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二十年（1592年2月13日─1593年1月31日）8月6日，澳門富商安東尼奧•帕依斯（António Paes）妻子去世，安東尼奧•帕依斯為了表示對妻子的紀念，將她曾住過的兩座房屋捐給了仁慈堂屬下的貧民醫院，作為病人的伙食費。仁慈堂書記員安東尼奧•格拉塞斯（António Garces）記錄在案。曾德昭（Álvaro de Semedo）（原名謝務祿）神父稱：澳門仁慈堂每年要花8000克朗或9000克朗，每年要施捨給澳門的貧窮基督徒，特別是對華人基督徒的佈施。盡管葡萄牙國王允許從果阿送去普通接濟，但有19年未兌現，幸有澳門市民慷慨解囊，仍使他們得到足夠的援助。Ahmison, N302, Microfilv A0370, p.3. 轉引自董少新：《西洋傳教士在華早期行醫事蹟考述》第1章，第11頁，中山大學2004年博士論文。克朗（Krona），北歐國家使用的一種貨幣。曾德昭：《大中國志》，第210頁。

崇禎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6月25日，英國商船到達澳門附近的麥子山（Monte de Trigo，今珠海市斗門區三灶一帶），當時澳門的情況十分微妙，儘管英國同葡印總督締結條約中允許英國商船來澳門，但澳門議事會考慮到本地商人的利益，因為當時澳門的繁榮全賴於葡萄牙船隊的往來貿易，因此澳門議事會堅決反對英商進入澳門參加對華貿易。故議事會採取種種方法拖延時間，阻止英國商船進入內港。英國商船只得移泊氹仔（Taipa）。7月5日，澳門總督邀請若翰•威德爾上校及隨行英國商人進入澳門。7月15日，若翰•威德爾不顧澳門葡人的阻撓，率領商船離開澳門，直奔廣州，在珠江口勘查廣州河口水道，並找到了虎門入口，還調查了珠江口明軍防禦力量。但是廣州官方聲明：英商不得在澳門貿易。22日，英國商船返回伶仃洋。29日，若翰•威德爾再次率領船隊向廣州進發。8月6日抵達珠江口，當時廣東官員要求等待上級批復，但是若翰•威德爾沒有等待中方批復就率領船隊駛進內河，向廣州挺進。8月6日，澳門選出四位助理與議事會解決如何對付澳門海岸出現的4艘英國船的問題。8月12日，中英展開炮戰。僅僅半個小時，虎門炮台陷落。英軍登陸佔領炮台，繳獲44門小炮以及2艘平底船、1只漁船。8月15日，若翰•威德爾派魯賓遜、拿塔尼耳•蒙特尼2人與通事番禺人李葉榮（Pablo Noretti）一起去廣州談判通商。到達廣州後，受到廣東總兵陳謙的熱情接待，“紅夷到日，即入總府。見萬眾喧囂，即發回哨船”。[10]8月21日，通事李葉榮帶來海道副使鄭覲光和廣東總兵陳謙的一封信，稱：廣東給英國人在國內買賣任何商品的自由，並指定三處為英船的停泊所，還指定由李葉榮為經紀人，派兩三個人到廣州準備購辦貨物，並請求英國人將明方的炮和船放還。若翰•威德爾認為這樣比較滿意，立即將炮及帆船放還。8月24日，李葉榮返回廣州，由首商拿塔尼耳•蒙特尼和約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魯賓遜3人陪同前往。他們攜帶西班牙銀元22000八單位雷阿爾（Reais-de-oito）及兩小箱日本銀，其中10000送給官員們，其他用作投資。到廣州後，購買白糖1150擔，糖米50擔，米85擔，酒100壇，並住在華商揭邦俊家。後在琶洲處被明方捕盜船抓獲。[11]8月30日，若翰•威德爾命令船隻前移兩里，到達大虎島。[12]9月6日，若翰•威德爾接到澳門總督與議事會的書面抗議，要求英方退出中國海域。若翰•威德爾卻依仗李葉榮背後的關係表示反對。[13]當時，兩廣總督張鏡心督促廣東總兵陳謙出師浪白，9月10日，副總兵黎延慶等率葡萄牙人支援的3艘火器船對英船進行攻擊，“打死夷人數名”。[14]26日，若翰•威德爾將船隊退回伶仃島。27日，船行至距離澳門4里格遠的地方。然後，船隊委員會向澳門葡萄牙人投遞了抗議書，闡述了對在果阿和澳門遭到冷遇而不滿的理由，指責澳門葡人向中國縱火船提供軍需和裝備，對扣押英人一事他們要負責。澳門葡人拒絕承認。[15]同時，張鏡心又實行“檄道廳親至澳門宣示漢法，以法繩澳，以澳驅紅，節節相促，受我戎索”的方策。[16]10月初，廣東市舶司會同香山縣差官及駐澳提調、備倭諸官下澳，傳喚議事會理事官、通事、攬頭到議事會宣諭，要求澳門議事會理事官戎貓州弗黎廚（Francisco de Araújo de Barros）[17]、攬頭呂沈西及通事劉德來廣州調停處理英商之事。[18]10月16日，幾名澳門葡人前往廣州調停中英關係。18日，召開了一次會議。當時會議試圖迫使英商達成以下協議：即刻退出廣州，永不再來；對中方給予此次在此經商的特權，應先付給酬金28000雷阿爾。但是，英國商人表示反對。[19]在葡人的調停下，廣東方面將英商及其款項、貨物全部發還，並完成了他們的貿易。直到11月22日，中英雙方簽訂貿易協定：“允許（英商）自由經商，擴大貿易，長久居住，但英方每年應繳付（中國）皇帝2萬兩白銀及4門大鐵炮和50支毛瑟槍。”11月26日，英商離開廣州，回到碇泊澳門的船隊上。[20]Monte de Trigo，一般人譯為橫琴島，似不妥。Monte de Trigo，意為“麥子山”。葡語及英語文獻中均有出現。英語僅見於《芒迪遊記》，作Monton de Trigo。Montón為西班牙語，意即“堆”。西班牙語也有Monte，且與葡語同意。顯然，芒迪將Monte誤作Montón。有人稱芒迪懂葡語與西語，不知所據。僅此一例可知其西語水準實很低劣。否則不會將Monte與Montón混淆。葡語中，有圖示[圖載“A Portugues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in Santa Barbara Portuguese Studies（Journal of the Center of Portugueses 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994, VolumeI, p. 241, 但失考]。據圖，Monte de Trigo為今三灶島，但航海資料的文字涉及則是指三灶東側一小島。“沿著高瀾山航行，可見一圓島，然後在它的盡處又可見一更長、形成圓灣的大島。再前面是4個小島，共中之一便是稱為Monte deTrigo的又圓又高的島嶼。（Ms. Cadaval 972, f. 95v°）”這一“又圓又高的島嶼”之漢名暫缺。無論準確度還是可信度，航海資料均高於圖籍。前者成於明末，後者乃清初一示意性圖示，不很準確。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8—19頁。博克塞：《300年前的澳門》，第51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l卷，第19頁；劉鑒唐、張力主編：《中英關係系年要錄13世紀—1760》第l卷，第116—117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20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44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20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稱：“本月初三（8月22日）日，夷船揚帆直入銃台，兵放銃堵禦，自辰至末，夷船不敢徑入，泊回原處，打壞小料船一隻。”中英雙方記錄差異甚大。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1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稱“李葉榮帶夷目二人進省”，又稱“帶同夷目二名，夷仔一名”，又稱“舊澳夷通事李葉榮往諭，隨夷目二名進省投見”，又稱“紅夷頭目三名雇船一隻”，又稱“其前後羈留夷人五名內，查三名的系頭目，一名噧呾纏，一名毛直纏，一名嘛道呧。其夷奴二名，則無名可查”。噧呾纏，應即為蒙特尼（Mountney），而嘛道呧應為蒙特尼之弟約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如此，毛直纏則應為魯賓遜的譯名。可知，他們三人應是分兩次進入廣州的。[10]張鏡心：《雲隱堂文錄》卷3《參鎮壓庇奸之罪疏》。[11]《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2]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13]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14]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5]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l卷，第24頁。[16]張鏡心：《雲隱堂文錄》卷1《報鎮將驅逐紅夷疏》。[17]此處理事官葡文名字據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107. 而來，但與“戎貓州弗黎廚”音不合。[18]《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9]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6頁。[20]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6頁。

順治二年〈1645年1月28日─1646年2月15日〉6月，清軍攻破南京，弘光帝被俘。8月6日，唐王朱聿鍵在福州即位，當年即改元隆武。

順治二年（1645年1月28日─1646年2月15日）6月，清軍攻破南京，弘光帝被俘。8月6日，唐王朱聿鍵在福州即位，當年即改元隆武。 計六奇：《明季南略》卷 7《閩中立唐王》。

順治十三年(永曆十年/1656年1月26日－1657年2月12日)8月6日，為清剿踞守台灣的鄭成功集團，清朝發出敕諭給浙江、福建、廣東、江南、山東、天津各地督撫，曰：海逆鄭成功等竄伏海隅，至今尚未剿滅，必有奸人暗通線索，貪圖厚利，貿易往來，資以糧物，若不立法嚴禁，海氛何由廓清。自今以後，各該督、撫、鎮著申飭沿海一帶文武各官，嚴禁商民船隻私自出海。有將一切糧食貨物等項與逆賊貿易者，或地方官察出，或被人告發，即將貿易之人，不論官民，俱行奏聞正法，貨物入官，本犯家產盡給告發之人。其該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盤詰擒緝，皆革職，從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隱，不行舉首，皆論死。凡沿海地方、大小賊船、可容灣泊登岸口子，各該督、撫、鎮俱嚴飭防守，各官相度形勢，設法攔阻。或築土壩，或樹木柵，處處嚴防，不許片帆入口、一賊登岸。如仍前防守怠玩，致有疏虞，其專汛各官即以軍法從事，該督、撫、鎮一併議罪。爾等即遵諭力行。

順治十三年(永曆十年/1656年1月26日－1657年2月12日)8月6日，為清剿踞守台灣的鄭成功集團，清朝發出敕諭給浙江、福建、廣東、江南、山東、天津各地督撫，曰：海逆鄭成功等竄伏海隅，至今尚未剿滅，必有奸人暗通線索，貪圖厚利，貿易往來，資以糧物，若不立法嚴禁，海氛何由廓清。自今以後，各該督、撫、鎮著申飭沿海一帶文武各官，嚴禁商民船隻私自出海。有將一切糧食貨物等項與逆賊貿易者，或地方官察出，或被人告發，即將貿易之人，不論官民，俱行奏聞正法，貨物入官，本犯家產盡給告發之人。其該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盤詰擒緝，皆革職，從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隱，不行舉首，皆論死。凡沿海地方、大小賊船、可容灣泊登岸口子，各該督、撫、鎮俱嚴飭防守，各官相度形勢，設法攔阻。或築土壩，或樹木柵，處處嚴防，不許片帆入口、一賊登岸。如仍前防守怠玩，致有疏虞，其專汛各官即以軍法從事，該督、撫、鎮一併議罪。爾等即遵諭力行。 《清世祖順治實錄》卷102，順治十三年六月癸巳。

順治十八年(1661年1月30－1662年2月17日)8月6日，荷蘭與葡萄牙在海牙簽訂和約，1662年，阿豐索六世與攝政太后共同批准，1663年10月2日在巴達維亞公佈。自此，荷葡結束兩國的敵對行動。

順治十八年(1661年1月30－1662年2月17日)8月6日，荷蘭與葡萄牙在海牙簽訂和約，1662年，阿豐索六世與攝政太后共同批准，1663年10月2日在巴達維亞公佈。自此，荷葡結束兩國的敵對行動。 維因克：《荷屬東印度公司和葡萄牙關於葡船通過馬六甲海峽的決定》，載《文化雜誌》第13－14期，1993年。

康熙八年（1669年2月1日－1670年1月20日）8月6日，一艘荷蘭雙桅船載著巴達維亞的貨物進入澳門港，10月30日返航。

康熙八年（1669年2月1日－1670年1月20日）8月6日，一艘荷蘭雙桅船載著巴達維亞的貨物進入澳門港，10月30日返航。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58頁。

雍正五年（1727年1月22日－1728年2月9日）8月6日，德方濟各、謝德明（Manuel Tenorio）及胡瑪竇（MateoVillafaña）三名多明我會傳教士乘船從馬尼拉前往澳門，在澳門居停不久，約在10月間進入廣州。謝德明神父接替郭多祿出任廣州司庫，德方濟各與胡瑪竇則進入福建傳教。

雍正五年（1727年1月22日－1728年2月9日）8月6日，德方濟各、謝德明（Manuel Tenorio）及胡瑪竇（Mateo Villafaña）三名多明我會傳教士乘船從馬尼拉前往澳門，在澳門居停不久，約在10月間進入廣州。謝德明神父接替郭多祿出任廣州司庫，德方濟各與胡瑪竇則進入福建傳教。 José Marí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2, pp.114—116；張先清：《16—18世紀西班牙多明我會士與澳門關係考》，載《澳門在天主教東進中的地位和作用學術研討會論文彙編》，2009年11月。

乾隆十一年（1746年1月22日－1747年2月8日）8月6日，果阿取消議事會最近的選舉，任命公民代替當選者，要求司庫依法管理公共收入，必須在每年年底提交帳目。[1] [1]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35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ⅩⅧ, p.405.

乾隆十一年（1746年1月22日－1747年2月8日）8月6日，果阿取消議事會最近的選舉，任命公民代替當選者，要求司庫依法管理公共收入，必須在每年年底提交帳目。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35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405.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1月31日－1757年2月17日）8月6日，澳門總督高定玉通知議事會，炮臺守兵上個月薪俸還未發，大部分士兵因饑餓而生病；媽閣炮臺只有兩名士兵把守；總督的侍衛越來越少。7日，議事會回答說，即將設法解決，但目前缺乏資金。[1] [1]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53頁；Manuel Teixeira,Macau no Séc.ⅩⅧ,p.483.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1月31日－1757年2月17日）8月6日，澳門總督高定玉通知議事會，炮台守兵上個月薪俸還未發，大部分士兵因饑餓而生病；媽閣炮台只有兩名士兵把守；總督的侍衛越來越少。7日，議事會回答說，即將設法解決，但目前缺乏資金。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53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p.483.

道光十五年（1835年1月29日─1836年2月16日）8月5—6日，澳門經歷了中國沿海最為嚴重的風災。受災大型船隻達10艘，被摧毀的船有3艘，其中一艘連船員帶貨物全部毀亡，澳門的漁船和岸上的房屋遭受破壞則更大，成百的漁民丟了性命。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1月29日─1836年2月16日）8月5—6日，澳門經歷了中國沿海最為嚴重的風災。受災大型船隻達10艘，被摧毀的船有3艘，其中一艘連船員帶貨物全部毀亡，澳門的漁船和岸上的房屋遭受破壞則更大，成百的漁民丟了性命。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60頁；Chinese Repository, Vol.4, No.4, pp.197—199.

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8月6日，特納（F.Turner）先生兒子的私人教師、畢業於劍橋大學神學院的維森特·士擔頓（Vincent Stanton）牧師在劏狗環附近被一夥中國人捉獲，解往廣州羈押。9日，消息得到確證，這使居澳的英國人認為澳門已變得不安全，澳門總督席爾維拉·邊度對此表示同情，並同駐澳的易中孚交涉，要求釋放士擔頓。澳葡藉口若不釋放，英夷“即欲進澳滋擾”。林則徐對澳葡“虛張挾制”洞若觀火，澳葡即稱“兵單力薄”，遂將計就計，添調督撫兩標官兵，連前共合2000名，派委督標參將波啟善、署肇慶協副將多隆武、署撫標守備程步韓等，帶入澳內，與升任香山協副將惠昌耀等會合防堵，以鞏固兵力尚為不足的關閘一帶。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8月6日，特納（F.Turner）先生兒子的私人教師、畢業於劍橋大學神學院的維森特·士擔頓（Vincent Stanton）牧師在劏狗環附近被一夥中國人捉獲，解往廣州羈押。9日，消息得到確證，這使居澳的英國人認為澳門已變得不安全，澳門總督席爾維拉·邊度對此表示同情，並同駐澳的易中孚交涉，要求釋放士擔頓。澳葡藉口若不釋放，英夷“即欲進澳滋擾”。林則徐對澳葡“虛張挾制”洞若觀火，澳葡即稱“兵單力薄”，遂將計就計，添調督撫兩標官兵，連前共合2000名，派委督標參將波啟善、署肇慶協副將多隆武、署撫標守備程步韓等，帶入澳內，與升任香山協副將惠昌耀等會合防堵，以鞏固兵力尚為不足的關閘一帶。Chinese Repository, Vol.9, No.4, pp.234—238; 《林則徐全集》第3冊《英兵船在粵尋釁現續籌剿堵情形折》，第441—442頁。

光緒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8月6日，總督兼中國、日本和暹羅全權公使賈拉沙從日本歸來。[1] [1]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27頁。

光緒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8月6日，總督兼中國、日本和暹羅全權公使賈拉沙從日本歸來。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27頁。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2月13日─1897年2月1日）8月6日，氹仔和路環船廠罷工，約300名工人（僅統計到氹仔數字）要求增加工資。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2月13日─1897年2月1日）8月6日，氹仔和路環船廠罷工，約300名工人（僅統計到氹仔數字）要求增加工資。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87頁。

《知新報》第九十五期刊登《日本橫濱神戶擬設華商會議所章程》、《美人論不宜外取屬土》、《論英人未易攻服吐蘭士嘩路》、《英人論增設商務學堂》等文章。《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使用。《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葡譯：宋次生德譯：沙士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光緒三十四年七月初十日（1908年8月6日），欽加鹽運使銜補用府署理廣州前山海防軍民府莊告示。

民國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8月6日， 澳門政府公佈將進行下列工程：修整大炮台數種工程， 築平賣菜街(Rua da Estrelas)及整修溝渠， 接續東望洋斜巷(Calçada de Guia)之渠道由該巷16號屋起至東望洋斜坡(Rampa da Guia)止。

民國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8月6日， 澳門政府公佈將進行下列工程：修整大炮台數種工程， 築平賣菜街(Rua da Estrelas)及整修溝渠， 接續東望洋斜巷(Calçada de Guia)之渠道由該巷16號屋起至東望洋斜坡(Rampa da Guia)止。《澳門政府憲報》1913年第27號， 第314頁。

民國十三年(1924年1月1日─1924年12月31日)8月6日，美國里士滿的美南浸信會外方傳教會(The Foreign Mission Board of the American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代表勞雷爾斯．卡洛維(John Laurels Calloway)租用一幅位於大炮台斜街(Calçada do Monte)的土地用於修建房屋。

民國十三年(1924年1月1日─1924年12月31日)8月6日，美國里士滿的美南浸信會外方傳教會(The Foreign Mission Board of the American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代表勞雷爾斯．卡洛維(John Laurels Calloway)租用一幅位於大炮台斜街(Calçada do Monte)的土地用於修建房屋。 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民政管理檔，第22號卷宗，第S-A號文件，轉引自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179頁。

民國十六年(1927年1月1日─1927年12月31日)8月6日，俄羅斯著名小提琴家約瑟夫．博理索夫(Josef Borissoff)在伯多祿五世戲院舉行小提琴演奏會。博理索夫畢業於彼得堡音樂學院，曾獲俄國皇家大獎(Prix Royal)，師從帕布羅．薩拉薩特(Pablo Sarasate)和奧爾(Leopoldo Auer)。

民國十六年(1927年1月1日─1927年12月31日)8月6日，俄羅斯著名小提琴家約瑟夫．博理索夫(Josef Borissoff)在伯多祿五世戲院舉行小提琴演奏會。博理索夫畢業於彼得堡音樂學院，曾獲俄國皇家大獎(Prix Royal)，師從帕布羅．薩拉薩特(Pablo Sarasate)和奧爾(Leopoldo Auer)。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211頁。

1958年8月6日新生放榜，鏡平學校擠滿觀看新生錄取名單的家長和學生。

區彩英的三巴門坊眾互助會會員證，編號為306號。

2002年8月6日，行政長官率領特區政府代表團到內蒙古自治區訪問5天，與黨委書記儲波及主席烏雲其木格會面，並參觀滿州里中俄邊境貿易區。

2002年8月6日，“中鐵－大橋聯合體”投得第三條澳氹大橋設計及建造工程，造價5.6億澳門元，工期28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