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六年(1511年1月29日─1512年1月18日) 5月2日，阿豐索•阿爾布科爾科率葡船19艘、士兵1400人直駛馬六甲，為狄奧戈•薛奎羅報仇。7月1日，葡萄牙艦隊駛抵馬六甲港口。阿豐索•阿爾布科爾科下令焚燒港口船隻，但要求對5條泊於港口的華人船隻勿加迫害。7月24日，葡馬雙方展開激戰，相持20餘日。當時馬軍有20000餘人，葡軍僅1400餘人。8月10日，阿豐索•阿爾布科爾科攻佔馬六甲，蘇端媽末逃至彭亨(Pahang)。自此，亞洲海上最重要的貿易中心之一馬六甲為葡萄牙佔領。黃衷《海語》稱：“佛郎機乃治大舶八艘，精兵及萬，乘風突至。時已逾年，國中少備，大被殺掠。佛郎機夷酋進據其宮，滿刺加王退依陂堤里(Pedir)。”

正德六年(1511年1月29日─1512年1月18日) 5月2日，阿豐索•阿爾布科爾科率葡船19艘、士兵1400人直駛馬六甲，為狄奧戈•薛奎羅報仇。7月1日，葡萄牙艦隊駛抵馬六甲港口。阿豐索•阿爾布科爾科下令焚燒港口船隻，但要求對5條泊於港口的華人船隻勿加迫害。7月24日，葡馬雙方展開激戰，相持20餘日。當時馬軍有20000餘人，葡軍僅1400餘人。8月10日，阿豐索•阿爾布科爾科攻佔馬六甲，蘇端媽末逃至彭亨(Pahang)。自此，亞洲海上最重要的貿易中心之一馬六甲為葡萄牙佔領。黃衷《海語》稱：“佛郎機乃治大舶八艘，精兵及萬，乘風突至。時已逾年，國中少備，大被殺掠。佛郎機夷酋進據其宮，滿刺加王退依陂堤里(Pedir)。”張禮千：《馬六甲史》第1章，第116—123頁。陂堤里，即Pedir的譯音，又稱陂堤港，簡稱陂堤，在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北部的實格里(Sigli)一帶。黃衷：《海語》卷3《滿刺加》。

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7月1日，歐維士(Jorge Alvares)去世，並埋葬在東涌島上刻有葡萄牙國徽的石質發現碑下。這塊碑正是他1513年在這裡豎立的，當時，他將過世的兒子埋在了碑下。

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7月1日，歐維士(Jorge Alvares)去世，並埋葬在東涌島上刻有葡萄牙國徽的石質發現碑下。這塊碑正是他1513年在這裡豎立的，當時，他將過世的兒子埋在了碑下。《若昂•德•巴羅斯亞洲史——旬年史之三》第6篇第2章，第152頁。

萬曆十年（1582年1月24日─1583年1月23日）7月1日，賈尼勞主教的一封信稱：由於阿隆索•桑切斯神父的到來，整個澳門城、澳門港非常高興、非常欣慰地得知了這個好消息。現在澳門已經得到了一位這樣強大的國王的庇佑和保護。

萬曆十年（1582年1月24日─1583年1月23日）7月1日，賈尼勞主教的一封信稱：由於阿隆索•桑切斯神父的到來，整個澳門城、澳門港非常高興、非常欣慰地得知了這個好消息。現在澳門已經得到了一位這樣強大的國王的庇佑和保護。Pablo Pastells, Labor Evangélica de los Obreros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en las Islas Filipinas, Vol. 1, p. 292.

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2月6日─1599年1月26日）7月1日，龐迪我在澳門聖保祿學院完成了他的神學第二階段的學習，當時他已接到派他前往日本傳教的指令，但當時日本出現了對基督教迫害事件，故龐迪我與其他十余名神父留在澳門，等候日本內亂一旦平息，便將東渡。在等待期間又完成了他的神學第三階段的學習。龐迪我：《一些耶穌會士進入中國的紀實及他們在這一國度看到的特殊情況及該國固有的引人注目的事物》，第2頁，轉自張鎧：《龐迪我與中國》，第23頁。

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2月11日─1604年1月30日）7月1日，荷蘭商船至北大年，有荷蘭商人與一位華人相約，同往廣州貿易，乃於11日啟程，30日抵達澳門。

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2月11日─1604年1月30日）7月1日，荷蘭商船至北大年，有荷蘭商人與一位華人相約，同往廣州貿易，乃於11日啟程，30日抵達澳門。許雲樵：《北大年史》，第55頁。

崇禎十二年（1639年2月3日─1640年1月22日）7月1日，耶穌會弗蘭西斯科•布佐米（Francesco Buzomi）神父在澳門逝世。

崇禎十二年（1639年2月3日─1640年1月22日）7月1日，耶穌會弗蘭西斯科•布佐米（Francesco Buzomi）神父在澳門逝世。梅迪納：《耶穌會士亞歷山大•德•羅德斯在科欽支那和東京：1591—1660》，載《文化雜誌》第45期，2002年。

康熙二年(1663年2月8日－1664年1月27日)7月1日，巴爾薩爾•包爾特(Balthasar Bort)司令官再次率領艦隊駛向福州。這次艦隊共有鐵甲船17艘，運載大炮443門，兵員2713人。此外還攜帶16萬餘噸的貨物。8月底，抵達閩江口，10月，雙方正式簽訂清、荷兩國聯合滅鄭的協議書。協議規定：“候事定之日，欲求浯嶼，築城貿易如廣東香山澳例，復准納貢互市。”協議簽訂後，雙方即對鄭氏政權佔據的金門、廈門兩地發動進攻，10月25日，金、廈兩地全部收復。

康熙二年(1663年2月8日－1664年1月27日)7月1日，巴爾薩爾•包爾特(Balthasar Bort)司令官再次率領艦隊駛向福州。這次艦隊共有鐵甲船17艘，運載大炮443門，兵員2713人。此外還攜帶16萬餘噸的貨物。8月底，抵達閩江口，10月，雙方正式簽訂清、荷兩國聯合滅鄭的協議書。協議規定：“候事定之日，欲求浯嶼，築城貿易如廣東香山澳例，復准納貢互市。”協議簽訂後，雙方即對鄭氏政權佔據的金門、廈門兩地發動進攻，10月25日，金、廈兩地全部收復。 楊彥傑：《荷據時代台灣史》，第289—291頁；阮旻錫：《海上聞見錄》卷下康熙二年“九月，紅夷糾集甲板船十六隻，夷兵數千會靖南王(耿精忠)、李(率泰)總督約，同攻兩島”。

雍正二年（1724年1月26日－1725年2月12日）7月1日，因為澳門葡人並不願接納其他國家的被逐傳教士，而各地驅逐的傳教士又屬不同國家，因此，西洋傳教士戴進賢奏請勿令催逼西洋人往住澳門，並請求雍正帝批准：嗣後各省送往西洋之人，願赴澳門者，則住澳門，願住廣東者，容住廣東。雍正皇帝朱批：“朕即位以來，諸政悉遵聖祖皇帝憲章舊典，與天下興利除弊。今令爾等往住澳門一事，皆由福建省居住西洋人在地方生事惑眾，朕因封疆大臣之請，廷議之奏施行。政者公事也，朕豈可因私恩惠爾等，以廢國家之輿論乎？今爾等即哀懇乞求，朕亦可諭廣東督撫暫不催逼，令地方大吏確議再定。”

雍正二年（1724年1月26日－1725年2月12日）7月1日，醫生雅各布•德爾蒙特答應留在澳門，條件是議事會繼續按照合同付酬；議員們同意，“只要有錢可付，就每年支付250兩白銀”。7月29日，醫生請求解釋“只要有錢可付”的意思，因為他不得不“無限期”地做下去。市議員解釋說，如果哪年議事會沒有能力支付其上述薪俸，則在第二年付清。但他必須每天兩次出診為各元老及其妻子和生病的兒女治病。

雍正二年（1724年1月26日－1725年2月12日）7月1日，因為澳門葡人並不願接納其他國家的被逐傳教士，而各地驅逐的傳教士又屬不同國家，因此，西洋傳教士戴進賢奏請勿令催逼西洋人往住澳門，並請求雍正帝批准：嗣後各省送往西洋之人，願赴澳門者，則住澳門，願住廣東者，容住廣東。雍正皇帝朱批：“朕即位以來，諸政悉遵聖祖皇帝憲章舊典，與天下興利除弊。今令爾等往住澳門一事，皆由福建省居住西洋人在地方生事惑眾，朕因封疆大臣之請，廷議之奏施行。政者公事也，朕豈可因私恩惠爾等，以廢國家之輿論乎？今爾等即哀懇乞求，朕亦可諭廣東督撫暫不催逼，令地方大吏確議再定。”《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西洋人戴進賢等奏請行令廣東免逐西洋人並准其住澳門或省城摺》，第139—140頁。

雍正二年（1724年1月26日－1725年2月12日）7月1日，醫生雅各布．德爾蒙特答應留在澳門，條件是議事會繼續按照合同付酬；議員們同意，“只要有錢可付，就每年支付250兩白銀”。7月29日，醫生請求解釋“只要有錢可付”的意思，因為他不得不“無限期”地做下去。市議員解釋說，如果哪年議事會沒有能力支付其上述薪俸，則在第二年付清。但他必須每天兩次出診為各元老及其妻子和生病的兒女治病。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09頁。

乾隆五年（1740年1月29日－1741年2月15日）7月1日，耶穌會神父聶若望（François-Jean Noëlas）在澳門逝世。聶若望，法國人，1669年生，1684年入初修院。1701年與赫蒼璧（Julien-Placide Hervieu）神父乘船從印度抵達廣州。後在湖廣傳教。1732年被驅逐至澳門。1739年在澳門聖保祿學院。

乾隆五年（1740年1月29日－1741年2月15日）7月1日，耶穌會神父聶若望（François-Jean Noëlas）在澳門逝世。聶若望，法國人，1669年生，1684年入初修院。1701年與赫蒼璧（Julien-Placide Hervieu）神父乘船從印度抵達廣州。後在湖廣傳教。1732年被驅逐至澳門。1739年在澳門聖保祿學院。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462頁。

乾隆七年（1742年2月5日－1743年1月25日）7月1日，英國東印度公司倫敦董事會於1741年派出參加廣州貿易的首腦船“瑪麗公主（Princess Mary）”號，因在大西洋北緯15度附近遭遇風暴，喪失船桅，于本日方抵澳門。9日，“多爾塞特公爵”號抵達澳門。該船船長為吉爾伯特，船重495噸，有炮28門，裁員100人。船長吉爾伯特將其所俘獲馬尼拉船上的鐵器在澳門私運上岸，中國政府知悉後，扣發該船赴黃埔的執照。

乾隆七年（1742年2月5日－1743年1月25日）7月1日，英國東印度公司倫敦董事會於1741年派出參加廣州貿易的首腦船“瑪麗公主（Princess Mary）”號，因在大西洋北緯15度附近遭遇風暴，喪失船桅，於本日方抵澳門。9日，“多爾塞特公爵”號抵達澳門。該船船長為吉爾伯特，船重495噸，有炮28門，裁員100人。船長吉爾伯特將其所俘獲馬尼拉船上的鐵器在澳門私運上岸，中國政府知悉後，扣發該船赴黃埔的執照。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77—279頁。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2月8日－1759年1月28日）7月1日，新任總督彼利喇（D. Diogo Pereira）在澳門就職。[1] [1]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ⅩⅧ, p.495.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2月8日－1759年1月28日）7月1日，新任總督彼利喇（D. Diogo Pereira）在澳門就職。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495.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1月31日─1795年1月20日）7月1日，澳門葡人做遮•晏嗱素（José Alice）家婦婢7口夜裡逃亡，先在英國住冬商人唫煙行內藏匿，複於英國醫生行內躲藏，後逃到大井洋面英船隱遁。澳夷做遮•晏嗱素指控為二行使喚民人陳成富、徐亞仲串同外夷雇請內地艇只，將該婦婢等私拐。但據澳門民人陳成富稟稱，他與弟成斌前曾受雇於英國二班唫煙傭工，迨1792年業已辭退，另營生業。本年自三月患病在家，至今未出。弟成斌亦自三月往順邑貿易，並未回家，街鄰共悉。澳門葡人做遮•晏嗱素見我兄弟二人曾在英國住冬行內行走，輒風影妄捏。又據前山寨民、徐亞仲之父徐作敬稟稱，徐亞仲並非在英國二行使喚，本年三月內外出省城生理，至今並未回家。又據英國公司通事幫辦梁傑稟稱，英國住冬唫煙行及醫生行系在澳門南灣公司，辦館系在柿山腳下。他不過早晚將日食送至大班行內。所有澳門住冬商行，悉系澳門葡人物業，日有夷目稽查，夜有葡兵巡邏。平時外國人自相往來，原非內地民人所得干預。該夷婦婢一家七口，其是否有藏唫煙行內，及有無逃往大井英船，我買辦人等，另館住宿，實屬無從知見。後經香山知縣董鳳鳴查明，陳成富等並無拐逃夷婦情事；該夷目應自行查辦，毋得挾嫌誣指延累。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1月31日─1795年1月20日）7月1日，澳門葡人做遮•晏嗱素（José Alice）家婦婢7口夜裡逃亡，先在英國住冬商人唫煙行內藏匿，複於英國醫生行內躲藏，後逃到大井洋面英船隱遁。澳夷做遮•晏嗱素指控為二行使喚民人陳成富、徐亞仲串同外夷雇請內地艇只，將該婦婢等私拐。但據澳門民人陳成富稟稱，他與弟成斌前曾受雇於英國二班唫煙傭工，迨1792年業已辭退，另營生業。本年自三月患病在家，至今未出。弟成斌亦自三月往順邑貿易，並未回家，街鄰共悉。澳門葡人做遮•晏嗱素見我兄弟二人曾在英國住冬行內行走，輒風影妄捏。又據前山寨民、徐亞仲之父徐作敬稟稱，徐亞仲並非在英國二行使喚，本年三月內外出省城生理，至今並未回家。又據英國公司通事幫辦梁傑稟稱，英國住冬唫煙行及醫生行系在澳門南灣公司，辦館系在柿山腳下。他不過早晚將日食送至大班行內。所有澳門住冬商行，悉系澳門葡人物業，日有夷目稽查，夜有葡兵巡邏。平時外國人自相往來，原非內地民人所得干預。該夷婦婢一家七口，其是否有藏唫煙行內，及有無逃往大井英船，我買辦人等，另館住宿，實屬無從知見。後經香山知縣董鳳鳴查明，陳成富等並無拐逃夷婦情事；該夷目應自行查辦，毋得挾嫌誣指延累。《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下冊《香山知縣董鳳鳴為飭自行查辦原稟蕃人婦婢逃入英公司行案毋得挾嫌誣指事下理事官諭》，第715頁。

乾隆六十年（1795年1月21日─1796年2月8日）7月1日，一艘小呂宋國船，船主噧喴，裝載洋米4500石來澳門發賣，並無其他貨物。因查澳門額船當年還有第十九、二十二號均未回澳， 署香山縣丞王朝彥令該小呂宋噧喴船作速頂補澳額營生。如該船不願頂號，亦即飭令開行進埔，毋許在澳灣泊。8月30日，澳門同知韋協中行理事官牌，令噧喴船，載來米石催令起清，著即開行回國，毋許在澳灣泊，亦不得夾帶餉貨出口。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1月21日─1796年2月8日）7月1日，一艘小呂宋國船，船主噧喴，裝載洋米4500石來澳門發賣，並無其他貨物。因查澳門額船當年還有第十九、二十二號均未回澳， 署香山縣丞王朝彥令該小呂宋噧喴船作速頂補澳額營生。如該船不願頂號，亦即飭令開行進埔，毋許在澳灣泊。8月30日，澳門同知韋協中行理事官牌，令噧喴船，載來米石催令起清，著即開行回國，毋許在澳灣泊，亦不得夾帶餉貨出口。《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下冊《署香山縣丞王朝彥為飭將小呂宋米船頂額營生事行理事官牌》，第656頁；《澳門同知韋協中為催令小呂宋米船將米石起清即開行回國事行理事官牌》，第657頁。

嘉慶二年（1797年1月28日─1798年2月15日）7月1日，一艘美國小船“華盛頓夫人（Lady Washington）”號停泊澳門海面，該船是居住在廣州的美國人豪厄爾（Howell）的財產，現載有少量香料由巴達維亞駛回。

清嘉慶二年（1797年1月28日─1798年2月15日）7月1日，一艘美國小船“華盛頓夫人（Lady Washington）”號停泊澳門海面，該船是居住在廣州的美國人豪厄爾（Howell）的財產，現載有少量香料由巴達維亞駛回。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597頁。

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2月16日─1818年2月4日）7月1日，航海學校校監歐布基擔任澳門總督。

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2月16日─1818年2月4日）7月1日，航海學校校監歐布基擔任澳門總督。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0、313頁。

道光八年（1828年2月15日─1829年2月3日）7月1日，署香山縣丞馮某為禁蛋戶船艇篷寮阻塞碼頭，發出告示：澳內士孟啞崩夷樓門前一處，砌築碼頭，以備西洋船隻來澳堆貯貨物，商夷止落。近被疍戶船艇灣泊，搭蓋寮篷，聚賭宿娼，恐虞火患，稟請押拆驅逐。示諭該處疍戶人等知悉，即將阻礙碼頭篷寮自行拆毀搬遷，並將船艇移泊別處，毋得阻塞碼頭地方。

清道光八年（1828年2月15日─1829年2月3日）7月1日，署香山縣丞馮某為禁蛋戶船艇篷寮阻塞碼頭，發出告示：澳內士孟啞崩夷樓門前一處，砌築碼頭，以備西洋船隻來澳堆貯貨物，商夷止落。近被疍戶船艇灣泊，搭蓋寮篷，聚賭宿娼，恐虞火患，稟請押拆驅逐。示諭該處疍戶人等知悉，即將阻礙碼頭篷寮自行拆毀搬遷，並將船艇移泊別處，毋得阻塞碼頭地方。《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署香山縣丞馮為禁蛋戶船艇篷寮阻塞碼頭示》，第438頁。

道光十年（1830年1月25日─1831年2月12日）7月1日，英國東印度公司快艇駛入澳門港口，沒有下錨，即被炮台下令停止，一名葡萄牙軍官帶一隊士兵上船，將一名葡萄牙僕人逮捕，並戴上鎖鏈帶走。英船向澳門總督投訴，總督回答說是因為得到報告稱，該艇曾從伶仃島運載兩箱鴉片來澳門。東印度公司委員會憤怒地否認英船參與走私鴉片。最後，澳門總督下令將那個僕人釋放，過了三個星期，又發生了一次同樣的事件，亞歷山德勒·博依德（Alexander P.Boyd）艇上的一名印度雇傭兵被逮捕，經過交涉，兩天后，該印度雇傭兵獲釋。

清道光十年（1830年1月25日─1831年2月12日）7月1日，英國東印度公司快艇駛入澳門港口，沒有下錨，即被炮台下令停止，一名葡萄牙軍官帶一隊士兵上船，將一名葡萄牙僕人逮捕，並戴上鎖鏈帶走。英船向澳門總督投訴，總督回答說是因為得到報告稱，該艇曾從伶仃島運載兩箱鴉片來澳門。東印度公司委員會憤怒地否認英船參與走私鴉片。最後，澳門總督下令將那個僕人釋放，過了三個星期，又發生了一次同樣的事件，亞歷山德勒·博依德（Alexander P.Boyd）艇上的一名印度雇傭兵被逮捕，經過交涉，兩天后，該印度雇傭兵獲釋。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4卷，第281頁。

道光十一年（1831年2月13日─1832年2月1日）7月1日，東印度公司一艘快艇進入澳門港口，沒有下錨就立即被葡方媽閣炮台的守軍喝停，一名葡萄牙軍官率領一隊人馬上船，將英船上的一名葡萄牙僕人逮捕。當英國人向澳督申訴時，總督回答說，葡方獲得該艇在不久之前從伶仃島運載兩箱走私鴉片到澳門。特選委員會憤怒地駁斥了英船走私鴉片的說法，澳督被迫將那位被逮捕的葡萄牙僕人釋放。

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2月13日─1832年2月1日）7月1日，東印度公司一艘快艇進入澳門港口，沒有下錨就立即被葡方媽閣炮台的守軍喝停，一名葡萄牙軍官率領一隊人馬上船，將英船上的一名葡萄牙僕人逮捕。當英國人向澳督申訴時，總督回答說，葡方獲得該艇在不久之前從伶仃島運載兩箱走私鴉片到澳門。特選委員會憤怒地駁斥了英船走私鴉片的說法，澳督被迫將那位被逮捕的葡萄牙僕人釋放。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4卷，第281頁。

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2月，中華醫學傳教會任命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為澳門美國醫院院長。雒魏林是一個有經驗的外科醫生，由倫敦傳教會選出來作為該會在這個國家的代理人。他在上個月末來到中國。為了能為醫院服務，他被任命為中華醫療傳道會在澳門的醫院的主管。該醫院在上個夏季由伯駕（Peter Parker）醫生首次開放過3個月，一旦雒魏林先生通過對漢語的掌握及對當地民情的了解，當他認為自己已具備上述資格時，醫院將由雒魏林先生重新開放，並在中國人中開始他的工作。7月1日，中華醫學傳道會澳門醫院重新開始工作。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2月，中華醫學傳教會任命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為澳門美國醫院院長。雒魏林是一個有經驗的外科醫生，由倫敦傳教會選出來作為該會在這個國家的代理人。他在上個月末來到中國。為了能為醫院服務，他被任命為中華醫療傳道會在澳門的醫院的主管。該醫院在上個夏季由伯駕（Peter Parker）醫生首次開放過3個月，一旦雒魏林先生通過對漢語的掌握及對當地民情的了解，當他認為自己已具備上述資格時，醫院將由雒魏林先生重新開放，並在中國人中開始他的工作。7月1日，中華醫學傳道會澳門醫院重新開始工作。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1月23日─1842年2月9日）7月1日，下午2時，中華醫療傳道會在澳門舉行第二屆年會。會議地點在澳門的亞歷山大·安德遜先生的住宅。傳道會副主席裨治文擔任會議主席。出席年會的還有文惠廉（William J.Boone）、波乃耶（J.Dyer Ball）、羅孝全、安德遜、威廉·貝爾（William Bell）、蘭斯洛特·顛地、布倫金（W.Blenkin）、楊（P. Young）、霍利德（J.Holliday）、合信、雒魏林、衛三畏、約翰·司萊德（John Slade）、馬儒翰等人。會議最後進行投票，選舉了各部門的負責人。投票結票，主席，郭雷樞；副主席，伯駕、裨治文、威廉·渣甸、蘭斯洛特·顛地、羅伯特·英格利斯、威廉·貝爾、安德遜、馬地臣、李太郭、布倫金；記錄秘書，馬儒翰；通信秘書，羅賓斯·布朗；司庫，德拉諾（W.Delano）；審賬員，勒斯（W.Leslie）。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1月23日─1842年2月9日）7月1日，下午2時，中華醫療傳道會在澳門舉行第二屆年會。會議地點在澳門的亞歷山大·安德遜先生的住宅。傳道會副主席裨治文擔任會議主席。出席年會的還有文惠廉（William J.Boone）、波乃耶（J.Dyer Ball）、羅孝全、安德遜、威廉·貝爾（William Bell）、蘭斯洛特·顛地、布倫金（W.Blenkin）、楊（P. Young）、霍利德（J.Holliday）、合信、雒魏林、衛三畏、約翰·司萊德（John Slade）、馬儒翰等人。會議最後進行投票，選舉了各部門的負責人。投票結票，主席，郭雷樞；副主席，伯駕、裨治文、威廉·渣甸、蘭斯洛特·顛地、羅伯特·英格利斯、威廉·貝爾、安德遜、馬地臣、李太郭、布倫金；記錄秘書，馬儒翰；通信秘書，羅賓斯·布朗；司庫，德拉諾（W.Delano）；審賬員，勒斯（W.Leslie）。Chinese Repository, Vol.10, No.8, p.448.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2月7日─1846年1月26日）8月28日，澳門總督彼亞度（José Gregório Pegado）致函海外大臣及國務秘書稱： 在廣東總督來澳門之際，我有幸通過他的調停得到成功，提出的理由同以往提出要求的理由相同。該函件的副本隨1844年7月1日第48號函件以A字標示寄給閣下。不要忘記，中國政府仍然在靜觀完全依附於中國的澳門港和澳門城。在澳門有2. 4萬至3萬居民在中國司法管轄之下，葡萄牙人對華人管轄的權限有限。此外，在這裡還有中國海關收取出口稅，進口稅由我們收取。在澳門港是中國的一個港口的前提下（儘管我們不這樣認為），中國政府允許6000多葡萄牙人在這塊有限的空間居住和進行貿易，有問題同中國政府協商。葡萄牙人可以根據葡萄牙法律自己管理自己。英國人不但從中國政府手中得到了對香港的絕對統治權，而且還簽訂了一項貿易協定。該協定規定，凡是中國給其他外國人的所有特權都應該給英國。同樣，葡萄牙在中國對外開放港口同歐洲貿易的船隻（一樣），除去要在其本國海關交納稅賦外，每噸必須（給中國海關）交納5錢白銀（500厘士）。 在1843年得到中國政府同意的葡萄牙船隻每噸只須交納3. 5錢白銀， 這類葡萄牙船隻已經擴大到25艘。當然，中國人仍然對這一稅法有爭議，他們當著我和議事公局理事官及翻譯的面提出這一問題，但我決定必須繼續這樣做。去年，經過我的努力，使澳門成功地向世界各國船隻開放。我承認僅靠這一點還不足以吸引外國船隻來澳門進行貿易（如果一艘600噸的船隻要交30萬厘士）。因而，我想提出廢除在港口內的船隻交納的其他沉重的負擔，即交納給海關監督和代理人的費用。這一點我已經提出，並希望批准。後來，我獲悉已經取消了這些費用。關於廢除在澳門的停泊費，我曾同內行人士交換過意見，但大家一致認為十分困難，特別是看了中國同英國簽訂協定之後。考慮到上述原因，以及同議事公局理事官之間的意見分歧，特別是議事公局反對1844年9月20日頒佈的政令，再加上我幾次生病和政府工作的繁忙，使我難以考慮對策，直到最近才開始行動。這種意圖意味著，葡萄牙人希望同英國人擁有香港一樣擁有澳門，唯一的區別在於中國海關。葡萄牙人要繼續每年交納500兩白銀的土地租金。如果前者談判成功，那麼後者的問題也可以得到解決，一切都很公正。但我認為如果想得到我們想要的結果，那麼必須在海上力量的伴隨下進行談判。海上力量至少要包括一艘三桅戰艦，一艘小型護衛艦或一艘雙桅帆船，或蒸汽船及一些禮品。這樣中國政府對此會重視。法國人和美國人就是以這種方式簽訂協議的，談判者並不需要太多的智慧。如果沒有這些手段，那麼只有等待時間、方式和形勢。海關的收入主要靠稅收，就是在澳門的9條船的稅收，總噸位為2125噸，每年前往海峽和果阿一趟（除去一兩艘去馬尼拉運稻穀的澳門船外）。其貨物幾乎完全屬於在澳門的中國店鋪，稱之為“號”。此外，還有一些小商人運進澳門幾箱鴉片的納稅。大商人人數達14人，他們根本不在海關辦理，其貿易業務僅僅是向加爾各答或孟買運澳門元。在這裡我必須指出，香港並不是直接對澳門危害最大的港口。因為從前在這裡居住的英國人已經遷走，基本上不從事貿易，絕大多數人每天主要在澳門從事拍賣。再補充一點，即我所任命的對樓宇進行登記的委員會，以便瞭解共有多少10層以上的樓房。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2月7日─1846年1月26日）8月28日，澳門總督彼亞度（José Gregório Pegado）致函海外大臣及國務秘書稱： 在廣東總督來澳門之際，我有幸通過他的調停得到成功，提出的理由同以往提出要求的理由相同。該函件的副本隨1844年7月1日第48號函件以A字標示寄給閣下。不要忘記，中國政府仍然在靜觀完全依附於中國的澳門港和澳門城。在澳門有2. 4萬至3萬居民在中國司法管轄之下，葡萄牙人對華人管轄的權限有限。此外，在這裡還有中國海關收取出口稅，進口稅由我們收取。在澳門港是中國的一個港口的前提下（儘管我們不這樣認為），中國政府允許6000多葡萄牙人在這塊有限的空間居住和進行貿易，有問題同中國政府協商。葡萄牙人可以根據葡萄牙法律自己管理自己。英國人不但從中國政府手中得到了對香港的絕對統治權，而且還簽訂了一項貿易協定。該協定規定，凡是中國給其他外國人的所有特權都應該給英國。同樣，葡萄牙在中國對外開放港口同歐洲貿易的船隻（一樣），除去要在其本國海關交納稅賦外，每噸必須（給中國海關）交納5錢白銀（500厘士）。 在1843年得到中國政府同意的葡萄牙船隻每噸只須交納3. 5錢白銀，這類葡萄牙船隻已經擴大到25艘。當然，中國人仍然對這一稅法有爭議，他們當著我和議事公局理事官及翻譯的面提出這一問題，但我決定必須繼續這樣做。去年，經過我的努力，使澳門成功地向世界各國船隻開放。我承認僅靠這一點還不足以吸引外國船隻來澳門進行貿易（如果一艘600噸的船隻要交30萬厘士）。因而，我想提出廢除在港口內的船隻交納的其他沉重的負擔，即交納給海關監督和代理人的費用。這一點我已經提出，並希望批准。後來，我獲悉已經取消了這些費用。關於廢除在澳門的停泊費，我曾同內行人士交換過意見，但大家一致認為十分困難，特別是看了中國同英國簽訂協定之後。考慮到上述原因，以及同議事公局理事官之間的意見分歧，特別是議事公局反對1844年9月20日頒佈的政令，再加上我幾次生病和政府工作的繁忙，使我難以考慮對策，直到最近才開始行動。這種意圖意味著，葡萄牙人希望同英國人擁有香港一樣擁有澳門，唯一的區別在於中國海關。葡萄牙人要繼續每年交納500兩白銀的土地租金。如果前者談判成功，那麼後者的問題也可以得到解決，一切都很公正。但我認為如果想得到我們想要的結果，那麼必須在海上力量的伴隨下進行談判。海上力量至少要包括一艘三桅戰艦，一艘小型護衛艦或一艘雙桅帆船，或蒸汽船及一些禮品。這樣中國政府對此會重視。法國人和美國人就是以這種方式簽訂協議的，談判者並不需要太多的智慧。如果沒有這些手段，那麼只有等待時間、方式和形勢。海關的收入主要靠稅收，就是在澳門的9條船的稅收，總噸位為2125噸，每年前往海峽和果阿一趟（除去一兩艘去馬尼拉運稻穀的澳門船外）。其貨物幾乎完全屬於在澳門的中國店鋪，稱之為“號”。此外，還有一些小商人運進澳門幾箱鴉片的納稅。大商人人數達14人，他們根本不在海關辦理，其貿易業務僅僅是向加爾各答或孟買運澳門元。在這裡我必須指出，香港並不是直接對澳門危害最大的港口。因為從前在這裡居住的英國人已經遷走，基本上不從事貿易，絕大多數人每天主要在澳門從事拍賣。再補充一點，即我所任命的對樓宇進行登記的委員會，以便瞭解共有多少10層以上的樓房。《中葡關係史資料集》上卷第3編，第1053－1055頁。按：此函公佈1845年華人大商人為14位，澳門出現10層樓的高層建築，是極為重要的資料。但此建築在何處，待考。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2月5日─1849年1月23日）7月，澳門政府1847年7月1日至1848年6月30日的財政年度收入是46581. 949 2/3兩。其中白鴿票專營收益為2534. 4兩，豬肉專營720兩，牛肉專營167. 4兩。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2月5日─1849年1月23日）7月，澳門政府1847年7月1日至1848年6月30日的財政年度收入是46581. 949 2/3兩。其中白鴿票專營收益為2534. 4兩，豬肉專營720兩，牛肉專營167. 4兩。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íncia de Macau, Timor e Solor, 23 de Setembro de 1848, No. 52 & 53, pp. 68-69.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月24日─1850年2月11日）7月，澳門政府1848年7月1日至1849年6月30日的財政年度收入 是52496. 639 2/3兩。其中白鴿票專營收益為3096兩，賭館為（casa de jogo china）57. 6兩，牛肉專營671. 4兩，豬肉專營1821. 6兩。

道光三十年（1850年2月12日─1851年1月31日）7月，澳門政府1849年7月1日至1850年6月30日的財政年度收入是67242. 480兩。其中專營收益為（包括白鴿票、賭館、牛肉、豬肉等等）5901. 391兩。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2月12日─1851年1月31日）7月，澳門政府1849年7月1日至1850年6月30日的財政年度收入是67242. 480兩。其中專營收益為（包括白鴿票、賭館、牛肉、豬肉等等）5901. 391兩。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Timo e Solor, 8 de Março de 1851. No. 16.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月24日─1850年2月11日）7月，澳門政府1848年7月1日至1849年6月30日的財政年度收入是52496. 639 2/3兩。其中白鴿票專營收益為3096兩，賭館為（casa de jogo china）57. 6兩，牛肉專營671. 4兩，豬肉專營1821. 6兩。Boletim do Governo de Província de Macao. Timor e Solor, 11 de Agosto de 1849. No. 77.

咸豐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7月，澳門政府1850年7月1日至1851年6月30日的財政收入是33402321厘士（Reiss）。其中自鴿票專營收益為3787200厘士，賭館為7704000厘士，牛肉和豬肉2738019厘士，煮賣鴉片專營為144000厘士。

咸豐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7月，澳門政府1850年7月1日至1851年6月30日的財政收入是33402321厘士（Reiss）。其中自鴿票專營收益為3787200厘士，賭館為7704000厘士，牛肉和豬肉2738019厘士，煮賣鴉片專營為144000厘士。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íncia de Macau, Timor e Solor, 2 de Setembro de 1853. No. 26.

咸豐三年（1853年2月8日─1854年1月28日）7月，自上年7月1日至本年6月30日，澳門政府財政總收入為40525444厘士。其中白鴿票專營收益為2973600厘士，賭館為6986400厘士，牛肉和豬肉為2934360厘士，魚為86400厘士，煮賣鴉片專營為1620000厘士。

咸豐三年（1853年2月8日─1854年1月28日）7月，自上年7月1日至本年6月30日，澳門政府財政總收入為40525444厘士。其中白鴿票專營收益為2973600厘士，賭館為6986400厘士，牛肉和豬肉為2934360厘士，魚為86400厘士，煮賣鴉片專營為1620000厘士。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ncia de Macau, Timor e Solor, 2 de Setembm de 1853. No. 26.

咸豐五年（1855年2月17日─1856年2月5日）7月，自上年7月1日至本年6月30日，澳門政府財政收入為79465. 2元。其中白鴿票專營收益為5625元，賭館為11170元，牛肉和豬肉為4582元，魚為1612元，煮賣鴉片專營為3740元。

咸豐五年（1855年2月17日─1856年2月5日）7月，自上年7月1日至本年6月30日，澳門政府財政收入為79465. 2元。其中白鴿票專營收益為5625元，賭館為11170元，牛肉和豬肉為4582元，魚為1612元，煮賣鴉片專營為3740元。O Boletim do Coverno de Macau,14 de Agosto de 1858. No. 42.

咸豐五年（1855年2月17日─1856年2月5日）6月18日，盜匪李亞快等在澳門等處肆掠，廣東水師提督吳元猷於7月1日統帥舟師出洋跟蹤追剿，滅匪無數。

咸豐五年（1855年2月17日─1856年2月5日）6月18日，盜匪李亞快等在澳門等處肆掠，廣東水師提督吳元猷於7月1日統帥舟師出洋跟蹤追剿，滅匪無數。田明曜：《重修香山縣誌》卷22《紀事》。

咸豐六年（1856年2月6日─1857年1月25日）7月，自上年7月1日至本年6月30日，澳門政府財政收入為83243. 6元。其中自鴿票專營收益為8337. 5元，賭館為10062. 5元，牛肉和豬肉為4592元，魚為1875元，煮賣鴉片專營為5590元。

咸豐六年（1856年2月6日─1857年1月25日）7月，自上年7月1日至本年6月30日，澳門政府財政收入為83243. 6元。其中自鴿票專營收益為8337. 5元，賭館為10062. 5元，牛肉和豬肉為4592元，魚為1875元，煮賣鴉片專營為5590元。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14 de Agosto de 1858. No. 42.

咸豐七年（1857年1月26日─1858年2月13日）7月，自上年7月1日至本年6月30日，澳門政府財政收入為92910元。其中自鴿票專營收益為10725元，賭館為11557元，牛肉和豬肉為5996元，魚為1940元，煮賣鴉片專營為5350元。

咸豐七年（1857年1月26日─1858年2月13日）7月，自上年7月1日至本年6月30日，澳門政府財政收入為92910元。其中自鴿票專營收益為10725元，賭館為11557元，牛肉和豬肉為5996元，魚為1940元，煮賣鴉片專營為5350元。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14 de Agosto de 1858. No. 42.

咸豐八年（1858年2月14日─1859年2月2日）7月，自上年7月1日至本年6月30日，澳門政府財政收入為150790. 5元。其中白鴿票專營收益為20087元，賭館為24265元，牛肉和豬肉為10206. 9元，魚為1983元，煮賣鴉片專營為9920元。

咸豐八年（1858年2月14日─1859年2月2日）7月，自上年7月1日至本年6月30日，澳門政府財政收入為150790. 5元。其中白鴿票專營收益為20087元，賭館為24265元，牛肉和豬肉為10206. 9元，魚為1983元，煮賣鴉片專營為9920元。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6 de Agosto de 1860. №. 44.

咸豐九年（1859年2月3日─1860年1月22日）7月，自上年7月1日至本年6月30日，澳門政府財政收入為205339元。其中自鴿票專營收益為20175元，賭館為73025元，牛肉和豬肉為13218. 3元，魚為2000元，煮賣鴉片專營為11020元。

咸豐九年（1859年2月3日─1860年1月22日）7月，自上年7月1日至本年6月30日，澳門政府財政收入為205339元。其中自鴿票專營收益為20175元，賭館為73025元，牛肉和豬肉為13218. 3元，魚為2000元，煮賣鴉片專營為11020元。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6 de Outubro de 1860. No. 44.

咸豐十年（1860年1月23日─1861年2月9日）7月，自上年7月1日至本年6月30日，澳門政府財政收入為249214元。白鴿票專營收益為27265元，賭館為84400元，牛肉和豬肉為13301. 3元，魚為2011元，煮賣鴉片專營為19715元。

咸豐十年（1860年1月23日─1861年2月9日）7月，自上年7月1日至本年6月30日，澳門政府財政收入為249214元。白鴿票專營收益為27265元，賭館為84400元，牛肉和豬肉為13301. 3元，魚為2011元，煮賣鴉片專營為19715元。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6 de Outubro de 1860, No. 44.

咸豐十一年（1861年2月10日─1861年8月5日）7月，自上年7月1日至本年6月30日，澳門政府財政收入為244886. 4元。其中白鴿票專營收益為32000元，賭館為88655元，牛肉和豬肉為10434. 2元，魚為1846. 2元，煮賣鴉片專營為22285元。

咸豐十一年（1861年2月10日─1861年8月5日）7月，自上年7月1日至本年6月30日，澳門政府財政收入為244886. 4元。其中白鴿票專營收益為32000元，賭館為88655元，牛肉和豬肉為10434. 2元，魚為1846. 2元，煮賣鴉片專營為22285元。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17 de Agosto de 1861, No. 37.

咸豐九年（1859年2月3日─1860年1月22日）7月，多明我會費蘭西斯科．利瓦斯（Francisco Rivas）神父被委任為澳門代理人，利瓦斯神父說服修道院院長，將代理人一職轉移到香港。這一建議獲得批准。1860年10月1日，利瓦斯神父賣掉他們在澳門的房子，在香港另購一間。1861年7月1日，將代理人一職正式轉移到香港。

咸豐九年（1859年2月3日─1860年1月22日）7月，多明我會費蘭西斯科．利瓦斯（Francisco Rivas）神父被委任為澳門代理人，利瓦斯神父說服修道院院長，將代理人一職轉移到香港。這一建議獲得批准。1860年10月1日，利瓦斯神父賣掉他們在澳門的房子，在香港另購一間。1861年7月1日，將代理人一職正式轉移到香港。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641.

同治元年（1862年1月30日─1863年2月17日）7月，自上年7月1日至本年6月30日，澳門政府財政收入為231892. 2元。其中白鴿票專營收益為33450元，賭館為78905元，牛肉和豬肉為14399. 2元，魚為1678. 3元，煮賣鴉片專營為21050元。

同治元年（1862年1月30日─1863年2月17日）7月，自上年7月1日至本年6月30日，澳門政府財政收入為231892. 2元。其中白鴿票專營收益為33450元，賭館為78905元，牛肉和豬肉為14399. 2元，魚為1678. 3元，煮賣鴉片專營為21050元。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4 de Outubro de 1862. No. 44.

同治二年（1863年2月18日─1864年2月7日）6月，自上年7月1日至本年6月30日，澳門政府財政收入為223384. 4元。其中白鴿票專營收益為28130元，賭館為81400元，牛肉和豬肉為11110元，魚為1846. 2元，煮賣鴉片專營為28165元。

同治二年（1863年2月18日─1864年2月7日）6月，自上年7月1日至本年6月30日，澳門政府財政收入為223384. 4元。其中白鴿票專營收益為28130元，賭館為81400元，牛肉和豬肉為11110元，魚為1846. 2元，煮賣鴉片專營為28165元。O Boletim do Governode Macau, 12 de Dezembro de 1863, No. 45.

同治七年（1868年1月25日─1869年2月10日）7月1日，為了控制澳門、香港兩地猖獗的鴉片走私活動，兩廣總督瑞麟發佈公告，將在香港、澳門附近設立六個厘廠（後稱稅廠）：汲水門廠、九龍司廠、佛頭洲廠、前山寨廠、氹仔廠、路環廠，隨即又增加香港以西的長洲廠和對面山南岸的拱北灣廠，不過氹仔和路環兩廠設立不久旋即撤銷，故仍為六廠。該六廠向出入澳門、香港的中國船隻抽收厘金，代征鴉片正稅。前四廠屬新安縣管轄，後二廠則屬香山縣管轄。

同治七年（1868年1月25日─1869年2月10日）7月1日，為了控制澳門、香港兩地猖獗的鴉片走私活動，兩廣總督瑞麟發佈公告，將在香港、澳門附近設立六個厘廠（後稱稅廠）：汲水門廠、九龍司廠、佛頭洲廠、前山寨廠、氹仔廠、路環廠，隨即又增加香港以西的長洲廠和對面山南岸的拱北灣廠，不過氹仔和路環兩廠設立不久旋即撤銷，故仍為六廠。該六廠向出入澳門、香港的中國船隻抽收厘金，代征鴉片正稅。前四廠屬新安縣管轄，後二廠則屬香山縣管轄。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第2頁；《張之洞全集》第1冊卷20《稅司代收新香六廠貨厘宜防流弊折》；《清季外交史料》卷6之《粵督劉坤一等奏請於小馬騮洲地方設關徵稅折》；“Kung-pei-wan being at the Same time removed to its present site, the Smaller Malowchow Island. ”“Lappa Decennial Reports, 1887—1946”, 《中國舊海關史料》第152冊，第594—595頁。

同治八年（1869年2月11日─1870年1月30日）6月18日，由於《獨立報》刊登攻擊政府公共行政方面的文章，並且有對政府領導人人身攻擊的行為，澳督蘇沙下令《獨立報》停刊。7月1日，又逮捕《獨立報》主編若瑟‧司利化。於是，《獨立報》從本年起轉移到香港出版。由於司利化還擔任海郵局局長，在這種情況下，海郵局局長一職空缺，蘇沙遂又任命里卡多‧蘇沙（Ricardo de Sousa）署理海郵局局長之職。海郵局設在議事亭前地國家藥房內。

同治八年（1869年2月11日─1870年1月30日）6月18日，由於《獨立報》刊登攻擊政府公共行政方面的文章，並且有對政府領導人人身攻擊的行為，澳督蘇沙下令《獨立報》停刊。7月1日，又逮捕《獨立報》主編若瑟‧司利化。於是，《獨立報》從本年起轉移到香港出版。由於司利化還擔任海郵局局長，在這種情況下，海郵局局長一職空缺，蘇沙遂又任命里卡多‧蘇沙（Ricardo de Sousa）署理海郵局局長之職。海郵局設在議事亭前地國家藥房內。Luís Virgílio de Brito Frazão, História e Desenvolvimento dos Correios e das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Vol. l, pp. 382—386.

同治八年（1869年2月11日─1870年1月30日）11月18日，根據1867年7月1日通過的法令，海外省事務部決定將《民事法典》延伸到殖民地。就澳門而言，第8條做了如下規定：“中國人的風俗習慣須在華人事務檢察官許可權中予以重視。”該部法令刊登在1870年第3期《政府公報》上。該法令雖明文規定保留華人的風俗習慣，但內容含糊不清，後來鑒於需要將澳門華人在家庭和繼承方面的一些風俗習慣提高到法律權利義務層次，1909年6月17日又頒佈了《澳門華人習俗之條例》。

同治八年（1869年2月11日─1870年1月30日）11月18日，根據1867年7月1日通過的法令，海外省事務部決定將《民事法典》延伸到殖民地。就澳門而言，第8條做了如下規定：“中國人的風俗習慣須在華人事務檢察官許可權中予以重視。”該部法令刊登在1870年第3期《政府公報》上。該法令雖明文規定保留華人的風俗習慣，但內容含糊不清，後來鑒於需要將澳門華人在家庭和繼承方面的一些風俗習慣提高到法律權利義務層次，1909年6月17日又頒佈了《澳門華人習俗之條例》。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76—177頁；葉士朋：《澳門法制史概論》，第56頁。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7月1日，三巴炮台炮兵兵營竣工啟用。該兵營由澳督歐美德下令興建，供一個炮兵中隊使用。該炮台裝備51門炮，其中7門為銅炮，美士基打中校任三巴炮台司令。此前，他曾擔任聖地牙哥炮台司令。11月27日，美士基打中校在服役35年後以上校軍銜退休。[1] [1]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91頁、第193頁；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13.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7月1日，三巴炮台炮兵兵營竣工啟用。該兵營由澳督歐美德下令興建，供一個炮兵中隊使用。該炮台裝備51門炮，其中7門為銅炮，美士基打中校任三巴炮台司令。此前，他曾擔任聖地牙哥炮台司令。11月27日，美士基打中校在服役35年後以上校軍銜退休。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91頁、第193頁；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13.

光緒六年（1880年2月10日─1881年1月29日）7月1日，澳門政府公佈經里斯本欽定修改的《澳門及所屬地方各華人行鋪生意公鈔及點街燈公鈔章程》。章程共27款，規定澳門華人店鋪（包括氹仔、路環）均要向澳門政府繳納“生意公鈔”及“點燈街公鈔”，如不繳納，則處以罰款。[1] [1]《澳門政府憲報》1880年7月12日第28號附報。

光緒六年（1880年2月10日─1881年1月29日）7月1日，澳門政府公佈經里斯本欽定修改的《澳門及所屬地方各華人行鋪生意公鈔及點街燈公鈔章程》。章程共27款，規定澳門華人店鋪（包括氹仔、路環）均要向澳門政府繳納“生意公鈔”及“點燈街公鈔”，如不繳納，則處以罰款。《澳門政府憲報》1880年7月12日第28號附報。

光緒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3月31日，澳門議事公局頒佈告示，定於本年公曆7月1日起，辦理本澳街燈事務，設立冊部，燈鈔分八等，其第一等輸銀8元，其第八等輸銀0. 5元。[1] [1]《澳門政府憲報》1881年4月2日第14號。

光緒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3月31日，澳門議事公局頒佈告示，定於本年公曆7月1日起，辦理本澳街燈事務，設立冊部，燈鈔分八等，其第一等輸銀8元，其第八等輸銀0. 5元。《澳門政府憲報》1881年4月2日第14號。

光緒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4月2日，清政府在香山縣小馬騮洲設立海關稅務司，正式成立拱北海關，開徵洋藥入口稅銀30萬兩，協定厘金每擔徵收80兩，並接管了粵海關常關的馬騮洲和前山兩個稅廠及關閘、石角、吉大三個緝私分卡，按兩廣總督規定的本省稅厘，徵收各種貨物的本省厘金和清匪費。代表拱北海關收稅的銀行先是指定由澳門Messrs Deacon公司代理，以6月1日起改由寶行銀號代理。不過，直到7月1日，拱北海關才接到粵海關部的關稅表，確定稅率，對各種貨物徵收常關稅（Native Duties）。

光緒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4月2日，清政府在香山縣小馬騮洲設立海關稅務司，正式成立拱北海關，開徵洋藥入口稅銀30萬兩，協定厘金每擔徵收80兩，並接管了粵海關常關的馬騮洲和前山兩個稅廠及關閘、石角、吉大三個緝私分卡，按兩廣總督規定的本省稅厘，徵收各種貨物的本省厘金和清匪費。代表拱北海關收稅的銀行先是指定由澳門Messrs Deacon公司代理，以6月1日起改由寶行銀號代理。不過，直到7月1日，拱北海關才接到粵海關部的關稅表，確定稅率，對各種貨物徵收常關稅（Native Duties）。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第7頁；拱北海關編：《拱北海關志》之《大事記（1887—1990）》，第263頁。關於拱北海關設立的確切時間，王諰德：《最近百年中國對外貿易史資料》稱：“光緒十三年三月（1887年4月）香港之九龍及澳門之拱北同時設立是也”，見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2冊，第1045頁；而馬士（H.B.Moser）：《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2卷，第429頁，稱“拱北海關開關的時間是1887年6月6日獲中國政府批准，從7月1日起施行。”

光緒十五年（1889年1月31日─1890年1月20日）5月29日，澳門公物會出示招人明投承取氹仔海道蠔塘之蠔，以一年為期，系自1889年7月1日起計，至來年6月30止。如欲投者，須要先交出銀10元貯在銀庫，方准開聲投價。

光緒十五年（1889年1月31日─1890年1月20日）5月29日，澳門公物會出示招人明投承取氹仔海道蠔塘之蠔，以一年為期，系自1889年7月1日起計，至來年6月30止。如欲投者，須要先交出銀10元貯在銀庫，方准開聲投價。《澳門政府憲報》1889年5月30日第22號。

光緒十六年（1890年1月21日─1891年2月8日）7月1日，澳門好景酒店（後稱峰景酒店）正式開業。該酒店位於主教山前的海灣，面臨大海，是一座擁有20間客房的古樸典雅的美麗建築物。好景酒店原為李美雕家族的宅邸，約於1870年建成，後被居住在澳門的英國船長威廉·克拉克（William Edward Clarke）上尉收購，並改造為酒店。克拉克船長又任命貝爾南迪諾·李美雕（Maria Bernardino dos Remédios）為酒店經理。據克拉克船長的賬本，酒店月盈利為2300港元，但一般為1500港元、1700港元及1260港元，每月支出為1316港元。當時澳門只有幾家華人開的客棧和一家西式酒店——興記酒店。酒店開業伊始，《倫敦畫報》著名記者薩瓦傑·蘭德（Henry Savage Landor）即下榻該店。當年香港的報紙亦刊登廣告稱“好景酒店在遠東是無與倫比的”。

光緒十六年（1890年1月21日─1891年2月8日）7月1日，澳門好景酒店（後稱峰景酒店）正式開業。該酒店位於主教山前的海灣，面臨大海，是一座擁有20間客房的古樸典雅的美麗建築物。好景酒店原為李美雕家族的宅邸，約於1870年建成，後被居住在澳門的英國船長威廉·克拉克（William Edward Clarke）上尉收購，並改造為酒店。克拉克船長又任命貝爾南迪諾·李美雕（Maria Bernardino dos Remédios）為酒店經理。據克拉克船長的賬本，酒店月盈利為2300港元，但一般為1500港元、1700港元及1260港元，每月支出為1316港元。當時澳門只有幾家華人開的客棧和一家西式酒店——興記酒店。酒店開業伊始，《倫敦畫報》著名記者薩瓦傑·蘭德（Henry Savage Landor）即下榻該店。當年香港的報紙亦刊登廣告稱“好景酒店在遠東是無與倫比的”。貝爾南迪諾·李美雕為馬西米雅努·李美雕第十子。1869年7月22日生，1948年12月26日逝世。Jorge Forgaz, Familias Macaenses, Vol.3, p.44.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62頁；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1, p.310; Luís Andrade de Sá, Hotel Bela Vista, pp.20—24.

光緒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12月12日，澳門政府告示：氹仔番攤生意，准陳槐堂承充，由1892年9月1日起，至1894年6月30日止，並允准承充人在氹仔埠頭之海面，開設攤船四隻。過路灣番攤生意，經准沈進（即沈澤英）、何汝華承充，由1892年4月15日起，至1895年6月30日止。氹仔、過路灣豬肉生意，經准黃廣、黃萬、冼樂等承充，由1892年7月1日起，至1894年6月30日止。據《中西日報》早前的報導，上述幾項專營出投時，曾將氹仔番攤底價額定為5600元、肉碼底價額定為1420元，竟然無人下票。4月29日，複行開投，不再限以底價。番攤餉碼仍然寂然，只有一人下票。投肉票者，每年只認繳餉800元，較現屆已少400元之數。由是可知澳門生意冷淡。

光緒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12月12日，澳門政府告示：氹仔番攤生意，准陳槐堂承充，由1892年9月1日起，至1894年6月30日止，並允准承充人在氹仔埠頭之海面，開設攤船四隻。過路灣番攤生意，經准沈進（即沈澤英）、何汝華承充，由1892年4月15日起，至1895年6月30日止。氹仔、過路灣豬肉生意，經准黃廣、黃萬、冼樂等承充，由1892年7月1日起，至1894年6月30日止。據《中西日報》早前的報導，上述幾項專營出投時，曾將氹仔番攤底價額定為5600元、肉碼底價額定為1420元，竟然無人下票。4月29日，複行開投，不再限以底價。番攤餉碼仍然寂然，只有一人下票。投肉票者，每年只認繳餉800元，較現屆已少400元之數。由是可知澳門生意冷淡。《中西日報》1892年6月7日《西譯譯錄》。

光緒十九年（1893年2月17日─1894年2月5日）7月1日，澳門政府批准葉瑞卿、姚順等承充澳門、氹仔、過路灣等處賣鹽生意，自本日起至1896年6月30日止。

光緒十九年（1893年2月17日─1894年2月5日）7月1日，澳門政府批准葉瑞卿、姚順等承充澳門、氹仔、過路灣等處賣鹽生意，自本日起至1896年6月30日止。《澳門政府憲報》1893年7月22日第29號。

光緒二十年（1894年2月6日─1895年1月25日）5月26日，澳門議事公局首次將東洋手車之牌照暗票出投，招人承充抽收，其價銀以6500元為底。五福堂區禮以承充之規銀每年9602元，獲得承充權利。自本年7月1日起計，5年為期。合同規定其東洋車之號數，至少350乘。

光緒二十年（1894年2月6日─1895年1月25日）5月26日，澳門議事公局首次將東洋手車之牌照暗票出投，招人承充抽收，其價銀以6500元為底。五福堂區禮以承充之規銀每年9602元，獲得承充權利。自本年7月1日起計，5年為期。合同規定其東洋車之號數，至少350乘。《澳門政府憲報》1894年5月19日第20號；1894年6月9日第2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