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慶十一年（1806年2月18日─1807年2月6日）本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澳門開設了一座圖書館，主要以早期商館藏書作為基礎，加上在華英商以捐贈和集資的形式建立起來。圖書館有1600種不同的作品，約4000冊，主要是歷史、文學及科學著作的普通讀物，語言主要以英文為主。1835年該館關閉。Harriett Low, Light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p. 378, 88; 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49頁；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第92頁稱圖書館建於1829年。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1月29日─1616年2月16日）5月，葡萄牙籍小駱入祿（Jerónimo Rodrigues）神父出任澳門聖保祿學院第6任院長。澳門議事會贈聖保祿學院院長白銀440兩，用於修建學院的教室。當年澳門聖保祿學院在校人數達到110人。高瀬泓一郎：《キリシ夕ソ時代文化と諸相》，第328頁。阿儒達宮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鈔本49—IV—66，第85—87頁。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第94頁。

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2月20日─1595年2月8日）10月28日，本日出版的《澳門聖保祿學院年報》報導了剛建成不久的聖保祿學院的整體面貌： （聖保祿學院）依山勢而建，周圍有高牆環繞。兩間帶有閣樓的寬大房宇露出牆頭，如同兩座城堡，其間有個美麗的庭院。沿牆有條走廊，其間有數個小房間。由於地勢關係，小房間地面與兩間大屋宇的閣樓一般高低。山腳與山上通過兩個階梯相通，還有一個帶庭院的教學區和正門。正門處有幾間辦公室。再向上走，又有幾間供教師職員使用的寬適房間。正門前面，還有一座封閉式的極大庭院。整個庭院可容納四十名教士，而且居住條件十分舒適，因為除了四個教學區外，上面還有十九個房間、兩個大廳、兩間教室和一間極大的藥房。下面還有另外七個房間和十分舒適的辦公室。范禮安視察員還決定再建一間新飯廳，因為目前使用的飯堂是借來的。如果需要的話，我們還有許多地方可以建更多的設施。范禮安本年11月9日的信也描述了新學院的全貌： 在神的幫助下，我們完成了日前在中國（澳門）建造的學院的建築。此外，與會院分開的建築中已開始有人居住，現在學院生活著19～20名耶穌會士。學院毗鄰會院，因此，打開一扇門，就可以從一方進入另一方，但它們是完全分離的。雙方既見不到，又無法聯絡，連窗戶都沒有。兩者一牆之隔，所以牆既是修院的終點，同時又是學院的起點。不僅如此，我們還在與學院相連的兩座山的周圍建造了一道非常堅固的土牆，圍牆包圍著（學院）。直到工程完全結束，曼達琳（mandarim）們沒有干預它，我想他們不可能干預它。除了已經到手的大塊土地，我們還在學院中擁有視野良好的別墅，它可以使修道院得到很好的保養。如果遠望大海和整座城市，學院仿佛位於山體的中央位置。山麓處有門，通往另帶庭院的修院和學校，它們（修院和學校）可以通過修建極好的二、三段階梯，通往（它的）上方。此前已完成的建築工程，是擁有三個教室的學校中庭，如有必要，還可以再建造第四、第五個（教室）。這些教室側旁是學院的大門，還有禮拜堂和小型香房。此外，還有神父會見來訪者以及學生進行告解的接待室、面向大門通道的其它修院。它們已成為存放學院物資和即將送往日本的物資的倉庫。在這一切的上面，是日本省代理人（他同時也是學院的司庫）生活，並與它們分離的另一所大房子，其中保存著每年送往日本的大部分生絲、棉布和所有的方物。這間修院非常寬敞，而且設備良好。在那里不會影響修院，與外國人和中國人進行交涉極為合適。在大門與倉庫的上方，還修建了通往管區代表所在修院的其它通道，那里有5間小房子。這些（小房子）咸了修院職員修士與副院長的住所。在它的下方，還有附帶僕人修院的另一個中庭和可供學院之用的非常良好的巨大菜園。從那兒再往上，山腰處是學院嶄新建築的全部。它們建造得如同城牆一般，在不同端部還建有兩個突出的棱堡。此外，一個非常大的中庭佔據了從一個棱堡到另一個棱堡之間的所有空間。被我們稱為棱堡的這兩個修院，一個是平房，還有一個是二層樓。城堡部分全部由小房間組成，他們都是平房。因為是在山上，沒有更多的餘地，但所有的房子都與棱城堡一樓一樣高。其中一個（棱堡）之內，有用作休息和圖書室的巨大而涼爽的房間。在另一個（棱堡）的二樓，有兩個非常寬敞的醫務室。那里還有禮拜堂和三個小房間。在這個棱堡圖書室的下方，還有另外一個附帶禮拜堂的大廳，那里給修道士們做彌撒之用。在醫務室的旁邊，是非常舒適而清潔的廁所。除了上述教室，大門及其上方小房間，學院的新建築中有兩個禮拜堂，大門處還有第三個（禮拜堂）。此外還有上下兩層的大房間用作休息和圖書室，還有19間小屋和醫務室的大房間，因此，上下兩層可供40名耶穌會神父與修道士們舒適地起居。再往上還有大廳和醫務室的空間，還有9至10間單人房間。整個建築都在高處，涼爽且視野開闊，一側的山頭阻擋了有害於健康的惡風，另一側豁然開朗，可眺望大海，吹來有益於健康的好風。學院的建造考慮到居住於此的日本修士，他們在自己家中的生活是井然有序並且乾淨的，所以（學院的）建築也必須應當非常整潔、井然有序並且是涼爽的。如前所述，這一切都已經完成，剩下的只有食堂、與之連接的大廳和廚房，在神的幫助下，它肯定會迅速建成非常舒適的場所。建造它們的場所已經確定，現在我們正在使用由兩間小房子構成的臨時食堂。對目前學院中的人來說，它已經夠用了，但必須在原定的場所建造非常寬敞而舒適的另一所（食堂）。在神的幫助下，不到1000杜卡多的錢就可以建成應當建成的所有部分。 1594年10月28日《澳門聖保祿學院年報》，轉引自李向玉的《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第33—34頁。曼達琳，葡文作mandarim，意即中國官員。《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之《澳譯》作老爺，音譯為“蠻的哩”；湯彝：《盾墨》卷4《澳門西蕃》稱“官曰滿的”。1594年11月9日范禮安在澳門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的信，轉引自高瀬泓一郎的《キリシタン時代の文化と諸相》，第348—353頁。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2月3日─1602年1月22日）聖保祿學院住院人數70人，其中有一部分為1600—1601年前往日本的教士在這里過冬。費爾南•格雷羅神父：《耶穌會神父事務年度報告》，載《16和17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里的中國景觀》，第167頁。

萬曆十八年（1590年2月5日─1591年1月24日）7月21日，范禮安率領的日本天正遣歐使團回到長崎，並將澳門印刷所中的印刷機帶去日本。這台在澳門停留了兩年的印刷機原本就是范禮安為日本耶穌會準備的。1578年12月1日范禮安在果阿寫信給埃武拉大主教特托尼奧•布拉干薩（D. Tetónio de Bragança）稱：“我已命令運來印刷機，我自己會帶去日本，以便在那里印刷適宜日本使用的書籍。”在運往日本之前，范禮安神父命令孟三德神父將他在航途中用西班牙文編纂《天正遣歐使節記》一書書稿譯為教會內部通用的標準拉丁文，並在澳門印刷出版。馬愛德：《范禮安——耶穌會赴華工作的決策人》，載《文化雜誌》第21期，1994年。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310.泉井久之助：《天正遣歐使節記：解說》，第713—715頁，轉自戚印平的《澳門聖保祿學院新探》（澳門文化局2006年獎學金項目，未刊稿），第7頁。《天正遣歐使節記：解說》認為《天正遣歐使節記》是澳門印刷的第一種書，其實在1588年還重印過《公教兒童教育》一書。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1月14日─1554年2月1日)2月，原被安置在梧州的走馬溪之役的被俘葡商兀亮•別列(Galiote Pereira) 逃出廣西，至上川島，不久，返回印度，後撰寫一份有關他被俘後的見聞和經歷，題為《中國聞見錄》。兀亮•別列出生於葡萄牙貝拉省(Beira)的采邑領主家族，他本人則只是隨同葡商迪奧戈•佩雷拉(Diogo Pereira)赴中國貿易的普通商人，而根本不是馬六甲國王弟。博克塞：《16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之《導言》，第27—28頁。

崇禎十五年（1642年1月30日─1643年2月18日）7月，在葡萄牙恢復獨立若奧四世登基的慶典中，澳門的華人基督徒街區和日本基督徒街區的慶祝活動尤為引人注目。來自廣場教區（十字大街）的華人基督徒一個團，在軍官和下級士官的指揮下舉行了閱兵式，還用自己的武器進行操練，精湛的射擊表演彈無虛發。日本街區（聖保祿街）的基督徒則於7日晚到8日晨間舉行了火把遊行活動。他們身著日本民族服裝，彈起弓弦和其他樂器，手持扇子，肋下掛著戰刀，踏著優美的舞步遊行。在慶祝活動中，華人基督徒的情緒最為高漲。博克塞：《16—17世紀澳門的宗教和貿易中轉港之作用》，載《中外關係史譯叢》第5輯，第91頁。

嘉靖十三年(1534年1月14日─1535年2月1日)教宗保祿三世(Paulo Ⅲ)發佈通諭，在印度果阿設立總主教區，統轄遠東傳教事務，亦准許葡萄牙國王享有遠東地區的保教權(Patronato)，明確規定，葡王有權向教宗提出主教的人選，也有權提出其他教會高級神職人員以及教會法專家和有俸祿的神職人員的候選人名單。同時葡王有義務為教區提供幫助，滿足教區的需要，包括支付宗教官員工資，建築和修復大、小教堂以及修道院，並為這些宗教設施提供必要的宗教禮儀用品。羅光：《中國天主教歷代分區沿革史》，載羅光的《天主教在華傳教史集》，第296頁；裴化行(Henri Bernard)：《天主教16世紀在華傳教志》，第83頁；顧衛民：《17世紀羅馬教廷與葡萄牙在中國傳教事業上的合作與矛盾》，載《文化雜誌》第46期，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