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元年(1522年1月28日─1523年1月16日)8月7日，末兒丁•多•滅兒船隊駛入東涌港，杜阿爾特•科埃略因與華人結仇，他的船未入港，而在該港外約7里格處停泊。當時廣東政府發佈命令，不准華人與葡人接觸，中國戰船一旦遇上懸掛葡萄牙旗幟的船隻，即將其擊毀。末兒丁•多•滅兒雖然在馬六甲已經知道中國對東涌港的葡萄牙人發動了戰爭，有葡萄牙人被殺的情況，但他對這些消息始終認為是真假參半。因此，他入泊東涌之後，還派人捎信給廣州官員，希望與中方議和通商。當時升任廣東按察使的汪鋐不僅不允許議和，還下命令新任海道副使胡璉率軍準備出擊葡萄牙人。胡璉則以“新來乍到，不知舊情”為由，而託病不出。

嘉靖元年(1522年1月28日─1523年1月16日)8月7日，末兒丁•多•滅兒船隊駛入東涌港，杜阿爾特•科埃略因與華人結仇，他的船未入港，而在該港外約7里格處停泊。當時廣東政府發佈命令，不准華人與葡人接觸，中國戰船一旦遇上懸掛葡萄牙旗幟的船隻，即將其擊毀。末兒丁•多•滅兒雖然在馬六甲已經知道中國對東涌港的葡萄牙人發動了戰爭，有葡萄牙人被殺的情況，但他對這些消息始終認為是真假參半。因此，他入泊東涌之後，還派人捎信給廣州官員，希望與中方議和通商。當時升任廣東按察使的汪鋐不僅不允許議和，還下命令新任海道副使胡璉率軍準備出擊葡萄牙人。胡璉則以“新來乍到，不知舊情”為由，而託病不出。《末兒丁•甫思•多•滅兒致函國王匯報中國之行情況》，葡萄牙國家檔案館，編年檔1-30-40；卡爾沃：《廣州葡囚信》，第102─104頁及汪梅鼎：《(嘉靖)海州直隸州志》卷23《胡璉傳》；湯開建、張中鵬：《胡璉其人與西草灣之戰》，載《澳門歷史研究》第5期，2006年。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2月10日─1549年1月28日)8月7日，有海盜船26艘與葡萄牙船合䑸共40餘艘，人數千餘，至福寧州黃崎等澳劫掠民財。明軍迎戰，擒夷賊呵哩、唵陀尼寺、呵哩低寺等18人，斬殺夷賊4人，獲番婦3人。又獲盜賊陳本榮等59人，焚毀彭亨國大船1艘，哨馬船2艘，佛郎機中船1艘。同時，又有葡萄牙船3艘由廣東入海門嶼中灣泊，華人林堯洞等送物接濟，被明軍抓捕13人。葡船遂退泊浯嶼。23日，李希賢督兵船進襲，被佛郎機銃擊中，死傷15人。24日，葡船移入破灶洋。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2月10日─1549年1月28日)8月7日，有海盜船26艘與葡萄牙船合䑸共40餘艘，人數千餘，至福寧州黃崎等澳劫掠民財。明軍迎戰，擒夷賊呵哩、唵陀尼寺、呵哩低寺等18人，斬殺夷賊4人，獲番婦3人。又獲盜賊陳本榮等59人，焚毀彭亨國大船1艘，哨馬船2艘，佛郎機中船1艘。同時，又有葡萄牙船3艘由廣東入海門嶼中灣泊，華人林堯洞等送物接濟，被明軍抓捕13人。葡船遂退泊浯嶼。23日，李希賢督兵船進襲，被佛郎機銃擊中，死傷15人。24日，葡船移入破灶洋。朱紈：《甓餘雜集》卷3《海洋報捷事》。

1581年（明萬曆九年），8月7日，意大利籍天主教士利瑪竇（Mateu Ricci）抵澳，準備入內地傳教。

萬曆十年（1582年1月24日─1583年1月23日）8月7日，應范禮安神父的要求，耶穌會士利瑪竇、巴范濟（Francesco Pasio）等8人於7月3日從馬六甲動身，於本日抵達澳門，同船來澳者還有耶穌會著名畫家尼閣老•喬萬尼神父。值得注意的是，利瑪竇來澳門不久，即在他的意大利文本日記中記錄了澳門的媽閣廟，其文稱：那裡敬奉一座廟宇（Pagoda），叫Ama。因此，稱此地為Amacao，在澳門的語言中，意即“阿媽港”。

萬曆十年（1582年1月24日─1583年1月23日）8月7日，應范禮安神父的要求，耶穌會士利瑪竇、巴范濟（Francesco Pasio）等8人於7月3日從馬六甲動身，於本日抵達澳門，同船來澳者還有耶穌會著名畫家尼閣老•喬萬尼神父。值得注意的是，利瑪竇來澳門不久，即在他的意大利文本日記中記錄了澳門的媽閣廟，其文稱：那裡敬奉一座廟宇（Pagoda），叫Ama。因此，稱此地為Amacao，在澳門的語言中，意即“阿媽港”。《利瑪竇書信集》下冊附錄了《羅明堅神父致麥爾古里亞諾神父書》，第439頁；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142—143頁。《利瑪竇中國札記》均將Pagoda一詞譯為“雕像”或“偶像”。金國平據意大利原文譯作“廟宇”，並稱：意大利文中的Pagoda僅作“廟宇”解，無他義。《利瑪竇全集》，第1卷，第151—152頁。此句十分關鍵，特將原文轉錄備查：“…dove era venerate una pagoda, che chiamano Ama, Per questo chiamavano quel luogo Amacao, che vuol dire in nostra lingual Seno de Ama.”德禮賢注釋如下：“… dove era venerate una pagoda, che chiamano Ama[阿媽]. Per questo chiamavano quel luogo Amacao[阿媽澳], che vuol dire in nostra lingua Seno de Area.”轉引金國平、吳志良的《過十字門》，第78 頁。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1月31日─1605年2月17日）6月27日，荷蘭船隊在韋麻郎司令的指揮下從大泥（Patane）啟航。7月25日航至廣東附近之澳門，因警惕澳門葡人襲擊，遂漂泊於附近海岸。他們要求到廣州互市，由於葡萄牙人對廣東的影響，要求被拒絕。28日，海上颶風驟起，更無法在澳門靠岸，遂改變航向向東。於8月7日抵達澎湖，並派華人李錦返漳州，要求通商。福建當局得知韋麻郎佔領澎湖後，遂讓李錦返回，告知荷蘭人撤出澎湖。開始荷蘭人抗命不從，福建巡撫徐學聚下令總兵施德政與浯嶼把總沈有容驅逐荷蘭人。最後，在明廷的壓力下，韋麻郎不得已於12月15日率船隊撤離澎湖。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1月31日─1605年2月17日）6月27日，荷蘭船隊在韋麻郎司令的指揮下從大泥（Patane）啟航。7月25日航至廣東附近之澳門，因警惕澳門葡人襲擊，遂漂泊於附近海岸。他們要求到廣州互市，由於葡萄牙人對廣東的影響，要求被拒絕。28日，海上颶風驟起，更無法在澳門靠岸，遂改變航向向東。於8月7日抵達澎湖，並派華人李錦返漳州，要求通商。福建當局得知韋麻郎佔領澎湖後，遂讓李錦返回，告知荷蘭人撤出澎湖。開始荷蘭人抗命不從，福建巡撫徐學聚下令總兵施德政與浯嶼把總沈有容驅逐荷蘭人。最後，在明廷的壓力下，韋麻郎不得已於12月15日率船隊撤離澎湖。韋麻郎：《航海日記》，轉自廖漢臣：《韋麻郎入據澎湖考》，載《文獻專刊》創刊號。

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2月14日─1620年2月3日）8月7日，因明軍在薩爾滸之役慘敗，幾乎全軍覆沒，遼東形勢危急。信奉天主教時任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的徐光啟上疏，主張應立刻訪求閩、廣、浙、直等處精巧工匠以鑄造大炮，不久，晉職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監察御史並管練兵事務的徐光啟又上疏，應從廣東“募送能造西洋大小神銃巧匠數十名，買解西洋大小諸色銃炮各數十具”，並稱“福建監生伍繼彩自言同鄉有能造海洋極大銃炮者”，請求其“星夜前來，聽候委用”。由於當時閩粵地區的冶鑄技術冠於全國，故徐光啟建議應訪求南方巧匠至京仿製西洋大炮，並首次提出購買“西洋大小諸色銃炮”，當時能買到西洋銃炮的地方當非澳門莫屬。[1] [1]徐光啟：《徐光啟集》卷3《練兵疏稿》1《遼左阽危已甚疏》及《恭承新命謹陳急切事宜疏》；黃一農：《歐洲沉船與明末傳華的西洋大炮》，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3分冊，2004年。

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2月14日─1620年2月3日）8月7日，因明軍在薩爾滸之役慘敗，幾乎全軍覆沒，遼東形勢危急。信奉天主教時任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的徐光啟上疏，主張應立刻訪求閩、廣、浙、直等處精巧工匠以鑄造大炮，不久，晉職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監察御史並管練兵事務的徐光啟又上疏，應從廣東“募送能造西洋大小神銃巧匠數十名，買解西洋大小諸色銃炮各數十具”，並稱“福建監生伍繼彩自言同鄉有能造海洋極大銃炮者”，請求其“星夜前來，聽候委用”。由於當時閩粵地區的冶鑄技術冠於全國，故徐光啟建議應訪求南方巧匠至京仿製西洋大炮，並首次提出購買“西洋大小諸色銃炮”，當時能買到西洋銃炮的地方當非澳門莫屬。[1] [1]徐光啟：《徐光啟集》卷3《練兵疏稿》1《遼左阽危已甚疏》及《恭承新命謹陳急切事宜疏》；黃一農：《歐洲沉船與明末傳華的西洋大炮》，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3分冊，2004年。

崇禎十五年（1642年1月30日─1643年2月18日）7月20日，多明我會修道院與奧斯定會修道院的學生們上街遊行慶祝，他們從崗頂一直走到大三巴廣場，這些年輕人穿著華麗的衣服，在懺悔神父的激勵下，情緒激昂。8月7日，耶穌會的學生載歌載舞表演了一場戴面具的獨幕滑稽戲。

崇禎十五年（1642年1月30日─1643年2月18日）7月20日，多明我會修道院與奧斯定會修道院的學生們上街遊行慶祝，他們從崗頂一直走到大三巴廣場，這些年輕人穿著華麗的衣服，在懺悔神父的激勵下，情緒激昂。8月7日，耶穌會的學生載歌載舞表演了一場戴面具的獨幕滑稽戲。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625.

康熙元年(1662年2月7日－1663年2月7日)6月23日，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了對鄭成功攻佔臺灣進行報復，決定派出一支強大的艦隊前往中國沿海，企圖恢復他們在臺灣地區失去的一切，用武力對付鄭氏，並與清政府建立貿易關係。為此，組織12艘戰船，配備756名水手、528名士兵及充足的武器彈藥給養，並任命巴城第二高級商務員巴爾薩爾•包爾特(Balthasar Bort)為艦隊司令。該艦隊於8月7日抵達中國沿海，船上樹有“助大清”字樣旗幟。14日，抵達福州五虎門外。10月，靖南王耿精忠和福建總督李率泰從漳州趕回，表示荷蘭人要求“協助大清國剿滅鄭逆”之事，必須請示清廷，但荷蘭人在福州居住到次年3月時，北京的諭旨仍不見下來，巴爾薩爾•包爾特決定率船隊返回，並與閩安鎮總兵韓尚亮約定“六月間再來”。荷蘭方面同時提出要進攻澳門，但遭清朝政府嚴詞拒絕。

康熙元年(1662年2月7日－1663年2月7日)6月23日，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了對鄭成功攻佔台灣進行報復，決定派出一支強大的艦隊前往中國沿海，企圖恢復他們在台灣地區失去的一切，用武力對付鄭氏，並與清政府建立貿易關係。為此，荷方組織12艘戰船，配備756名水手、528名士兵及充足的武器彈藥給養，並任命巴城第二高級商務員巴爾薩爾•包爾特(Balthasar Bort)為艦隊司令。該艦隊於8月7日抵達中國沿海，船上樹有“助大清”字樣旗幟。14日，抵達福州五虎門外。10月，靖南王耿精忠和福建總督李率泰從漳州趕回，表示荷蘭人要求“協助大清國剿滅鄭逆”之事，必須請示清廷，但荷蘭人在福州居住到次年3月時，北京的諭旨仍不見下來，巴爾薩爾•包爾特決定率船隊返回，並與閩安鎮總兵韓尚亮約定“六月間再來”。荷蘭方面同時提出要進攻澳門，但遭清朝政府嚴詞拒絕。 滿文檔：《禮部尚書沙澄等為賞賜荷蘭船兵事題本》稱這支艦隊的負責人為“荷蘭國出海王苗焦沙烏”，轉引安雙成：《康熙初年荷蘭船隊來華貿易史料》，載《歷史檔案》2006年第7期。 程紹剛譯：《荷蘭人在福爾摩沙：1624－1662》，第562－565頁；《靖南王耿繼茂等為報荷蘭船助攻金門等處情形事題本》，轉引安雙成：《康熙初年荷蘭船隊來華貿易史料》，載《歷史檔案》2006年第7期。 衛思韓(John E. Wills)：《1662－1690年期間清朝與荷蘭的關係》，載《中國史研究動態》第9期，1985年。

康熙五年（1666年2月4日－1667年1月23日）8月7日，小佩德羅•馬克斯（Pedro Marqués Júnior）、羅迪我（Baltasar-Diogo de Rocha）、曼努埃爾•雷依斯（Manuel dos Reis）3位神父從暹羅乘船到達澳門。小佩德羅•馬克斯是生於長崎的日葡混血兒，羅迪我與曼努埃爾•雷依斯都是葡萄牙人。

康熙五年（1666年2月4日－1667年1月23日）8月7日，小佩德羅•馬克斯（Pedro Marqués Júnior）、羅迪我（Baltasar-Diogo de Rocha）、曼努埃爾•雷依斯（Manuel dos Reis）3位神父從暹羅乘船到達澳門。小佩德羅•馬克斯是生於長崎的日葡混血兒，羅迪我與曼努埃爾•雷依斯都是葡萄牙人。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55—56頁。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2月19日－1701年2月7日）7月17日，澳門議事會因“聖安東尼奧”號船長加斯巴•法蘭古（Gaspar Francisco da Silva）在與議事會交涉中“言辭難聽，並帶有侮辱性”，故將其送往媽閣炮台關押，後由議事會一名代表前往解決。8月7日，加斯巴•法蘭古獲釋。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2月19日－1701年2月7日）7月17日，澳門議事會因“聖安東尼奧”號船長加斯巴•法蘭古（Gaspar Francisco da Silva）在與議事會交涉中“言辭難聽，並帶有侮辱性”，故將其送往媽閣炮台關押，後由議事會一名代表前往解決。8月7日，加斯巴•法蘭古獲釋。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8.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2月16日－1704年2月4日）8月7日，葡印總督派兩艘船即“白雪聖母”號和“快樂聖母•聖安東尼奧（Nossa Senhora dos Prazeres e S．António）”號抵達澳門，其中由海軍少校特謝拉·皮尼奧（Luís Teixeira de Pinho）指揮的“白雪聖母”號前往帝汶，載去240名士兵支援帝汶總督對土著人的戰爭，另一艘船則由澳門總督施基拿派往果阿。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2月16日－1704年2月4日）8月7日，葡印總督派兩艘船即“白雪聖母”號和“快樂聖母•聖安東尼奧（Nossa Senhora dos Prazeres e S．António）”號抵達澳門，其中由海軍少校特謝拉·皮尼奧（Luís Teixeira de Pinho）指揮的“白雪聖母”號前往帝汶，載去240名士兵支援帝汶總督對土著人的戰爭，另一艘船則由澳門總督施基拿派往果阿。Arquivos de Macau,3a série, Vol.2, p.79;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27.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2月5日－1705年1月24日）8月7日，英國東印度公司3艘商船即“斯特雷塞姆（Stretham）”號、“肯特（Kent）”號及“伊頓（Eaton）”號到達澳門，“斯特雷塞姆”號大班布魯斯特（Brewster）和“肯特”號大班愛德華•赫里斯（Edward Herris）去廣州商討丈量船隻之事，並請來了粵海關監督官員和行商黎安官前來對船進行丈量。當時粵海關官員提出交納船鈔1500兩，經過討價還價，最後同意只需900兩。18日，布魯斯特將船駛進黃埔進行貿易。“斯特雷塞姆”號從馬德拉斯塔往中國的途中，運了一些鴉片到亞齊出賣，每巴赫（bahar）售銀220兩，截至此時，尚無鴉片運到中國的記載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2月5日－1705年1月24日）8月7日，英國東印度公司3艘商船即“斯特雷塞姆（Stretham）”號、“肯特（Kent）”號及“伊頓（Eaton）”號到達澳門，“斯特雷塞姆”號大班布魯斯特（Brewster）和“肯特”號大班愛德華•赫里斯（Edward Herris）去廣州商討丈量船隻之事，並請來了粵海關監督官員和行商黎安官前來對船進行丈量。當時粵海關官員提出交納船鈔1500兩，經過討價還價，最後同意只需900兩。18日，布魯斯特將船駛進黃埔進行貿易。“斯特雷塞姆”號從馬德拉斯塔往中國的途中，運了一些鴉片到亞齊出賣，每巴赫（bahar）售銀220兩。截至此時，尚無鴉片運到中國的記載。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33—134頁。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2月16日－1723年2月4日）8月7日，方濟各會會士、南京主教熱蘇斯•若澤（Manuel de Jesus Maria José）乘“聖安娜”號船抵達澳門。他首先進行的工作之一是讓他的總會長曼努埃爾•沙伽斯（Manuel das Chagas）修士訪問教區；然而，由於同年12月20日康熙皇帝逝世，新皇帝下令禁教，此事未果。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2月16日－1723年2月4日）8月7日，方濟各會會士、南京主教熱蘇斯．若澤（Manuel de Jesus Maria José）乘“聖安娜”號船抵達澳門。他首先進行的工作之一是讓他的總會長曼努埃爾．沙伽斯（Manuel das Chagas）修士訪問教區；然而，由於同年12月20日康熙皇帝逝世，新皇帝下令禁教，此事未果。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05頁。

雍正二年（1724年1月26日－1725年2月12日）7月21日，英國東印度公司“麥士里菲爾德（Macclesfield）”號抵達澳門；30日，大班與秀官簽訂生絲、絲織品及茶葉合約。8月7日，簽訂大部分粗貨合約。同時，亦將他們運來的毛織品售給秀官。合約簽訂後，“麥士里菲爾德”號駛入黃埔。因康熙皇帝的逝世，東印度公司董事部擔心中國會出現混亂，故只派1艘船來廣州，廣州管理會成員由皮特（G.M.Pitt）、理查德•尼科爾森（Richard Nicholson）及羅伯特•哈德森（Capt.Robert Hudson）船長3人組成。

雍正二年（1724年1月26日－1725年2月12日）7月21日，英國東印度公司“麥士里菲爾德（Macclesfield）”號抵達澳門；30日，大班與秀官簽訂生絲、絲織品及茶葉合約。8月7日，簽訂大部分粗貨合約。同時，亦將他們運來的毛織品售給秀官。合約簽訂後，“麥士里菲爾德”號駛入黃埔。因康熙皇帝逝世，東印度公司董事部擔心中國會出現混亂，故只派1艘船來廣州，廣州管理會成員由皮特（G. M. Pitt）、理查德．尼科爾森（Richard Nicholson）及羅伯特．哈德森（Capt. Robert Hudson）船長3人組成。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77—180頁。

雍正五年（1727年1月22日－1728年2月9日）8月7日，葡國王譴責澳門議事會罔顧國王命令，行事專制，“將一些市民驅逐到英國人、荷蘭人和西班牙人的土地上”。1727年議事會專職官員有：弗朗西斯科•多烏特爾、科雷亞•莫塔（João Correia da Mota）、阿佈雷烏•桑帕約（José de Abréu de Sampaio）、若瑟•西爾維拉（José da Silveira）和奧利維拉•帕依瓦（António de Oliveira Paiva）。

雍正五年（1727年1月22日－1728年2月9日）8月7日，葡國王譴責澳門議事會罔顧國王命令，行事專制，“將一些市民驅逐到英國人、荷蘭人和西班牙人的土地上”。1727年議事會專職官員有：弗朗西斯科．多烏特爾、科雷亞．莫塔（João Correia da Mota）、阿佈雷烏．桑帕約（José de Abréu de Sampaio）、若瑟．西爾維拉（José da Silveira）和奧利維拉．帕依瓦（António de Oliveira Paiva）。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292.

乾隆三年（1738年2月19日－1739年2月7日）8月5日，德國籍耶穌會士鮑友管（Antoine Gogeisl）神父、魏繼晉（Florian Bahr）神父和奧地利籍耶穌會士劉松齡（Augustin de Hallerstein）、南懷仁（Godefroid-Xavier de Limbeckhoven）及席伯爾神父乘“聖安娜”船抵達澳門。7日，法國籍耶穌會士嘉類思（Louis du Gad）神父、王致誠（又譯王之臣，Jean-Denis Attiret）修士及楊自新（Gilles Thébault）修士抵達澳門。劉松齡、鮑友管能知天文曆法，魏繼晉能知律呂之學，王致誠善畫喜容人物，楊自新能於鐘錶。10月，內務府將以上五人姓名交與廣東督撫，令其派人伴送進京。

乾隆三年（1738年2月19日－1739年2月7日）8月5日，德國籍耶穌會士鮑友管（Antoine Gogeisl）神父、魏繼晉（Florian Bahr）神父和奧地利籍耶穌會士劉松齡（Augustin de Hallerstein）、南懷仁（Godefroid-Xavier de Limbeckhoven）及席伯爾神父乘“聖安娜”船抵達澳門。7日，法國籍耶穌會士嘉類思（Louis du Gad）神父、王致誠（又譯王之臣，Jean-Denis Attiret）修士及楊自新（Gilles Thébault）修士抵達澳門。劉松齡、鮑友管能知天文曆法，魏繼晉能知律呂之學，王致誠善畫喜容人物，楊自新能於鐘錶。10月，內務府將以上五人姓名交與廣東督撫，令其派人伴送進京。吳旻、韓琦編校：《歐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獻彙編》26《西洋人徐懋德等奏報新到澳門之劉松齡等有技藝西洋人》，第58頁；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775、778、792、811、820、826頁。唯席伯爾為何人？待考。費賴之書及榮振華書均稱三位法國教士同抵中國，未言他們至澳門。但《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第4卷第287頁王致誠的信稱他們至澳門。

乾隆十一年（1746年1月22日－1747年2月8日）8月7日，兩廣總督李侍堯下令禁止歐洲婦女在廣州居住。此項禁令早已發佈過，為的是不讓歐洲商人在廣州定居，婦女們應當留在澳門。[1]張甄陶亦言：“向來各番從無帶人口入內地之例，近年乃有一二番舶將婦女載入內地。經前制憲行司查議，許其寄搭澳門居住，回船仍載出口。”[2] [1]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35頁。 [2]張甄陶：《制馭澳夷論》，載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9帙。

乾隆十一年（1746年1月22日－1747年2月8日）8月7日，兩廣總督李侍堯下令禁止歐洲婦女在廣州居住。此項禁令早已發佈過，為的是不讓歐洲商人在廣州定居，婦女們應當留在澳門。張甄陶亦言：“向來各番從無帶人口入內地之例，近年乃有一二番舶將婦女載入內地。經前制憲行司查議，許其寄搭澳門居住，回船仍載出口。”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35頁。 張甄陶：《制馭澳夷論》，載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9帙。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2月2日─1784年1月21日)8月7日，澳門議事會被迫將一名葡萄牙士兵槍決，廣州政府派來幾名官員監刑。按例這種罪行是可以處以絞刑的，但廣東巡撫不准用絞刑。這名葡萄牙士兵是在幾個月前用刺刀刺死了一名中國人，澳門葡人用盡辦法拯救，卻是徒勞。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2月2日─1784年1月21日)8月7日，澳門議事會被迫將一名葡萄牙士兵槍決，廣州政府派來幾名官員監刑。按例這種罪行是可以處以絞刑的，但廣東巡撫不准用絞刑。這名葡萄牙士兵是在幾個月前用刺刀刺死了一名中國人，澳門葡人用盡辦法拯救，卻是徒勞。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408頁。

嘉慶十七年（1812年2月13日─1813年1月31日）8月7日，華工石保致函澳門鋪戶南兄等，敘述在巴西種茶生活情形。華工亞騰等亦曾致信澳門鋪戶南兄，敘述在巴西王家花園種茶情形並托帶茶種及制茶工具。先是，第一批茶種和種茶的中國移民從澳門一起被送到巴西里約熱內盧的王家花園。通過澳門市政議員拉法爾·阿爾梅達的幫助，從印度洋法屬島嶼取得的第一批外國植物，於1809年運到里約熱內盧。1811年3月1日，攝政王唐·若奧頒發特許令，建立里約熱內盧植物園。1812年，拉法爾又從澳門寄出了茶種。來自澳門的第一批茶種和種茶的中國移民一同被送到植物園。1817年，德國人斯皮克斯（Spix）和馬修斯（Maturius）到達里約熱內盧，參觀了植物園。後來在其《巴西遊記》中稱：“園中主要種植中國茶樹。目前有6000株茶樹，這里種植、采摘和烘焙茶葉的方法與中國的完全一樣。葡萄牙政府特別重視種茶。中國每年向英國出口的茶葉價值達3000萬雷阿爾。前部長利尼雷亞斯伯爵命人從中國找來數百名中國種植者，據說這些人是來自中國內地，種茶經驗豐富。”里約熱內盧另一處有中國人種茶的地方是聖克魯斯皇家農場，為葡國宮廷的夏宮。許多華工被送到這里。

清嘉慶十七年（1812年2月13日─1813年1月31日）8月7日，華工石保致函澳門鋪戶南兄等，敘述在巴西種茶生活情形。華工亞騰等亦曾致信澳門鋪戶南兄，敘述在巴西王家花園種茶情形並托帶茶種及制茶工具。先是，第一批茶種和種茶的中國移民從澳門一起被送到巴西里約熱內盧的王家花園。通過澳門市政議員拉法爾·阿爾梅達的幫助，從印度洋法屬島嶼取得的第一批外國植物，於1809年運到里約熱內盧。1811年3月1日，攝政王唐·若奧頒發特許令，建立里約熱內盧植物園。1812年，拉法爾又從澳門寄出了茶種。來自澳門的第一批茶種和種茶的中國移民一同被送到植物園。1817年，德國人斯皮克斯（Spix）和馬修斯（Maturius）到達里約熱內盧，參觀了植物園。後來在其《巴西遊記》中稱：“園中主要種植中國茶樹。目前有6000株茶樹，這里種植、采摘和烘焙茶葉的方法與中國的完全一樣。葡萄牙政府特別重視種茶。中國每年向英國出口的茶葉價值達3000萬雷阿爾。前部長利尼雷亞斯伯爵命人從中國找來數百名中國種植者，據說這些人是來自中國內地，種茶經驗豐富。”里約熱內盧另一處有中國人種茶的地方是聖克魯斯皇家農場，為葡國宮廷的夏宮。許多華工被送到這里。《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華工亞騰等致澳門鋪戶南兄敘述在巴西王家花園種茶情形並托帶茶種及制茶工具書信》，第123頁。莫拉：《l9世紀上半葉澳門與巴西的關係》，載《文化雜誌》第22期，1995年；據J.C.Fletcher and D.P.Kidder, Brazil and the Brazilians, 第418—419頁稱，1810年，葡萄牙人從澳門運載幾百名種茶華工到巴西，後因天氣酷熱而全部死光。這一記錄是否屬實，與其他文獻相悖。

1830年（清道光十年）8月7日，廣州知府發佈告示，命令所有來華的女人一律要在澳門上岸，不得進入廣州居住。10月10日，香山縣令發佈公告，禁止妓女在私宅、棚屋和花船上賣淫。

道光十八年（1838年1月26日─1839年2月13日）8月7日，已去世的澳門巨富俾利喇之幼女瑪麗亞•俾利喇（D. Maria Arm Josefa Pereira）與澳門出生世家馬葵士家族的勞倫索•馬葵士（Lourenço Caetano Cortela Marques）在花王堂結婚。瑪麗亞•俾利喇，1825年4月21日生於大堂，精通法文、德文和義大利文，在音樂和文學方面有很深的造詣。她熱衷於教區事業，由於她繼承了其父的大量遺產，她經常以其財富幫助窮人，被公認為澳門的大善人。1901年8月23日逝世。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1月26日─1839年2月13日）8月7日，已去世的澳門巨富俾利喇之幼女瑪麗亞•俾利喇（D. Maria Arm Josefa Pereira）與澳門出生世家馬葵士家族的勞倫索•馬葵士（Lourenço Caetano Cortela Marques）在花王堂結婚。瑪麗亞•俾利喇，1825年4月21日生於大堂，精通法文、德文和義大利文，在音樂和文學方面有很深的造詣。她熱衷於教區事業，由於她繼承了其父的大量遺產，她經常以其財富幫助窮人，被公認為澳門的大善人。1901年8月23日逝世。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2, p. 988.

咸豐四年（1854年1月29日─1855年2月16日）8月7日，托馬斯‧雷斯利（Thomaz C. Leslie）被任命為葡萄牙駐廣州副領事。以在若翰‧鄧特領事缺席情況下處理相關事務。

咸豐四年（1854年1月29日─1855年2月16日）8月7日，托馬斯‧雷斯利（Thomaz C. Leslie）被任命為葡萄牙駐廣州副領事。以在若翰‧鄧特領事缺席情況下處理相關事務。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19頁。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4月5日，《公正報》（O Imparcial）出版發行。其主要編輯及撰稿人員有律師小若阿金．巴士度（António Joaquim Bastos Jr. ）、小梅洛、維森特．保祿（Dr. Vicente de Paulo）和薩拉維齊．皮特（Vicente de Paulo Salawitchy Pitter）。該報的主要撰稿人均為澳門社會名流，故該報又稱為當地上流社會人士交流的園地。該報於1880年8月7日停刊。[1] [1]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 46─47.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4月5日，《公正報》（O Imparcial）出版發行。其主要編輯及撰稿人員有律師小若阿金．巴士度（António Joaquim Bastos Jr. ）、小梅洛、維森特．保祿（Dr. Vicente de Paulo）和薩拉維齊．皮特（Vicente de Paulo Salawitchy Pitter）。該報的主要撰稿人均為澳門社會名流，故該報又稱為當地上流社會人士交流的園地。該報於1880年8月7日停刊。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 46─47.

光緒十二年（1886年2月4日─1887年1月23日）8月7日，任命高若瑟（Firmino José da Costa）擔任澳門總督。

光緒十二年（1886年2月4日─1887年1月23日）8月7日，任命高若瑟（Firmino José da Costa）擔任澳門總督。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46頁。

宣統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8月7日，葡萄牙1838噸重的“聖米格爾（S.Miguel）”號巡洋艦，在船長安東尼奧‧巴士度（António Ferreira Pinto Basto）的率領下進行環球航行時途經澳門。

宣統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8月7日，葡萄牙1838噸重的“聖米格爾（S.Miguel）”號巡洋艦，在船長安東尼奧‧巴士度（António Ferreira Pinto Basto）的率領下進行環球航行時途經澳門。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43頁。

民國元年(1912年1月1日-1912年12月31日)8月7日，因香港飽受長洲和大嶼山周圍海盜綁架勒索的折磨，英國政府派外務大臣哈利法克斯(Halifax)到澳門，與澳門政府協商中葡聯合清剿海盜事宜，同時香港方面認為這些海盜的總部就在大橫琴島：“毫無疑問，澳門本身就是一個海盜出沒之地－長洲事件中所使用的舢板就是在那裡找到的，這一事證明了此言不虛－而且，中國人與葡萄牙人之間尚在爭議的三座小島，即灣仔、大橫琴和小橫琴，眼下處在兩國政府都不管的狀態，沒有警察和軍隊把那些不受歡迎的傢夥拒之門外，成了亡命之徒的一個便利而安全的庇護所。”而葡萄牙人並不願意承認海盜的大本營即在大橫琴島，因為如果中國軍隊前往橫琴島征討，葡萄牙人擔心損害自己對這幾座島嶼的主權。

民國元年(1912年1月1日-1912年12月31日)8月7日，因香港飽受長洲和大嶼山周圍海盜綁架勒索的折磨，英國政府派外務大臣哈利法克斯(Halifax)到澳門，與澳門政府協商中葡聯合清剿海盜事宜，同時香港方面認為這些海盜的總部就在大橫琴島：“毫無疑問，澳門本身就是一個海盜出沒之地－長洲事件中所使用的舢板就是在那裡找到的，這一事證明了此言不虛－而且，中國人與葡萄牙人之間尚在爭議的三座小島，即灣仔、大橫琴和小橫琴，眼下處在兩國政府都不管的狀態，沒有警察和軍隊把那些不受歡迎的傢夥拒之門外，成了亡命之徒的一個便利而安全的庇護所。”而葡萄牙人並不願意承認海盜的大本營即在大橫琴島，因為如果中國軍隊前往橫琴島征討，葡萄牙人擔心損害自己對這幾座島嶼的主權。英國檔案局：CO129/392,1912年9月2日，轉引自傑弗里．C. 岡恩：《澳門史：1557-1999》第5章，第130-131頁。

民國三年 (1914年1月1日─1914年12月31日)6月8日，文第士 (Manuel da Silva Mendes)大律師申請延長1913年1月17日批給的位於東望洋山石場的開採許可。他於1914年8月7日在該處租用30萬平方米土地。

民國三年 (1914年1月1日─1914年12月31日)6月8日，文第士 (Manuel da Silva Mendes)大律師申請延長1913年1月17日批給的位於東望洋山石場的開採許可。他於1914年8月7日在該處租用30萬平方米土地。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民政管理檔，第327號卷宗，第S-P號文件，轉引自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第77頁。

民國四年(1915年1月1日─1915年12月31日)10月9日，軍醫若奧．阿拉烏熱(João Machado de Araújo)少校申請在橫琴島舵尾之白沙林處設立一所麻風院。此申請後由1916年8月7日第166A號訓令執行。

民國四年(1915年1月1日─1915年12月31日)10月9日，軍醫若奧．阿拉烏熱(João Machado de Araújo)少校申請在橫琴島舵尾之白沙林處設立一所麻風院。此申請後由1916年8月7日第166A號訓令執行。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民政管理檔，第230號卷宗，第S-L號文件，轉引自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86頁。

民國七年(1918年1月1日-1918年12月31日)8月7日，多明戈斯．格列高里(Domingos Gregório)出任氹仔及路環區統領及政務廳廳長，直至1919年1月2日。

民國七年(1918年1月1日-1918年12月31日)8月7日，多明戈斯．格列高里(Domingos Gregório)出任氹仔及路環區統領及政務廳廳長，直至1919年1月2日。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324頁。

民國九年(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8月7日，葡萄牙第1005號法律首次將詳細的海外政治行政章程引入憲法內，該法律廢止1911年憲法第67條及第87條，取而代之的是以“葡萄牙殖民地”為標題的第五編。該編共有六條。借本次修憲所制定的海外政治行政組織，賦予各殖民地本身的管理機關高度自治。這些機關基本上有三個，包括總督、立法委員會(Conselho Legislativo，又稱議例局)及執行委員會(Conselho Executivo，又稱議政局)。而過往的政務委員會按職責被劃分成兩個獨立機關，其中立法委員會由澳督任主席，成員包括議事公局主席、一名市政議員代表、一名由30位納稅最多的人士選舉的市民代表，再由總督委任兩位華人代表。立法委員會為立法諮詢機構，本身並無立法權，僅有立法動議權，目的在於“有當地代表參與，以配合各殖民地本身的發展”。簡言之，第1005號法律這次革新只涉及海外殖民地的政治行政組織，而並不涉及基本權利。有關基本權利的事宜全部由共同適用的憲法所規範。其中1920年11月19日第7151號命令重申此點，並賦予居住於葡萄牙殖民地的“歐洲人”及“當地人”同等權利。

民國九年(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8月7日，葡萄牙第1005號法律首次將詳細的海外政治行政章程引入憲法內，該法律廢止1911年憲法第67條及第87條，取而代之的是以“葡萄牙殖民地”為標題的第五編。該編共有六條。借本次修憲所制定的海外政治行政組織，賦予各殖民地本身的管理機關高度自治。這些機關基本上有三個，包括總督、立法委員會(Conselho Legislativo，又稱議例局)及執行委員會(Conselho Executivo，又稱議政局)。而過往的政務委員會按職責被劃分成兩個獨立機關，其中立法委員會由澳督任主席，成員包括議事公局主席、一名市政議員代表、一名由30位納稅最多的人士選舉的市民代表，再由總督委任兩位華人代表。立法委員會為立法諮詢機構，本身並無立法權，僅有立法動議權，目的在於“有當地代表參與，以配合各殖民地本身的發展”。簡言之，第1005號法律這次革新只涉及海外殖民地的政治行政組織，而並不涉及基本權利。有關基本權利的事宜全部由共同適用的憲法所規範。其中1920年11月19日第7151號命令重申此點，並賦予居住於葡萄牙殖民地的“歐洲人”及“當地人”同等權利。蕭偉華(Jorge Noronha e Silveira)：《澳門憲法歷史研究資料(1820─1974)》，第45─47頁。

民國二十九年 (1940年1月1日-1940年12月31日)8月7日，葡國政府官報發表，決定任命戴思樂少校為澳門總督。10月29日，正式履任。戴思樂生於馬德拉島，畢業於科英布拉大學。一戰期間加入葡軍，官至少尉，專責赴法葡軍運輸任務，後升任護航等軍職。1929-1934年，調赴葡屬非洲殖民地，擢升莫桑比克德爾加杜角省 (Provincia de Cabo Delgado)省長。1935年，再次返回葡萄牙於參謀部供職，繼任“沙忌利士”號練習艦長，曾奉派赴英參加英皇喬治五世 (George V)奉安大典。1939年，改任莫桑比克洛倫索‧馬貴斯新港 (Lourenço Marques)航政局長，專責東菲葡屬海岸全線航線標及燈塔。因成績卓著，旋即升任澳門總督。

民國二十九年 (1940年1月1日-1940年12月31日)8月7日，葡國政府官報發表，決定任命戴思樂少校為澳門總督。10月29日，正式履任。戴思樂生於馬德拉島，畢業於科英布拉大學。一戰期間加入葡軍，官至少尉，專責赴法葡軍運輸任務，後升任護航等軍職。1929-1934年，調赴葡屬非洲殖民地，擢升莫桑比克德爾加杜角省 (Provincia de Cabo Delgado)省長。1935年，再次返回葡萄牙於參謀部供職，繼任“沙忌利士”號練習艦長，曾奉派赴英參加英皇喬治五世 (George V)奉安大典。1939年，改任莫桑比克洛倫索‧馬貴斯新港 (Lourenço Marques)航政局長，專責東菲葡屬海岸全線航線標及燈塔。因成績卓著，旋即升任澳門總督。《關於任命新澳門總督件》，載張海鵬主編：《中葡關係史資料集》 (下冊)，第2090頁；《華商報》1941年5月9日；《市民日報》1944年10月29日《澳督蒞任4周年紀念特刊》；《西南日報》1942年10月17日。

民國三十八年 (1949年1月1日-1949年12月31日)8月7日，澳門航空公司澳穗線客機開航典禮正式舉行，澳門各華報記者被邀請參加，乘機赴穗小游，計參加此次開航者有該公司經理梁昌、秘書王深銘、經濟局宣傳處主任白樂迪等22人。正午12點搭機前往廣州，下午兩點半由廣州返澳。

民國三十八年 (1949年1月1日-1949年12月31日)8月7日，澳門航空公司澳穗線客機開航典禮正式舉行，澳門各華報記者被邀請參加，乘機赴穗小游，計參加此次開航者有該公司經理梁昌、秘書王深銘、經濟局宣傳處主任白樂迪等22人。正午12點搭機前往廣州，下午兩點半由廣州返澳。《市民日報》1949年8月7、8日。

2002年8月7日，行政長官委任14位在科學、技術及創新領域內被公認為傑出的人士擔任澳門科技委員會成員。