障礙。在紀念“八一八”抗日兩周年和慶祝橫門戰鬥勝利的大會上，國民黨中山縣黨部書記林卓夫，不准以中山縣“婦協”的名義向抗戰有功的橫門守軍代表獻旗，激起群眾憤怒，會場騷動。 林卓夫立即派來警察，進行監視，僵持不下之際，鄭秀機智地擺脫監視，跑往長洲，發動和帶領百數十名農村婦女衝進會場，質問當局“抗日何罪？！”，並聲明“如要拉縣婦協執委去坐牢，我們也陪去坐牢！”林卓夫在群眾強大的壓力下，離開會場。 中共中山縣委領導抗先、婦協，堅決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仍然持續。在黨的領導下，鄭秀與兩個進步組織的負責人和骨幹一起，奔走呼號，積極參與草擬、刻印、散發反對國民黨反動當局解散“婦協”等為內容的《告全縣父老兄弟姐妹書》和《告海外僑胞書》。 1940年3月6日，日寇從唐家灣登陸，直抵石岐，途中受到中共組織領導下的崖口鄉警隊的狙擊。這時，正在四區活動的鄭秀，加入警隊戰鬥行列，表現得非常英勇。在戰鬥中，她身上的鐵水壺被敵人的機槍子彈射穿，但未負傷。敵人不知我軍虛實，不敢冒進，退至翠亨。崖口鄉警隊在當晚安全轉移到五桂山。 後來按照黨組織的指示，鄭秀與楊木、程潤欽等組成一支十多人的武裝宣傳隊，進入白企、貝頭里一帶，以教唱歌、辦夜校等形式，教育群眾，同兄弟區、鄉抗先、婦協同志一起，堅持抗日“反頑”鬥爭。 1940年3月7日中山縣淪陷後，全縣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鄭秀目睹山河破碎，人民流離失所，滿腔義憤。在艱苦的歲月裡，她披蓑戴笠，在大沙田里同農婦一起勞動，宣傳教育群眾，積聚力量。在沙溪墟，她以小販作為掩護，建立交通站，接待和掩護地下黨的過往人員。 在水溪鄉，她以小學教師為職業，開展革命活動，並以滿腔熱情和民族意識，撫育孩子們幼小的心靈。她適應力很強，既能從事多種社會職業，善於聯繫和教育各階層人民群眾。她常以粥代飯，以薯充饑，從沒半句怨言。 1944年1月，黨組織集中縣級幹部在水溪鄉整風時，關山、葉向榮、黃峰等同志都贊鄭秀是個好黨員、好同志。 1944年，地處珠江口的澳門，形勢特別緊張，各種矛盾錯綜複雜，日寇企圖作垂死掙扎，交替使用政治、外交和軍事壓力，妄圖迫使澳葡當局就範，日、偽、土匪互相傾軋。黨組織根據澳門當時的形勢，考慮到鄭秀的舅舅在澳門開辦馬慶康公司，可以借助這種關係開展工作。當時，鄭母要鄭秀到澳門主持舅舅馬慶康公司的業務，但她以革命事業為重，婉轉謝絕母親和舅舅的要求。 鄭秀到澳門後，經過深入的社會調查。她以馬慶康公司作為掩護，在高士德馬路19號建立抗日遊擊隊秘密辦事處，散發宣傳材料，動員當地青年參軍，開展與各界聯絡工作。很快，她與澳門通用國語學校部分學生及社會青年所組成的“修社”聯繫上。這個青年組織常以青年人喜聞樂見的形式，開展看電影、讀書報、唱歌等活動，團結一批進步青年學生。 鄭秀接觸“修社”領導人後，逐步向他們灌輸抗日救國的道理和黨的主張，並及時將抗日部隊出版的《抗戰報》及其他抗日資料，送給“修社”成員，使他們理解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激發他們的愛國熱情。隨著工作深入開展，“修社”湧現一批積極分子，其中一部分參加抗日部隊。為了進一步培養好積極分子，鄭秀總是不失時機地動員和組織他們到抗日部隊參加學習和接受訓練。 1944年1月3日，中山人民義勇大隊在長江鄉松埔村舉行成立慶祝大會，鄭秀帶領“修社”一批青年前來參加。會後，有的返回澳門繼續開展抗日救亡工作，有的自願留在部隊裡直接參加鬥爭，壯大人民抗日武裝力量。 同年，中山抗日戰爭形勢繼續發展，部隊迫切需要醫護人員。鄭秀接受動員和組織醫護人員到部隊的任務後，首先在上層人士中開展工作，並獲得當時鏡湖醫院董事──澳門醫生柯麟的支持，介紹一批護士與鄭秀認識。鄭秀以極其負責的態度，對她們進行嚴格的審查和挑選，耐心地做好教育動員工作，最後選定三位思想覺悟較高，技術好的女同志輸送給部隊，其中有兩位女同志在參隊後，不久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 遵照黨組織關於請求澳門愛國醫生為抗日部隊培訓醫護骨幹的指示，鄭秀想方設法，將部隊衛生室負責人鄧碧瑤大姐送到澳門，由當時名醫招蘭昌醫生負責培訓，使鄧碧瑤的醫護水準迅速地獲得提高，掌握新的醫護理論知識和實際操作技術，她回到部隊後，發揮很大的作用。 1945年5月，日、偽、頑互相勾結，狼狽為奸，對我根據地舉行聯合大掃蕩。珠江縱隊的大批非武裝人員，不得不暫時疏散到澳門去。鄭秀以高度負責的精神，妥善地安置一批又一批同志，並親自把人員和物資安全地轉移到與東江縱隊匯合的珠縱部隊。 日本投降前夕，國民黨反動派已準備發動內戰，地方的反動保安團，猖獗地到處襲擊我部隊。1945年8月，鄭秀到東江執行任務，在黃田我們部隊的一個聯絡站時，遭到偽保安團的突然襲擊，她來不及撤離，不幸被俘。鄭秀被俘後，臨危不懼，積極對偽保安團中下層官兵進行宣傳教育工作，曉以大義，感動一些官兵，他們準備釋放鄭秀。不料，偽保安團突然奉命緊急撤退，偽保安團目把鄭秀帶走，並喪心病狂地加以殺害，她腹內的孩子一同被害。[1] [1]中共中山市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山英烈》（第一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第150-154頁。

王家禎，又名王福壽，浙江省東陽市佐村鎮桑梓村人。《澳門日報》創辦人。[1] 家禎七歲時入讀私塾，15歲時畢業於東陽縣第三完全小學，當時名師李福臻，對他影響很大。因為家貧，難以維持他上學。翌年，得到李福臻老師的鼓勵和幫助，家禎遠赴麗水，考取公費生。1938年，作為麗水處州中學公費生，他進入福建沙縣福州高級中學讀三年。 1941年，日寇大舉進犯浙南，處州中學被迫解散。離校後，家禎舉目無親，身無分文，背著學校發給的六斤大米，開始艱苦的逃難生活。他先到龍泉，後到閩北沙溪，不久進入沙縣的福州高級中學，輾轉到江西瑞金、贛州。經餘姚一位國文老師高鈴鈿介紹，他進入《青年日報》當助理編輯。該報是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報，有很多進步人士在此工作。 家禎一邊努力工作，一邊勤奮讀書，白天讀大學先修班，晚上到報社工作，期間，開始接觸到中共黨組織和進步書刊及馬列著作。1943年夏，他前往江西省龍南縣創辦《新力日報》；1944年南下廣東；1945年參加韓江抗日遊擊隊，在大南山、大北山一帶活動，創辦《團結報》（今《汕頭日報》），宣傳抗日。 1946年3月，家禎奉命前往香港《華商報》工作，當時《華商報》是一份與重慶《新華日報》一樣重要的報紙。他在報社工作三年，從校對、資料室組長，一直升任社務委員會委員。在繁忙工作中，他經常擠出時間，為當時《群眾雜誌》（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撰稿；參加全國學聯同京、滬、杭、寧、穗等地流亡到香港的大學生一起，編印大量刊物，輸送內地，支援解放戰爭。報社定期邀請郭沫若、茅盾、翦伯贊、鄧初民等著名人士發表演說，號召民眾迎接全國解放。 1950年，家禎在香港工作活躍，引起香港政府不滿，準備遞解出境。幸好，他及時收到風聲，避進新華社香港分社，後從事研究港澳宣傳工作。 1952年3月1日，香港居民與港英當局發生嚴重衝突，引發“三一”事件，許多愛國人士被遞解出境。《文匯報》、《大公報》、《新華晚報》面臨關門威脅。家禎和新華社社長黃作梅、國際問題專家張鐵生、小說家司馬文森、雜文作家聶紺弩被調出新華社，籌備另出新報。後經周恩來總理親自出面干預，港英當局被迫退讓。因此，新華社僅出版了一份週末報。 1958年，家禎調任澳門，籌備創辦《澳門日報》，擔任首任總編，訓練編輯，培養記者，營建報館。澳門辦報條件比香港差，從編輯訓練組班、技工、記者、籌建廠房，都是家禎一手操辦，並與澳門各報社及社會各界搞好關係，廣交社會各界朋友，被大家戲稱為“澳門王”。 1981年1月，廖承志主持召開中央港澳新聞工作會議後，家禎出任香港《文匯報》副總編，1982年初升任總經理兼副總編輯。 後來，家禎與社長一起改革宣傳，拓寬業務，增加經濟收入，改善報紙的發行條件和職工的福利待遇，創辦《中國機械》、《中國石油》雜誌和《國際經濟行情》旬刊；使《文匯報》成為一家在海內外許多地方發行並派駐記者的綜合性大報，報社成為一個綜合性的企業集團。 家禎年過花甲後，身體多病，他經過考慮和多次申請，獲得批准，1986年底退居二線。 家禎向來喜愛書畫，藏畫不少。他利用空餘時間，遊戲於翰墨中。退休後，他積極發揮餘熱，擔任香港《文匯報》董事、《中國石油雜誌》總編輯、湖南省經濟顧問、浙江大學客座教授、杭州經濟發展總公司顧問、金華市經濟顧問、南京市政府屬下深南公司顧問、山東省康有為基金會顧問等職。他日夜為祖國建設操勞，經常奔波於世界各地及祖國之間，出謀劃策，傳遞經濟信息，牽線搭橋，不遺餘力。 1989年4月，家禎偶患感冒，5月初鎖骨上出現淋巴結，經拍片檢查，突然發現右肺有腫瘤，並已擴散，馬上請港澳名醫診治和特邀福建著名治癌中醫提潤進行治療。 6月16日下午8時40分，家禎在香港聖保祿醫院不幸逝世，終年67歲。 香港《文匯報》社長李子誦擔任王家禎治喪委員會主任，《澳門日報》社長李成俊主持喪事，參加追悼會來賓500餘人，包括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新華社香港分社、新華社澳門分社及社長周鼎先生、浙江省人民政府、金華市人民政府、東陽市委及人民政府，還有著名畫家劉海粟、黃胄、黃永玉先生等人，收到花圈400多個、各處唁電30多份。香港《文匯報》總編輯張雪楓先生致悼辭，稱讚王家禎一生在港澳愛國新聞事業上作出突出的貢獻，高度評價他的革命一生。 王家禎曾作一首自敘詩：[2] 似官非官，似民非民，掏盡心血，勞碌一生。 臨老種竹，又學栽松，聊以自娛，樂在其中。 [1]政協浙江省金華市委員會：《金華文史資料》（第8輯），杭州：浙江政協，1994，第7-8頁。 [2]政協浙江省東陽市委員會：《東陽文史資料選輯》（第11輯），東陽：東陽政協，1992，第105-109頁。

廣東中山人。北京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本科畢業。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顧問，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顧問，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會長，澳門中山同鄉聯誼會監事長，澳門博彩研究學會、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中醫藥學會顧問等。歷任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副主任及兼職首席研究員，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委員、廣東省中山市政協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澳門校友會創會會長等。主要編著有《澳門經濟年鑑》、《澳門問題》、《澳門教育改革》等。曾發表評論和論文3000餘篇，1992年及1995年先後獲英國劍橋傳記中心（IBC）世界智慧名人榮譽證書和美國傳記研究中心（ABI）頒發世界名人證書。2005年1月於澳門逝世。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2月13日─1764年2月1日)12月15日，大炮台陸軍少尉曼努埃爾•巴達利亞(Manuel José Batalha)接受青洲的田地和其他所有財物。

曹聚仁，字挺岫，號聽濤，筆名袁大郎、陳思、彭觀清、丁舟等，浙江蘭溪墩頭鎮蔣畈村（今屬蘭溪市梅江鎮）人。我國現代著名作家、學者、記者，傑出愛國文化人士。 1921年，聚仁畢業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之後任教於上海多所大學；抗戰時為中國著名戰地記者；1950年後任香港《星島日報》編輯。 1956-1959年，聚仁先後多次應邀回國內採訪，1956年7月16日，周恩來邀請他參加頤和園夜宴。這次宴會經過，聚仁以《頤和園一夕談——周恩來會見記》為題，發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報》上，正式向海外傳遞國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在海內外引起震動。1959年8月23日，金門炮戰前幾天，毛主席再次接見聚仁，讓他將中共金門炮戰的目的主要是對美不對台的底細，轉告蔣氏父子。後來，聚仁在《南洋商報》發表金門炮戰的獨家重大新聞。 聚仁著有《北行小語》、《北行二語》、《北行三語》等文獻，歌頌新中國建設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原香港《大公報》顧問楊東蓴從港到京，由王芸生介紹在北京受到周總理的接見，王芸生、楊東蓴向周總理提出，中共在香港的聯絡管道有限，建議今後可否以香港《大公報》社社長費彝民為另一聯絡管道，周總理表示同意。之後，費彝民承擔部分中央政府交辦的聯絡任務，其中包括聚仁幾次到京和章士釗幾次赴港。 費彝民經辦了聚仁與北京方面交往的部分事宜，他是通過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介紹來大陸採訪的。1956年7月16日，聚仁第一次回大陸訪問北京，從此，他開始奔忙於海峽兩岸。 毛澤東在京三次接見了聚仁。其中第三次是在1959年10月13日，毛澤東與他共進午餐。聚仁談起19世紀30年代上海文化界的一些軼聞和掌故，他只是足資談助。那天他說起蔣介石50壽辰，上海影劇界有人爭搶祝壽演出，殊不知當年的藍蘋（江青）就是爭搶者之一。聚仁說漏了嘴，沒想到，這觸及江青的忌諱。事後，周恩來知道了這事。為了保護聚仁，周總理通過香港《大公報》費彝民轉告聚仁：以後不接通知，就不要來京了。 1972年1月12日，聚仁病重時，情誼深長地寫給香港《大公報》費彝民。他寫道：“昨晨，弟聽得陳仲宏（陳弘、陳毅）先生逝世的電訊，惘然久之，因為弟第一次返京，和陳先生談得最久最多。”聚仁之誠摯愛國之心、盼望祖國統一之情，溢於言表。時值大陸“文革”時期，不可能再談論國共和談事宜了。 1972年5月，聚仁再次病重，從香港移居澳門，住進鏡湖醫院。6月18日，妻子鄧珂雲趕去照顧丈夫，日夜守護在他身邊一個多月。7月23日，聚仁在澳門鏡湖醫院病逝，終年72歲。 周恩來總理聞訊，致電香港《大公報》費彝民，親自囑咐他在澳門為曹聚仁進行公祭，並成立治喪委員會，費彝民為主任委員，李子誦、李俠文、陳凡、羅孚、嚴慶澍等為委員。7月26日，在澳門鏡湖殯儀館舉行公祭出殯，費彝民致悼辭。[1] 周總理親撰曹聚仁的墓碑碑文“愛國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一句“愛國人士”，為曹聚仁蓋棺定論。葬於故鄉浙江蘭溪。 曹聚仁一生與書為伍，筆耕不輟，留下80餘種著作，4000萬言的文字。但當時曹聚仁擔負著神聖的統戰使命，加上他的工作的絕對保密性，致使他的作品在大陸和台灣同時被禁出版達30年之久；20世紀80年代初，始被兩岸當局解禁，允許出版。曹聚仁生前為兩岸和平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行動，一直鮮為人知。 後來，程思遠、童小鵬、羅青長、徐淡廬、曹藝等曾參與其事的有關人士，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充分肯定曹聚仁為祖國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精神。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思遠曾為曹聚仁研究資料中心題詞“學習聚仁先生治學精神，為弘揚中華文化作貢獻”。並在祝賀中心成立時來信說：“承示今年7月，為曹聚仁先生誕辰98周年，屆時曹聚仁先生研究資料中心，將正式宣告成立，此對於弘揚愛國主義，樹立治學楷模，具有重大意義，謹表示由衷的祝賀。”原國務院副秘書長兼總理辦公室主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童小鵬為中心題詞“曹聚仁先生為祖國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主義精神值得學習和發揚。” 解放前，在浙江金華方圓百里最有名的學校就是曹聚仁之父曹夢岐創辦的育才學校。1902年，曹夢岐創辦私立鄉村學校，成為中國鄉村教育的先驅，比著名鄉村教育家陶行知提倡鄉村教育早了30多年。曹聚仁和胞弟曹藝在解放前欲籌辦私立育才大學，由於中國解放，育才大學成為泡影。育才學校被停辦了20多年，1987年，曹藝等曹氏親屬的要求下，時任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的重視下，育才學校得以復校。但恢復的育才學校是公辦學校，師資、生源、教學品質與一般學校沒太大區別，與解放前曹家創辦的育才無法相比。曹藝生前一直為重振育才昔日雄風而奔波，直到生命最後一息。曹夢岐傾家辦學救國的精神，後人譽為“蔣畈精神”。1997年，曹聚仁的家鄉蘭溪市人民政府將投資一千餘萬元創辦的九年一貫制的市重點學校命名為“蘭溪市聚仁學校”，由柳哲出面延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思遠題寫校名。[2] [1]王鵬：《曹聚仁與香港〈大公報〉》，載“人民網＂，2013年5月13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228/c85037-20630798.html。 [2]柳哲：《百年回眸曹聚仁——紀念著名愛國文化人士曹聚仁先生誕辰100周年》，載《嶺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39-43頁。

鄭滄徽，香山縣人。中國民主同盟中山縣民盟委員、《開明報》社長。 鄭滄徽擔任廣東省支部組織委員、秘書處副主任。1951年4月27日，中國民主同盟成立南（海）佛（山）分部籌備委員會，鄭滄徽兼任主任委員，有盟員十人。[1] 1947年《開明報》創辦，是高苞等地方豪紳為扶植地方勢力、用來對抗中山縣政府主辦的《建中日報》的，後因經營不善，面臨倒閉。當時縣政府建設科科長趙約文（中共地下黨員）與社會科科長蘇翰彥（民盟中山縣籌建人）看到這情況，立即以縣政府需要掌握輿論機關為由，建議縣長孫乾接管該報。獲得孫乾同意後，兩人立即安排共產黨員李思明、王偉彤，民盟成員鄭滄徽、劉清勳進入該報擔任記者、編輯。[2] 1949年春，中國民主同盟中山分部正式成立，適應形勢發展需要，改變過去由民盟澳門分部領導中山盟務的狀況。蘇翰彥擔任分部主委，鄭滄徽、李有傑、賴志衛分別負責秘書、組織、宣傳工作，曾理任委員。 《開明報》創刊時，原定每日發行對開一大張四版，後因提前刊行，印刷工人未能及時到位，改為每日出四開四版恢復對開版面，每日出四版，1947年7月25日擴為對開六版。該報頭版刊登國內、國際消息及各種告白，第二版為“本地新聞”（後改為經濟版）。第三版之後依次為“開明副刊”、“讀者之頁”及“國內、本地新聞”等，廣告所佔版面相對較小。創辦初期，該報社長為高星耀，副社長為方克環（曾任縣參議員）。 後來，鄭滄徽出任社長，陳宏文擔任總編。停刊前，社長為高星耀，副社長為黃大惠。社址最初設在石岐孫文中路101號，後遷至孫文西路21號（今孫文西路興寧里牛角巷口）。報紙由正風印務局和開明印務局負責承印。《開明報》屬於民辦報紙，為與《中山民國日報》、《建中日報》等官方報紙競爭中求得生存，《開明報》十分注重新聞內容的出彩和採訪稿件的獨立性，在言論上力求獨具特色。在不觸動統治階層政治底線的前提下，在對國內外重大事件的報導上，觀點相對另外兩報較傾向於進步。 實際上，《開明報》較民主與進步，與其辦報人員多為中共地下黨員和民盟盟員有關，它基本掌握在中共地下組織和民盟中山地方組織手中。中山解放前夕，1949年10月29日，《開明報》在出版最後一期後停刊。它對1947年中山特大水災報導“1947年入夏後，珠江中上游連續暴雨，東、西、北三江江水暴漲，珠江沿岸各縣市遭受水災，尤以珠江三角洲區域災情最為嚴重。其中中山一縣更是遭受30年來最大的水災，淹沒耕地30多萬畝，受災人口近八萬人，損失稻穀69萬市擔，廬舍牲畜損失極多。”《開明報》對此次水災前後報導較多，尤為關注災民受災及救災的情況。從報上記載中清楚地瞭解當年中山受災嚴重的情況，號召民眾要增強抗災信心、奮起自救。在1947年中山水災報導中，《開明報》充分體現其持論公正、為民請命的輿論立場。這一特點在該報的許多報導中得到體現。 通過這次報導，《開明報》獲得讀者的充分認可，奠定它與《建中日報》、《中山民國日報》抗衡的基礎。對收回澳門運動有關的報導，澳門原屬香山縣，兩地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澳門問題始終是香山人關注的焦點。在二戰後興起的收回澳門運動中，中山本土報紙始終給予高度的關注。其中，作為當時中山唯一民辦的縣級報紙，《開明報》對澳門問題的輿論，十分重視澳門與中山本地的利害關係，主張收回澳門運動應以發動民間力量為主，依靠政府力量為輔，基本上代表中山民間的呼聲。1947年4月16日，《開明報》上刊登《發動收回澳門運動》一文，這是該報對收回澳門運動的首次評論。該文對廣東省參議會敦請政府從速收回澳門主權的提案深表贊同，並分別從歷史、現實、地方等角度分析收回澳門的重大意義，呼籲在動員政府出面收回澳門的同時，尤其要注意發動普通民眾參與運動“我們絕對不能把責任全卸給參議會身上，我們應當一致起來，盡量發揮我們的力量……這點尤其希望本邑民眾身體力行，認真注意！”1947年4月27日，中山縣參議會響應省參政會、省參議會的號召，組織成立中山縣民眾收回澳門運動會，除電請國民政府外交部向葡萄牙要求限期收回澳門外，還分電鄰近東莞、新會、順德、寶安、台山等縣，協同採取收回澳門有效行動。在之後幾個月中，因國民政府內外交困，對收回澳門熱情不再，民間收回澳門運動熱潮漸呈減弱。有鑑於此，《開明報》於7月9日再度刊發社論《舊事重提，別忘了收回港澳運動》，為收回澳門運動鼓勁。文章開頭便開宗明義“我國社會多變故，固然內在潛伏許多複雜因素，而帝國主義在我國土的租借地和割讓地存在一天，則我社會生活實在無法轉好。”接著，文章一一列舉英港、澳葡的殖民罪狀，如吸收大量黑金、包庇國內逃犯、公開或變相的賭場和妓館林立、公開販賣鴉片等，“其年中收入累千累萬，予我國民的毒害卻遺害無窮”。最後，文章對當前收回澳門運動的逐漸冷卻表示擔憂：“吾人仍深刻記憶數月前對於收回港澳問題運動的熱烈討論，情緒的緊張！計劃準備的徹底，未敢或忘。然而計劃一事，行動又一事。終於消失於無影無聲，靜中思之，不禁悲憤，亦覺慚愧！” 7月30日，發生的澳葡警察毆斃朱文彬一案，終使收回澳門運動輿論再度高漲起來。8月8日，《開明報》發表《收回澳門此其時矣！》社論，為中山民眾反對澳葡暴行的行動聲援，並為收回澳門運動發起呼籲。當時國內盛傳美國與葡萄牙簽署秘密協定，開闢澳門為美國商港、氹仔島為美軍空軍基地的消息。為此，中山民眾十分憤怒，一些熱心讀者向《開明報》寫信，表達對美葡協定的憤怒。《開明報》將一些讀者的信件刊登在報紙上，以引起更多民眾的注意。[3] [1]南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南海縣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 [2]曾理主編：《南方民盟歷史》，廣州：《南方民盟歷史》編輯委員會，1991，第213頁。 [3]方炳焯、陳彥等：《傳媒春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134-144頁。

陳淑英，女，原名陳妹，又名鄭妹，原籍新會外海（今屬江門市江海區外海鎮）[2]，生於澳門一個貧苦家庭。革命家。 兄弟姐妹五個，淑英居末。她兩歲時，母親去世，八歲時父親病逝。大姐八歲時被賣到香港。二姐十歲時被人拐走。二哥陳權在香港“亞洲皇后”號輪船當海員，另一個哥哥陳妃榆是香港某貨倉工人。[2]淑英與祖母相依為命。1924年，祖母去世，淑英赴香港投靠大姐，先在一個富有人家當婢女，後在一間製衣店當女工。 兩個哥哥早年參加革命鬥爭，加入中國共產黨。陳權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成為陳郁和鄧榮入黨的介紹人。在兄長的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影響下，淑英開始懂得革命道理，認識到窮人只有跟著共產黨革命，才能翻身解放。 1925年，省港大罷工爆發，陳權、陳郁、鄧榮受黨的指示回到廣州工作，淑英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與第一批工人回到廣州參加革命鬥爭。期間，她認識陳郁、鄧榮等同志，參加組織安排的青年訓練學習班，與羅大妹、鄧金娣、周秀珠等十多位同志光榮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學習結束後，她被分配到海員工會宣傳隊工作，負責在勞動童子團學校進行活動，與大家一起唱歌學文化。宣傳隊分成幾個小組，帶著資料高舉紅旗到街道、公園及公共場所宣傳革命形勢，宣傳罷工委員會的主張，揭發資本家、反動派對工人的迫害，喚起民眾的覺醒；爭取廣大群眾積極支持罷工工人的鬥爭，加入示威遊行的行列。星期天，淑英積極開展募捐活動，將紙花圖畫等物品進行義賣。她與羅大妹、鄧金娣、周秀珠等女士全心全意投身到革命事業，對罷工運動作出積極的貢獻，被海員工會稱為“四大天王”。 1926年5月，由於革命需要，黨組織安排淑英與另一位同志假扮夫妻，建立地下聯絡站，負責轉遞黨的文件。期間，她扮成家庭主婦，周旋於鄰居少奶、太太中間，參與打牌，以掩護自己的身份，保護黨的機關安全，確保任務順利完成。9月，由於形勢變化，為了安全起見，上級決定撤銷這個聯絡點，把淑英調回海員工會。後來，她與其他幾個同志協助織造工會培養一批青年骨幹，從事宣傳活動工作。 1927年，廣州反動當局發動“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到處殺害共產黨員、革命工人和革命婦女，封殺革命組織。省港罷工委員會被迫解散，海員工會被國民黨搞的“海員工作改組委員會”所破壞，廣州處於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淑英與羅大妹、鄧金娣、周秀珠等同志在海員工會的領導下，堅持地下鬥爭，秘密散發傳單，揭露國民黨右派的叛變。羅大妹、鄧金娣在執行任務時被敵人發現而被捕遇害。戰友的犧牲更激發淑英的鬥志，她不顧個人安危，堅決接過烈士未竟的事業，繼續鬥爭下去。她膽大心細，眼靈手快，密切注意各種情況，見機行事，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務。 同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爆發，淑英和海員工會的成員及工人赤衛隊一起參加起義的戰鬥。當天晚上，她與其他同志一聽到起義的信號，隨著工人赤衛隊攻打惠福西路警察分局，佔領維新路市警察局、財政廳等，解救監獄一千多位同志。 天亮後，淑英和鄧榮在惠福分局附近站崗，暗中監視敵人的動靜。他們機警敏捷，從過往行人中逮到兩個國民黨任軍事法官、殘殺革命同志的劊子手，並將他們押解到指揮部就地處決，為民除害。 起義第四天，淑英站崗放哨後回到鄧榮家。當晚在家裡不斷聽到馬路和門口打殺聲、槍炮聲徹夜不絕，敵人要進行反攻了。為保守黨的秘密，她與鄧榮連夜把收藏的文件燒掉，撬開石頭把蘇聯列寧船來華時送的徽章及海員工會會章埋好。佛曉時，槍聲和喊殺聲停了，馬路上躺滿了革命士兵、工人、婦女的屍體。起義失敗了。 之後，陳郁和鄧榮前往香港。淑英與組織失去聯繫，只好隱藏在鄧榮家裡住了一段時間才到香港。她與組織聯繫上後，很快投入革命工作，在廣發洋服店當交通員。為了便於工作，她經常扮成學生，完成通知開會或傳遞文件等任務。這時，鄧榮在俄國皇后船上找到工作。淑英與鄧榮在革命鬥爭中相識相愛，後結為夫妻。兩年後，鄧榮調到岸上負責團工作。 1930年5月，由於叛徒出賣，鄧榮在香港被捕入獄。40天後，港英當局把鄧榮他們驅逐出境。淑英跟隨鄧榮去上海，在船上鄧榮被同民黨特務跟蹤，船一到上海，鄧榮又被抓走了。淑英也被敵人跟蹤脫不了身，但為了尋找二哥陳權營救丈夫，她只好披頭散髮裝成瘋子找到二哥家，不幸二哥被敵人抓走了。她無法營救鄧榮，敵人對鄧榮威脅利誘卻一無所獲，不久把他解回廣州殺害。鄧榮犧牲時才22歲。同年11月，陳權在上海壯烈犧牲。 在丈夫鄧榮和二哥相繼犧牲後，淑英從上海返回香港。期間，國民黨特務企圖從她身上找尋在鄧榮那裡得不到的線索，先後寫過幾封假信，騙她去廣州，但她識破敵人的陰謀，始終沒有上當。 1931年，淑英與組織失去聯繫，生活沒有著落的情況下，回到家鄉。由於家鄉沒有親人，只好投靠中山五區界沖村舅舅。從此，她改名換姓，跟舅舅姓鄭，叫鄭妹，靠打柴度日，生活艱難。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淑英積極投身社會主義建設，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中，成為互助組合作社的帶頭人，1950-1977年，她連續多年被選為縣、省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先進模範代表。 1958年，淑英調到前山公社翠微敬老院擔任院長一職，她把敬老院當成自己的家，認真負責，勇挑重擔。當時院裡有50多位老人，每月鄉里撥給每人只有三元和口糧。淑英沒有工資收入，靠六元撫恤金和大隊配給的口糧生活。她沒向困難低頭，自己動手，開荒種菜，養豬養雞，想方設法讓老人吃飽吃好。遇到老人生病時，她總是無微不至地看護、照顧，端飯餵食，倒屎倒尿。就這樣，她一幹就是20年，直到1978年，她負責的老人先後去世為止。 1959年，淑英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 1979年，政協珠海市第一屆委員會成立，淑英連續擔任第一、二屆政協委員十年，她不顧年邁體弱，踴躍參加各種會議，積極參加市政建設大計的協商，經常用革命傳統教育青年下一代。請人代寫提案，為省、市政協、黨史部門提供文史資料數萬字。 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淑英安度晚年。 2000年，淑英在翠微病逝，享年91歲。[3] [1]珠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珠海市志》（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第1667頁。 [2]《陳權》，載“中國廣州網＂，2007年6月13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3]鄭靜等：《她為革命奉獻了一切——記參加廣州起義的陳淑英同志》，載《珠海婦女人物錄》，珠海：珠海政協，1990，第59-66頁。

鄭景康，字潤鑫，香山縣三鄉雍陌鄉（今屬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新聞攝影事業開創人之一。鄭觀應第四子。 1904年4月，鄭觀應任粵漢鐵路廣東購地局總辦期間，喜得第四子景康。鄭觀應早年加入孫中山創建的同盟會，之後從愛國主義立場出發，開辦不少有利民族工商業的事務。從少年時代起，景康受到父親進步思想和愛國言行的影響。鄭觀應主張兒子繼續自己的夙願，經商創業，這一點讓景康難以接受。因他愛好繪畫和攝影藝術，之後並選擇攝影作為奮鬥終身的革命武器，成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和新聞攝影事業的開創人之一。 1920年，景康中學畢業後，父親將他送入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讀書。父親去世後的次年（1923），景康離開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繪畫，同時學習攝影，開始研習攝影藝術。 1929年夏，景康變賣父親留下給他的一筆遺產，離開上海前往香港開辦一間“景康攝影室”，專門從事人像攝影。幾年後，他在人像拍攝技巧和暗室技術方面，積累豐富的經驗。1932年春，為更好地接近大自然，反映祖國的美麗山河，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他離開香港回到內地。從此，他的攝影創作從攝影室的人像攝影轉入更廣闊的領域，擴大到風光、花卉、戲劇和民俗等各種題材。之後四年，他先後遊歷廣東、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攝大量表現祖國巍偉的河山、優美的古跡名勝、動人的民俗風光照片，還有一些以花卉和戲劇或反映下層勞動人民生活的作品，積累大批的素材。 在文藝界朋友和同行的熱情鼓勵下，1934年11月1日，“鄭景康個人影展”在北平開幕。這次展出他歷年來創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分為“風光”、“花卉”、“民俗”和“戲劇”四類，內容豐富多彩。原計劃只從1-7日展出一周，但受到熱烈歡迎和讚譽，臨時延期再展七天。這次展出受到各界的好評，當時《北平晨報》刊文介紹，認為他是“名聞南國的大攝影家”、“鄭君的作品，取柑立意與裡房技術已登峰造極……為不可多得之作”。讚賞其中一些作品是“絕作”、“非凡品”、“歎為觀止”等。 1935年春，在景康的發動下，北平18位攝影家舉行作品聯展，這次展出照片共238幅，而景康參展100多幅，期間，他的作品與“個展”時一樣，獲得很高的評價。《北平晨報》在報導“聯展”過程中，提到“平津各大報大致對鄭景康氏之作品最稱滿意”。當時，他已是名滿南北有極高成就的攝影藝術家。在反映祖國現實生活的作品中，人們認識到，他是一位具有強烈的愛國熱情，有著明顯進步思想的人民藝術家，是一位具有民族正義感的知識份子。1934年12月18日，《北平晨報》發表的《在時代上的需要從學影談到宣傳》一文，很能代表這個時期他的思想情況。他說，外國人從照片上（大多是他們所拍的）看到的中國人，都是“纏足女人，留著豚毛辮子的懦弱書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滿面生氣毫無的勞動者，不文明的服裝，無趣味的生活等”。因此，“我們應該負有竭力宣傳中國美麗的使命，我們要把中國的名勝從美感的鏡頭上，驕傲地表現出來，我們要把中國歷史上色澤猶新的建築古跡、古物及富有東方美的風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揚出來，我們要把中國的誠樸可風的民俗，在歡悅中拍攝成相片，我們更要把中國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徵派戲劇，民間的巧妙的手藝，留影在相片上，以散佈到歐美人士的腦海中，糾正他們往日的錯誤印象”。這段文字，迸發著作者對祖國，對人民的滿腔熱情和藝術責任感，在今天，仍然可以成為繪畫和攝影創作的方向。在30年代貧弱的中國，景康能有如此宏大的藝術抱負，難能可貴。 “七七”事變爆發後，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景康回到香港從事攝影工作，深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決心“拍攝有關抗戰的照片，為抗日貢獻出自己的力量”。1938年初，他離開香港，經廣州來到武漢參加抗日救亡活動。期間，他擔任國民政府國際宣傳處攝影室主任，冒著生命危險拍攝一批揭露日寇侵華罪行的照片，其中的一些極其有力控訴侵略者造成中國人民災難深重的野蠻行徑的歷史見證，如1938年攝於花園口決堤後災區的《縴夫》，1938年攝於日機轟炸後漢陽鸚鵡洲的《媽媽》等。 1940年12月的一天，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張穎、徐冰的幫助下，景康來到曾家岩“周公館”，見到周恩來副主席和葉劍英，聆聽周恩來副主席的親切勉勵。之後，在周恩來和葉劍英的關懷和幫助下，他秘密地離開重慶，奔赴革命聖地延安，開始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使他在攝影藝術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景康受到黨的關懷、重視和培養，從1941年1月至1945年11月，先後在八路軍總政宣傳部和聯政宣傳部任記者、攝影師，並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克服攝影器材缺乏、條件艱苦等困難，積極開展工作，利用攝影手段“歌頌人民，揭露敵人”，為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新聞攝影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1942年5月，作為攝影工作者代表出席延安文藝座談會，景康聆聽毛主席的講話，受到毛主席的接見，期間，他舉辦個人影展。當時總政宣傳部長肖向榮為他題名《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安軍民和文藝界歡迎。任弼時、賀龍是影展的第一批觀眾，毛澤東親臨觀賞並稱讚景康的攝影藝術。李富有看過後，親自寫信給景康，鼓勵他要用攝影藝術更好地反映陝甘寧邊區軍民的建設和鬥爭生活。 景康在延安生活、戰鬥整整五年。從延安窯洞到寶塔山，從和平醫院到民族學院，從邊區參議會到軍民大生產運動，都是他取之不盡的創作素材。這些作品極其真實地反映邊區軍民團結一致，生活、生產、戰鬥、學習的面貌，成為不可多得的珍貴歷史資料。其中，1944年為毛澤東拍攝的第一張標準像；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參加國共談判在延安機場上，所拍題名《揮手之間》的照片，及他為周恩來、朱德、陳毅、葉劍英、林伯渠、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拍攝的大量歷史照片，都成為黨史的重要資料。他拍攝的《陝北與江南》、《南泥灣之秋》、《開荒》等作品，成為革命畫卷中的重要片段。 1945年11月，景康跟隨胡耀邦離開延安奔赴前線，先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察冀畫報社》、《山東畫報社》、《東北畫報社》從事攝影採訪並擔任攝影的領導和培訓工作，培育大量新聞攝影骨幹；拍攝許多具有重要價值的照片，反映中國人民解放軍英勇戰鬥，奪取勝利的歷史面貌。 新中國成立後，景康先後擔任新聞攝影局研究室主任，新華社特派記者、研究員，中國攝影學會常務理事，創作輔導部主任等職，他積極從事新聞攝影、人像攝影和攝影理論研究工作。1957年2-3月，北京帥府園的中國美術家協會為景康舉辦個人攝影展覽，這是建國後中國舉辦的第一次個人影展，對推動中國攝影藝術創作起到積極的作用。1962年2-3月，景康和梁思成在北京民族舉辦“內蒙古紀遊攝影展覽”，展出兩人的作品88幅，較好地反映內蒙古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面貌，展示內蒙古草原、牧場、蒙古包的風光，受到人們的讚賞。 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期間，景康就開展攝影工作提出三條建議，其中包括舉辦攝影訓練班，培養攝影工作者。他為攝影培訓班親自編寫教材，培訓一批又一批新聞攝影戰線上的幹部，從天山腳下到東海之濱，從松遼平原到珠江兩岸，都有他的學生。 景康把他多年創作方法經驗概括為六個字，就是“看到，想到、拿到”。他的基本拍攝方法是“抓拍”。他認為，攝影是用照相機這種科學工具紀錄和反映現實，能夠滿足人們“百聞不如一見”的願望，令人“不容置疑”作用的藝術手段。所以“攝影藝術區別於其他藝術形式及其最可貴之處，就要面對現實，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現實生活”，“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違背了這一點，“就失去了攝影藝術本身獨有的特性，靈魂和存在的必要”。他指出“拍攝照片應該從實際出發，既忠實於現實的本來面目，又注意發揮攝影的特性，不玩花樣”。只有這樣，攝影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感染力。並“充分發揮攝影藝術的戰鬥作用”。所以，他從不按照自己的主觀想法去指揮和干預拍攝對象，而是深入現場，觀察選擇，抓住動態，使得作品生動自然，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毛主席在延安就稱讚景康的攝影作品“能抓住動態”，如《紅綢舞》等照片，充分表現這一特色。 50年來，景康的創作題材和體裁豐富多樣，新聞事件的發生現場，各色人物的形象，祖國山川的瑰麗風光，五彩繽紛的舞台劇碼，生意盎然的花朵，敵人的殘暴罪行，戰士的奮鬥不息，都在他的鏡頭出色表現。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他為毛澤東主席拍攝的一幅像，至今一直懸掛在北京天安門城樓正中。人們普遍認為，景康的創作達到“氣韻生動”、“形神兼備”、“既無牽強意，又無雕琢痕”的藝術境界。[1] 在“文革”中，景康受到嚴重迫害，癱瘓臥床數年，1978年8月23日病逝，終年74歲。鄭景康著有《景康攝影集》、《攝影創作初步》、《攝影講座》等書。[2] 2009年12月10日至2010年3月21日，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暨澳門回歸10周年，“紅色歲月——鄭景康攝影展”在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轄下的澳門博物館開幕。鄭景康的115幅於抗日戰爭時期至20世紀60年代為共和國留下的珍貴照片，他的26幅與澳門攝影工作者參加文化活動的照片，以及他在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著作、影集和使用過的照相機一併展出，較全面地展示他的攝影技藝以及攝影理論造詣。展覽同期舉行專題講座《共和國第一代攝影家——鄭景康》。[3] [1]蕭嘉：《我國著名攝影藝術家鄭景康》，載《中山文史》（第14輯），中山：中山政協，1988，第147-153頁。 [2]《鄭景康》，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186。 [3]《澳門博物館舉辦鄭景康攝影展》，載“中國攝影家協會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cpanet.cn/cms/html/zhongguosheyingbao/zixun/20091224/41451.html。

陳權，又名陳淪，原籍新會外海（今屬江門市江海區外海鎮），生於澳門。著名工運領袖、烈士。陳淑英二兄。 兄弟姐妹五個，陳排行第二。一家人靠祖父在澳門經營一間小店鋪維持生活。他少年時，祖父不幸去世，家道從此破落。不久，母親患病早逝。父親體弱多病，被迫將長女賣給香港一戶人家；二女又被人拐走。生活的重擔落在陳一人身上，他帶著弟弟陳九榆幫人打短工，在街邊賣雲吞，卻難使一家五口得到溫飽。年邁的祖母被迫求乞度日，艱難的生活環境，使陳快速成熟起來，對這個吃人的剝削社會無比憎恨。 1915年，年僅13歲的陳帶著弟弟到香港謀生，先在海員俱樂部半工半讀，之後到“亞洲皇后”號輪船上當海員，陳九榆在九龍太古貨倉當搬運工人。不久，祖母、父親相繼去世，幼妹陳淑英也來到香港當車衣女工，陳兄妹三個相依為命。後來，在陳的影響下，陳九榆和陳淑英都參加革命。 在“亞洲皇后”船上，陳結識了比他大一歲的陳郁，並成為好友。當時海員受盡壓迫和剝削，懷著強烈的反抗意識。孫中山為革命而奔走於海內外，常與香港海員接觸，大力鼓勵海員們團結起來，為獲得應有的權益而鬥爭。陳炳生、蘇兆徵、林偉民等人於1913年在海員中成立“聯義社”，為孫中山籌措經費、運送軍械和掩護革命黨人。陳參加聯義社，並很快成為“亞洲皇后”號輪船聯義社分部的負責人。為了團結教育海員，解決大家的福利問題，他和陳郁在船上成立劇社“工餘樂社”。有一次，孫中山與宋慶齡乘坐“亞洲皇后”輪從香港到檀香山。陳特地邀請孫中山夫婦觀看“工餘樂社”社員演出的戲劇節目，孫中山看後讚不絕口，叫宋慶齡即席題寫了“聲聞湖海，誼重鄉邦”八個大字，贈送給他們留念。陳等接過這珍貴的墨寶，十分興奮。 1921年3月，林偉民、蘇兆徵等先進分子建立中國海員第一個工會組織——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陳成為該會的骨幹之一，在船上建立海員工會的支部。1922年1月，海員工會為提高工人的工資，改善勞動待遇，發動香港海員大罷工。陳帶領全船工友積極參加罷工。經過這次鬥爭，陳更加認識到工人團結鬥爭的巨大作用，他經常接近林偉民、蘇兆徵等人，熱心地為工會工作。林偉民、蘇兆徵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常對陳等工會幹部進行教育，使他對黨的認識不斷提高。1925年5月31日，英帝國主義者在上海殺害示威遊行的工人，製造“五卅”慘案。消息傳到廣州後，中共廣東區委決定發動省港大罷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帶頭回應。根據蘇兆徵的指示，陳在碼頭向海員們宣傳罷工的目的和意義，將船票分發給他們，送他們回廣州參加罷工。隨後，陳帶著弟弟陳九榆、妹妹陳淑英回到廣州。他來到越秀南路惠州會館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報到。蘇兆徵指示他帶人持廣東革命政府的告示去封閉煙館、賭館，將其改為罷工工人宿舍和飯堂。在罷工爆發後，中共廣東區委十分重視在海員中吸收黨員。1925年6-7月，陳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8月，他和梁祖誼介紹陳郁入黨。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成立黨支部，張瑞成擔任支部書記，陳和梁祖誼、陳春林、何來、方才、戴卓民等20多人為主要成員，在香港海員中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陳成為省港罷工委員會的中共黨團成員。 1925年7月，省港罷工委員會中共黨團負責人鄧中夏、蘇兆徵等接受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的提議，建立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作為罷工的最高議事機構。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是一個充分體現工人階級民主權利的機構，可以討論決定重大決策問題，選舉和罷免罷工委員會職員，制訂罷工中的一切規例和法則，在罷工鬥爭中具有至高無尚的權力。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選舉了80名海員，組成海員代表團出席罷工代表大會，代表團團長就是陳。陳十分感謝工人群眾對自己的信任，他決心全力反映海員們的意願和要求，爭取罷工的勝利。每次開會前，鄧中夏都要召集陳、彭松福、羅珠等十多名黨團員在文明路區黨委二樓開會，商量在下一次代表大會上應提出甚麼議程和方案，聽取省港委員會黨團對議案的指示。會後，陳等人就與各工會的代表交換意見，將黨的主張巧妙地在各代表團中散佈，以保證在代表大會上能通過中共黨組織提出的意見。陳領導的海員代表團人數眾多，意見統一，在代表大會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陳具有豐富的閱歷，能耐心地向眾人說明道理，使大家都心悅誠服擁護他。陳鐵面無私，敢作敢為，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的英勇鬥爭精神。1925年8月10日，工賊梁子光在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第十次會議上誣衊蘇兆徵貪污受賄，並要毆打罷工委員會顧問黃平。陳挺身而出，衝上前去制止梁子光行兇，迫使梁子光等退出會場。8月13日，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第十一次會議決定扣押梁子光。陳自告奮勇，親自帶領十多名工人到東亞酒店捉拿梁子光，押回東園關押。1926年初，省港罷工委員會會審處主任譚華澤徇私舞弊，包庇走私犯。陳知道後，檢舉了譚華澤的劣行，提議當場審訊他。接著，陳又帶人將譚華澤押到代表大會，當眾出示罪證，譚華澤不得不低頭認罪。 1926年3月31日，罷工工人代表大會舉行第一百次會議，陳總結代表大會的工作成果。他指出“各代表知道這次反帝國主義不是三兩日便可成功的，一定要很長期的奮鬥。在此長期奮鬥中，內部一定要很團結，很嚴密，才可以致勝。”當時，工人們稱陳、何耀全、彭松福、羅珠、黃釗等五人出席罷工代表大會的黨員為“五虎將”。 在省港大罷工中，中共廣東區委成功地進行廣州、香港的工會組織統一運動，加強工人階級內部的團結，為後來的革命鬥爭打下了雄厚的基礎。陳在這場鬥爭中作出了較大的貢獻。l925年7月下旬，鄧中夏兩次召集蘇兆徵、李森、何耀全、林昌熾、陳等人在區黨委開會，認為在香港除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等屬大產業工會外，其他大多數工會都是行會和同鄉會，不符合國際職工工會的組織原則。香港不少工會被黑社會人物或品行不端的人把持，組織散漫，行動不統一，嚴重影響省港罷工鬥爭的深入開展。因此，鄧中夏、李森等提出培養工運骨幹，教育、爭取廣大工人群眾，先按產業建立現代工會，然後再成立香港統一的工會組織。同年冬，海員黨支部決定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為核心，策動香港運輸業工會的大聯合。11月初的一天，他們組織在廣州的海員在越秀山海員路舉行遊行活動，參加人數達七八千人，並邀請香港各工會的負責人出席。蘇兆徵、陳、戴卓民先後站在海員亭上發表演講，號召香港運輸行業的工人發揚1922年海員大罷工的光榮傳統，立即聯合起來，在統一的工會領導下形成一支強大的力量，在反帝鬥爭中起先鋒作用。工人們聽後紛紛鼓掌表示贊成。1926年1月3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在廣州太平戲院召開全體同人大會，討論改組問題，陳、何來、唐漢、張瑞成相繼發言，說明改組海員工會組織的重要性。大會選出蘇兆徵、陳等一百名代表參加即將舉行的全國海員代表大會，1月5日，全國海員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幕式在文明路廣東大學舉行，到會代表和來賓一千多人，陳擔任大會的宣佈員（執行主席）。1月7日中午，全國海員代表大會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禮堂舉行第一次會議，陳又被推選為臨時主席。1月9日，大會決定成立全國海員總工會，選舉蘇兆徵、譚華澤、陳等15人為執行委員。1月16日，全國海員總工會在陳的主持下召開第一次執委會議，公推蘇兆徵擔任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擔任組織部主任兼調查部主任，並和何來等一起負責廣州分會工作。全國海員總工會成立，促進全國海員的團結，對其他行業的工會影響甚大。在黨培養下，陳從一個普通的海員成長為全國海員的領袖之一。同年1月15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在海員俱樂部召集香港汽車、郵差、內河、集賢、帆船等工會代表開會，陳擔任會議主席。大家一致贊成組織香港運輸業工會聯合會。3月1日晚，陳參加運輸業工會的籌備會議，並負責起草工會的組織章程。3月19日，香港運輸業工會聯合會在省教育會禮堂舉行成立典禮。3月26日，陳在香港運輸工會代表大會上提出組織章程草案，徵求大家的意見。經代表們討論後加以修改，得到大會的一致通過，4月10日，香港金屬業總工會宣佈成立。這時，中華全國總工會為慶祝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的召開，認為統一香港工會組織已成熟，決定以香港運輸業工會聯合會、香港金屬業總工會為兩大支柱，帶動各行各業工會，成立香港總工會。4月4日晚，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劉少奇在惠州會館主持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馮敬、陳、黃金源等24人被推選為香港總工會籌委會委員。陳負責籌委會秘書處工作。4月9日，籌委會在東園訓育亭開會，陳擔任宣佈員。4月15日，香港總工會在歡東路國民黨中央黨部禮堂舉行成立大會，陳是大會主持人之一。次日，他被選舉為大會主席團成員。4月23日，香港各工會代表經過八小時的投票選舉，選出馮敬、陳等21人為香港總工會第一屆執行委員。4月25日，香港總工會代表大會閉幕，陳在會上作了大會經過的報告。5月1日，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陳作為海員代表參加大會。之後，陳作為香港總工會的負責人之一，活躍在省港工運戰線上。1926年5月26日，香港總工會召開常務會議，負責組織部工作的陳作了情況彙報。6月27日，香港總工會召開第九次常務會議，陳作了組織發展的報告。7月13日，海員勞動童子團成立，陳代表全國海員總工會為成立典禮揭幕。7月19日，香港總工會召開第十二次常務會議，陳總結組織部的工作。同年冬，他與一個海員的女兒謝有容結婚。 1926年10月，省港大罷工結束，陳參加處理罷工工人的善後工作。11月初，他到香港交涉海員的復工問題。1927年初，受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委派，陳前往比利時參加世界反帝國主義及殖民地侵略大會。同年5月初，他回到香港，知道廣州發生“四一五”政變，大批工友倒在敵人的屠刀下，感到無比悲憤。他在香港銅鑼灣租了一所房子，領導省港海員與敵人鬥爭。他建立海員義勇團、罷工維持隊等工人秘密團體。6月19日，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在武漢召開，陳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同年8月11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決定成立南方局，陳被任命為南方局成員。9月下旬，他又赴汕頭準備運送軍械給南昌起義軍。10月15日，他當選為中共廣東省委委員，並投入到廣州起義的準備工作中去。12月初，大部分省委領導人回穗參加起義，陳留在香港工作。1928年初，陳被調到上海工作，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務委員，領導長江中下游的海員工人運動。他在上海四川路仁智里開設怡安俱樂部，作為聯絡站。1929年2月，敵人在愉安俱樂部逮捕陳等人。他在敵人審訊時編造一套假口供，說自己名叫陳淪，是一個海員，因到怡安俱樂部找人而被誤捕。敵人摸不清陳的底細，判了他八年有期徒刑。在監獄中，他表現出無比堅定的革命意志。當妻子來探監時，他勸妻子不要傷心，將唯一的女兒撫養成人。他托妻子轉告妹妹陳淑英，要她努力為黨工作，隨時準備流血犧牲。 1929年冬，陳患了重病，獄方不給治療。同年11月1日，陳含恨病逝，年僅27歲。 陳權長期在廣州從事工人運動，是省港聞名的工人領袖。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民政部追認陳權為革命烈士。[1] [1]《陳權》，載“中國廣州網＂，2008年8月8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字訓強。廣東香山南屏鄉（今屬珠海）人。1893年中舉人，不願為官，歸故舊里。1909年任廣東諮議局議員，聞朝廷與葡萄牙開展澳門劃界問題談判，返邑成立香山縣勘界維持會，任會長，堅決反對葡人強佔澳門以外的土地。後發起成立廣東勘界維持會，任副會長。旋在香山組織九十八鄉民團，反抗葡人在前山河開展疏浚工程。辛亥革命後，曾任肇慶中學校長。

美國第一位來華牧師，也是美國研究中國語言文學的第一人。1801年4月22日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12歲洗禮。1826年畢業於安姆赫特學校，隨後入安道華神學院就讀。1829年10月受美國公理會派遣赴中國。1830年3月22日抵達澳門，受到馬禮遜接待。由於裨治文專向中國人傳教，故先要學習華文，並得梁發協助其工作。1830年裨治文與馬禮遜、雅裨理等人發起組織廣州基督教徒聯會，主要宗旨是聯絡西國教徒；設立資料庫、圖書館；出版華文聖經教本。隨後參加益智會、馬禮遜教育協會、醫藥傳道會的工作。1832年創辦英文《中國叢報》（又譯《澳門月報》、《中國文庫》），先後在廣州、澳門出版。該報是鴉片戰爭前後外國人在華創立的重要刊物。初由馬禮遜倡議，美商奧利芬特負責在紐約進行印刷器機設備的籌募。裨治文辦報態認真、立論較持平，以大量文字記錄了鴉片戰爭前後重大事件及背景。1843年11月，任英商馬地臣創辦的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秘書。1839年2月在澳門創辦馬禮遜學堂，容閎曾在該學堂學習六年。同年6月15日應欽差大臣林則徐之邀，到虎門觀察銷煙。1843年出席香港傳教士商討重譯《聖經》會議。1844年2月，美國使團到達香港，裨治文充當顧盛的翻譯和秘書。1845年參加簽訂《中美望廈條約》。1853年任上海公理會牧師。1856年在上海外僑組成的學術團體一上海文理學會任會長。1857年促成皇家亞洲協會華北分會成立，被選為主席。1858年為簽訂《中美天津條約》而出謀策劃。他於1841年在澳門出版《廣東方言撮要》，此書有助歐美人士學習中國語文，更可從學習中認識中國文化。1861年11月12日在上海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