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樂其，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澳門知名實業家、慈善家、誠興銀行創辦人。[2] 父親崔諾枝是澳門紳士，富甲一方，樂於參與慈善活動；擔任澳門鏡湖醫院總協理、同善堂主席及澳門商會總協理。20世紀30年代日寇侵華時，他聯同多名澳門商界人士籌款，大力支持東北抗日義軍活動。[3]現今，澳門慈善機構同善堂內，放置著崔諾枝的銅像，以表達對崔老先生的敬意。 樂其葡文了得，擔任澳門特首何厚鏵之父何賢的葡文秘書。抗戰時期，他和何賢一起經營黃金生意。當時，何賢任職於澳門大豐銀行，與商人鍾子光及澳門經濟局長羅保，獲得合資經營黃金買賣的專營權。之後，樂其開設誠興金行，在誠興金行的基礎上，他創辦澳門誠興銀行，從事多元化銀行業務。1989年，誠興銀行被何鴻燊持有的澳娛公司收購。 1952年7月，澳門與內地發生“關閘事件”，葡國駐澳門士兵與中國解放軍在邊境地帶發生衝突。當時，澳督羅必信就通過樂其，聯絡何賢與中方商談。8月23日，澳門葡政府正式派代表向中方前山邊防局書面道歉，保證今後不再有同樣事件發生。8月25日，中方恢復前山拱北與澳門的陸地交通，中葡雙方的緊張關係解除。樂其和何賢等人在“關閘事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4] 樂其和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崔德祺、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並稱為“澳門三旗”。2002年，他和崔德祺、馬萬祺分別榮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銀蓮花、金蓮花和大蓮花勳章，一時傳為佳話。 1982年5月20日，樂其時任澳門市政廳主席，與葡國里斯本市政廳主席Nuno Krus Abecassis在里斯本簽署締結姐妹市議定書。根據該協定，兩地開展一系列文化、社會、教育、資訊及旅遊方面的交流活動，如舉辦展覽、交換文件及接待受訓的市政技術人員。一直以來，他熱心澳門公益事務，擔任澳門政府諮詢會委員，誠興銀行股東大會主席，澳門立法會第二、三屆官委議員，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同善堂值理會副主席，澳門基本法協運會副監事長，兼任澳門多所中文學校校董；澳門法國文化協會理事及澳門紅十字會理事，廣東省第七屆政協委員，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市務委員等職。另外，他獲授葡萄牙殷皇子軍官勳章及功績紳士勳章、英勇勳章、文化功績勳章及慈善功績章。 2000年6月，樂其當選為第六十五屆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後因他年事已高，轉任澳門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較少出現在公眾面前。 樂其十分關心家鄉南海發展情況，積極捐資支援家鄉公益事業；2005年1月，獲佛山市人民政府頒授“佛山市榮譽市民”稱號。[3] 2006年，樂其去世，終年84歲。 [1]《崔樂其》，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0月28日，http://zh.wikipedia.org/zh/%E5%B4%94%E6%A8%82%E5%85%B6。 [2]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第177頁。 [3]莊海源：《母親出身澳門望族》，載《香港文匯報》，2005年7月1日。 [4]《52年澳門“關閘事件”：中葡雙方炮戰近一周》，載“中華網＂，2012年9月16日，http://military.china.com/history4/62/20120529/17225485_1.html。

陳鵬超，乳名立，字卓平，號遇宗，生於台山縣沖萋六村大乎里（今屬台山市斗山鎮）。澳門同盟分會組織者、民國政要、革命詩人、愛國實業家。[1][2] 父親在新加坡十字街經商，開設陳泗隆號雜貨店。鵬超八歲時，隨母赴新加坡，後隨叔叔回國讀書，先後在六村鱉峰書院、廣海書院、台城寧陽書院等接受趙宗壇、趙魯庵等13位塾師的指點。他學文習武，學業不斷長進，喜舞雙刀；又擅詩詞，有儒俠之風。受到趙魯庵維新思想的影響，他從小樹立獻身社會、愛國愛鄉之志向。1902年，赴河南省參加清政府補行的庚子辛丑恩正併科鄉試，高中第35名舉人。赴考前，鵬超在友人處看到了孫中山《上李鴻章書》一文，深為孫中山的革命精神和才氣學識所折服，產生追隨孫中山的想法。1907年2月，鵬超赴新加坡接管父兄留下的生意，在商務活動中與同盟會員多有接觸，思想上傾向於革命。次年，適值孫中山雲南河口起義失敗後來到新加坡，鵬超即請同盟會員盧禮明引見，並由盧禮明介紹，孫中山親自主盟，鵬超宣誓加入同盟會。 鵬超入會後，四處奔波為革命籌款，多次以陳泗隆號的名義把款匯回國內革命同志手上。不久，他將新加坡陳泗隆號與香港公慎隆號合股經營，自己完全擺脫商務，住在澳門荷蘭園，專心做革命工作。[2] 1910年，鵬超以副會長兼秘書的身份，協助林君復，代替謝英伯主持澳門同盟分會活動，並成立“濠鏡閱書報社”，作為同盟分會活動的公開場所，宣傳反清革命，發展會員，籌款支持革命。1911年2月，鵬超回台山進行革命活動被人告發，逃到香港後，他與李天德等人創辦《民生叢報》。他一邊任編輯，一邊為3月29日的廣州起義籌款；期間著有《組織澳門同盟分會》、《組織澳門閱報社》等重要詩作。[1] 廣州起義失敗後，鵬超回到澳門，與林君復、莫紀彭、何振等人幾經努力，策動前山清廷新軍起義。起義成功後，經過整編，鵬超任參謀，隨軍開進廣州。後來武昌起義成功，廣州光復，鵬超所在隊伍編成北伐軍參加北伐。他不贊成北伐，認為“民國既成四海一，正宜息馬事農街”，主張“欲復長江北，先安五嶺南”。當北伐軍開撥時，他留下來擔任省臨時議會議員和都督府樞密部參議。 1912年3月，鵬超被胡漢民委派為茂名縣知事兼會辦高州軍務。茂名是高州首縣，當時無人主持縣政，地方秩序非常混亂。鵬超到任後，召開縣議會，籌議地方上興革事宜；組織法庭，審理民間刑事訴訟案件；籌劃高州至水東的公路；禁煙禁賭；復設縣城及四鄉的警察，維護地方治安；多次帶兵督戰，剿匪鋤奸。從此，茂名匪患遂平。次年7月，鵬超辭去茂名知事一職，改任兩陽綏靖處督辦。當時，中國政壇風雲變幻莫測，袁世凱派兵南下，龍濟光在廣州大肆搜捕，通緝革命黨人。鵬超逃亡於港澳與新加坡之間，仍竭力為討袁驅龍籌款。1915年4月，在新加坡，經葉夏聲介紹，許崇智主盟，鵬超加入中華革命黨。 1917年起，鵬超在澳門設帳授徒；著有《濠鏡講學》等詩。他成為澳門文學史上一位極重要的革命詩人，其作品以宣楊革命精神為主題，風格以明快淺白見稱。[1] 1917年，孫中山南下護法期間，鵬超受孫中山派遣前往南洋與鄧澤如一起，經營軍事內圍公債，為革命籌餉，歷時一個月，得款三萬餘元。幾年逃亡生活中，鵬超耳聞目睹一些政客及軍閥中的黑暗，深感悲憤；他力勸孫中山調離陳炯明的意見不被接納，對革命前途產生疑慮。之後，鵬超立意從高層政治鬥爭的漩渦中退出，回到故鄉致力於地方治安和公益事業。 1918年春，鵬超受家鄉紳耆聯名之邀，回到六村組建團防公所，抗拒土匪。鵬超仿兵營制招募壯丁120人，編為六村團軍，自己擔任團務監督。他一方面向海外華僑募款，不斷更新六村團軍的武器裝備和通信設備；另一方面開辦軍官講習所，招募有文化的青年，仿照陸軍速成科的形式進行培訓，提高官兵的素質。1924年，他出任台山縣下三都籌防局局長，致力於發展地方武裝，維持地方治安秩序。1927年春，鵬超向六村自治會提出籌建太和醫院的倡議和計劃，得到贊同。他吸取籌建太和學校失敗的教訓，立即撰寫印發《創建六村太和醫院勸捐序》，在海內外華僑、僑眷中廣為宣傳，大造輿論；同時成立九人組成的籌備機構進行工作，他自任籌款專員，負責全面聯繫。他一邊為籌建醫院做準備，一邊到香港招股，創辦香港愛群人壽保險公司，為之後發展實業打下基礎。 1928年元旦，鵬超見籌款時機成熟，乘坐“昃臣總統號”輪船從香港出發，經吳淞口、神戶、橫濱，渡過太平洋，直抵美國金門，在美國和加拿大進行為期近一年的募捐活動。回港後，他又與陳孔森繼續在香港募捐，共得款19萬多元。回鄉後，成立太和醫院建築委員會，鵬超任會長。次年擇定院址，1931年3月動工，1932年年底揭幕開業。後來，他又發動族人繼續捐建了第二院和第三院，使太和醫院更為完善。太和醫院佔地7000多平方米，園林佈局，配套齊全，設備先進，頗具規模，成為台山縣南部地區的醫療中心。在農村建成如此規模的醫院，成為當時台山和六村族人的驕傲。 太和醫院建成後，鵬超又一鼓作氣，籌建香港愛群人壽保險公司總行大廈和廣州愛群大廈。愛群大廈樓高15層，壯觀雄偉，成為當時中國南方建築之冠。它的照片被許多廠家用作商標，之後幾十年，它一直作為廣州的標誌之一。 鵬超造福於民不遺餘力。日寇侵華戰爭，使其實業受到沉重打擊。1941年台山縣淪陷時，他已64歲，仍參加香港台山商會救濟委員會，為了救濟台山的災民，遠赴新加坡籌款。 鵬超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崇尚太史公的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之說。他認為自己建立了德功，唯欠立言一項，且年已花甲，須要抓緊遂此心願。於是，他回到鄉下，一連用了八個月時間，將以前自己寫的1000多首詩歌中，重新校刪審定，選出280首編成《愛竹齋詩鈔初編》，1938年5月自費出版。 鵬超的詩作多是對時局、人生的有感而發，詩風坦直、豪爽。他在事業受挫，家人受害，自己在逃避日寇時跌傷左足、留下殘疾等種種不幸境遇中，他不忘寫詩，用詩記下了自己的遭遇及所見所聞，抒發對時局和人生的感慨，緬懷往事，讚頌友情。他從這時期的作品中篩選出332首，編成《愛竹齋詩鈔續編》。友人稱讚他這時期的作品比以前又多了“沉鬱雄勁之氣。迥非雕琢藻飾，徒寄興於風雲月露者之所比。”1947年，他將自己撰寫的《行年紀要》、《愛竹齋詩鈔初編》、《愛竹齋詩鈔續編》、《愛竹齋文鈔》、《觀山紀要》等作品，彙集編成《愛竹齋全集》，次年交付香港東雅印務有限公司出版。1953年，鵬超在香港病逝，終年76歲。[1] 現錄陳鵬超的詩一首： 《澳居閒寫》[3][4] 國難依然鼎沸時，澳居何日賦歸辭。 社陵留蜀避安史，靖亂豈無郭子儀。 [1]陳日生：《陳卓平（1877-1953）》，載“江門市五邑圖書館＂網，2010年12月20日，http://wylib.jiangmen.gd.cn/jmhq/list.asp?id=173。 [2]鄭煒明：《16世紀末至1949年澳門的華文舊體文學概述（下）》，載《許昌師專學報（社科版）》，1998，第50-55頁。 [3]呂志鵬：《澳門中文新詩發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第45頁。 [4]廣東省文史研究館：《辛亥革命詩歌選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第206-207頁。

鄭卓，原名鄭卓軒，香山三鄉橋頭（今屬中山市三鄉鎮橋頭村）人。興中會會員、孫中山侍衛。 孫中山為他改名鄭卓，人稱德叔，早年參加三合會。1897年，鄭在香港加入興中會。在澳門草堆街孫中山創辦的中西藥局當搬運工。後來孫中山到廣州行醫，藥局交與程大元（程北海之子）做司理，成為革命黨人常集會之所。 鄭一方面做運貨，一方面擔任交通傳訊。鄭與孫昌是好朋友，常得機會與孫中山見面，孫中山見鄭身體好、功夫好，通曉英文、法文，又會開汽車和輪船，就留在身邊做侍衛，後鄭當上侍從武官。在廣西鎮南關起義時，鄭擔任司令部副官，負責掌管糧食。孫中山派鄭向馬君武學製炸藥。1913年，他隨孫中山南下，巡視南方各省督辦鐵路，後隨孫中山赴美國三藩市、西雅圖、洛杉磯和加拿大溫哥華、法國巴黎、日本等地。1918年，鄭擔任廣三鐵路機務段長，一年多後，回到孫中山身邊當侍從武官。1923年8月，鄭被委任為大本營鞏固軍副官長；1925年1月被委任為廣東兵工廠管理委員會委員，1926年任財政部總務處緝私課課長，1931年任中山縣公安局局長，後任岐關車路公司副經理等職。後來，鄭定居澳門。[2] 1982年6月，應江門政協之邀，鄭撰寫《孫中山先生在江門軼事》一文。1908年，鄭、盧怡若等五人護衛孫中山，都帶有手槍和炸彈。孫中山喬裝為郎中，化名姓徐。時值農曆正月十五，茶庵寺進香人多，孫中山等推遲到正月十七日到達茶庵寺，在一間有秘密地下室“客房”休息，慧真和尚立即派了小和尚在上山的路上佈下哨崗。剛坐定不久，放哨的和尚突然發現山下來了一隊清兵。一向很鎮定的孫中山感到意外。此行高度秘密中進行，難道走漏了消息？當時鄭等採取緊急措施，陳少白、劉義、黃順護衛孫中山，由慧真和尚派出心腹帶路，走上茶庵寺後山茂林深竹中一條小路，繞到海邊去。在那裡有小船可以過渡，必要時從水路撤退。盧怡若（三哥）前往台山。鄭裝作茶庵寺的“後生”，下山探聽消息。鄭趕到山腰，發現數十個清兵護擁著幾頂轎正上山。轎子裡坐的都是女眷。鄭根據從事革命工作多年的經驗，清兵出動圍捕黨人，決不會帶女眷。鄭立即將消息飛報回去。事後，據茶庵寺的和尚向進香的女眷和清兵打聽，才知這是一場誤會。原來當時江門商業發達，與香港有火船往來，成為水陸交通要道，所以有一營清朝陸軍駐守。營長當時叫“管帶”。另外，在江門堵頭山有個炮台，炮台台長是外省人，與陸軍營管帶、兩家女眷都有往來，這兩位“官太太”聽說茶庵寺香火很旺，決定前來參神，認為正月十五人多，選定正月十七才來。因茶庵寺在山區，她們的丈夫恐怕有“山賊”，多派護兵保護。 孫中山、陳少白、劉義、黃順等接到平安通知，又回到茶庵寺，在有地下室的“客房”住上一晚，第二天，陳宜禧派他的侄子陳忠堂到茶庵寺來迎接孫中山。[3] 1986年3月11日，鄭在澳門舉行102歲壽宴會；後與女兒一家同住。 1988年，鄭在石岐蘇華贊醫院逝世，終年104歲。[1] [1]中山市外事僑務局、中山市港澳事務局：《中山市華僑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第751頁。 [2]《鄭卓》，載“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網，2010年2月2日，http://www.sunyat-sen.org/sun/showxgrw.php?id=280。 [3]江門政協：《江門文史資料》（第8輯），江門：江門政協，1982，第1-3頁。

曹善業，字子基，原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曹有長子。1[與“曹有＂條重覆者建議刪除]892年秋，孫中山畢業後，得到曹善業、何穗田及港紳陳賡虞資助來到澳門，在鏡湖醫院擔任首席義務西醫，創辦西醫西藥。孫中山擬在澳門實施“藥局贈藥”，向鏡湖醫院借款1440兩開辦藥局，此舉得到醫院董事們的積極支持。曹有作為鏡湖醫院早期倡辦者，最具資歷，以他為首簽名作為孫中山借款的擔保人之一，借出相當於鏡湖醫院半年經費的銀兩給孫中山。[1] 對於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宣傳，曹善業盡力相助。[1]他和盧九、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何廷光（又名何連旺，字穗田）等澳門知名人士聯名，在1893年9月26日和10月7日在《鏡海叢報》和葡文週報《澳門回聲》刊登“春滿鏡湖”告白，介紹孫中山在澳門的地點、時間、業務範圍及高明的醫術，表彰他的崇高醫德。[2] 1896年，父親逝世後，曹善業接管家業。1890年1月，他將父親創辦的繅絲廠改造為織造匹綢廠。同時，他與何連旺、宋子衡、盧九、陳恆等創辦其祥絲廠，1898年3月，其祥絲廠關閉。曹善業以時寶堂司理人的身份，出價3010元買下其祥絲廠的鋪底、上蓋、機器、家俬等。 曹善業在經商之餘，熱衷於政治和社會活動，1891年任澳葡政府迎接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董事；1894年任公鈔局替理；1895-1896年任公鈔局書吏；1902年任業鈔公會正會員；1894年、1896-1898年任理商局局員等職。 曹善業秉承其父之風，對澳葡政府多有貢獻，得到澳葡政府的嘉許。 曹善業擁有眾多的物業：水坑尾街兩間、白馬行街兩間、天神巷兩間、大炮台街兩間、高尾街一間、十八間（街名）兩間、草堆街四間、爐石塘兩間、趙家巷一間、桔仔街兩間、連興街一間、興隆街一間、連勝街四間、柚果里一間、由義巷34間、下環街六間、黑侄巷三間等。1908年2月，曹善業因欠銀一案，上述物業被按察司按時價估銀43150元。 後來文史學者發現，當時曹善業名下的物業有兩處與孫中山有密切關係，“草堆街80號”是孫中山當年在澳門創辦的“中西藥局”的舊址，另外一處“由義巷”被確認為當時興中會澳門的通信聯絡點。 1905年，曹善業被推舉為鏡湖小學校長，該校是晚清時期最有影響的華人學校。[3] 1908年3月23日，因居住澳門業主曹善根、曹善麟（兩人均為曹善業弟弟），控告曹善業欠銀，將他名下物業於是日估價出投招買，包括水坑尾街、白馬行街、大炮台街、草堆街、天神巷、由義巷等物業80餘處，總共約值銀50200元。[4] 1924年，曹善業去世，年僅59歲。 曹善業的弟弟曹善允是香港律師、社會活動家；是香港大學、聖士提反書院、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金文泰中學和民生書院等學府的創校人及籌款人之一，多次為聖保羅書院籌募經費；參與創辦雅麗氏紀念產科醫院、何妙齡醫院、1922年與歐海倫醫生合作創辦贊育醫院；1915-1916年，曹善允在在華人社區推動種痘運動。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他設法維持社會秩序，獲得港府肯定，屢獲殊榮；他又發起組織創辦民生書院，被推舉終身出任校董會主席；創辦“曹存善堂”等商號，同時擔任香港華商總會（香港中華總商會前身）名譽值理。[5] 2[有關內容與“曹善謙＂條重覆，建議刪除]008年初，在珠海鳳凰山公路隧道附近，發現了曹子基（善業）夫婦墓。曹子基墓碑身寫著“皇清誥授資政大夫顯考諱善業號子基曹公府君之墓”。資政大夫為清代文官正二品官銜。在墓葬遺址發現一塊“聖旨”碑，屬於曹子基夫婦墓的“奉天誥命”碑，碑額為“聖旨”二字。 2011年6月27日上午，曹善業第十五子曹思泉（軍）四個兒女一行，專程從廣州回到珠海市博物館，對珠海文保工作者對其先輩曹子基夫婦墓的發現和搶救性保存，表示衷心感謝。[6] 曹思泉於2013年1月3日逝世，終年96歲。[7]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3-174頁。 [2]《曹氏家族資助孫中山澳門開辦西醫》，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9月21日。 [3]《澳門曹家》，載“族譜錄紀念網＂，2013年6月1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30088。 [4]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53頁。 [5]《曹善允》，載“維基百科＂網，2013年6月1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6]《祖籍珠海的澳門商人，曾資助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曹子基後人珠海尋根》，載“珠海視窗＂網，2011年10月16日，http://info.zhuhai.gd.cn/News/20110629/634449361873687664_1.aspx。 [7]《厚德傳世》，載“族譜錄紀念網＂，2011年12月3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69141。

陳樹人，名韶，號葭外，生於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番禺區）。詩人、畫家、“嶺南三傑”之一。 樹人自幼潛心繪事，17歲時師從隔山鄉先輩居巢、居廉畫師習畫。期間，樹人與高劍父、高奇峰都打下良好的畫畫基礎。樹人特獲居巢畫師青睞，將孫女居若文許配給他為妻。 時值晚清，國家內憂外患。樹人心存報國，治學之餘，主持廣州、香港兩地新聞筆政，暗中鼓吹革命。 1906年，孫中山從美洲轉道香港赴日，樹人與陳少白、黃世仲同謁於舟中，大家相見恨晚，樹人隨即加入同盟會。 孫中山對樹人頗賞識和推重，邀請他共赴日本襄助同盟會務，之後，樹人進入京都美術學校繪畫科攻讀直至畢業。民國成立後，樹人回國擔任粵省優級師範學校和廣東高等學校圖畫教授。為深研世界文學，他再次東渡日本，畢業於東京立教大學文學科，先後留學日本十多年，與藝術、文學事業結下不解之緣。 樹人回國後，一直追隨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當時袁世凱陰謀篡國，樹人以事被袁黨所誣入獄，雖繫桎梏中，猶吟詩不絕，曠達膽識過人。1922年夏，樹人奉命從加拿大回國述職。返抵香港時，恰遇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蒙難，情勢十分危急。樹人獲悉後，第一時間訣別妻兒，冒險趕回廣州，登上“永豐”號艦，表示願任孫中山秘書，誓與孫中山共患難。孫中山經過慎重考慮，要求樹人趕赴上海，向各地華僑揭露、聲討叛軍陳炯明的罪行。兩天後，樹人不得不離艦。從此，他深得孫中山的信任和器重。1922年9月，脫險後的孫中山在上海召開會議，商討改進中國國民黨計劃，樹人由孫中山指定的國民黨改進案起草委員會委員之一；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擔任大會主席的孫中山指定樹人為廣東省代表，出席國民黨“一大”。 1931年冬，樹人出遊桂林。期間，他的心態發生了變化。在《雜詩四十四首》之二中，他作了表白“鴛鴦江水辨難真，也為臨流一愴神。不信本源能混去，到頭清濁漫無分。”從中可看，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的勾心鬥角、互相傾軋和一盤散沙，已讓樹人筋疲力竭、心灰意冷。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在俯仰天地的刹那間，他頓悟，促成了他以一種高蹈出世、潔身自好的方式完成桂林山水的愉快體驗。之後，桂林山水寫生成為他藝術生涯中重要的轉捩點。 1932年8月10日下午，長子陳復在路上被國民黨特務綁架，當晚11時被秘密押至河南南石頭“懲戒場”慘遭殺害，年僅25歲。樹人得知消息後，悲憤至極，作《哭子賦》詩八首，並將陳復生前的住處起名為“思復樓”，後親自將遺骸葬於故園隅山鄉劉王殿崗息園。陳復之死使樹人在政治鬥爭中，更加超然灑脫。 樹人在繪畫上的成就，一是在紮實的傳統功夫上，通過融匯中外技法，實現構圖、線條、色彩等方面創新。他對畫面空間十分重視，讓空間有迴旋的餘地，虛實相生，使人遐想；就像詩歌，口角生香是必要的，蘭心蕙質的底蘊更不可少。如作於1928年夏的《躍鯉》，畫面上半部是一條跳躍著的鯉魚，下半部則是水和草，各佔畫面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桃花待雨濃》也是如此。二是在用色方面，他善於敷彩。他畫紅棉，用深朱反映其英雄偉大。他尤其善於用綠色畫竹子、蘆葦、楊柳、梧桐等，濃淡相宜，清秀明麗，色彩中孕育著噴薄欲出的生命。人們常說“陳樹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樹人工詩善畫，尤長花鳥、山水畫；1931年創作《嶺南春色》、《木棉圖》，寓壯碩於雄麗，獲得比利時萬國博覽會的最優等獎。樹人生於江南，愛畫春雨、杏花、楊柳，展現出春意盎然的境界，1936年創作的《雨後》，有雨過天晴的清新氣氛。他的山水畫《鼎湖飛瀑》、《柳浪聞鶯》都有景秀華潤的特色，線條圓潤，輕巧而疏朗。後期深入蜀地，繪有《峨眉雲海》、《夔門秋色》等作品，畫風偏於雄勁峭削，筆墨濃重粗獷。畢生作畫達千幅以上，追求恬淡雋秀的情趣，熔詩、書、畫於一爐。他與高劍父、高奇峰被稱為“嶺南三傑”。 樹人一直當官，雖亦官亦畫並不矛盾。1927年，他辭去各種職務後，長時間流連於山水、詩畫，不問政治。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他住在重慶山區茅屋裡，無論工作多忙，他仍然每天清晨5時多起床作畫，首先練線條，練筆墨，星期天練寫生。抗戰勝利後，身負閒職的他回到廣州專門從事藝術創作，與高劍父以振興中華藝術的大任共勉，後又與趙少昂、關山月、黎葛民、楊善深等弟子晚輩組成“今社”，並舉行畫展，孜孜不倦地進行新國畫藝術的探索和開拓。蔡元培評價“陳樹人先生，純粹美術家，而具優美個性者也”。[1] 抗戰初期，樹人避居澳門，與高劍父、張純初、鄭哲園等重組“澳門清遊會”。[2] 1948年10月4日，樹人因患胃潰瘍而病逝，終年64歲。 陳樹人著有《樹人畫集》三輯、《桂林寫生集》一輯及《專愛集》、《戰塵集》、《寒綠吟草》、《自然美謳歌集》等書。 現存作於1930年的《紫藤遊魚》畫一幅，容大塊畫鯉魚，陳樹人補上了紫藤和題識。 廣州藝術博物院收藏的三幅容大塊的作品中，有一幅是他與陳樹人的合作，其中容大塊畫桃花，陳樹人畫牡丹花。還藏有一幅合作畫《嶺海春光》，畫作由陳樹人寫萱花，高劍父畫紅棉，高奇峰作牡丹，張純初繪茶花，再由羅仲彭描紫藤，黎葛民畫黃葵，容大塊作桃花等。[3] [1]王翯：《“嶺南三傑”之——陳樹人》，載“新華網＂，2008年9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shuhua/2008-01/24/content_7484783_1.htm。 [2]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12月28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3]《[廣州臉譜][廣州畫卷‧第38期]容大塊1900年-1963年壯遊寫生被桃李不求盛名只求心》，載“中國青年網＂，2012年11月30日，http://bbs.1205.cn/thread-32437-1-1.html。

民國八年(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5月28日，孫中山在上海發表《護法宣言》，第二次護法運動爆發，並派其子孫科為特派員，在澳門鵝眉街10號設立辦事處，繼續策動護法鬥爭，號召在粵海陸軍起義響應，驅逐桂系軍閥陸榮廷、莫榮新。該辦事處的主要工作是籌款，購買軍火，聯絡同志。鵝眉街10號是一幢3層的葡式洋樓，是孫中山的老友弗蘭西斯科．飛南第的物業，他無償借給孫中山使用作為中國國民黨澳門辦事處。1923年，孫科離澳，此宅歸還飛南第。

民國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8月23日，少校施利華 (Henrique Monteiro da Correia Silva)就任澳門總督。

成克大，字子來，直隸大名（今河北省大名縣）人。首任粵海關監督、澳門海關開創者。 父親成基命是明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兄長成克鞏是清少傅兼太子太傅、大學士、戶部尚書。清順治十七年（1660），克大考中舉人，性格激烈齟齬，不合於時。 克大幼時喪父，以母親在而不仕，居家奉母20餘年。母親去世後，克大獲授內閣中書，遷戶部廣西司主事，擢戶部貴州司員外郎。當時黔粵軍務興，度支數倍他司，克大練達精密，處之裕如。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春，克大創設粵海關，奉命擔任監督（當時海關設滿、漢監督各一員）。克大經過家鄉時，受兄長成克鞏的告誡“勿厭清貧”。廣東香山（澳門），舊為西人所居，名為鬼卒，俗尚火攻。聽聞克大到來，其酋長率隊來迎，刀劍森列，儼若勁敵。克大宣聖上恩威，無不懾服。 康熙二十七年（1688），克大正式在澳門設置海關機構，名曰粵海關澳門關部行台，下設大馬頭、關閘、娘媽閣、南灣等四個稅館，具體負責徵收關稅事宜。任職期間，他不納賄賂，開清廉之氣；處事公允，有大國之風。有位商人激怒鬼卒，奔訴求救。鬼卒追趕至門，氣勢洶洶。 克大神色自若，手檄通譯，召集酋長，曉之以理，事情得到解決。克大完成差事後，復任戶部江西司郎中；升任貴州鎮遠知府。鎮遠時值兵患後，民憊財殫，苗人雜處。克大招集流亡，興辦學校，查禁奸宄，約束屬下，政績卓然。郡人為屏山遺愛碑紀其事。 後來，因成克鞏去世，克大乞求回鄉。他好為詩歌，兼善顏真卿書法；著有《春秋精義》、《歷遊詩》行世。克大去世時，62歲。 成克大是首任粵海關監督，同時是澳門海關的開創者，任職期間，不僅能妥善處理內外糾紛以維持國體，而且樹立海關官員清貧廉潔的典範。 成克大著有《歷遊詩》、《春秋精義》等文獻。 現錄成克大的詩兩首： 《仲冬赴澳》（二選一）[1] 炎方霜雪少，海氣夜寒生。飄搖舟一葉，遊子衣裳輕。 饑渴莫我問，骨肉萬里情。泠泠晚潮水，凄清欸乃聲。 獨憐宵征客，憔悴百愁並。顧影無儔匹，仰盼悲參橫。 《濠鏡澳即事》 編竹張飛蓋，肩輿類短牀。兜羅衣尚錦，篤耨珮含香。 茉莉蒸花露，檳榔當酒漿。倭絲襟底貯，但嗅不須嘗。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8-62頁。

曹若茗，又名曹保光，香山隆都（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南村人。翻譯家、文化名人。 若茗學生時代投身革命，1932年，在法國留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歐洲數國從事反帝救國運動；在荷蘭、比利時，他擔任反帝大同盟書記。 在巴黎，若茗參加編輯出版《救國時報》，宣傳反帝救國。1938年，他與妻子張悟真回國。若茗通曉八種語言，長期在中共機關、報刊，從事外事、新聞、翻譯等工作。 若茗先後在武漢、重慶《新華日報》擔任編委會委員；1939年，在延安擔任《新中華報》總編輯，兼任中央出版委員會委員、《解放日報》副總編輯、中央政策研究室美國組組長、中央法律委員會委員、中央外事組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職。[1] 1941年5月14日，博古在清涼山主持召開《解放日報》第一次編務會，參加這次會議的有：調入報社擔任總編輯的中央宣傳部秘書長楊松，文化名人丁玲及張映吾、若茗、王楫、楊永直等十多人。[2]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若茗歷任武漢外事處處長及黨組書記、華東分局外事委員會副主席、廣東外事處處長，廣東省外事辦副主任、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委員、中共寶安縣委書記。[1] 1952年7月25日，“關閘事件”發生當天，中共進行“閉關”，切斷內地糧食、水果和蔬菜等民用物資的運送，一時間，澳門居民生活陷入一片混亂。當時，澳督史伯泰感覺到事態的嚴重，趕忙叫經濟局長羅保給與中共有聯繫的南光公司打電話。誰知，對方答覆說，公司負責人都上廣州開會去了，無法聯繫。 澳督慌了神，在自家客廳裡來回踱步，羅保在他身邊陪著，整個客廳被一股壓抑的氣氛所籠罩。突然，澳督對羅保說：“你即刻跟商會的人聯繫一下，讓他們給中共傳個口信，說澳門政府無意將事態擴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 當天深夜，羅保找到澳門商會有關負責人馬萬祺，將澳督的意思告訴他，希望他與中共方面聯繫，尋求解決的辦法。馬萬祺於當夜打電話到廣州，向中共華南分局統戰部部長饒彰風報告澳葡當局的態度。 隨後，饒彰風將澳葡當局的意思告訴葉劍英，葉劍英隨即召開會議商討，由於中國與葡萄牙沒有建立外交關係，不宜與澳葡當局直接接觸，所以最後決定，派港澳工委副書記黃施民和省外事處處長曹若茗與澳門方面談判。黃曹二人於當天晚上搭乘花尾渡到達中山石岐，第二天一早，從石岐奔赴拱北關閘。同時，澳葡代表與何賢、馬萬祺也通過關閘準備開始事件後中葡雙方的第一次談判。經過15次談判，8月23日，澳葡當局向中國方面遞交了道歉書，承認錯誤，並保證不再進入中立區挑釁，澳葡方從原警戒線後撤50米，向我方賠償人民幣443720300元（舊幣）。至此，拖了一個月的關閘事件，終於得到和平解決。[3] 1959年6月，深圳水庫工程指揮部正式成立，原廣東省外辦主任、當時下放到寶安縣任縣委書記的若茗擔任總指揮，寶安縣統戰部部長兼深圳鎮委書記馬志民任第一副總指揮。當時26歲的林輝煌負責水庫的技術，擔任寶安縣水電局副局長。[4] 1960年1月3日，蘇聯海洋生物學家斯卡拉丹博士一行到寶安縣參觀海水養殖場等地，時任縣委書記若茗、縣長吉鳳亭在鐵路貴賓室接見了他們。[5] 1960年11月15日，寶安縣政府代表若茗與香港政府代表巴悌簽署了供水協議，每年由深圳水庫向香港供水2270萬立方。次年，深圳水庫的水輸入香港。[4] 1961年，若茗調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毛澤東選集》編譯組工作；1962年，擔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文革”初期，他受到迫害，身心受到摧殘。 1967年6月14日，若茗在北京中央編譯局辦公室內去世，年僅57歲。 1979年後，中共中央為曹若茗平反昭雪，並召開追悼會。[1] 曹若茗與張悟真生育兒子曹依吾、曹立吾。 張悟真（1901-1997）是湖南瀏陽人，畫家；1925年，畢業於長沙衡粹女校圖畫科；1925-1932年在印尼華僑學校任美術教員；1932-1936年，她留學法國在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專科學校學習油畫，期間參加中國留法藝術學會和反帝大同盟；與曹若茗結婚。 1936年冬，張悟真參加巴黎《中國救國時報》工作；1938年回國任《新華日報》美術科主任；1939年在香港從事革命地下工作；1940年到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美術系任教；1950-1954年，在漢口、廣州從事外事工作；1954年調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先後擔任副秘書長、對外聯絡部副主任；1965年被評為全國婦女模範工作者。[6]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第241頁。 [2]陳家鸚、周立軍：《毛澤東與延安時期的〈解放日報〉》，載《人民政協報》，2012年10月18日。 [3]《一尿引發關閘血戰澳葡賠款四億元》，載“大洋新聞＂網，2011年6月11日，http://news.dayoo.com/zhuhai/201001/19/73584_100806102.htm。 [4]《第二十回：香港飽經水荒苦寶安紓解燃眉急》，載《南方都市報》，2007年6月5日。 [5]《1960年中共寶安地方史大事記》，載“深圳市寶安檔案館＂網，2013年7月30日，http://www.da.baoan.gov.cn/basz/dsdsj_info.aspx?id=38。 [6]《張悟真》，載“讀秀＂網，2013年7月2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9009192&d=0F9BC4B42D9A5BA5DD0A74D38D35E0E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