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年2月16日─1647年2月4日)5月2日,澳門議事會接受本市47名有聲望的市民請求,決定將聖卡塔琳娜(S. Catarina da Sena)定為澳門城市的庇護神。[1]
[1]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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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9/01/15
順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年2月16日─1647年2月4日)5月2日,澳門議事會接受本市47名有聲望的市民請求,決定將聖卡塔琳娜(S. Catarina da Sena)定為澳門城市的庇護神。[1]
[1]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82.
更新日期:2019/01/15
康熙十二年(1673年2月17日-1674年2月5日)由香山知縣申良翰主持修纂的《香山縣誌》完成。該志為清朝纂修的第一部香山縣誌。卷首保存有一幅《濠鏡澳圖》,卷10為《澳彝》,其文稱:澳中彝人聚處,雜以唐人黑鬼,則皆聽澳彝驅使者也。澳門舊有提調、備倭、巡緝行署三所,今惟議事亭。凡文武官下澳,率坐議事亭上,彝目列坐進茶畢,有欲言則通事番譯傳語。通事率閩粵人,或偶不在側,則上德無由宣,下情無由達。彝人違禁約,多由通事導之。或奉牌拘提,輒避匿。關閘歲放米若干石,每月六啟關。廣肇南韶道發封條六道,令文武官會同驗放,事已封關。我國家之待遠人者,可謂至矣。若信聽通事,驕悍違禁,窩逃人,買子女,一旦閉關遏糴,必致餓殍流離,欲如此日之晏安豐富,豈可得哉?彝俗貴女賤男,生女則喜,長則贅媚入其家為後;生男出贅他氏。奉天主教尤謹,樂施予,以故建寺獨多,有三巴寺、賣家私寺、大寺、飛來寺、發瘋寺、風汛寺、板樟寺、龍鬆寺、醫人寺、尼姑寺、望人寺、唐人寺、花王廟,而崇宏瑰麗,以三巴寺為最。 申良翰:《(康熙)香山縣誌》卷首《濠鏡澳圖》及卷10《澳彝》。
《香山縣志》修纂完成
嘉靖十三年(1534年1月14日─1535年2月1日)教宗保祿三世(Paulo Ⅲ)發佈通諭,在印度果阿設立總主教區,統轄遠東傳教事務,亦准許葡萄牙國王享有遠東地區的保教權(Patronato),明確規定,葡王有權向教宗提出主教的人選,也有權提出其他教會高級神職人員以及教會法專家和有俸祿的神職人員的候選人名單。同時葡王有義務為教區提供幫助,滿足教區的需要,包括支付宗教官員工資,建築和修復大、小教堂以及修道院,並為這些宗教設施提供必要的宗教禮儀用品。羅光:《中國天主教歷代分區沿革史》,載羅光的《天主教在華傳教史集》,第296頁;裴化行(Henri Bernard):《天主教16世紀在華傳教志》,第83頁;顧衛民:《17世紀羅馬教廷與葡萄牙在中國傳教事業上的合作與矛盾》,載《文化雜誌》第46期,2003年。
教宗保祿三世在印度果阿設立總主教區
嘉靖十九年(1540年2月8日─1541年1月26日)9月27日,教宗保祿三世下達諭旨,批准耶穌會成立。從此耶穌會保證無條件服從教宗,聽從教宗調遣。哈特曼(Peter C. Hartmann):《耶穌會簡史》第1章,第5頁。
教宗保祿三世批准耶穌會成立
崇禎十五年(1642年1月30日─1643年2月18日)7月,在葡萄牙恢復獨立若奧四世登基的慶典中,澳門的華人基督徒街區和日本基督徒街區的慶祝活動尤為引人注目。來自廣場教區(十字大街)的華人基督徒一個團,在軍官和下級士官的指揮下舉行了閱兵式,還用自己的武器進行操練,精湛的射擊表演彈無虛發。日本街區(聖保祿街)的基督徒則於7日晚到8日晨間舉行了火把遊行活動。他們身著日本民族服裝,彈起弓弦和其他樂器,手持扇子,肋下掛著戰刀,踏著優美的舞步遊行。在慶祝活動中,華人基督徒的情緒最為高漲。博克塞:《16—17世紀澳門的宗教和貿易中轉港之作用》,載《中外關係史譯叢》第5輯,第91頁。
澳門的華人基督徒街區和日本基督徒街區的慶祝活動引人注目
光緒十五年(1889年1月31日─1890年1月20日)1月24日,以澳督高若瑟命名的澳門人文學會成立,全部會員共有男女212人。《澳門政府憲報》1889年1月24日第4號。
以澳督高若瑟命名的澳門人文學會成立
清嘉慶十一年(1806年2月18日─1807年2月6日)本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澳門開設了一座圖書館,主要以早期商館藏書作為基礎,加上在華英商以捐贈和集資的形式建立起來。圖書館有1600種不同的作品,約4000冊,主要是歷史、文學及科學著作的普通讀物,語言主要以英文為主。1835年該館關閉。Harriett Low, Light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p. 378, 88; 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49頁;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第92頁稱圖書館建於1829年。
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澳門開設了一座圖書館
萬曆十八年(1590年2月5日─1591年1月24日)7月21日,范禮安率領的日本天正遣歐使團回到長崎,並將澳門印刷所中的印刷機帶去日本。這台在澳門停留了兩年的印刷機原本就是范禮安為日本耶穌會準備的。1578年12月1日范禮安在果阿寫信給埃武拉大主教特托尼奧•布拉干薩(D. Tetónio de Bragança)稱:“我已命令運來印刷機,我自己會帶去日本,以便在那里印刷適宜日本使用的書籍。”在運往日本之前,范禮安神父命令孟三德神父將他在航途中用西班牙文編纂《天正遣歐使節記》一書書稿譯為教會內部通用的標準拉丁文,並在澳門印刷出版。馬愛德:《范禮安——耶穌會赴華工作的決策人》,載《文化雜誌》第21期,1994年。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310.泉井久之助:《天正遣歐使節記:解說》,第713—715頁,轉自戚印平的《澳門聖保祿學院新探》(澳門文化局2006年獎學金項目,未刊稿),第7頁。《天正遣歐使節記:解說》認為《天正遣歐使節記》是澳門印刷的第一種書,其實在1588年還重印過《公教兒童教育》一書。
范禮安率領的日本天正遣歐使團回到長崎,並將澳門印刷所中的印刷機帶去日本
時間: | 清前期(1645-1759年) |
1646年05月02日 | |
關鍵字: | 神祇 |
天主教 | |
議事會 |
資料來源: |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澳門編年史》第二卷,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第529頁。ISBN 978-7-218-06327-0 |
語種: | 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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