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十三年(1534年1月14日─1535年2月1日)教宗保祿三世(Paulo Ⅲ)發佈通諭，在印度果阿設立總主教區，統轄遠東傳教事務，亦准許葡萄牙國王享有遠東地區的保教權(Patronato)，明確規定，葡王有權向教宗提出主教的人選，也有權提出其他教會高級神職人員以及教會法專家和有俸祿的神職人員的候選人名單。同時葡王有義務為教區提供幫助，滿足教區的需要，包括支付宗教官員工資，建築和修復大、小教堂以及修道院，並為這些宗教設施提供必要的宗教禮儀用品。羅光：《中國天主教歷代分區沿革史》，載羅光的《天主教在華傳教史集》，第296頁；裴化行(Henri Bernard)：《天主教16世紀在華傳教志》，第83頁；顧衛民：《17世紀羅馬教廷與葡萄牙在中國傳教事業上的合作與矛盾》，載《文化雜誌》第46期，2003年。

清嘉慶十一年（1806年2月18日─1807年2月6日）本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澳門開設了一座圖書館，主要以早期商館藏書作為基礎，加上在華英商以捐贈和集資的形式建立起來。圖書館有1600種不同的作品，約4000冊，主要是歷史、文學及科學著作的普通讀物，語言主要以英文為主。1835年該館關閉。Harriett Low, Light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p. 378, 88; 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49頁；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第92頁稱圖書館建於1829年。

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2月16日─1609年2月3日）澳門聖保祿住校總人數41人，其中神父19人，修士22人。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第94頁。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1月29日─1616年2月16日）5月，葡萄牙籍小駱入祿（Jerónimo Rodrigues）神父出任澳門聖保祿學院第6任院長。澳門議事會贈聖保祿學院院長白銀440兩，用於修建學院的教室。當年澳門聖保祿學院在校人數達到110人。高瀬泓一郎：《キリシ夕ソ時代文化と諸相》，第328頁。阿儒達宮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鈔本49—IV—66，第85—87頁。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第94頁。

嘉靖十九年(1540年2月8日─1541年1月26日)9月27日，教宗保祿三世下達諭旨，批准耶穌會成立。從此耶穌會保證無條件服從教宗，聽從教宗調遣。哈特曼(Peter C. Hartmann)：《耶穌會簡史》第1章，第5頁。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2月3日─1602年1月22日）聖保祿學院住院人數70人，其中有一部分為1600—1601年前往日本的教士在這里過冬。費爾南•格雷羅神父：《耶穌會神父事務年度報告》，載《16和17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里的中國景觀》，第167頁。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2月1日─1594年2月19日）7月7日，孟三德神父再次提修建聖保祿學院工程需要追加30兩白銀，議事會予以批准，工程負責人伊納修•莫雷拉於本日收到。Domingos Maurício Gomes dos Santos, Macau, Primeira Universidade Ocidental do Extremo-Oriente, p.11. 關於聖保祿學院建設建造資金問題，各種文獻記載十分混亂。范禮安1593年11月12日的信稱：完成聖保祿學院全部工程需要3000杜卡多。而1594年11月9日的信則稱，聖保祿學院已經完成的部分大約花費34000杜卡多，另外為購買用作神學院菜園的土地和傢俱還花費了31000杜卡多。其中澳門富商金特羅（Pedro Quintero）捐贈其遺產約2000杜卡多和2套住房，通過其他朋友的援助獲得3000杜卡多；范禮安還期待其他的友好關係獲得2000杜卡多（高瀬泓一郎：《キリシタン時代の文化と諸相》，第298—300頁及第348—353頁）。而據《耶穌會會士在亞洲》鈔本49，Ⅳ，66，第85—87頁，則稱僅“以新的平台至藥房這一段工程就耗資一萬兩白銀”。但無論最後花費多少錢，整個澳門聖保祿學院的資金均來自澳門居民，“沒有花費日本和耶穌會一分錢”。（參見Domingos Maurício Gomes dos Santos, Macau, Primeira Universidade Ocidental do Extremo-Oriente, pp.13—14.）

光緒十五年（1889年1月31日─1890年1月20日）1月24日，以澳督高若瑟命名的澳門人文學會成立，全部會員共有男女212人。《澳門政府憲報》1889年1月24日第4號。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1月14日─1554年2月1日)2月，原被安置在梧州的走馬溪之役的被俘葡商兀亮•別列(Galiote Pereira) 逃出廣西，至上川島，不久，返回印度，後撰寫一份有關他被俘後的見聞和經歷，題為《中國聞見錄》。兀亮•別列出生於葡萄牙貝拉省(Beira)的采邑領主家族，他本人則只是隨同葡商迪奧戈•佩雷拉(Diogo Pereira)赴中國貿易的普通商人，而根本不是馬六甲國王弟。博克塞：《16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之《導言》，第27—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