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二年（1622年2月10日─1623年1月30日）10月26日，澳门致菲利浦三世信称，当时圣保禄学院有100多名修士及神父。并称，日本每年从马六甲海关获得1000克鲁扎多，用于设立一个学院，日本学院可在对日贸易船队中贩运50担生丝。中国教区则可从马六甲海关临时支取2000克鲁扎多，而在他们航行所贩卖的货物出售后归还。还称，日本和中国教区在澳门有300两白银的屋铺收入，这两个教会共有8000两白银作为资本，投资于对日贸易。里斯本海外历史档案馆，澳门，第1函盒，1622年10月26日致菲利浦三世信函。

正德十五年(1520年1月20日─1521年2月6日)7月，费尔南•安德拉德返回葡国，受到国王接见。国王多次向他们询问中国的情况，而费尔南•安德拉德的回答对葡王1520年的“印度敕令”产生影响，葡王决定对往返中国的航行实行国王垄断，并将往返船队保持的季节性接触变为建立持久的关系，使葡国与东方的贸易成为日常的生意。为了使“印度敕令”产生实效，必须保证三个目标：将马六甲置于葡萄牙统治之下，加强其作为东南亚香料和药品贸易重要中心的作用；在苏门答腊北部建立一个葡萄牙军事势力范围，并在该地区主要的胡椒港口帕塞姆(Pacem)兴建一座炮台和商站；在中国南方沿海建立商站和炮台。奥利维拉：《葡中接触五百年》第3章，第29—30页。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2月10日─1549年1月28日)7月15日，有葡萄牙船队大船8艘、哨船11艘进攻福宁州七都沙头澳。登陆士兵多为黑奴，各持铅子铳、铁标、弓弩乱发。清湾巡检司官兵抵敌不过，葡兵劫掠沿岸居民20余家，又乘船往崳山抛泊。 朱纨：《甓余杂集》卷3《亟处失事官员以安地方事》。

崇祯六年（1633年2月8日─1634年1月28日）3月，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菲利浦•罗博（D. Felipe Lobo）率船前往中国贸易，来澳门一路顺畅，在本月回程经新加坡海峡时遭荷兰船只袭击，其中4艘船为避免被俘而自焚沉海，所丧失的黄金和铜价值超过50万银色勒芬。菲利浦•罗博侥幸逃生。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 p. 107.

隆庆三年(1569年1月17日─1570年2月4日)本年，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曼努埃尔•特拉华索(Manuel Turvassos) 担任澳门地方兵头。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209页。

崇祯二年（1629年1月24日─1630年2月11日）嘉思栏炮台（Forte de S. Francisco）建成竣工。嘉思栏炮台又名圣方济各炮台，因为炮台附近即为方济各修院的旧院址。1622年时，这里曾架一尊炮，后弗兰西斯科•马士加路也将这里扩建成一炮台。该炮台呈椭圆形、装有6门金属火炮。炮台下面还装有一火炮发射台，那里有1门发射35英镑铁弹的铁炮。故《澳门记略》称，嘉思栏炮台置炮7门。这座炮台是防御海上进攻的前线，其大炮射程可达氹仔鸡颈山，覆盖两岸间的全部空间。由于其围墙沿山势修建，炮台形状不规则，东西两边各有一座炮塔，围墙内还有指挥官和士兵住房，1座弹药库和1座教堂。科斯塔：《澳门建筑史》，载《文化杂志》第35期，1998年；博卡罗：《要塞图册》，载《16和17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第220页；Jorge Graça, The Fortifications of Macau, pp. 63—66;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2月19日─1614年2月8日）本年，葡印总督又派出三艘大帆船在中国海面参加海上护航，其中一艘在上川附近遇台风沉没，200多名船员丧生，其中有60余名葡萄牙人，另有80余人侥幸未死，在澳门与舰队重新会合。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53页。

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5月，又一批葡萄牙船来到东涌港。这批葡船为中国式帆船，一共5艘，一艘属于暹罗国王，一艘属于北大年国王，其他分别属于彿兰西斯科•罗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欧维士(Jorge Álvares)及努诺•曼努埃尔(Nuno Manuel)。因船上的货物尚未脱手，故希望进入广州贸易。当时广州大使已得到葡使在京受到世宗冷遇及要驱逐他们回国的消息，故以假口信哄骗葡商们上岸，并带至南头，然后抓捕。因为是分开来的，今天一艘，明天一艘，最后无一幸免。在南头，广东官府将船长、水手长、领航员及商人斩首，船上货物大部份以海盗赃物充公，还有一部份则被布政使和按察使汪鋐及南头备倭等官员瓜分。5艘船则分别分给了占城人、马来人和暹罗人。巴尔托罗梅乌•苏亚雷斯(Bartoloméu Soares)、 洛博•哥依斯(Lopo de Góis)及梅尔古良(Mergulhão)神父等20余人被斩首，其中还有几位暹罗人，其罪名就是夹带葡人来华，另外被俘的葡人则被投进广州的监狱。为了防止布政使及按察使汪鋐等官员侵吞葡人财物的消息外泄，他们下令不得放走一个葡萄牙人，并决定杀人灭口，杜绝后患。梅尔古良神父应是迄今文献所载明代第一个进入中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卡尔沃：《广州葡囚信》，第84—85、102页。

正德十二年(1517年1月22日─1518年2月9日)9月底，费尔南•安德拉德船队抵达广州城下，葡人船队在桅杆上升旗，然后船上又鸣放礼炮三响，向对方致敬。当时在广州城的大员仅布政使吴廷举。郭棐称：“佛郎机大舶突入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右布政使兼副使吴廷举听之。”吴氏指责葡方三件事违规：第一，无广州大吏的批准擅入；第二，鸣炮；第三，悬旗或竖长矛。费尔南•安德拉德进行了多次道歉，不久，双方消除误解。两广总督陈金、三堂总镇太监宁诚，总兵武定侯郭勋先后回到广州，并在官衙中听取葡人代理商的汇报。听完汇报后，陈金命令葡人使臣“去光孝寺习礼三日”，方肯接见。10月底，在炮声和号声中，托梅•皮雷斯和随行7人着节日盛装登上广州石码头。然后将使团及随行人员安排在十八甫蚬子步的怀远驿下榻，等候北京传旨接见。费尔南•安德拉德将大使送到驿馆后，他也获得广东官方给他的一间房屋，方便其出售货物。他和他的代理商、书记员及其他几位葡商均上岸经营贸易，而且以最优惠的价格进行。不久，其货物全部卖完。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69《外志》3《番夷》。《若昂•德，巴罗斯亚洲史——旬年史之三》第2篇第8章，第138页。陈金，湖广应城人。两次担任两广总督。第一次出任两广总督在正德元年十二月，第二次是在正德十年“以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再至广东出任两广总督(《明武宗实录》卷20，正德元年十二月戊申，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10《职官表》下)。又《明武宗实录》卷152，正德十二年八月戊辰及卷155，正德十二年十一月丁亥记载，郭勋和陈金在广东会见葡萄牙使团后不久就离开广东。光孝寺，在广州旧城西北，广州著名佛教古刹，三国时即建为寺，明宪宗时正式定名光孝寺。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卷4，第194—200页。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卷12《杂论》3称：“第一日始跪左腿，第二日跪右腿，三日才磕头，始引见。总督衙门吩咐：《大明会典》原不载此国，令在驿中安歇，待奏准才可起送。”顾应祥是第一次进入广州的葡萄牙使团的见证人，其记录当可信，但他称葡使团人员“皆以白布缠头，如回回打扮”，确实费解。(胡宗宪：《筹海图编》卷13《兵器•佛朗机图说》，四库全书本《筹海图编》题为胡宗宪撰，有误。《筹海图编》作者原为郑若曾，天启年间，胡宗宪之孙胡灯等重校该书时，将“昆山郑若曾辑”改为“胡宗宪辑议”，并作了某些必要的剜补改动。后人即沿用胡宗宪之名。)我们认为很可能是因为葡使团中有通事5人及许多仆役，这些通事和仆役可能是马来人，故作“回回打扮”。明政府既将葡人使臣视为“回回”，为什么又要安排在佛教寺庙习礼？殊不可解。高德胜：《欧洲第一个赴华使节》，第138页。戴璟《广东通志初稿》卷28《驿传》称：怀远驿，原额馆夫8名，事为安养夷人而设，近年番船俱无进贡，亦无番夷在驿安养。前项馆夫，欲行裁革，诚恐后有番船到事□□，缺人供应，□存旧额。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卷5第308—309页：十八甫蚬子步在广州旧城西关，甫即铺。怀远驿即在蚬子步。洪武三年于浙江、福建、广东三市舶可设驿馆，广东名怀远驿。永乐四年，置怀远驿于广州城蚬子步，建屋一百二十间以居蕃人。《若昂•德•巴罗斯亚洲史——旬年史之三》第2篇第8章，第140—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